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樊纲:对当前宏观调控中九种观点的看法

樊纲:对当前宏观调控中九种观点的看法 进入专题 : 宏观调控    ● 樊纲 ( 进入专栏 )        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从统计数字看,我国的宏观调控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经济过热势头得到了遏制。在宏观调控取得良好成绩时,也有一些对宏观调控政策质疑的观点,我愿意对这些观点进行深入的探讨。      观点一:“经济热有什么不好”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不怕热,就怕冷,经济过热有什么不好?我以为,在世界各个国家,经济过冷从来都是经济过热的直接恶果。比如,美国前几年的经济萧条是因为IT业的泡沫导致的,而日本长达15年的经济低迷,则是因为此前20多年的经济过热产生的泡沫破裂造成的。这几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的高增长,投资高速增长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大量中国企业开始投资更新生产设备。其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吸引外资大幅度增长,带动了国内相关企业的投资增长。比如这两年世界汽车巨头纷纷进入中国,带动了国内汽车零配件行业的投资浪潮。另外,入世后,中国产品的出口限制少了,出口大幅增长也推动了国内出口企业大量追加投资。比如去年有段时间,中国纺织行业投资增长率竟高达百分之几百。最后是中国城市化建设开始加速,现在各地都在大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开发区、大学城更是一拥而上。这些投资是好事,但如果同时进行,大干快上,就会使能源和生产资料需求大幅增长,出现供给瓶颈并引起价格攀升,比如今年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就达到了10%,这种短缺甚至还影响了全世界的能源和生产资料供应价格。而价格的攀升反过来又刺激了投资的增加,形成过度投资。人们这时往往认识不到的是,这么高的需求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一旦需求下降,大量投资就会变成过剩的生产能力,造成产品积压,供过于求,大家竞相杀价,企业破产倒闭,进而出现通货紧缩。国内车市近期的低迷表现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一些生产资料产业也已经开始出现类似的情况。因此,为了防止中国经济陷入萧条,就必须在经济过热之前及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宏观波动的效率损失说到底就是在波动的各个阶段上大量生产资源的各种形式的浪费。      观点二:“消费没增长就不会过热”      有人认为,投资增长是为了消费,消费没有高增长,中国经济就不会过热。我以为,第一,导致总供求关系失衡(即过热或过冷)原因的那个当年的最终总需求,就是由三部分组成,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投资是要在今后许多年用的东西,基础设施甚至是几十年要用的东西,当年看就是最终需求。消费不扩大,投资多了,总需求就是多了,供求就失衡了。第二,中国的消费增长历来是比较平稳的,即使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严重过热时,消费的实际年增长率也不过10%左右。从中国的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来看,中国的消费不会自动地出现更高的增长,投资多了在短期内因带动就业的增长和工资总额的增长进而推动消费的增长。第三,无论是理论上说还是从经验上看,投资历来是决定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中国经济出现过热从来也都是由投资过热引起的,而经济不景气也是由投资的萎缩导致的。      观点三:“消费品价格没有多高,不是过热”      有人认为,消费品价格没有高增长,经济就没有过热。我以为,根据经济规律,消费品价格上涨不会出现在经济过热之初,只有在经济过热现象非常严重的时候才会出现上涨。因为在经济过热之初,厂家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和运用新技术消化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所以消费品价格不涨也可能引起过度投资,过剩的生产能力,最终导致通货紧缩。在观察经济过热趋势时,首先要看的是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要是消费价格已经大幅度上涨,那就不是防止过热,而是经济已经大热,治理起来就要下大力气了。   就目前中国的消费品生产能力和世界市场的情况来看,如果经济过热不到很高的程度,消费品价格不会出现高额通货膨胀。所以,现在防止经济过热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防止高额通货膨胀,而是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导致投资过度,形成大量过剩生产能力,不久后可能又出现的深度通货紧缩!美国人前些年还把当时那个已经过热、但消费品价格上涨不多的情况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新经济”,并以此来论证经济不热,结果泡沫还是要崩溃,然后还是发生了经济溃退和通货紧缩。因此,用消费品价格本身来对经济形势进行判断会发生严重的误导。      观点四:“中国市场这么大,潜力这么大,怎么会过热?”      有人认为,中国现有的消费水平这么低,市场空间还这么大,比如中国还有几亿人没买房子,几亿农民还没进城,发展前景这么好,购买需求这么大,怎么会出现过热呢?我以为,从长期看,这些需要确实存在,但是需要不等于需求,比如一个普通工薪族需要一套几十万的房子,可是他的收入却买不起,这就不能叫需求。需求是以收入为基础,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要。所以不能用长期的、未来的需要来计算现在的供给能力。中国人的支付能力(也就是收入)的增长是一个长时期内才能实现的过程,如果把那个需要通过信贷的过度供给在一年两年的短期内变成现在需求(比如在一两年就要修出正常情况下10年才能修完的路),那一定会出现需求大大超出供给,出现过热与供给瓶颈。总之,中国增长潜力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过热,指的是当前总供求关系的失衡,是两回事。      观点五:“还有那么多失业,怎么会过热”?      有人认为,还有那么多人失业,经济怎么会过热?我以为,中国有那么多的农民还没有获得新的就业,处于非充分就业的状态,别说中国经济现在按正常情况每年增长9%,就是一年增长90%,也还是会有很多失业,因为中国不可能在一两年里解决3亿人的就业问题。即使是城里10%的失业人群,也存在那么多“要价”极低的农民工的竞争,无论是经济过热还是经济过冷,这种失业都会存在。      观点六:“是局部过热,而不是总体过热”      有人认为,当前的经济只是局部过热,总体并没有过热。我以为不然。为什么别的部门不热,偏偏是钢材、水泥、电解铝热,建材、建筑机械部门热?恰恰是因为投资总量太大了,大家都搞投资基建,都要用钢材、水泥、电解铝、建筑机械,拉起了这些部门的需求,才有这些部门的价格上涨、利润高升,从而引导人们蜂拥而上。这种“局部现象”,其实正是宏观总量失衡的表现。这次的情况可以说是典型的由投资总量过大所引起的供给瓶颈的问题,表现是局部的,但根源是总量的。这个分析的政策含义是:如果仅依靠所谓的“产业政策”去限制那些过热产业的投资,而不从源头着手,控制总投资规模、信贷等总量,是抑制不住经济过热,也抑制不住那些过热产业高涨的投资的,因为只要那些产品的价格因为总需求的过热而高升,投资者就还会想方设法绕过你的产业政策挤到那些部门去投资。      