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我现在不能简单地说是一个新权威主义者。现在，我更多的表达和自由派没有太大区别。 　　新左派可能更多地和底层阶级形成某种联合，自由派可能更多地和中产阶级进行某种结合，新权威主义也可能和企业家，和所谓的技术官僚找到某种结合点，未来的民主恰恰需要这种结合，才能真正促使多元的政治力量出现。 　　作为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萧功秦遭到了知识界众多反对。有意思的是，同为上海知识界“三剑客”的朱学勤把萧功秦定位为“吾敌吾友”，徐友渔则认为萧是一个“书生”。 　　在萧功秦家看到他那些藏书时，我没理由不信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萧功秦说，他喜欢看曾经失意的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因为失意的人物会反思，而那些一直高高在上的人的回忆录没什么好看的，“和政论差不多”。 　　简而言之，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是作为激进主义的对立面存在的。他不否认中国应走向宪政，但过渡阶段需要开明专制，现代化需要权威者主导，政治稳定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这种看法源自严复。但乐观主义者萧功秦无法证明，他所寄望的权威者为什么会必然将中国带向现代化，而不是走向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萧说，在激进主义退潮后，新权威主义已经和温和自由派合流。 　　(向春/图) 　　高层对我不鼓励，也不反对 　　南方周末：朱学勤先生在一篇叫《吾敌吾友》的文章里透露，你的观点曾得到高层赞赏，有这事吗? 　　萧功秦：不存在。简单地说，高层对我应是既不鼓励，也不反对。1980年代末，有人向邓小平汇报，说知识分子中有个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这派人认为，所有后发展国家民主化初期都需要一个权力集中的阶段，民主只能在以后搞。邓小平脱口而出：我就是新权威主义者。不过，这个字不好，要换一个字。 　　我那套想法和主流意识形态也有很大差距。新权威主义是作为激进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认为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推进激进民主，将会带来灾难。 　　新权威主义刚刚出现时，多数人不理解，认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对中国造成巨大灾难，为什么“文革”刚结束，又要支持一种新权威?一个正常人不会这么讲话，讲这个话的人要么低智商，要么居心不良，大部分人认为我居心不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南方周末：何新跟你有区别吗? 　　萧功秦：我把他划分为国家主义者。国家主义和新权威主义都强调不能直接照搬西方那一套民主模式，强调现代化过程需要权威。但何新身上没有民主导向。 　　曾有个老板问我，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新权威主义?我说：只有铁腕才能造成政治稳定，只有政治稳定才能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才能造成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只有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才能形成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契约精神，只有有了这种契约精神才能有宪政民主。某种意义上，新权威主义主张具有开明导向的铁碗政治。 　　当然，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新权威主义都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宪政民主。 　　危机中的变革一定会陷入两难状态 　　南方周末：你对从康梁到孙中山黄兴的激进主义多有批评，如果不是屡屡被激进革命打断，今天的中国是否早已实现宪政民主? 　　萧功秦：很难说如果没有康梁孙黄中国就一定会走向现代化。 　　如果清末的改革机会一开始没给康梁，而是给张之洞、刘坤一这些比较温和的人，可能改革者和慈禧太后的关系就不会那么糟，也就不会有后来极端保守派的上台，当政者就不会支持义和团。统治者有了深度危机感，此时推行清末新政，已来不及了。危机中的变革一定会陷入两难状态。 　　南方周末：为什么激进主义后来会在中国越来越发酵?如果皇帝是汉人，辛亥革命是否可以避免?君主立宪是否可能实现? 　　萧功秦：明朝那些皇帝就一定好吗?明朝皇帝的道德素质、责任感甚至智商整体上都比清朝皇帝差很多。但的确清王朝是异族王朝，一旦陷入困境，它的合法性流失的速度要比别人快得多。 　　极端保守一定会出现极端激进 　　南方周末：与对康梁孙黄的态度相反，你长期推崇作为新保守主义先驱的严复的思想，主要考虑是什么? 　　萧功秦：孙中山为什么没成功?为什么所有后发国家直接建立民主政治统统失败了?严复的论证非常清晰，民主是个好东西，要把它移植进来，但要真正成功需要另一些条件支持，但你把第二批条件移植进来，发现后面还有一些配套条件，怎么办?严复打了个比方：有人想使一头牛跑得像马一样快，一开始给牛接上了马蹄子，但牛还是跑不快，后来发现马蹄子是需要马的骨骼带动的，于是再把马的骨骼装过来，但还是跑不快，后来又发现马的骨骼需要马的肌肉带动，也就是说除非把一头牛完全变成一匹马，否则它跑不快。 　　南方周末：即便是一头牛变成了一匹马有什么不好呢?

穆艳杰：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批判 进入专题 ： 历史虚无主义    ● 穆艳杰       201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0年辉煌历程，既有凯歌行进的辉煌岁月，也遭受过风雨如磐的摧折。但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战胜艰难险阻，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尽管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经出现过失误，甚至犯过错误，但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当下，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鼓噪下，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否定新中国所取得的巨大历史成就。但历史是不能被篡改的，成就是不能被抹煞的，我们必须用雄辩的事实对历史虚无主义展开全面而深刻的批判。          一、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功绩不容被抹煞          历史虚无主义者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一直到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的书写是违背历史真相的。其具体观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当中贯彻“阶级斗争路线”的“暴力冲突”，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导致国民经济的停滞与衰退，人民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因此，对这段历史应该予以全面否定。