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李克强先是11月21日在《人民日报》撰文，文章名义是学习所谓“十八大精神”，用于不脱官方调门，当天，也是十八大闭幕仅6天，他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并作讲话。 这次中国国务院召集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中南海的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举行，与会者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辽宁省、湖南省及成都市、上海浦东新区政府负责人等各地11个改革试点省市的负责人。 也许因为总理温家宝即将卸任，而又出访，因此李克强主持会议并讲话，某种程度上，李克强也是选择了这个机会作为经济政见的初步亮相。 李克强的首次亮相，基本上并不意外地，只谈经济，只谈经济改革，并未延续总理温家宝的政改话语。但无论如何，作为未来至少五年的中国总理，李克强的经济政见值得外界关注和期待。 昨天，官方新华社和中新社对李克强在会上的讲话做了不同口径的报道，新华社的报道更加传统和官方，中新社则提供了不少的现场背景和李克强的鲜活的表态。 中新社的报道略有些夸张地说，如果用两个字概括李克强在座谈会上讲话核心，那就是：“改革”，并说，这次会议被不具名的所谓“部分人士”，解读为“十八大后中南海向外界释放的改革信息”。 事实上，随着公民运动者“改革已死”观点的提出和逐渐被接受，所谓当局发出的“改革信息”已经不太让中国右派民间意见者有多少激动和期待，更多的是冷静漠然的分析与应对，而从左派，尤其是毛派观点来看，“改革”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化公为私，社会不公的显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克强发出的“改革”信号，与十八大胡锦涛“不走封闭僵化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邪路”，既批左也打右一脉相承。 对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有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无法延续高速发展的态势，面临更大挑战。 据中新社报道，李克强不完全赞成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说法。他说，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还有9亿人，但他同时承认，劳动力成本也会大大增加。 说到此，他提出一个让与会人员深思的问题：那我们还有什么红利可以利用呢？“这就是改革。”李克强自问自答，“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 李克强会上强调，我们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靠什么？改革开放就是强大的力量。“我们必须也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他又说，“让人民要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必须通过改革开放。” 对经济增长速度，李克强承认，中国将很难长期保持百分之八九的增长率。 李克强说，不片面追求GDP，将来的发展可能会经历一个中速增长期，很难长久保持两位数，但是只要保持住7%的增长，到2020年实现小康就完全有可能。而实现这一目标靠什么？还是要靠改革。改革的空间和潜力仍然十分巨大。 李克强承认，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他说，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干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必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 李克强说，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搞好顶层设计，又要尊重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中国区域广阔，国情非常复杂，仅有顶层设计远远不够。一时看不准、吃不透的改革，可先选择一些地区和领域开展试点，以点带面，并有及时调整和纠错的机制，在探索中“排雷”和清除“荆棘”。 李克强认为，中国当前的问题首先是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收入分配体制也与之密切相关。这里既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又涉及到土地管理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眼下中国又碰到各种瓶颈制约，能源、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如何破解这种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 对此，李克强认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 李克强说，现阶段推进改革不仅要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利益。如果利益格局固化了，经济社会发展就缺乏活力。他说，下一步的改革，不仅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更多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 李克强说，“这既需要政治勇气和胆识，同时还需要智慧和系统的知识。”但他似乎并无政治意愿也没有政治能力打破所谓既得利益。 根据他的说法，“调整利益格局，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 对民间的对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不满，呼唤社会公正的呼声，李克强的回应是，“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 李克强说，“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现在离民族复兴只有几步之遥，我们身上责任重大，必须往前走，必须勇于试，这是我们的责任所系。不干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 李克强的这一说法意味深长，留待历史检验。

注：@西门不暗：在毕节五童垃圾箱死亡事件发生前40天，温在毕节视察工作。五个孩子的家七星关区温也去了。考察中，看到毕节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温十分高兴。 发布时间：2012年10月08日 温家宝在贵州省毕节市考察...

