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楼 |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中国财政耗费在特权上
●我们在财政资源上面大量得用在特权方面的太多了，从办公楼到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疗养中心，到给各种各样的人安排的休息、修养、出游、出巡的地方，这块耗费了我们财政资源相当大的部分 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论坛上表示，我们在财政资源上面大量得用在特权方面的太多了，从办公楼到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疗养中心，到给各种各样的人安排的休息、修养、出游、出巡的地方，这块耗费了我们财政资源相当大的部分。 以下为华生演讲实录： 大家下午好！ 今天的题目是讲财税，昨天为了参加这个会，我专门看了一下网易关于年会的说明，还有我看把前几年的会议都附上去了。我有一个感觉，现在政府都开始不说空话、套话、假话、大话，开始扭转了，但是我看看我们年会上的话，财经界也基本上是空话、套话挺多。当然是不同形式的套话，那边的套话是从马列主义开始带一大堆，我们每年说的话，我看前几年的发言拿到今年也一样可以用。所以，因为今天下午的分组我不能参加了，答应人家到山里面去，虽然下雪了，但是答应人家的还是要去，我讲完了就走。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媒体办的研讨会，很多话我都不太懂，比如网易年会的标题是“重返民富之路”，我昨天琢磨了半天，我没有懂这是什么意思。“重返民富之路”就意味着我们曾经有过民富的时代，最近没有了，原来民富过，现在不富了，所以要“重返民富之路”，但是就我活了几十年，我不记得以前有什么民富之路，所以不知道往哪重返。这几年如果公告的说，比如农民工，农民工前几年都是几百块钱工资，现在是几千块钱工资，由于劳动成本上升，一些企业家说生产成本太高了，所以很多移到东南亚了，所以一线的工人的工资是增加了。富人是不是变得比较穷了？也不是，前两天我看计量司的年度经济任务，大佬们赌一件事情，一赌都是拿一个亿赌，现在贫困县一年财政收入恐怕也不到一个亿，所以富人也很富。所以，我就是没有明白，我们今天讲“重返民富之路”是说的什么意思。 再回到这个分论坛，我首先给主人提个建议，叫做“深化财税分权”，这个我也没有太明白，财税分权这是政府的事情，政府研究财税分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经常开会，他也不请我们去，人家自己把这个问题该讨论的都讨论了，真是用不着咱们帮助他们操心。中国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比例关系，如果和起来国家比起来，比例也很正常，跟别人差不多，中央财政占的比例也不算高，转移支付的情况其他国家也存在，我在英国生活很多年，他的集成度比咱们还高，转移度更大，这个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但是显然不是我们要研究的真正问题。财政税收体制有没有问题？肯定问题，而且有大问题。可惜就像我们现在城市化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证券市场的问题，我觉得媒体上讨论的基本上都不是讨论的真问题，基本上都是说一些空话、套话、大话，重复以前的一些形式上的话。 就我来看，我们先讲财政体制，中国的财政体制现在首要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认为中国财政体制现在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卖地财政问题，就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其中相当大一块是非税收入，还不是税收收入。非税收入这么大，这个跟其他国家相比是不正常的。同时，我们这个非税收入非常主要的一块是靠倒卖土地来的，我们学的是香港的办法，香港的地本来就是官地，就是港府的地，我们这还不是自己的地，我们是收了农民的地倒卖，所以我们准确的说咱们不是土地财政，我们是“倒地财政”，这个“倒地财政”我觉得是财政体制要改革的第一件事情。明年要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没有这个毅力，有没有这个决心来动这个“倒地财政”，这是对新政府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很可惜我们媒体，包括学界对这个问题说法也不一，起码没有把它作为首要问题。在我来看新一届政府改革能不能有突破，在经济上面能不能有突破，第一个试金石，第一个最重大的考验，就是对“倒地财政”采取什么态度。就目前来看，基本上卖地财政在新型城镇化的口号下还在继续蓬勃发展，我看媒体上也在推波助澜，媒体上基本上炒作的都是这一套。 原来我们倒卖土地的财政是和旧城市化配套的东西，新型城市化是不能搞这个的，这是我们帮助媒体都没有搞清楚的事情。那个东西就跟计划经济一样，计划经济是专门为那个时代配套的，现在这个时代倒卖土地的财政是不能给新型城市化配套的。因为新型城市化建设，我2006年就给领导提出了建议，我说新农村建设这个事情不是龙头，龙头是新型城市化建设，新型和旧型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现在基本没有讨论的问题，什么叫做新型城市化？原来那个旧在什么地方？这个新又新在何处？我觉得政府没有明白，我们媒体和学界有责任要把这个说清楚。我当时提新型城市化，最主要说的新型就是新在新要解决人口，先要解决户籍，旧城市化核心问题就是我们会讲到的土地的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脱节，现在要搞新型城市化的核心就是要让你的土地为外来人口的落户服务。但是，我看了直到今天的所有的中央文件基本没有这个内容，基本上还是包括开发商怎么疯狂的拿地为了迎接新型城市化，我说那不是迎接新型城市化，那是迎接旧型城市化，因为新型城市化首要是解决人落户的问题，土地制度的改革怎么转过来，从过去为大楼、大广场服务、为开发商赚钱服务、为城中村和成交农村补偿服务，转到为城市化的主体，农民工主体、以及外地来移居的人口服务，这才是新型城市化。 财政体制要为新型城市化服务，我认为要打的第一个大仗就是改变倒卖土地的财政，但是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没有任何准备。