观点七:“政府宏观调控得太早了”      有人认为,去年以来即使有一些过热的趋势,但还没有真正过热,不应该太早采取调控政策。我认为,要想使经济波动小一点,就需要动手早一点,在经济还没有过热的时候就要抑制它。去年6月底,我们开始讨论是否存在经济过热趋势,这引起了一些企业家的反感,他们抱怨说,我们刚过几天好日子,你们就说什么过热不过热。有的企业说,只要再给他们半年时间,他们就发了,因此不要谈过热,但实际上,如果不进行宏观调控,他们的损失会更大。真正的问题是:对这些企业家而言,什么是好日子?是持续在8%—9%的水平上持续增长几十年好,还是以20%—30%的速度增长几年然后一下子掉下去、砸锅卖铁的好?其实中小企业在经济波动当中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大企业资金雄厚、基础扎实,他们有一百个办法渡过难关,银行也不敢随便从大企业撤资;中小企业就不一样了,他们底子比较薄,一旦出现经济起伏,就会大量破产、倒闭、清盘。相反,早一点调整,热度不高,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不大,企业受到的冲击就会较小,比较容易渡过难关。比如,去年房地产业对上半年人民银行的一些抑制过热、预防坏账的措施意见很大,但正因为在过热还在初期阶段就提前采取了措施,泡沫就没有真正起来,大家都受到了一点冲击,然后都进行了一点调整,就过去了,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没出现大量开发商贱卖楼盘、破产倒闭的现象,这其实恰恰说明了微调、早调的好处。   对企业来说,波动较小,发展较好。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平稳增长,不大起大落,总的效益比较大,此事绝不能看高涨期一时的热闹。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过热那几年,中国每年增加2000万就业岗位,但随后就急剧下降,最后一算总账,上个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只创造800万非农就业。而这两年,中国经济稳定在每年增长8%左右,每年却可以创造1200万就业岗位。所以对于整个经济来说,还是平稳增长好。   中国经济这次很可能会实现软着陆,就是因为这次宏观调控采取得比较早,在经济还没有很热的时候就采取了一定的调控措施,投资增长基本刹住了,经济热度并不高。我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会略微下降,明年会保持在8%—9%的水平上,这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速度。      观点八:“政府不该干预市场”      目前有许多人认为政府没有必要搞宏观调控,干预市场,现在搞市场经济了,不需要政府宏观干预了。我以为不然。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波动从来都是由私人企业的预期错误、对利润的强烈追求动机推动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没有政府干预,结果导致七八年就出现一次经济周期,不停地破坏生产能力,直到1930年发生“大萧条”,经济危机把全世界50%的生产能力消灭掉,才用这种强制的办法恢复了总供求的平衡。在那以后才有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有了格林斯潘们在那里不断地对市场进行一些干预。   我们是发展初期的市场经济,我们的企业家还是第一代的企业家,第一代的投资者,还没有市场经济的风险意识,还没有经历过许多市场的波动,还不知道如何防范风险和驾驭市场波动,我们的经济就更容易出现波动,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上,就更不能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 更何况我们还不完全是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的初期阶段,想一想象美国那样的发达的市场经济还会在最近来一次IT泡沫破灭产生的破坏。也还需要有市场之外的宏观调控。   政府干预的手段、政策的合理性等问题是需要认真研究讨论的,政府的政策的一些具体做法可能尚有不足,但如果政府眼看着经济沿着过热的轨道发展下去而不管,就更是一个失职的政府,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      观点九:“宏观调控使企业受到了损失”      现在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使企业受到了冲击,受到了损失”。如果这指的是政府错误的、过度的、不适当的政策造成的当前与今后的经济损失,那么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如果这指的是经济过热之后宏观调控导致的经济调整过程本身的一些现象,如经济增长率下滑、过剩生产能力显现、企业贷款减少等,却是不对的,是一种概念的混淆。假如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我们当前的经济可能还在高增长,甚至更高地增长(今年也许就是14%的增长),大家也许感觉良好,但这是不可持续的,最多明年或后年,市场本身就要进行强制性地调整(经济危机),那时的损失会更大。现在进行(正确的、适度的)宏观调控,恰恰是在减少大家的损失,甚至是避免许多企业最终的倒闭!现在不受一点小损失,将来会受更大的损失!宏观调控恰恰是减少了损失,而不是造成了损失。政府进行调控,就避免了最后的经济危机。因此,要想看清事物的本质,就不妨想一想“假如没有政府宏观调控”会发生什么。 进入 樊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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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 | 反腐败低效的一种制度解释

(本文已刊发于2012年12月6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政见”观察员 王韬 十八大之后,“反腐”成为新闻热点,短短一月之内,就有多位厅局级官员落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近期会议上强调“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就反腐问计于学者。这一系列动态似乎体现出新执政者反腐的决心。 中国反腐应该如何进行?司法独立、增强人大监督等一系列手段是否可行?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理念又如何嫁接中国?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 杨开锋 教授在 《公共行政评论》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上的一篇论文或许对回答这些问题有所帮助。 杨开锋认为,反腐败的制度不必然可移植。这是因为一国的反腐制度政策内嵌于该国根本的政治结构和执政话语当中,呈现出极强的路径依赖。 受诺斯(Douglass C.North)的制度分析理论的启发,研究者认为,对于反腐败的研究不应局限于相关制度本身,还应该研究处在“后台”的整个社会制度结构。制度结构包括政治制度、官方话语,以及非正式的政治话语。它们之间的不匹配和不一致是反腐缺乏成效的根本原因。 杨开锋将改革开放后的反腐制度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具体论述他的观点。 第一阶段—— 改革开放的前十年间,价格双轨制、国企私有化等一系列改革激发了腐败的高潮。应对腐败的处理方式,在执政者中存在争论。