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彭利国 实习生 周琼媛 发自：北京、山东聊城 “拆旧”和“仿古”的大戏正在中国城市加速上演。一边，部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岌岌可危，历史文化街区频频告急；一边，55亿再造凤凰，千亿重塑汴京，仿制古城遍地开花。这一切正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独特风景。 若非十五年前栽下的两棵梧桐树还立在那，严振已经找不到曾经生活了近四十年的家。 2012年10月的一天，他站在山东聊城古城楼南大街的梧桐树下，眼前已不见当年的两层小楼，而是一座青砖灰瓦、檐牙高啄的仿古宅院。 这只是聊城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雄心勃勃的古城重建计划的一瞥。而今，站在古城的中心——有着“天下第二楼”之称的光岳楼楼顶四顾，这座面积约1平方公里的水上古城四面的主干道两侧，仿古建筑已然鳞次栉比。 三年前，聊城开启浩大的古城保护与改造帷幕，严振便和生活于此的万余居民一样，渐次离开了这座躺在水上的千年城池。他们的旧屋悉数被夷为平地，让位于那些漆色崭新的城墙、角楼、府衙和考院。 随着这些旧屋及其周边道路的拆除，聊城古城的历史文化街区的原貌化作一地瓦砾。 “赝品！”对已然立起的古建筑，严振充满了鄙夷。而在当地政府的计划里，这些看似古色古香的“古城”制品，不仅替代了旧城脏乱差的面貌，而且寄予着地方“旅游业发展龙头”的期待。 在这场激荡着中国城市的拆旧与仿古的热潮中，聊城并非孤例，甚至不值一提。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必虎的初步统计显示，中国正有不少于三十个城市已经、正在或谋划加入这一古城重建风潮。 争相上演巨资“穿越” 最新入局的是昆明。2012年10月26日，滇池湖畔的昆明市晋宁县，投资220亿元的“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名城”破土动工。昆明市宣布，要“确保3年时间再造一个古滇国”。 中国的城市不乏值得一说的历史与故事，自从1982年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公布至今，共有119个城市已荣膺这项桂冠。现在，他们中的部分已不满足于单纯守卫祖上的零星遗产，力求重现千年的恢宏历史。 回到“明代”。2012年底，大同古城墙即将合龙，投资500亿元的古城再造正令这座城市再现明代风华。 回到“宋代”。2012年8月，河南开封爆出千亿打造古城新闻，力争四年内重现北宋汴京繁华。 回到“春秋”。2012年初，山东肥城“春秋古城”项目开工奠基，计划总投资60亿元，占地2200亩。 回到“上古”。2011年9月，江苏金湖尧帝古城开建，项目占地千亩，总投资30亿元。 …… 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的记忆中，以往这种复古表现为对个别建筑的整修，如北京琉璃厂、南京夫子庙、承德清代一条街、开封宋街等。而今，复古已变为一区乃至一城。   数据均来源于公开资料，主要来源于北大教授吴必虎的统计。项目投资可能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何籽/图） 作为住建部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赵中枢目睹了各地古城重建后悟出一个 规律 （如图示） ：在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偏远的西部地区少有这种现象，但在中部，经济上有一定潜力仍想大发展的地区，古城重建正扎堆出现。其中，仅河南一省，即有郑州、鹤壁浚县、开封、商丘、洛阳等五地欲重建古城。 “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张松说，“这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是回不去的。” 但在一些人眼中，回到过去轻而易举。“大美滦州已备好美酒佳肴，恭候八方朝拜的下臣进城就座。”2012年9月30日，投资52亿元、占地两千亩的河北滦州古城举行开城大典，辽国的“国王”和“皇后”率领身披铠甲的仪仗队出城迎客，俨然一场“穿越秀”。 “重建未必是坏事，某种意义上这是地方重视文化的一个反映。”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我们希望是保护遗产，而不是一味恢复历史面貌。”他认为，恢复一座古城既非易事，亦无必要。 周干峙说，在全世界九百多处世界遗产中，中国只有43个。“九百多个里有一半以上在欧洲，就此而言，我们还交代不过去。”但对于怎么保、保什么，仍是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不敢撤销的名城称号 严振越过新修的仿古宅院，古城的另一面浮现眼前：原来密密麻麻的居民楼已经被悉数铲平。 这是重建的另一面：拆。