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 五常按：本文是《制度的选择》第一章《经济学的缺环》的第四节。 ） 我今天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幸发展，源于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推敲合约的选择时，举棋不定，引进了「卸责」（或偷懒），一个无从观察的变量。后来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其中有两段话写来大费思量： 「 任何合约组合着不同物主，牵涉到洽商费用之外，还有监管投入与分配收入的费用。这些费用加起来是交易费用，分成合约的交易费用看来要比固定租金合约或工资合约的为高。佃农分成，除了分成率的议定及履行的监管，还有土地与非土地的投入比率需要决定，种植的选择需要洽商。……固定租金或工资合约呢？租金或工资决定了，只需合约的其中一方就可以决定土地或非土地的投入与种植的选择。还有，佃农分成是基于产出的真实的量，地主必须监察实际的产量为何。这样，议订合约条款与监管行为，分成合约的交易费用会比固定租金或工资合约的为高。 「 固定租金与工资合约的交易费用排列则显得不明确。土地或大或小的监管费用应该比劳动力的监管费用为低。这是说，卸责（ shirking ）或偷懒的行为，在工资合约及分成合约均存在，监管费用不菲。另一方面，虽然卸责的行为在固定租金合约下不严重，土地与其他土地附带着的资产的维护，地主的监察费用会比分成或工资合约为高。这样衡量，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分成合约永远不会被采用。为什么会有分成合约呢？ 」 据我所知，卸责或偷懒等话题，这是第一次在经济文章中出现，而我在该文补加了一个长注脚，把 shirking 带到件工合约、餐馆付小费等合约去。后来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触发了委托／代理理论（ principal-agent theory ）的发展。 一九六八年阿尔钦造访芝大，师徒蓦地相逢，倾谈的时间当然多了。午餐时我跟阿师研讨卸责这个问题，举出当时困扰着我的抬石下山的例子：两个人抬石下山，合作一起抬每次的量大于两个人分开抬加起来的量。但合作抬石，甲会把重量推到乙那边去，乙亦会把重量推到甲那边，结果是每次二人合作抬得的总量会高于二人分开抬的总量（因为不这样他们不会合作），但会低于二人合作不卸责的总量。有卸责行为，二人合作的总量从何而定呢？ 广西纤夫惹来麻烦 一九七○年，多伦多大学的 John Mc Manus 到我西雅图的家小住。他正在用我的卸责思维写公司理论，我向他举出二战逃难时在广西见到的纤夫在岸上拉船，有人持着鞭子监管纤夫的例子。当时母亲对我说，持着鞭子的人是纤夫们雇用的。一九七一年，我的想法改变了，认为卸责无从观察，以之推出的假说无从验证。跟着科斯问我对卸责怎样看。我说想法改变了，认为这概念不管用。我可不知道， Mc Manus 的公司文章寄到科斯主篇的学报。后来该文延迟到一九七五年才在《加拿大经济学报》发表。其实不管作者是谁，我不会反对发表该文。 广西纤夫的例子后来在新制度经济学大行其道。 Mc Manus 说是我的， M. Jensen 与 W. Meckling 一九七六年发表的公司理论说是 Mc Manus 的，再后来一位澳洲教授竟然用我的名字为题，批评纤夫雇用持鞭者之说不对。其实麻烦的地方不是错，而是不可能错，于是无从验证，没有解释用场：卸责或偷懒无从观察，而法律的定义不论，究竟是谁雇用谁只有天晓得。当年香港大学要聘请新校长，同事问我意见，我说希望新来的知道是我们雇用他，不是他雇用我们。是说笑，但有谁可以证实我说的不对呢？ 卸责、敲诈、机会主义 一九七二年，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合作，以卸责为主题发表的一篇关于经济组织或公司为何出现的文章，说合作大家有利，但卸责的行为需要监管，有监管功能的公司组织于是出现。该文是最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发表过的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我不同意他们的分析，认为卸责无从观察，以之作为基础的假说因而无从验证。一九七八年， B. Klein 、 R.

（ 五常按：七年前香港花千树出版的《张五常英语论文选》要在内地以简体字出版了，为此我写了一个《神州版序》，先把此序在这里刊登，卖一下广告。还有，《制度的选择》的第一章刚写完，让脑子稍事休息是好事。制度或合约的选择是多年来我在经济学的主要耕耘。自己知得愈多愈深入的话题愈难写，战战兢兢，有举步维艰之感。有《神州版序》的替代之便，休息一个星期可让我舒一口气。 说到学术文章，这些日子每期在《信报》发表的、重写《经济解释》的三几千字的文稿，其内容的重量跟四十年前我在正规学报发表的一篇英语文章差不多。但昔日一年写一篇，今天一星期写一篇，难道是智商急升了？不是的。今天多想了数十年，很多观点没有用英文发表过，加上今天不需要遵守学报的规格，写来是比较方便了。 这本英语论文结集在神州大地卖得出去吗？以版税为生计可能饿死。自己不取版税，换来多了协助整理文稿的人手。也说不得笑：我的《佃农理论》英语原著的内地版，两年下来卖了万多本。我的估计，是《英语论文选》的内地销量会高约一倍。因为是共用品，从盘古初开学术思想不值钱，人类从事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一点好奇心而已。 ）   神州版序 《经济解释：张五常英语论文选》这本结集跟正在重写的四卷本《经济解释》是不同的，同学们不要混淆。