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图片为经济学人某期《习近平塑造了一种丑陋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封面

经济学人是一份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周报,主要关注时事、国际商业、政治、技术和文化,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报刊之一。该报创刊于1843年,由经济学人集团拥有,在美国以及欧洲大陆、亚洲和中东的主要城市都设有核心编辑部。2019年,该报称通过数字媒体拥有了超过4000万读者,其中70%为男性。

中国数字空间收藏

时间馆公民馆

CDT视频 CDT播客 CDT大事记 404文库 CDT电子报 CDT征稿 版权说明

中国数字时代收录文章

华生 | 启动发审制度全面改革的枢纽

2012年04月26日 23:58:40   ——审批制转为披露制的总体规划与方案设计(下)     华生     定向再融资市场化是真正的国际惯例,也是发审制度根本改革的逻辑起点。再融资市场化是夯实股市价值投资基础、蓝筹股丰厚稳定派息以及A股股权多元化、合理化的根本措施。     中国特色的资产重组制度是绩优价低、绩差价高、小盘高溢价的股价结构扭曲的根源。无产业背景的借壳重组动摇了价值投资理念,使退市制度形同虚设,是中国股市好坏不分、黑白颠倒的祸首。重新设计资产重组和退市制度,是切断股市质量下滑釜底抽薪的断后一役。     废止新股发行的审批制,改为高门槛准入的披露核查制,是新股发行改革制度转换的核心。低门槛准入靠主观判断筛选必是审批制,高门槛准入核实通过自然是披露核查制。因此,统一规范的高门槛准入是审批制转换为披露制的枢纽。     在小盘高溢价的扭曲市场结构下,新股发行价无论高低,都不能避免二级市场投资者成为一级市场原始股东的提款机,建议在股改修订上市门槛和标准之前,暂停中小盘股的募集发行。     我们看到,扭曲的市场股价结构,是股市改革的制约条件和现实起点。大盘绩优价不高,源于分红回报不高和无购并空间,而这又受制于再融资发行的非市场化;小盘股垃圾股高溢价,则是扭曲的资产重组再发行制度的直接产物;而新股发行的审批制和小盘化,更进一步激化了市场矛盾,使问题更加错综复杂、积重难返。因此,发审制度改革需要整体规划,全面推进,审批制向披露制转变的枢纽是启动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环节。     再融资发行市场化是发审制改革逻辑起点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人对新公司上市取消审批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对已上市公司的再发行再融资审批却熟视无睹,甚至视作理所当然。其实,如果说现行新股发行审批至少是卡住了一大批多少可疑的拟上市公司,现在的再融资审批制度则可说是全无道理和漏洞百出。因此,与人们一般认为的相反,相对于公众还不了解和熟悉的新公司,信息披露相对充分透明和被媒体聚焦的已上市公众公司的再融资发行恰恰应当是发审制度市场化改革的逻辑起点。     我们已经指出,世界上并不存在自由上市的注册制,然而已上市公司的私募再发行再融资完全市场化的披露制,真正是国际惯例。在境外成熟市场上,私募再融资发行(即定向增发)一般是股东大会授权的董事会职责。上市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可以随时停牌增发股票,披露信息,并在发行完毕后在交易所登记备案,完全无需任何事先审批。对比A股市场,我们则必须在董事会决议之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然后还要像新股上市一样,聘请中介机构,提出完备的募集计划、用途,准备好拟投资项目的各项批准文件,包括项目立项、环保乃至用地的各项证书。不用说去准备这些只是拟文中还根本不知融资能否和何时批准的文件,不是造成无谓的浪费,就是逼着企业普遍造假。各种文件齐备后再送证监会审核。经过多次反馈修改满意后,再上发审会审核表决。发审会通过并正式通知企业后,才能开始真正启动募集资金的过程。因此走完这整个审批募集过程,往往需要一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而市场如战场,一年过后的市场形势早已大变,但无论情况如何改变、盈利与否,企业还必须严格按照当初上报的项目使用资金。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向必须再费时间走一套程序。显然,这种脱离实际、折腾和浪费相关方精力财力的计划管理办法,早该废止。     再融资发行审批带来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发行定价与实际募集资金时股票市场价格完全脱节,既刺激放大了再融资需求,又造成了极大的寻租空间。在股市低迷时期确定的定向增发价格,往往在股市高涨时可以有成倍的盈利空间,使增发成为输送利益的管道。所以和成熟市场在熊市时融资活动也停滞不同,在A股市场上熊市恰恰是融资再融资公告频出、锁定低价的最佳之时。反之,在股市高涨时确定的增发价格,一旦市场走低,公司又可以调低和修改发行价,甚至干脆放弃此次定向增发,从而使定向增发在认缴募集时成为吸引认购者赚取差价的游戏。为了多少遏制这种情况,定向增发锁定期的规定又人为增加对市场流通量的干预,造成市场上永远都有越来越多的限售股待解禁的压力。     有人或许担心,再融资发行的市场化,会否造成再融资的泛滥?其实恐怕恰好相反。其一,与新股发行开闸,拟上市企业供给源源不绝不同,能够再融资的只是符合条件的部分上市公司,数量有限。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正是再融资的审批制,造成发行定价与股票市场价的脱节,发行价对市场价的大幅折让刺激和放大了再融资供给和需求。如果再融资发行市场化,再融资企业必须找到在当时二级市场股票市价下愿意参加发行的投资者,也就是说定向增发的参与人必须和二级市场上的公众投资者一样,以同样的价格买入股票。找到这样的投资人,对每一个上市公司及其中介券商来说,反而都绝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本身就会对再融资发生抑制和平衡作用。 为了起步平稳,再融资市场化也可以从承诺稳定高分红的蓝筹股开始,逐步扩大。     应当指出,再融资发行的市场化,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有重大的制度溢出效应。     首先,中国股市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国有控股企业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中国股市至今难以形成真正的产业购并和价值投资的理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即便在股改之后,以央企为主的国有股,至今并未在市场上真正流通减持。相反,为了配合国家的稳定市场政策,央企还不时在市场低迷时增持。央企本来已经是高比例的国有控股,更高比例的增持对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加股市产业并购重组的空间,只有负面作用。