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核心提示：他说：”中国领导人高于一切的目标似乎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这种说法与能够看到情报评估的官员们的私下看法是一致的。洛克利尔说，为了继续掌权，中国领导人将”继续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原文： The Rising East: U.S. Admiral Identifies China's Capabilities and Objectives 发表：2012年2月13日 作者：Richard Halloran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海军上将塞缪尔·洛克利尔三世将于2012年出任美国驻亚太部队司令。照片：美国海军部】 在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任中国国家主席的竞争者访美前夕，美国一位资深海军上将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坦率，谈了他对中国军力和意图的看法。 习近平副主席将在周一到访华盛顿，坊间广泛认为他将在今年末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会是副总统拜登的客人，他也计划在首都会见奥巴马总统和其他政治军事高官。 即将出任美国驻亚太部队司令的海军上将塞缪尔·洛克利尔三世，上周向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了对中国目标的书面评估。他正在等待参议院批准其任命，计划于三月履新。 与华盛顿的很多美国政治人士、外交官和军官痛斥中国军事扩张”缺乏透明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洛克利尔出言有力，但不挑衅。对于美国最近一再提及的透明度问题，他表示了必要的赞同，但接着说出了自己真正的想法。 他说：”中国领导人高于一切的目标似乎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这种说法与能够看到情报评估的官员们的私下看法是一致的。洛克利尔说，为了继续掌权，中国领导人将”继续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洛克利尔间接指频繁的示威、特别最近在农村地区爆发的事件。他说，中国领导人的另一个目标是”维护国内的政治稳定。” 这位海军上将说，第三个目标是”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领导人经常重申，自治的台湾岛必须与中国大陆统一，以维护其领土完整。美国支持台湾人民的自决。 洛克利尔将军说，还有一个目标就是”确保中国的影响力和地位。”一些”亚洲对手”称中国领导人寻求恢复中央帝国昔日的荣耀，拥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权，称霸亚洲，将美国逐出西太平洋。 洛克利尔写道，在军事上，”中国似乎在加强在其周边打赢短期、高强度战争的能力。”他还指出：”其近期主要目标似乎是准备应对围绕台湾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阻止或拒绝(美国)对海峡两岸冲突的有效干预。” 他说，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计划”强调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这用五角大楼的隐语说即”A2AD”，意即中国的弹道导弹能够攻击美国的空军基地和海军设施，而且拥有可摧毁美国舰艇和飞机的武器。 曾任驻欧美军司令的洛克利尔说：”中国也越来越重视并加大力度在台湾和中国周边之外开展行动。” 他写道：”中国将南亚和东南亚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这包含政治目的、资源利用、贸易和投资。”随着中国向这一地区部署军队，尤其是战舰，中国将需要”具有更加强大的前方后勤能力来保障其行动。” 他指出：”中国将遭遇美国在维持海外介入方面所面临的同样的政治问题。这将需要改善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关系，密切与该地区国家海军的合作，而且它将因此面临更多非传统安全挑战，比如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 洛克利尔说：”中国正在通过实现其核部队现代化来加强核威慑能力和提升战略打击能力。”他还说，中国”正在增强其他的战略能力，比如在太空、反太空和电脑网络行动方面的能力。” 洛克利尔写道，亚洲其他国家”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军力增长及其军队的动向。”他说：”在中国近海存在争执的水域发生了令人不安的事件，让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忧心忡忡。” 洛克利尔说，”对中国军事意图的忧虑越来越成为区域论坛的焦点，例如东盟，他们可以采取多边手段处理这一问题。” 这位海军上将乐观地断定：”这种安全担忧也让美国的安全伙伴决定与美国建立更加牢固和融洽的关系。”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本文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同志2011年12月15日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作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李克强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温家宝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科学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系统总结了2011年经济工作，全面部署了2012年经济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大政方针和主要任务。在此，我就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这一问题，谈些认识。 　　一、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创造良好环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2012年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准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在新形势下，统筹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当前和长远发展，对于做好2012年经济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过去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把控制物价总水准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呈现增长较快、价格趋稳、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势头。全年经济增长率9.2%，居民消费价格涨幅5.4%。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实现了“十二五”时期的良好开局。 　　新的一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更为复杂严峻，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的关系，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从国际看，国际金融危机远未结束，一方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西方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减弱，风险因素增多，经济低迷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主要国际组织都调低了对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当然，美国等国也出现了一些复苏回暖的迹象，对此我们也要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物价上涨较快，一些发达国家通胀率也处于较高水准，宏观决策面临两难选择。目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互联互接，世界经济增长下滑、通胀水准抬升和发达国家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会通过多种渠道对我国发展产生影响。 　　从国内看，经济增速缓慢回落与物价涨幅仍处高位的问题相互交织，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是经济增长存在放缓压力。在外需下降的同时，制约内需增长的因素也在增加，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的难度加大，企业投资能力和意愿下降，扩大民间投资还存在不少障碍。二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影响因素仍然较多。既有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等要素价格上涨造成的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也有国际市场部分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形成的输入性通胀的影响，还有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疏导突出价格矛盾的影响。三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内外需结构仍不合理，一二三产业不协调，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这些都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2012年，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的关系，关键在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准基本稳定。我们要保持的经济增长，是物价总水准基本稳定条件下的增长，是总量平衡、结构优化的增长;同时，我们要保持的物价稳定，是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下的稳定，是发展中的稳定。但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总体上往往是一对矛盾。只要增长速度、不顾物价稳定，或只要物价稳定、不顾增长速度都相对容易，难的是二者兼顾。当前，国际上流动性过剩和市场预期低迷并存，国内货币存量也较大，给“两个保持”带来很大压力。 　　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推进结构调整，有利于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转变，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有利于增加市场有效供给，抑制高耗能、高排放等不合理需求，消除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制约因素;有利于推动经济转型和模式创新，提高发展品质和效益，形成经济增长由内外需、三次产业协调拉动和科技教育管理支撑的新格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长期占优势的压力，其他新兴经济体要素潜力正在发挥的现实，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都要求我国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对结构调整也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总之，发展必须转型，转型也是发展，是内生增长、创新驱动和结构优化的发展。