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图片为经济学人某期《习近平塑造了一种丑陋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封面

经济学人是一份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周报,主要关注时事、国际商业、政治、技术和文化,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报刊之一。该报创刊于1843年,由经济学人集团拥有,在美国以及欧洲大陆、亚洲和中东的主要城市都设有核心编辑部。2019年,该报称通过数字媒体拥有了超过4000万读者,其中70%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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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丁丁新作 常识缺失 这是发表时编辑修改后的标题 附议今年杭州品茗的印象

常识丢失 观察和模仿人类通有的习惯,我们不难拾回常识。 作者: 汪丁丁   发布于:2012-4-20《IT经理世界》 无疑,我们生活在一个常识被遮蔽的时代。于是,怎样拾回常识?这是一个问题。在我们能够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相信,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预备性的问题:什么遮蔽了常识? 汪丁丁 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由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习惯行为构成。只有绝小的一部分行为,哈耶克认为远远小于日常行为的千分之一,可以不依靠习惯。行为不依靠任何习惯,我们说,这样的行为是创造性的。要论证这一见解,只要想想“习惯”是什么。首先,每一个人的身体,是他习惯了的。其次,任何工具之于工具使用者,可视为身体的延伸。望远镜是眼的延伸,刀剑斧钺是手的延伸,车马是足的延伸,诸如此类。第三,身体生存环境除了物质部分,还有非物质部分,即事物之间的关系,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事实”。有我们习惯了的事实,有我们不习惯的事实。太阳从东方升起,这是我习惯了的事实。北京等大城市空气污染严重以致沿街散步弊大于利,这是我不习惯的事实。 习惯,与常识关系密切,与遮蔽常识关系密切。习惯其实是我们脑内演化形成的分类方法,从单纯的官觉“视听触嗅味”,到情绪的波动“喜怒哀恨惧”,及至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更抽象的观念结构。不难看出,诸如官觉和情绪这样的分类方法,主要由遗传决定,故不能有很大改变。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表明,在这方面形成的习惯,可以跨种族并且跨文化而保持一致,所以,不妨称为“人类通有的习惯”。观察和模仿人类通有的习惯,我们不难拾回常识。中医传统及其复兴,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通有的习惯。此外,在一系列疾风骤雨般的旨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政治运动中丢失了常识的知识分子,往往也通过这一方式拾回常识。不同于身体的习惯,关于社会关系和观念结构的习惯可以迅速改变,既可有显著的跨种群差异又可有显著的跨时空差异。古代典籍,现代人往往不懂。移民的后代,可获得完全不同于家乡的习惯。所以,性相近,习相远。 古人有常识,因为那时习惯与常识相去未远。如果习惯久已改变,我们从何处获得常识呢?这是现代中国人或迟或早要求解的最严重问题——既是社会的也是心性的。梁漱溟写《人心与人生》大约写了一辈子,至少那篇序言,他写了几十年。在那篇序言里,他宣布,要让世人懂得儒家伦理学,首先要写一部儒家心理学著作。因为,伦理学是理论,针对的是心理事实。事实早已丢失,谈何理论?他指的事实,以我对他的阅读和理解,就是古人心里的常识。孔颜对话,文字极少,绝大部分意义是由当时的情境显现的。然而,情境难以被文字记录和传承。故而,前辈的德行与理论,常常只有理论留给后代。这就很让后代为难,在维特根斯坦之前,我们只知道那是前辈留下的理论,穷经皓首,欲求通解。在维特根斯坦之后,我们知道,如果不能复原当时的情境,那些理论就什么都不是,因为意义消失了。 那么,常识就是伦理事实?伦理事实,依照梁漱溟所述常识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言说与情境的论述,就是人伦情境。