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没什么可以说的，上次看图是2001年，预言2008-2012期间是中国经济的世纪拐点，现在看图，只是继续发布长期预言（不是预测）。这张图是上证指数全图，1990-2013的月线图。从2007年顶点向下看，至今只出现了下跌的第三浪。由于矩形是向下倾斜的，可预言将有向上的突破，可能在未来半年发生，但不会很大（香港人称为“死鱼翻身”），例如，在3500点水平以下，然后继续下跌，完成下行的第五浪，大约要在2018年或更晚。技术分析不同于基本面分析，不需要任何新闻的支持。根据艾略特（他从不读报）的见解，在技术分析家指出的拐点处，必会有新闻或爆料。看起来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与此类似的是星相学和手相学。如果非要指出基本面的理由，我认为2018年见底，转为强势上升行情，可能是因为政治局下一次的换届引入强烈刺激因素。 下一篇： 丁丁 关于知识的随想 2011年8月

2011 年 11 月 11 日 来源： 新京报 　　 靠民粹主义无法解决问题 　　 新京报： 你前不久说，占领华尔街运动符合民粹主义基本特征。你认为这种行为是否会产生效果？   　　 许小年： 目前这种状况和我们在经济史上曾看到过。 1929 年纽约股市崩盘，全球经济金融大萧条，大萧条的最初几年和现在是非常相似的。在西方国家，在 1929 年纽约股市崩盘以后西方国家相继进入衰退，民众非常愤怒，在民众和社会舆论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的立法者开始加强对华尔街的监管，和今天都很类似。   　　当时的目标也都是直指一个，就是华尔街，大家认为是华尔街的投机活动制造了金融泡沫，而金融泡沫的破灭引起了上一世纪的大萧条，今天世界各国的立法者和政府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反应几乎和上次一样。到现在民众开始在美国占领华尔街，但问题的解决不是靠这种民粹主义的运动能够实现的。   　　 新京报： 但是奥巴马已经表态支持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许小年： 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学界越应该保持稳定，应该仔细思考问题，而不是跟着舆论潮流走。现在政策的指向和社会的舆论都是加强对华尔街的监管，奥巴马总统宣布他支持占领华尔街，如果美国人要占领白宫怎么办呢？是不是奥巴马也宣布支持呢？他自己配合一下主动搬出去？这都是政客非常拙劣的表演，为了迎合民情，为了应付 2012 年的大选一个非常拙劣的表演，所以奥巴马本人的支持率也理所当然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这个一点都不例外，因为这种民粹主义的回应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首犯是美联储，华尔街是从犯 　　 新京报： 既然占领华尔街无法解决问题，你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许小年： 我觉得第一需要研究的是货币政策。在我刚出版的书《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里面，好几篇文章里都写到了这次金融危机的主犯不是华尔街，而是华盛顿，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在全球化的时代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具体表现为从 2001 年到 2007 年这段时间，美国的基准利率长期偏低，这一事实已经由斯坦福大学的泰勒教授明确指出了，这段时间，美联储利率的执行大幅度偏离了以泰勒教授所命名的货币政策规则。 　　偏离了规则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货币超发，市场上流动性泛滥，导致从 2001 年开始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速提高到接近 10% ，这都是有数据的。次级按揭这样的金融创新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由于银行信贷的供应过度，首先是货币超发，然后是银行信贷的供应过度，在美国制造了战后历史上最大的资产泡沫，这就是次级按揭支持下的房地产泡沫，这个也都是有数据的。 　　华尔街什么时候不贪婪？什么时候不想投机？它永远想投机，人天生就是机会主义者。华尔街有没有它的问题，当然有，但不是首犯，首犯是美联储，华尔街是从犯。首先需要反省的是货币政策。 　 　新京报： 但是华尔街的一些金融产品例如次级贷款、 CDS 的确是这次危机的直接成因，是否也应该监管？   　　 许小年： 现在大家都说金融创新过度，华尔街投机等等，这个要政府来监管，政府来监管我也同意，但是你别忘了，政府监管和市场创新都是既有收益又有成本的，在市场出事的时候人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政府要去管，但是大家想没想市场失灵的时候如果靠政府管的话，政府失灵了怎么办？   　　我们需要抛弃这种市场失灵靠政府的简单逻辑，要具体地分析政府监管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市场化的成本和收益，那么在监管方面出现的漏洞出现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这个要深入下去研究，不是骂一声华尔街的贪婪就能解决问题的。     

