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作者： 信力建   文革中，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因为对文革中的很多大案要案不表示赞同（实际上就是反对），因此被第二次打倒，毛泽东因此还留下了“翻案不得人心”的名言。对这一段历史，柯云路先生在《芙蓉国》中有清楚的描写，恭引如下：1975年9月，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开始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连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关系。这个与“四人帮”持同样政治观点的毛远新，在9月底到10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里，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意图十分明确的情况汇报。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些汇报对年迈的毛泽东无疑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绝不能允许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一个不可更改的政治原则。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根据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希望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政治局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而邓小平却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正是这个拒绝表现出的不满和抵制，使得邓小平从此失去了主持党政军工作的权力。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对翻案的惧怕对平反的反感，不限于毛泽东，而几乎成为执政党的痼疾。就说邓小平，虽然在后来再度复出后进行了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但这一不愿翻案的心态也还存在：譬如，对高饶事件，现在一般认为，高岗和饶漱石当年只是利用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不满，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毛泽东的暗示、默许乃至纵容的情况下，在党内进行的一次“倒刘”和“倒周”活动。因为经验不足，最后被抓住其把柄的刘、周反手一击，毛泽东为“丢卒保车”遂将其牺牲，谈不上“反党”，但当“文革”后有人提出要为高、饶二人平反时，却因为当年一手负责高饶案件的邓小平反对而不了了之——仍然将高、饶事件称之为“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虽然，后来在高岗夫人李力群的不懈努力下，中共中央组织部承认高岗“为党和国家做出很大贡献”，并且以“同志”相称，但仍然不肯为其完全平反。又比如，对“右派”的平反，也留有尾巴，其中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等近百名右派就“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原因也在于当年的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就是邓小平。而据传记作家张雄文介绍，则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而第三、四代对那场风波的态度也是众所周知的。 这些领导人之所以对翻案平反不感兴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案子是我定的或者是跟我有重大关系的人定的，我要为其翻案为其平反了，岂不证明我或者我恩人的决策错了？岂不有损其光辉形象？然而，事实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论语·子张》中所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从皆仰之。”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翻案和平反往往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意味着新的希望和新的生机。其实，整个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就是以翻案和平反来导夫先路的。这首先体现在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党外人士平反，如79年到82年，陆续被平反的著名党外人士有：翦伯赞、高崇民、吴晗、马寅初、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民、吴景超等人。还为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而逝世的黄绍雄、刘王立明、吴晗等人举行了追悼会。还平反了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最值得称道的是1981年，中央就错划右派问题进行了改正，全国共改正平反了五十四万馀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55万人的98％以上。给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了公职，重新安排了工作或安置了生活。另外，对被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馀人以及受到株连的亲属，也落实了政策。1979年1月11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有关规定，中央作出决定：首先，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其次，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再次，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这一决定，意味着全国至少二千万人将结束三十年来倍受歧视的历史，享受到应有的公民权利。全国先後有四百四十多万人由此被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 另外，1979年11月－81年11月，全国共有七十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它劳动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的成份，纠正了当时的错误。1979年11月，中央还对1963年－1965年期间，一些高等学校定案处理的五、六百名所谓反动学生进行了平反处理。1980年5月，中央还对在“三支两军”中犯过错误的干部遗留问题进行了平反处理。 正是这些举措使得那些在专制体制中苦苦挣扎的人们不仅从身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从精神的解放出来，也才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 国外也不例外，比如我们的“老大哥”，其改革也是从翻案和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2011年3月2日是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80寿辰。他以农村子弟、律师出身，成为苏联第一任总统也是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促进了苏共极权体制的和平瓦解，结束了全世界范围的冷战对峙局面。这天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颁发了象征国家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梅德韦杰夫表示，戈尔巴乔夫在一个非常艰难、充满剧变的时代领导了这个国家。“我们大家都清楚地记得那个时代”。1990年３月15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他废除了结束了前苏联长达70年之久的媒体审查制度。从他执政的1985年到1991年，媒体审查机制和禁忌逐渐解除。这一举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俄罗斯的媒体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言论自由超过其后的任何时期。他还下令释放萨哈罗夫等政治犯，并开始大范围为曾经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平反。这一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华盛顿邮报》评论指出，20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在一个出乎意料的地点，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发生在苏维埃俄国。该报把叶利钦称作是俄罗斯的民主之父，但其实，戈尔巴乔夫对于推动世界民主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1991年，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在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如此接近真正的民主化运作。1989和1991他在前苏联的体制内引进了议会和总统选举，至今为止，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自由公平的选举。俄罗斯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人们拥有最多的民主。1991年叶利钦当选总统，这是克里姆林宫第一次允许执政权交到反对派的手里。而这一切都是从翻案和平反开始的， 再说，历史的盖子终究是会被揭开的，捂是捂不住的——你不平反，还能让后人也不平反？著名学者吴思研究明代历史，得出的结论是明朝史就是一部平反史：有的几个月就平反了，例如因为骂皇帝而下狱论死的海瑞，以及为海瑞鸣冤的何以尚。有的拖延170多年，例如被明成祖灭十族的方孝孺和建文朝的众多忠臣。这些参差的时段背后有一个共性：制造冤案的权势不再阻拦。海瑞与何以尚能够出狱，是因为下令关押他们的嘉靖皇帝突然死去。建文忠臣得以平反，是因为推翻建文帝的明成祖及其子孙，作为权力传承体系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而褒奖敌方忠臣却有利于激励属下的忠诚，同时美化自身形象。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以明朝而论，拖延百年的平反很少见，只有开国祖宗办错的几件大案。历代皇帝驾崩之后的平反和清算却如同常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确实不错。