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映照下的“历史虚无主义”。对此，我们必须予以澄清和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是，通过扬弃私有制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使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进人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为人类提出的崇高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它的核心是，人类应该摆脱私有财产的“物”的奴役，进人一个公有制下的包括精神世界在内的“全面的自由”社会形态。这一共产主义理想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里得到了高度的认同，因此，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展开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30年历程，大致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1949一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3一1957年第一个5年计划及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7一19“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66一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1976一1977年前进中徘徊时期。在这30年的历史时期中，它的基本特点是：在经济生活当中，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应该说都是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想的。那么，这样的历史状况，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应该被理解为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进步？     诚然，我们后来反思了这段历史当中出现的问题和消极因素，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诸如“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问题。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没有成熟的理论指导，又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我们确实有过失误，有的甚至是严重的失误乃至错误。尽管如此，也不能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地全面否定这段历史，否定这段历史过程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这种经济体制缺乏活力，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但社会是公平和正义的。因为公有制面前人人平等，实现了马克思所构想的“事实的平等”。社会分工虽然必然要存在，但是个人的社会分配没有与分工完全结合起来，因而在分配上实现了平等。那么，持有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则提出批评，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国民经济发展迟缓和人民物质生活的贫困。然而，我们从经典马克思那里可以得到对此观点的最有力的驳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国民经济学按其本质来说是发财致富的科学。因此，没有私有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这样，整个国民经济学便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的基础上。”马克思批判了这一“国民经济学的前提”，他指出，“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这就是私有财产。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发财致富对人说来不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即人可以在物质财富不够丰富的情况下同样获得生活的神圣意义。这就需要靠精神的理想来支撑。在计划经济时代，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相对贫困，但是却没有因为财富的不均分配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计划经济是使人摆脱了对“物”的依赖性而获得了独立性的经济体制，因而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     同时，在精神生活领域，人们充满了共产主义“理想”。在“英雄主义”观念的辉映下，人们过着一种有“信仰”的道德生活。那么，有人则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当时的阶级斗争是对人性的毁灭，显然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虽然中国共产党后来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做出了批判性的反思，但是，应该说“阶级斗争”仍然有其合理性一面。只是我们后来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对“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进行了准确表述，所以才调整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阶级斗争并不是因为物质财富的分配不均而导致的利益冲突，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崇高的革命”。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要有人牺牲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当然包含着暴力革命的因素。但是，暴力革命却是以最终实现人类全体自由而展开的革命，因此，它具有极其正义性的方面。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则借此批判革命的反人性，实际上是把个人的利益作为第一位的结果。他们坚持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天赋的人权”，因此，只要是暴力革命就是不符合这一天赋人权的。但是，为正义和真理而牺牲显然是高尚的表达。因此，“英雄主义”是一种热爱真理和正义的象征。     