这种一股独大从而使蓝筹股缺乏购并重组的空间和可能,对蓝筹股的二级市场估值形成了压抑。西方靠企业家创业出来的著名企业如微软、苹果,现创始人股份已微不足道,就是企业扩张中不断再融资导致股权多元化的结果。央企国有股东在2007年股市泡沫时也不减持,对A股和H股之间有明显套利空间也不作为的非市场行为,给A股市场带来了很强的行政色彩和价格扭曲。但央企在A股市场的任何减持都会被认为是对大盘蓝筹股釜底抽薪的沉重打击。与一般发起人股东不断减持相比,市场化再融资是逐步降低央企及一股独大的家族企业控股比重,又对市场影响最小的途径。     其次,鼓励价值投资的关键之一就是增加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回报,提高分红派息水平。我国现在银行股市盈率最低,分红派息能力最强,但囿于信贷扩张背景下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今年汇金公司还要求四大商行降低分红派息率,以提高利润留存比例,增加资本金,这与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和愿望恰好背道而驰。实际上各类企业都有投资发展与分红派息的矛盾。市场化再融资就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它使大型蓝筹公司可以像西方同行一样,按季进行稳定丰厚的分红派息,同时可以用灵活的市场化再融资随时满足自己的资本需求。有了稳定丰厚的分红派息,社保基金等长期储蓄资金不用号召自然就会踊跃入市,从而大大夯实股市长期资金来源的基础。总之,再融资发行的市场化,对提升A股的投资回报价值,不断降低A股市场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对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都有重大积极意义。     有人说,一边分红派息,一边大手再融资,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增加了投资者负担吗?其实不然。分红派息是所有股东包括广大中小投资者普遍受益,而以定向增发形式再融资,是向特定机构投资人筹款,这是两个不同的对象,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含义。分红派息是股东得到真金白银回报的渠道,而定向增发再融资是新投资人以二级市场股价加入的过程,是对投资者最少损害的股权扩容,二者绝不可混为一谈。     那么,过去大额再融资不是总会造成市场恐慌乃至下跌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原来瞄准差价、图谋只赚不赔的再融资审批方式的产物。在计划审批制下,再融资是一个长时间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首次消息发布到最后完成,成年累月使市场处于长期紧张重负之中。同时,奔着赚发行价与市场差价而来的定向增发认购者,一到锁定期满又忙于套现落袋,对市场形成威慑和冲击。而市场化再融资宣布之日就是资金募集完成之时。特别是股票市价的市场化募集,不是削弱而是进一步夯实了募集公司的长期运营基础。在募集后每股公积金和净资产通常都会显著增加。这样在熊市中机构投资人以二级市场股价入市,不会加剧反而会封堵股价下跌的空间,对市场有正面的提振作用。而在牛市中融资进入的机构投资人,则恰恰要自己承担市场高点的投资风险,因此,无论在哪种市场状况中,市场化再融资对二级市场的普通投资者都利大于弊。     当然,股本融资,特别对于高成长公司来说,有摊薄股权的作用,因此,再融资发行市场化的另一题中应有之义,就是上市公司的公司债发行市场化。只要不超过一定的资产负债率,发债应当成为上市公司自己的权限。公司信用债的大发展,是改变我国金融体系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发展直接融资,降低整体金融风险的主要渠道之一。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债融资仅为股本融资的20%,而美国同期公司债融资是股本融资的400%。现在银行系统享受垄断存贷款息差,同时还利用自己的垄断强势地位,不断直接或变相的提高贷款利率和服务收费。再加上长期贷款申请困难,且利息更高,迫使大量企业短贷长用,周转窘迫,给实体经济造成越来越大的负担和压力。我国有不少企业,就是因为银行提前收贷或还贷后拒绝续贷,造成资金断裂和走人破产。上市公司汇聚了国民经济中主要的优秀企业,信息透明度又高,应当是发行公司债的主体。     上市公司这样的优质客户从主要依赖银行贷款转为自主发债融资发展,既有利于扩大直接融资比重,降低金融风险,并迫使银行改变机制,走出去更多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又可以为广大投资者和储户提供明显高过银行存款的固定收益回报,成为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可靠桥梁。上市公司无需审批自主发债,这样可以根据自己资金需求的不同情况,择时择量随机发行。同时自己就会设计出各种可多次展期的短期债券,这样会大大降低上市公司的发债和利息成本。当上市公司自主发债成本显著低于银行贷款利息加总的实际负担时,上市公司弃贷发债会产生连锁效应,从而有力推动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和利率市场化的实现。有了各种不同期限的公司债流通,将不仅为各类投资者、储蓄者提供多样化的固定回报收益,上市公司本身的短期闲置资金,也可以有既安全可靠同时又大大超过银行存款的收益。由于现在证券市场各种监管和中介机构的责任增加,最终都会转嫁为上市公司负担的加重,因此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为上市公司减负就更为必要。上市公司财务成本的普遍大幅降低,对上市公司整体估值水平和分红派息能力的提高,都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退市与资产重组制度的再设计     退市制度现在终于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和共鸣。这是一大进步。我曾引用股神巴菲特的一句话:“没有破产的资本主义就像没有地狱的基督教”。基督教没有下地狱的威慑,人就会干坏事,证券市场没有下市,人们炒作永远乐此不彼。中国证券市场长期以来只生不死,只吃不拉,严重梗阻。因此,发行审批制度改革,退市制度的完善可说是破釜沉舟的断后一战。     其实上市公司下市比破产的难度要小得多。因为破产确实要面对和处理债权债务关系、职工下岗、人员安置,但下市只是从证券市场除名,股东失去了流动性,除信誉受伤外,对企业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无论创业板还是主板,制订和严格退市标准,比如针对普遍用救助补贴等手段规避三年亏损退市的,可以明确不是以经常性收益或公允价值出售资产扭亏的,不予确认,对扭亏一年又连续二年亏损的,适用退市等等即可。实际上,只要明确统一退市标准,监管部门并不存在面对具体的企业投资者和地方政府的难题。