纽约时报

译者 | 《纽约时报》余华:5月35日的精神

核心提示:“如果我们真的有了6月4日那样的自由,还会有这样的活力和创造力吗?” 原文: The Spirit of May 35th   作者:余华 时间:2011年6月23日 译者:爻义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校对 你可能认为5月35日是个虚拟的日子,但在中国,它是真实存在的。它指的实际上是6月4日,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件“的日子,这个词在互联网上被禁掉了,人们于是使用“5月35日”来逃避审查和纪念那天发生的事。 今年早些时候我访问台湾的时候,我的书《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在那儿刚刚出版。我被问到,“为什么这本书不能在大陆出版,而你的小说《兄弟》却可以?” 这就是虚构与非虚构的差别:尽管两本书都是关于当代中国的,《兄弟》触及的是隐晦的事因而可以成为漏网之鱼,而《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过于直白,逃不过审查。  “《兄弟》是5月35日”,我解释道,“而《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更像6月4日。” 想要表达观点的话,5月35日式的词汇成了今天的例行规则。根据最新的数字,中国有四亿五千七百万网民,三亿三百万中国人可以用手机上网。在网上控制这些用户不越距是巨大的工作,政府最有效的控制机制是把某些词汇设定为不可接受,直接禁止它们在网上使用。 于是那些热衷于表达他们自己观点的人发现他们发不出声音。互联网服务器——你可以叫它们为自动过滤器——会孜孜不倦的屏蔽所有包含这些划了红线词语的评论。 我有次想要在网上贴我的一个随笔。虽然它无关政治,但是一个错误的信息不断弹出来。起初,我以为是我写错一两个词,于是修改了几处错误的拼写,但是那个恼人的错误的信息不断出现。最终,我意识到那个文章触犯了几个敏感词。虽然分布在不同的段落,那些敏感词使得自动的审查者认定我就是一个政治异见人士。 我们不知道多少词被列入了黑名单,或者哪些被禁止的词现在可以使用。有时候你可以成功避免所有的禁忌,发表你的观点,不过一旦你加入一个敏感词,它立刻会被删掉。 于是我们随机应变。随着中国政府不断宣传“和谐社会”,互联网用户狡猾地把这个词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裁剪了。假如一个人写道:“小心你不要被和谐了,”实际他的意思是:“小心你不要被噤声了”或“小心你不要被捕了。”“和谐”这词最有5月35日的精神。官员们当然十分明白这个词在网上的含义,但他们不能禁掉这个词,因为这样做,会触犯他们制定的“和谐社会”的含义。因此“和谐”被公众劫持了。 这就是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实际上,每人都掌握了“5月35日”的表达艺术,我本人也很精通。 我谈过言论自由的问题。我曾贴过一篇文章引用我在慕尼黑的讲话。那文章说:“我被问到:‘在中国是否有言论自由?’‘当然有,’我回答。‘在任何国家,’我继续道,‘言论自由都是相对的。在德国你可以骂你的首相,但你不敢骂你的邻居。在中国,我们不能骂我们的总理,但我们可以自由地骂隔壁的家伙。’” 关于中国的权力集中,我写道:“在台湾我告诉一个记者,‘这里你跟政客握手需要戴手套,因为他们总是要出门拉票、和人们握手。在大陆你不需要手套,因为我们的政客从来不必亲手做任何事。你不会在他们的手指上找到任何的细菌。” 既然第一段评论强调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而另一段似乎只是聚焦于卫生的问题,两篇文章都毫无问题的发表在互联网上了。我的读者知道我要表达的。 我一直乐意以“5月35日”模式来写作,我很感谢这种虚构的形式,因为虚构政治化不明显,但实质上也可以借用作5月35日式的词汇。以六月四日的模式写作,正如我在《十个词汇的中国》里所作的,是与我通常写作方式的一次告别。 在台湾经常会被问的一个问题是,“假如你用第11个词汇来描述中国,那会是什么?“ “自由!”我回答。 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当然不是那种熟悉的6月4日那种自由,而是这种更高深的5月35日式的。 5月35日式的自由是一种艺术。为了能够在互联网上表达观点的时候躲过审查,中国人利用了充分利用了汉语的修辞功能,达到了一种非常微妙的程度,融合讽刺和比喻,滑稽和夸张,冷嘲热讽地表达不满。 我确信我们的语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丰富和有活力。有时候我不禁想,假如某天6月4日式的自由真的到来了,我们是否还会如此有活力,如此有想象力? 或许我们可以描述中国互联网政治是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但你不应该想象中国互联网的老鼠像迪斯尼卡通里的老鼠那么灵巧,政府这个大猫也不像卡通的猫那么笨。