一方将腐败视为改革的副产品,认为腐败会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成熟自我修正;保守力量则认为,市场化改革是腐败的源泉,因此必须停止改革;而中立者主张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同时立即采取措施应对腐败危机。这一分歧导致官方话语的模糊性。 尽管执政者意识到腐败的问题,但官方话语仍固守正统马克思主义,将腐败归结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以及个人贪婪等因素。因此,此阶段以运动式反腐为主要特征。如“消除官员特权和纠正党内不正之风”,“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等。此外,一些与反腐相关的机构在这一时期成立(比如监察部)。 然而,正是由于官方政治话语的模糊性,以及不同政策制度之间的冲突,一系列反腐败措施缺乏成效。比如,一方面官员被要求恪守传统的道德伦理,另一方面,又被要求以经济增长财富创造为目标。这些冲突的根源来自“元叙述”,即共产党官方的意识形态,执政者并未很好地调和正统的马列主义与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第二阶段—— 九十年代初,受一系列国内国际事件的影响,邓小平在此前所构想的政治改革蓝图未能顺利实施。政治改革的也从全面改革变为对现有体制的调整。腐败又被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说法联系在一起,之前有所放松的意识形态控制重新收紧。 但在一定程度上,执政者开始注重依靠法律和制度反腐。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推进“民主法制”改革,依法治国于1999年被写入宪法。一系列针对治理腐败的法律相继颁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企分开、军企分开等改革措施被实行。在江泽民主政期间,主导思想是“法治”与“德治”二者并重。 与此同时,制度间的不匹配却仍然存在。法治与德治平衡的观点看似合理,但德治的内涵没有被明确界定,使其可以被任意地解读。而在总结腐败的原因时,结构性的制度因素虽然首次被正式提出,但仍然位居“意识形态”和“思想教育”的因素之后,具体包括:“封建以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改革开放后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思想教育不足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此外,反腐败措施常常被推动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政策所抑制,地方官员也以适应地方情况为由,依据自身需要执行中央政策,进一步削弱了指令、条例的实施效果。在“远华”案中,走私与漏税的行为之所以被地方官员纵容,是因为其结果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体现出经济发展的目标与反腐败之间的抵触。 反腐败政策与既有政治结构的不兼容同样显著。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官员向上级负责,而非向同级机构或民众。由于缺乏法律基础上的权力制约,经济绩效为目标的执政很容易变为单纯的数字游戏。民众针对反腐的态度也被政治体系所塑造。更多的人将其看作某种权利斗争而依法行为。 第三阶段—— 2000年之后,中共在反腐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有所创新。其中包括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将“科学民主决策”、“民众参与”正式写入改革议程,强调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一次提出服务型政府概念,正式强调利用制度监督和制约权力等方面。 在这一时期,政府在反腐上表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度。高层官员落马,腐败事件的新闻报道空间有所扩大,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签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此同时,不同反腐败的政策间协调性有所增强。在文化教育、立法、权力制衡、制度建设方面开始同步采取措施。 从中国反腐制度变迁的历程可以看出,在反腐过程中制度匹配的重要性。杨开锋认为,相比于西方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面临更多的制度间不匹配。 在中国,道德伦理反腐与法制反腐之间是存在冲突的。德治虽然看似更好,但却很难轻易地转化为可以实施的日常规范。虽然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针对中国官员的“德育”也仍然难以避免沦为形式主义。研究者认为,期待人们自觉遵守道德准则的想法是幼稚的。 法治反腐的理念也与从官方到民间的一系列因素存在冲突,比如司法独立面临的制度挑战,比如“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但文章也指出,如果从较长时间的视角衡量,中国反腐制度仍然发生了很多显著的积极变化。比如,党政分开在1988年被提出,到1998年,村民自治的法律得以公布。依法治国的理念在1999年被写入宪法,2002年政治文明的概念被提出。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内经历了从思想教育反腐到制度反腐的初步转变。这一转变的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官方意识形态和改革实践之间的阐释困境。执政者的权责是什么?腐败行为原因来自何处?制度反腐与思想教育反腐之间孰为主、孰为次?这些问题有待明确的。 实践已经证明,腐败不是专属于特定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腐朽思想”,而是缺乏对权力制衡监督机制的必然产物。新一波的反腐热潮能否冲破制度改革上的掣肘,避免以昙花一现的运动式反腐收场,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Yang, K. (2009), Institutional Congruence, Ideas, and Anticorruption Policy: The Cas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9: S142–S150. doi: 10.1111/j.1540-6210.2009.0210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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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富豪移民带来的改革契机