我们必须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变被动为主动，下大力气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向纵深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2年经济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推进改革开放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按照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把握好调控的重点、力度和节奏，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积极发挥规划、计划的导向作用，加强财政、信贷、产业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努力实现经济发展预期目标，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创造有利条件和良好环境。 　　二、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成为国际大趋势。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高度融合，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不断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准。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加快转方式、调结构。 　　调整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点。其一，扩大内需是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举措。过去两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主要依靠扩大内需，实现了经济回升向好。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的影响，我国出口增长出现明显回落态势。据有关方面预测，2012年国际贸易增长仍呈放缓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更需要发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二，扩大内需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和首要任务。我们调结构、转方式，很重要的就是调整和转变需求结构。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出口大国，贸易依存度高于世界许多国家。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扩大出口遇到越来越多的摩擦、壁垒和障碍，国际竞争更趋激烈。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内需。只有立足扩大内需，才能使我们的发展立于不败之地。其三，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市场空间大，回旋余地大，内需潜力大，对经济发展具有持久的拉动作用。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总结经验做法，针对现实问题，建立健全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内需的一大源泉。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50%，这是巨大的历史性变化。但总的看，我国城镇化依然明显滞后，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准。据有关方面统计，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达到80%，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而且能够促进消费，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国际上有经济学家曾经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有关方面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准为　4455元，城镇居民为15900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准是农村居民的3.6倍。按此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而相应增加的投资需求会更多。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5亿人，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富余劳动力，城镇化蕴涵的内需潜力巨大。在城乡之间二元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同时，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现象又在显现，后者既包括城镇居民与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之间在生产生活条件上形成的差异，也包括城镇历史遗留的棚户区困难群众与大多数市民之间在居住条件上的差异。这是我们面临的矛盾和困难，也是潜力所在。推动解决这种“双二元结构”问题，有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减少社会矛盾，释放出城镇化带来的需求潜力。 　　稳步推进城镇化，必须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进行。要研究制定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出台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加强城镇规划和管理，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考虑不同规模和类型城镇的承载能力，合理引导人口流向和产业转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科学布局、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集约发展。要抓紧制定并有序实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措施，推动城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农民工并逐步实现均等化，帮助他们逐步解决就业、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方面实际问题，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把在城镇已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要研究出台规范的市政建设投融资政策，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搞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城镇化布局体系的衔接，加强公共交通、污染防治、水电气热供应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应当指出，房地产市场能否健康发展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要继续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巩固调控成果，积极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有效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使城镇化稳步向前推进。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扩大内需的又一源泉。要进一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在推动东部地区转型发展的同时，更好地支援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尤其是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扶持力度。区域发展与城镇化密切相关。欠发达地区发展滞后，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城镇化滞后。在那些发展条件好、环境容量大的地区，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引导要素合理集聚、企业集中布局、土地集约利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国家的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坚持分类指导、有保有控。对西部地区一些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在严格节能环保、确保品质安全、科学合理布局的前提下，实行差别化政策。 　　扩大内需的最大产业潜力在服务业。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许多工业品产量居世界前列，“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未来发展有很大空间。相对来说，服务业发展滞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块“短板”，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低，据有关方面统计，2010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1%，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准，而且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平均水准。应该说，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在我国都有着旺盛的市场需求，发展潜力巨大。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实体经济，同样能够创造社会财富和增强综合国力。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是科技创新重要的驱动力量。工业化不仅要发展工业，而且需要发展服务业，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工业发展的品质和竞争力。