当我们的互联网老鼠要嘲讽他们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确保旁边有个老鼠洞可以随时溜走。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听到真相,但没有很多人敢讲出来。但即使我们的互联网老鼠只能与政府大猫玩智力游戏,而不能直接参与体育行动,它仍然对我们是一种安慰——因为我们没有6月4日式的自由,只有5月35日的。 作者简介:余华1960年生于杭州。在文革后他被分配做一名牙医。在替人拔牙拔了五年之后,他决定成为一名作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写作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的短篇开始为人所知。从那之后他写了四本小说,包括《活着》和《兄弟》;几部散文;并对绕过审查的艺术颇有心得。他的新书《10个字汇里的中国》11月将出版。 本文原作为中文,由Allan Barr翻译为英文。 相关阅读: 《经济学人》草泥马,河蟹——洪天健的脑残游记在曼哈顿展出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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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纽约时报》纪思道:嘲讽的威力

作者: 译者  |  评论(5)  | 标签: 时事观点 , 1510部落 核心提示:推翻独裁者只是嘲讽式草根运动的一种应用。在同贫困和诸如犯罪等社会病态的斗争中,最激动人心的潮流就是使用类似模式的青年运动,从下至上来改变各种文化规范。 原文:The Power of Mockery 作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 发表:2011年4月16日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Freeman7777 中东起义背后最绘声绘色的故事,并非卡扎菲上校性感的乌克兰护士,也不是中情局成袋的现钞。由塞尔维亚学生和一位耄耋之年的美国学者所精心拟定的非暴力革命战略如何挑战埃及,突尼斯,巴林和许多其它国家的独裁者才是最值得称道的传奇。 2000年推翻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青年运动组织Otpor(反抗!)绘制了这个“桶中起义”的蓝图。Otpor有这样一个观点,对抗独裁者最有效的武器不是炸弹或激烈的言论,而是嘲讽。Otpor的成员曾把一个印有米洛舍维奇照片的油桶沿着街道滚动,并邀请人们用棒球棒来击打油桶。 Otpor的战略和一位满脸皱纹的波士顿学者吉恩・夏普的学说不谋而合。夏普在美国并不为人所知,但是他却让外国的独裁者不寒而栗。目前,他那推翻专制暴君的指南式著作已被翻译成34种语言,它的阿语版本去年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 在推翻米洛舍维奇之后,Otpor开始为来自其它国家,包括很多来自中东地区的民主活动人士举办培训会。 几天前,埃及四六青年运动(这个运动领导推翻了总统胡思尼・穆巴拉克)领导者之一的穆罕默德・阿德尔告诉我说,“我们大概有15个人从埃及去了塞尔维亚。我们当前在开罗使用的办法就是在塞尔维亚学到的。” 他说,他在塞尔维亚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就是非暴力的威力:“如果有人正在殴打你,不要去攻击他。不要用任何暴力跟他们对抗。你只要拍下他们的照片,把他们放到互联网上。” 推翻独裁者只是这种草根运动的一种应用。在同贫困和其它诸如犯罪等社会病态的斗争中,最激动人心的潮流就是使用类似模式的青年运动,从下至上来改变各种文化规范。 蒂娜・罗森伯格是一名资深作家和记者,也是纽约时报网站观点(Opinion)栏目的撰稿人。在她的新书《加入俱乐部》(Join the Club)中,她提供了一个睿智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为达到社会变革而发起的从下至上的倡议。我最喜欢的例子就是书中提到的青少年吸烟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起到劝阻青少年吸烟的作用。电视广告说,吸烟会把你们的牙齿变黄,会要了你们的命,但是青少年们却觉得自己刀枪不入。成年人联合反对青少年吸烟,还有什么比在他们吸烟的时候不停唠叨更容易让他们逆反的呢?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垂头丧气的反烟倡议者开始向青少年展示,烟草公司是如何操纵他们使他们上瘾的。从佛罗里达开始,青少年们设计出一系列搞笑又让人难堪的,以恶意电话为模式的电视广告。 其中一个广告表现了几个青年人给一家推销香烟的广告机构打电话的过程。