不过，明朝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16.2年，假定执政前期和后期制造的冤案同样多，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8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恰好对上八年之数的好汉，就有自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先生。当然，碰上在位时间特别长的荒唐皇帝，冤案的持续时间也只好跟着延长。例如嘉靖帝在位45年，就有一大批蒙冤43年的人。万历帝在位48年，真正说了算的时间30多年，也就有一些蒙冤30多年的人。一般说来，皇帝越荒唐，执政的时间越长，留待平反的名单也越长。执政时间长，冤假错案就难免多一些，不制造冤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执政时间短，冤假错案却未必少。天启皇帝在位七年，整天做他喜欢的木匠活，任凭魏忠贤胡作非为，结果留下300多人的平反名单，也留下了270多人的清算名单，其中判凌迟者2人，处决者25人，充军者11人，徒刑者129人……这等成就，比嘉靖和万历更加辉煌。 在民主国家，四年一次的选举可以定时舒解执政者在民间四年里蓄积的怨气，社会的锅炉也因为有了这样的泄气阀而不至于爆炸。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制度，因而翻案和平反也就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安全阀门，需要时时启动——毕竟，“翻案大得人心”！ 文革中，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因为对文革中的很多大案要案不表示赞同（实际上就是反对），因此被第二次打倒，毛泽东因此还留下了“翻案不得人心”的名言。对这一段历史，柯云路先生在《芙蓉国》中有清楚的描写，恭引如下：1975年9月，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开始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连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关系。这个与“四人帮”持同样政治观点的毛远新，在9月底到10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里，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意图十分明确的情况汇报。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些汇报对年迈的毛泽东无疑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绝不能允许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一个不可更改的政治原则。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根据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希望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政治局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而邓小平却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正是这个拒绝表现出的不满和抵制，使得邓小平从此失去了主持党政军工作的权力。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对翻案的惧怕对平反的反感，不限于毛泽东，而几乎成为执政党的痼疾。就说邓小平，虽然在后来再度复出后进行了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但这一不愿翻案的心态也还存在：譬如，对高饶事件，现在一般认为，高岗和饶漱石当年只是利用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不满，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毛泽东的暗示、默许乃至纵容的情况下，在党内进行的一次“倒刘”和“倒周”活动。因为经验不足，最后被抓住其把柄的刘、周反手一击，毛泽东为“丢卒保车”遂将其牺牲，谈不上“反党”，但当“文革”后有人提出要为高、饶二人平反时，却因为当年一手负责高饶案件的邓小平反对而不了了之——仍然将高、饶事件称之为“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虽然，后来在高岗夫人李力群的不懈努力下，中共中央组织部承认高岗“为党和国家做出很大贡献”，并且以“同志”相称，但仍然不肯为其完全平反。又比如，对“右派”的平反，也留有尾巴，其中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等近百名右派就“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原因也在于当年的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就是邓小平。而据传记作家张雄文介绍，则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而第三、四代对那场风波的态度也是众所周知的。 这些领导人之所以对翻案平反不感兴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案子是我定的或者是跟我有重大关系的人定的，我要为其翻案为其平反了，岂不证明我或者我恩人的决策错了？岂不有损其光辉形象？然而，事实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论语·子张》中所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从皆仰之。”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翻案和平反往往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意味着新的希望和新的生机。其实，整个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就是以翻案和平反来导夫先路的。这首先体现在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党外人士平反，如79年到82年，陆续被平反的著名党外人士有：翦伯赞、高崇民、吴晗、马寅初、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民、吴景超等人。还为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而逝世的黄绍雄、刘王立明、吴晗等人举行了追悼会。还平反了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最值得称道的是1981年，中央就错划右派问题进行了改正，全国共改正平反了五十四万馀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55万人的98％以上。给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了公职，重新安排了工作或安置了生活。另外，对被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馀人以及受到株连的亲属，也落实了政策。1979年1月11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有关规定，中央作出决定：首先，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其次，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再次，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这一决定，意味着全国至少二千万人将结束三十年来倍受歧视的历史，享受到应有的公民权利。全国先後有四百四十多万人由此被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 另外，1979年11月－81年11月，全国共有七十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它劳动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的成份，纠正了当时的错误。1979年11月，中央还对1963年－1965年期间，一些高等学校定案处理的五、六百名所谓反动学生进行了平反处理。1980年5月，中央还对在“三支两军”中犯过错误的干部遗留问题进行了平反处理。 正是这些举措使得那些在专制体制中苦苦挣扎的人们不仅从身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从精神的解放出来，也才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 国外也不例外，比如我们的“老大哥”，其改革也是从翻案和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2011年3月2日是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80寿辰。他以农村子弟、律师出身，成为苏联第一任总统也是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促进了苏共极权体制的和平瓦解，结束了全世界范围的冷战对峙局面。这天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颁发了象征国家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梅德韦杰夫表示，戈尔巴乔夫在一个非常艰难、充满剧变的时代领导了这个国家。“我们大家都清楚地记得那个时代”。1990年３月15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他废除了结束了前苏联长达70年之久的媒体审查制度。从他执政的1985年到1991年，媒体审查机制和禁忌逐渐解除。这一举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俄罗斯的媒体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言论自由超过其后的任何时期。他还下令释放萨哈罗夫等政治犯，并开始大范围为曾经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平反。这一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华盛顿邮报》评论指出，20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在一个出乎意料的地点，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发生在苏维埃俄国。该报把叶利钦称作是俄罗斯的民主之父，但其实，戈尔巴乔夫对于推动世界民主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1991年，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在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如此接近真正的民主化运作。