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五年提高4个百分点，我们要努力工作，努力实现服务业发展的目标。 　　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所在。要采取有效措施，为服务业发展创造有利环境，扩大服务业规模，提高服务业水准。加快发展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科研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旅游、健身、养老、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扶持中小型服务企业发展。同时，要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形成竞争新优势，开拓市场尤其是培育国内市场需求，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三化并举”。无论是稳增长、控物价，还是扩内需、调结构、推进城镇化，都要靠夯实“三农”基础来支撑。要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严格保护耕地，继续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着力提高主要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全面发展。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无论是从应对当前挑战的实际需要看，还是从长远发展的根本目的看，都必须把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放到扩大内需更加突出的位置。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率高，消费率低。按有关方面数据，2010年我国消费率为47.4%，远低于美国的87.7%、欧盟的80.7%、日本的78.6%，也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67%左右的水准。我国消费潜力巨大，但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在实际工作中，扩大投资的办法较多，扩大消费的办法较少，这种状况必须扭转。要完善鼓励居民合理消费的财税、信贷等政策，着力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尤其要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为此，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在初次分配中，鼓励群众就业创业，合理提高劳动者报酬;同时，发挥好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健全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筑社会保障安全网，为就业创业者解除后顾之忧。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扩大消费是基础，稳定投资是关键，要善于发挥投资手段的直接拉动作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表明，方向正确的投资见效快、关联度大，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201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要重点保障在建和续建项目的资金需求，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积极有序地开工建设国家“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要在保持投资合理规模的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到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品质效益上来。要把投资与消费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增投资与扩消费的良性互动。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继续向“三农”、水利、欠发达地区、社会事业、科技创新、节能减排以及铁路、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倾斜，释放内需潜力，拓展发展空间。 　　扩大内需，调整结构，需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当前外需疲软的形势下，要保持外贸政策的连续性和基本稳定，保持出口平稳增长，推动出口结构升级，努力拓展新的市场。同时，要继续把扩大进口作为战略措施来抓，积极扩大进口尤其是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和重要能源原材料进口，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准。要着眼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和要素，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扩大境外投资合作，并以此带动贸易、技术、能源资源等合作，积极防范境外投资风险。 　　三、把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 　　民生连着内需、连着发展、连着公平。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拉动消费，又增加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 5000美元，人民群众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需求日益增长，民生领域巨大的内需潜力会持续加快释放。加大民生投入，本身就是结构调整，是转方式的应有之义。要适应群众的新期盼和形势的新要求，把民生工作放到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把重大民生工程摆在发展工程的优先序列，努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实施好重大民生工程，要按照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的原则，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做到积极而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逐步扩大基本民生保障的覆盖面，并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保障的水平。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既关系民生也关系发展。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是中央的重大决策，具有惠民生、稳房价、扩内需、促发展的多重作用。过去一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实现了新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目标，为“十二五”时期建设3600 万套保障房开了一个好头。通盘考虑总体任务和各地情况，2012年将新开工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700万套以上，基本建成500万套。新开工加上结转的项目，保障房在建规模大，质量要求高，资金需求多，任务更加艰巨。中央财政资金和预算内投资将继续加大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支持力度。地方政府债券的使用，要更多向保障房倾斜。允许符合条件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企业债券，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房的土地供应实行指标单列，由国家直接下达到地方。要抓紧落实2012年保障房建设计划，安排好所需资金和土地，确保按时开工和如期竣工，确保工程建设质量，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分配。 　　棚户区改造是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住在棚户区的群众大多收入低、生活困难、住房条件窘迫。近几年各地区和有关方面棚户区改造取得积极成效，但随着工作深入推进，需要改造的量可能比原来预计的要大。2012年要继续把棚户区改造作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重点任务，加强沟通协调，完善棚户区改造政策，搞好统筹安排，扎实加以推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国新医改既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也是一项重大民生和发展工程。医改实施近三年来，五项重点改革稳步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惠及全国95%的城乡居民，基本药物售价明显下降，改革取得了阶段性重要进展和显着成绩。2012年是深化医改新任务的起始之年，也是攻坚之年。随着医改进入深水区，难点问题将集中显现，体制性矛盾将集中暴露，工作难度还会加大。下一步，要认真总结医改的经验和做法，抓紧制定“十二五”期间深化医改规划，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思路，加快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要推进基本医保由“扩大范围”转向“提升质量”，在继续提高参保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政府补助标准和报销比例，推进付费方式改革，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和补充医疗保险制度。要巩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本药物定价机制，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要全面推进公立医院改革，重点实施县级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在大医院推行便民利民措施，优化诊疗流程，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公立医院发展新模式。同时，要推动形成多元办医格局，适应和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在实施重点民生工程过程中，要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和部署，全面推进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善民生行动计划，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服务为先，通过增加政府投入、完善政策措施、创新体制机制等手段，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发展和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四、坚定不移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发展必须转方式，而转方式最大的瓶颈制约在体制机制障碍，许多方面不改革就难以转变和发展。