　　在两天的时间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拜访了脸谱（ Facebook ）、谷歌（ Google ）和甲骨文（ Oracle ）等公司，与硅谷的创业者、风险投资家以及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们进行了交流，围绕着硅谷的成功，探论企业和区域经济的创新之路。   　　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出席讨论会的美方人员一致认为，造就硅谷的是其独特的、几乎无法复制的创新生态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以斯坦福大学为骨干的科研人员、富有想象力的企业家和敢于冒险的投资家，建立了相互依赖、相互激发、风险共担和收益共享的密切关系。对此，风险投资家罗伯特有着深刻的体会。 　　罗伯特遇到一位不满 30 岁的女科学家，立即被她的研究成果所吸引，鲍鱼的硬壳是病毒的活动所造成的，病毒竟有如此神奇的功力，这实在太酷了！在并不知晓未来商业价值的情况下，仅仅因为“酷”，罗伯特投入 100 万美元，资助她的研究。   　　她还价到 120 万美元，他欣然同意。   　　在研究深入进行的同时，罗伯特遍访各个行业的专家，寻求这一技术的可能应用。最终在企业界人士的参与下，找到了用病毒制造半导体的方法，并进一步推广应用到天然气的液化。罗伯特认为，硅谷有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风险投资基金，紧邻创新企业，形成了外界不易观察到的“生态循环”。在周末孩子们的足球赛场上，家长们就可以达成投资某家创新公司的口头协议，或者为自己的公司雇到关键的技术人员。       伴随着“酷”的感觉，是改变世界的冲动，为此不惜承担高风险。“我不会为了降低风险而削弱未来成功的兴奋，”一位企业家兼投资家的硅谷资深人士说，“不要害怕失败，没有任何事情比失败让我学到更多的东西。”失败者在硅谷不是遭到羞辱的低能儿，而被看作是不走运的英雄汉。多少人放弃了大公司的体面工作和优厚薪酬，来到硅谷，为了更大的回报，也为了更大的梦想。     没有富丽堂皇的总部大楼，脸谱的创始人扎克伯格甚至没有像样的办公室。这个 27 岁的“阳光大男孩”穿着牛仔裤和 T 恤衫，坐在桌子上，和更像是同伴的员工们讨论改进产品的方案。会议室三面玻璃，桌子上 CEO 的举动一目了然。谷歌的办公楼也和市值 2000 亿美元的公司不相配，院子里的雕像既非总统，亦非圣徒，而是名叫“桥”的航海水手，寓意或许是“架设跨越海洋的桥梁”。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硅谷？彼得森总结为五条：企业家、投资人、研究人员、专业人士（法律、会计等）以及技术工人。说来说去还是人，人是创新的主体，建筑和设备可以构成整齐漂亮的科技园，却不能保证创新的发生，因为创新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一种世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精神和文化”。精神的载体当然是人而不是物。       荣耀与财富是创新的激励，残酷的竞争和淘汰则是对守成的严厉惩罚。在硅谷地区，公司的消失如同崛起一样迅速。甲骨文创业成功，如今是拥有 10 万雇员的全球第一大软件供应商。尽管已身家亿万，创业者们仍在市场的一线兢兢业业地工作，通过不断收购，结合内部的研发，从数据库的单一产品，发展到硬件、数据库、中间连接、软件和应用的完整产品线。创新方法的创新，使甲骨文避免了大公司的官僚主义和迟钝僵化，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保持了开拓进取的活力。     如何建设我国的创新经济？中美企业家承认，很难也没有必要照搬“硅谷五条”，当务之急是改善创新的生态环境，这就需要放松和解除对投资与融资的管制，提高对承担风险的激励，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创造开放与宽容的社会氛围。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今天这个会议的题目叫中国与世界，我没有看到比这个更大的题目了。如果比这个题目更大的话，就是世界与宇宙了。如果我们谈世界与宇宙的话，我也愿意谈。刚刚在看霍金的书，蛮有体会的。 　　中国与世界，谈什么呢？我想讲一讲，我最近到美国跑了一圈的感受。从媒体上、从我自己的参观访问，我感觉到潮流正在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已经从初期的恐慌中逐渐的恢复过来。