1989和1991他在前苏联的体制内引进了议会和总统选举，至今为止，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自由公平的选举。俄罗斯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人们拥有最多的民主。1991年叶利钦当选总统，这是克里姆林宫第一次允许执政权交到反对派的手里。而这一切都是从翻案和平反开始的， 再说，历史的盖子终究是会被揭开的，捂是捂不住的——你不平反，还能让后人也不平反？著名学者吴思研究明代历史，得出的结论是明朝史就是一部平反史：有的几个月就平反了，例如因为骂皇帝而下狱论死的海瑞，以及为海瑞鸣冤的何以尚。有的拖延170多年，例如被明成祖灭十族的方孝孺和建文朝的众多忠臣。这些参差的时段背后有一个共性：制造冤案的权势不再阻拦。海瑞与何以尚能够出狱，是因为下令关押他们的嘉靖皇帝突然死去。建文忠臣得以平反，是因为推翻建文帝的明成祖及其子孙，作为权力传承体系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而褒奖敌方忠臣却有利于激励属下的忠诚，同时美化自身形象。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以明朝而论，拖延百年的平反很少见，只有开国祖宗办错的几件大案。历代皇帝驾崩之后的平反和清算却如同常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确实不错。不过，明朝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16.2年，假定执政前期和后期制造的冤案同样多，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8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恰好对上八年之数的好汉，就有自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先生。当然，碰上在位时间特别长的荒唐皇帝，冤案的持续时间也只好跟着延长。例如嘉靖帝在位45年，就有一大批蒙冤43年的人。万历帝在位48年，真正说了算的时间30多年，也就有一些蒙冤30多年的人。一般说来，皇帝越荒唐，执政的时间越长，留待平反的名单也越长。执政时间长，冤假错案就难免多一些，不制造冤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执政时间短，冤假错案却未必少。天启皇帝在位七年，整天做他喜欢的木匠活，任凭魏忠贤胡作非为，结果留下300多人的平反名单，也留下了270多人的清算名单，其中判凌迟者2人，处决者25人，充军者11人，徒刑者129人……这等成就，比嘉靖和万历更加辉煌。 在民主国家，四年一次的选举可以定时舒解执政者在民间四年里蓄积的怨气，社会的锅炉也因为有了这样的泄气阀而不至于爆炸。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制度，因而翻案和平反也就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安全阀门，需要时时启动——毕竟，“翻案大得人心”！

作者： 信力建   1.【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中国真实GDP增速仅5%左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但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与高增长相伴的是高资源投入和高污染排放。2005年以来生态退化经济损失约相当GDP的4%左右，如在GDP中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仍仅有5%左右。 2.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表示，总体来看，明年A股市场会比今年好，应适当增加投资。他指出，从A股看，原有的泡沫、信心不足、市场制度缺陷都是本轮下跌的原因，明年随着改革转型的整体布局规划，对增强投资者信心应有所帮助。 3.近日，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官网发出的一份表彰决定，引来一片哗然。表彰对象是“征地、拆迁中涌现出的先进工作者”，奖金总额达72.5万元，每人从5000到3万元不等。获奖72人多为临县下属乡镇、村的镇党委书记、镇长、村委会主任等。 4.当地时间 2012年12月14日，美国康涅狄格小学校园发生枪击惨案，总共有28人死亡，其中包括20名儿童。20岁的兰扎在家里先杀死了自己的母亲，然后开着母亲的车前往桑迪胡克小学疯狂杀人，后来被警方击毙。 5.中国警方提醒：散布“世界末日”谣言将被依法处理。据报道，5名妇女因在武汉街头大量散发传单，宣扬12月21日将是世界末日，日前被武汉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给予行政拘留10天。前不久重庆也有4人因散布“世界末日”等谣言被行政拘留。重庆警方表示，全国多地公安机关查处了多起类似案例。据悉，中国已拘留52名“世界末日说”宣扬者。 6.加拿大兰德斯塔德公司所做的全球工作监察调查显示，觉得自己大材小用的人比例最高的是中国，高达84%，排名第二、第三位的是土耳其以及希腊，分别有78%和69%；觉得自己大材小用的比例比较低的三个国家分别是——卢森堡23%、丹麦25%和比利时28%。 7.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马里松12月15日在北京表示，杭州市实行“公办不择校、择校去民办”，目前已经实现公办中小学零择校，严格按学区招收学生。马里松称，改革得到了杭州市委书记等市领导的支持，他们明确表态自己“不批条子”。 8.重庆62岁环卫工何华银行取钱时柜员多给了1万元。为赶在银行下班前把钱还回去，平时节约车费的何华这次多掏两元转车赶去银行，终于还了钱。银行主管表示感谢，给他一袋水果，6个苹果，10根香蕉。 9.【2012年中国经济萌发质变】据悉，今年前三季度，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为105.5%，外需为－5.5%，经济发展已建立在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上。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份额中，消费占55%，投资占50.5%，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 10.中国银行发布2013年国内外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展望报告预测，2013年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内需尤其是消费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预计2013年中国经济温和回升，财政政策或将更加积极，货币政策总体稳定，降准概率依然较大。 11.据华夏时报，此前补社保根本无法通过审查。而在广州，花钱办理购房资格的时间大大缩短，相关费用减少近一半。业内人士称京穗限购资格的审查确有松动迹象。“现在补齐5年社保就可以通过住建委审查，拿到购房资格。”北京西三环的一家房产中介如是说。 12.反腐专家李永忠称官员财产还不能大范围公示，既因技术条件不具备，更因相当多官员有相当多灰色甚至黑色收入，公示只会让他们成政改阻力者。他认为官员财产公示应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即将贿赂匿名清退了且在查实情况下即可得到赦免。 13.16日，河南省民政厅透露，为缓解艾滋病患者群体生活困难，河南省决定提高艾滋病患者生活定量补助标准，由每人每月20元提高到200元。在河南，目前37205名艾滋病患者在纳入低保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发放定量补助。 14.网友linh78的手机在西安被盗，后被定位显示在北京。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土门派出所两名民警，连夜乘火车赶赴北京，辗转2400余公里追回被盗手机。土门派出所所长朱立桢说，只要有破案条件，无关案值大小，都是公安机关职责所在。 15.美国华盛顿山的一块岩石上，立下了一个标牌，告诉后来的登山者，那里曾经是一个女登山者躺下死去的地方。她当时正在寻觅的庇护所“登山小屋”只距她一百步而已，如果她能多撑一百步，她就能活下去。——胜利者，往往是能比别人多坚持一分钟的人，记得在倒下之前再撑一会。 16.12月16日，平壤举行追悼大会悼念金正日逝世1周年。外媒称在金正日逝世后的1年中，金正恩并未如期待中一样积极推进改革。在人事调整上，10名朝鲜内阁部长今年被撤换，去年金正日葬礼上扶灵的7人中4名军人均被撤职或降职。 17.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业界传出，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为了犒赏员工，近期一口气买了200支iPhone5手机送给员工，并可能在鸿海年终活动再加码送出iPhone5。 18.【受益一生的十个好习惯】①不要轻易剥夺他人的希望。②不要指望生活会是完全公平的。③生气时不要作出决定。④保守秘密。⑤定期存钱。⑥及时承认错误。⑦用你希望别人待你的方式去待别人。⑧凡事先作计划，尽量将目标视觉化。⑨不要太依靠记忆，要办的事写下来。⑩每天提前15分钟上班。 19.中国的互联网尤其是微博之所以如此喧闹，因为人们把它当做民意表达的重要通道，而老外拿这个当社交工具，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意表达的渠道太少了。——主持人孟非昨天在南京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民意表达渠道少，而网络公众人物影响大的时候，公众人物在转发求助及希望引起人们关注的社会公众事件时，也应当有所判断，避免误信传谣，助长情绪化的社会心态。 20.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你不可能所有的好处都是你的。你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一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些什么。你要学会接受命的残缺和悲哀，然后，心平气和。因为，这就是人生。—— 星云大师

