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共识网 | 秦晓:凝聚改革共识 启动改革议程

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危机压力与改革机遇 中国所面临的新一轮改革是一个涵盖政治体制、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全面的制度改革。本文的重点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其中也必然会涉及政治和社会领域。 我们先从一本书谈起。该书是Daron Acemoglu 和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Why Nations Fail” (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书的副题:“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提出了一个全球性的、跨越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基础性命题,这个命题对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更具特殊的意义。   作者用15年的时间对近五百年来全球数十个不同国家出现的繁荣、稳定与贫困、动荡两个走向做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它的根源。作者认为,产生这两个走向的主要原因不是地理(自然禀赋)、文化和历史(传统)、领导人的理念和认知,而是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他将制度,包括经济和政治制度划分为“包容性”(inclusive)和“榨取性”(extractive)两类,前者为市场自由交易提供激励,为“破坏性创造”提供条件,同时使财富的分配趋于公平、公正;后者使市场交易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扼制创新,社会创造的财富流向权贵阶层。在一个特定时期“榨取性制度”也可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这也符合权贵的利益,但由于其内生问题而不可持续。作者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从“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他认为这个转型没有一个单一的药方,旧制度下问题的积累也不一定自动导致转型的发生。转型是与各种主客观条件相关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出现“十字路口”(Juncture)的时机,所谓“十字路口”即是对旧制度的不满形成社会压力和改革的呼声,大多数国家的转型都发生在处于“十字路口”中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的互动和选择。当然旧制度解体也不意味着新制度一定会到来,旧制度可能以新瓶旧酒的方式复归。   中国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开启了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当然,转型之路是漫长的、不平坦的,当下的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Juncture)。   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由于外部因素的趋势性变化和内生问题的日益显现,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渐式微,而转型又步履艰难。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需要在体制上实施全面的改革以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寻求可持续的、均衡的、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改革窗口”的历史机遇期,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与弊端可以凝聚改革的思想基础,三十多年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改革提供所需的物质资源,但如果丧失这个机会,长期积累的问题有可能引发重大的经济、社会危机。    二、传统增长模式的式微:外部因素与内生问题   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从“黄金的十年”跌入“衰退的十年”。中国虽不是危机的重灾区,但也难以独善其身,从2011年经济开始持续下滑。我认为,这个下滑有周波性的因素,但主要是结构性的,即它标志着在传统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已到达了一个拐点。   拐点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支持传统增长模式的一些基础性因素发生了或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   1、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效益的“赶超型”增长方式已走到尽头,而我们目前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源状况和技术水平均未能显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创新型社会”的条件和能力。   2、中国的城镇化在经历了三十年持续、加速的进程后开始放缓,城镇化率从“九五、十五”平均每年1.35至1.45个百分点下降到“十二五”规划设定的0.8个百分点。自07年起农民工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出现负增长、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沿海一些城市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这表明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已经过去,“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3、中国社会老龄化已悄然来临,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享受的“人口红利”已基本耗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2015年将达到拐点,之后转为负增长;届时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重将接近10%,抚养比开始上升。这标志中国正迈入老龄社会的门槛。   4、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以来出口已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占GDP的比重高达25%。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急剧下滑,全球金融风暴是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因而全球经济的复苏必然经历结构的“再平衡”。这就意味着中国长期依赖的出口需求将受到买方和卖方经济体内部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   以上四个基础性因素的重大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供给面和需求面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从供给面看,高储蓄提供的充裕、廉价资本,农民工提供的无限、廉价的劳动力已走到尽头;从需求方面看,全球“再平衡”,包括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家庭的“去杠杆化”和增加“储蓄率”都将对外部需求形成制约。由此,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   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在逐步失去外部因素支持的同时,其内生问题也开始显现,这主要表现为:   1、速度高但质量低,规模大但结构失衡。