孩子们说要给那家机构颁发杀害大量青少年的奖励,那里的员工吓得惊慌失措。 在一个于多个国家播放的广告中,一位年轻人给一家烟草公司打电话,说自己是一名遛狗者。他向烟草公司提供了一个商业建议:他想把狗尿卖给烟草公司。他在广告中这样解释,“狗尿富含尿素,而香烟里就含有尿素。” 罗森伯格指出,“好像在公共健康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使用过恶意电话发起媒体运动。”但是这个广告却成功了。 这场青年运动传播到了其它国家,它避免任何诸如“别吸烟啦”一类假惺惺的信息。它把孩子们从利用烟草进行反叛,引导到反抗烟草上。在二十年间,佛罗里达州有着全美最多的高中一年级辍学生和吸烟初中生。不到十年,该州高中生吸烟率下降了一半。 通过团队努力来改变文化的做法并不新鲜。它是戒酒无名会(Alcoholics Anonymous),体重看守者(Weight Watchers),小额信贷群体和众多消除贫困、犯罪和黑帮暴力的倡议模式的一部分。罗森伯格举了一个位于哥伦比亚特区,名叫Benning Terrace的住房项目区的例子。该地区在两年中曾有53人死于帮派暴力。接着,一个由地方刑满释放者和前吸毒者组成的团体参与了进来,并开始同帮派分子一起干活。 刑满释放者拥有警察和社会工作者都没有的街头形象,他们同帮派年轻人一起干活,让他们觉得黑帮暴力并不“潇洒”。之后13年,那里再也没有一起跟黑帮有关的杀人案。 另一个例子,则是为提高黑人大学生的微积分成绩而做的超级成功的努力。这项活动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那里的黑人学生的微积分平均成绩只有D+。该项目把黑人学生和西班牙裔学生安排成一个个小团队,让他们提供同伴帮助,而通过某些手段,这些参与者现在的微积分成绩比白人和亚洲学生都要好。 有时候,改变社会最强大的力量就是一群携手打拼、对(习惯、习俗)不当回事、喜欢说俏皮话的学生。 (欢迎访问的我博客:http://kristof.blogs.nytimes.com,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nicholaskristof。我的脸书:kristof,推号:@nickkristof)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5 个评论 译者的最新更新: 《纽约客》“寒”朝 / 2011-07-05 14:38 / 评论数( 5 ) 《洛杉矶时报》中国纠结于食品安全问题 / 2011-07-01 20:30 / 评论数( 10 ) 《 民族》非暴力战士――吉恩・夏普 / 2011-06-29 19:21 / 评论数( 10 ) 中国见红 从个人案例看中国人的精神健康 / 2011-06-28 21:12 / 评论数( 7 ) 德国之声 郭美美事件引发反贪腐行动 / 2011-06-28 21:02 / 评论数(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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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纽约时报》纪思道:嘲讽的威力

核心提示:推翻独裁者只是嘲讽式草根运动的一种应用。在同贫困和诸如犯罪等社会病态的斗争中,最激动人心的潮流就是使用类似模式的青年运动,从下至上来改变各种文化规范。 原文: The Power of Mockery 作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 发表:2011年4月16日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Freeman7777 中东起义背后最绘声绘色的故事,并非卡扎菲上校性感的乌克兰护士,也不是中情局成袋的现钞。由塞尔维亚学生和一位耄耋之年的美国学者所精心拟定的非暴力革命战略如何挑战埃及,突尼斯,巴林和许多其它国家的独裁者才是最值得称道的传奇。 2000年推翻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青年运动组织Otpor(反抗!)绘制了这个“桶中起义”的蓝图。Otpor有这样一个观点,对抗独裁者最有效的武器不是炸弹或激烈的言论,而是嘲讽。Otpor的成员曾把一个印有米洛舍维奇照片的油桶沿着街道滚动,并邀请人们用棒球棒来击打油桶。  Otpor的战略和一位满脸皱纹的波士顿学者吉恩・夏普的学说不谋而合。夏普在美国并不为人所知,但是他却让外国的独裁者不寒而栗。目前,他那推翻专制暴君的指南式著作已被翻译成34种语言,它的阿语版本去年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 在推翻米洛舍维奇之后,Otpor开始为来自其它国家,包括很多来自中东地区的民主活动人士举办培训会。  几天前,埃及四六青年运动(这个运动领导推翻了总统胡思尼・穆巴拉克)领导者之一的穆罕默德・阿德尔告诉我说,“我们大概有15个人从埃及去了塞尔维亚。我们当前在开罗使用的办法就是在塞尔维亚学到的。”  