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这位领衔编制《聊城古城保护与整治规划》的“古城卫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按照当年规划，应当对古城建筑原样原修，并留存部分居民，“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然而，聊城地方政府却只是采取了该规划的壳，反以大拆大建的方式将古城的历史街区拆除，“就剩了一条假裤子”。 “想完全恢复之前的古城格局和街巷已经很困难了。”一位聊城匿名文保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二十年前，正是凭借这些文物古迹和古城格局，聊城得以跻身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推倒重来的聊城已经成为负面典型。在2012年6月召开的“纪念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设立三十周年论坛”上，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痛批“拆真名城、建假古董”的行为，直接点名聊城，“成片历史街区被拆掉，统一建仿古建筑，一个设计图纸、一个时间建出来的”。 不惟聊城，中国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街区都在成片消失。 所谓历史文化街区，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2011年1月起，住建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开展了三十年来首次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检查。按照进度，检查于当年7月即宣告结束。但结果未对外公布。 这注定是一份不容乐观的结果。参与检查的赵中枢曾透露，在全国119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有13个名城已无历史文化街区，还有18个名城只剩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按照规定，有两个以上历史文化街区的才能申报历史文化名城。 阮仪三则称，没有了历史街区的名城可达二十多个，此外还有一半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是不合格的。 赵中枢说，历史文化街区消失的原因，有的是在1982年国家划定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时尚未划定历史文化街区，但更多是划定之后却人为拆毁。 2009年4月，南京市“危旧房改造计划”将历史街区列入改造范围，安品街、南捕厅等一大批老街区被拆除殆尽。“大同的善化寺和上下华严寺周边，原来是一片历史街区，现在也全部建成仿古建筑了。”阮仪三说。 此外，1949年以后产生的历史街区几成空白。据赵中枢观察，目前中国还能找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人民公社旧址，仅余河南、四川等地的两三处。 事实上，依照检查通知规定，对已不具备条件的名城，由住建部与国家文物局向国务院建议列入濒危名单或者撤销称号。但是，“专家们有个担忧，摘掉一些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帽子，他们就索性不要了，要他干什么？很麻烦的。”阮仪三说。 一笔旅游、地产经济账 “古城重建的动机很少是为了文物保护，大部分是为了搞旅游、搞地产开发。”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必虎说。 在2009年聊城古城保护与改造动员大会上，聊城市一位领导公开感慨，原汁原味的“天下第二楼”光岳楼、傅斯年纪念馆知者寥寥。“究其原因，就是由于我们的文化旅游业发展不够。”因此，古城的改造开发被寄望成“旅游业发展的龙头，带动经济发展，带动老百姓发家致富”。 事实上，诸多重建的古城并不隐讳打着“旅游”字样的别名，如尧帝古城又称金湖印象旅游城，银川西夏古城亦称西夏商业文化旅游博览园。 据阮仪三观察，当下这股古城重建的风潮正是肇始于丽江、平遥、乌镇等古城古镇旅游业兴起之后。“人家能够搞好，我们也一样能够搞好，完全能够实现后来居上。”上述聊城市领导如是说。 地方政府已然运筹帷幄。聊城市政府的招商文件显示，恢复建设历史文化景点投资约为1.78亿元，建成后，年客流量约为30万人次，可收入1亿元左右。而大同市更是曾公开期许，未来旅游人数将达到每年300万人，以100元门票算，一年即是3亿元，这还不包括餐饮购物等。 仅仅旅游开发的目的并不足以解释全部。赵中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仅仅为了旅游或保护古城，完全可以通过丽江、平遥那样的新旧分离模式，抑或当下在北京等地推行的旨在避免大拆大建的微循环渐进式的整修，但这样的方案却被聊城等地弃之不理。 “拆了老房建新房，有GDP和房地产收入，修老房子，费钱、又没有收入。”