质量和效益问题主要反映在: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能耗、材耗过高,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结构失衡主要反映在:经济增长过重依赖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内需不足(投资占GDP50%以上,而居民消费仅占35%),经常项目下长期巨额顺差造成过剩货币流动导致通胀压力,三大产业中农业落后、服务业不发达(占三产比例43%,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城乡、地区、贫富之间收入之间差距拉大。   2、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公共产品,包括社保、医保、教育、住房等有形公共产品和法治、产权和专利保护、反垄断、公平竞争等无形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以重化工产业结构为主的一次分配与以投资为主的公共财政支出扩大了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民生开支”占财政支出仅32%、宏观税负高达35%)、资本与劳动收入的差距;垄断、价格管制、国企与民企的不同待遇不仅扭曲了市场的价格体系、导致资源错配、造成不公平竞争,同时也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设租、寻租和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城镇化中征地、房地产开发成为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农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政府管制和主导经济的模式已形成路径依赖、产生了由此获利的权力和资本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而市场化改革进程停滞,法治建设不力、公共产品缺失。    三、新时期的挑战:速度与制度之争   当下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学界存有争议。一些学者将争论聚焦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上,他们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劳动力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依然可以使中国保持长期的、相对高的增长速度,如8%。我认为速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它不是目的。速度与质量(效益)、结构应保持均衡,高速度、低质量、结构失衡不能持续,相反,高质量、良好的结构则可以减轻速度的压力。经济增长受到环境、生态、资源的约束,以之为代价换取的高速度会恶化生存环境,透支未来,这显然不可取。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改善民众的福祉,使之受益,分配不公、公正缺失的高速度只能使少数利益集团获利,使社会矛盾尖锐化。所以争论实质不是速度而是制度,即原有的增长模式是否可以持续?是否应该持续?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是要素还是制度?至于“新时期”的增长速度应该多高,这需要通盘考虑各种基础性因素发生的变化,环境、能源制约、要素价格市场化等减项因素,制度改革、政策调整等加项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出中国经济真实、合理的潜在生产能力。    四、凝聚改革共识   共识是启动新一轮改革的思想基础。关于“新时期”的争论反映出在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目的上需要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共识。我认为共识的要点是:   1、中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被视为人类历史上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伟大的制度变革。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和终极指向是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市场机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特征是市场供求决定价格,从而引导资源配置。但市场自由交易体系需要民主、法治、产权保护、信息公开透明、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划分等制度基础设施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有待推进,而政治体制、社会治理的全面改革、法治的建设更是不可逾越。   2、以政府主导经济为标志的传统增长模式在启动市场化改革、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这种模式对价格、交易的管制扭曲了资源配置、抑制了市场交易和创新,产生了官商勾结的温床,它已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领域诸多弊端的矛盾的根源。   3、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式微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新时期”的主题是通过体制改革挖掘新的增长动力、转换增长方式,把质量、效率、均衡、绿色、公平作为经济发展的宗旨和目标。   4、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的职能,即从一个主导、管制经济活动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有形和无形的)的政府。在经济领域政府转变应从财政、税收、(要素)价格的改革入手,因为财、税、价是政府管理的主要公共资源,也是政府应对经济周波、调整经济结构、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主要政策工具。   5、改革不仅是个理念问题,也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利益结构,改革的成果应使大多数人获利,同时兼顾少数的利益,使改革的成本可以承受,改革的风险可以控制。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在政府主导经济体制下形成了权力和资本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对此,社会精英的责任和民众的呼声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可以凝聚话语的力量,政治家的改革意愿和决心是这个力量的函数。    五、中期配套改革:目标与内容   博源基金会最近对以“价、财、税”为中心的中期配套改革做了专项研究,并将在近期发布研究成果。研究报告认为:中期改革的目标一是完善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重点在要素市场上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及相应财税体系,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二是建立一个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政府配置财政资源的体制,提供公平、公正的创业、就业、社保和收入分配体系,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以改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即从要素价格市场化、税收改革、公共部门支出和预算管理体制入手,作为启动全面改革的突破口。   