直到今天，我们虽然不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阶级问题，今天有些人用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与中国意识形态对抗，用虚假的“普世价值”来对抗中国的意识形态，实质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形态的具体反映，对此，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也就是说，阶级斗争虽然不是当代的工作中心，但却不能在观念上丧失阶级防范意识，尽管西方国家或有些学者，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但实际上意识形态的冲突却始终存在。     那么，计划经济所存在的缺陷究竟是什么？显然不在于它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不发达，人们物质生活匾乏；而在于，这种经济体制如果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国家必然遭到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从而失去国家的安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能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发展经济的最有效的手段。事实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极大地加速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使我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有足够的实力保证国家的安全，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我们有必要澄清通过否定这段历史而标榜自由民主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虚伪性。真理是具体的、历史的。如果不把这段历史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历史虚无主义的虚伪性，就在于他们脱离历史特定条件来评判历史。也就是说，历史虚无主义总是从抽象的“天赋人权”出发，而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来思考人的问题。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评价改革开放之前30年这段历史，首先就要尊重这一历史的特定背景，而不是用后来的标准来评价从前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则总是用后来的标准来评价从前这段历史，因此必然得出否定这段历史的“虚无主义”观点。     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集中表现在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全盘否定上。他们认为，毛泽东塑造了“个人偶像崇拜”，领导了“暴力革命”，建立了“集权政治”，使普通百姓失去了个体的自由。应该说，这是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影响下所产生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中国历史文化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西方的精神生活主要通过宗教信仰来实现，而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是把人的形而上的精神生活与世俗的国家、伦理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中国历史是一种伦理文化的历史，人的形而上的精神生活总是寄托在国家领袖、祖先功德之上的。毛泽东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英雄”、“伟人”被人民加以敬仰是那个历史时代的必然产物。历史虚无主义以此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显然不符合中国伦理文化和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不是否定他的历史功绩和正确思想。历史虚无主义者企图超越历史时代来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功绩是徒劳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但否定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历史功绩，而且企图进一步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历史，也是徒劳的。          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不容被放大          改革开放促进了当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了迅速提升。改革开放使人民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物质生活和比较丰富的精神生活；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民主化、法制化进程；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对此提出质疑：首先，改革开放只是少数人获益，尤其是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其次，在改革开放中，社会风气大幅滑坡，贪污腐败现象滋生。其三，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挥霍自然资源，破坏环境基础上的。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否能够否定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如果说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那么，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努力进行有效的调节。实现共同富裕仍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出现贫富差距是暂时的，缩小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才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     第二，历史虚无主义者认为，是现行政治体制导致了腐败。其实并非如此。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我们认为，从内在原因来说，是因为一些官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而就外因来说，是西方资本逻辑冲击的结果。计划经济时代腐败问题就不很突出，显然把腐败问题的原因归结于政治体制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对资源的消耗，不能归因于改革开放本身，其真实根源在于世界资本的统治。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消费了地球的绝大部分资源，同时还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垃圾，转移污染生态环境的落后产业。