http://news.qq.com/a/20121130/001162_1.htm 腾讯网 2012 年度思享沙龙·中国说 思享沙龙·中国说 2012-11-30 12:47 时间： 11 月 27 日下午 14 ： 00 — 18:00 地点： 北湖玖号 ( 朝阳区辛店路 168 号） 主持人 ：周庆安（清华大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嘉宾： （按发言顺序） 周其仁（ 著名经济学家 ） 袁伟时 （中国近代史专家）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 刘晓光（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阿拉善 SEE 发起人） 胡泳   ( 微博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邵夷贝（ 80 后歌手） 熊培云   ( 微博 ) （南开大学副教授） 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李杨（著名导演 ，代表作《盲山》、《盲井》） 周国平（当代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信力建（民办教育专家、信孚教育集团创办人及董事长） 黄纪苏 ( 剧作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副主编 ) 雷颐 (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洪波 (keso) ( 独立 IT 评论人 ) 杨恒均   ( 微博 )   ( 《世界华人周刊》总编，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作家 ) 汪庆华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张洁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管理中心项目部副主任） 毛向辉 （维众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余世存 （青年思想家、自由撰稿人） 李楯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音乐开场： 邵夷贝表演《改变 2012 》   周庆安： 各位下午好！汇聚知行者，荟萃思享力，助力社会进步，寻找改革共识，欢迎各位来到腾讯网 2012 年度思享沙龙“中国说”的盛典现场，我是主持人周庆安。 我们经常用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开头一段话来描述今天的中国：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却也是失望之冬。当然我们相信这是一种旧秩序的结束，但同样我们相信， 2012 年不是世界末日。 我不知道大家在回顾一百年之前时会怎么想当时的那个时代， 2012 年想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想到的一个新开端。但我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2012 年 4 月 14 日，这是电影《泰坦尼克号》沉船的细节，泰坦尼克号沉没。如果把中国比作一条巨轮、比作一条海上航行了很久。今天在这个思想沙龙上做的一件事是我们要去选择思考它的风险，去选择分享他所遇到的挑战，甚至寻找它正确的航向和动力。今天特别高兴各位贤达会聚在腾讯网 2012 年思享沙龙“中国说”的现场，首先让我们有请腾讯公司副总裁孙忠怀先生致词！有请！ 腾讯网副总裁孙忠怀致辞 孙忠怀： 尊敬的各位嘉宾、腾讯网的新老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个人先对刚刚演唱的邵夷贝小姐表示敬意，很震撼。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腾讯网站 2012 年度思享沙龙跟各位思想者共聚、交流。首先作为腾讯公司的一员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欢迎各位在此探讨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以及相关话题。今天的交流和一直以来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沟通、讨论、辩论乃至于思想的交锋都是一样的，都是当下国人不可或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这个民族和国家的使命感。我想这也是我们举办这次跨界交流的初衷所在。腾讯是目前中国服务用户最多的、影响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之一，这意味着我们有义务在互联网领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期望通过腾讯的媒体业务平台承担自己的使命，发挥我们应有的影响力。今天这样一个思享平台是腾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载体。 过去 30 年中国传媒业发展波澜壮阔、日新月异，互联网媒体作为传媒产业一员，既起到传媒产业的催化剂作用，同时互联网媒体也被我们自己的催化剂不断催化、升级。如今随着无线和互联网发展，互联网媒体进入社会化、移动化、个性化全面发展的时代，我相信在座各位大部分是微博和微信的深度用户。过去一年腾讯网媒自身变革和持续升级，是这个趋势的典型代表之一。腾讯全体同仁诚惶诚恐，亦步亦趋，努力使自己更好的服务于用户，当然也服务于这个社会。 今天的思享沙龙同样会围绕着“改变的足迹”话题展开，这里所说的“改变”会从传媒单一行业放眼开来，把目光锁定在更为广阔的领域，比如文化、经济、历史多个方面一起探讨中国未来可能的足迹，特别是大家知道今年秋天和明年春天是主政者换届的截点，我们试图为这些可能的足迹贡献一些在座各位的智慧。今天到场并参与对话思想碰撞的嘉宾熠熠生辉，不乏各个领域的杰出人士，其中也有我的好朋友，非常期待各位今天下午的讨论和交锋，希望你们可以碰撞出助推社会进步的思想火花，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谢谢你们的努力！ 周庆安：谢谢孙总的致辞！大家都知道在今天的整个传媒环境中，社交媒体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它的相互衔接性让我想起了海明威曾说过的一句话“人不可能是一个岛屿”，人与人之间、世界与世界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必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最近所有联系中，这些年来我们最关心最显性的是经济联系。谈到经济联系，会想起今年在某一个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支离破碎的 金砖四国 》，其中用 124 个发展中国家的例子说明在过去 30 年中能够保持稳定、每年持续 5%/ 增长速度的国家并不多，以中国作为一个例子。面对目前金融危机的环境，面对我们谈到经济作为最主要的一个国与国之间连接脉络的情况，大家就会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经济挑战从哪里来？所以首先请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为我们做第一个主题演讲，主题演讲讲谈到经济与中国的发展，有请周教授！   经济中国说·中国经济下一程 演讲嘉宾： 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下一程如何走？一是取决于抓住全球和平的机遇期，二是取决于在各个领域深入推进改革，三是在微观层面推动创新。” 中国经济现在的状况有一个大背景，我始终把我们的中国经济看作是两个海平面的运动：中国开放时已经有了发达国家这个样一个高海平面，我们是处在一个低海平面。高海平面人均 GDP13000 美元（ 1978 年的美国），现在人均为 3-4 万美元。世界经济还有一个由中国、印度、前苏联等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低海平面，中国开放时人均不到 200 美元，翻两番达到 800 美元。中国开放时，这两个海平面差一百倍。邓小平改革开放把这两个海平面打通，这个打通释放了巨大的市场。因为原来低海平面国家都是二战前后独立的，非常看重自己的国家主权，但一直处理不好主权和开放的关系，基本用的是替代办法：国家权力把关税壁垒提得很高，让国际资本、商品无法进入，空吹国内市场发展国有企业。这是当时很多国家的策略。这个策略主权维持住了，但经济发展不理想。邓小平总结经验教训后提出开放， 1990 年印度开放， 1991 年前苏联垮台苏东体系开放，这个世界变得跟过去有所不同。 这两个海平面是冷战形成的，差距非常大，一打通后会发生很大的对流。一个是大量资本、技术信息往低海平面落。国人这么多年自己积累，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国家搞上去。还有一个效果是当时没想想到的，即低海平面变成大量输出，这是没想到的。开放时我们是一个有 10 亿人口 8 亿农民的国家，工业能力非常差，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产品。可随着开放，低海平面有大量的东西出来，这是经济学中讲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前提是要比较怎么做到强大的对流？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即改革红利。这是最近李克强所讲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红利”，我认为讲得很好，不是什么其他行业。有人说是人口红利， 1965 年中国人口红利就开始升了，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1949 年结束战争，国家统一、和平，人口就开始提高了，到 1965 年中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 1965 年是 52% ，到改革开放前夜升了 10 个百分点。 可这段时间里人口有什么红利？人口对中国是负担。 我在这段时间里下乡， 9 人中有 7 人是农民，城里人还不断下乡，为什么？城里没工作，粮食不够吃。人口是负担，所以中国走上了一个最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最后是通过改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包产到户粮食够吃，民营企业一搞就业机会就来了。 第二波是邓小平南巡，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经济能量。 第三波是加入 WTO 。 1997 年签约， 5 年预备期， 2002 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 。通过政府间的协定，把不适合体制的因素排除。中国 GDP 就是这三波推起来的，推进了 10% 的增长率。 这两个海平面靠拢背后有这些东西，由此带来了很大的选择，红线是中国的外汇存底。 1993 年朱镕基到北京，中国外汇存底是 180 亿美元，搞了一年后涨到 500 亿美元，之后最高达到 3.65 万亿。这条曲线反映了中国一开放，利用全球化、利用原来低水平、低成本而把经济发展上去。 同时也带来很大挑战，外汇存底和广义货币是什么关系？企业外向，赚顺差，中国环境改善，引来外资，这个钱全是美元，美元到中国不能花，到中国花要有结汇，结汇谁结？当时全国一致说“人民币绝不能对美元升值。”因为一升企业出口就麻烦了。喊这个口号容易，谁去顶？最后是央行拿基础货币顶。什么叫人民币兑美元不升值？有一块美元进中国， 8 块去买它，人民币的汇率是 1 ： 8 。在 8 块的水平不让它升，进来 1 块美元就付 8 元人民币去买。这是央行付的钱。央行基础货币一出去到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把钱放出去收进来、再放出去收进来，放大了一点，这样资产价格就上来了，土地、房子、所有投资品，一不小心进入 CPI 。所以外汇储备每一块钱对应的有一个国内的货币运动，有一个内部的循环。这个形势好吗？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外汇。但汇率机制导致进来一块美元，人民币就被动投放，国内宏观环境、货币环境发生变化。 2002 年广义货币 M2 （图）， 2002 年不到 19 万亿，八年以后涨到了 53.8 万亿，同期 GDP 不到 28 万亿。广义货币（ M2) 与 GDP 的比例现在是 180 亿美元，全球最高的经济体制。这是开放带来的一个挑战，如果汇率机制是这样的，开放程度越高国内压力就越大，压力由此压到资产上，房价起来，地价、古董、茶叶价格起来了，有一个学生拉我去看兰花， 80 万人民币一盆。我还跑到新疆看过一头羊，刀郎羊 1400 万。