中期配套改革的内容有十二项:   1、理顺资源(包括矿产品、能源及部分公用产品)价格体系,   形成资源的市场均衡价格;   2、放开对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限制,实现利率市场化;   3、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基本可兑换;   4、较大幅度地提高财政对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支出以及节能、环保支出占GDP的比重;   5、降低包括三公消费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占GDP的比重;   6、在服务性领域,全面完成营业税改增值税;   7、提高矿产品资源税率、开征环保税;   8、改革个人所得税制,稳定起征点,减少个人所得税累进阶梯,降低最高税率,政府高级公务员公布财产制度化并纳入综合个人所得税管理;   9、简化进口环节税种,降低税率,尤其是奢侈品进口税;   10、划拨20-30%国资委持有的上市国企股份到社保体系,缓解   养老金体系中长期面临的巨大缺口,为今后国有资本社会化  改革提供经验;   11、建立全口径财政预算,由各级人大审议批准包括一般财政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完整的国有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在内的  公共预算。清理所有未纳入预算的各种体制外收费,在降低  广义宏观税负的同时从制度上治理腐败;   12、允许具备条件的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地方政府债,利用市场机    制提高地方财政透明度。   为使改革能顺利推进,建议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改革委员会”来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并监督执行,以克服部门利益对改革的掣肘。   定量分析表明上述改革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经济发展的均衡性、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改革的成本是可以承受的,风险是可控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为下一步深层次的、全面的改革奠定基础。    六、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   “新时期”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可以促进但不会自发导致社会的进步和政体的民主化进程。反之,一个良好的民主、法治政体是经济繁荣、社会公平、公正的决定因素,因而它是改革议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我认为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需要重温我们提出的四个基本理念,检讨现行的四个重要政策。   1、真正坚持“科学发展观”,将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从规模、速度转向质量、效益和社会公平、公正;   2、真正坚持“以法治国”,将“维稳”的社会治理方针转变为通过法治、公民社会保障人的权利、规范人的行为;   3、真正坚持“和谐社会”的宗旨,将传统意识形态主导的政策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自由、多元的包容的政策;   4、真正坚持“执政为民、惩治腐败”的理念,建立对公权有约束、监督和制衡的制度。(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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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要闻(12.24)——习李传递正能量,官员应效仿

作者: 信力建   1、新华社英文频道23日刊发习近平、李克强长篇人物特稿,回顾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位领导人的成长经历和从政之路,还披露了习李的家庭生活细节和一系列老照片。(点评:习李此举值得赞扬!官员财产要公开,家属也应该公开,摊在阳光下让民众知晓,他们也是普通人不是神。) 2、22日,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经济信息绿皮书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3年发生的总劳动人口数量上的转折,2013年,中国的总劳动人口数量将达到顶峰,首次超过10亿人。之后,总劳动人口数量将逐步下降,就业压力将会慢慢得到缓解。 3、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当局法务部门21日晚间枪决6名死刑犯,台湾政坛热议废除死刑议题。另外,其中曾思儒、戴德颖2名死刑犯愿捐出器官,但因受赠者拒绝、配对不符及医院拒绝执行死刑器捐,最后2人无法顺利遗爱人间。 4、明年1月1日起,火车票价格将全面下调。据了解,铁路将取消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火车票价将同步下调1%左右。此消息一出引起微博网友强烈反响,有网友称:降一块钱还不如不降!这是愚弄,不是惠顾!也有网友称:降不降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到时候手里有钱买不到票,那才是大问题。 5、24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本报记者探访十楼盘,发现没有疯涨,北京房价年底‘翘尾’尚属正常”。文中列举10个小区12月房价环比11月涨幅分别是12.9%、12%、10%、7%、6%、3%、不到3%、0.87%、基本没涨;此外团结湖某小户型均价每平3.5万。 6、河南郑州中州大道的高架桥下,民工刘红卫在寒冷、饥饿和疾病中死去。现在中州大道已全线禁止民工住宿,部分路段还设了花盆和铁栅栏以防民工落脚。现在郑州最低气温已经零下,浇花的人称估计这些花撑不了几天就会死光。(南方都市报) 7、近日,四川成都一位市民提供她在麻辣香锅店打工时拍摄的视频,一名员工徒手从装满剩菜和废纸的垃圾桶里捞起辣椒,再回收进另一个不锈钢桶内,桶里面都是已经使用过的辣椒。(河北卫视) 8、《华夏时报》从江苏、广东多个城市的不同渠道了解到,近日,多地出现政府机构人员放盘出售的现象,甚至有人一天放盘8套。业内人士表示,这只是“灰色房产”的冰山一角,但官员抛售房产,并不会导致房价的下降。 9、方便面、火腿肠、蜜饯、果冻、冰淇淋、饼干、口香糖、薯片、奶茶等9中零食均存在潜在危害,其中包括国外已被禁的添加剂。报告显示,1/10的被调查儿童每天食用各类含添加剂零食3次以上,并有34%的儿童曾因食用零食而产生过身体不适。(京华时报 ) 10、俄罗斯国家杜马21日以437票赞成、1票弃权的表决通过法案,禁止官员在国外拥有不动产和银行账户。法案禁止各级公务员、军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外国境内的外国银行拥有或开设账户,禁止在国外拥有或购置不动产,禁止持有外国公司有价证券。新华国际 11、继厦门PX项目、大连PX项目,因当地居民抗议停建之后, 10月28日,宁波镇海PX项目也被迫喊停。一时间,“PX项目”成为敏感词,有专家对此称,PX项目被妖魔化了。但停工后,多地的PX项目又悄悄复工,据了解,此前迫于压力停工的大连PX项目也低调复产,并称符合市政府的规划。 12、印度女大学生在公交车上遭多名男子轮奸和殴打随后被扔出车外重伤事件持续引发众怒,数千名抗议者22号在首都新德里示威,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保护女性安全,示威随后引发冲突,警方出动水炮及催泪瓦斯驱散人群。警方称至今6名涉案疑犯已全部逮捕,抗议者要求处死强奸犯,并呼吁政府修改法例,保护女性安全。 13、德国“哈尔茨”救济金第四阶段在2007至2011年间向低收入阶层支付超过530亿欧元。自救济金2005年初启动至今,联邦政府为不断扩大的保障需求支出已超700亿欧元。德国左翼党主席里克辛格对救济金不断膨胀提出批评。他要求尽快建立保障基本生活水平的全职工作最低工资制,通过立法手段控制社会公共资源巨大浪费。 14、深圳“富士康”公司又发生员工跳楼事件。一名仅在深圳富士康工作了四十天的十八岁青年,本月十日下午在深圳观澜汽车站附近一宾馆的四楼窗户跳下,但被楼下的广告牌接住,随后他爬到五楼再次跳下,送院抢救无效死亡。 15、沈阳孙女士因只给了淘宝网店中评,一天之内就接到相同号码打来的上千个骚扰电话,其中,光是在大半夜就打来了315次,平均一两分钟就能接到一次,如此频繁的电话骚扰,谁能受得了?目前,沈阳警方已介入调查,怀疑孙女士很可能被“呼死你”软件盯上了。 