阮仪三如是解释地方政府推倒重来的动力。 两院院士吴良镛曾指出，大拆大建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最经济的做法。“老城中心地价高，拆迁花费的成本高，但是经济回报会更高。”赵中枢说。 聊城市政府的公开效益预测称，古城内棚户区改造项目投资约为16.87亿元，可建民居约48万平方米，预计销售收入约28.8亿元，其利润之丰厚自不待言。 如此，不是在新区大笔一挥，而是在古城的“螺蛳壳里做道场”成为重建古城最划算的选择。 然而，所有的算盘都能尽如人意吗？ 在当下轰轰烈烈的古城重建风中，山东枣庄的台儿庄古城是为数不多的已然开门迎客的一个。公开资料显示，自2010年开城以来，该古城共接待了400多万人次游客，从2009-2011年，古城三产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了3.9%。 更多正在加速度前进的古城项目尚未及接受考验。“是假文物没关系，但要考虑业态。业态规划成功，古城会响亮转身；只是物质城墙，可能大量的钱投进去以后收不回来，留给下届政府，最后真正承担的还是老百姓。”并不反对再造的吴必虎说，“政府立项，老百姓埋单，直到一代代把债还清。” 夜幕降临，一平方公里的聊城古城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处灯光。而政府的官方话语坚信，“一座古城如凤凰一般徐徐除去老旧的躯体，正向新生阔步前进。”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严振为化名）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1/2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何谦 发自：香港、深圳 编者按：冷战时期由英军设立的香港北部边境禁区正在解禁。这段长20公里的神秘带状区域，见证了陆港两地一个甲子的风云际会，也凝固了时光，甚至被遗忘。在陆港民间关系微妙复杂的2012年，对两地来说，这块神秘面纱的揭开，加快融合，更考验智慧。 香港禁区的警察。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香港边境禁区是冷战产物，也是历史标本。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它既隐形又真实，既见证离斥，也见证融合。 禁区解禁在释放香港经济和民生活力的同时，也释放历史与记忆，更开启一段影响深远的陆港融合之旅。 从香港特区最繁华的中环出发，摆脱密集高楼、凶猛人潮和闪烁霓虹，往北穿越九龙和大半个新界，将抵达一个叫“石涌凹”的地方。 恍如穿过一条时光走廊，在“东方之珠”的北方一隅，竟荒草漫漫，老屋斑驳，鸡犬相闻，就连历史也在此停滞。 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道路封闭，戒备森严。港英时期的警察甚至保留对擅闯入者实行拘捕或开枪的权利。禁区内居民将这里比喻为“被铁丝笼罩”的世界。 随着2012年香港北部边境禁区第一阶段逾7.4平方公里的解禁，这堵鲜为人知的香港版“柏林墙”才渐入公众视野。 香港边境禁区建于1951年，逐步扩大至28平方公里。这片相当于28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区域，在当时被英国人称为“香港北部小型万里长城”。即使在回归后，禁区仍未消失，这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先例。 随着边境禁区的政治防卫功用已失，香港民间要求缩减甚至取消禁区的声音日隆。实现第一阶段解禁后，特区政府制定规划：将在2013年和2015年逐步开放剩余区域。届时，除去最终仍会保留的4平方公里沙头角墟、边界通道与出入境管制站外，香港禁区的历史将彻底落幕。 中英街。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封闭六十年 禁区解禁——从工业文明到农耕文明——被囚了六十年——人为围墙的序幕，就此拉开 自2012年2月15日零时起，封闭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香港禁区第一阶段解禁，包含担水坑村在内的沙头角六条村落。“感觉被囚禁了六十年，终于开放了。”沙头角乡事委员会主席李冠洪不由感叹。 这个隐形的牢笼诞生于一段大历史。1949年10月1日，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当天，英军在一夜间建成了边界铁丝网，企图抵挡势如破竹的解放军。 然而，首先冲击这里的不是枪炮，而是内战后的难民潮。1950年5月1日之前，每周大约三万名内地人进入香港境内。一系列边境事件令中英关系变得紧张。随后，朝鲜战争爆发，英国对华实施禁运。 1951年，港英政府颁布《边界禁区命令》，以保安理由封闭与中国大陆接壤的边界，并正式成立边境禁区。包括香港居民在内，出入边境禁区均需出示禁区通行证，俗称“禁区纸”。与此同时，广东省也宣布实行边界管理，沙头角部分地区被列为中方边防禁区。 