如果没有这方面动作和准备，我觉得所谓的新型城市化最后必然还是旧城市化，还是少部分人获益的城市化，大多数人被排挤在外的城市化，就是我们今天的状态。所以，我认为财政体制要改革的核心，第一仗就是要动摇买卖土地的财政。动摇这个东西后面带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批评它是容易的，但是要替代它，问题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土地还在招拍挂，如果按照中央文件里面说的“严格区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征地”，当然这个口号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假定按照这个口号去做，就不能招拍挂了，不能卖地了，卖地就结束了，但是现在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准备。按照现在这条路走下去，因为这种招拍挂的模式必然会抬高城市土地价格，必然会造成一部分开发商的暴富，中国财富榜上有那么多大开发上，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这个只有香港有，因为我们是从香港学来的拍地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把少数土地资源给少数大开发上，所以我们福布斯排行榜很多地产商在上面。所以一说新型城市化，地产股都上涨，我说这完了，这不是新型城市化，这是旧型城市化。所以我们的财政体制用什么来替代过去我们称之为土地财政的模式？土地如果不用拍卖的方式是用什么方式？现在又有新的建议，说是政府和农民是双轨制的方式，双轨制的开头跟我有关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搞双轨制我是反对的。实际上无非就是在政府卖地财政的同时允许城中村和城郊村农民分享一个更大的蛋糕，等于是政府、开发商和城中村和城郊村的这些既得利益者做进一步分脏而已，这是解决不了新型城市化的问题的。 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倒卖土地财政的问题，现在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已经占很大比例，如果不从根本上动摇这一块，而且设计一套新的技术完全替代这一块，那么我们新型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就会完全落空，因为靠少数人发财拉动不了中国GDP，只有几亿农民工和他们在农村的家属、留守的儿童，还有大量丛中小城镇到沿海一线大城市转移过来的外来人口，这些人的安置，这些人有土地权利，有住房权利，才会真正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所以，我个人认为财政体制第一个问题，最大的挑战就是对倒卖土地财政的态度和措施。 财政体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财政资源歧视性的分配。我说的这个可能都不是现在媒体讨论的热点，但是我认为这是主要问题。我们中国之所以现在贫富差距大到今天这个程度，除了市场本身的马太效应以外，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财政资源分配加重了一部分人更好、一部分人更差。我们财政资源的分配首先跟刚才说的有关系，就是我们的住房，我们城市保障房主要是对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基本上住在地下室和工棚里面。教育方面现在还在争论外来人能不能参加本地高考的问题。医疗更是向城市人口，特别是向体制内倾斜。这个加剧了我们整个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在我们国家跟计划经济是相关联的，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保的就是这批城市人口，当年很困难的时候，城市人口有布票、有粮票、有油票，保证了至少最基本的供应，但是其他人是没有的。我们的公共医疗资源主要是集中在城市，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体制内，用掉了医疗资源绝大部分。所有这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跟我们财政体制都是有关系的，就像广州市稍微公开一点，马上公开出来说他的财务里面有一部分资金，几千万是拨给省立或者市立幼儿园的，就是他财政资源分配是严重不均等的。别人的财政资源的分配可以减弱市场本身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而我们的财政分配从整体上强化的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我们财政体制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当然，这个改起来非常不容易。因为财政体制现在的分配完全是有利于城市居民的，完全是有利于体制内的，这样会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而且包括我们各界精英，不光是权力精英，包括我们的财经精英，艺术精英，体育精英，都是这个体制受益的，要动摇这个是难度很大的。所以，我一直说收入分配的改革第一步是做不了的。这是我认为财政体制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我们财政资源歧视性分配，严重的强化了我们的贫富差距。 第三个问题，这个就更难了，就是我们财政资源的特权分配。现在我们开始新一波的反腐败，腐败是非法的，特权是合法的权力的滥用，特权是法律给你的。因此反腐败要深入，最后肯定涉及到特权，实际上从开头已经涉及到了，比如说过去领导一出门要封路，现在不封路了，实际上这个碰的是什么？这个碰的不是腐败，碰的是特权。但是，概念上可以区分，一个是反腐败，一个是反特权，这两件事做了，政治提出已经做了一半了。 这个特权在我们原来财政分配体制里面，它是向特权倾斜的。举个例子，我们的办公楼，最近有人把地方办公楼搞的富丽堂皇，比人大会堂还气派，不光是它，全国办公楼都膨胀，这就涉及到权力。