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面临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要把发展与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统筹谋划改革思路和举措。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研究制定改革的思路和政策，力求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 　　深化价格体制改革。价格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信号灯”，是调节市场行为的有力杠杆。我国价格改革已取得重要进展，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决定。但在能源资源、公共事业、环保收费等领域，价格不合理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必须深化改革。我国能源资源短缺，同时消耗和浪费却很严重。2010年我国煤炭产量达32.4亿吨，占全球的48%;粗钢产量达6.37亿吨，占全球的45%。我国已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高于世界平均水准，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破解资源环境难题，既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也要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从根本上还要靠体制机制改革。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煤、电、油、气、水、矿产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关系，使其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如试行居民阶梯电价制度，就是考虑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节约与环保，是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方向。与此同时，对水、天然气等产品的阶梯价格改革方案，也要抓紧研究。对居民基本需求范围内的价格，应合理控制，对非基本需求方面的价格，则应更多采取市场调节的手段。要继续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通过采取这些改革举措，保障经济平稳运行，推动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需要注意的是，实施价格改革，不能把经济增长速度打得太满从而使经济关系绷得过紧，这样才能为改革留出空间。 　　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要把财税体制改革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更好结合起来，加快构建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同时，要健全金融体制，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一是按照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二是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三是合理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研究将部分高消耗、高排放的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逐步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研究制定环境保护税费改革等方案。四是继续深化国有控股大型金融机构改革，积极培育中小金融机构，促进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扩内需、调结构的主体。要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充分发挥企业的自主权和积极性。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认真落实好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新36条”，抓紧研究打破垄断、公平准入、鼓励竞争的具体政策，鼓励民间投资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社会事业等领域。还要进一步减少投资审批事项，国家只审批或核准政府投资项目与关系国家经济安全、涉及整体布局和影响资源环境的事项，简化审批环节，规范审批程式，强化服务监督，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 人们总喜欢把事情戏剧化，对于那些被突然带走投入监狱的人，会比较震惊，但我只是继续在这座房子里过日子而已。”昂山素季说，自己和家人都是务实的人，不想把生活“变成电视剧”。 ”   昂山素季（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1947年，两岁的昂山素季（中）和父母与两个哥哥合影   1991年，昂山素季的两个儿子代领诺贝尔和平奖   仰光大学道54号，昂山素季住宅，她曾多年被软禁于此（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昂山素季的家中悬挂着父亲昂山将军的巨幅画像（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清早曼德勒街头的市井生活。行驶的报废车辆瘫痪在路中间是常见景象，司机和乘客对此习以为常（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缅甸民盟总部，大部分成员年纪都比较大，发展年轻人加入是其面临的任务之一（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缅甸民盟总部，简陋得就像路边不起眼的修车铺（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仰光昂山素季家中，一场茶聚结束后，仍然不断有年轻人过来和她交谈或者合影（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昂山素季家中，三名志愿工作人员，他们都曾是政治犯（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1   2011年11月底的一个下午，昂山素季站在自家庭院里，一场茶聚临近结束，仍不断有年轻人过来和她谈话或者合影。她依旧头戴鲜花，向每一个人微笑。这次是两朵黄玫瑰，照例是从庭院草坪中采摘的。她66岁了，身形保持得极好，因为化了淡妆，脸上原有的一点点阴影也消失不见，只有深陷的眼眶提示着她的年龄——然而她的眼睛又是明亮的，当她看着你时，你能感受到目光的力量。 阳光刚刚好，茵雅湖上吹来小风，草坪边有张桌子，上面摆着菠萝汁和各式甜点，有人先离开了，剩下的人三五成群地继续聊天。“那是缅甸现在最红的歌手，”昂山素季的朋友U Htin Kyaw远远地指着一个女孩告诉我，“那边，是本地很有名的一个电影演员。” 不知此景是否让昂山素季想起牛津的夏末野餐，在离开英国23年以后，这并非常见的场合。仅仅在一年多以前，这还是一块外人不得踏足的禁地，而当时处于软禁中的昂山素季，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敏感词。有一段时间，军政府甚至不允许人民说出“素季”这个名字，于是人民就改口尊称她为“夫人”。“两年前，这些明星不可能来见她，”这次聚会的组织者Myo Yan Naung Thein说，“他们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支持。但现在不同了，人们迫不及待地要表现出他们对夫人的支持。” “你觉得他们是真心的吗？”我问。 “我知道他们是真心的，正如他们以前是真心害怕一样。你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来，那种眼神和他们见到丹瑞大将时的生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把夫人团团围住，然后拼命鼓掌，即便是现在的新总统，也得不到这样的待遇。”   2   我们是乘出租车前往“夫人”住处的，出发前，一位华人朋友建议我们离开酒店后再打车，我们也觉得有必要防止“眼线”——出于切身的体验，中国人乃至华人好像对“解冻”这类的事情总是抱有更多的谨慎。上车后，我对司机说“昂山素季家”，他应了声“OK”，踩油门出发。在缅甸，每个的哥都知道昂山素季位于茵雅湖南岸的家，虽然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告知经过这里时不得减速、不得张望。15分钟后，我们到达大学道54号，司机猛打方向盘，拐出一个巨大U形后停在目的地门口——以前，掉头在这里也是明令禁止的。 2010年11月，缅甸举行了20年来首次全国大选，选后一周，政府释放了昂山素季；2011年3月，国家权力移交给议会任命的文官政府，统治缅甸多年的丹瑞将军退居幕后。总统吴登盛上台之初宣布将要推行民主，但动作寥寥，“于是我们都很悲观，”缅甸一家新闻周报的主编U Thiha Saw说，“然后到了8月19日，总统突然会见了昂山素季，这让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发生了什么？” 这次会面成为缅甸的U形拐点，自此以后，作为走向和解的象征之一，昂山素季的名字不再是一个禁忌，她的头像开始出现在媒体头版和大街小巷，官方媒体对她和NLD(全国民主联盟，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政党)持续20年的攻击也偃旗息鼓。 “报纸注册与检查司”仍然存在，所有报纸在付印前仍须将版面大样交由他们审查，但审查标准却大大放宽了。U Thiha Saw的报纸翻译了著名缅裔学者吴丹敏(Thant Myint-U)在海外“流亡媒体”谈缅甸改革的对话录，居然得以全文发表，“审查部门只改了几个小地方，其中一个要求是将‘政治犯’改成‘良心犯’，另一处则是将‘军事独裁统治’改成‘独裁统治’。” 市场化的报章呼吁继续改革，甚至呼吁释放更多的政治犯，“只要他们是从‘为了国家好’这样的基调来谈这件事，那么文章就可以发表。”不止一个记者这样告诉我。 “媒体也在不断地试水，看看底线到底在哪里。”一位资深媒体人说，“有媒体不送审就发表一些文章，然后就得到停刊两期之类的小惩罚。” 2012年1月，吴登盛首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改革是基于人民的愿望，”他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人民希望国家保持和平稳定，实现经济发展。” 而在仰光，不少人相信改革与阿拉伯世界的变局有关。“丹瑞将军不希望看到两种情况，”人权活动家Myo Yan Naung Thein说，“第一种情况，继任者也是独裁者，这样他会忌惮前任影响力并伺机清算；第二种情况，被革命推翻。两种情况都会威胁到他的性命。” 在吴丹敏看来，缅甸政改的动因有二：其一是在新的政治体制里，总统、议会、地方政府、军队等机构分享权力，每一方都设法寻求变化，这给了社会更多空间；其二是总统及其他有改革思维官员的决心，他们相信，缅甸的现状难以为继，必须找到新的方向。   3   在官方英文报纸The Myanmar Times(缅甸时报)的编辑部里，我见到了一份从审查部门送回来的大样，那是名为《Hope Rules》(或可译作“希望引领人民”)的大选一周年特刊，回顾了缅甸社会的各种变化。压题照片被划上了一个红叉，一位编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用了民众抗议的照片。”而一篇名为《为什么缅甸改革会令越南心焦》的评论则被直接拿掉，“大概是担心影响两国关系吧……”编辑猜测。