后来的多次逃港潮中，港英政府发现偷渡者会将整段铁丝网推倒或剪破，便沿禁区界线加建了一重品字形铁丝网，从沙头角延伸至后海湾；又在最北村落的南沿再建第二重铁丝网，名为“边界第二防线”。 意识形态对抗的年代，一道人为围墙的序幕，以铁丝网拉开。 被铁丝网阻隔的世界 逃港者从未停息——在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中——在两个世界的边缘，荒诞的交融 自1950年代禁区设立后，禁区居民不得不形成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禁区之外的世界，无论哪边，一律叫外面。外面就是危险的。宵禁是常事，村口最北的大铁闸会在凌晨关闭，车辆则决不能靠近最边界的莲麻坑路。小山丘上，警方七座碉堡依次排开，夜间会以360度射出白光柱。 哪怕铁丝网矗立，逃港者却从未停息。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达56万人次。 边境禁区梧桐山连绵，人迹罕至，是逃港的陆上必经线路。如今重新站在这里的铁丝网边，禁区原居民姚观华仍感到心有余悸。 “那头逃命，这头抓人，有人死后就挂在铁丝网上，看着心寒啊。”他说。 意识形态对抗在1967年达到顶点。这一年，香港左派民众发动“反英暴动”，事件蔓延到边境。7月8日，三百名中国民兵越过边境到禁区，向港方警岗扔石块、玻璃瓶，造成四名警察死亡，三十余人受伤。 自此，两边紧张对峙。英军在禁区屋顶堆满沙包，架设机枪阵，华界驻军也严阵以待。 “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禁区居民被怀疑有“左派”思想而遭监视。报考警队的原居民发叔，即便考试全部合格，也因为“政治不合格”被拒入警。 而网那边的深圳沙头角也防范有加，一份爱国主义教育材料中写道：在两个世界的边缘，要筑起反腐蚀的思想防线。 对峙之外，历史又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形成荒诞的交融。 边境封锁后，一批禁区村民因为遗留田地在深圳，仍可获得深圳公安局发放的耕作证。“家住在香港，生计在深圳”的情况使他们担任了最早的“深港两地大使”。 在曾是其中一员的叶女士印象中，过境时只要向解放军掀开装着午饭的饭盒盖，再读些写在黑板上的毛主席语录，“随时可以过去”。同时，深圳有田地在禁区的农民也可以凭耕作证到香港耕作——白天，在资本主义地盘干活，晚上，则回到社会主义床铺休息。 港澳流动渔民是另一群特别的“水上公民”。现在五十六岁的陈志明，当年不但是香港居民，还拥有内地户口。“这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礼物。”他说。 某种意义上，禁区所见证的逃港浪潮与这些早期的农业融合样本，一同推动了时代的车轮——1978年，内地改革大幕拉开，随后建立深圳特区，史学界普遍认为，“逃港潮”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内地尤其广东对经济发展的愿望。 叶秋平还记得当年禁区居民给逃港者送米、送水的场景。日后，他们守望相助，一同创造了香港奇迹。而他们逃难身后留下的禁区，却仍一成不变。 （何籽/图） 历史反转戏：华界日千里，英界牛步伐 以空气为界——在国族认同与政治效忠之间挣扎——历史荒诞之处——一出反转戏 禁区内的中英街，历来以空气为墙。 这条“中国人居住在英国人管辖的街道”，在漫长冷战时期是分隔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主要边界之一。街的两边，店铺分别属于中方和英方。 随着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中英街成为一枚显赫的时代标签。在最热闹的1980年代，它是象征着中产生活的香港梦。内地人，吉澳人（吉澳，香港的离岛之一），香港原居民都赶过来“趁墟”（赶市集）。早上四点多钟，集市便开始人声鼎沸。 然而，后来香港回归，两地跨境贸易的热闹场面反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群结队疯抢物资的水客兵团。 罗嘉豪童年上学必经的这条街，后来让他心生尴尬：一街之隔的世界颠了个，对内地人纯朴的情结开始让位于对凶猛水客的厌恶。 莲麻坑村前村代表叶秋平也有一些复杂的心事。 过去，他偷偷拿面包送到山上接济偷渡客，如今他却不再同情偷渡客，“以前吃不饱全家逃难，现在，是为挣钱一人冒险——性质完全不同了”。 “他们在一个边缘地带，在国族认同与政治效忠之间挣扎。”香港历史学者阮志写在禁区研究的著作里，发现“抗拒又妥协”，是禁区“边民”们直面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这种“奇特的务实”还使禁区的人们一直被夹在中间，“既不是这边，也不是那边”。 内地经济迅速起飞，变化也仿佛发生在一夜间。港界的村民还在种地，华界则遍地“种房子”。当深圳沙栏吓村的渔民、农民住上了别墅式小洋楼，隔沟而对的禁区盐寮吓渔村，还是一排低矮的平房。当时，香港《东方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华界日千里，英界牛步伐。 对岸深圳，高楼拔地长了起来，水客集结多了起来。