16、在美国,今年圣诞节的欢乐气氛还受到前些天发生在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的影响。因此防弹书包成为今年最热门的圣诞礼物之一。位于犹他州的一家公司以不到300美元的价格销售一款防弹背包,号称能阻挡大多数手枪子弹,这款书包立刻受到追捧。 17、斯里兰卡警方22日宣布,日前在首都科伦坡及周边地区展开的突袭行动中,逮捕至少114名参与“电信诈骗”的中国人。这些人利用国际互联网发出虚假信息,欺骗大陆的中国同胞。 18、被称为“世界最宽桥梁”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曼港大桥(Port Mann Bridge)日前在正式开通三周后被迫关闭,原因是大桥悬索上经常会落下冰球砸到在桥上行驶的车辆,导致财产损失和人员受伤。 19、韩国在上星期五再打捞到朝鲜远程火箭“银河三号”的三块残骸。朝鲜在今月十二日发射的银河三号火箭,除了四个引擎之外,其他主要核心零部件都已经被打捞。韩国国防部早前表示,按朝鲜火箭的构造分析,相比起发展航天技术,更似是开发洲际弹道导弹技术。 20、凯迪网友:最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官媒发声围剿网络,有两大猜测:1、贪官看到了网络反腐的力量,害怕了,迅速发起责难,或是薄熙来余孽在兴风作浪?2、为新闻立法吹风,是习李新政之一? 21、杨恒均《依法治网,不但打击坏人更要保护好人》:网络上最大的乱象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是一些地方政府借助公权力,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肆意对网民的自由言论进行删除,对揭露真相表达爱国热情的网民进行打击报复,甚至把他们抓起来劳教,投进监狱!这些行为不但直接破坏宪法,也损害了执政党与国家的形象,这才是更可怕的犯罪。相比较某个网民造谣生事弄脏河水,这可是污染源头,不能不慎重。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2/1224/article_73540.html 22、李剑芒《与罪犯最后的合作》:但凡大赦、特赦,都不是原谅了犯罪者的罪行,而仅仅是免除了对犯罪者的惩罚。而这个免责从来不是无条件的,永远是有交换条件的。这个交换条件就是犯罪者与社会进行最后一次合作。这个合作的目的是通过这次合作把社会升华成不再出现这种犯罪的社会。这个合作目的如果达到,则大赦成立,惩罚罪责免除,这个合作目的如果失败,则大赦同时失败!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20345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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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电讯(10.24)——中国“公仆”的榜样

作者: 信力建   1.中央社报道,明天是圣诞节,台湾笃信基督教并组成立委团契的民主进步党籍立委赵天麟、刘櫂豪和中国国民党籍立委赖士葆上午穿起圣诞老人装,高唱圣诞歌,在立法院各大楼间走动并发送糖果,让立法院顿时充满浓厚圣诞氛围。 2.据俄新网消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将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与印方讨论两国战略合作发展前景,并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预计双方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能源、投资、军事技术合作和一系列重要国际问题。 3.香港邮政今年收到5600封寄给圣诞老人的信,无论是小孩或成人,这些寄信人都会收到圣诞老人的亲笔回信。香港特区政府新闻网昨天发文介绍香港邮政这项特别服务。 4.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表示,美国一家公司生产的转基因鲑鱼(也称三文鱼)应该不会伤害环境。这意味着,该局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批准这类鲑鱼上市销售。 5.日本野田佳彦内阁成员将在26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全体辞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自去年9月成立内阁以来,野田以“能够做出决断的政治”为口号,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在日前的众院选举中遭到惨败。以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为首,历时1198天的民主党执政将划上句号。自民、公明两党将成为执政党。 6.韩国军方说,朝鲜月中发射的长程火箭显示,它已掌握了射程1万公里以上的导弹技术,把美国西岸置于射程之内。据了解,韩方是在打捞和分析掉入韩国西岸海中的第一节火箭碎片后得出结论。 7.近年来,中国进口大豆数量呈持续上升之势,2011年已达到5263.4万吨,约为国产大豆产量的3.63倍,进口大豆主要是转基因品种。行业协会刘登高说:“预计2012年大豆进口量将接近6000万吨。” 8.社科院称,80后、90后大学生普遍对就业信心不足,自身满意度不高,约有七成大学生认为自己在当地属“下层”和“中下层”。被调查大学生明确不同意或不大同意“为国家和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做法已经过时了”的比例接近一半。 9.香港明报23日称,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开始从严治军。中央军委日前出台“十项规定”,较政治局“八项规定”更严,要求军内宴会不得饮酒,军委委员不得擅自题字,坚决纠正用人不正之风,对解放军内部的饮酒文化、提拔老乡有较强针对性。 10.美国著名时事刊物《新闻周刊》今天发布了创刊80年的最后一本纸质杂志,它的封面采用前《新闻周刊》在纽约大厦的黑白老照片,并用醒目的HashTag大字告诉读者:“LastPrintIssue”(最后一期纸质发行)。 从此,《新闻周刊》转而全数字发行。 11.台湾研究发现,现在20多岁就开始秃头的男性越来越多,除压力大之外,爱吃肉也成为谢顶的重要原因!医生称,比如炸鸡或牛排因动物性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高,可能会引发雄性秃…… 12.《经济信息绿皮书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3年中国总劳动人口数量将首超10亿人。之后总劳动人口数量将逐步下降,就业压力将得到缓解。报告称虽36岁以上劳动人口仍在增加,但20岁的新增劳动人口数量,自2010年来已连续两年下降。 13.近日,中国社科院一项关于”打车容易度”的调查显示,在38个大城市里中,拉萨第一,天津和上海分别第二和第三。而北京虽为首都,可打车容易程度却排在第28。8.48%的人表示打车很难,通常需要等待半小时以上,45.29%的人表示打车需等待10-30分钟。(新京报) 14.日本新任驻中国大使木寺昌人将在25日到北京履新,木寺接受日本放送协会访问,指出中日关系是他上任后的第一任务,希望让中方了解,即将上台的安倍新政权重视中日关系。钓鱼岛方面,木寺说希望能够和平处理,但会向中方解释,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 15.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出“房叔还没处理,举报者已经先被办了”的声音。穗纪委@廉洁广州 23日回应称,相关部门问责的既不是举报人,也不是报料者。而是在事件中受他人请托,利用工作之便违规向他人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政府工作人员。 16.“食用的酱油、醋、饮料里面塑化剂的含量是酒的400倍。”北京绿腰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龚也长在微博中语出惊人。“没有哪一家企业敢保证其生产的产品不含塑化剂。”中国食品商务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的判断,与龚也长基本一致。 17.据路透社23日报道,如今,一些越南反华抗议者找到了一种新的发泄方式——通过组建足球队踢球,发泄对中国的不满。路透社写道,“在便衣警察的注视下,中锋阮方勇怒射一脚左勾球入门。瞬间场外观众欢呼雀跃,但他们高喊的口号却是打倒中国”。 18.网络爆料人“周筱赟”发帖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2011年度财务报表里“至少有48亿巨款下落不明”。“周筱赟”近日再度爆料称成龙基金会接收儿慈会1800万元违规资金,而其用途很有可能是基金会为了提取10%的管理费。 19.中国社会科学院今日在北京发布2013年《国际形势黄皮书》——《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3)》。黄皮书指出,随着外交“巧实力”的广泛应用,以及军事“再平衡”战略的实际部署,奥巴马上台后竭力倡导并打造的“重返亚太”战略正在逐步成型。 20.据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报道,朝鲜开发的首款电脑游戏“平壤赛车”是朝鲜旅行社“高丽观光”委托IT外包公司“Nosotek”开发的赛车游戏,以玩家收集燃料桶、躲避障碍物、在平壤街道兜风等内容组成,游戏过程中可以一览平壤标志性建筑,相当吸引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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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广文:建设“文化中国”的几点思考