在恐慌心理的支配下，他来不及思索，大火已经要把大楼烧塌了，只能看到一支救火队在这儿喷水，就是政府。人们把世界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全世界大政府回潮。现在的情况和1930年的大萧条我认为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西方各国知识界民众都是一致向东看，当时西方世界的重心是在伦敦、英国、巴黎、纽约。往东看，东边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似乎是最早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整个国民精神蓬勃向上，另外一个国家根本就没有受到大箫条的影响，人们以为西方世界的末日已经到了。最早恢复起来的就是纳粹德（音）国家，丝毫没有受到大萧条影响的就是苏联。今天我们看到的西方知识分子再一次向东看，以为世界未来的希望在中国。 　　今天我们这里有两位书记也当选了，这两位都是美国的大牌教授，一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负责人杰夫萨克斯（音）。我们看到潮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他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就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拯救就在政府，这个观点仍是主流的观点。世界的政府在借这样的机会积极扩展政府的职能，扩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我们也看到，欧债危机之中，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纷纷下台，最近的被选民赶下台的西班牙政党。重整财政，就是不再依靠政府开支，不再依靠政府救助金融体系，正好相反，要削减政府开支，要提高税收，要紧缩财政。这跟凯恩斯的教导是背道而驰。但是这样的政府当选了，不要说英国工党早就下台了，现在是保守党政府。在美国民主党政府还在挣扎，但是奥巴马的支持率每天都在下降。如果不是共和党不争气的话，恐怕明年奥巴马第二任是干不了的。但凡有一个像奥巴马那样有口才的人，明年第二任他就没希望了。 　　潮流变化的第二个标志，就是自由市场的呼声在逐渐高涨。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销量大增。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应该再版《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国内有两个版本，翻译的都不好。第一财经愿意再等的话，我愿意来做做校对工作。变化的原因是，在金融危机初期的恐慌过去之后，当人们静下来心思考问题的时候，发现金融危机不是市场失灵所能够总结的。就算是市场失灵，经过了三年的挣扎，政府已经是使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整个全球的经济还是无法挽回的下滑。有人说是二次探底，我觉得不是，还没有从一次探底中走出来了，实际上是08年金融危机的继续。几个月的复苏是因为政府大量的投入资源，像鸦片一样，使得病人的病体恢复。但病根没有除。政府的治病，短期像兴奋剂一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兴奋剂很快就过去了，全球的经济再一次下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QE到现在根本就没有用，已经失效到如此的地步，伯南克都不好意思推出QE3了。因为QE1、QE2的效果太差。我觉得不推出QE3是它明智的地方。QE在日本经济垮下来以后，日本多次执行QE，现在日本经济什么情况？利率等于零，中央银行继续注资，叫“死猫扶不上树”，不是中央银行向市场投放多少货币，而是这个猫根本就死了。如果不把这个猫救过来，你再扶它也上不了树。货币政策失灵，欧洲央行在减息，这是短期的措施，没有人相信欧洲央行减息能渡过难关，没有人短信。根本的病根是在于长期执行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潜力已经被用尽，今天的债务重压之下，欧洲各国都很难有所作为，必须要清理几十年中间积累下来的政府债务。就在于长期执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它已经透支了。央行发货币可以使部分的债务货币化，但是解决不了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问题和现金流问题。过去借钱借多了，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占GDP的100%。这都需要往里填真金白银，在这个时期怎么填？只能从纳税人身上。