禁区却一直没开放，“九七”后管制反而越来越严。人口流失，集市风光不再。年轻人都外出工作，最终搬走，剩下的都是老人。“家已经没人住了，伤心也没办法。”新楼街杂货铺的四婶说。 1997年香港回归，驻港部队经由文锦渡禁区到马会道，进入香港。随后，作为供港物资的通道，禁区见证陆港进一步融合的同时，自己却继续留守往昔。陆港两地的发展就像一出反转戏，刹那间拉开意味深长的距离。 沙头角墟一处新建的小公园，近处，三个香港园林女工低头锄草，薪资每小时二十八元港币；远处，则是深圳的两幢新大楼，每平米估价两万六千元人民币。大楼上红色条幅写着“贺封顶大吉”。据说，新楼名为：中英街一号。 在香港辉煌与深圳奇迹的映照下，禁区的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禁区隐形的村庄们，被包围在发展声浪中，渐渐显出形来。 2006年，这个曾经淹没在历史洪流中不见身影的禁区，首次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缩小边境禁区范围以发展的讨论。2008年，港府进一步确立禁区的保留范围由8平方公里，缩减为最终的4平方公里。 隐形的村庄，时间停滞了 这离中环跟离北京一样远——过去的时间，是他们唯一拥有——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全新的时间刻度 谷歌地球的卫星图上，香港与深圳大片灰白色楼群之间，一道葱茏被挤在中间——这片恍如失踪的区域，便是已经看不出铁丝网的禁区。 屋舍俨然，土地平旷，恍若八十年代的内地农村。时间以一种近乎停滞的速度，在未开放的禁区内流淌。 84岁的香港人叶关保已经数年没有到过中环和铜锣湾了。“感觉离中环跟离北京一样远”。 现在的他，每天村内数着走路一万步，逛街就在离禁区最近的上水，最爱吃的是华界沙头角的北京烤鸭，九十港币一整只。 这并不夸张。更多的原居民保持着和他相似的习惯：坐港铁不出新界，购物止步上水粉岭，到深圳比到港岛更多。更多的时候，足不出户，也挺好。 一直以来，这片土地“收容”各色来客：国民党逃兵及家眷，中共游击队员，外国修女，以及内地偷渡客。就连更早以前追随孙中山的革命者叶定仕也回到这里避难。偏安一隅，时光凝固，这个“历史的弃儿”成为最好的避风港。 一路沿着禁区边境最北的公路走，抬眼次第可见，深圳楼群鳞次栉比。相形之下，铁丝网的这边，杂草丛生，荒地闲置，偶有松园下村的清末老宅闪现。很难想象，这和维多利亚港的璀璨，同属一座城市。 除了时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再度激发这里老人们的兴致。过去的时间，是他们唯一拥有，也是禁区的唯一阻隔。 “（禁区）这里被藏得很好，历史让它不得不被边缘化。”香港岭南大学历史学教授刘智鹏说。 一片被时代疏离的土地，就这么恰到好处地停在了这里——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香港的城市化扩张版图显然遗忘了它，深圳狂飙突进的财富成长试验也只是经过了它。 “这里的香港人就像隐形人。”禁区原居民阿祥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距离香港近了些，是在年初禁区被开放的时候。几年前，他们外出打工，老板通常一听说是住在禁区内，便不再录用——这里，距离真正的香港，实在太远了。 现在，禁区内凤凰湖的民居正门上还漆着民初五色旗及国民党旗。尚未开放的禁区，许多老一辈原居民继续成为留守的“空巢老人”——记忆是他们拦截时间的一面墙，就立在家门口。 一片杂树灌木掩映之处，是竹园村的旧村废墟。七十余岁的原居民姚明已经把家搬到了新址。2012年11月，他再次走在旧址，还能准确识别那棵被1962年温黛台风刮倒的老树。看到被编记号码的残壁旁，以前老屋里供奉祖先的神龛犹在，他感到“无法挽回的伤感”。 废墟的正前方，已是一片大工地，挖掘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这是深港政府正在建设中的“香园围/莲塘新口岸”。2018年，新口岸启用时将实现“人车互通”。那时候最后的禁区也会已开放三年，深港融合将带动禁区步入一个全新的时间刻度。 特区中的特区 这条香港发展的脐带——禁区正在死亡，铁丝网却反之——阿灿、港灿与屌丝——再也停不下来了 2012年2月14日晚，香港沙头角张灯结彩，一队舞龙舞狮的人群，雀跃穿过百余桌筵席。五十岁的阿祥和其他乡亲一同举杯庆贺禁区将在午夜开放。不远处，被释放土地已经开始赶工兴建楼盘。 这一场迟到十五年的解禁，将边境禁区拉入公众视野。香港市民纷纷驱车前往，一睹神秘禁区的真面目。这里新成立了香港最大的有机农庄，亦有深圳驴友组队到禁区内徒步探险。 香港历史研究社理事长李泽恩，多次进入禁区考察历史遗迹。他发现禁区开放带来的游人，已经令不少古迹文物受到破坏。 在“香港2030远景”城市规划中，边境禁区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港府计划全面开放后的禁区，局部将建新市镇，局部则为货柜中转区和物流中心，甚至因应跨界活动增加而发展为大规模娱乐中心，建立酒店和商场。 一开始，争议聚焦在发展与保育之争。无论是逐渐消失的历史文化，宗族传统与遗迹，还是稀有蝴蝶、蝙蝠，生态环境的自然保育，作为“香港最后村庄”的禁区开放都仍将面临未解的题。