“ 大学变革”，不单是指大学本身的变化，而是指组成大学的人的行为的变化。而如果教师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或讲授新的课程、或与学生和社区建立了新的关系、或从事研究和创造性活动；如果学生有了新的选择、或承担了新的责任、或改变了学习方法；如果大学的管理人员有权力做出新的决定、或者按一套新的规则运作，并且这套新的规则会影响资助什么和不资助什么、解聘谁、奖励谁等方面的决定；那么大学才是真正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本文是2002年7月在北京由中国教育部主持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主题演讲稿。本文提出了在21世纪初世界高等教育财政改革趋势的大背景下，中国大学所面临的经济上的挑战。）   我之所以选择全球大学变革背景下的中国高等教育作为我的主题，主要是因为我有三个方面的优势——借用英语的隐喻来讲，我可以给自己戴上三顶“帽子”，也就是说，我有三重身份。第一重身份是我担任过学院院长及公立大学系统的总校校长，我曾任职的纽约州立大学系统是个巨大的系统，拥有64个分校，学生人数达40万之多。 我的第二重身份是一名学者，长期从比较的视野研究国内、国际的大学财政和大学管理。从总校校长位置上卸任之后，我主要从事这些方面的学术研究，现在担任着“高等教育财政”、“高等教育管理”和“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等课程的教学，还承担着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高等教育财政与大学入学国际比较”的研究项目。基于这些背景以及我多年来对世界各国大学的观察和研究，我准备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主题——既谈问题和挑战，也谈对策和政策。 第三重身份是作为一名中国高等教育长期的观察者。我第一次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访问并就高等教育经济和财政问题作演讲是在1981年。我还记得我与我的朋友、著名的中国大学校长刘佛年先生作过的长谈。20世纪90年代，我到过中国的一些地方参观和讲学，曾经几次与中国高等教育的著名大学领导人与学者、北京大学的闵维方先生晤面。我现在的研究项目“学费与财政资助政策国际比较研究”的中国合作伙伴是，地处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并与该中心主任沈红教授合作得非常愉快。我们的合作项目包括将我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中国学生贷款制度研究，以及最近以华中科技大学为案例进行的成本分担对中国高等教育入学影响的研究。   一、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观察及评论   在世界高等教育都经历着深刻变革的背景之下，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并且积极实现其现代化。在此过程中，我觉得中国在这几个方面是做得很“对”的。第一是注意保持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平衡——既有达到世界科研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又有功能明确、为地方服务的教学型大学，还有为满足公民教育、个人发展和中国经济巨大变化等需要服务的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 第二是中国认识到科学研究前沿是无国界的，中国大学必须也有能力与世界顶尖大学开展竞争和合作。中国将这么多的年轻学者（有些也不是很年轻）送到国外留学深造、中国对电信行业的巨额投资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地大学的广泛接触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是给大学及其它高等学校更多的自主权，给地方下放更多的权力。因为人们认识到，不管中央各部门是多么的明智和有远见，要想直接管理好200个甚至更多的像大学一样复杂而多样的机构是不可能的。 第四是较早地认识到进行适当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必要性和合适性，让家长甚至学生自己承担高等教育量的扩张和质的改进过程中的一部分成本，这对一个仍然声称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国家尤为难得。 第五与第四点紧密相关，那就是中国认识到，尽管开始时有点犹豫不决，必须建立基于需求的贫困学生资助体系、设立可行的学生贷款项目，以便让学生为自己接受的高等教育进行投资，而不仅仅是依靠父母。 第六，也就是我所列举的最后一点（当然我必须承认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难免有武断的性质），我个人很高兴地看到，中国的大学、学者以及领导都认识到了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研究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必要性，也意识到我的两个研究领域——高等教育和比较教育——是规范和正式的研究领域，并且还有资格授予博士学位。   二、全球大学变革   我的主题是全球大学变革，至于“大学变革”，不单是指大学本身的变化，而是指组成大学的人的行为的变化，如领导者的行为的变化，当然最主要的是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行为的变化，他们的行为共同给大学以定义、共同决定着大学的特点。大学作为组织，可以发展、合并、分离、增加新的专业、建设新的楼房、改变其财务报告制度，甚至还可以改名——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变革！而如果教师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或讲授新的课程、或与学生和社区建立了新的关系、或从事研究和创造性活动；如果学生有了新的选择、或承担了新的责任、或改变了学习方法；如果大学的管理人员有权力做出新的决定、或者按一套新的规则运作，并且这套新的规则会影响资助什么和不资助什么、解聘谁、奖励谁等方面的决定；那么大学才是真正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对全球大学变革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预设。我要报告的是我认为我了解的东西，但这不可避免地是通过我——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的前大学校长、一个长期讲授高等教育经济与财政并从事这方面研究和写作的学者的视角来看的。很难将我所见的与我所想见的区分开来，也很难将我所见的与我认为我国和其它国家在高等教育政策方面所应该做的区分开来。那些“改革议程”报告往往都只是报告人的“个人愿望”。 最后，让我感兴趣的，至少在本章中感兴趣的，是那些有目的的、也很棘手的、并且能引起高等学校领导、国家以及高等教育学者们的关注和兴趣的变革。由各派力量包括政府部门、政党、董事会、校长、教授评议会或其它利益相关者共同所作的任何决策，本来都可以有其它选择。决策是有机会成本的，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决策的机会成本就是指，由于没有采取其它决策所导致的利益损失。变革既不是由火灾、地震或政府预算的大量缩减等灾难引起的，也不是由一些意外的幸运事件（如获得意外的捐赠、学生利益得到改善等）引起的，而是出自深思熟虑的决定。当然这些决定有时是正确的，有时是错误的，但能做出决定都是不容易的事情。 大学变革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已经将它定义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但我在这里只想提三个问题，并对这三个问题展开论述。