如果产品供不上，价格就会上去。齐白石的画很贵，因为齐白石死了，他一辈子的画大家都要，有价值。可现在艺术品市场好好活着的画家，作品价格也是天价。这个东西会急剧改变人们的行为。搞实业的越来越少，炒这个、炒那个很热，背后是货币环境的变化。 若一直涨上去也不行，问题是：第一，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两个洲外部冲击，需求总缩；第二，资产价格很好，大家愿意借钱，我们债务率很高，杠杆在推高。杠杆高如果把价格压后就会形成债务，通货紧缩。房价涨时多借点钱算什么？不怕；房价一控制住，你借的钱就很硬，水落石出。 这些年来国家不断的进行调控，出这个政策那个政策，国家部委忙得很，这种忙最后会阻碍微观经济的活跃性。投资偏大后，投资收益下降；投资收益率下降把经济往下拉，这是今年、去年看到的情况。水位下去，石头就出来了，成本顶着，债务顶着，这是目前经济形势的特点：水落石出。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未来会怎么样？我不完全知道，因为经济是人的活动，不是一个天体运动，可以撤离天体的轨道。人的活动是选择，只能应对这些问题将来会怎么样，不是宿命。我的看法是这些关键问题怎么回答，将来中国经济就会怎么样。 第一个大问题，怎么做？现在我们有 90 万亿人民币，一年 GDP50 万亿，货币水分怎么抽？抽回来国内经济可以平衡，很多异常价格现象可以消除。但抽货币很长，从经济中把货币抽回来要付出经济萧条的代价，历史上陈云、朱镕基做过这个事，美国也做过这事，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急速掉下去，以致很多企业关门。要付出代价，我们政治上能不能承受住？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还有的选择是货币很多，能不能往里面加东西？货币是赚资产的，如果货币很多，资产推进去，从那个角度可以平衡，这个问题是国民经济当前第一位的问题，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里面有很多小问题，第一，汇率机制要不要改变？我们要人民币汇率稳定，但是否一定要央行基础货币承担这个责任？这个问题要讨论。现在央行既承担人民币币种问题，又维护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问题，我认为央行很难完成，为什么？因为美元我们管不了，美元 1971 年后就和黄金脱钩，它发多少控制不了。美元的基本策略是只要国内通货膨胀不起来，它是全球货币。这时如果不把汇率形成机制做一个根本改革，我们的被动局面不会消除，对外开放成绩越好，国内宏观环境越发达。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要不要实质减税？现在经济下行，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特别麻烦，小微企业的特点是卖的东西下去了，买的东西还没有下去，包含在成本里顶着，这时如果不给它一个实质的减税，很多企业受不住。最近我们跟阿里巴巴一块搞要小微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开工率非常低，很多企业都不干了。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占中国就业率的 80% ，这是目前的问题。而且各地由于房地产市场受到调控，出让土地金减少，各地政府现在还在加税，查过去没交的税，这对企业是雪上加霜的。 第三，要不要增加进口的便利？多少年大家基本认为中国货物出去赚钱是对的。其实这个思想已经很落后了，即便是金本位赚了黄金不见得所赚是最便宜的，黄金多了就是货币多了，货币多了就是物价高了。何况美元跟黄金是脱钩的，应该让进出口更大程度的平衡，以中国比较优势的产品换其他国家比较优势的产品，而且现在国际上很多商品价格比国内低，但我们进口跟出口不对称，奖励出口、出口服务做得不错，可进口麻烦一大堆，没有好好改。 第四，对于贸易遇到困难，今年 商务部 报告说 10% 的增长都做不到，可能无法完成。这是十八大期间新闻会议上所说的。那是不是由于欧债不行出口就不行了？我的看法是，新阶段有新选择，应用对外金融、对外投资来带动。什么叫对外金融？这么大一个出口国，卖方信贷很少，应该借钱给人家买我们的货，就像当年发达国家借钱给我们买他的设备，今天倒过来做。同时要通过对外投资，我去新疆调查，周边有些国家经济情况很好，资源潜力很好，但基础设施很落后，阿拉山口火车就那么几道。中国基础设施是见长的，到境外去投，倒过来去做 BOT ，就像当年外资进中国做法的一样，我们在东南亚、西部包括在拉美的机会都有，问题是国家有关政策要支持。 最后，要不要货币深化？中国经济跟美国不同，不是所有资源都已经放在市场上了，我们有很多资源不在市场里。现在有一个平衡的办法是把不在市场的资源放进去。 1998 年我们有一个成功经验：城市房改房。光城市居民的房子倒来倒去就吃掉很多货币。现在中国不在市场的资源很多，整个农村仍是自给自足，农民进城了，他的地、资产都不是随便交易的，所以应该确定一个权力给一个流通、给一个市场，把市场过量的东西消化掉。另外是国家手里、政府手里的很多资源没有放进去，这需要通过货币深化、资本深化。国民经济不能加债务，只能加资本，加资本就要搞产权改革。 第二个大问题，城市化中国有余地。但用什么机制推进城市化？现在的趋势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政府主导城市化的后果很严重，我们的土地制度、城市设立、进城门槛包括户籍制度、投入制体制，“看得见的手”的比重太高，导致资源大量的配置失误，人都没有的地方去那儿干，有很多人的地方人力投资不给力。这个问题不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就不会高。 最后，中国经过 30 年高速增长，高速增长的另一面是我们的人工成本上升，这是一件事。十八大确定 2020 年人均收入翻一番。倒过来人工会进一步贵，这件事产业界很关注：这怎么是好？其实人工成本不是单一可决定问题的，而是生产力怎么样，不是人工有多贵。如果贵的人工用到生产当中生产不出多少东西，如果今天的工资水平中国产业界觉得对付不了，再发展下去就别玩了。工人的收入提高，倒过来是市场扩大了，有购买力。这里面最关键的东西是要提高生产力，由此涉及到企业制度改革，涉及到教育科研。所以我想我们会争取一个前景，而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即前面的问题怎么回答。 能争取的前景是机遇期，所谓机遇期最重要的是争取全球和平，和平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条件。在处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增加民族的自豪感的同时怎么和其他国家相处，目前跟日本有些问题，但我们跟欧美的框架很好，这是最重要的机遇期。经济发展不是年度增长有多好，而是不中断，如果是一个福利增长，美国多年就是 2% 的增长率却是世界头牌大国，不能用战争搅乱经济发展。这是一。 二是要做到这一点，在各个领域进入深入改革，不改革靠其它变量、短期的办法已经走到头。 三是微观层面，推动创新，让中国方方面面认识到我们这些人工成本不算什么，否则日本怎么打？英国怎么打？欧洲怎么打？我们对现在的收入已经恐惧，经济再发展有什么意义？唯一的办法是把生产力提高到比工资涨得快，这就涉及到创新、工艺、材料、流程、产品、商业模式，需要改革。因为 通过我们的观察可以看到中国产业界注意力的集中度分散，大量时间、精力不在管理、产品、基础，在社会转型中的关系上，要花很多精力维护那些东西，这会损耗这个国家的长期增长。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从空间上说还有发展的机会，但能否做到不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尤其不取决于经济学家怎么说，而是取决于我们具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各位！   周庆安： 谢谢周教授！每次听周教授的演讲都获益良多。我刚才在想，那么多资产都升值甚至膨胀，可这些年就一个东西没有升值，即思想没有升值。在座各位不但希望思想升值而且希望思想膨胀，那我们就不用在北湖开腾讯的思想沙龙了。如果说经济是一条显性的线索，那么有一条隐性非常重要的线索，即文化线索。文化方面我们听到过李光耀讲亚洲价值是亚洲的政治基础，也知道有人写文章说“孔夫子与投票箱”说亚洲价值和儒家价值不一定有助于社会文明进步和制度建设，什么样的内容是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 中国在选择自己的政治方向时必然受到影响的文化因素？哪些又是我们要避免的？接下来有请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原袁伟时先生为我们做演讲，有请！   文化中国说·文化与中国命运 演讲嘉宾： 袁伟时（中国近代史专家） “中国现代文化要引导中国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制度，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就是融入世界：将人类已有的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等成功的东西吸收进来，跟国际接轨我们就发达了；抵抗这个历史进程必然会衰败。” 袁伟时： 谢谢大家！周其仁教授的讲话我听得津津有味，我就补充一点意见：为什么中国那么一个古老的国家不能够老早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历史本来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但欧美、英美走在历史前面，他们成为原创性发达国家。 19 世纪我们有过机会，结果失败了； 20 世纪我们有更多的机会，结果失败与成功兼而有之。原因在哪里？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辩论，这个辩论里的答复各种各样。我们这三十多年的发展变化是由于什么原因？是由于我们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里去了，这不是简单几个人随便讲一讲，他们有自己的报纸、有自己各种各样的电子网站等鼓吹这个观点，而且不久前在清华大学开了一个国际儒家宪政、儒家政治讨论会，提出很多很新鲜的观点，刺激我想一个问题：中国前进或后退的关键在哪里？ 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亚洲靠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制度没有成为发达国家，没有转变成为现代国家，这是铁定事实。中国 19 世纪为什么不能成为现代国家？原因很简单，即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阻碍。我专门写了一部书来剖析这个问题——《晚清大变局》，网上可以找到。但现在有人否定：不对，那个还是亚洲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是前进方向的。这样我们就要讲什么叫亚洲价值观？没有统一。李慎之先生在 90 年代写了很精彩的文章，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所谓亚洲价值观的东西，中国跟亚洲的价值观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的价值观是什么？有人说得天花乱坠，我想我们都是小学生，请出真正的大师说话，邓云特先生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哪里？四个字：三纲六纪。所谓三纲大家都知道，六纪就是六亲，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骨干、骨架都是按照“三纲六纪”建构起来的，它那个体现在我们法律制度上都是按照这样一个基本架构建构起来的，那样的一个社会制度叫什么？