最简单的人伦情境,例如,请客时人们围坐于餐桌的顺序。广义而言,在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忘记过“座位排序”问题。可是排序的规则,谁能完整地写出来?那些试图完成这一不可能任务的读者,不妨去读维特根斯坦1929年9月至1930年12月之间在剑桥大学的“伦理学演讲稿”。 情境是不可言说的,尤其是,古代伦理学针对的古代情境,早已被现代情境取代。那么,怎样拾回常识?换一个角度表述,我们缺乏的不是现代情境,而是古代情境,古代的人伦情境。反复端详这段文字,我意识到还应进一步澄清它的涵义。当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常识的时代里,我们要表述的是什么?在引发我们这番感慨的现代情境内,我们感慨的,有诸如“世风日下”或“物欲横流”这类意思,但若说我们希望返归古代的人伦情境,则又显牵强。古代情境早已逝去,任何成熟且合理的社会,都不至于一心向古从而放弃现代生活。这样,我们的问题或可转换为:怎样拾回中庸? 我注意到,当代西方社会并无普遍的“常识丢失”之感慨。与西方社会的同一时期相比,中国社会经历了100多年特别激烈的变迁。作为中庸的常识,就在这一过程中普遍地丢失了。革命时期,最容易丢失的教养,就包括中庸。革命之后,最迫切需要的教养,也是中庸。借助最近几年的教育实验,我意识到,这其实是当代中国德行教育的首要问题。 今年杭州品茗,湖畔居之外,朋友送的各类高档茶叶,以抽样调查的方式,我已“抽样”调查了几十次,龙井、白茶、毛峰、径山、猴魁、……,居然都不如我带到杭州来的一种信阳毛尖,细看商标,写着“新林玉露”,此茶,去年冬季至今年春季,我认为无出其右,故随身带到杭州。在杭州,今年品茗,我的体会是:茶的质量普遍不如去年,而去年似乎又不如前年和大前年,也就是说,杭州的茶,呈现每况愈下的局面。当然,民风不古,这是主要原因。两年前,我在湖畔居就已听到关于“催芽剂”和“量产”树种这类传闻,后又获得确证,想来,茶农使用这类“新技术”不止两年。茶叶越来越光鲜肥大压秤,也就越来越违逆品茶人和爱茶人的心境。价格随工资增长,但质量却与价格呈反比。这是典型的中国现象:因为体力劳动者的报酬增率远低于人力资本投资费用的增率,故而,长期以来,劳动的技术和品质,不能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市场原本不健康,更有严重的政府失灵,为富不仁者,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演艺二代、……总之是因教养严重不足而形成的各类“流氓二代”,越来越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激发仇富情绪。日久天长,如美国黑人孩子那样,学习成绩故意不好,因为“好”是白人孩子的特点,不值得敬重。若一个人毫无获救的希望,他为何还要奋斗?若一个阶级毫无获救的希望,他们为何还要奋斗?既然无望,不如醉生梦死,坑蒙拐骗偷,灵魂要下地狱的,先是你们流氓二代,然后才是我们“贫二代”。信阳的一种毛尖,怎么超过了杭州的龙井?杭州茶乡,汽车尾气的污染和人心的污染,我推测,是首要原因。探讨茶的品质,我不信任何茶学院士提供理论,我只信自己的味觉和嗅觉,这两种感官的敏锐,在我是天生的,故而对美食有一种基于感官直觉的判断。替朋友设想,我的建议,试着找到更好的安吉白茶,我的抽样数据显示,安吉白茶的品质,比江浙安徽出产的其它种类的茶,以更高的概率,更高。不过,仍不如我保存的那种信阳毛尖。最后,记住,不可相信任何考究的包装或名牌,只能相信你自己的味觉和嗅觉。拿到茶,靠你的味觉和嗅觉,自己判断。卖茶,必须允许消费者现场判断,然后才可讨价。照此发展,中国产品的质量,不要说永无接近日本产品质量的可能,甚至要低于印度和东南亚产品的质量。政策制订者必须明白,坐在办公室里制订全世界最严格的质量检验标准,无济于事。因为经济活动不是官僚活动,你必须懂得一些市场原理,你必须理解人均收入在每一阶段人们心里想着的是什么,穷人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想着的通常不会是富家子弟接受更好教育所想着的那些目标。所以,为了更高的产品质量,穷人孩子应比富人孩子有更好的教育。不过,为了有更高级的品味,富人孩子应有更好的教育(教养)。 下一篇: 经济学思想史研究班今天(最后一讲)的几张心智地图 注意最后一张图 中国仍可通过改善制度的质 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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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经济学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到了拐点了吗?