正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生态帝国主义”政策，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们应该承担着地球环境和资源危机的主要责任。历史虚无主义者企图把资源和环境破坏的原因归因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历史虚无主义者迎合西方对中国进行干涉和颠覆的图谋，不顾及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打着“普世价值”和西方民主的旗号，肆意歪曲和攻击中国的改革开放，目的无非是试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进入专题： 历史虚无主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77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政治学研究》2011.5，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杨志勇：2011年财税理论研究热点与创新 进入专题 ： 财税体制改革    ● 杨志勇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年。财税学界围绕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深入探讨了地方财政改革特别是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问题，在税制设计、税收征管等税制改革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并在财政政策研究等多个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财政体制改革研究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研究。孙开(2011)认为，应在剖析我国近年来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措施的基础上，从各地间差异较大的财政省管县实施办法中提炼出“优势特色”，以县级财政为重点整合地方财政级次，构建与县级基层政府责任相匹配的基本财力长效保障机制，同时不削弱市级和乡镇财政的特有功能，建立辖区内和跨辖区的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提高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整体运行效率。     一些研究者对省直管县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作了研究。我国多个地区正在探索“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否会损害地级市的利益?才国伟、张学志、邓卫广(2011)利用1999～2008年我国地级市数据，通过系统GMM估计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强县扩权”提高了城市财政收入，抑制了城市财政支出增长;财政“省直管县”的作用则恰好相反。“强县扩权”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但不利于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财政“省直管县”虽然降低了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却提高了第三产业比重。两项改革措施都抑制了城市规模的扩大，但有利于改善城市的环境质量。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断定“省直管县”改革一定会有损地级市的利益、阻碍城市化的进程，应深入地研究各项改革措施的利弊得失，做到综合运用、扬长避短。     贾俊雪、郭庆旺、宁静(2011)基于我国2000～2005年间县级面板数据，从财政自给能力角度出发，考察了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在促进我国县级财政解困过程中的作用。他们的研究表明，财政收支分权在县级财政解困中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财政收入分权水平提高有助于增强县级财政的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解困;财政支出分权水平提高则会显著加剧县级财政困难程度。他们还认为，近年来我国推行的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包括撤乡并镇改革和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在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和改善财政状况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其中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反而不利于县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增强。     市县财政支出问题研究。尹恒、朱虹(2011)基于2067个县(市)2001～2005年财政经济数据的实证检验，为县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的存在提供了证据。中国县级决策者主要对上级负责，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率，而非居民福利最大化，导致其财政决策偏向生产性支出。生产性支出偏向严重妨碍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和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应逐步增强县级政府满足本地居民需求的激励。尹恒、徐琰超(2011)考察中国地市级地区间基本建设公共支出相互影响的机制和特征，主要包括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他们认为，由于地市级基本建设支出的正外部性溢出效应使得相邻地区基本建设支出间负相关;由于中国特有的地方官员激励结构，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竞争会导致基本建设公共支出正相关。他们还通过中国地市级地区2002～2005年的数据检验这两个影响渠道，发现了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存在的证据。          税收问题研究          2011年，众多税收事件表明：税收征管环境的变化，使得税收早已不仅仅是一个专业的经济问题，而是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税收利益关系的显性化，表明税收工作调节的不仅仅是政府和企业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还调节政府与个人、家庭之间的利益关系。税收工作需要改变管理思维，增强服务意识。纳税人需要的是高效的人性化的税务服务，税制设计、税收征管工作需要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进一步匹配。学界对税收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对税收增长原因的分析。税收增长在2011年继续得到学界的关注。