有人说叫做封建制度，这是没有基本历史知识人所讲的话，因为中国秦汉以后没有封建制度，我将它概括为——中国是一个宗法专制制度的国家。所谓宗法专制三纲就是一个专制的架构，宗法按照亲缘来建构整个社会，这个就是中国农业社会自然经济体现在制度、思想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是中国传统文化。 那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还有什么东西？鸦片战争前后开始了中国的一个新文化运动。过去大家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不对。所谓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人汇合东西方文化统称现代文化，主要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而形成的一个现代文化。这个现代文化不是哪一个民族的，而是所有全人类文化荟萃起来的一个现代文化。现代文化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落差，这个落差决定了要不要吸收人类文化的成果、吸收现代文化，是抗击它还是吸收它？是吸收以现代文化为代表的一个全球化的历史洪流还是抗击这个历史洪流就决定了一百年来中国的兴衰，中国 19 世纪兴衰结果就证明了。我们抵抗现代文化，抵抗世界的一体化，结果中国一亿多人不正常死亡。 20 世纪里，比如清末宪政十年，北洋政府时代，在抗日战争之前，有人说北洋政府时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正常，即使政治局面不稳定，但经济是不断发展的。所以有些时代和中国 21 世纪时代发展相比毫不逊色。但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引入了苏俄专政社会主义文化。现在中国文化从大格局来讲是三种势力博弈：一是现代文化要引导中国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制度，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就是融入世界，将人类已经现有的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等成功的东西吸收进来，跟国际接轨我们就发达了。假如抵抗这个历史进程，必然会衰败。 在这个过程里，主要的障碍依然是苏俄的专政社会主义体制在制度上的残遗、在思想文化上的残遗。刚才周教授讲到很多贸易、资本流动的障碍都是以前有的。计划经济体系是斯大林专政社会主义体制和思想的残遗。可即便是在斗争年代，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有新左派为代表的左思潮，那些大家都知道。近年来特别凸显了一个国家派，国家派主张是什么？主张我们要有文明的注脚，要重视我们是中国人，这不是新发明， 30 年代、 20 年就讲“现在看不到中国人了，已经西化了。”其实不是西化。中国人要不要变为现代人的情况，在国家派看来这是不可接受的。而中国要发展必须要通过这一条。国家派现在对所有现状里的东西，都变相的、有意无意的加以歌颂。仅限历史来讲就很明显，比如我们都说我们的选拔领导人制度不好。他们都说不对，这种政治维持了中国传统的神人政治，选拔的那些人比你选举出来的人还要高明。有人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讲中国选拔的制度比西方要好。我想这是不是一个文化的现状？正在需要改革时，任何领域都说现状是好的，比如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中国，他不是认真学习关于法治方面的基本知识，而是看四书五经。这样的现状，对我们改革的一些东西有意无意的起到这样的作用，过去我们不太了解，原本讲自由主义突然之间变成提倡国家、传统文化，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人人都在问他们想干什么。现在慢慢清楚了：他们要修改宪政规则，用神人政治来代替宪政。 他们还讲宪政中国，但那种宪政中国基本规则是他们用所谓中国的传统文化加以修改。在他们眼中看来，宪政救中国老早就有了，回到过去就有了。所以认为中国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宪政中国的传统，一个是专制中国传统。这从学风来讲是非常恶劣的，完全乱讲。所有讲这个的，都不是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不是认真研究过中国历史的人，要读读中国历史，读读中国研究儒家文化的，比如我非常敬佩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等，他们不会讲这些话，因为他们认真研究过儒家东西、认真研究过中国历史。可那些外行读过几篇四书五经后就吹捧古代大师，现在吹捧中国已经有神人，认为中国应该由神人来领导，这个神人是谁？是蒋庆，他是西南政法学院的毕业生，当然他对现代法应该有所了解，但他走向了古代的四书五经。说他是神人，我不知道是怎么样评出来的。蒋庆那样的领导就指导中国成为现代国家我非常怀疑。所以这一套东西我感觉到是我们应该重视的，谢谢大家！ 周庆安： 谢谢袁老八十多高龄仍非常热情、激情的给我们分享中国文化，尤其当下中国改革非常密切的联系，尤其谢谢袁老刚才坐在这张位置上讲，这张椅子是给两位主讲嘉宾准备的，袁老如果不坐的话，根据“三纲六纪”就没法坐。周教授提醒我们的是，如果你发现有问题，就往里面加一点面，所以我们又往上面加了三张，这是我们下面要进行的环境。“中国说”需要更多的学者共同探讨和分享对于刚才两位谈到的经济方面、文化方面甚至中国改革的很多问题看法。所以下面是分组讨论环节，非常荣幸地请到来自中国金融博物馆的理事长王巍先生主持，参与讨论三位嘉宾分别是：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是许小年先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先生！首创集团董事长、阿拉善 SEE 发起人刘晓光先生，有请三位和王巍先生！   经济中国策·交锋对话：有没有“中国模式”？ 嘉宾主持： 王巍（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对话嘉宾：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 刘晓光（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阿拉善 SEE 发起人） 许小年： 中国模式其实是不存在的。从改革开放到 1994 年、 1995 年，大概是分税制开始，第一个是亚当·斯密模式，经济领域讲叫邓小平模式；第二个模式是 1994 年、 1995 年后的东亚模式，或者凯恩斯模式，大政府模式。 秦晖： 左派、右派在西方国家都要讨好老百姓，如果你要得势，在他们那里必须讨好老百姓；在我们这里必须讨好皇上，这个皇上需要左派为他扩大权力，又需要右派为他推卸责任。最后就造成刚才许教授讲的中国政府手中资源之多，财政状况已经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 刘晓光： 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中国模式？有。第一，坚持党的领导；第二，坚持大政府；第三，企业自主权全面倒退。我们实行的是一种经济上的集权制，通过一些垄断的国有企业分配资源，支撑着一些经济的发展。实际过程是国进民退。   王巍： 感谢各位，抓紧时间。首先听了两位大家的背景介绍，周其仁提出战略有操作方案，具有建设性；袁伟时先生非常有批判精神的谈了两千年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谈的主题是“中国模式”，这个问题各位肯定很熟悉，两位学者、一位商人。许小年曾在商海里混了不到 10 年，被蹂躏一番后现在回来，他有内伤。他的批判性很强。这么短时间内，三位不可能对“中国模式”这个连概念都达不到统一得出结论。因此我们不希望达成一致，仅仅准确表达本人的意图就了不得。首先请三个人 3 、 5 分钟说清你心目当中的所谓中国模式。首先有请小年！ 许小年：中国模式其实是不存在的 许小年： 我的观点是：中国模式其实是不存在的。（图） 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如果说有中国模式的话，就有两个，不是一个。 这两个所谓中国模式，历史上我们都见过，所以不是什么新的中国模式。 从改革开放到 1994 年、 1995 年，大概是分税制开始，第一个是亚当·斯密模式，经济领域讲叫邓小平模式。第二个模式是 1994 年、 1995 年后的东亚模式，或者凯恩斯模式，大政府模式。 中国政府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是强政府，那是过去十几年间的事情，不是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 改革开放前十五年国退民进，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 （图） 财政收入占 GDP 比例， 1978 年开始改革时，财政收入占 GDP30% 。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府所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这是国退民进，把资源配置的任务交给了市场，开放了民营经济，所以政府越来越小， 小政府模式 。国退的过程中，民进，市场往前进。所以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效力上的改进主要来自于新体制下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 重新配置值得提的有两点：一是从农业转移配置到工商业，大家知道工商业的效率比农业高很多，所以获得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二是从国有部门向民营部门配置。我们也知道民营部门的效率远远高于国有部门。今天国有企业之所以还赚钱，那是因为有政府给它特殊政策，有政府给它保市场。改革开放把计划体制打破，资源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进行配置，效率大幅度提高。这是 亚当·斯密模式，不是中国模式。 经济学第一本著作是亚当·斯密写的，早就指出了市场为什么有效率。 1995 、 1996 年后形势发生逆转，政府手中的资源越来越多， 到了 2011 年，各级政府政府的收入，这里包括了卖地收入，但不是政府的全部收入，有预算内、卖地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费、基金。到 2011 年我们看到右边（图）， 政府手中所掌握的资源已经回到计划经济时代，重新回到 30% （图）。所以 从这个低谷再往上走是另外一个中国模式，即现在津津乐道的所谓大政府、强政府中国模式。这个模式东亚国家曾经执行过 ，东亚国家在战后经济起飞时曾执行过，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看看今天的日本就知道东亚模式到最后是什么情况。到最后经济增长乏力，因为来自于草根、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的效力没有了，来自于企业基层的创业激情没有了，完全靠政府加大投入，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一个叫财政，一个叫货币），利用这些资源拉动经济的增长，结果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低。