前者是老人家壮年时写下的解释世事的英语文章；后者是老来综合前人之见与自己的心得，用中文下笔，有系统地全面阐释经济学的概念、理论与应用时的处理方法。前、后二者息息相关，同学们都要读。 北京中信要出版老人家的《英语论文选》，老人家当然高兴。虽是陈年旧作，今天重读历历若前日事，还是那样清新过瘾，还令作者有点惊喜，有点自豪。是     真的吗？自己真的曾经写过这些创意纵横的作品吗？ 说起来，跟前人相比，我这辈子搞经济学问占了很大的便宜。医疗发达，脑子保持状态甚久。柳暗花明，不需要为米折腰。战乱饥荒饿不死，能看到几个制度的演变。屡有奇遇，得到大师的教诲比任何人多。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数码科技的发达使修改文稿易过借火。着着占了先机，不跑出是无话可说的了。 当年选走街头巷尾的研究路向是选对了的。道不同不与为谋，这集子里的文章，发表前只有一篇通过正规的评审，而那些一再说以中文下笔不算是学术的高尚士，我不认为他们的英语文采怎么样。还是给自己一点功劳吧：在一门学问上我老老实实地拼搏了五十三年。不是什么纪录，但七十六岁还没有走下坡的迹象是不容易的了。 也有点伤感。这集子的第一篇，题为《经济解释：风起水涌，逐浪而行》，是一九八二年春天作为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的就职讲辞。讲前该稿给巴泽尔和弗里德曼过目，他们一致喝彩，说一个字也不用改了。当时我认为那风起水涌了二十年的经济解释如日方中，前途无可限量。没想到，今天回顾，就是在那时，经济解释的浪潮开始急速下降。我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这里不说也罢。 经济解释的浪潮是会再回来的。除了解释或推断世事，经济学没有什么值得学。这浪潮会在神州大地再出现吧。可不是吗？老人家发明的「经济解释」这一词，今天在中文网上出现无数次。是那么有趣的学问，这本《英语论文选》会示范得清楚。 中信要求我选一帧自己的摄影作品为封面设计之用。跟叶海旋商量了一阵，大家同意采用一帧题为《往事》之作。二○○六年摄于广西的黄姚古村，是我「封机」前的最后佳作。墙上的窗与光点，角落依稀见到的甘蔗，一个小孩静坐在门阶的阳光下，使我想起自己少小时在广西农村逃难时的日子。是的，从那时起我喜欢独自静坐，独自遐思，什么也可以想，什么也可以不想。后来长大了，在美国求学遇到教我的高人无数，我还是喜欢久不久走到四顾无人的园林独自呆坐。苦读是一回事，受教是一回事，毫无干扰的静坐遐思，天马行空地随意漫游，创意澎湃，要压也压不住，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经济解释的浪潮不再回来，经济学会遭淘汰！   张五常　　二○一二年七月

2012年06月28日 12:46:19 　　 哈耶克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分岔处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论之六 韦森     　　【内容提要】 虽然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同源于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和“自然利率”说，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理论结论和政策主张。哈耶克认为银行人为压低贷款利率到自然利率之下，是商业周期的根本原因；凯恩斯则认为，要通过操纵和调控银行利率，影响、引导和干预投资，使经济体系恢复充分就业均衡。       　　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在伦敦和剑桥之间曾发生了当时的两大经济学家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有关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的理论论战。这场理论论战影响甚广，波及面也很大。不但当时英国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罗宾斯（Lionel Robbins）、斯拉法（Piero Sraffa）等都直接参加了这场论战，而且美国、瑞典、奥地利和德国的许多经济学家也参与了其中。现在看来，这场论战不但催生凯恩斯的《通论》这部在20世纪对人类社会运行和经济理论发展影响最大的著作，也促使哈耶克殚思极虑地写出了《价格与生产》（1931）、《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1933）、《利润、利息与投资》（1939）和《资本纯理论》等一系列理论艰深的经济学著作，并由此与瑞典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一起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然而，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这场理论大论战影响深远，且对20世纪的人类经济社会的进程实际上影响深远，但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多年来关注和真正二人经济学思想和他们理论分歧到底在哪里的经济学家并不多。