我去日本议会议员办公室，日本议会议员不是我们人大代表，谁在议会里面议员多数就组成政府，他们是真正执政党的精英，他的议会议员至少相当于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们的办公室，每个议员一间房，当中挂一个布帘隔一下，秘书坐外面，他坐里面，我还上了一趟厕所，厕所很小，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在财政资源上面大量得用在特权方面的太多了，从办公楼到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疗养中心，到给各种各样的人安排的休息、修养、出游、出巡的地方，这块耗费了我们财政资源相当大的部分。所以，反腐败的深入必然是要碰到对特权的限制，包括对办公面积的限制，更不要说办公以外大量的设施。我去参加美国国务院的会，美国国务院没有地方招待，找一个公关公司给你安排在宾馆里面，会议厅都是在外面，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 所以，真正的财政资源，就是财政体制改革在我来看是这三大问题。首先要突破的我认为是第一个问题，因为第一个问题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而且它的收益很明显，我们现在想要经济增长，想要持续发展，不解决第一个“倒地财政”的问题就不能前进，其他的问题只能是循序渐进。所以，我认为这是财政体制真正问题，根本不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的钱是不是少了一点，我想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其他国家都是转移支付的，中央财政占大头，各个国家都是如此，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值得值得在这上面耗费脑筋。关于财政问题我就简略的说这些。 下面我再讲税制。如果财政问题上是一片混乱，税制问题上基本上是错误思想占主导。刚才我们主持人还说结构性减税只见结构不见减税，这个我觉得也不够公平，因为营业税改增值税实际上就是降低增值税税率，我们原来增值税是17%，现在推广到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就把17%降到了7%、5%，确实会减一部分税。 但是，我要说的实际上中国税收体制主要问题，我们现在主要攻击的就是国家税收太多了，在我来看并不多。中国的税收现在占GDP20%多，是非常正常的水平，它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税收以外的非税收入，所以加起来以后到了30%多。如果真正像我们刚才说的把非税收入拿掉，税收的主要问题就不是砍总量的问题，就不是减税的问题。当然，喊减税，这都高兴，现在在这方面的意见归纳起来可以归纳为两句话：第一，减少税收，所有人都欢迎。第二，增加福利，大家也很高兴。要提高低收入人怎么办？要增加福利，这样提低，另外就是减少税收。现在美国和欧洲都是这个问题，美国和欧洲所有难题就是一边要减少税收，一边要增加福利，所以美国出的财政悬崖，欧洲出了债务危机。因为如果是把政府多吃多占的那块拿出来以后，政府本身实际上是一个过路财神了，他收的少就干的少。你可以增加税收，然后增加福利，也可以减少税收减少福利，但是唯一不能持续的就是减少税收增加福利，这个是混不下去的，这也是今天美国和欧洲混不下去的原因，这显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在这么低的发展水平上要学美国和欧洲，我们肯定是死定了。 因此，税收上的问题，尽管这个话不受人欢迎，我觉得解决了非税收入以后，税收本身这个水平恐怕基本上是降不下来的，按照现在政府所承担的职能，包括对农村、对医疗、对方方面面大家所要求他花的那些钱，他这个税收减不下来，就像美国现在一样，共和党说税是绝对不能加了，砍不砍福利你们看着办？税不能加，只能砍福利。奥巴马说福利一定不能砍，因此必须加税收。 中国税制问题主要问题是什么问题？在我来看不是总量问题，不是结构问题，要看的是税收之外的非税收入，要砍的是不合规，把那一大块砍掉以后，税收这块在中国现在发展水平上，20%多是非常正常的。中国税收最主要的问题是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我们现在是以间接税为主体，基本上没有直接税。所以，像调整经济结构一样，税收制度最主要是调整税收结构，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变，但是这个转变的口号大家是喜欢的，做起来没有一个人欢迎，包括我们在座的人。间接税监管都是老百姓承担的，你去买个馒头，买个消费品都交税了，富人消费的少，所以他交的少，穷人交的少，但是这是间接的，没有直接从你口袋里面掏，从口袋里面拿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所以，中国个人所得税现在工薪阶层当中只有7%的人交，7%的人当中有6%点几只交5%，真正叫超过5%的个人所得税的人不到1%，现在又有新建议，说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到1万元，网民大多数赞成，也就意味着中国人的偏好是最好个人所得税取消才好。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少了，提到1万元是百分之零点几的人交税，美国是40%的人交税。 个人所得税如此，我们财产税也是全都没有。所以，美国大选这次辩论的话题是欧洲社会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中国的税收主义是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我在参加政府会议上就讲了，我说中国税收主义是世界上最热爱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了，因为我们基本上对资本不征税。我们共和党右派主张拿到中国来就是很左派了，因为我们没有遗产税，我们没有赠与税，我们也没有固定资产保有税，美国人炒股一年以内卖出的要交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40%，长期炒股也是20%，最近优惠了是15%，我们这个税基本上是没有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如果不喜欢这些税，也是可以的，但是贫富差距大家就得忍一忍，因为没有这个调节，贫富差距一定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因为市场经济本身，不要说发展中国家像中国这些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因为很多人说所有这些问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市场化彻底了，就像美国和欧洲的贫富差距在税收和福利调节下仍然是很大的。