因此如果真如监管层所说,各方已有共识,那就已经不存在法律或实际操作的障碍。     有意思的是,在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讨论中,有很多人又突然对退市机制抱有特别大的期待,希望能用严格的退市制度来威慑和惩罚上市公司主要是其大股东,来解决包括新股发行质量等一系列问题。应当说,这种期待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世界上真正实行大规模频繁退市的是美国证券市场。美国这几年来每年退市的上市企业高达500家左右,约占市场上全部上市公司百分之七、八。近年来每年退市的企业比上市的还多,故上市公司总量不增反减。但美国市场上90%以上的交易集中在机构投资者,这和我国85%以上交易的是散户投资者所截然不同的。我国香港证券市场前两年也想对市场广泛存在亏损股、垃圾股进行清理、推行严格的退市标准,结果遭到市场各方面的强烈反对而作罢。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退市只是净化市场的最后手段而不宜作为常规手段。因为严格地说,退市主要惩罚的是中小投资者,下市后股票无法转让导致他们血本无归,是让他们用血的代价去认识小盘股绩差股的风险。对于犯错误或经营不善的大股东来说,除了丧失上市地位,损失反而有限,他们好赖融过别人的钱来解过自己的困。况且退市并非破产,退市后的企业仍然是大股东掌控,自己还可以接着搞下去。现在中国企业在境外被迫甚或主动退市的都多了,我们甚至看到一些企业把退市当作损人利己的手段,退市后自己依旧风光。     那么,为什么在退市也并非频繁的诸多境外市场,并未出现象A股市场这样的恶炒垃圾股和小盘溢价的现象?这其实主要是由于中国特色的资产重组政策。它允许不够IPO上市条件的企业,借壳垃圾上市公司,即所谓后门上市,然后通过注入或置换资产等种种资产重组手法,让乌鸡变凤凰,让黄土变黄金。在A股市场上不同时期股价升值最大乃至翻了许多倍的上市公司,一般都不是蓝筹优质企业,而是垃圾企业和盘子不大、方便重组的企业。这样,中国特色的资产重组就从根本上颠倒了股市中的价值评判标准:靠自身努力提高经营业绩往往要假以时日,而资产注入、借壳上市、则是迅速改头换面、业绩倍增的捷径。甚至一些停牌多年的僵尸公司,也可以通过这种所谓资产重组,借尸还魂变成美女。由于股市中赚钱、赔钱是最有效的老师,A股市场追逐垃圾、炒作重组、内幕交易、利益输送之风就这样盛行不衰。可以肯定的说,相较于退市制度,中国特色的资产重组,是中国股市好坏不分、黑白颠倒的更大罪魁祸首。     其实,中国本来不是没有退市制度,而且其退市制度的规定,虽然在世界上不算最严格,也还不算最松弛的。问题在于中国特色的资产重组规避了退市规则。“白马骑士”纷纷出手救援已到甚至已落下悬崖的垃圾企业起死回生。应当指出,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现行退市规则,还是退市了40来家企业,缘于这些企业实在亏损累累,负债太重,重组成本太高,因而回天无术。但股权全流通后,控股股东的股权也享有较高市场价值,这样就大大提高了重组收益,使以前许多病入膏肓的企业重组变得有利可图。所以恰恰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后,退市近年来完全绝迹,这决不是偶然的。应当说这也算是上次股改始料未及的一个副产品。     有人说,资产重组是证券市场的重要功能,收购兼并在国际成熟市场上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因此完全否定中国A股市场上的重组借壳也并无充分道理。这些人主要是混淆了西方成熟市场上有产业整合背景的收购兼并与我国借壳重组的本质区别。成熟市场上的收购兼并,或者为了产业整合,或者为了消灭对手,或者为了规模经济,因此无论是弱肉强食的收购,还是强强合并的兼并整合,都是有强烈的产业或实体经济背景的。它体现了资本市场在产业整合中的功能。而在A股市场上,这种正常和积极的功能,反而因为央企和家族民企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以及发股发债融资收购面临行政审批的不确定性和漫长时日,几乎没有实现的空间。我国的所谓资产重组,一种是存在关联交易的公司非整体上市,导致日后极易产生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的所谓大股东资产注入,最初是为了帮助负担很重的国企实现所谓优质资产剥离上市的产物,后者发展为一种不规范的非整体上市的模式。另一种是没有任何产业背景的所谓借壳上市重组,这又完全是借壳和IPO双重标准的畸形产物。显然傻子也知道,如果一个企业能够IPO上市,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优质资产注入一个僵死的躯壳,然后大方地去和原股东分享自己的权益。所以在一个规范的成熟市场,借壳一般是一个难以理解也绝不会流行的特殊现象,但由于中国A股实行上市与借壳的双重标准,才使借壳后门上市成为一种潮流,并颠覆了整个市场的价值投资理念。     从本质上说,鼓励优质企业借壳劣质企业的所谓资产重组,与当年为了帮助国有企业扭亏脱困的捆绑上市一样,都是用人为制造的行政壳资源为诱饵,造成社会资源的无谓浪费和劣化组合,与资本市场原本正常的优化配套资源的功能正好背道而驰。这种以场外社会资源浪费和错配为代价的重组,从表面上看似乎有利于改善场内上市公司的业绩,保护了投资失误的散户,有利于市场和社会稳定,实际上是引鸩止渴,颠倒了是非和奖惩标准,毒化了股市文化,是中国A股市场今天投机盛行、整体结构严重扭曲的根源。     因此很明显,对中国股市正本清源的制度变革,首当其冲的是应当实行重组与IPO不是所谓趋同而是不折不扣的同一标准。由于符合IPO标准的企业绝不会借壳,而有意借壳的企业必不符合IPO标准,从而在事实上完全封杀中国特色的借壳重组。所有重组企业包括所谓大股东重大资产注入的企业均应借鉴国际经验,先退市后重组,条件符合的企业以后可另行申请重新上市,并在退市时提供保护中小投资者可选择的私有化条件。显然,对非产业并购亮红灯会大大促进退市制度的有效实行。这样再同时辅之逐步严格和收紧的退市制度,就会使我国小盘股、垃圾股的股价迅速降温。实际上,当没有借壳重组可能时,这类公司的股票就会象境外市场一样必然会回归其真实价值,下降为几毛几分,逐步变得无人问津。这样也就为退市制度的严格执行创造了最好的环境和条件。因为就象人们更容易接受一个久病不治的亲人离世一样,投资者更容易接受一个价值已经完全缩水、不值几文的公司摘牌离市。     有了再融资发行改革的前哨战去夯实股市价值投资的基础,又有断重组严退市改革的阻击战,切断股市质量下滑的退路,对新股发行审批制的正面主攻就可以开始了。     从审批制转为高门槛的披露制     新股发行审批制度塑造市场的未来,也是审批制度的核心堡垒,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突破:     第一,制定规划和全面修订上市标准,从审批制转为有高门槛准入的披露核查制。     毫无疑问,新股发行改革的方向是大大减少乃至取消实质性审批,缩小有权机关的主观价值判断和自由裁量权,在信息披露充分的基础上,让市场本身去筛选和估价拟上市企业。但是很显然,在当前国内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成千上万的情况下,如果不想造成上市潮涌和市场巨幅波动,一年最多也只能上几百家企业(我们20多年总共只上了2000多家)。