坐落在墨尔本东南20公里的Glen Waverley是当地最著名的富人区之一。那里众多的山顶豪宅都配有高尔夫球场和私家花园。由于地势较高,业主们走出家门即可远眺四周,一览墨城美景。 2011年,Glen Waverley共有72栋豪宅别墅被售出,其中一栋的主人便是42岁的中国某化工集团董事长许先生。许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资产改革时以低价买进了他原来担任厂长的化工厂。经过几年的发展,公司利润迅速增长,他也跻身富豪行列。在谈到自己为何在短时间内积累起了上亿身家,除了努力打拼,许先生毫不讳言那是改革的机遇。 可是,受惠于改革,并富足地生活在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里的许先生,为何会斥巨资举家移民澳洲呢? “我自己没什么文化,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今年8月,许先生在国内接受笔者访谈时说。如今他的女儿正在墨尔本上私立高中,妻子也已经出国陪读。“先把她们送出去,再奋斗两年我就把公司卖了,去澳洲养老。” 五年前,当许先生开始赴北美和欧洲考察投资移民环境的时候,中国的富豪们还不像现在这样如潮水般办理移民。但现在,许先生说身边几乎所有的老板朋友都在用各种方式送子女出国。“以前和政府官员吃饭,我们还得拍马屁说政府几句好话,现在的饭局上连公务员都在骂政府,你说这国家有希望吗?” 另一位同是投资移民的姚先生则说的更具体:“现在吃什么东西都怕有毒,咱赚了这么多钱,去国外买个放心不行么?”姚先生今年40岁,白手起家,早年靠农村拆迁获得第一桶金,现在是江苏一家电路板有限公司的老总,身家几千万。 像许先生、姚先生这样办理投资移民的中国富豪到底有多少?《2012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千万富豪在今年已达102万人,其中亿万富豪超过6万人。85%的千万富豪,90%的亿万富豪考虑将孩子送出国留学。16%的富豪已移民或者在申请中,44%正在考虑移民。 胡润、招行和贝恩等机构发布的个人财富报告均将中国富豪定义为个人资产千万以上的人群。值得一提的是,有能力办理投资移民的不仅限于身价千万的富豪们。但这一群体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更大。 中国富豪们为什么要移民?胡润通过2600余次调研和100多次访谈得出,影响富豪移民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分别是: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为未来养老做准备。另外,医疗体系、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出入境自由也都是富豪选择离开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富豪们不方便提及的隐晦原因,例如担心突然的政策变更或者社会矛盾激化导致企业家利益受损。 发达国家成为中国富豪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并不令人意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聚集了约80%的中国投资移民。根据美国移民局发布的最新报告,2011年共有2969名中国公民申请了投资移民签证,平均每天就有8名中国公民递交申请。其中,申请成功的有934名,中国成为全球投资美国移民最多的国家。同年,登陆加拿大的中国投资移民有2020人,占加拿大吸纳的新投资移民的63%。而澳大利亚近几年商业移民每年的名额是3500人,来自中国的申请量就能达到2000人左右。 投资移民的价格根据目的地国的不同从几十万至千万人民币不等。在美国,申请人需投资相当于623万元人民币(低就业地区减半),再雇佣10个美国人工作。加拿大的投资移民需要在银行账户中至少存有相当于1000万元人民币的加元,并给加拿大政府指定的机构投资约合501万元人民币,5年后本金返还。而在澳大利亚,申请人需投资约500万人民币,并且4年内不得撤资。这笔钱也许比一个工薪阶层家庭一辈子的总收入还多,但富豪们却深不以为然,用许先生的话来说,“那不就是上海内环一套房么?” 富豪们的海外投资热情催生了一条移民产业链。据悉,悉尼、墨尔本地区的楼盘销售目前只有中国买家在注入大笔资金。尤其是好学区周围的楼盘,常常是没有竣工便被抢购一空,而大多数买主都是中国富豪。此外,办理移民事务的律所也赚得盆满钵满。林小姐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家移民律所负责处理中国投资移民的事务。她私下透露,办理投资移民申请所需的费用只需几千美元,但她所在的律所因申请成功率高、能一次性办理富豪全家的绿卡移民,而向每位中国投资移民申请者收取十万美元的办理费。而事实上,中国富豪非常乐意支付这笔高额费用,因为在他们看来,花10万美元就能办妥全家的美国绿卡,实在是一笔合算的交易。 “离开”的政治影响 目前,社会对于富豪移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资产流失给国家带来的经济影响。此前有媒体报道,每年中国内地富豪流向海外的财富达100亿元。大量资产流往海外,将使中国遭受税收流失,消费流失,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其次是从道德角度审视。舆论认为,作为改革开放第一桶金的挖取者,中国富豪的成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 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未富先老”、“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富豪在此时选择移民海外过安定生活,不仅体现了企业家精神的缺位,更反映出他们缺少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 这两种批判的声音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换一个角度看,富豪移民意味着商人和政府关系的悄然转变,或许可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契机。 关于通过资产流动或移民来推动改革的思路可以在西方社会科学中找到广泛的理论支持。美国政治学家卡莱斯·鲍什(Carles Boix)在《民主与再分配》一书中提出,资产流动是推动政治改革,促进民主扩大化的前提条件之一。当所有公民都拥有投票权,社会支持的税率(即中间选民所支持的方案)要高于在只有少部分人能影响政策的精英政治下的税率。富人厌恶高税收和收入再分配,故而反对民主扩大化。而资产流动性一方面允许富人把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国外,从而减少了税收改革对他们自身财富的削减。另一方面,代表广大民意的政府因为知道富人有能力转移财富,故而愿意适当减少再分配力度,以防止财富过度流失。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渐进的税收改革以及健全的民主制度更可能实现。 而行为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o Hirschman)则探讨了“离开”这一选择对个体的重要意义。 他指出,每个公民在面对自身利益受损时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发泄自己的不满,另一种便是逃离体制。前一种选择把公民留在体制内,需要他们在享受“发泄不满”可能带来利益的同时承受相应代价。而且大多数时候,有效地表达不满需要公民集体的力量。相反,离开只是个人行为。个体一旦离开系统,就不受系统内部的政策制约,也不用承担社会变革的风险。 政治学家德韦什·卡普尔(Devesh Kapur)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离开”,特别是保守派精英的离开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机会。因为它创造了新的空间,使得原先没有政治话语权的下层民众,或者政府中有意愿改革的少数派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因而有利于民主进程。 纵观中国近30年发展,政府让一批中国的企业家们在短时间内积累了世界级的财富,也因此赢得了他们对现行体制的支持。许多大企业家或是政府官员的家族企业,或多或少受到过政府在贷款、订单、融资等方面的照顾。他们成了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强烈意愿去推动诸如完善市场经济,加大财产再分配的改革举措。而一些中小企业家尽管希望改革,但由于自身力量有限,也极少付诸行动。因此,改革总是呼声大,动静小。