于是我们看到民众表现出非理性的行为，方面他们拥护政策的财政计划，一方面又不愿意多交税，这是欧洲纠结的根植所在。国有部门的工资高级不下，这都不是财富的创造，而是靠政府的发债，靠未来的人口来透支财富，现在透支不下去了，需要偿还债务了，于是大家就上街，上街有什么用？财政政策也走到了头，已经再拿不出钱来刺激经济。 　　中国的情况同样，从09年开始我们执行了极度松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4万亿到今天人们是黑箱。4万亿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今天都看到4万亿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高铁、电网大跃进，货币政策极度松宽，2010年广义货币在28%头一年的增长上又增长20%，发货币都发疯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没有通胀呢？肯定有通货膨胀。其实通胀早就见顶了，推迟到三季度宣布。 　　在全球经济下滑的时候，中国经济也在下滑，这一次我们再拿不出4万亿了，我这次我们不敢货币老虎松宽了。为什么我们拿出4万亿？地方财政由于缺乏数字，不知道地方财政目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一些零星到下面调研的感觉，地方财政已经相当紧张。几年间的时间，我们干出来一万多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融资平台上国家审计总署数字达到10万亿，达到去年GDP的25%。这个时候再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地方政府肯定掉链子，就看中央政府能不能拿出钱来。货币政策再也不敢发了。在政策方面，应对金融危机，应对的结果是短期的行为根本解决不了全球性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在耗尽了货币政策之后，各国政府都陷入窘境，武器库里再拿不出象样的东西来面对现在的情况了，没有办法了。在经济衰退的时期加税，和今年凯恩斯主义正好相反，以前是取得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已经没有余利了，在财政的压力之下，世界各国不得不执行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说来不是讽刺吗？今年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在衰退时期应该减少税收，增加开支。现在欧洲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以后过去执行凯恩斯执行得太坚定了。 　　坚定对市场的信息，缩小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它也没有资源进行干预了，也干预不了了。希腊政府不接受非常苛刻的救援条件，那好，你退出欧元。你想使用统一货币是有代价的，就是各国政府不能再乱花钱了，货币联盟是不够的，必须要进一步建立财政联盟。欧洲统一的梦想，现在看来是受到挫折。我并不这样认为，这个作者教育了欧洲各国，欧洲联盟有非常崎岖的道路摆在前面，你各国要做好准备，货币联盟是最容易的一步，也是最简单的一步，如果欧洲还想在联合的道路上走下去，必须要考虑从货币联盟走向财政联盟。英法两国希望把赤字的上限写进欧元的宪法，有强制的约束力，我觉得是财政联盟可行的第一步，能够跨出这一步。实际上就是宣判了凯恩斯主义的死刑，政府不可以通过扩大赤字的方式来刺激经济。你刺激的结果就是要拖垮欧元，货币联盟。从货币联盟走向财政联盟，财政联盟还不够，因为世界各国政府是由本国的选民选举的，必须要面对本国的选民，而不是面对欧洲的选民，因此从财政联盟下一个符合逻辑的进展，就是政治联盟。好在欧洲的政治联盟，现在实际上已经有框架了，就是欧洲议会。摆在欧洲面前的道路是非常清晰的，这一轮救援可以救援，有条件救援是在财政重整的前提下救援，然后进到财政联盟，然后再进的政治联盟，这是一体化的。还有就是分家解体，大家日子过不下去了，该不允许离婚吗？不允许离婚是很不道德的。意大利、西班牙、希腊都可以推出，欧洲可以考虑北欧和南欧，它们两个在文化上差异非常大，北欧是保守严谨，南欧是热情奔放。本来就很不一样，如果欧元进行不下去了，分家也没什么不可以。我觉得欧元分家会对金融市场造成极大的冲击，实体经济对欧元分家，我认为影响不是太大。 　　再往下发展下去，财政紧缩，意味着小政府，意味着政府退出经济，坚定对市场的信心。我刚刚从硅谷回来，拜访了几家公司，和斯坦福大学投资基金一同谈金融危机，谈金融复苏的希望。我感觉到起码在硅谷地区创新并没有停步。企业家、风险投资家仍然在寻找好的创新项目，一个创新公司仍然可以得到资金，只不过融资方面有所改变，因为二级市场不景气，通过战略收购这种方式增加了。硅谷地区的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都很有信心。我遇到一位知音，给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学生讲他创业的经历，我问他你对美国经济有信心吗？