他说,他在塞尔维亚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就是非暴力的威力:“如果有人正在殴打你,不要去攻击他。不要用任何暴力跟他们对抗。你只要拍下他们的照片,把他们放到互联网上。”  推翻独裁者只是这种草根运动的一种应用。在同贫困和其它诸如犯罪等社会病态的斗争中,最激动人心的潮流就是使用类似模式的青年运动,从下至上来改变各种文化规范。  蒂娜・罗森伯格是一名资深作家和记者,也是纽约时报网站观点(Opinion)栏目的撰稿人。在她的新书《加入俱乐部》(Join the Club)中,她提供了一个睿智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为达到社会变革而发起的从下至上的倡议。我最喜欢的例子就是书中提到的青少年吸烟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起到劝阻青少年吸烟的作用。电视广告说,吸烟会把你们的牙齿变黄,会要了你们的命,但是青少年们却觉得自己刀枪不入。成年人联合反对青少年吸烟,还有什么比在他们吸烟的时候不停唠叨更容易让他们逆反的呢?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垂头丧气的反烟倡议者开始向青少年展示,烟草公司是如何操纵他们使他们上瘾的。从佛罗里达开始,青少年们设计出一系列搞笑又让人难堪的,以恶意电话为模式的电视广告。  其中一个广告表现了几个青年人给一家推销香烟的广告机构打电话的过程。孩子们说要给那家机构颁发杀害大量青少年的奖励,那里的员工吓得惊慌失措。  在一个于多个国家播放的广告中,一位年轻人给一家烟草公司打电话,说自己是一名遛狗者。他向烟草公司提供了一个商业建议:他想把狗尿卖给烟草公司。他在广告中这样解释,“狗尿富含尿素,而香烟里就含有尿素。”  罗森伯格指出,“好像在公共健康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使用过恶意电话发起媒体运动。”但是这个广告却成功了。  这场青年运动传播到了其它国家,它避免任何诸如“别吸烟啦”一类假惺惺的信息。它把孩子们从利用烟草进行反叛,引导到反抗烟草上。在二十年间,佛罗里达州有着全美最多的高中一年级辍学生和吸烟初中生。不到十年,该州高中生吸烟率下降了一半。  通过团队努力来改变文化的做法并不新鲜。它是戒酒无名会(Alcoholics Anonymous),体重看守者(Weight Watchers),小额信贷群体和众多消除贫困、犯罪和黑帮暴力的倡议模式的一部分。罗森伯格举了一个位于哥伦比亚特区,名叫Benning Terrace的住房项目区的例子。该地区在两年中曾有53人死于帮派暴力。接着,一个由地方刑满释放者和前吸毒者组成的团体参与了进来,并开始同帮派分子一起干活。  刑满释放者拥有警察和社会工作者都没有的街头形象,他们同帮派年轻人一起干活,让他们觉得黑帮暴力并不“潇洒”。之后13年,那里再也没有一起跟黑帮有关的杀人案。  另一个例子,则是为提高黑人大学生的微积分成绩而做的超级成功的努力。这项活动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那里的黑人学生的微积分平均成绩只有D+。该项目把黑人学生和西班牙裔学生安排成一个个小团队,让他们提供同伴帮助,而通过某些手段,这些参与者现在的微积分成绩比白人和亚洲学生都要好。  有时候,改变社会最强大的力量就是一群携手打拼、对(习惯、习俗)不当回事、喜欢说俏皮话的学生。  欢迎访问的我博客: http://kristof.blogs.nytimes.com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nicholaskristof。我的脸书:kristof,推号:@nickkristof 相关阅读: 《纽约时报》纪思道  为开罗的希望而振奋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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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黑飞族”的尴尬处境

中国,温州——在这个烟雾弥漫,极具创业精神的沿海都市,作为一名新贵的最新象征不再是拥有一辆奔驰,甚至宾利也不够档次。现在的象征是私人直升机。大约每十名温州的超级富豪中就有一人拥有直升机。 关宏生(音译)拥有三架。虽然国家对私人飞机有规定,但是事实上,真的是政府说了算? “就我们现在这样,一周工作80个小时。你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吗?快。”戴着金项链的关先生说。就缓解赚大笔钞票的压力而言,没有什么像坐在直升机里兜风这么过瘾了,他说。 “只有那时候我才能真正的放松下来,”他说,“就是这么回事。” 要是这样做也是合法的就好了。 关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皆为“黑飞族”(black flier)成员——违反相关法律,把飞机偷偷开上天的中国富豪。 