“不能因为大兴土木，影响禁区生态。”环保人士吴希文说。 2012年6月，时为候任特首的梁振英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边境禁区可做“特区中的特区”，内地人和外国人均可免签证进入。在他的构想中，这片昔日的处女地，将来甚至会变成除了中环等核心区外，另一片可让香港经济腾飞的土地。 从最封闭的边缘地带，到最开放的“特区中的特区”，禁区经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华丽转身。 然而，陆港民间关系越发微妙的2012年，禁区的开放与发展，更与两地日渐焦灼的现实交锋捆绑在一起。 香港学者陈文鸿撰文提议：“区内可采取免税区的措施，但更重要的是开放区内让内地人尽可能畅通无阻地进出。”这与港府新界东北区发展的规划一脉相承，是为了“打破过境阻碍，促进融合，避免边缘化”。 立刻有人反驳：禁区开放后，过度融合会影响香港的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 尽管禁区之意识形态对抗与政治防卫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走私客却成为港人眼中最新的边境威胁。今年一连数次港人反对走私水客的“光复上水”行动，已经发出焦虑的信号。 这道无形的“铁丝网”困扰香港已久，实业的外迁，地产垄断和经济肌体的僵化困扰着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人，他们对现实的无奈和失望转化为无处安放的愤怒，成为2012年多起陆港矛盾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讨论仍在继续，禁区的生活也如常。即便禁区行将消失，沙头角墟已被确定最终也不会开放。2012年11月的一个午后，这片“永久性禁区”里，《最炫民族风》在小店内响起，茶餐厅里喝下午茶的原居民大叔，和内地朋友调侃，语出惊人：我说你阿灿，你就说我港灿，有什么意义？还不都是屌丝！（阿灿，香港人对内地新移民的俗称，带有歧视意味；港灿则为内地人对此歧视的反击性称呼） 如今，已开放的部分，休闲农庄兴起，游客前来，建屋加快；未开放的部分，则悲喜交加。发叔站在盐寮吓村码头，想起曾经捕鱼为生的日子，“盐田水有拇指深，只要一直晒着，水变得很咸，就可以结晶”。 这都成为他记忆的部分：日头一出风一吹，盐亮晶晶的，好像钻石般闪耀——禁区以及禁区中的那种日子，再也回不来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特别感谢香港历史学者阮志对本文的贡献。）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1/2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昨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彭水县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转发微博、发帖被劳教而提起行政诉讼一案作出宣判，认为任建宇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因此裁定驳回其起诉。宣判前一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撤销了对任建宇的劳动教养决定，任建宇已解除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亲爱的读者，我们继续刊载由《美国参考》翻译的《美国文学纲要》修订本，每周一期，希望能够帮助您加深对美国文学的了解。 第十章 当代美国文学：千帆竞发，万木争荣（1）美国是世界上最多元的国家之一，人口约3亿。这充满活力的人口中有3000多万外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他们使用的语言和方言难以计数。每年大约有100万新移民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中以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居多。 当今美国文学也是多彩多姿、令人眩目，呈现出千帆竞发，万木争荣的景象。许多社区新人辈出，他们挑战旧理念，促使文学传统适应大众生活的新变化。社会和经济发展使得过去缺乏代言人的群体有机会更充分地表达自己，技术革新则催生了一个瞬息万变的公共论坛。读书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图书博览会、文学节以及“赛诗会”（青年诗人即兴朗诵会）等活动吸引了大批热情的读者。有时无名作家会由于一本书被一个读书会推荐而在一夜之间名声大噪。 在任何一个星期日，只消浏览一下《纽约时报•书评》的畅销书单即可领略当代美国文坛百花争艳的盛况。