他说起码从硅谷的情况来看非常有信心，我们还在做事，还在投资，还在创业，没有信心的是美国政府。我说您的观点跟我的观点一样。我问美国经济怎么才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他说美国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把过多的资源导向房地产市场，为了讨好选民，增加房屋的自有率，造成的美国市场泡沫。这个观点跟我又是一样的，我们事先没有沟通过，完全在会场上碰到的一个人。我说美国经济怎么恢复？他说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过去也经历过，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把泡沫挤干。意味着什么？好多老百姓要失去他们的房屋，拍卖掉，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下降。他说把造成的混乱局面清理了，我们就可以恢复，他很有信心。我们所看的google、雅虎等等这些企业，现在运作的都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在环球经济中，有可能美国经济首先恢复，因为它的市场机制最健全，相对而言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最少的。恢复的信心在于市场机制，市场把过去的失衡、垃圾清掉，靠政府清，清不了。奥巴马跟选民说什么？说不要担心，你的房子我替你保住。奥巴马怎么保住呢？就去找银行，说贷款已经逾期了，不要收回他们的房屋。跟咱们的做法一样，叫做提高对坏账的容忍度。这是一个监管者说的话吗？奥巴马在做同样的事。为什么呢？保住老百姓的房子，就等于保住了奥巴马的选票。所以你让他清泡沫根本不可能，只有靠市场清泡沫。     我觉得美国经济可能是第一个恢复的，然后是欧洲经济。欧洲经济结构弹性不如美国，市场化程度不如美国。最后恢复的是中国，在恢复重新爬起来之前，我们还得往下走一段，然后才能够起来。不管是谁在前，谁在后，我认为经济复苏的希望，在于市场如何发挥作用，政府如何减少干预。谢谢大家。      （2011年11月26日在第一财经峰会上的讲话）

       只会破坏，这个民族无法前进 　　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社会，要以权利利益的利作为基础，不再以权力力量的力作为评判的标准。对垄断的国企，也采取社会赎买的方法，就像过去对资本家。解放初期的时候，为了拿到民营资本家的资产，你要付钱给民营资本家，这叫赎买。 　　将来你从这个国企出去以后，失业了，怎么办？我给你一部分股票，你可以拿着股息继续生活下去。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工龄买断，不都这样吗？将来垄断行业的改革，咱们也工龄买断，只不过价格付得比以前更高。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打破了这个行政垄断，社会生产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那么我们就有资源补偿他。不能再搞革命了，说你过去是垄断，我现在就像过去斗地主一样斗垄断。大家都要妥协，以暴易暴不会有新的制度产生。 　　要赦免，承认现有的权力和现有的利益。你要是查出身，查出身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但是这个大赦有个前提，就是在改革前提下的大赦。大赦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非常好的办法，要有这个大赦的机制在，你才能够减少改革的阻力。这个机制是人类的一大智慧(10.38,0.31,3.08%)。 　　大赦，这是洋人的叫法，中国人叫新老划断，或者叫做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或者叫做增量改革，都是一个意思。从今天开始，我们新增这一块，都按照新规矩，老的利益呢，先不要动他。照顾到现有的老的利益，咱们从新的开始，由增量一点一点地增加，逐渐地把老的这一部分稀释。这个是比较现实的路径。 　　你像美国人，对非法移民，他为什么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大赦？你不大赦的话，这些人全去贩毒走私，他没有正当职业可以从事。所以他每隔七年，把这些非法移民大赦，从今天开始，我不查你们过去记录了，过去七年间，你干什么我不追究了，你来到我这儿注册，成为美国公民，我发你一本护照，这就消除了社会动荡的一个根源。 　　一定要有国民理性，千万不能再像过去农民造反那样了，千万不能再搞义和团运动了，只破坏不建设。我们现在新老划断，着眼点是建设新体制。过去农民战争、农民暴动，它都是一股破坏力量，它不是一个新制度的建设。 　　只会破坏，这个民族无法前进。所以一定要有理性，这个理性是什么呢？这个理性就是，我们都相信，这样的改革会把社会这张饼做得更大，只要这张饼做得更大，每个人都会比过去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