邹广文:建设“文化中国”的几点思考 进入专题 : 文化中国    ● 邹广文        文化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精神纽带。回首20世纪以来的百年中国的文化发展,可谓经历了太多的辛酸与坎坷,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被边缘化,与上下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不相匹配。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相对于我们在经济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文化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距离党中央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目标还很远。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的不断推进,国与国的竞争日趋呈现为文化品牌、文化产业的竞争。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提升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文化形象、打造“文化中国”,以期赢得真正的文化竞争力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便成了下一个30年中国发展进程中国人的共同期盼。2011年召开的中共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更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把文化发展繁荣提升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高度,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的重要标志,也为未来“文化中国”的历史实践明确了方向。      一、提出“文化中国”的时代语境      我们这里所讲的“文化中国”,是指在全球化语境下,着眼于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发展、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的打造以及全民族现代人文素养的提升所实施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实践的核心发展目标。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是最深远最恒久的影响力,不同的文明形态是区别不同民族的最本质的东西,是民族性格的最本质的体现,自觉把建设“文化中国”作为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用“文化”向世界说明中国、展示中国坦然和自信的文化气度,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不容回避的艰巨使命。   显然,今天我们提出建设“文化中国”,是基于30余年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而做出的战略选择。我们已经走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阶段,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通盘审视未来的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提出建设“文化中国”,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正在进一步走向自觉,当然这也昭示着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自觉。   首先,“文化中国”是对“唯经济论”思维模式的纠偏。   回首30年中国的发展我们看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似乎成了我们不变主题,“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更成了唱响神州大地的耳熟能详的口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侧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并期望以经济改革为突破口进而带动全社会的改革,这种改革模式的确带来了中国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我们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相对而言,中国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改革,我们则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我们总是在关注GDP总量、工业总产值、人均收入水平等等。不容否认,在各级政府的实际决策中,确有把经济发展这个手段异化为最终目的的倾向,使得经济增长手段掩盖了社会协调发展的目的本身。   但须知量的提升并不能等同于质的飞跃,经济增长更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发展。严酷的现实已经表明,如果没有社会、政治、文化等多维发展的协调,经济发展很有可能成为少数富人的盛宴,大多少人在充当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并不能提高自身的幸福感,社会公正将遭遇空前的挑战。所以我们提出建设“文化中国”,就是首先要纠正这种不问社会发展方向的“唯经济论”思维定式,在价值层面去自觉追问: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具体说要把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落到实处,着眼于每个国民身心发展现状的改善,要把如何切实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让全体中国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全体国民活得更有尊严更有意义。文化不是经济发展中的配角,更不是发展的手段,而是社会发展在精神境界层面所追求的目标。拥有自觉的文化价值导向将赋予社会发展以一种人性的、目的性的关怀,为破浪前行的“中国航船”提供一种动力源。   其次,在全球化时代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   在当今的世界舞台上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是最恒久最深厚的影响力,文化更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但严酷的现实是,当代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与我们的经济发展不相匹配,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的研究分析,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在全世界排名仅为第7位。