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一整版的重头文章《缅甸：过去、现在和未来》，事实上，这里只有一处改动：五张配图(从左到右依次是昂山将军、奈温将军、丹瑞将军、吴登盛、昂山素季)最右边的那张上面打了个红叉——看起来，他们并不认为昂山素季就代表着“未来”，虽然他们承认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创造了“过去”。 1941年，26岁的学生运动领袖昂山带领包括奈温在内的所谓“三十志士”出国接受日军培训，冀望在缅甸发起暴动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这“三十志士”便是日后缅甸独立军的核心。后来日军进入缅甸，缅甸人发现日人统治比英人更残暴，将士们遂又转向联英抗日，“(当初联日)并非因为我们有赞成法西斯的倾向，而是因为我们的愚直失策和小资产阶级的胆怯。”昂山后来承认。 “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年初，经过谈判，昂山与英国首相签订了保证缅甸在一年内完全独立的“昂山-艾德礼协定”。同年4月，昂山出任临时政府总理，但3个月后，他与6名阁僚在仰光被暗杀，时年32岁，留下两个儿子和两岁的女儿素季。 昂山可谓缅甸国父，又是缅甸军队的创立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缅甸军政府把他视作一个爱国主义的图腾，仰光最大的市场、最重要的街道和最大的体育场都以他命名，在爱国教育和宣传下，昂山将军几乎受到所有人的爱戴——而当他那支持民主自由的女儿回国后，这一点便成了军政府的大麻烦。   4   或许是因为对父亲所创军队的感情，又或许因为在海外生活了太长时间，早期的昂山素季把爱国主义放在了自由主义前面，在她作于1980年代前期的《Let’s visit Burma》(后结集出版改名为《吾国与吾民》)中，她回避了内战问题，把克钦、克伦、掸邦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单单描绘成富有魅力的神秘所在，她也避免在文章中直接批评奈温的独裁，“在军政府的统治下，缅甸成为BSSP(社会主义纲领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他政党都被取缔，限制民众政治自由的举措是出于维护政府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1962年3月2日，奈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奈温早年随昂山接受日本军部培训时即养成了对政党政治的厌恶，他解散了议会，宣布要建立“缅甸式的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自称融合了马列主义、佛教和缅甸传统，实际上把缅甸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执政后这位将军的喜怒无常令人印象深刻，1970年代他曾突然宣布：所有的车辆必须靠右行驶(缅甸曾是英国殖民地，之前遵循靠左行驶原则)。于是时至今日人们仍会在仰光街头看到这般怪现状：司机在右边驾驶着各种日本报废车，纷纷靠马路右侧行驶。 不过真正把缅甸拖入深渊的是奈温灾难性的国有化及锁国政策，很多企业和银行(包括中国银行)被无条件收归国有，大量国外的教育、交流机构被驱逐出境，缅甸错过了世界经济起飞的六七十年代，到1980年代后期，已由“东南亚的明珠”落入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细节是，在1960年代之前，从西方前往新加坡或者曼谷，须经由仰光转机，而现在，情况反过来了。 1988年4月2日，接到母亲病重的电话后，昂山素季经由曼谷飞抵仰光。这是她1960年以来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过去的28年里，她求学于新德里，在牛津取得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短暂任职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和不丹外交部。1972年，她与英国学者。藏学专家迈克•阿里斯结婚，此后多数时间她与丈夫生活在牛津，吴丹敏在一本书里回顾了1984年春天拜访素季一家的情形，“天气很好很暖和，他们家砖砌的花园里开满了鲜花，我们聊牛津最近上映的电影，迈克悠闲地吸着烟斗，两个孩子在屋里玩耍。素季讲话彬彬有礼，甚至带着点学究气，她鼓励我来英格兰读博士学位，鼓励我也一起来研究缅甸历史。”如果说那时昂山素季希望为祖国做点什么的话，除了研究缅甸历史和文学，无外乎为它建一座图书馆，或者推动一项交换学习项目等等。 但这一年发生的学生运动改变了所有人的轨迹。 6月底，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昂山素季决定回到大学道54号的家中，陪母亲度过最后的日子，阿里斯和两个儿子也从英国赶来，陪她最后一程。因为要照顾母亲，昂山素季始终和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保持着距离，但这并不能阻止学生、记者、律师、艺术家以及被奈温罢黜的改革派军官络绎不绝地前往拜访，他们希望国父的女儿能够站出来领导缅甸的民主运动。   5   大学道54号外面的围墙、铁丝网和铁门都有明显翻新的痕迹，我敲响铁门，对着一扇小窗报出名字。门开了，3个看上去有些腼腆的中年男人把我迎到候客区。旁边台阶上，一只拴住的小猎犬好奇地看着我这陌生人，我认出了这只“全缅甸最著名的狗儿”——2010年11月昂山素季获释时，小儿子金送给她的礼物。 院落不算小，进门左侧是几片被鲜花环绕的草坪，再过去是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楼，看上去有些陈旧，和仰光市区那些“摆在特拉法加广场也不显突兀”( Lonely Planet 语)的殖民时期建筑相比，就更加缺乏特色。那正是23年前民主运动的精神中枢，也是后来昂山素季被软禁或者半软禁二十多年的地方。 1988年那个夏天，奈温警告游行的民众：“如果军队开枪，他们一定会击中目标。不会有朝天鸣枪。”8月8日，后来在缅甸人的口述史上被记载为“8-8-88”的日子，军队果真向游行人群开枪，数千人被杀，举世震惊。 “当我最初下决心参加民主运动时，更多的是出于责任感，”昂山素季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但同时，我的这种责任感和我对父亲的爱密不可分。”8月26日，仰光大金塔前的广场上，昂山素季发表了她的第一次演讲，“我们需要第二次独立斗争。”她宣布。一个月后，她联合其他几位支持民主的军官成立了全国民主联盟(NLD)，并开始在缅甸全国发表演讲，倡导公民不合作，呼吁人民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1989年4月，昂山素季来到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的德努漂(Danubyu)，她和支持者要在这里争取民众，以非暴力抗争继续挑战军政府底线。“我不认为自己是甘地式或者佛教徒式的政治家，当然，我是个佛教徒……但我反对暴力的主要原因是，它会形成仰仗武力改变政局的不良传统。” 一队士兵拦住了他们，领队的士官警告他们：“不许再前进了。” “让我们过去。”面对来复枪，昂山素季回答，她继续向前。士官再次警告：“再往前我们就开枪了。”昂山素季没有停下脚步，就在这时，一个更高级别的士官赶到，下令不得开枪。 这一次，勇气赢了。 “或许她希望着，这样的事情会在全国不断发生，‘第二次独立斗争’也会这样展开，经过和平与坚定的抗争，NLD终会取胜，军队终会奇迹般地退让。” 吴丹敏写道，“悲哀的是，这样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1989年7月20日，昂山素季被军政府软禁，NLD核心成员也多被逮捕。1990年，军政府同意举行大选，以为可以轻松获胜来获得执政合法性，结果却是NLD赢得了485个议席中的392个，他们甚至拿下了军队人口占多数的仰光Dagon区。显而易见，不少士兵和他们的家属把选票投给了反对党。 但是军政府拒不承认大选结果，“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能以和平和稳定的方式治理国家的组织。一个国家不像蔬菜那样便宜，我们不能交权。”丹瑞大将说。 因为被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方式，昂山素季通过BBC广播才知道NLD赢得大选及军政府拒绝交权。她在一楼墙壁上贴满了甘地、尼赫鲁以及她父亲的语录以示抗议，负责守卫的士兵看到了笑一笑，并不说话——他们被禁止和昂山素季“谈论政治”——但昂山素季会不停地跟他们说话，朝他们微笑，询问他们家庭的情况，跟他们开开玩笑，而对他们来说，一旦跟昂山素季说话，就要被替换掉。结果是，没有一个守卫能在大学道54号干得长久。 1991年，软禁中的昂山素季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暴力是它自己最难缠的敌人，不惧则是和它对抗最厉害的武器。为什么昂山素季能像甘地和她父亲一样成为人人折服的象征？她那令人感动的勇气是一个重要因素。”诺奖委员会主席在致辞中说。   6   见到昂山素季前，我在仰光采访了不少当地的学者、媒体人和NGO负责人，对于眼下的变革，他们纷纷给出谨慎的评价，可是往往难掩兴奋，“哪怕是在一年前，我都没法接受你的采访，”几乎每个人都会笑着说句类似这样的话。 2011年年初缅甸议会开幕的时候(21年来的头一次)，659名议员被领入新首都内比都宝塔状的议会建筑，一连几星期不得外出，不得使用手机和电邮，记者也不得去内比都采访。但是到了8月份，议会第二次会议开幕时，他们开始邀请国内外媒体。“本以为它是个橡皮图章，” U Thiha Saw说，“军方拥有议会25%的固定议席，我们去之前以为会有军队高层代表，结果发现多数都是年轻的军官，微笑着坐在那里，很少参与讨论，我觉得他们在那里只是为了维持宪法，因为要修宪，你必须有75%以上的议员同意……但其他非军方议员讨论得非常热烈，我记得有一次能源部长面对质询时说，我们在缅北有足够的发电能力，所以才会向中国供电。立刻就有两位来自密支那的议员站起来反驳他：你说的供电充足是什么意思？我们那边就经常停电！” “这时我们才注意到，这两位议员居然都来自执政党！” U Thiha Saw笑着说，“这是件好事，有一点真正议会的样子了。” 门似乎正在打开，哪怕只是一条缝，透进来的阳光已经够让人高兴和自豪了，这正是我的仰光印象，有好几天，我也被这种乐观的情绪感染，直到遇上了Eaint。她是一个缅甸记者朋友的妻子，27岁，娃娃脸，我和她丈夫聊天时，她就在一边听着。到了最后，她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我：“你对政治犯感兴趣吗？” “你认识他们吗？”我随口应了句。 “我有很多政治犯朋友，”她顿了一下，说，“其实我也是政治犯。” 很难形容当时的感觉，好像是这座城市一下子褪去了热带国家物产丰盈的迷惑性外衣。和佛教信众脸上永恒的无欲与满足，又好像是你潜入这座城市平静的水下，发现那里满是巨大而坚硬的礁石。2008年5月2日，飓风纳尔吉斯袭击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这场百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造成了约14万人死亡，而缅甸军政府却反应迟缓，在一周以后才开始小心翼翼地接受外部援助。那时刚毕业两年的Eaint去灾区采访，因为看到无人救援的场景，想办法联系到联合国一个办事处，请求他们“救救灾民”。就这样，她成了政治犯，被判刑两年，一年多前才得以释放。 缅甸政府已经释放了数百名政治犯，2012年1月13日，缅甸政府又释放651名政治犯。《在缅甸寻找奥威尔》( 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 )的作者Emma Larkin说，在仰光，你很容易找到这样的家庭：其父子母女兄弟姐妹里有人就是政治犯。 有人问昂山素季——这位全世界最出名的政治犯，“你曾说过，当你第一次被软禁时，非常思念远在英格兰的丈夫和孩子，最终，你意识到这样做没有用，所以你停止了思念，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大多数政治犯都会这么做(停止思念)，”昂山素季回答，“任何理性的人都清楚，为一件你根本没法掌握的事情苦痛是没有用的，全世界的政治犯都会告诉你这一点。”   7   1989年8月，大学道54号已彻底与世隔绝，“我以为他们会关掉某个总开关，以切断我们的对外联系，结果没有，他们是直接拿着剪刀来我们家把电话线剪断并带走的，我们都觉得太逗了。”昂山素季说。 “人们总喜欢把事情戏剧化，对于那些被突然带走投入监狱的人，会比较震惊，但我只是继续在这座房子里过日子而已。”昂山素季说，自己和家人都是务实的人，不想把生活“变成电视剧”。 