到今天东亚模式也走不下去了，走不下去是因为在财政上、货币政策上碰到了迈不过去的坎，再这样搞下去有可能资产泡沫。日本就是如此， 如果我们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话，日本今天是高收入陷阱 ，整个经济缺乏创新能力，不能提高效力，还靠央行保持零利率，日本政府没有办法了，因为政府没钱了，这两个都不是什么新模式，历史上都有。 王巍： 好！下面有请秦晖老师。 秦晖：中国模式就是政府扩大权力、推卸责任 秦晖： 其实我跟许教授的很多看法类似，但在有没有中国模式上不一样，我认为肯定是有，好坏是一回事，模式是否变化也是一回事。中国跟很多国家不一样，我讲的和很多国家不一样，是说古今中外和中国没有类似的地方。我认为中国这 60 年的经济发展和南非相近，也就是说所谓中国模式并不一定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中国有没有特色或者有没有自己的模式？有一个参照对象即西方，那些鼓吹中国模式好的人说中国创造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模式，也是以西方作比较。可问题是西方本身非常复杂，比如美国那样近似于自由竞争的，瑞典号称从摇篮到坟墓都是由国家承担责任的，这两者相差很远。我们讲的中国模式当然是指无论西方各个国家相差多么远有最基本的共同点，而这恰恰是中国没有的，这是中国模式。 至于这个模式会延续多长时间或者该不该延续 , 是另外一个问题。刚才许教授讲到我们的财政状况， 说已经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 实际就反映了中国政府权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从瑞典到美国都不可能有的。可又有一个问题，要说中国政府的权力很大，如果它的责任也很大，那也说得过去。比如瑞典政府的责任很大，从摇篮到坟墓，因此瑞典政府不可能手中积累那么多的资源。许教授说中国搞不好会成为日本、欧洲那样的状态，我认为如果中国模式不改变根本不可能，因为中国政府逻辑和他们不一样， 中国政府要收你多少钱都可以，但想不给你花就不给你花， 这点怎么可能形成债务陷阱？恰恰相反，中国模式最典型的特征是，他们的政府都处在破产状态，我们的政府钱多的不知道怎么花。这恰恰是中国模式不同于他们的。 但不是中国模式就一定是社会主义。老实说，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起源于西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大政府和小政府，在西方平台上进行博弈时，往往有一种现象，即当自由主义得势时，我这里讲的仅仅指经济意义上，如果政治意义上，西方的社会主义也是民主主义或者政治自由主义。 在这个平台上，若自由主义得势，老百姓就要求更多的自由，要求更严厉的限制政府的权力。可老百姓同时对政府的问责仍然很紧。相反，如果是左派得势会要求政府付更大的责任，反映在福利上是要求加大福利开支，同时老百姓对政府的权力限制得很厉害。也说你收费不很困难的，但老百姓要求你增加福利。如果自由主义经济学上台，老百姓要求政府减税，减税很容易，但减福利很困难。 如此，周期性一左一右的债务陷阱越来越大。 我们国家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但都加了“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说穿了是他们玩游戏的东西，这不一样。左派、右派在西方国家都要讨好老百姓。如果你不抱这样的希望另当别论，如果你要得势，在他们那里必须讨好老百姓；在我们这里必须讨好皇上。这个皇上需要左派为他扩大权力，又需要右派为他推卸责任，我们的逻辑和他们正好相反。最后就造成刚才许教授讲的中国政府手中资源之多。这种现象会带来什么毛病？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时间有限就不多讲了。 刘晓光：企业自主权全面倒退 王巍： 许教授和秦教授的价值观一致，但有细微不同。刘晓光长期担任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您怎么评价中国模式？ 刘晓光： 这个模式肯定是存在的，比如市场经济模式。在改革开放后按照邓小平的理论和逻辑很大一方面是从这方向去走。现在不承认，讲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实行的是一种经济上的集权制，通过一些垄断的国有企业分配资源，支撑着一些经济的发展。 我想这些特点可能不光是社会主义特点，我去南韩也感觉到。当时南韩建现代汽车动员全国力量。我也去过日本，日本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我们才是，一是 300 万元以下的企业很少收税， 300 万元以上多税收；二是工资提高；三是以富人税收来构造社保体系。 我们的特点是什么？这次十八大说绝不照搬西方模式。我不知道讲的是政治模式还是经济模式，如果讲经济模式的话，不会如此直白，我想应该是讲政治模式。实际过程是国进民退，讲到了民营企业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有没有？有：第一，坚持党的领导；第二，坚持大政府；第三，企业自主权全面倒退。 我对比了一下，从 1985 年以后的情况来看，现在企业远远不如 1988-1998 年那段时间，权力收紧。中国下一步发展到底坚持什么样的模式才是可持续的、长久的？这是一个大问题。从我们的感受而言，期望有一个重大变化，我想可能有三种场景：一是新的领导上任后可能会有一些新改革措施；二是改革和反改革措施处于胶着状态；三是维持现在状态。中国到底怎么走？主流说法是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层次的改革。 王巍： 谢谢刘总，作为上千亿企业的老板说得很酸楚，十几年来企业领袖感觉到权力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企业家的力量，国企正在退化为国有政府。小年和秦教授有不同观点，其中秦教授提到政府随时可以调整自己的权力，但责任有底限，没有契约的政府最可怕。许小年三年前一篇文章在经济界的振动很大，说中国经济根本不是封建经济，因为整个社会无论商业、政治、管理统统没有契约概念。这点还需要许小年来谈，西方普世价值最核心的是契约关系，权利相等，不行可以换掉。中国现在仍然是所谓的专制社会，您怎么想，您认为什么道路、什么方向可以调整社会这样的发展方向？ 许小年： 这个题目稍稍有点转。我听到袁伟时老师讲中国是封建社会完全没有历史常识，确实如此。中国根本没有封建社会，从西周封建社会就已经结束，春秋战国是封建和专制的混合体，秦统一中国后是明白无误的宗法社会。 宗法社会不讲契约，讲政治权力，权力分配、资源配置都跟着政治权力走，不像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讲契约的，封臣和封君的关系是契约关系，是义务和责任、权利的对证，权利义务对等。 所以凡是从封建社会跨入到资本主义比较容易，比如日本、西欧。凡是从专制社会进入市场经济比较困难，走一定阶段后过不去，过不去的原因是没有契约精神，没有支持契约执行的整个制度框架。比如东欧（东罗马帝国）、中东（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跟中国的历史包袱一样，专制下按照政治权力进行资源配置，不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权力和义务的交换，这在中国现在很困难。 如果我们回到我刚才讲的，政府继续往后退，市场和民营这个经济继续往前跨，即使政府愿意往后退（现在我们知道它不愿意），我们天真的假设它愿意往后退，民进这一块也会碰到障碍。碰到的障碍是：我们不习惯、不了解市场信誉如何建立起来，市场契约如何维护，民间缺乏一系列的组织、缺乏一系列的观点来支持亚当·斯密所描述的自由市场运作。我认为中国模式转换以及中国继续向下发展的障碍，现在的政府是一个障碍。但政府就算如大家天真的想象一样，可以在今后几年立马启动改革，进入一个全新的局面还会碰到困难，如现在看到的东欧所碰到的困难一样，东欧政体已经民主化、已经没有专制，但东欧的经济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只要一放开，市场一运作就能走上坦途，非也。 契约精神、市场运作需要一系列制度支持，这些制度根子在我们每一个人头脑中。 王巍： 谢谢！十八大后，上上下下都在期待新领导人有新行为，有请秦老师！ 秦晖： 许教授提到契约，我觉得在中国契约缺失最大问题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契约，这就造成统治者的权力达到了我想要你死就死，想要你活就活；责任小到我可以不管你死活。所谓不管你死活不是说它完全不搞公共服务，而是搞一点，你就千恩万谢、皇恩浩荡，不搞你不能跟它要。对此，中国肯定要改变。老实说中国所有问题，不管是政治经济问题都要改变这一点。要改变这一点很简单，可以快可以慢，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主张激进或者保守。这个东西只要方向对，能快则快，能慢则慢，不怕慢只怕站。但我觉得有两个原则必须要讲： 第一， 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不能推卸责任， 这点我要对所谓的右派朋友指出。刚才许教授说政府不想退出，政府在权力领域不想退出，但在责任上非常想退出。 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是不干的，一定就要你只是准生这个，不准生那个，但推卸养老责任已经开始做了，而且非常乐意做。我们改革有一个口号“不找市长找市场”。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理解，但是非常错的，市场应该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应该是市长不找市场，不是限制老百姓的，老百姓不找市长，要市长干什么？老百姓不找市长，让市长拼命的找老百姓征税，这个市长岂不是富得流油？ 第二，责任不可追问的统治者千万不能扩大他的权力。这点我要针对那些左派同志，因为他们千方百计的为政府扩大权力。右派朋友主张减税我支持，左派朋友主张福利问责我也坚决支持，但福利问责不是感谢皇恩，讲得简单一点是政府用赋税买，用不着感谢；但如果它不给，就逼它给。两头挤挤出契约来。在宪政条件下不能两个要求都提，“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如果这匹马不是供我们骑，而是骑在我们头上，假如这匹马山珍海味都要吃，就不吃草，这种主张就有了切实的逻辑根据。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王巍： 袁老师提到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有太多次机会可以抓住现代化，而我们没有抓到，没有迅速转成一种制度是非常遗憾的事，需要领导人担当。请晓光！ 刘晓光： 我们现在的改革跟 80 年代的改革不太一样，那时候两头都有积极性，一头为下面，一头为上面，邓小平主力推改革。从改革角度来讲，我认为更多的是在改革的具体建议上。我们学习十八大，改革新期待。那到底怎么去改革？我们到底要有什么样的可持续模式？到底有什么样的政府、企业、民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些模式中到底有什么具体化的东西？我觉得太缺乏这种具体的声音和建议。 王巍： 在北京你主导着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型国企，从企业角度您个人认为在下一步如何给我们一点积极的正能量？ 刘晓光： 主要是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主要让民营企业大力发展，限制国有企业一些权力和资源输出，还有很多具体的东西，比如在所有制打破所有界限，鼓励混合所有制的模型。