我们暂且不论现有的文化排名是否借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光,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福,单从排名先后来看,中国文化影响力指数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前景以及中国发展理念和模式日益扩大的影响是很不协调的。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却是一个文化产业小国,30年来,我们的文化产业出口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中国的文化产业才刚刚起步,缺乏国际竞争力,我们少有文化精品产生世界性影响。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方面我们还缺少原创性的、富有震撼力的成就。总之,相对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任重道远。长此以往我们不难想象,外来文化不仅会大举占领中国文化消费市场,更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文化安全。   再次,我国的文化发展形势严峻,文化生态环境亟待优化。   从文化哲学角度来看,“文化生态环境”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各种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是一个比自然生态更为复杂的系统,它主要包括人的思想道德素养、科学文化素质,历史文化传统,外来文化以及文化创新等要素。   建设“文化中国”尤其需要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但环顾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现实我们却看到文化生态的失衡–民族传统文化常常被“戏说”,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亟待拯救,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市场日渐萎缩,感性娱乐文化则大行其道。在市场杠杆的驱动下,我们更多的彰显了文化的娱乐、实用与经济功能,而对文化的最核心层面即人文价值诉求、人的心灵建构等方面的关切不够。文化低俗化倾向日趋严重,无底线娱乐狂欢正在毁掉我们的大众文化,在娱乐化消费中造就着人们对历史的轻浮态度,而缺乏严肃与敬畏之情。   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文化中国”的提出要求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体现人文关怀。文化的发展不仅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合理的价值观念,同时规范着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文化发展需要激浊扬清,为子孙后代负责,为民族文化的未来负责。      二、“文化中国”告诉我们什么?      的确,培育“文化中国”、以文化的方式向世界说明中国,这是一个大题目,甚至说是一个系统工程。改革开放以来,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文化价值,展示中国的文化形象,这已经成为我们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议题。我国领导人讲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时也都强调,当代中国的发展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1997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和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的演讲的主旨,都是阐述中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人文价值就是“和而不同”、“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中国未来和平发展战略抉择的文化之魂。找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之源,我们未来文化实践才拥有了目标与方向。   笔者认为,我们这里对于“文化中国”的理解,应体现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关切:   第一,“文化中国”不是简单地向后看或历史怀旧,而是指向中国发展未来的,所以要培育“文化中国”的现代视野。   我们如果把中国文化放在进一个世纪以来社会生活变化的总体环境背景中加以定位,则会看到文化中国在现实实践展开中,呈现出了两种不尽相同的心态。一种是向后看,这是一种未能很好融入全球化文化的浪潮而表现出的文化偏执反应,它拒绝全球化,拒绝现代文明,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去面对外来文化–中国文化都是好的,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都是坏的。这种贴标签式的文化态度不利于中国文化与世界的交流。另一种是向前看,这种观点主张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出发点,去其精华去其糟粕,整合现代新文化,使中国文化在民族性与时代性、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二元张力中发展前行。   当然,“文化中国”的目的指向无疑是后者。我们要立足现实、面向世界、着眼未来来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重要的不是我们的文化过去如何辉煌,而是未来如何赢得发展的优势。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在世界舞台上,这30年我们的文化影响力与经济的发展并不匹配,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却是一个文化产业小国。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中国确确实实存在着严重的“赤字”,在现代文化产品的创造与输出方面,我们才刚刚起步,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资本。因此在“文化中国”面向未来的形象塑造方面,我们还要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进行努力,注意审视、发掘和转化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以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为导向,以文化创新为途径,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先进文化。   第二,“文化中国”是一个正在“生成”的过程,不是已经“完成”的静态风景。   文化是一条河,是一条从“过去”经“ 现在”流向“未来” 的河,文化总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之中发展前行的。 文化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一个实体性概念,不能为其确立一个固定不变的准则,以便把所有涉及到的东西都装入其中。这种做法将文化看做是静止的、封闭的东西。“文化中国”作为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诉求,需要我们在不断的反省、建构中去实现。   人是一种想未来敞开的、未完成的存在,人类的自由创造本性恰恰根源于人的未完成性,人要在不断地实践和劳作中实现自己目的。因此“文化中国”的建构正是基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在既已完成的现实文化层面上寻求新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 文化中国不是为了抓住自己过往的优秀文化传统不放,更不是将已经取得的文化成果拿过来孤芳自赏,而是一种指向未来的、致力于文化不断完善的创造性实践。