第一，全球的大学在变革中有哪些共性、哪些趋同的方面、哪些共同的主题？ 第二，引起变革、尤其是引起那些带有共性的变革的原因是什么？ 第三，大学和政府应该如何应对？政府和大学的应对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换句话说：政府或公众的利益与大学的利益究竟是趋同的还是相互背离的？为什么？这里暂且不论公众利益的代表者是政府机构、议会（人民代表大会）、政党、被选出的官员，还是学生和家长这个集体；也暂且不管大学利益的代表者究竟是大学校长、教师，还是董事会。   （一）全球大学所经历的一系列变革   或许在座的每一位都已经注意到了下面这一系列的变化，甚至还参与了这些变革。这些变革可能出现在中国，也可能出现在有幸来参加这次论坛的其他代表的祖国。我将列举如下12个方面的变化，我的列举不一定很全面，因为这只是我的研究，我承认其中有些是我认为应该进行的变革，还有一些只是我个人所观察到的。 1.高等教育参与的扩大。欧洲人称之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马丁·特罗大约30年前就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述。其根源在于使人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孩子的理想民主化。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高等教育是促进市民社会良好运行的一个发动机，它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和商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更好地发展。 2. 高等教育或中等后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在座的各位中许多都是世界最知名的大学的领导，我会非常敬重你们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全球高等教育的变化中很多都与非大学形式的高等教育或中等后教育机构的设立、扩张及质量的改进相关，这些机构通常提供短期教育、并且职业性和实用性的倾向更为明显。虽然过去许多国家将大学和非大学截然分开，被称之为“双轨制，但如今大多数国家都废除了这种“双轨制”，或者至少可以说，原来的界限不再那么分明了。事实上，当前也确实存在着与多样化相反的趋势，即大学漂移（university drift），也就是许多高等学校竭力仿效名牌大学的办学模式，以获得更高的学术声誉和更多的学术选择。但高等院校多样化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恰当的，因为有些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使命是为了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满足人们的入学需求，有些主要是为不同的行业或职业服务，还有些是以知识的创造和科学探究为首要使命的。 3. 技术，尤其是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关于技术对大学的影响，人们有过很多的预测和论断，我认为其中有些过于夸张和幼稚。虽然我认为，技术并不会完全改变大学生一起到教室来上课，并由专职教师（即教授）现场授课的“旧模式”，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大学，但技术对大学确实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将继续改变我们所从事的学术职业的方式，削弱传统大学的主导地位。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已经使学术交流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并且已经开始深入地影响教与学。 4. 大学第一学位的合理化。这种变化对欧洲大陆和那些一直恪守严格挑选生源原则的大学影响最大，这类大学在整个20世纪都始终坚持从经过了严格的学术性训练后的中学生中挑选生源，并且这些学生获得第一学位的时间都很长。根据由各国教育部、而不是大学校长签署的欧洲波隆那协定（Bologna Convention）及其它协定，欧洲的大学正逐渐将本科学制变成三年或四年，然后学生就可以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5. 本科课程模块化。与本科学位时间缩短和规范化相联系，将各专业或学科的课程“模块化”（modularization）或“打包”（packaging），将会极大地增加学生在大学之间、甚至国家之间的流动性。 6. 高等教育市场化。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包括大学）受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影响主要有：对学生在择校、转学、退学、毕业等方面的决定的影响；雇主对所需人才的专业和学位的要求的影响；基金会和慈善捐赠人对拟捐助的高等学校和专业的选择的影响（市场化的倾向明显受着上面提到的第4和第5，以及下面将要提到的第7种变化的影响，和下面第11点中所定义的“私有化”有一定的联系，但这两种变化还是相互独立的）。 7

“ 教育全球化”是人类教育活动中的“全球化”现象，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等三种具体形态，深入研究“教育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历史进程和动力机制等问题，抓住现阶段“教育全球化”对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制定和实施“全球定位战略”，对于确保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 ：“教育全球化”是人类教育活动中的“全球化”现象，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等三种具体形态，深入研究“教育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历史进程和动力机制等问题，抓住现阶段“教育全球化”对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制定和实施“全球定位战略”，对于确保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教育全球化 国家安全 全球战略   从“经济全球化”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全球化”分析框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的一种重要的学术研究规范。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必须考虑的重要背景，同时也为人们在大的历史尺度上透视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把握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用“全球化”的分析框架观照其它领域的人类活动是“经济全球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事实上，目前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已经不限于经济活动，除“经济全球化”以外，在“全球政治”、“全球文化”、“全球战略”、“全球主义”、“全球问题”等方面都有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成为二十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全球学术现象 比较而言，“教育全球化”现象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本文可以看成是这方面的一个努力。