早在1993年,邓小平便直指:“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 然而正如朱嘉明先生所言,改革只能由当权者推进,因为他们掌握了所有权力和资源。要让既得利益者能有改革的动力,必须解除其后顾之忧。否则他们会把改革阻止到最后一刻,即革命爆发。而移民和它所导致的资产转移能从几方面解除富豪的后顾之忧。首先,有相当数目的富豪是“移民不移居”,仍在国内做生意。但允许他们的资金通过移民的方式流出,能使他们中的部分人不再像以往一样激烈地反对再分配,从而有助于减小贫富差距。而资金流动的可行性也反过来保证了政府进行渐进而非冒进的收入再分配改革,以防止财富过度过快流失。 其次,如果在资金可以流动的情况下,富豪们仍然对税收和分配制度不满,他们还可以选择离开,而不是被束缚在原有体制下和官僚集团中的保守派一起阻碍改革。再次,中国富豪们担心的不仅是财富再分配,也包括了税收、分配、法制不完善、以及政策突变在内的更广义的财产安全。富豪移民的热情也会促使政府完善相关法律,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从而更好地保护每个公民的个人权益。 以移民为契机推行改革这一思路在其他国家已有实践。早在19世纪的西欧,移民这一手段就被用来赶走麻烦制造者,以便政府更顺利地扩大民主范围。上世纪60年代末,印度南部大批高等种姓的精英们被排挤出了政府,很多人因此选择移民到印度北部或国外,这使得下层种姓走上了政治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用德韦什·卡普尔的话来说,移民用最平和的方式促进了印度民主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国家改革的前提条件和今日中国有所不同。西欧和印度进行的改革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民主扩大化,而今日中国需要的改革包含完善法律制度保护私有财产、建立市场和政府间相对独立的关系和减小贫富差距,每一项都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魄力。西方政府内部支持改革的呼声很强,而目前中国改革的阻力仍在,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的国企高管即便转移了资产,也依然有足够强大的动力维护自身利益。 但既然改革势在必行,何不借着富豪移民这个契机进行一番尝试?即便不能彻底扭转现状,跬步的前进也已然弥足珍贵。至于财产流失,仅就转移个人财富的富豪而言,数额并不十分巨大(当然,贪官非法资金的流出另当别论)。据统计,中国千万富豪的海外资产占其总资产的19%。除了缴纳移民国的投资额外,主要花销都用于子女的生活教育。退一步讲,如果用这些财产换取一个保障财产安全的法律体系,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和一个更公平的社会,这样的代价也许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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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玮:当前金融困境与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途径

李玮:当前金融困境与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途径 进入专题 : 金融困境 实体经济    ● 李玮         长期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对资本的过度依赖,资本投入的产出效率在下降;而优先发展的外向型经济体以及相对缺乏弹性的人民币结售汇机制,又使得我国长期累积起巨大的货币存量,由此形成增长中的金融困境。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尽管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但是在过度增发的数万亿美元中,仅有不到1/4留在美国,大部分流向其他国家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和外汇储备;而我国增发的货币却是全部留在国内,货币超发是过去十年我国通货膨胀持续不断的根本原因。      当我国货币存量以及M2/GDP比率成为世界第一时,继续放松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不大。未来需要通过降低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的过度依赖,在发展中逐步消化过多的存量货币,防止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度虚拟化。今后,必须将金融体制改革和优化投融资结构作为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重点工作。      在经济复苏困难、物价逐步回落的情况下,放松货币政策的呼声再起。但是,在货币存量和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情况下,未来我国通过继续增加流动性刺激经济的做法已不可行。今后迫切需要通过降低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的过度依赖,并在发展中逐步消化过多的存量货币,既要防止通货膨胀,更要防止经济过度虚拟化。因此,金融服务好实体经济的重点在于深化金融制度改革,调整投融资结构,优化资金投向。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人类经济发展史,尤其是建国以后,我国长期实行的以政府为主导的计划经济资源配置模式,以及2008年以来发生在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的金融危机表明,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严重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适度发展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   经过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基本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货币总量、金融资产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已经接近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水平,金融抑制已经不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相反,防止经济的过度虚拟化,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并正确引导全社会资金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已经成为需要特别关注的新课题。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长期以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受到资源、环境和国际市场的严重制约。要实现转型,保证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必须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体系,并将金融资源更多地引导到服务实体经济上来。