这需要我们从“生成”的视角,对既有的文化发展现实进行不断的反省、矫正甚至批判,以保持文化发展的旺盛的生命力。文化创造活动总是具体的历史展开过程,文化的血脉不断在动态的“生成”中穿梭前行每一代人的文化活动客观上总是在传递着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人在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传递当中,调整、修正着固有的思维定势,并为文化传统增添新的要素,这样,作为一个有限的存在者便会流于无限的文化传统之中而生生不息,获得了“类存在”的价值。   把握“文化中国”动态生成性,将有助于我们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总格局下,在经济全球化、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过程中,去自觉培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富于创造力的和谐文化。   第三,“文化中国”是在全球文化的交互激荡中逐渐形成的。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生活图景。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在全球化时代,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所发生的事情顷刻间都可能引起全世界各国的共同关注,地球成为相互影响的文化村落。世界各国不但在政治、经济上互相依存,而且文化的发展也越来越相互影响。人类的文化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文化形态只有在与作为“他者”的我们的交流甚至碰撞中,才会激活自身文化的基因,保持旺盛的文化生命力。   在这一大背景下考量“文化中国”的发展,首先需要我们以宽容的心态海纳百川,迎接八面来风,在与各种外来文化的交流中,我们要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恪守“和而不同”的原则,善于吸收全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与文明;同时也要增强文化的自信心,找准自我文化的发展方向,弘扬自身的文化特色,努力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的独到魅力。      三、建构“文化中国”的着力点      建构“文化中国”既是一个艰深的历史课题,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而今举国上下对于建设“文化中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形成基本共识:建设“文化中国”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败。着眼于这一发展战略高度,我们要对建构“文化中国”的着力点保持清醒的认识。   第一,注意开掘新文化创造的生命力。   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具有广阔的文化生命力,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培育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有着旺盛的文化生命力。文化的发展是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文化的生命力说到底根源于传统与未来的张力,也就是说一方面,开掘文化生命力不能忽略了文化的根–即民族的传统。与传统对接并对传统的自觉认同,文化生命才找到了源头活水;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善于在继承前人文化创造的基础上,面向未来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文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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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2012中央经济决策有哪些突破

作者: 信力建   12月15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并为2013年定调:继续稳中求进。 2013年的总体任务,比2012年客观而有新意。比如,会议“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在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上,以前中央说的不多,这也说明了新的领导集体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展望。又比如不再强调“经济较快发展”而是强调“经济健康发展”,特别是提到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以及“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等,改革味道更加浓烈。 1、城镇化的决策,是近年来中国取得快速发展的推手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1年末,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27%,较2002年的39.09%增加了12.18个百分点。2012年11月3日发布的《2012中国社会蓝皮书》说,中国城镇人口已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而占总人口不足一半的农业人口中,只有40%的人完全从事农业劳动。 早在多年前,我就撰文支持城镇化进程。我认为,城市化程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 首先,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城市化的滞后阻碍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进一步转移,固化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限制了农村市场的扩大,抑制了总需求的扩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工业化的继续推进。 其次,城市化是全球化背景下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在较少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是中国农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原因。再次,城市化将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不竭动力。目前,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推进城市化,需要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包括通路、通水、通电、通邮、通话、通气、通热和平整土地工程建设,城市生态环境和城市灾害预前与控制工程建设,快速轨道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城市管理工程建设等。这些工程的建设将拉动投资需求,扩大就业需求,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居民向城市的集聚还将扩大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从而拉动房地产投资需求。城市化创造着居民的消费需求,如汽车、信息产品、服务产品的需求,为市场扩张创造前提条件。城市化将整体上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和教育、医疗及卫生条件,能够为经济增长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最后,城市化有利于地区协调发展。城市是区域经济增长极。城市化本质上是一个人口地域集中过程。人口和经济的集中便于经济活动利用技术和资本的外部性,提高生产率,增强盈利能力,从而促进资本的形成,推动经济的增长。