在国内，虽然大多数经济学人都知道有过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这场大论战，但他们论战的内容是什么，分歧点在哪里，现实的政策主张有哪些差别，乃至最后这场论战又是如何结束的，却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即使在国际上，尽管在论战的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双方阵营中在自20世纪50年代到最近几年都有多部凯恩斯和哈耶克传记的出版，但是即使一些经济学家关于他们二人的传记在计数和回忆他们二人的这场争论时，也大都是匆匆提到、语焉不详。这就导致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理解这场争论以及二者经济学理论观点和真谛的并不是很多。这说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以古典经济学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中，乃至当代宏观经济学中的各种凯恩斯主义学派（包括后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并不看重和认真研究以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而反过来一些奥地利学派的当代传人一提到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就成了他们“要强烈抨击”甚至“要打翻在地要再踏上一只脚”的对象，几乎众口一致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次世界的几次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乃至1973年石油危机后出现的“滞涨”现象全部归咎为西方各国听从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和采取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恶果。结果，论战双方阵营的一些当代传人，几乎都被自己的理论信仰和强烈信念遮蔽了自己理论研究和思考的视线，从而很少有双方的经济学家们去心平气和地乃至理性地去研究和探究对方的理论逻辑和话语。这就导致了现在的局面：一方面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大都不怎么去认真研读凯恩斯（这其中Gottfried von Haberler和Roger W. Garrison可能是两个例外，这两位奥地利学派背景的经济学家可以说既懂哈耶克，也懂凯恩斯，并能平和地和理性地分疏这两位20世纪最伟大的经学家的思想和理论差异），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为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家们（包括种种新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根本不怎么去关注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     　　目前，美国和西方各国深陷2008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衰退的萧条中复苏步履维艰；另一方面，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最近又呈现出经济增速下行的征兆。在此世界经济格局下，重温20世界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有关货币、利息、信用、资本形成和商业周期发生机理的大论战，重新认识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经济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和复苏机理，不但具有经济学说史上的理论意义，也显然有着极强的、切实的和巨大的当下意义。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知道，哈耶克的货币、利率、投资和商业周期理论，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同源于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Knut Wicksell）的货币经济思想，而“自然利率”（natural rate）则是魏克赛尔经济理论的基石性概念。然而，无论在理论论证上，还是在现实政策导向上，哈耶克与凯恩斯则截然相反。受米塞斯的影响，哈耶克认为，如果银行人为将信贷利率压低到“自然利率”之下，会导致过度投资和不当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结构的错配，从而认定货币政策是商业周期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解药。相反，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则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是经济波动根本原因，乃至是英国多年经济萧条的病根，因而凯恩斯主张，要由央行人为操纵并压低贷款利率，并通过政府引导和干预投资，改变企业家和人们的预期，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均衡。     　　