我们希望通过对“教育全球化”的现象、历史和机制三个方面的初步研究，揭示“教育全球化”给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带来的战略机遇和挑战以及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教育发展的全球战略问题。   一、“教育全球化”的基本形态   “教育全球化”是全球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此熟视无睹罢了。 “教育全球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日益壮大的留学生潮是其典型表现；第二种形态是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第三种形态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使得独立的跨国教育体系成为可能。“教育全球化”的第一、第三种形态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中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自然人的流动相契合，第二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本观念全球传播和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现象。 “教育全球化”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为中国教育发展在政府公共教育投资之外增加新的教育资源从而实现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些机会的实现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办学； 第二种方式，在国外接受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 第三种方式，接受国外教育机构基于互联网的远程教育； 第四种方式，在全球聘请优秀教师； 第五种方式，利用国外知识产权； 以上五种方式又可分为三类，一类以各种教育资源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为特征，如第四、第五两种方式；第二类以接受教育服务为特征，如第二、第三两种方式；第三类是以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为前提的教育服务提供，即第一种方式。从最有利于中国教育发展和教育资源的综合利用来看，以第一种方式，即吸引外国资本来华办学最为可取，不但可以增加国内的教育资源供给，以及在投资意义上的乘数效应和增加就业等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发挥“鲶鱼效应”，有助于改善中国教育系统的整体素质，与经济领域吸引外资有异曲同工之妙。 留学生是以第二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生逾50万人，目前已回国十几万人，相当于我们不花钱就在国外办了一所规模达50万人并且是利用全球优秀教师及其他教育资源的专为或主要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的超级大学。这种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我们调整留学生政策，鼓励出国留学和回国服务的重要基础。除此以外，企业员工，特别是三资企业员工利用跨国公司的全球培训体系进行职业培训，也是我们以第二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的重要途径。 以第三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才刚刚开始，但却有着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互联网的出现为全球范围内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是一种无限制教育资源共享的有效方式，它突破了传统教育对受教育者的时间、地点和身份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也克服了由此产生的对教育资源的竞争性利用和排他性利用的限制，在理论上全世界的学习者可以同时看同一本书、听同一首歌、做同一道题、参加同一个主题讨论，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通过互联网可以参与全球前100名大学的实时教学，同时可以共享全球前1000名大学的优秀教师资源，那将会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产生多大的影响？尽管目前对此作出准确判断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在21世纪的中国教育发展中将会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以第四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在发达国家是一种常例，但这种利用全球教育资源的方式在中国目前还主要限于语言教育，在其他专业教育领域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今后在这一块将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如果用百里挑一来形容优秀教师，我们在全球招聘一万名优秀教师就只相当于花费了百分之一的培养成本，无怪乎人们要惊叹美国成了全球人才收割机，其实，这个“收割机计划”我们自己也可以实施的。 以第五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有两个重要领域。其中之一是利用国外教材，这一点对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开展国际和校际间的课程认证与学位认证，可以有助于我国学校特色的形成和有效提高我国学校的国际竞争力。 除了以上五种方式之外，利用全球教育资源的一种值得特别关注的方式是对其他国家教育成果——优秀学生的利用，这方面美国的表现最为优异。我们注意到，对美国教育的评价常常表现出令人困惑的矛盾：她的基础教育经常受到美国国内和国外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从五十年代的课程改革到九十年代制定“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都是建立在对美国基础教育的否定评价之上的。尽管如此，美国却有全球最优秀的大学和最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她的经济发展也未受到那个“低劣的”基础教育的困扰，这是传统教育理论难以解释的。但是，如果我们摆脱传统教育理论把一国教育体系限制在该国疆界内的思维定势，同时注意到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入国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美国教育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教育资源配置的开放式的高效率的全球化教育体系，以此分析上面所说的矛盾也就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 争取各种国际捐赠和项目融资也都是利用全球教育资源的有效途径。   二、“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在“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之前，世界各国的发展因受到地理障碍的阻隔而处于各自独立的孤立发展状态，各国的教育也因此表现出广泛的差异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展，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教育体系也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取长补短，显示出强烈的趋同性。