当中国富人刚刚有钱买飞机那会,他们时常在空中与中国军方的飞机相撞。 然而中国政府从没考虑过私人飞机会如此快速地发展,更不要说对私人飞机航线批准授权了。 仅仅是申请起飞的许可证就要花费长期繁杂的官方手续,而且最终还会被拒绝。 而获许降落又是另一个麻烦。 于是,这些未得到许可的飞行员冒着偶尔造成一些地面上的损坏,需要赔偿的风险在天上秘密飞行,然而飞过的地方政府对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警告或是管理。对于大多数黑飞族来说,这些可能会让中国普通百姓倾家荡产的罚款根本起不了什么威慑作用。 “这就好比你的家人,你的妻子都不希望到外面鬼混,找小姐。但是你在外面确实是这么做的。”关先生说,“秘密飞行就像是在玩地下情,你做了这件事,但是你不会告诉别人。”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黑飞族的具体数量,但人数不会很多。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2010年,美国频繁飞行的民用飞机有23.7万架。相较而言,中国大约有1,000架已经注册的私人飞机。 没有人知道擅自飞行的飞机数量。但在北京经营一家租赁小型飞机的曹伟(音译)表示,中国有几百驾未备案的飞机,这些飞机都偷偷上过天,其中大多为直升机,直升机之所以倍受青睐,是因为它们不需要跑道。 “直升机不需要很大的空间,飞行线路也十分灵活,”他说。“假如你家离一个高尔夫球场有几公里远,你只需要跳进直升机,神不知鬼不觉地低空飞行就可以了,很难被发现。” 也许是这样,但是黑飞族还是陷入了很多窘境。一些在飞过主要城市时被当做UFO。去年七月,在温州北边的杭州机场,一个在夜间短途飞行的直升机被地面上的广告缠住。2006年,在中国南方城市东莞,一个富人因驾驶他的直升机制服了偷他豪华车的窃贼被登上了报纸的头条。 就在去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一个特别不幸的黑飞族误入了上海两个主要机场的空中控制雷达屏幕上。如同在中国发生的大多数引人关注的事件一样,这件事被中国层层叠叠的维稳体系掩盖过去了。 跟政府部门发生的大多数摩擦就没有这么戏剧性了。关先生因和其他飞行爱好者在温州附近未经许可驾驶两架直升机,于2010年3月被捕。罚金高达10万人民币,但“我们和他们讨价还价,谈到了2万元”,他说。 这点处罚几乎没起到任何惩戒作用。关先生把他那架美国造的罗宾逊直升机停在其游艇俱乐部里的一个准吊架上。这个俱乐部在距温州市中心大约三十分钟航程的瓯江边。现在,他把自己的飞行线路限制在河流上空,在那里飞不会吸引太多关注。 理论上说,他和他的同伴们可以飞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但是实际上,阻碍非常多。 中国的领空是受军队管制的,而且军方并不愿与别人共享天空,甚至连国家商业航空部门也不可以。机场的长时间航班延误是中国商业航班常常经历的一幕,它们往往得不到任何解释,但一般可归因于军方演习期间实施的空中管制。 私人飞机位于飞行权利阶梯的最底层。进行训练的飞行员和那些仅仅想登空一望的人,只能接到临时通知的情况下,在相当小的区域(仅仅只有几公里宽)被监控飞行。但是任何人打算飞往另一个航道前,都必须经过繁杂的官方审批,必须要向军方和中国民用航空监管机构提交详尽的飞行计划,不光需要在起飞地点这么做,还包括终点和中转地点。 北京那家航空公司的老板曹先生说:“这还必须要和气象部门协商。他们通过会在大约几天、一星期,或十天内给出回复,这要看你问谁了,他们最终可能允许你飞,也可能不允许。” “除非气象部门和军方都同意,而且沿线的气象部门与空军也同意,你才可以获得许可,”他说。“如果有任何其中一个不给你许可证,你都不能飞。而且这还是天气好的情况。” 审批迷雾是很难刺破的。另一个温州黑飞族朱松兵(音译)去年在其飞行培训学校所在地广州买了一架小飞机,打算开着它回到广州西北大约570公里的温州。 后来,他发现仅仅是审批就需要花费几千美元,还需要在不同机构间来回申请,而且还不一定能获得批准。 朱先生说他曾经考虑过黑飞回去,然后他又想了一下,“我怕他们抓住我后,会吊销我的执照”。 于是他放弃了。“没办法,我干脆把飞机卖给了别人。”他说。 好的消息是,政府正在改变政策。去年十一月,有关政府官员提出允许私人飞机可以在4,000米以下飞行。第一个试飞措施是让飞机在1,000米以下飞行,这一计划将于2011年开始,然后于2012年在广东和黑龙江两个省试运行。 目前,投资者们正在抓紧这个他们认为会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小飞机市场。今年二月,一个国有企业的附属公司买下了明尼苏达州的小型飞机制造商CIRRUS。 真正的繁荣还需再等一段时间:在目前的态势下,中国的领空在2020年之前是不会完全对私人飞机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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