因此,即使放开闸门,也有个先来后到的选择问题。在现行审批制下,我们是靠保荐机构和保荐人的数量控制和渠道控制,人为限制住上报待批企业排队的长度,靠审批机关的口风尺度、拖延把关和封杀等等,调控上市节奏。减少审批和人为调控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个市场容量和供求失衡的问题。     这就回到了监管部门真正的职责。监管部门不应被淹没在每个企业的审批和代替投资者做价值判断,而是要做好总体规划、总量控制和上市标准的制订。每年市场能够容纳的新上市企业和融资总量,虽然没有绝对合理的数量,而且在熊市和牛市中也不相同,但一定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数。确定和把握好这个一定范围,是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监管部门的职责所在。国家经济发展有规划,银行间接融资有计划,唯独证券市场直接融资规模没有规划,新股上市走到哪算哪儿,显然就太过于随意了。     有了总量规划区间,接着就要制定标准。按我们现在的上市标准和门槛,如果放开审批和各种人为控制,以充分披露为基础,每年可新上市的企业以千家计,这当然是市场无法承受的。够门槛的企业太多而实际放行的量太小,这是我们这些年暗含的审批标准越来越高、监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这就和高考一样,上大学特别是上重点大学的名额是稀缺的。假如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为600分可以供求平衡,确定600分的录取标准就是我们的披露制。主管部门要做的只是设计出能全面反映考生能力的考试方法和试卷,监查是否作弊,如实公平打分。这样,600分之上的考生除了有特殊瑕疵,就有上重点大学的资格。随意被拒招就可以申诉。再有关系有权力的人,子女不达分数线,受托者也只能表示爱莫能助。但如果确定的门槛太低,比如说只有300分,够门槛的人要几中取一,这时高考录取就成了审批制。因为够门槛的人太多,取谁不取谁,完全变成了教育部门和招生委员会的自由裁量权。凡够300分的考生,录取你完全符合规定,不录取你,你分数再高也毫无办法。因为大家分数都够,你未被录取可能是被基于如创造性、主动性、道德、政治表现等无法量化但由招生委员会自己掌握的种种尺度导致的。我们今天新股上市的把关封杀,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在市场估值结构扭曲、供求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要么维持现行上市表面上的低门槛,实行实质性审批,给监管部门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要么大大提高上市标准,这样对所有达到门槛的企业来说,上市就多少成了履行诚实披露义务的核查和注册登记过程。换句话说,在中国当今市场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要大大减少乃至取消实质性审批,就必须大幅提高上市标准。这是A股在目前估值结构、制度、文化等各方面现实条件制约下,从审核制转为披露制的关键。     纽约股票交易所在美国市场的中国概念股遭普遍腰斩风波后,曾自豪地说,在美国柜台市场借壳的业绩存疑的中国民企,基本上不可能转板进入纽交所。因为它们绝大多数不够纽交所的海外企业上市门槛总市值7.5亿美元(单一市值标准类别),即47亿以上人民币上的市值。按纽交所平均10倍多一点的市盈率(实际上不少中国民企在纽交所上只有3——6倍的市盈率),即等于要求企业年利润额在4亿左右。显然,这是一般中小型民企所达不到的。被称为世界上唯一成功的创业板纳斯达克市场的门槛比纽交所低很多,但也设置了分门别类的门槛。有些门类下虽然没有盈利的要求,但也并不意味着就没有门槛。如在入门级的纳斯达克全球市场上,各门类的最低挂牌门槛都要求每股起价必须在4美元即人民币25元以上,至少有3-4名做市商,有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无盈利要求的企业由不少于400位公众持股的市值在1800万美元以上。这在美国机构投资者完全主导市场的情况下对无特色的小规模企业绝非易事。这是大量中国民企只能到美国柜台市场买壳的原因所在。美国市场由于是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上市没有几大会计师事务所、几大投行及知名律师行保荐非常困难,也不会有做市商愿意接受,故不仅上市成本高昂,通常要几千万元人民币,而且每年的上市维持费用佷重,没有一、二千万人民币根本下不来。这就使得规模较小的企业除非真正高成长,上市很不合算。像中国主板市场上占多半数的每年只有几千万利润的企业,如果去那里上市,由于估值低募资少,没有高成长市场不接受再融资,每年利润的一大块还得拿出支付上市费用,从而使上市并无什么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有相当一批中国民企铤而走险,造假做业绩,结果东窗事发,导致中国概念股去年在美国全面重挫的原因。     因此可见,较少实质性审查而注重信息披露完备性的美国市场,既靠违法违规后的严刑峻法,靠寡头竞争的中介机构高成本的信用背书,也靠上市门槛和标准的复杂设计,这样既不阻拦那些可能暂无盈利或还大幅亏损,但市场营销规模已很大、受到投资者欢迎的新兴产业龙头上市,又挡住了大量资质平平、发展前景一般的普通企业。所以美国经济体量是中国经济的 2倍多,证券市场发展了200年,仅有4000多家本土企业(另有2000家是外国公司赴美上市的企业)能够在美国三大交易所挂牌交易。显然,中国如果要向国际成熟市场靠拢,减少审批、寻租和长官意志,就必须如高考确定一个合理录取分数线一样,全面修订企业上市标准。标准定的适度、明确、具体,自然就大大减少了有权部门自由操作的空间。     上市标准的修订,当然首先最重要的是利润和销售水平。在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上,年度净利润几千万、销售额几个亿的企业,应当说一般不可能是任何细分行业的龙头或名列前茅的企业。同时标准还应考虑到行业特点和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如我国证券市场上散落那么多规模平平的钢铁企业,降低了我国钢铁业的产业集中度和规模经济,众多企业上市反而助长了我国钢铁行业资源配置的恶化,对这样的行业就应鼓励再融资使股权多元化,以促进收购兼并的产业集中,而限制新企业上市。在上市供求严重不平衡的今天,对所有存在关联交易的非整体上市,就应一律叫停。逼其整合出售资产,以符合上市条件。     此外,我国的PE腐败之所以猖獗,是与PE资金往往抢在上市前入股,完全瞄准上市套取暴利,持股时间仅为国际上的一半,并不承担风险和哺育功能直接相关。因此,对刚刚接受了大量私募资金入股的企业,新资金进入后尚未充分使用和见效,企业管理者对规模的急剧扩大也需要有个适应学习的过程,需要制定规定,要求私募投资到位与上市申请之间有个若干年的观察期。这样既符合企业发展规律,降低了日后上市买进的公众投资者风险,又可使私募名符其实,承受其应当承担的专业投资风险,避免为上市而抢道入股的PE腐败和利益输送。我们特别要改变现创业板名不符实,办成了又一个“小小“板、“小老”板的情况,可学习纳斯达克的办法:在统一标准中分门别类,以给各类创新型龙头企业留下空间。