美国和欧洲在一次分配结束的时候，基尼系数也是0.5左右，是通过税收和福利的再分配把0.5调到0.4左右。欧洲呢？在美国人眼里面欧洲是社会主义，所以他从0.5调到0.3左右，调低20个百分点。我们呢？刚才我讲了，我们前面的财政体制的再分配是强化一次分配当中的不平等，税收该调节的完全没有，而且我们不喜欢，所以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以前我说一定在0.5以上，最近有人说到了0.6，没有准确的数据计算，但是我想中国基尼系数在0.5以上恐怕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为连人家完善的市场经济在二次分配之前也是0.5左右，我们肯定比他高得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税收体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怎么样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化。中国现在的税收制度相当于18世纪美国、欧洲的税收制度，就是对资本基本不调节的税收制度，不是现代资本主义，我们离现代资本主义还有很长距离，严重现代资本主义从罗斯福新政开始，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开始，从8小时工作制到个人所得税，到遗产税，到赠与税，到固定资产税，到一系列对资本调节的措施。 所以，我开头说的就是空话、套话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这个现实有时候是很残酷甚至是很丑陋的。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就是说如果我们税收制度还停留在18世纪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我们必然有一个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否则我们想改变这个状态，我们就必须在税收制度上做重大的变革。而且没有直接税的时候，基本上隐性收入也是很难办的。只有当一个税收体制是以直接税为主体的，这个时候隐性收入才能提上日程，有人算中国隐性收入是8万亿、10万亿，相当于GDP的20%，如果真有这么大，居民收入占GDP就不低了，我们说的套话又不成立了，我们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如果算上隐性收入的话就不是这样了。如果撇开套话，我们跟老百姓的真实感受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购买力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奢侈品，全世界25%的奢侈品是被中国人买走了，说明我们在这方面差距是惊人的。这样就需要你转到这样的税收体制上来，这样你才有可能针对隐性收入。税收体制以直接税为主，隐性收入才会成为主要的东西，而且它也是遏制腐败主要的东西，因为在西方国家，在一定意义上反腐败主要不是靠我们的纪委，靠的是税务局。西方人最普遍的一句话就是税收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所有人最害怕的都是税务，因为每个人都逃不脱。 这样我觉得在财政税收体制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其中有政府的阻力，还有帮助我们自己在内的各界精英的阻力，因为讲既得利益集团，我们都在既得利益集团当中。房产如果开始收税，收1%，我们大家觉得已经很严重了，从第三套收，很多人提出很多意见来，说这个有不合理之处，如果真像日本、韩国那样从第一套就收，到了第三套住别墅收7%，住一个1亿元别墅，每年交700万，每个月交60万，这样人们早就晕过去了。但是，人家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井就是靠这套制度安排。我们现在设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包括我们唱的高调，讲市场化、攻击别人都可以，但是当所有这些东西落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包括有话语权的精英的头上的时候，这是取决于中国能不能真正前进的关键。 所以，我觉得财政税收体制的题目，这个分论坛的大题目是非常好的，这确实是整个改革推进的关键之所在，因为西方国家大选的时候，所有人最关心的是财政部长的演说，因为他的演说里面讲税，全国人都停下来看明年的税又怎么征了，因为那是涉及到每个人利益的。你去搞选举最多四年、五年投一次票，而且到时候可能还不去，你说今天我要送孩子上学，就不去投了。但是，经济利益是跟你每天都发生关系的，你的基本权利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财政税收体制是改革的核心所在，但是这里面的难度我们要有充分的预计，它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而这些我们基本上准备的都很差。 所以，我个人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些改革三五年内都很难，我希望能够在一两个问题上突破，比如在倒卖土地财政上突破，因为土地收益占我们收入不平等很大一块，使这块受益不被我们政府、开发商、城市精英、城中村、城郊村的农民瓜分，而真正让大多数城市化主体农民工家属和外来人口获益，能够走出这一步，大局就会有比较根本性的扭转。其他事情有待于我们统一思想，逐步形成共识，然后再下决心慢慢去做。 我的讲话就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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