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思想大致同源，且使用同样的经济学术语，但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政策导向。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又牵涉到一些更深层的问题：什么是自然利率？自然利率是如何决定的？这显然又回到了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魏克赛尔所使用的“自然利率（natural rate of interest）”概念那里去了。     　　从经济学思想史上来看，早在1691年，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写给英国一位议员的信的形式所出版的小册子《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中就使用了“自然利率”的概念。洛克认为，货币的借贷利率会围绕着自然利率上下波动，而自然利率取决于一国货币数量的多少以及一国货币数量与商业贸易总量之比。半个多世纪后，英国一位经济学家约瑟夫·马西（Joseph Massie）匿名出版了《论决定自然利率的原因》一本的几十页小册子，批判了洛克的货币明目论（朴素的货币数量论）的自然利率决定论，提出了“自然利率是由工商企业的利润决定的”观点，从而被马克思称赞为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到了奥地利学派那里，庞巴维克（Eugan V. Böhm-Bawerk）在1890年出版了其名著《资本与利息》，书中一上来就讨论了“利息”与“自然利息（率）”概念，提出“利息”可分为“自然利息”和“契约或贷款利息”（Contract and Loan interest）。庞巴维克认为，资本所得产品的价值超过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物品价值所获得的利润，就叫“自然利息”。     　　作为庞巴维克的学生，魏克赛尔在《利息与价格》中继承并发展了庞巴维克的思想，使用了“自然利率”（请注意他用的是“ 资本的 自然利率（natural rate of interest on capital）”）“贷款利率”两个概念，并提出了“贷款利率迟早总是要向资本的自然利率水平趋向一致”这一核心思想。按照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自然利率原初包涵了两重含义：（1）借贷以实物进行时的利息率；（2）借贷资本供求一致或者说储蓄等于投资时形成的均衡利率（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多使用“均衡利率”概念）。但问题和麻烦是，魏克赛尔在解释“自然利率”这一概念时，其含义一开始就比较含混。譬如，在《利息与价格》中，他把“资本的自然利率”首先界定为“不使用货币、一切借贷以实物资本形态进行时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率”，但在后来的《讲演集》中，他自己也放弃了这一含混的界说，他把“自然利率”认作为“正常利率”、“真实利率”，而实际上把它理解为商业利润，或用魏克赛尔本人的话来说，是“预期的利润率”。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本身含混不清，到了哈耶克与凯恩斯那里，他们侧重了两重含义一个方面的理解，发生了二人经济理论思路和政策主张的根本性分岔。     　　魏克赛尔原初的“自然利率”的含混，均被哈耶克和凯恩斯两人所认识到了。譬如，在1933年出版的《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的小册子中，当哈耶克谈到哈尔姆（G. Halm）对魏克赛尔自然利率的第一个定义（即“不使用货币、一切借贷以实物资本形态进行时有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率”）的商榷时，他说：一个社会的“单一利率（a uniform rate）只有在货币经济才能形成，因而[魏克赛尔]的这一分析整个并不成立”。尽管如此，哈耶克还是接受了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这一概念，并认为它是比“真实利率”（real rate）更为合适的一个概念。只不过哈耶克主要是从储蓄和投资相等时的均衡利率来理解“自然利率”的，这一点与凯恩斯在《货币论》阶段上对“自然利率”的理解是相同的。     　　同样，凯恩斯在写作《货币论》和《通论》阶段，也认识到了魏克赛尔“自然利率”概念的含混性。譬如，在第17章第6节，凯恩斯就明确地说：“在我的《货币论》中，我把可视为最重要的唯一利息率称作为 自然利率 ……即储蓄率与投资率相等的利率。我当时相信，我的定义是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的发展和明确化。”凯恩斯接着指出：“然而，我在当时所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根据这个定义，任何社会在每一个就业水平上都会有一个 不同的 自然利率。同样，相对于每一个利率，都存在一个使该利率成为‘自然的’利率的就业水平，即该经济体系的利率与就业处于均衡状态。……当时我还没有懂得，在一定条件下，经济体系可以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水平”。