如可考虑修改“证券法”,对某些新兴产业中的龙头创新企业,只要销售额达到如几十亿、上百亿规模,信息披露充分,允许在亏损情况下上市。这样,今后类似新浪、腾讯、盛大一类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就可以早期就在A股挂牌,让国内投资者分享其成长增值收益。制订了这样一些明确标准后,保荐机构的工作就有了明确的指引,上市供求关系就无需行政干预也能平衡。门槛和标准的确定,如同高考出题打分一样,难免也有不合理和待改进之处,但规范透明,一视同仁,这就是披露制的真髓。     当然,一定会有人说,提高上市标准,大量不够标准的中小型企业怎么办?其实很好办,这就是场外柜台交易发挥作用的地方。多层次资本市场应当是越往下规模越大,这样证券市场才不会头重脚轻,基础不牢。如美国在纽交所、纳斯达克和美交所场内挂牌的美国和外国企业总共只有6000多家,而在场外柜台市场分级交易的企业则达13500家,约为场内的2倍多。这就是因为公募发行的资本市场不能光考虑融资者的需要,还要考虑投资者的风险和回报。中小型企业发展还很不持续稳定,适合柜台市场上专业投资者的投资,而不能一骨脑儿全推到场内来。对中国形成的散户为主的场内交易来说,这就更为重要。有了广泛发展的柜台市场,又有活跃的VC和PE,优秀的中小企业不愁找不到投资人。反过来,一个在初期发展阶段上找不到风险和私募投资的中小企业,无论自诩如何优秀,都不能不让人打问号,从而不适宜到场内来向散户投资者推销。我国证券市场早期上市的大批规模不大的企业,后来或经营每况日下,或成为永远长不大、对投资者无回报的小老树,或经多次重组炒作有的仍然奄奄一息,充分说明在拥有大量优质上市资源的我国,人为设置很低的上市门槛,必然增加鱼龙混杂和公众投资者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充斥着主观随意性的审核去为投资者把关筛选,并不能真正鉴别出优质企业,反而会制造寻租的空间。因此,提高上市门槛和统一规范的标准,是取消实质性审批,让市场本身平衡供求和投资者自主进行投资决策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说,在我国当前市场估值结构和供求状况下,各方面的条件和改革都未到位,大幅提高上市标准,才是从重融资转向着重投资者保护的实质性措施。以后中小盘股的估值合理了,市场供求关系缓和了,上市标准才能逐步降低。这样,从审批制向披露制的转变,就可以避免对市场估值包括中小盘板块的冲击,在股市总体平稳的状态中实现。     不言而喻,大幅提高上市门槛,必然严重损害大量不够门槛的融资者及其关联方利益,并极大地制约了所有相关官员乃至各类强势机构和权势者打招呼的权力,必定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坚决反对。但是唯其如此,新股发行改革才能跳出两难困境,在我国当前的各种制约条件下,既成功实现审批制向披露制转变,同时又在现行扭曲股价结构下,斩断源源不断的小盘股上市对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变相掠夺,使得A股小盘高溢价的扭曲结构,能够控制在现有存量的范围内得到校正和实现软着陆。现在已经有一些企业在香港台湾市场上退市后,转身来A股上市,企业一切未变,市值就翻了一、二倍,这充分揭示了在小盘高溢价的扭曲结构下,A股已经变成了相当多企业的融资者即原始股东们的提款机。实际上这才是去年以来随新股快速上市,投资者信心溃散的深层原因。因此有必要在上市门槛和标准修订之前,暂停中小盘股的募集发行。     第二,建立基于信息披露和统一规则的追责制度。     上市包装、业绩变脸和高管离职套现是当今新股上市后对投资者信心打击最大的系列事件。因此,应当在要求上市公司充分披露信息的基础上,建立一整套追责机制。对上市包装、虚假陈述、夸大其词的上市公司发行人、保荐人和其它中介机构,应当建立投诉、问责和索赔的整套规则和便捷通道。美国安然公司造假破产,可以使有百年历史的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垮台倒闭。我们也应制定一套追责制度,对造假违法的上市公司发行人冻结和罚没其股权,对相关中介机构处以罚款、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营业执照的各种处罚。因为中介机构如券商、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他们类同高考录取制中的监考和阅卷打分老师,在企业上市中扮演核心角色。我们还应强制性地要求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对企业持续经营和盈利增长前景作出预测,并作出预测与实际不符时对社会公众股东追加送股赔偿的承诺。当然也允许公开申明自己无法预测,以便投资者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对明显偏离预测的业绩变脸,应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的稳定性是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上市公司高管也应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任职承诺,或任职一旦发生不可预见的变动时,其所持有股份锁定期的承诺。总之只有建立起一整套规则严明的追责机制,才能扼制和震慑各种违规或渎职行为。     第三,减少行政干预,为上市公司及各类中介机构松绑、减负。     在信息披露充分和责任明确的前提下,要大大减少对上市公司和市场运行的各种行政干预,取消各种临时性的或不规则的措施。如对市场换手率或涨跌幅限制,要么完全放开,要么实行包括新股上市首日统一规范的涨跌率限制,而不应用随意的差异化管制办法,人为干扰市场的运行。再如市场经营状况瞬息万变,对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的过度过严管理,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人为降低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因此完全可以在信息披露及时准确的基础上由上市公司自主决策。市场化的募集资金,价格取决于市场当时的供求状况和反应,本不应有所谓计划募集和超募的概念,因此应取消对所谓超募资金的行政干预和管理。要大大放开对上市保荐人、各种中介机构包括债券评级机构的准入限制,以增加竞争,降低上市公司负担。对中介机构特别是券商、基金业务的各种捆绑和干预,也应在保障安全的条件下,全面松绑。这样来促进创新、降低证券市场的运行成本,提升上市公司的价值。     综上可见,实行从审批制向披露制的转变,涉及到我国证券市场制度构造脱胎换骨的改造,是一场意义不亚于一次股改即股权分置改革的重大制度变革。它对于改变中国股市的扭曲结构、夯实价值投资基础和长期健康发展,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在需要的只是对规划和方案的论证以及政府的决心和判断。 上一篇: A股问题的症结和改革路径的探索(…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阅读更多