现在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做生意输了就有问题；银行贷款给那些企业最后还不了，也有问题。这种长期观念和体制需要一些具体化的措。怎么来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 36 条不会有太大的作用，根本上是从观念上、体制上、制度上进行保证，否则是空的。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的企业应该是一个经济细胞，只有体制活了经济细胞才能活。能不能在经济改革中率先往前推进中国的企业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我认为国企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比较重要的一环。 王巍： 刘总谈到一是国企改革，政企分开，加速改革，同时向民营企业开放，这是比较正面的积极建议。许教授对体制有很多批判，您决定我们在经济上应该做哪些事情可以正面推动 2012 的期盼？ 许小年： 我觉得改革方案有的是，主要在于是否愿意做。你说国企改革，首先要把国资委搞清楚，国资委到底是政府的一个衙门还是确实为人民股东的代表。我们现在看到的国资委是一个衙门，按照衙门的方式管央企，民意上都是央企、国企的股东，实际上什么都不是，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分红权，全都是衙门内部决定，这叫什么国企？ 王巍： 记得您曾写文章推动解散发改委。 许小年： 解散发改委是因为我觉得发改委没有存在的必要。国有部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其实你要想做明天就可以做，但老说条件不成熟，什么条件不成熟却不说，就说不成熟。 明天可以做什么？所有国企可以经营的民企通通可以经营，石油、石化、电讯为什么民企不能做？因为一打开，市场竞争进去，新的格局就形成了，不需要设计。现在老说顶层设计，让顶层设计的方案通通是为了巩固官僚制、权力。 顶层需要放开，不要老下封杀令就行了，打开，市场竞争进去，新气象、新格局、新结构就出来了。搞制度改革和创新，别忘了制度不是官僚在办公室设计出来的，在办公室设计出来的都是为了巩固权力和寻租空间。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很多制度是在市场实践中产生出来的，顶层设计什么？放开就行了。 王巍： 谢谢！秦晖老师！从您的研究和观察来看，哪些可以推进中国往前走一步？ 秦晖： 刚才许教授讲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顶层设计，真正问题是我们该做什么。就我而言， 不管是渐进还是激进，两个方向必须同时进行：限权、问责。通过问责增加人民的福利，通过限权增加人民的自由，或者说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这两方面的秩序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完全可随机应变，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见缝插针、有空就钻。从一件一件事的积累，逐渐约束他的权力越来越大、责任越来越强化，最终向权责对应的方向转移。如果朝这两个方向施加压力，最后要求变革的可能就不是我们了，而是皇上。道理很简单，因为一方面必须要求他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另一方面不许他任意的向我们收税，最后的结果是他主动向我们晒帐本：我就这点钱，你要的那些我做不了，你们商量商量到底是让我多收一点还是少一点。现在恰恰相反，有人说应该多收应该不做，积累了大量资源，他有什么理由向你们亮帐本？现在改革很重要的内容是财政公开、预算透明，现在哪有动力？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动力。某种意义上讲，全世界的宪政都是赤字压出来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手中的钱太多，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不可能有财政透明的动机。如果他让你看一下账目，我敢保证这些账目是假的。 王巍： 谢谢，几位专家从自己的学养、视野从中国模式慢慢分解成一个契约底线继续改革、解散衙门、开放市场这样一个比较具体的谈论，所以重要的不仅仅是批判一个制度，而是观察整个市场和整个中国历史给更加积极的正面建议，自下而上的推动中国改革。所以顶层设计曾经走过辉煌，的确帮助过去经济发展，在座很多人都是当年参与顶层设计的谋士，但今天民间智慧将迎来一个新机会，我们可以通过从自下而上的发展共同推动社会发展，所以回归到一开始所说的不谈大事，谈守契约，规定的论坛 45 分钟，正好完成，谢谢大家！

CDS 走上邪路的秘密 作者： 刘植荣 笔者在《 让 CDS 走在正路上 》一文中谈到，信用违约互换（ CDS ）在其发展初期对金融市场起到了“强心剂”和“润滑油”的作用，使整个金融机器更好地运转，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促进了市场繁荣。但是， CDS 是把“双刃剑”，过度使用或错误使用，就会引发“金融海啸”。美国《新闻周刊》在 2008 年一篇题为《吃掉华尔街的怪兽》的文章中就认为 CDS 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起初， CDS 交易主要在银行间进行，把它当做信用违约保险来使用。后来，一些基金公司看到了 CDS 的妙用，纷纷试水，便成了炙手可热的金融工具。到 2002 年， CDS 占据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主导地位。根据国际互换及衍生品协会（ ISDA ）的统计，在 2001 年年底，美国 CDS 规模为 6315 亿美元，到 2007 年年底迅速膨胀到 621732 亿美元。 CDS 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发展，是因为它既不属于传统银行系统，也不属于证券系统，更不属于保险系统，它游走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夹缝里逃避监管，被广泛用作投机套利。 如果企业信用值上升，也就是企业违约风险下降， CDS 保费就下降，反之则上升。这样，投机者就豪赌企业违约风险，做短线 CDS ，在企业信用值较高时低价买入，当企业信用值降低时高价卖出，从中渔利。 开始是货真价实的 CDS ，也就是说确实有借贷存在。后来， CDS 竟发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人们玩起了“空手道”，所谓的“借贷”根本就子虚乌有，贷款是虚拟的，赌的就是企业的违约风险。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裸 CDS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裸 CDS 占 CDS 市场份额高达 80% 。 在经济发展正常的年份，美国债务市场每年的违约发生率在 0.2% 上下，做 CDS 比做保险更“保险”，玩家乐此不疲。 例如， A 金融机构发现某企业违约风险很高，便向 B 金融机构购买 1000 万元的 CDS ，保护期为两年，费率为 500 个基点（ CDS 交易费率用“基点”表达，一个基点为 0.01% ），即 5% ，也就是 A 机构向 B 机构每年支付 50 万元的保费。事实上， A 机构压根就没有向企业放贷， A 机构赌的就是企业的违约风险。假如企业在一年内有违约事件发生，那就赌赢了 1000 万元，除去一年的保费净赚 950 万元。假如企业在第二年有违约事件发生，那也赌赢了 1000 万元，只不过要支付两年的保费，净赚 900 万元。如果企业在两年内没有违约事件发生， A 机构就损失了两年的保费 100 万元，但对 B 机构来说，轻松赚了 100 万元的保费。 假如一年后企业经营看好，违约风险降低， CDS 保费自然也随之降低。 A 机构感觉继续打赌赢的希望渺茫，不想白白损失 100 万元的保费，于是又把 CDS 转卖给 C 金融机构。假定 CDS 的费率由 5% 降到 2.5% ， A 机构把 CDS 卖给 C 机构一年，保费是 25 万元， A 机构这一买一卖损失 75 万元，但如果不卖出去就损失 100 万元，这一次倒卖少损失 25 万元。 再假如一年后企业经营恶化，违约风险升高， CDS 保费自然也随之上涨。 A 机构便在偷着乐，因为赌赢 1000 万元的希望越来越大。可 B 机构心里却在打鼓，担心企业真的有违约事件发生，就要赔付给 A 机构 1000 万元。为了把赔付 A 机构 1000 万元的风险推掉， B 机构便找到 D 金融机构，向 D 机构购买 CDS 保护一年。假定 CDS 的费率由 5% 涨到 7.5% ， B 机构就要向 C 机构支付一年的保费 75 万元。 B 机构从 A 机构收取两年的保费 100 万元，又向 D 机构支付一年的保费 75 万元，一倒手赚了 25 万元，同时还把 1000 万元的赔付风险推卸给了 D 机构。 奥妙就在这里，参与 CDS 交易的金融机构，既是买方，又是卖方，有的一单 CDS 倒手十几次，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希望企业的违约风险加大，可谁也不希望在自己卖出时真的违约，这样才能不断炒高费率，通过费率差赚钱。其实，每个参与 CDS 交易的机构只是信用风险互换多米诺骨牌上的一张牌，一旦这个链条上有一个机构破产，整个 CDS 市场就会崩盘。 美国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经营 CDS 的美国国际集团（ AIG ）主要做卖方，为合约声明价值 4400 亿美元的 CDS 提供保险。危机发生后，众多机构违约， AIG 根本没有财力赔付所担保的这些 CDS ，只有破产。 CDS 市场的过度膨胀，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金融危机爆发后， CDS 成了“过街老鼠”， CDS 市场急剧萎缩，到 2012 年年初市场规模仅剩下 255000 亿美元。 “裸 CDS ”的危害恰似给邻居买房产保险，这必然会诱发更多的纵火案。现在人们认清了“裸 CDS ”的本质，认为，如果自己不拥有房产，就不该为此买保险。 金融危机后，各国对 CDS 市场进行了彻底整顿，要求 CDS 市场透明化，并限制或禁止“裸 CDS ”及短线投机行为。欧洲议会决定，从 2011 年 12 月日起，禁止针对外国违约风险的“裸 CDS ”交易。美国国会也于 2009 年 2 月 11 日提出了《衍生品市场透明度与责任法案》，把 CDS 的使用仅限于对冲，不得用于其他目的。由此，银行重新主导了 CDS 市场，把 CDS 用作违约风险对冲工具， CDS 开始“改邪归正”。（本文发《 新金融观察 》2012年12月17日第06版)   财产公示是从政的最基本要求 公务员包二奶不是私事 莫言的奖金在各国首都能买啥房子？ 推荐我的新书《圣经中的人生智慧》 养老金缺口真的存在吗？ 延迟退休能否行得通 延迟退休对统筹账 户的影响：晚退休5年统筹账户养老金返还率由24%降到14% 延迟退休对个人养老账户的影响 各国真实退休年龄及养老制度 民免费医疗英国的骄傲 工资乱象何时休 欧美学生作文与国内作文的差异何在？ 刘植荣接受《南风窗》记者张默宁专访：公务员涨工资的尴尬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报告 欧美农民种田为何能得到大量补贴？ 股价越高股民赔得越多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再思考：执政党利益必须与人民利益相统一 住房空置率之谜亟需解开 作家税负是工薪阶层的6倍 文化繁荣 须为作家增收减负 看看外国物价如何涨：过去20年多数国家CPI年均涨幅2% 股市就是大赌场 美国收入15万吃救济，“救世主”这顶高帽咱戴不 起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