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是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规模化,而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规模化又以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为前提。城市化将为农民的非农转移创造机会。因此,城市的发展能够带动毗邻地区的经济发展。另外,城市化还将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和现代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前提条件。 2、“保障就业”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需要双管齐下 本次经济工作会议还特别提到“保障就业”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与老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 毫无疑问,就业问题是民生的首要,也是解决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本,把握民生保障中的重要一环,将有利于对全局的掌握、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解决好就业问题关键是在于创造就业环境和放开创业空间。 首先,创造就业环境,需要政府加大投资扶持中小型企业,增加实施多项优惠政策,特别是在减税、社保问题上,降低企业为城市户籍员工承担的缴费率,建立公平的就业竞争环境。政府应该积极出政策,出资金扶持中小企业,减少企业负担,很多税费应该取消的坚决取消。给企业更多的宽松和支持力度,延长企业的生命力,鼓励企业利用资金和政策进行自救。政府还应千方百计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大力度地保障广大农民工和待业人士,这才是促进维稳和保增长政策得到根本落实的关键。 其次,放开创业空间,需要政府少些行政干预。要保证创业能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必然又离不开一个宽松环境,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来说,更是如此。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虽然GDP的贡献能力以及技术含量均相对有限,但在吸纳就业人口,缓解失业压力上,个体、中小型企业从来都是无可代替的主力军。因而,它们的发展和活跃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就业水平及其背后的民生均衡。然而,当前我们的问题恰恰在于,个体、中小型企业的创业环境正变得十分狭促、逼仄,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自1999年以来,我国个体工商户已锐减约千万户,正面临整体性的衰落。而造成上述表象的原因之一在于:部门利益支配下的各种行政收费、处罚异常繁密。所以,扩大和促进就业的根本之计在于,从法律源头有效约束进而彻底清理权力不断伸向市场之手,最大限度地净化和简化中小企业创业的行政环境。 3、全面推进对外开放,盘活市场 会议提出的“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是令人振奋的。在清朝时期,清政府对外实行闭关政策,是封建经济的产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彼此隔绝,在政治上自然产生闭关自守。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构筑了隔绝中外的一道堤墙,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阻碍作用。由于对出海贸易横加限制,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自1978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战略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重大成就。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206亿美元,2011年,进出口总额达36421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4.9倍,年均增长21.7%。其中,出口额18986亿美元,增长4.8倍,年均增长21.6%;进口额17435亿美元,增长4.9倍,年均增长21.8%。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其中货物出口额居世界第一位,货物进口额居世界第二位。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从贸易依存度来看,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非常高。 对外开放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而开放也不仅仅限于经济上的开放,还可以在医疗卫生、教育培训、国际投资等领域,都应该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外资、民营加入,放活市场。华侨与外籍人员有同等的国民待遇,以海纳百川的姿态迎接国际友人和国际资本进入中国。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宜“审慎”,不宜“积极” 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点则需要斟酌。 由于央行不独立,中国的货币政策从属于财政政策,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取决于财政政策。因此,看中国的货币供应,首先要看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只要财政政策积极,货币政策只能跟着积极。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在中国并不存在,而政府的积极介入则可能带来极大的祸害。 根据统计,2009年初,中国国务院确定全年贷款增加五万亿以上,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的目标。结果,上半年贷款增加高达七万三千七百多元,M2暴增28.5%。一到九月份,人民币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八万六千七百亿元,同比多增加五万多亿元;九月末M2同比增长29.3%,比上年末高11.49%,银监会抓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下降,剥离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果泡汤。据央行的数据显示,M2(广义货币供应量)从1979年的0.11万亿元,到2009年底的60.62万亿元,增长了600倍,截至2012年10月底,M2余额为93.64万亿元。在全球新增的广义货币中,中国占52%之巨!也就是说,印钞量已经完全背离了正常状况。 这些货币会用在什么地方?可能还会投向基础设施。近年来,大量的超前工程、面子工程甚至是无效工程纷至沓来。有的高速公路上几无车辆,有的新建广场上几无人烟;有的城市为了几年才有的一场比赛而建设了大型豪华的体育场馆,更多的县级城市不甘落后,居然也在宏伟规划建设奥体中心;很多二三线城市的机场已经出现巨额亏损,但相邻的更小城市却又在大兴土木再建新机场。这将导致什么后果?很可能重返1998年金融危机的民生萧条、烂尾楼遍布的局面。 要知道,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际上就是对民众财富的悄然转移,民众购买力持续下降,内需便不可能拉动。因此,政府应该及时自省,节约开支,大幅减税,停掉与民生无关的项目,把主要精力用到民生方面,把发展经济的主角交给企业扮演,而不是一路迷失。 当然,从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来的信息可知,民生和改革还是顶层设计的重点,也是对长期以来我们不断呼吁的良好反馈,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新一届领导人,能够更加务实、谨慎、开放,从而带领中国经济朝正常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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