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的全球性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从而为“教育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对“教育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考察表明，构成“教育全球化”的微观基础是一国教育体系的变迁，变迁的动力来之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变迁的基本方向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精英走向大众、由集中走向分散、由单一走向多元。与此同时，一国教育体系变迁的微观过程又与全球教育体系之间发生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由此逐渐形成了以一国教育体系的变迁与传导为演化动力的全球教育体系。 是否存在一个“全球教育体系”？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反对者认为，不但不存在一个“全球教育体系”，甚至什么“西方教育体系”之类的跨国界概念也根本不存在，实际上存在的只是“美国教育体系”、“英国教育体系”、“法国教育体系”等等。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尽管国家是人类教育活动的重要边界，一国之内的教育活动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也与他国有很大的差异，但这种表面上的差异并不能掩盖不同国家的教育活动在观念、内容、手段、技术、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基础，况且不同国家教育活动的相互影响已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这就好比我们不能因为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和不同国家经济活动的差异性而否认全球经济体系的存在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在教育活动中的重要性而否认“全球教育体系”的存在。显然，本文所持的是后一种观点。 在“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教育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三种主要的动力模式——“要素流动”、“模式复制”和“资源共享”，分别对应上面所说的三种主要的“教育全球化”现象。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动力模式，我们可将“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工业革命以前，“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要素流动”，可以称为“观念传播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留学生成为一国教育体系和另一个教育体系相互作用的主要媒介，期间也还出现过一些频繁和规模较大的留学生交流现象，比如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末期以及中国的战国时期等，但由于这种交流始终停留在民间层次，故并没有对不同的教育体系的变迁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二阶段，从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结束，“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模式复制”，可以称为“西方主导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借助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在全世界进行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发展中国家竞相模仿的榜样，以现代学校制度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教育制度也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法宝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中国和日本的教育发展史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第三阶段，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源共享”，可以称为“全球体系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增加，相互依赖性增强，一国教育体系的预设功能已经可以部分借助于其他国家的相关资源来实现，包括资金、师资、教学仪器设备、等等，共享全球教育资源已经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调并且在高等教育中依赖性逐步增加的“全球教育体系”正在形成。 综观“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扩大的西方文化影响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最显著的特点，今后是否会有所变化，目前还难以预料。伴随“教育全球化”不断扩展的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一国教育体系对世界应有更大的开放性，否则，由教育形成的国民素质将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另一方面，教育体系更大的开放性必定会使本土文化对国民的影响力相对下降，这种文化冲突既有可能侵蚀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常常引起人们对破坏文化多元化生态环境的焦虑和担忧，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在维护国家教育主权的旗号下尽可能小的开放国内教育市场，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对开放国内教育市场倒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和制定了更有吸引力的留学生政策，从而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在本国人力资源发展中陷于更加不利的处境。   三、“教育全球化”的动力机制   根据本文所作的历史考察，“教育全球化”既是当今世界的基本事实，也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一基本事实和基本趋势的历史合理性是什么，即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和趋势。 