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毫无悬念,中国政府将大幅调低经济增长率目标。当然,政府总会说这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和医疗保障等等。但是如果不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结果恐怕就是经济减速了,民生方面依然毫无起色。 　　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市场竞争的确会导致贫富分化。但中国社会的财产不平等,却主要来自权力垄断。成立垄断企业,抬高地价,增加税收,这些做法的实质,就是把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配给特定利益集团。因此,在中国能否发财,取决于企业跟政府走得近不近。房市和股市的确也制造了一些幸运的投机富豪,让人感觉能否发财主要取决于运气。但实际上,那些投机活动都是负和游戏,其规则就决定了大部分参与者必然亏损。 　　中国经济增速势必放缓,这是因为过量生产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以往那种重复建设的老套路,只会导致通胀,最终迫使储户承担资源浪费和不公平分配造成的损失。原因在于,人民不仅仅是没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手中的财产还要被变相掠夺。这才是政府不敢继续滥发货币的真正原因。 　　中国经济的四大推动力:出口、汽车销售、政府支出和房地产市场,目前同步低迷,任何一个方面都难以扭转。当然,出口疲软是外部原因造成的,是因为作为中国销售市场的那些国家经济不景气。要让它们恢复购买力,还需要很长时间。 　　有些可能的政策选择,比如说通过财务运作或者财政转移支付把资金输送给地方政府,都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核心动力在于银行信贷。由于主要的抵押物(土地)贬值,信贷就不可能像以往那样扩张。在推动房地产方面,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取代银行贷款。 　　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把财政资金投入到环保或者医疗保障方面,只会造成巨大的浪费。高铁很可能已经是近十年来最重大的举国工程了,采购环节也爆出规模惊人的腐败问题。那么到了环保这种支出管理分散的领域,资金浪费的规模恐怕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现在,不管中国政府想干什么,腐败都是最大的瓶颈。当然,现实生活中甚少有人做出正确的选择。降低经济增长目标,其实只是被动地接受现实,经济规模会缩水,原有的任何“格局”和“特色”都会照旧。 　　跟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比起来,中国人民可以说是最能干的民族,老百姓极少需要政府帮忙。欧美国家政府面临的那些困难,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政府有这样的老百姓,堪称全世界最幸福的政府。但是中国也有中国的问题,跟世界其他地方正好相反。其他国家政府害怕人民要求太多,中国老百姓害怕政府拿得太多。 　　只要人民的负担不十分过分,中国经济就会一片繁荣。1930年代,世界经济全面萧条,中国经济却高歌猛进。因为当时的政府效率低下,老百姓因此有了更多的行动自由。上海发展成了世界第三大城市。实现中国经济繁荣,并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老百姓获得了一点点自决权,成就不可小视,如果中国政府可以退后一步,给人民更多的自主权,十五年之内,中国必将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去年除夕 , 我在上海一间酒吧等待观看一年一度的壮观景象 ?? 海量的爆竹和烟花齐齐燃放 , 就在那一刻 , 我想吸一支雪茄。我问侍者酒吧里是否卖雪茄。他说 , 外面马路上有人卖。我走出了酒吧。果不其然 , 有个看上去是外来工模样的中年人身旁停着一辆自行车 , 车的一侧挂着一捆雪茄 , 全是古巴来的。帕特加斯四号 (Partagas 4) 每支 50 元人民币 , 大约是香港价格的一半。如此便宜的价格带给我的激动没能持续太久。不一会儿 , 我开始意识到真相 : 有人在上海的人行道上销售古巴雪茄可能不大对劲。这雪茄绝不是古巴雪茄的味道。   　　上个月 , 我在逛北京一家高档购物中心时 , 发现一家非常大的雪茄商店。我走进去 , 看到每一面货架上的古巴雪茄都高高堆到了屋顶。加湿器朝暗色的木货架呼呼地喷着白雾。在那里可以找到任何一种古巴雪茄 , 而且存货充沛。这个景象看起来令人震撼。可我接着发现了一件怪事 : 所有的雪茄看起来颜色完全相同 , 而且没有香味 , 就好像是我在上海人行道上买到的那支。   　　几天后 , 我试着去一家五星级酒店买一支雪茄 , 以前我在那里买过好多回。那家酒店已把雪茄搬到了大堂里的一间精品店。一开始 , 我真不愿相信 , 连这家店也在卖和我先前遇到的一样的没有香味的假古巴雪茄 , 所以闻了又闻。这家酒店的名声很好 , 但它销售的雪茄和我在上海人行道上买到的是同样货色。原来这家精品店被外包了 , 包给了一个精明的家伙。   　　这是中国新富阶层遇上的另一件令人不爽的事。在中国 , 你可能很有钱。但当你要享受美好生活时 , 你喝下去的是假拉菲 (Lafite), 吸进去的是假古巴雪茄 , 心里还要祈祷 , 它们千万别是有毒的。   　　包下一家开在五星级酒店里的精品店 , 没有几个非常能干的人是做不来的。在价格极其高昂的餐厅里出售古董级的 1982 年拉菲酒 , 也是如此。这样聪明的人 , 却参与到了造假的生意中。他们甚至打入了最有名的酒店。由于这种生意规模如此庞大 , 体系如此成熟 , 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当中 , 肯定有很大一群参与了进去。为何这么多有才能的人会做这种事？这样的人难道不能通过合法生意取得成功？这个现象 , 可以从中国的经济结构中获得解释。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今年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形势，我们怎么回避风险，抓住机遇。2012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 　　首先，回顾2011年，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各种矛盾暴露。从资源的短缺到生态的灾难，到宏观经济，不动产价格居高不下和泡沫破灭的可能，到通货膨胀压力的凸显，一直到社会问题上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各方面暴露出来的麻烦是非常多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人觉得它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据我观察，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到了一个临界点。小平同志1992年讲话以后，大力推进经济改革。2003年，党政领导意识到我们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体制还有很多的问题和缺陷，离我们原来在80年代设立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个决定在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改革的任务。 　　主要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所谓经济转型，十七大以前叫做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七大以后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个转变说的很笼统。特别是2010年党中央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胡总书记提出刻不容缓，这一年下来，投入很多，有些地方力度也很大，但是效果不是那么好。主要原因还是在体制方面，还是联系着一个所谓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包括转型也是政府主导的。2011年年末，好几个重要的新兴产业都爆发危机。 　　前两天一个无锡的朋友跟我说，他们那儿的光伏。还有物联网，等等。当然，我们有些方面有进步，可是成本太高。要持续的用这样的办法实现我们的转型，转型上一个大台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是增长的方式，成本太大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的程度深入到我们的基层。大众对于这种状况是很有意见的，甚至表现出一种愤怒。面对这种形势，在大众层面上都认识到不改变不行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变？