吕冰洋、郭庆旺(2011)在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他们发现，在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税收长时间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三：分税制具有强烈的税收激励作用;间接税的制度设计放大了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我国正处于“税收增长红利”集中释放期。未来第一种因素作用减弱;第二种因素部分消失;第三种因素依旧存在。从长期来看，由于税收增值红利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税收仍可能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学界还提出要重新反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让财政收入能够更好地与公共服务衔接起来。     具体税种研究。一、个人所得税。2011年，个人所得税依然是研究的一大焦点。一般认为，个人所得税能够在促进社会公平上发挥作用。彭海艳(2011)建立了税收再分配效应及累进性分解的数理模型，分析了1995～2008年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剖析了影响其变动的深层次原因。她认为，除2006年外，个人所得税对再分配的作用是正面的，但调节效果非常有限;平均税率明显偏低，累进性基本呈下降趋势;分类征收模式导致总体累进性下降，工资薪金所得税是个人所得税累进性的主要来源;免征额在工资薪金所得税的累进性中起主导作用，其次是税率结构，而社会保障支出起较小的累进(或累退)效果。因此，在公平视角下改革与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迫在眉睫。     马骁、陈建东、蒲明(2011)根据2008年四川省和安徽省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月度数据分析了四川省和安徽省城镇居民个人所得税缴纳的分布情况以及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个税对实际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十分有限。高收入群体的个税负担过低，且四川省城镇住户的个税负担低于安徽省。另外，个税收入理论值与实际值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表明目前的个税征管水平亟待提高。     万相昱(2011)应用微观模拟方法，基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的设置进行了研究。他以区域经济为对象，构建了一个带有行为反应的微观模拟模型，并通过该模型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政策效应进行了灵敏度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具有局部优化解，过高的扣除标准将加大收入差距并破坏税收的公平性原则，4000元/月以下的设置较好地体现了收入再分配特性。     岳树民、卢艺、岳希明(2011)研究了个人所得税免征额频繁变动对个人所得税累进性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在2007年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计算和模拟了在不同免征额条件下中国个人所得税的Musgrave和Thin指数及Kakwani指数这两个比较常用的测度税收累进性的指数。他们还通过对Kakwani指数分解，计算了税率结构和免征额对个人所得税累进性的贡献程度。     高培勇(主编，2011)提出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财贸所方案”。其基本设计思路是：在现行分类所得税制要素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以相对较小的征管成本尽快建立初始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并随着个税征管机制的不断完善，通过保持初始改革方案的可拓展性，实现由初始方案向目标方案即未来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税制度的过渡。渐进式改革初始方案的核心，是在保持现行分类所得税制框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以已经实施的年所得超过12万元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制度为基础，通过对部分所得项目适用综合税率表进行年度汇算清缴的方式，对已进入自行申报范围的纳税人先行实施综合计征。”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研究。2012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在上海起步。各界早已对营业税改革作了较为丰富的研究。2011年学界继续对此问题作了探讨。胡怡建、李天祥(2011)利用投入产出表模拟估算了增值税扩围改革在不同税率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认为将增值税扩围改革对财政收入产生的影响控制在财政可承受的范围内，是改革顺利推出的前提。肖绪湖、汪应平(2011)借鉴国外税制，对当前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应该理性对待，务求稳妥。他们认为：税制建设应从本国国情出发，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间接税税制选择上应呈现多样化特征，单一的增值税并非最好选择;现阶段我国营业税税制的优越性仍然存在;统一增值税制并不成熟。     三、房产税改革研究。2011年，重庆市、上海市对个人自用住房试点征税。贾康(2011)认为，如果房产税不出台，那么正在进行的房地产调控和过去的调控不会有本质区别，也改变不了房地产调控中的保有环节税收的制度缺失问题。一直有人认为，房产税应该取代土地出让金。但实际上，房产税和土地出让金是两回事。对个人自用住房征收房产税需要解决其用途问题，需要保证课税的公平问题。想用房产税来替代房地产调控，实际上很难奏效。方建国(2011)以广州数据模拟测算了房地产保有税改革对地方财政的影响，提出房地产保有税应该采取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谨慎推进，中央、地方和居民三方利益协调，阶段性目标和长期目标协调的政策建议。     四、税收与物价关系研究。2011年是CPI高企的一年。物价上涨有货币政策因素，也有其他因素。杨志勇(2011)从间接税和市场结构两个角度解读了部分商品国内外价格差异的原因。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税制结构是以间接税为主的，这样，物价(用含税价比较)中所含的间接税常常高于发达国家。当然，仅仅间接税并不足以解释物价的差异，一些厂商利用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实现了商品的高定价。2011年，奢侈品税收问题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种观点认为，奢侈品税收(特别是消费税)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另一种观点认为，过高的税收直接导致税源的流失，导致一部分消费需求转化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需。          