例如，2006年1月，平装畅销书单就包括“通俗”小说——如诺拉•罗伯茨（Nora Roberts）的情色小说 、约翰•格里沙姆（John Grisham）新出版的一部恐怖小说、侦探小说——还包括人类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科普作品、《纽约客》杂志作者马尔克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流行社会学专著、以及有关吸毒者康复和犯罪的作品。最后这一类中有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创新作品《冷血》（In Cold Blood）的再版，这部最初发表于1965年的“非虚构小说”模糊了严肃文学与新闻报道之间的界线，并于最近被拍成电影。 非美国本土出生的作家以及描写国际题材的作品在该畅销书单上也占居显要位置。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长篇小说《追风筝的孩子》（The Kite Runner）以塔利班统治下的喀布尔为背景，叙述了被迫分离的童年朋友的故事。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的回忆录《在德黑兰读洛丽塔》（Reading Lolita in Teheran）以犀利的文笔叙述了在伊朗向女青年讲授西方文学的往事。第三部作品则是阿瑟•戈尔登（Arthur Golden）已被拍成电影的《艺妓回忆录》（Memoirs of a Geisha），该书记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日本女人的生活。 畅销书单还表明，宗教也是一个广受欢迎的题材。据《出版商周刊》统计，2001年基督教主题的作品第一次同时在小说和非小说类畅销书中名列榜首。在2006年同一个星期日的精装本畅销书单上，我们看到丹•布朗（Dan Brown）的小说《达芬奇密码》（The DaVinci Code）以及安妮•赖斯（Anne Rice）的小说《我主基督：出埃及记》（Christ the Lord: Out of Egypt）。 除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单以外，连锁书店还为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等主要宗教开设了专门的书架，有时也包括印度教。 在书店女性文学的专架上，能看到“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者的作品。这一流派的作家通常是二、三十岁出头的美国年轻女性，她们成长于一个普遍接受男女平等的时代，充满自信，追求妇女选择的个性化。在普通大众心目中，她们常常被视作倡导回归传统、生儿育女、化妆美容等“女性化”角色。这些青年作家重新启用“姑娘”（girl）这一称谓——其中一些人拒绝以女权主义者自居。通常所说的“小妞文学”（chick lit）便是其中一个很兴旺的分支。英国作家海伦•菲尔丁（Helen Fielding）的《布里奇特•琼斯的日记》（Bridget Jones’s Diary）以及康戴丝•布什内尔（Candace Bushnell）的《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描绘了都市单身女子寻求爱情刺激的故事，这些作品在年轻女性中催生了一个盛极一时的通俗文学流派。 非虚构类作家还对后女权主义进行了考察。苏珊•道格拉斯（ Susan Douglas）和梅雷迪思•迈克尔斯（Meredith Michaels）合著的《妈咪神话》（The Mommy Myth, 2004）分析了新闻媒体在“妈咪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而珍妮弗•鲍姆加德纳（Jennifer Baumgardner）和艾米•理查兹（Amy Richards）合著的《宣言：青年女性、女权主义与未来》（Manifesta: Young Women, Feminism, and the Future, 2000）则探讨了女性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活动。杂志作者凯特琳•弗拉纳根（Caitlin Flanagan）自称“反女权主义者”，剖析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之间陷入的矛盾。她2004年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农奴制拯救妇女运动的过程》一文揭示了职业女性聘用下层社会的移民妇女当保姆的情况，引起轩然大波。 二十一世纪之初的美国文学无疑已呈现民主多元性。地域派阵容得到壮大，外来作家（或称“全球化”作家）通过异国视角再现美国文化。少数族裔作家不断发掘丰富的题材，随着族裔文学趋于成熟，它们也在形成各自的传统。回忆录和传记迎来一个繁荣时期。短篇小说绽放异彩，“短小说”已经站稳脚跟。新一代剧作家继续发扬通过舞台探索当代社会问题的美国传统。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无法充分展现当今美国文学流光溢彩的多元性，而只能考察总体趋势和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