“我现在认为，过去被我当作在学术发展上似乎是有前途的‘自然’利率的概念，对我们现在的分析不再很有用，也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性”。由此看来，尽管魏克赛尔被经济思想史学界视作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或者反过来说凯恩斯素来被认为是魏克赛尔思想的忠实传人和发展者，但今天看来，事实却是在凯恩斯扬弃了或者说超越了魏克赛尔的思想和理论，才发展出了他的《通论》中所提出的国家“干预说”。     　　当然，魏克赛尔那里，已经初具了国家干预银行体系的思想雏形。譬如，在《利息与价格》以及《政治经济学讲义》中，魏克赛尔基于他的货币均衡论所提出的现实政策主张是，要不断变更银行利率，使贷款利率与自然利率保持一致。因为，照魏克赛尔看来，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是自发的，但会走向不均衡，因而主张银行在正确理论的引导下自觉地进行利息率的调整，以同“资本的自然利率”保持一致。凯恩斯在《货币论》中继承并发扬了魏克赛尔的这一思想，认定一个社会的物价是否稳定与经济是否均衡，取决于投资与投资是否相等，而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又取决于市场利率是否与自然利率是否相一致。因而，凯恩斯的《货币论》的具体宏观政策建议是，要对银行体系进行金融管理，操纵并调节银行利率，来影响投资率，以使投资与储蓄相等，把经济从萧条中恢复出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魏克赛尔被公认为是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先驱。     　　虽然魏克赛尔是国家干预银行和金融体系思想的始作俑者，他并不相信货币政策的万能。譬如，在他的经典著作《利息与价格》一书的结尾，魏克赛尔就警告世人说：“那些冀望从货币手段中出现奇迹的人，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公认的事实：货币并不会生儿育女——即使会的话，贵金属和银行券也是饥不可为食、寒不可为衣的”。尽管如此，魏克赛尔还是指出，“撇开这些不健康的幻想，遵循合理途径的货币改革，肯定是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之一”；由此他主张，“价格变动完全自由，只是在银行审慎计划的指导之下”。     　　同样接受了魏克赛尔的银行贷款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与差异会对消费品物价和生产资料价格产生影响，并最终会影响资源的配置和生产的结构，奥地利学派的中期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则得出了与凯恩斯完全不同的结论。基于对古典经济学传统理论的信念，即人类社会现代经济体系应该是一个自然过程，哈耶克却对魏克赛尔的思想做了这样的解读：“魏克赛尔的学说可以简要地说明如下，如果没有货币因素的扰乱的话，利率将会被这样地决定：使储蓄的供求相等。他把这个均衡利率（我宁愿这样称呼它）命名为自然利率”。接着，哈耶克还补充道：“只要货币利率等于均衡利率，则利率对物价的影响就是‘中性的’”，“从而保证了物价的稳定”。由此，哈耶克形成了他的货币理论的核心观点：“构成货币影响生产的理论分析之出发点的，不是货币价值是否稳定，而是货币是否保持中性”。 由此哈耶克得出了与凯恩斯完全不同的政策导向：如果经济萧条到来之后，如果央行和商业银行系统人为扩张信贷，创造人为的需求，“那就意味着，一部分可用资源再一次被引导至错误的方向，并使一种决定性和持久性的调整再一次受到阻碍。即使闲置的资源的吸收因此而加速，也只等于为新的纷扰和新的危机埋下了种子。”     　　对于用银行信用扩张和人为压低市场利率到自然利率之下的政策选项来避免危机的发生这一做法，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中说得更尖锐和和直接：“ 毫无疑问，各银行能够延缓崩溃的发生；然而，一如之前所指出的那样，一旦信用媒介的循环扩张不再可能，衰退之时就必然到来。于是，灾难遂告发生，而且，贷款利率被压低到自然利率之下的时间越久，不符合资本市场实情的迂回生产过程被采用的程度越大，结果将会越糟糕，而反市场趋势的力量也将更加强大 ”。     　　在《通论》中，凯恩斯曾指责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奇怪的”、“异常简单化”的理论推理。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思想史学界，也有人一直批评米塞斯－哈耶克的“经济危机理论”是一种纯理论推理，并没有现实的数据资料支持和史料验证。然而， 1929～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之前美国的多年的货币和信用膨胀以及通货膨胀，接踵而至的是多年的大萧条；乃至2008～2009年以来的这场世界性的大萧条之前美联储和许多西方国家多年的低利率政策，也没有阻止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的突然降临，难道不一次次印证了米塞斯－哈耶克的这种理论推理？同样，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格局中，再读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我们也真怀疑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这些话是对80多年前的西方社会而说的。     　　