财政政策研究          2011年，中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影响尤为学界所关注。贾俊雪、郭庆旺(2011)构建了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迭代模型，通过数值模拟考察了不同财政规则下财政政策变化对长期经济增长和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该研究表明，在不同财政规则下，财政政策变化对长期经济增长和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凸显出财政规则对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控制政府债务规模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允许发行公债为公共物质资本投资融资的原始赤字规则更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和改善政府财政状况，但经济均衡的稳定性将随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力度增加变得较为脆弱。     公共投资是一个与财政政策效力密切相关的问题。公共投资如果是有效的，那么以此为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必然也是有效的。聂海峰、刘怡(2011)利用北京奥运会建设公共投资增加的自然实验性质，研究了公共投资引发的经济增长对税收增收的贡献，估计了政府公共开支的税收创造效应。在奥运筹备的2002～2007年间，相对于没有奥运投资的情形，北京税收收入平均每年增加332.30亿元，税收增加量占实际税收的比例平均为9.94%。这表明安排合理的公共支出可以保证税收平稳增长，公共支出对税收收入有巨大促进作用。该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值得关注。     苑德宇、陈工(2011)构建了一个包含民间经济、地方政府等主体的内生增长模型，用于考察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他们的理论分析表明，地区均衡经济增长率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他们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公共投资在当期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在滞后期却一致、显著地抑制了经济增长;在长期中，我国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并不明显，但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即公共投资在东部地区显著抑制了经济增长，在中、西部地区促进了经济增长。     张勇和古明明(2011)研究了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关系，对中国公共投资政策作了评价。他们在考虑中国预算外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的前提下，通过重新分解并估算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结合改进的新古典投资模型对中国发展过程中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实际拉动作用显著为负，而资本成本对私人投资贡献显著为正。该研究的主要结论与传统研究相反，主要是因为数据分解方法的差异和理论前提不同。     贾康、程瑜(2011)认为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2008年以来实施的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在鼓励投资、扩大消费、促进就业、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应在继续优化结构性减税的同时，适时适度实施合理的结构性增税，推进税制改革，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面对2012年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中国财政政策在短期内还需要保持扩张性，但政策的着力点需要作适当调整。          其他研究          民生财政。民生财政已经是一个时髦用语，似乎什么样的财政支出都可以和民生挂钩，甚至统计出各种各样口径的“民生支出”。刘尚希(2011)认为财政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民生上来，放到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上来，实现从“物本财政”到“人本财政”的转变。他认为，只有当所有的财政支出，最终都有利于改善和保障民生，最终有利于每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时，才算是民生财政。     财政收支比重。白景明(2011)指出：我国关于财政收支比重的讨论，最终得出的政策建议都是要把比重固定在某一水平上，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指导了决策。“分析我国关于财政收支比重的讨论，可以说人们实际上已把比重当标准。”从支出角度看，实际上体现的是公众公共福利享用水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心理状态。把“比重”当“标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财政透明度。曾军平(2011)基于对我国省级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透明度的调查，研究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及其原因。该研究表明：由于制度主要是通过道德的感召而不是法律的强制来对财政透明度施加影响，在整体水平上，制度对于财政信息的公开有促进作用，但作用比较有限。由于制度条文规定的差异所引致的激励效应不一样等方面的原因，在层次差异上，制度对态度责任心的提升效应相比对实质信息公开的促进效应要显著得多。而在主体差异方面，相比对于行政部门财政透明度的推动作用，制度对非行政部门财政透明度的推动效应要小得多;制度对财政透明度的推动效应与各单位所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在态度责任心的提升方面。从实证研究的结论可以引申出有关财政透明度制度建设的若干规范建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进入专题： 财税体制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公共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783.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总第35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谢泳说：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不是好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