如果说软禁给昂山素季带来什么真正的变化，就是她开始了自己的修行——在这个85%以上人口都是佛教徒的国家，很多政治犯选择以坐禅的方式度过漫长的狱中岁月。阿里斯带给她不少关于佛教的书籍，其中一本是上座部佛教大师班迪达西亚多(Sayadaw U Pandita)的《就在此生》( In This Very Life )，这本书对她影响颇大。“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分析自己的习惯，修行强化了我的信念：坚持正确的事情。此外，修行的时候你必须通过发展觉知来控制你的思维，这种觉知会进入你的日常生活。” 昂山素季承认自己的脾气不太好，缅甸一位老政治家Thakin Chit Maung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她有时会失去控制，做一些缅甸女人不应该做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开会，她看见会议室里挂着奈温将军的头像，就变得非常生气，然后大声说：一个刽子手的头像不应该挂在这里。接着她就跳上桌子，把画像扯掉了。要知道在座的每一位与会者都比她年长，我们都被她的行为惊呆了。” “修行对我帮助很大，”她说，“我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生气了。当然有时还会发怒，我受不了伪善的人。但当我生气时，我会觉知到这一点，然后我对自己说，我生气了，我生气了，于是我就能把这种情绪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内。” “我是一个尝试者，永不放弃试着成为更好的人。”与在缅甸出家的美国记者Alan Clements长谈时她曾说。“我把自己看作不断变化的过程的一部分，努力做到最好，而这一过程前后都连着因果。” 软禁期间，她每天4点半准时起床，禅修后听一会儿广播，接着做早操，然后按部就班地洗澡、吃早饭、弹钢琴，整个白天她会用来阅读和做家务，期间穿插着收听BBC、VOA或者DVB(流亡媒体“缅甸民主之声”)的新闻，直到现在她都不看电视，“她说看电视时做不了别的，有罪恶感。”U Htin Kyaw告诉我。 当昂山素季用修行发展觉知的时候，在茵雅湖对岸，退休的奈温也在修行中寻找平静。李光耀在自传中记述了与奈温的几次见面：1994年，奈温状况不太好，看上去很憔悴，说自己在镇压了1988年的运动后精神颇受折磨，到了1997年，他的气色好了许多，他说，自己每天花很长的时间静默修炼，再不为任何事情操心，“将军们来问建议，他说，让他们走吧。” 2002年，奈温去世，官方媒体只字未提。   8   软禁头一年，昂山素季和丈夫保持着通邮，阿里斯也会寄一些包裹给她，里面会有相关机构捐给昂山素季的物品，譬如《大英百科全书》等等。当这些包裹经过英国大使馆转往大学道54号时，军方会将其开包检查，并一一拍照，然后第二天的《劳动者日报》(官方报纸《缅甸新光报》的前身)就会出现一篇讽刺昂山素季的文章：“瞧瞧，缅甸人民都还吃不饱饭，这个时髦的西方女人却在过着这种奢侈腐化的生活！” 昂山素季开始拒收包裹和信件，“这是一种抗议，”她后来解释说，“军政府认为让我通邮是一个恩惠，但那是我的权利，我不接受他们的任何恩惠。其次，我认为他们也无权软禁我一年以上。” 结果她被软禁了6年才重获自由。1995年，阿里斯和孩子们获准飞往仰光，一家人短暂团圆。也差不多是这一年，Alan Clements问起她，对于那些陷入苦难与绝望的人们，如何为他们注入正面的能量？“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最爱，我相信，人们应该让他(她)说出自己的感受，排遣悲伤情绪，但同时也应该鼓励他(她)重拾生活，而不是坐在那里哭泣。”她说。那时她大概不会想到，1995年的团聚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 1999年，阿里斯被检查出癌症晚期，得知自己时日无多，他开始向缅甸政府申请签证，希望和妻子见最后一面，但屡遭拒绝。英国外交部试图从中斡旋，但缅甸政府不为所动，或许他们是担心阿里斯在仰光去世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或许他们就是希望以此刺激昂山素季，让这个令他们头疼的女人主动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昂山素季决定留下，因为一旦离开，她就再有可能被永久拒绝入境。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和阿里斯一直保持着通话，即使电话屡屡被掐断。 作家Rebecca Frayn最近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讲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当我见到迈克的双胞胎弟弟安东尼时，他告诉了我一件他从未对他人吐露的事情。他说，当素季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与迈克相见时，她穿上了他最喜爱颜色的衣服，在头上扎了一朵玫瑰花，去了英国大使馆。在那里她录制了一段告别的视频，她说，他对她的爱是她坚持下去的动力。这段视频后来被偷偷带出缅甸，等它到达牛津时，迈克已经在两天前去世了。” 见过昂山素季的一些人会产生疑问，她的内心是否太过坚硬？据说她的长子亚历山大对母亲牺牲家庭一直心存不满，而刻薄的批评者甚至嘲笑她一直在固执地坚持“民主圣战(democracy jihad)”。我也怀疑在她优雅的举止和人格魅力之后，隐藏着多少无法言说的遗憾和悲伤，但我又怀疑，也许我们的怀疑，仅仅是因为我们走不到她的层次，没有能力去理解她罢了。 我记得她曾谈到英国女作家乔治•爱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男主人公利德盖特医生的婚姻是一出悲剧，“他对妻子感到失望，担心自己无法再好好爱她。我当时还很困惑，难道他不更应该担心妻子不爱他才是吗？……后来我理解了他，如果他不再爱自己的妻子，他就被生活打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说，“我发现了慈爱(loving-kindness)的价值，只有敌意才会让你产生恐惧……我不会憎恨软禁我的人，如果你对别人总是抱有正面情感，那么他们就伤害不了你，也吓不倒你。如果你对别人没有了爱，你就是真的在受苦了。”   9   NLD狭小的总部在仰光市区以北，两层楼，光线昏暗，看上去就是一个修车铺的规模。U Hla Min，这儿的办公室主管、一个和善的老人家领着我参观了一层。 进门左侧是接待处，也是个小型吧台和“图书馆”，接着是楼梯，有门卫把守，高层多在楼上办公。右侧是纪念品中心，售卖印有昂山父女头像的杯子、T恤和徽章。往前是妇女中心、农民与童子军扶助中心和政治犯辅助中心，说是“中心”，不过是一到两张桌子而已，整个房间估计不超过150平米。再往前是几排桌椅，平时人们在这里吃饭，当需要召开发布会时它就成了记者坐席。政治犯扶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为600名政治犯提供服务，每个月补助他们5000基亚，相当于四十多块钱，还为他们提供所需的食品、药品、书籍和衣物，由家属探监时带进去。 “经过军政府多年的打压，NLD剩下的都是些死硬派，大多数人年纪很大了，他们不明白，推动民主不能只靠空喊，而需要以议题为本(issue-based)，”一位自称不是昂山素季粉丝的NGO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现在也在改变，包括昂山素季也越来越认识到，在政治之外公民社会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当她了解得越多，她也会变得愈加务实。” 2011年11月18日，NLD宣布重新注册，这意味这个缅甸最大的(也几乎是唯一的)反对党重新加入政治进程。几天后，NLD又宣布昂山素季将参加议会补选，有人觉得她去竞选议员是自降身份，她说，“从政之人不应考虑个人荣辱得失。” “补选有40-50个议席，即便NLD全部当选，也是议会的少数派，” U Thiha Saw说，“但他们可以联合议会内的改革派，成为推动改革的动力。” “她能影响别人，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合法的平台，小小的制度内的权力，和她巨大的影响力结合起来，那就是原子弹。”Myo Yan Naung Thein说，“这是我生命里第一次看到光亮，我曾以为自己会终老于监狱，夫人也会在软禁中去世，不能为这个国家做任何事情。” 但缅甸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政治改革，这个国家糟糕的银行系统、延续多年的两套汇率仍令投资者感到畏惧；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和解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中美印等国在这一地区的博弈，也都将影响它的转型进程——如果我们相信它已经上路的话。   10   仿佛是对外界批评的回应，NLD总部一层最里面唯一的小单间留给了年轻人。1980年出生的Nyi Nyi Min看上去比他的年龄更年轻，“发展年轻人进入NLD，重点是要驱散他们心中的恐惧，我会告诉他们，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你要创造你的生命，然后不带恐惧地死去。” 他和同屋的一位女孩子介绍说，在2007年以前，缅甸的年轻人上网也就是聊天和娱乐，而当年僧侣革命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僧人，这也激活了缅甸的年轻网民。“以前，老一代民主派认为，那些拥护民主的年轻人不存在，但是2007年后，他们都浮现出来，”一位为国际媒体工作的老记者告诉我，“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希望一直都在。”如今缅甸网络普及率仍然很低，但网民数量增速极快，Eaint就和自己的丈夫在Facebook上成立了一个新闻社，发布缅甸改革的相关讯息。“我们的稿子不用送审，”他们骄傲地说。 昂山素季刚被释放时，面对那些举着手机对她拍照的支持者，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下。她从未用过手机，有人让她和人在曼谷的小儿子金通话时，她都不敢确信这个小玩意儿真的可以把人与人连结起来，她甚至不知道应该对着哪里讲话。世界已经变化太多，2003年她第三次被软禁时，这个世界上不存在Twitter和Facebook，手机还不够普及，更没有发展成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移动终端。而现在，互联网与互联网一代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或许也将包括缅甸。在许多场合，她都说，这一年来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运动中来。 她重新变得忙碌起来，和1995年首次被释放时一样，每天要见大量的人，参加各种活动，整个下午用来读书已成奢望，但或许在某个不用忙碌的晚上，她会静静地坐在屋子里反观自己——也和1995年一样，“一切总在变幻，你也同时在躁动的外界和宁静的内心这两个世界里生活。” 其实她从未改变，她仍然相信自己所坚持的，相信非暴力的价值，相信爱与慈悲，相信精神的革命比政权的更迭更重要，她还是反复地说，和NLD同事受到的苦难比起来，她的遭遇根本算不上什么。 离开大学道54号时已是黄昏，经过门口时，小狗冲我吼了几声，一个人牵着它往两层小楼处走去，“到了夫人遛狗的时间了。”这时我才知道，那3个男人也都是政治犯，他们志愿在这里为昂山素季工作。 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1990年代中期，每周末的早晨，她都会踩在桌子上，出现在这扇铁门背后，向聚集于此的民众发表演说，或者回答他们的提问。那时缅甸的民主运动正处在低潮，更多的人忙着出国或者挣钱，有时参加集会的只有寥寥数百人，这其中还有不少是外国观光客，但她坚持了下来。 有一次Alan Clements很直率地问她：你是不是有点过时了？ 昂山素季回答说：“谈论道德、对与错、爱与慈悲这些东西，如今被认为是过时的行为，不是吗？