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大众，另一方面是领导。从大众来说，各界人士，从普通农民工一直到知识界的人士，对这个问题看起来意见很不一致。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有很不同的认识。 　　另外一方面，理性的深入的讨论不足，互联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可以让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可是他也不利于人们做深入的思考，而且容易浮于表面，造成一种形式化的讨论。特别是这些年来，不管是有意图的还是自发的形成的民粹的或者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很容易阻碍问题的深刻思考。 　　至少在我们这个组织，50人论坛应该更多的开展，一个是切实的，不是做一些空洞的，煽动性的讨论，而是密切结合实际的，另外是深入的，而不是就现象发表一些感想，要理性的去分析和讨论，因为现象和本质还是不一样的。 　　看看美国的情况，西方国家它主要的问题是在20世纪以后，扭转了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状况，出现了一种大众的消费热。这个状态就造成了寅吃卯粮，美国的表现形式就是美元是国际主流货币，所以，它就发货币。 　　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劳动者的收入比重降低，储蓄主要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并不是居民储蓄。为什么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分配的结构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如果不能改变我们增长的模式，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提高储蓄率就提高了政府的收入。让劳动力变成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让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收入增加，他们的储蓄率提高，这样才能扭转过来。所以，怎么转变增长方式，减少贪腐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领导到底准备怎么办？现在有两个很强烈的有影响的意见，一种意见，国家资本主义，强政府，大国企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解决增长模式的转变，解决贪腐的问题。从生产上说，高铁就是个例子。从地方政府可以看到，现在全国普遍的是提高投资长度，报刊上说温州模式破产了，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模式不是温州模式。全国增长最好的地方，强政府，大国企这个战略应该到了极致，这是一种观点。 　　另外一种观点，还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更明确的。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大体清楚的目标，是不是按照这个目标。 　　这两种意见现在争论不休，不知道以后的领导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来说，我们50人论坛的同志们，可以在形成我们国家总的方针、方向上有所贡献。谢谢。 　　（ 2012年2月13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2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2012的机遇与风险——世界的动荡与中国的发展”。本文为吴敬琏教授在会上的演讲。）

马国川： 201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作为中国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您如何评价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 吴敬琏： 要认识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首先要理解谈话的历史背景。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和政治动荡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旧路线和旧体制的又一次回潮。 在两种思潮的激烈交锋和“开倒车”的活动积极进行之际，邓小平于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南方谈话打破了 “姓社姓资”的伪命题，为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 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接着，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整套实施市场化改革的方案。这意味着经过10多年的探索，中国改革终于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市场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马国川：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目标是否如期完成？ 吴敬琏： 经过实施“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中国在20世纪末期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建立起来。市场制度的初步建立，解放了长久为落后制度所压制的生产潜力，使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出口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一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 马国川： 但毋庸讳言，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问题也很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您曾把这种现象称为“两头冒尖”。近年来，这种“两头冒尖”的情况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敬琏： 我觉得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提。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国有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由于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便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当一部分资源的流向，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仍掌握着土地等最重要的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广泛干预的权力；一些重要行业也保持着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国有经济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制高点(一般称为“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多种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 马国川： 现在，有一些人把这种以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称为“中国模式”。他们认为，这种在强势政府掌控下的“半统制、半市场”的政治经济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而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吴敬琏：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有市场经济因素、又有大量旧体制残余的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它既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前进到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可能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正如前面所说，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这只是一种短期效应。