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持续的低迷调整周期;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年多的时间,但是全球经济目前仍然没有走出增长低谷。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长期依赖投资、出口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明显增多,经济稳定增长的难度巨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在微观方面主要表现为产能严重过剩、经济效益持续下降、融资难与融资贵并存、企业经营风险加大等几个方面。在宏观方面主要表现为GDP增速连续10个季度下降,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连续半年多在10%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均缓慢下降,对外贸易增长缓慢、前景暗淡等多个方面。   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潜在增长周期与政策调控周期的叠加效应,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持续放缓带来的不利影响。   从经济短周期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实施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以刺激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投资为主,投资增长对拉动GDP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容易带来通货膨胀,政府为了治理通胀又不得不通过收缩流动性压缩投资。在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政府投资一旦主动退出,经济复苏困难重重。   从长周期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受益于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带来的制度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正是通过改革开放,充分利用外资和我国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优势,使我国在较短的时期内逐渐成为了“世界工厂”。目前,我国的入世红利、人口红利和环境与资源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外贸出口大致已至顶峰,未来几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将很低,甚至是负数;另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政府长期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过几十年高速增长之后,未来投资将受到资金来源、企业产能过剩、边际效益降低等多因素制约,增速将放缓;而消费增长受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持续多年下降及高物价、高房价、医疗及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其他因素的制约不可能成为支撑未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动力。   上述因素决定了今后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国经济增长将进入中等增速区间。另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都是投资的高速增长期。当一个国家由主要靠投资拉动GDP增长转向主要靠消费拉动增长的时候,这本身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      三、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困境      长期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对资本的过度依赖,并且,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在下降;而优先发展的外向型经济体以及相对缺乏弹性的人民币结售汇机制又使得我国长期累积起巨大的货币存量,并由此形成增长中的金融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存在对资本投入的过度依赖   我国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资本驱动型特征,而资本的投资方向又集中在以基础设施、工业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企业。经济增长的过度依赖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度依赖。统计数据表明,投资对于我国GDP的贡献率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个别年度,如2009年甚至达到87.6%;2010年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81万亿元,占同期GDP的65.2%。在我国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固定资产投资与资本积累的优先增长是国家赶超战略的重要保障,也是完善城乡基础设施的必要条件。但是,政府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一旦放缓,经济增速必然也表现为后劲不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GDP增长曲线基本上是一个右肩相对平缓的“倒V型”,导致经济回落较快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政府以刺激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4万亿”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退出。受制于居民收入在GDP份额中长期下降,高物价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多年来消费需求一直难当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   第二,对工业,特别是对重工业的过度依赖。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重化工业化特征非常明显。始于2003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在电力、煤炭、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化工、重型机械制造等重化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建设并形成巨大的产能。