6月7号,上海附近的一家橡胶厂的罢工工人与警察爆发冲突。“橡胶的味道令人难以忍受,”,一名民工告诉《南华早报》,“而我们连有毒气体补贴也没有。”同一天,为本田生产消音器和排气管的一家工厂也发生了罢工,这距离本田在另一家工厂以提升工资24%来平息早前的纠纷还不到一个星期。6月6号,随着一系列的自杀事件被广为报道,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 的老板称,深圳厂区的工人如果工作达到标准,每月工资可达2000元人民币(合293美元),约是之前基本工资的两倍。 中国因其拥有大量的顺从的劳动力而世界闻名。不过这些事件开始让人们怀疑这种夸张的说法。三月份,来自GaveKal Dragonomics咨询公司克罗伯·亚瑟(Arthur Kroeber)宣称,中国“剩余劳动力”时代已终结。早在三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已经提出,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很快会迎来用工短缺。 但中国的劳动力供应量依在增加。根据美国人口调 查局十二月份发布的一项研究项目显示,中国的适龄工作人口将从2010的9.77亿 增长到2015年的9.93亿(见左图)。不过在未来的十年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少年(15-24岁) 将减少30%。这些项目的结论正好与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的小范围人口普查数据相一致。不过却与《经济学人》在2008年9月6日的报道 (“ 失业人口储备大军 ”)不同,该报道认为20岁左右的青年人口将在 2015年之后才达到峰值。 在中国,劳动力的人口老化事关重大,因为年长的工人更不愿意前往那些依赖民工的沿海工厂。蔡先生统计过,在年龄16-30岁的村民中,有24%的人选择了移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年龄40岁左右的村民 只有11%选择了移居。“许多年来,企业都假设中国有无限供应的,廉价的,可随意替换的年轻劳动力。”克罗伯先生写道。 这个假设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1954年, 发展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先生发觉,亚洲有着劳动力过剩的乡村,相当多的码头工人和小商贩,还有“冲过来求着帮你提行李的年轻人”。 他总结道,“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劳动力几乎是无限的。”让资本主义繁荣生长的岛屿可以在勉力求生的劳动力的汪洋大海中浮现出来。只要这一结论还能成立,资本主义就可以扩展而不必提高工人工资:他们只需要给工人比在广大的内陆地区的辛苦所得多一点点就够了。但最终,经济发展会到达一个拐点。资本主义的触角将深入到只剩下农民的穷困地区,在那小商人、码头工人、行李搬运工都是短缺的。到了这一点,如果工资还不增加,经济就不再会增长。 蔡先生相信中国已经到达了这一“刘易斯拐点”, 这可以从更多自信的工人和日渐提高的工资看出。正如蔡先生和他去年同期预测的一样,这一改变“增强了工人与雇主对话协商的权利,因为工人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给雇主施加压力”。在本田和富士康,工人们赢得的加薪幅度少有地大。一些城市,比如北京,更是宣布本市的最低工资将提升20%。 如果工资按这个速度继续增长,这将标志着中国劳力市场的一个急转弯。 但是,这样的突变很难单用人口统计学来解释。虽然流动的年轻人口可能即将减少,不过依然比5年或 10年前要多,那时候的年轻群体非常少。在人口统计学上,那个婴儿出生低潮是对1958-1961年农村地区的大饥荒的反映,那场灾难让许多年轻人失去了作父母的机会。 拐点 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是否到了拐点。瑞 士联合银行集团的汪涛指出,工资的上涨实际上落在经济危机的工资停滞之后。靠工人们自己争取来的涨薪主要是弥补去年所失去的。中国的经济腹地依然广阔。大约40%的农村劳动力依然以务农为生,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大概只是其他产业的1/6。这个份额也同样在慢慢降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赫德理·查德 (Richard Herd)和他的同事认为,再过10年这一比例会降低至25%。 亚瑟先生提出了许多为什么工资能在拐点到达之前提高的理由。举个例子,“勉力维生”的工资本身被提高。“生存线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情况是不断变化的。”亚瑟先生指出。民工们现在不太愿意离开家乡,因为中国内陆地区的条件正在改善。““老家”现在有自来水、电、高速公路,甚至能接入互联网,”来自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哈继明说。 政府部门对返乡民工的一项调查显示,有30%的民工不确定是否要再次出门打工,而两年前只有24%的民工表示不确定。 亚瑟先生也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与内陆地区的“勉 力维生”的工资水平之间通常都有落差。在资本主义岛屿的遇到劳动力的汪洋大海之前,中间不是 “沙滩”,而是“悬崖”。为了诱使工人跨过这一悬崖,公司不得不付出额外的代价——毒气补贴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考虑到中国劳动力的年龄,补贴还可能上升。不过这同样不表明拐点已经到来。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拐点当然会来。当它到来的时候,工资会上升,资本回报会被侵蚀。不过正如亚瑟先生所说的那样,并不是只有工人会迁移。资本家也可以去那些劳动力丰富的地区。首先,劳动密集型工厂会搬迁至内陆。最终他们会全部离开中国,就像他们之前离开日本和台湾一样。别忘了,毕竟丰富的劳动力才是本田跟富士 康起初在中国开设工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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