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内需不足、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成功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低估本币汇率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现在，这些积极效应也已风光不再。和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经历过的情况相同，中国在经历了10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所有这些都警示人们：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 在1988～1998年，中国经济学家曾对转型期间日益抬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防止中国上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说的“亚洲的戏剧”。19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也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马国川： 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问题在于，新经济体制向哪一个方向继续发展：是逐渐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过渡，还是巩固乃至扩大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形成一种扭曲的经济体制？ 吴敬琏： 这就是20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经济改革的目标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 一种属意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即“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即“欧美模式”。大致说来，官员钟爱“东亚模式”， 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向往“欧美模式”。不过，在改革初期命令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得十分突出。而在命令经济已被全面突破，市场的规则又还有待建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他们要求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寻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对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要求维护从寻租活动获得的既得利益的人们来说，最合意的做法乃是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的可能性。 马国川： 所以，就像您在上世纪末期多次说过的，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事实说明，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大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也居于支配地位。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阻碍时，官商一体、“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和设租行为得到加强，“官商”、“官工”、“官文”、“官学”等五花八门的“红顶商人”和贪官污吏犯下种种罪孽，贫富差别因而扩大，社会上不满的情况则会变得强烈起来。 吴敬琏：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经济活动，造成广泛的寻租活动基础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如果听任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这种情势蒙蔽和误导大众， 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移到市场化改革的一般受益者——企业家、专业人员等的身上，也可以把大众引向歧途。 近年来，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腐败蔓延加剧、贫富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的讨论中，一些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极力要使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从腐败猖獗、分配不公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的“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马国川： 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虽然也与大众一起声讨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是他们找错了病根，也开错了“药方”，显然只能适得其反。可是，借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他们的主张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敬琏： 这是最值得警惕的。如果任由这种思潮发展，中国社会也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良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法国大革命)—1871(巴黎公社)—1917(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娜拉出走以后又会回到原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革命取得胜利后不久，中国又卷入“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人对人的战争”。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主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之类的终极目标，于是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极端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马国川： 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因为目前改革迟滞，所以这种悲观论调很有市场。 吴敬琏： 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中国是有可能跳出历史“周期律”，走上新的道路的。 马国川：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的问题以外，我们还面临一个改革与革命(暴力革命)赛跑的问题？如果延宕改革，不是没有发生暴力革命的危险。而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唯一办法，只在于加快改革。 吴敬琏： 是的。当务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舍此别无他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 （马国川 资深媒体人、作家，有《大碰撞》、《告别皇帝的中国》、《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