但说到底，这个世界是圆的，也许什么时候好多事情要重新来过，也许到那时，我就又走在时代前面了。” (参考资料：Alan Clements, “ The Voice of Hope, Aung San Suu Kyi ”； Justin Wintle, “ Perfect Hostage ”； Thant Myint-U, “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 Kyaw Yin Hlaing, “ Daw Aung San Suu Kyi: A Burmese Dissident Democrat ”； Brook Lamer, “ Land of Shadows ”； 台译《翁山苏姬：来自缅甸的声音》) （杨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原文链接： 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528.html ）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70 次 更新时间： 2012-02-16 21:16:32 陈雨露：全球金融体系向何处去 ● 陈雨露       2011年9月17日，美国纽约爆发了一场名为“占领华尔街”的民众抗议活动，并一直持续到10月份。“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的矛头主要指向华尔街的“贪婪”、金融系统的弊病和政府监管不力，意在表达对美国金融制度偏袒权贵和富人的不满，声讨引发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     然而，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只不过是此轮全球金融危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社会领域的一次集中反映。正如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后果一样，危机后的经济下滑和失业率高企需要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恢复过程。在经济寻找到新的增长点和平衡路径之前，出现任何形式的政治和社会动荡都不足为奇。     实际上，在饱受金融危机之苦后，即便是没有“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的矛头所向，全球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也将面临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和制度转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将呈现以下四个基本趋势：一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日益提升，国际金融治理将呈现“再平衡的多边主义”特征；二是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国际货币体系将实现从“一主多元”到“多元制衡”的转变；三是在低杠杆的后现代金融体系时代，金融将重新回归实体经济；四是为确保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成为大势所趋。          一、国际金融治理新格局：“再平衡的多边主义”          经过这次危机，危机后的世界金融格局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总体来看，这种变化集中表现为世界经济重心向东转移。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和金融机构在危机中遭到重创，金融体系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新兴市场国家则表现出极其强劲的增长力量，其金融地位也相应上升。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动的背景下，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一极主导”的国际格局正悄然发生渐进式的变化，未来的趋势将呈现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局面。     由于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大国力量结构，因而随着大国之间力量的消长变化，国际话语权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动。几百年来，欧美国家几乎垄断了全球的主导权，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基本上都是由这些国家制定的。现在的新兴国家大都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随着这些新兴国家力量的增长，世界格局将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事实上，近年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亮点，并为世界经济的均衡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金砖四国”正在成为全世界新的制造业中心，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已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来源。国际分工的调整和由此引起的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带来全球贸易结构和金融结构的调整。在上述进程中，经济增长动力源的多元化必然削弱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经济基础，并最终推动国际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可以预期，随着新兴经济体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100年来由发达国家垄断世界市场的时代将宣告结束，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将被多极化的格局所取代，美国“一极独大”的霸主地位也将发生动摇。实际上，“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速度，已经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基本格局，也因之明显增强了其自身在国际上的发言权，进而为参与修改乃至制定世界经济新体制及游戏规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世界经济论坛根据“金融政策的国际协调程度”和“地缘经济实力转移的速度”这两个最为关键的因素，模拟了四种可能情形：在地缘经济实力对比发生迅速转移、全球金融政策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强化的组合下，形成“再平衡的多边主义”格局。在地缘经济实力对比缓慢变化、国际金融政策协调混乱的组合下，世界各国各自为政，形成“割据的保护主义”格局。处于中间情形的分别是“再造的西方温和主义”和“金融地区主义”。鉴于“大萧条”以来的惨痛历史教训，世界各国已充分认识到“去全球化”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巨大负面影响，在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协调和结构改革成为必然趋势的前提下，国际金融新格局呈现出“再平衡的多边主义”的可能性最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从“一主多元”到“多元制衡”          在过去200年的时间里，国际货币格局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三次货币替代的过程。英国和美国在各自最辉煌的时期，牢牢地控制着全球的经济与贸易格局，它们的主权货币在全世界享有无可撼动的话语权。从英镑替代黄金在全球流通，到二战后美元替代英镑充当国际本位货币，再到此后60余年德国马克、日元以及欧元等货币的兴衰更替，全球主要货币之间的竞争伴随着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力量转换而不断博弈。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应当与货币大国的经济实力对比基本统一，才能实现稳定持续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根本上取决于大国经济实力对比的逆转。除了经济、商业与金融的规模以外，储备货币地位的取得，也依赖于一国的政治影响力，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导致国际货币的兴衰。因此，货币的权力格局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国家的兴衰而演变。     可以认为，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全球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全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单一主权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了。随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赖以形成及运转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改变，新兴力量将对传统的经济势力发出挑战，而这些国家的货币也将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尽管后危机时期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就目前的条件来看，对以美元本位制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注定将是一个长期、渐进、增量式变化的调整过程。首先，美国依然是无可动摇的全球第一经济大国，而且任何国家的单一货币成为国际货币都无法避免“特里芬难题”。第二，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历史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使用具有巨大的惯性，大部分国家并不愿意看到剧烈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第三，美元走弱带来的高储备国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巨大潜在资产损失，也是阻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因素。     从长期来看，必须对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彻底整修”，其基本方向有三：一是由信用货币向实物货币回归，重新回归金本位制或某种商品货币本位制；二是创建全球中央银行和世界货币；三是让储备货币多元化或创建新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在第一种模式下，实物货币的本位制度显然无法满足当今世界高度发达的经济和贸易对于货币的需求，可行性很小。对于第二种模式而言，实践表明，构建超主权的单一世界货币是难以实现的梦想。①相比之下，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既能够跟现行的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相适应，同时也符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因此，综合来看，第三种模式的可行性最高。     