目前,工业增加值约占我国当年GDP的50%,而在工业总产值的构成中,重工业又占了大约60%-70%的比例,重化工业主导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是投资,在贷款方面,重化工业也得到了银行的大力支持,并占用大量资金资源;而许多有市场竞争力的科技型和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却无法取得银行贷款,尤其是当遇到货币政策从紧调控的时候,最先倒闭的就是能吸纳大量就业却缺乏融资渠道,没有资金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经济增长过度倚赖重工业必将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给今后经济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片面追求重工业化不仅无助于解决我国目前的就业问题和城市化问题,而且还受到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并导致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   第三,对外需的过度依赖。统计分析表明,加入WTO以来,我国制造业投资形成的新增产能有超过1/3完全依靠国外市场。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目前约为40%和67%,远远高于美国、日本、英国等经济发达国家,也高于大多数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兴市场国家。最近十年,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接近20%。一个经济大国将如此高的需求比重放在国际市场,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一旦国际环境出现较大的变动,必然造成国内经济运行的大幅度波动。最近几年我国经济下降幅度较大的年度大多数是由于净出口贡献率下降引起的。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低迷必将进一步收缩我国的外部需求,对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出口全面放缓,外贸顺差规模进一步缩小,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下拉影响严重,这将使我国的产能过剩矛盾更加突出。近年来,外需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开始由正转负。   (二)资本依赖型增长导致金融体系中形成巨大货币存量   最近十年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迅速,总规模从2002年的2万亿元增长到2011年底的12.83万亿元,增长约6.4倍,而同期GDP增长不到4倍。社会融资规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年的整体资金供需情况,它不仅包括银行信贷资金,也包括股票、债券直接融资,还包括新增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中间业务。   从指标对比来看,2002年,每新增1元的资金投入就可以带来6元的经济产出;十年以后的2011年,每新增1元的资金投入只能够带来3.68元的经济产出;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的2009年,1元的新增投资仅能带来2.45元的GDP产出,这其中还没有考虑到价格变动的因素。由此可见,我国的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持续降低。   另从货币供应量指标来看,2011年末,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已达85.16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13.4万亿美元;另外,当年我国GDP总值为47.29万亿元,折合7.4万亿美元,货币存量相当于GDP的1.8倍。   根据世界银行和美联储提供的有关数字,2011年美国GDP总值为13.23万亿美元,当年年底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9.69万亿美元,美国货币存量仅相当于GDP的73%。   由此可见,我国的货币存量已经是美国的1.38倍,而GDP总值却仅相当于美国的56%。如果换算成同等经济规模,中国的货币存量大约是美国的2.5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存款的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义货币的年均增长率为20%左右,大幅度高出美国与欧盟同期6%-7%左右的年均增长率。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几年,我国货币供给量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可以被解释为消除长期计划经济带来的金融抑制,推进市场化发展进程。但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我国市场经济形态基本具备之后,广义货币供应量仍以年均16%的速度递增,并且货币存量相对于经济总产出已经是主要发达市场经济体的2倍多。这其中的根源主要在于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经济增长长期对资本投入和出口的过度依赖必然累积起大量货币,这些货币又只能在国内流转,并推高国内的物价和房价。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尽管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但是在过度增发的数万亿美元中,仅有不到1/4留在了美国,大部分流向其他国家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和外汇储备;而我国增发的货币却是全部留在了国内,2012年10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经达到93.6万亿元人民币,M2与GDP的比率超过1.8倍。货币超发是最近十年来我国通货膨胀持续不断的根本原因。   (三)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虚拟化趋势加快   美国次贷危机的本质就是经济的过度虚拟化。危机爆发之前,美国以金融及相关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远远大于一、二产业之和;而在价值结构上则表现出金融资产迅速膨胀,并且达到GDP的7倍左右。美国利用发达的金融体系导致大量资本在股市、汇市、债市、期市以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循环流动、杠杆放大。而在实体经济方面,美国的制造业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却长期呈现下滑趋势,制造业空心化严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失衡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最近几年来,我国金融也存在脱离实体经济,虚拟化加快的趋势。从客观上讲,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长期积累下来的巨大的过剩货币也必然到处寻找更高的投资回报。   我国当前的经济虚拟化,一方面表现在大量信贷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循环,并未真正进入实体经济,这就造成金融体系资金过剩,实体经济却资金难求。一些商业银行纷纷通过贷款转让、票据融资、滚动签发承兑汇票等方式绕开银监会的存贷比考核,为争取下一个年度的信贷额度,季末和年终突击放款、虚增存款;这使得信贷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未能真正进入实体经济。(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金融困境 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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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要闻(12.5)——石头,要一直“摸”下去