也许历史再一次验证米塞斯－哈耶克的推理是正确的？         　　 2012年6月10日初识于复旦 2012年端午节定稿 本文将发表于王志毅主编的《启真》杂志2012年第二期 上一篇： 英国病与凯恩斯的“货币三论”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 五常按：本文是《制度的选择》第一章《经济学的缺环》的最后第五节。 ） 我在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是合约理论及分析，算不算是新制度经济学是无关宏旨的。从一九六八年发表的《私产与佃农》到二○○八年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自己比较称意的作品全部是以合约为主题。没有刻意这样做，只是走上了一条通道就继续走下去。可幸变化多，自己认为有趣，有满足感。走这条路的行家奇怪地少，只我一士谔谔，新鲜的题材俯拾即是。要说的是，《经济解释》的前三卷牵涉到的主要是传统的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我把这些传统之见修改了不少，没有解释力的或可以被较简单理论替代的给我淘汰了。我喜欢简单的理论，但要搞出复杂的变化。在写前三卷的过程中我免不了在这里那里加进合约与交易费用的思维，跟传统范畴的分离因而再增加了。 需要补加一个理论架构 我认为在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马歇尔传统提供的架构相当完整，只是在收入分配这方面费雪的利息理论不能不加进去。马氏传统对成本与租值的概念掌握不足，漠视了交易费用，对假说验证兴趣不足——这些缺失大致上我作了修改与补充。还有的是，马氏的传统把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分开，我认为不对，简略地说过，本卷分析公司的合约性质时会再澄清。 本章写经济学的缺环，说传统漠视了合约安排这组重要现象，其实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约的一般理论，即是说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之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关于合约安排的理论架构。可惜为了一个头痛问题我迟迟不敢动笔。真的很难。每个人在局限约束下争取利益极大化是我接受的假设，没有意图偏离或发明新的。然而，单是二十世纪的史实，有好几次人类差不多毁灭自己。我不怀疑人类自我毁灭是可能发生的事，但每个人争取自己的利益极大化怎可以导致这样的悲剧呢？老师赫舒拉发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以星球大战的一个续集之名为题，称 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 （《黑暗的一面》），我对他说这名目起得好！这是以博弈理论处理人类的自我毁灭。师徒皆认为大悲剧可能出现，但徒弟认为博弈理论无从验证，因而不是好去处。 人类自我毁灭的合约安排 这就是问题。斯密的古典传统看不到悲剧；马歇尔的新古典传统也看不到悲剧。萨缪尔森说得好：「上帝铸造了什么？帕累托至善点！」原则上，一般而言，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只会改善社会，何来人类灭绝了？在马歇尔传统的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个理论架构下，无论局限怎样转变，除非遇上考古家说的灭绝恐龙的天灾，大悲剧不会发生。换言之，逻辑上，斯密与马歇尔的传统不容许大悲剧出现。然而，二十世纪的经验说人类自我毁灭是可以出现的。 我终于想到的答案，是大悲剧只能源于制度出现了问题，也即是合约的安排出现了问题了。这里的关键，是合约或制度可能带来大悲剧主要源于某些安排是众多的人不能不一起参与的，而参与后不能退出。你跟另一个人合伙做生意，破产收场，对社会不利，但为祸不大。数万人购买一间公司的股票，破产对社会更不利，但每个股民随时可把股票出售，退出，对社会整体的不利影响有明确的限度。然而，如果一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要参与一个组织的合约安排，不能选择不参与，也不能在中途退出——好比昔日中国的人民公社——大灾难可能出现。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合约安排，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约，国民要一起参与，退出走投无路，大家因而被捆绑在一起，是大灾难出现的一个必需条件。不是大灾难的足够条件，但是必需的。 我不要在这里分析那些不罕有的走投无路而又不能退出的合约或制度安排，因为这类安排必然牵涉到政治，我不懂。然而，要推出一个有一般性的合约理论架构，漠视不能不参与也不能退出那部分是美中不足。本卷写到最后我会猛攻一下「走投无路」的安排，以之回应行内朋友期待已久我写的国家理论， theory of the state 是也。 阿师之见提供架构基础 我要从阿尔钦的思维说起。阿师之见，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社会必有竞争，而界定竞争胜负的游戏规则是产权制度。阿师也认为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决定谁胜谁负的准则是市价。