韦森 | 哈耶克与弗里德曼

2012年04月27日 09:11:42    哈耶克与弗里德曼:货币主义错在哪里?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论之三      韦森      【内容提要】尽管哈耶克与弗里德曼都反对凯恩斯的经济学主张,即通过降低利息和增加货来实现充分就业,但哈耶克也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进行了持久的商榷,认为这种理论太“简陋”,没有揭示世界各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及危害。       1931年1月至2月间,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了4次关于“价格与生产”问题的讲演,宣讲了他以“哈耶克三角”所展示的商业周期理论,即时受到了极大的欢迎。随着这一系列讲演稿以《价格与生产》的书名英文出版,以及哈耶克受聘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他的写作、思想创造和职业生涯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对此,当时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约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曾指出:1931年《价格与生产》的出版,使哈耶克即时成了“冲入英美经济学家视野中的一颗耀眼的彗星”。对于这一点,哈耶克在晚年自己也曾回忆说,在“40年代中期,应该说我很自负,觉得自己很有名,是有过大论战的两位经济学家之一:一位是凯恩斯,一位就是我本人。       为什么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在20世纪30~40年代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这一方面是因为米塞斯-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洽;另一方面,1929~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西方各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各国政府领导人乃至各阶层的人士亟需寻求新的理论来解释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所前所未遇的那场大萧条来,寻找走出危机的政策应对措施。这就使得哈耶克当时较为新颖的商业周期的理论在30年代初在一开始就为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些青年经济学人所接受,其中有一些后来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有一些后来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如刘易斯(W. Arthur Lewis)、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勒纳(Abba P. Lerner)、塞尔登(Arthur Seldon)、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拉赫曼(Ludwig Lachmann),以及时在伦敦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沙克尔(George L. S.Shackle ) 等。当时,这些年轻人都参加了哈耶克的讨论班,开始都成了哈耶克的信徒——尽管后来大部分都叛逃到凯恩斯阵营中去了,包括罗宾斯本人,后来也改变为凯恩斯理论的信奉者,只有拉赫曼和塞尔登后来还信奉哈耶克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       当时的这一情景,也被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所注意到了。在他的煌煌巨作《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高度赞扬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这一本小册子的理论贡献。 熊彼特认为,哈耶克所构建起来的新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和工业波动理论,“在英美经济学界广为传播,并获得了任何严格的理论著作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巨大成功”。 熊彼特还认为,读者的好恶丝毫无损于它的说服力,而“起初出现的强烈批评性反应,无非是想削弱它的巨大影响而已。到后来,经济学界干脆对这一理论置之不理,而转向了其他领袖人物和其他话题了”。在一条注脚中,熊彼特还补充道:“ 尽管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著作也取得了成功——如张伯伦的《垄断竞争》,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且时间更久,最终影响也很大,然而,他们却并没有像哈耶克的著作那样令人叹为观止。凯恩斯的《通论》取得了无可比拟的、大得多的成功,……但主要是归因于以下这一事实:它的论证适应(implemented)了许多现代经济学家的一些强烈的政治偏好。而哈耶克在政治上则是逆水行舟 。”       熊彼特这里所提到的哈耶克《价格与生产》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商业周期理论最初所遭到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他的经济理论宿敌、时在剑桥执教且时为英国《经济学杂志》主编的凯恩斯。在回答哈耶克1932年在《经济学人》(Economica)上下两期连载的评他的《货币论》文章时,凯恩斯曾这样讥讽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事实上,这本书在我看来是我所读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杂烩之一。……它是表明一位刚愎自用的逻辑学家如何以错误开始且在一片喧嚣中收场的特例”。另外,哈耶克的另外一个好友弗里德曼也不喜欢和赞同哈耶克的经济学。譬如,1995年,弗里德曼曾一位哈耶克的传记作者艾本斯坦(Alan Ebenstein)说:“ 我要强调的是,我非常赞赏哈耶克,但不是赞赏他的经济学。我觉得,《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他的资本理论著作简直无法卒读。另一方面,《通向奴役之路》确实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他(在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是最伟大的 。”弗里德曼还具体解释道:“我从来没弄明白,他们(伦敦经济学院)为什么会对后来以《价格与生产》为题出版的那个系列讲座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我一直对它没有什么感觉。……他(哈耶克)从来没有完全摆脱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的影响。这些方法论观点的核心内容是:决定和验证理论的时候,事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关心的只是解释理论,而不去验证理论,因为他们认为,构成经济学基础的假设都是些不言自明之理”。       正如弗里德曼不喜欢不赞同哈耶克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一样,哈耶克也不赞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尽管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一样对二次战后西方各国政府所采取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扩张政策所导致的通货膨胀都进行了持久和尖锐地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但是,他也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经济学理论开了一些“横炮”,进行了一些学理性的商榷和批评。譬如,在1980年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的一篇读者来信中,哈耶克就说:“最近风靡全世界的货币主义,不过是给古老的‘货币数量论’安上一个好听的名字而已”。他还认为,弗里德曼以及“货币数量论”的主要问题是在于它过于“简陋”。这种理论“没有说明,货币供应量到多少才算是恰当的”。之前,在1978年出版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哈耶克也指出:“ 在我看来,货币主义理论在所有情形下都会面临到的主要缺陷是,它突出强调货币数量的变动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因而使人过分地只是关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债权-债务关系的有害影响,却忽略了向流通中注入和撤出货币数量对相对价格的结构所产生的更重要、危害也更大的影响。因为这会扭曲资源配置,尤其是会导致投资向错误的方向配置 ”。       在同一文章中,哈耶克还进一步解释道,尽管弗里德曼“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几乎在所有问题上几乎都意见一致,只有在货币政策上是个例外”。哈耶克认为, 弗里德曼“总是从统计数字、总量和平均价格水平的角度思考问题,实际上并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是由于扭曲了相对价格的结构才会导致失业。如果我们经历过长期通货膨胀,则由于价格结构已经发生了扭曲,因而必然有很多努力完全搞错了方向,那么,大规模的失业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正如弗里德曼批评哈耶克和米塞斯只注重理论的逻辑推理而不注重理论的实证检验一样,哈耶克素来不同意对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以至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辞世前不久,哈耶克还悻悻地说,他这一生只有两大憾事:一是没能对凯恩斯《货币论》中的观点展开更强有力和更有效的批驳,一是没有对米尔顿(指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文集》)进行批判。在哈耶克看来,弗里德曼的这本文集实在“是一部误人子弟的著作”(a dangerous book)。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是哈耶克的两个私交甚笃的朋友,也是他的经济学理论的两个终生宿敌。在20世纪人类经济学的殿堂中,似乎有着讲不完的这样的“经济学儒林逸事”。更为重要的是,对今天世界各国政府来说,尤其是对处在经济社会大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来说,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凯恩斯各自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都有着切实的当下可选择意义。            2012年4月22日星期日谨识于复旦 本文已经于2012年4月23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网络中文版 笔者的《经济学如诗》专栏, 见 http://cn.wsj.com/gb/20120423/WES075930.asp      上一篇: 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及其对今天…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阅读更多