作者: 信力建   1、中央宣讲团成员、参与十八大报告起草工作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4日在郑州的宣讲十八大精神报告会上说,在他看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就是我们摸到的三块大石头,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我们还将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更多更大的“石头”。 2、前天,台湾“立法院”上演了台湾清华大学大学生陈为廷在台上批评“教育部长”“伪善”,“满口谎言”,“不知悔改”,要求“部长”道歉的场景。陈为廷表示他批评蒋“伪善”“说谎”,是因学生曾多次到“教育部”和平抗争,要求蒋出来对话,但蒋没有一次出来,甚至出动镇暴警察,他认为学生做的是公民应尽的本分,“言所当言”。 3、12月4日下午15时31分,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新溪乡政府一文胸厂(小作坊)发生大火,汕头消防支队出动13台消防车84名消防员到场进行援救,经全力扑救,下午4点大火被扑灭,事故共造成14人死亡,1人受伤。死者均为18到20岁的花季少女。犯罪嫌疑人称曾在内衣厂工作,三天前辞职,老板拒付工资。 4、在4日于汉诺威举行的基民盟大会上,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以创纪录的98%的选票,第七次当选该党主席,为明年大选连任总理打下基础。在默克尔领导的本届政府任内,全德失业率下降到二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就业水平上升为最高、投入的教育科研经费最多,并且让德国成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这些成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5、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调查,伸展至澳门。英国《泰晤士报》引述接近澳门警方消息表示,内地调查人员上月底曾经秘密到澳门一间赌场的贵宾厅,查问六名“迭码仔”(为赌场提供中介服务),有关一名前中国高官是否涉及透过澳门赌场洗黑钱的数据。报道指,相信这名高官就是薄熙来。 6、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撰文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切实可行且实事求是。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有望提前一至两年实现。 7、武汉大学近日宣布,正式启动为期一年的120周年校庆年活动,并将明年11月29日定为该校120周年庆典日。此举招致老校长刘道玉在内的众多校友质疑,他们认为武汉大学的历史,只能追溯至1913年创建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而与张之洞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并无传承关系,他们主张在2013年重新举办名副其实的“百年校庆”。 8、中央政治局4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强调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等等。 9、山西太原小店区人大代表李俊文被曝有4个“老婆”,生育10个子女。证据显示,其老婆和10个小孩户口均落在当地,父亲一栏均为李俊文。当地人曾举报到信访局,但接待信访领导答复称那是人家的本事。目前,李俊文人大职务被暂停。 10、【信孚快报】2012年11月,信孚教育集团泽德中学在申报广州市白云区区一级学校评估中,一举获得“区一级学校”称号,成绩突出。同月,信孚康乐小学荣获第五届海珠区中小学环保科技活动“优秀组织奖”。 11、继原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福建省交通厅厅长李德金之后,又一名厅级高官身陷“名表门”。日前,有网友爆料称,兰州市长袁占亭至少佩戴过5块手表,其中包括价值20多万元的江诗丹顿、15万元的镶钻欧米茄等名表。对此,袁占亭自称省里正处理这个事情。 12、贵阳规定每户农房不得超240平,在贵阳郊区,为了房子离婚并非个案。据媒体报道,最近两周来,每天有120对前往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甚至连90岁的老人也被儿女们用轮椅推着来排队办理离婚。 13、3年前的“开胸验肺”,让张海超成为有名的尘肺病患者,并获赔61.5万元,他买了汽车、空调以及台式电脑,三样东西只要有一样,在农村都不能上低保,所以当年政府“特事特办”批准的低保被取消。根据乐观的估计,张海超还有四年寿命,离婚后的他正在为女儿寻代养。 14、哈大高速铁路自本月1日开通运营以来,三天内共出现7起因旅客吸烟引发的列车降速事件。警方表示,引发高铁列车降速责任者将受到法律追究。 15、因2013年1月4日谐音为“一生一世” ,广州民政局网上婚姻登记预约系统被市民刷爆了,由于网络系统滞后,该局计划于本月14日12时起至16日24时,对婚姻登记信息系统进行更新升级,届时将暂停所有结婚登记业务。 16、近日,英国伦敦一家位于伦敦南郊的西敏寺银行关闭了。在最近11年 里,该银行遇到7次持枪抢劫。西敏寺银行总部说,这个城镇如此糟糕的治安让他们无法保证员工的人身安全,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关门。 17、“风景名胜区应该回归公益,降低门票价格,从长远看甚至是免票。”昨天举行的《中国风景名胜区事业发展公报》新闻发布会上, 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风景名胜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如生如此表示。 18、据台湾“中央社”12月4日报道,委内瑞拉定于本月16日举行州长选举,但其国内民众并不关心谁是候选人或候选人的政见,因为他们更焦虑的是总统查韦斯已有一段时间未公开露面。 19、@于建嵘:习总在首都纪念宪法大会上号召全国人民格守宪法,很好。为此,我建议:一、废除违宪的劳教制度;二、依法为被打击迫害的维权公民平反昭雪;三、彻底清查和赔偿强征强拆中侵犯的公民财产权;四、停止并追究以维稳为名对合法公民的骚扰和迫害;五、进行司法改革,以确定司法的权威。 20、丁咚《中国人期盼什么样的民族复兴》:所谓的中国梦,或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具有四个本质内涵:一是民众生活得到全面发展,提升到比较高的水平;二是公民社会发育比较成熟,社会基本实现公平正义;三是国家建立了稳定而成熟的宪政体制和法治体制,以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进行国家治理;四是国家的力量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理水平、公民参与水平和价值观高度等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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