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或历史潮流，一定是对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基本需求的反映，因此，如果“教育全球化”确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反映了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势，那么，在它的背后一定能够找到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对此我们可以从个人（家庭）和组织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个人（家庭）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目标首先是为了获得生存优势，它具体表现为与更高学历相关的身份优势和与更新、更专门的知识相关的人力资本优势；第二是为了参与知识创造，以满足人类普遍的好奇心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第三是为了获得精神和肉体的享受，以满足身心愉悦的需要，但它与第二种价值追求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追求的是教育的结果，价值的实现存在与教育活动之外，教育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后者目标的实现则存在于教育活动之中。因此，不难发现，如果我们承认以上三个方面的价值追求是个体接受教育的基本动力，并且承认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的特殊性，那么，更自由的国际交流和分享不同文化形成的教育资源就会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与个体在教育活动中追求多种价值目标不同，组织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目标只有一个，即获得生存优势。而当组织的生存优势是通过组织中个体的人力资本和作为整体的组织资本来体现时，接下来的分析与前面对个体的分析就会有同样的结论——更自由的国际交流和国家之间的教育资源共享将会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这一点可以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得到全部或部分的验证。 由此可见，由于“教育全球化”适应了组织和个人获得生存优势和其它一些基本的价值追求，因此，只要人类基本需求不改变，“教育全球化”就不会停止它的步伐。   四、“教育全球化”与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   作为“全球化”历史趋势组成部分的“教育全球化”，它在二十一世纪将会对世界各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产生更加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已经是毋容置疑的了。是洞悉先机，主动适应和充分利用由此形成的教育超常规发展机遇，使中国教育实现快速发展，还是因循守旧，画地为牢，迟疑于世界潮流之外，对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长期战略安全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教育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其作用除了由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所揭示的以外，还有一种对国家民族生存、安全日益重要的作用——创造国家生存空间——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传统的国家安全理论中，一国（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受国家物理疆界的约束，因此，国土纷争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扩展国家、民族生存空间最重要的斗争形式，占领和反占领，侵略和反侵略都与国土纷争有关。但是，二战以后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导致国家安全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国家民族之间生存竞争的主导模式已经由对国土资源的争夺转变为对经济资源的争夺，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已经更多地取决于她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支配资源的能力而不再取决于国家疆界内的资源多少，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现代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加以考察，而其中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组织层面的国家创新能力和在个体层面的全球生存能力则都与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在逻辑。 把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的层次结构看成是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内在要求有两个理由。第一，国际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流出要大大的多于流入，导致符合外向经济要求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这也为中国的经验所证实，因此需要通过增加教育产出以弥补因人才流出导致的国内人才短缺。第二个理由没有第一个理由那么直截了当，但却更为重要。分析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不难发现，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的失业人员中，在数量上，高学历者要少于低学历者；在寻找重新就业的机会上，高学历者要大大优于低学历者，因此，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于减轻就业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知识经济中，一种极其重要的公民素质——全球就业能力——跨国就业和跨文化就业是与公民的学历层次紧密相连的，显然，公民的这种全球就业能力对于扩展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是极其重要的，而要使这种能力成为公民的普遍素质，没有大规模的教育扩展和教育层次的普遍提高是不可能实现的。 认清了扩展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国家民族扩展生存空间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之后，回过头来再来考虑中国在“教育全球化”中应该选择的战略和对策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在传统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保护国内的教育市场和防止文化侵略，而在新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快速扩展我们的教育规模和提高全民的教育层次，因此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教育制度与政策创新才能保证国家中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     五、“教育全球化”与国家教育发展全球战略   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但由于教育与意识形态之间事实上的紧密联系，以及我们对这种紧密联系的片面认识，使得政府的教育政策经常左右摇摆，缺乏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难以应对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重新确立国家教育发展的全球战略，通过全面而深刻的教育制度和政策创新，抓住“教育全球化”在现阶段给我们提供的教育超常规发展的难得机遇，从而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 我们已经论证了扩大教育规模和提升国民教育层次对于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国家教育发展目标的全球战略的要点就是“共享全球教育资源”和“开拓全球教育市场”，这种新的全球战略叫做“全球定位战略”，即在全球教育体系中确定中国教育的发展战略。 “共享全球资源”的基本思路是“全面、主动、积极和尽快开放一切教育服务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积极鼓励国外资金投资中国教育”。 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是利用外资的结果，利用外资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我们在有意无意间把教育排除在利用外资，特别是大规模利用外资的视野之外，这显然是一个需要调整的重大政策。 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在部分开放还是全面开放的问题上，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来华办学者都必须也必定会遵守中国的法律，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担心他们会挑战中国政府对学校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呢？只要这个担心不成立，选择全面开放当然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对外资进入教育市场全面实施“国民待遇”应该成为我们吸引外资政策的主要特征。 “国民待遇”本是一国政府在对外开放时给予外国企业与本国企业同等待遇的一种国际惯例。中国在二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资企业设置了过多的障碍，而在税收政策方面则是对外资企业提供了大大优于本国企业的优惠，这些都违反了“国民待遇”的基本精神，其实施结果也往往是南辕北辙。 在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的问题上，应该坚定不移地把“国民待遇”作为相关政策设计的基本原则。在市场准入方面，要根据教育规律彻底抛弃“意识形态控制”的幻觉，全面开放教育市场；而在政策支持方面，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教训，则更多的是防止出现“崇洋媚外”和“厚外薄内”的政策偏差，特别是要防止出现压制国内民办教育的倾向，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教育投资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开拓全球教育市场”的基本思路是“积极主动和坚定不移地进入全球招生市场、全球就业市场和全球师资市场。” 在“开拓全球教育市场”，实施“教育全球化”战略的整体设计中，利用国外教育资源以增加国内教育供给只是该战略的要点之一，与此相互为用的另一要点是，通过宣传、挖掘和引导，充分利用全球教育需求资源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即在作为教育资源输入国的同时，积极扮演教育资源输出国的角色，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 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所需的教育资源，可以来之于国内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也完全可以是国外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服务的实施地点，可以是中国境内，也可以在中国境外，当然，我们更愿意在中国境内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不但可以增加外汇收入，而且还可以增加国内就业，也更有利于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传播目标。 为什么在我们自己教育资源十分紧缺的同时还要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呢？现在我们来算一笔帐。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留学，就是增加了中国市场的消费力量，设若一个外国留学生在中国一年的消费总计为一万美圆，如果我们能吸引一百万留学生，就是一百亿美圆的外汇收入！如果实现这一百亿美圆的教育产业产值并不以抑制或减少国内本国公民的教育消费为代价，那又何乐而不为了？事实上，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国外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来华招生活动表明发达国家已经在这样做了，而美国则是通过这种途径获益最大的国家，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入国。据最近报道，北京市在2000年留学生的进出已经平衡，因接受外国留学生而增加的学杂费收入已达9亿元人民币，我们把这看成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第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随着中国在世界的重新崛起，中国作为留学目标国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取之不尽的特种教育资源。第二，与此相关联，遍及中国各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旅游资源，也是教育资源，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发“教育旅游”或“旅游教育”，把教育资源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实现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比如，我们可以面向世界各国开发形式多样的现代“游学”项目，留学生可以边游边学，昼游夜学，游学相间等等，使中国古老的游学传统成为发展现代教育产业的利器。 与进入全球招生市场相比，进入全球就业市场是一个难度更大，同时价值也更大的教育产业领域，但只要我们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积极进行市场开拓，突破传统思维的约束不断开拓创新，前途依然无限广阔，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可以看成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 跳出中国看中国教育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必须具备的战略思维能力。一种不设上限的教育发展新观念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确定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新基点。   （吴华，浙江大学教育学教授。原文链接： https://cochina.org/?p=8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