汪丁丁 | 丁丁新作 常识缺失 这是发表时编辑修改后的标题 附议今年杭州品茗的印象

常识丢失 观察和模仿人类通有的习惯,我们不难拾回常识。 作者: 汪丁丁   发布于:2012-4-20《IT经理世界》 无疑,我们生活在一个常识被遮蔽的时代。于是,怎样拾回常识?这是一个问题。在我们能够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相信,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预备性的问题:什么遮蔽了常识? 汪丁丁 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由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习惯行为构成。只有绝小的一部分行为,哈耶克认为远远小于日常行为的千分之一,可以不依靠习惯。行为不依靠任何习惯,我们说,这样的行为是创造性的。要论证这一见解,只要想想“习惯”是什么。首先,每一个人的身体,是他习惯了的。其次,任何工具之于工具使用者,可视为身体的延伸。望远镜是眼的延伸,刀剑斧钺是手的延伸,车马是足的延伸,诸如此类。第三,身体生存环境除了物质部分,还有非物质部分,即事物之间的关系,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事实”。有我们习惯了的事实,有我们不习惯的事实。太阳从东方升起,这是我习惯了的事实。北京等大城市空气污染严重以致沿街散步弊大于利,这是我不习惯的事实。 习惯,与常识关系密切,与遮蔽常识关系密切。习惯其实是我们脑内演化形成的分类方法,从单纯的官觉“视听触嗅味”,到情绪的波动“喜怒哀恨惧”,及至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更抽象的观念结构。不难看出,诸如官觉和情绪这样的分类方法,主要由遗传决定,故不能有很大改变。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表明,在这方面形成的习惯,可以跨种族并且跨文化而保持一致,所以,不妨称为“人类通有的习惯”。观察和模仿人类通有的习惯,我们不难拾回常识。中医传统及其复兴,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通有的习惯。此外,在一系列疾风骤雨般的旨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政治运动中丢失了常识的知识分子,往往也通过这一方式拾回常识。不同于身体的习惯,关于社会关系和观念结构的习惯可以迅速改变,既可有显著的跨种群差异又可有显著的跨时空差异。古代典籍,现代人往往不懂。移民的后代,可获得完全不同于家乡的习惯。所以,性相近,习相远。 古人有常识,因为那时习惯与常识相去未远。如果习惯久已改变,我们从何处获得常识呢?这是现代中国人或迟或早要求解的最严重问题——既是社会的也是心性的。梁漱溟写《人心与人生》大约写了一辈子,至少那篇序言,他写了几十年。在那篇序言里,他宣布,要让世人懂得儒家伦理学,首先要写一部儒家心理学著作。因为,伦理学是理论,针对的是心理事实。事实早已丢失,谈何理论?他指的事实,以我对他的阅读和理解,就是古人心里的常识。孔颜对话,文字极少,绝大部分意义是由当时的情境显现的。然而,情境难以被文字记录和传承。故而,前辈的德行与理论,常常只有理论留给后代。这就很让后代为难,在维特根斯坦之前,我们只知道那是前辈留下的理论,穷经皓首,欲求通解。在维特根斯坦之后,我们知道,如果不能复原当时的情境,那些理论就什么都不是,因为意义消失了。 那么,常识就是伦理事实?伦理事实,依照梁漱溟所述常识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言说与情境的论述,就是人伦情境。最简单的人伦情境,例如,请客时人们围坐于餐桌的顺序。广义而言,在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忘记过“座位排序”问题。可是排序的规则,谁能完整地写出来?那些试图完成这一不可能任务的读者,不妨去读维特根斯坦1929年9月至1930年12月之间在剑桥大学的“伦理学演讲稿”。 情境是不可言说的,尤其是,古代伦理学针对的古代情境,早已被现代情境取代。那么,怎样拾回常识?换一个角度表述,我们缺乏的不是现代情境,而是古代情境,古代的人伦情境。反复端详这段文字,我意识到还应进一步澄清它的涵义。当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常识的时代里,我们要表述的是什么?在引发我们这番感慨的现代情境内,我们感慨的,有诸如“世风日下”或“物欲横流”这类意思,但若说我们希望返归古代的人伦情境,则又显牵强。古代情境早已逝去,任何成熟且合理的社会,都不至于一心向古从而放弃现代生活。这样,我们的问题或可转换为:怎样拾回中庸? 我注意到,当代西方社会并无普遍的“常识丢失”之感慨。与西方社会的同一时期相比,中国社会经历了100多年特别激烈的变迁。作为中庸的常识,就在这一过程中普遍地丢失了。革命时期,最容易丢失的教养,就包括中庸。革命之后,最迫切需要的教养,也是中庸。借助最近几年的教育实验,我意识到,这其实是当代中国德行教育的首要问题。 今年杭州品茗,湖畔居之外,朋友送的各类高档茶叶,以抽样调查的方式,我已“抽样”调查了几十次,龙井、白茶、毛峰、径山、猴魁、……,居然都不如我带到杭州来的一种信阳毛尖,细看商标,写着“新林玉露”,此茶,去年冬季至今年春季,我认为无出其右,故随身带到杭州。在杭州,今年品茗,我的体会是:茶的质量普遍不如去年,而去年似乎又不如前年和大前年,也就是说,杭州的茶,呈现每况愈下的局面。当然,民风不古,这是主要原因。两年前,我在湖畔居就已听到关于“催芽剂”和“量产”树种这类传闻,后又获得确证,想来,茶农使用这类“新技术”不止两年。茶叶越来越光鲜肥大压秤,也就越来越违逆品茶人和爱茶人的心境。价格随工资增长,但质量却与价格呈反比。这是典型的中国现象:因为体力劳动者的报酬增率远低于人力资本投资费用的增率,故而,长期以来,劳动的技术和品质,不能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市场原本不健康,更有严重的政府失灵,为富不仁者,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演艺二代、……总之是因教养严重不足而形成的各类“流氓二代”,越来越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激发仇富情绪。日久天长,如美国黑人孩子那样,学习成绩故意不好,因为“好”是白人孩子的特点,不值得敬重。若一个人毫无获救的希望,他为何还要奋斗?若一个阶级毫无获救的希望,他们为何还要奋斗?既然无望,不如醉生梦死,坑蒙拐骗偷,灵魂要下地狱的,先是你们流氓二代,然后才是我们“贫二代”。信阳的一种毛尖,怎么超过了杭州的龙井?杭州茶乡,汽车尾气的污染和人心的污染,我推测,是首要原因。探讨茶的品质,我不信任何茶学院士提供理论,我只信自己的味觉和嗅觉,这两种感官的敏锐,在我是天生的,故而对美食有一种基于感官直觉的判断。替朋友设想,我的建议,试着找到更好的安吉白茶,我的抽样数据显示,安吉白茶的品质,比江浙安徽出产的其它种类的茶,以更高的概率,更高。不过,仍不如我保存的那种信阳毛尖。最后,记住,不可相信任何考究的包装或名牌,只能相信你自己的味觉和嗅觉。拿到茶,靠你的味觉和嗅觉,自己判断。卖茶,必须允许消费者现场判断,然后才可讨价。照此发展,中国产品的质量,不要说永无接近日本产品质量的可能,甚至要低于印度和东南亚产品的质量。政策制订者必须明白,坐在办公室里制订全世界最严格的质量检验标准,无济于事。因为经济活动不是官僚活动,你必须懂得一些市场原理,你必须理解人均收入在每一阶段人们心里想着的是什么,穷人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想着的通常不会是富家子弟接受更好教育所想着的那些目标。所以,为了更高的产品质量,穷人孩子应比富人孩子有更好的教育。不过,为了有更高级的品味,富人孩子应有更好的教育(教养)。 下一篇: 经济学思想史研究班今天(最后一讲)的几张心智地图 注意最后一张图 中国仍可通过改善制度的质 变得更好