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制衡”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和日益巩固，人民币无疑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加积极的作用。根据目前的全球经济格局和发展趋势，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极有可能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第五代国际货币体系”。          三、金融基本功能新格局：重新回归实体经济          从一个较长时期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便会发现，有规律的周期性波动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自18世纪后期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大体上经历了五次长周期（佩雷丝，2007）。［1］长周期与生产过程中的创新和新产品的引入密切相关，每一个长周期都对应着一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和大规模扩散，进而引发整个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变。     全球性危机往往会催生重大技术革命。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在经济波动及应对金融危机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是推动经济波动式增长的核心力量，因为在新技术的成长壮大并最终形成主导技术范式的过程中，金融资本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获取超额利润的驱动下，将为采用新技术的创新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继而由于投机过度而加剧技术—经济领域与社会—制度领域之间的冲突，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确立后，将推动技术的扩散和经济持续增长。     从世界经济周期长波演进的理论来看，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和特殊性。在世界经济体系“第五次长周期”中，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裂引发的经济衰退风险和金融资产配置失衡，以美国（第五次周期的领导者）为首的发达国家选择实施低利率政策，不断放松金融监管，结果导致了持续的信贷扩张和金融领域的投机行为，最终引发了此轮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从一个更长期的视角来看，此轮金融危机仍然属于技术变革周期中的波动，是由于金融资本过度脱离实体经济运行的结果。因此，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必将纠正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过度脱离的失衡状态，使二者再度走向融合和互补，并在技术的推动下重新促进经济复苏。     总体来看，此次危机本质上是由于金融资本和技术创新结合过程中的不均衡造成的。从世界经济波动的长周期上看来，这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技术范式，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可以预见的是，正是由于此次危机造成的巨大危害性，世界各国必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危机的教训，重新推动金融资本向实体经济领域的回归，将财富的创造和增长建立在真实的生产活动之上。而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财富创造和惠及民众的收入增长，下一轮的新科技革命也将孕育而生。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正在抢占科技制高点，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低碳技术、新能源产业、生命科学、生物科技、信息网络产业、物联网技术已经成为潜在的新科技革命的主攻方向。美国提出将研发投入提高至GDP的3%，力图在基础科学、新能源、航天和医学（如干细胞研究）等领域取得突破。欧盟宣布将在2013年以前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以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试图从高新科技特别是生物制药等方面加强产业竞争的优势。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日本则重点发展各种新型能源和环境技术。在上述领域中，突破关键技术并使之产业化，将成为后危机时代各主要国家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选择，而新科技革命的全球扩展极有可能促使出现新一轮的产业转移现象，并最终形成新的全球分工体系。          四、金融监管体系新格局：走向宏观审慎          最近40年的金融危机史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的日渐发达和复杂化，金融失衡不仅周期性地发生，而且与宏观经济的失衡彼此强化，这种强化使得经济和金融长期持续、显著地偏离长期标准。在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负面效应日渐明显的情况下，为确保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在传统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已成为大势所趋。     强调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认为，仅凭微观层面的努力难以实现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监管当局需要从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行为之间相互关联的角度，从整体上评估金融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健全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并作出相应的政策反应。一个成熟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被认为能够提供监测和处理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风险的总体框架，从而更加合理地检测金融系统性风险，同时减轻商业周期中的溢出效应。［2］     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变革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时间维度，即控制或降低金融体系的过度顺周期性；二是跨部门维度，即控制或降低某一时点上金融机构的相互关联性和共同风险暴露。［3］     从时间维度来看，宏观审慎监管要重视风险的时变敏感性，即金融体系的内生性风险随着时间（经济金融周期）而动态变化。在危机爆发前，经济繁荣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当市场主体对风险的判断越来越乐观时，其风险容忍度也将随之不断升高，其结果是资产价格和债务杠杆螺旋上升，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出现过度的风险承担。针对这种源于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系统性风险，主要问题在于监管框架是否并且能在多大程度上抑制金融体系的过度顺周期性。［4］很明显，在顺周期模式下，由于风险在经济上行期逐渐增加，而在衰退时期集中释放，因此，新的宏观审慎工具应充分考虑风险的这种时变特征和非线性影响，在经济上行期建立防御机制以备困难时期使用，从而使系统能够更好地吸收潜在冲击，并有效限制金融失衡积累的规模，增加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运行的整体稳定性。根据这一思路，主要宏观审慎工具的开发都旨在体现“逆风向调节”原则，如：逆周期的资本调节机制和动态拨备制度，在会计准则、杠杆率和薪酬制度等金融制度安排中植入逆周期因素，以及通过监管评估过程或信息披露标准影响风险和定价行为的其他工具。这些工具的目的是在经济衰退、银行资产收缩的阶段降低拨备和资本要求，以缓解信贷紧缩、平滑经济波动；并在经济快速增长、银行资产扩张过快的阶段增加拨备和资本要求，以加强风险防范，提高金融持续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     从跨部门维度来看，宏观审慎监管涉及整个金融体系在某个特定时间点的风险分布状况，因而特别需要关注各个金融机构的投资组合和金融产品风险之间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宏观审慎监管需要考虑不同机构间相互影响导致的系统性风险，通过加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监管、改进对交易对手的风险计量和控制等手段来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如果金融机构持有相似的风险头寸，那么当针对特定风险暴露（如房地产的价值）的冲击到来时，一旦所有的金融机构同时采取类似的降低风险暴露的措施时，问题资产的市场流动性将显著下降，这不仅使降低风险暴露的努力难以奏效，还将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对于这种系统性风险的集中和跨部门分布，关键问题是管理金融机构所面临的共同风险暴露，这涉及到在经济上行期收紧对特定行业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此外，由于不同的机构具有不同的系统重要性，因而应根据个体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程度调整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提高系统性风险相对于异质性风险的权重。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包括：一是减少系统重要性机构倒闭的可能性，具体工具包括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附加资本要求、附加流动性要求以及法律和运营结构方面的监管要求；二是提高金融体系的危机应对和处置能力，具体工具旨在完善有序处理倒闭机构的程序，构建事前的危机应对机制、应急计划、监管合作和信息共享安排等；三是强化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相关工具旨在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减少金融机构的相互关联程度。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进入专题： Warning : Invalid argument supplied for foreach() in /home2/huangjy/yypl/ww2/data/detail.php on line 592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经济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162.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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