阅读更多

译者:经济学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到了拐点了吗?

6月7号,上海附近的一家橡胶厂的罢工工人与警察爆发冲突。“橡胶的味道令人难以忍受,”,一名民工告诉《南华早报》,“而我们连有毒气体补贴也没有。”同一天,为本田生产消音器和排气管的一家工厂也发生了罢工,这距离本田在另一家工厂以提升工资24%来平息早前的纠纷还不到一个星期。6月6号,随着一系列的自杀事件被广为报道,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 的老板称,深圳厂区的工人如果工作达到标准,每月工资可达2000元人民币(合293美元),约是之前基本工资的两倍。 中国因其拥有大量的顺从的劳动力而世界闻名。不过这些事件开始让人们怀疑这种夸张的说法。三月份,来自GaveKal Dragonomics咨询公司克罗伯·亚瑟(Arthur Kroeber)宣称,中国“剩余劳动力”时代已终结。早在三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已经提出,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很快会迎来用工短缺。 但中国的劳动力供应量依在增加。根据美国人口调 查局十二月份发布的一项研究项目显示,中国的适龄工作人口将从2010的9.77亿 增长到2015年的9.93亿(见左图)。不过在未来的十年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少年(15-24岁) 将减少30%。这些项目的结论正好与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的小范围人口普查数据相一致。不过却与《经济学人》在2008年9月6日的报道 (“ 失业人口储备大军 ”)不同,该报道认为20岁左右的青年人口将在 2015年之后才达到峰值。 在中国,劳动力的人口老化事关重大,因为年长的工人更不愿意前往那些依赖民工的沿海工厂。蔡先生统计过,在年龄16-30岁的村民中,有24%的人选择了移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年龄40岁左右的村民 只有11%选择了移居。“许多年来,企业都假设中国有无限供应的,廉价的,可随意替换的年轻劳动力。”克罗伯先生写道。 这个假设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1954年, 发展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先生发觉,亚洲有着劳动力过剩的乡村,相当多的码头工人和小商贩,还有“冲过来求着帮你提行李的年轻人”。 他总结道,“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劳动力几乎是无限的。”让资本主义繁荣生长的岛屿可以在勉力求生的劳动力的汪洋大海中浮现出来。只要这一结论还能成立,资本主义就可以扩展而不必提高工人工资:他们只需要给工人比在广大的内陆地区的辛苦所得多一点点就够了。但最终,经济发展会到达一个拐点。资本主义的触角将深入到只剩下农民的穷困地区,在那小商人、码头工人、行李搬运工都是短缺的。到了这一点,如果工资还不增加,经济就不再会增长。 蔡先生相信中国已经到达了这一“刘易斯拐点”, 这可以从更多自信的工人和日渐提高的工资看出。正如蔡先生和他去年同期预测的一样,这一改变“增强了工人与雇主对话协商的权利,因为工人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给雇主施加压力”。在本田和富士康,工人们赢得的加薪幅度少有地大。一些城市,比如北京,更是宣布本市的最低工资将提升20%。 如果工资按这个速度继续增长,这将标志着中国劳力市场的一个急转弯。 但是,这样的突变很难单用人口统计学来解释。虽然流动的年轻人口可能即将减少,不过依然比5年或 10年前要多,那时候的年轻群体非常少。在人口统计学上,那个婴儿出生低潮是对1958-1961年农村地区的大饥荒的反映,那场灾难让许多年轻人失去了作父母的机会。 拐点 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是否到了拐点。瑞 士联合银行集团的汪涛指出,工资的上涨实际上落在经济危机的工资停滞之后。靠工人们自己争取来的涨薪主要是弥补去年所失去的。中国的经济腹地依然广阔。大约40%的农村劳动力依然以务农为生,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大概只是其他产业的1/6。这个份额也同样在慢慢降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赫德理·查德 (Richard Herd)和他的同事认为,再过10年这一比例会降低至25%。 亚瑟先生提出了许多为什么工资能在拐点到达之前提高的理由。举个例子,“勉力维生”的工资本身被提高。“生存线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情况是不断变化的。”亚瑟先生指出。民工们现在不太愿意离开家乡,因为中国内陆地区的条件正在改善。““老家”现在有自来水、电、高速公路,甚至能接入互联网,”来自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哈继明说。 政府部门对返乡民工的一项调查显示,有30%的民工不确定是否要再次出门打工,而两年前只有24%的民工表示不确定。 亚瑟先生也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与内陆地区的“勉 力维生”的工资水平之间通常都有落差。在资本主义岛屿的遇到劳动力的汪洋大海之前,中间不是 “沙滩”,而是“悬崖”。为了诱使工人跨过这一悬崖,公司不得不付出额外的代价——毒气补贴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考虑到中国劳动力的年龄,补贴还可能上升。不过这同样不表明拐点已经到来。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拐点当然会来。当它到来的时候,工资会上升,资本回报会被侵蚀。不过正如亚瑟先生所说的那样,并不是只有工人会迁移。资本家也可以去那些劳动力丰富的地区。首先,劳动密集型工厂会搬迁至内陆。最终他们会全部离开中国,就像他们之前离开日本和台湾一样。别忘了,毕竟丰富的劳动力才是本田跟富士 康起初在中国开设工厂的原因。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CDS】六四馆

五月之声(2024)

【网络民议】主因是什么?主因就是您啊主席!

【网络民议】“今年夏天,你想收到什么礼物?”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浏览器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