价格决定什么因而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通过竞争的胜负选择，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就被市场决定了。 从这个简单而又清晰的角度看产权没有科斯定律那样看产权来得那么震撼，但阿尔钦的看法提供了一个分析架构的基础，比科斯的远为容易发挥。作为后学我二者皆用。这里先从阿师教的发挥，从科斯定律发挥的是第二章的话题。我是唯一的得到阿尔钦及科斯亲自传授的后学——他们的主要学问大致上我都吸收了。是运情，天下只我一个。阿尔钦比我年长二十二岁；科斯比我年长二十五岁——前者教了我四年，后者是我的深交。没有一个同学或行内朋友有我的际遇。 只一种准则没有租值消散 发挥阿师的思想，我的延伸主要是三点。第一点，当年我首先想到的，是作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这是因为在市场交易，要获取他人的物品你必须自己先有产出，对社会有所贡献，才可以在市场通过市价交换。当时在西雅图华大我跟巴泽尔研讨了多次，想不出不会在某程度上导致租值消散的任何其他准则——从排队轮购到论资排辈到人际关系等等的可以决定胜负的准则，某程度必有租值消散出现。你建议市价之外的任何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我可以告诉你租值消散会在哪里出现——这是当年巴兄和我的共识——只有市场的交换价格推不出租值消散。 这就带到后来我写公司性质时的一个意识：市价的采用是一项相当奢侈的玩意，因为产权的界定、合约的履行等的社会或交易费用不菲。在社会的所有经济活动中，能通过市价决定胜负的只是一小部分。这也使我一九八一年推断中国会走的路时，采用的简单要点，是只要社会或交易费用略为减少，增加了一点以市价为竞争准则的经济活动，在国民收入的比例上租值消散会大幅下降，经济增长可以一日千里。当时舒尔茨、贝克尔、弗里德曼等大师不同意我对中国的推断，我无从向他们解释我用的是他们不熟识的思想范畴。是的，一九八一年我清楚地看到减低租值消散或减低社会费用的局限转变在中国开始出现，而又认为这转变将会持续。 竞争不可以没有约束 第二点，源于阿尔钦及奈特的思维，是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我跟着想到毫无约束的竞争必会导致庞大的租值消散，足以导致人类灭亡，因而想到减少租值消散是社会的一般取向。虽然早知这点，但要经过长时日我才能把约束竞争的社会局限分为四大类：一、私有产权；二、论资排辈；三、管制规例；四、风俗宗教。 竞争一定要有约束这个观点，中国的经验给我很大的启发。一九七九年到广州一行，见到当时盛行的走后门与干部的等级排列，示范着差距很大的收入享受，让我耳目一新。我当时的意识，是生下来人的天赋就不平等，在一个废除私有产权的制度下，人权一定要不平等才可能达到社会的均衡。几年之后，这观点得到明显的改进：以等级排列权利，是在没有产权约束竞争的情况下的一个需要的安排，因为可以协助减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带来的租值消散。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是从以等级排列权利转到以资产排列权利那边去，租值消散因而下降了。为何会成功地转换了竞争准则，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那小书内有详尽的解释。 所有竞争约束可从合约看 最后一点，算全部是我自己的吧（一笑）。这点是：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而这些约束可以看为合约的安排。 私有产权、论资排辈、管制规例、风俗宗教等，皆可以看为广义的合约安排，因为这些是约束着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需要互相遵守的行为，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强迫接受的。合约的存在不一定要有市场成交。从合约的角度看约束竞争重要，因为产权的理念往往来得抽象，相比起来，合约的角度是比较直接地带到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些方面去。不是说所有竞争的约束都要从合约的角度看，而是说可以这样看，好些时这角度看得比较快，也比较清晰。 这里同学们要小心了 。产权与交易费用是约束人类行为的局限；合约安排的约束也是局限。后者的变化源于前者的变化。有时我喜欢用前者，有时喜欢用后者，但不能二者一起用，因为是重复了。 一人世界没有社会。没有社会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产权的问题因而谈不上。没有社会不会有交易费用，也没有租值消散。在好些情况下，把社会或交易费用作为租值消散看可以把问题看得清楚一点。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约束竞争的费用看作社会或交易费用，也即是可以看作是合约安排与监管的费用了。上文说过，合约是为约束竞争而出现的。 本章以《经济学的缺环》为题，其主旨是说传统经济学对合约的漠视，带来的不幸效果是人类因为竞争而出现的多种行为我们解释不了。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的困境。今天我们有了长进，虽然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很失望。如果同学们能用心细读《经济解释》的前三卷，会察觉到我对市场与生产行为的解释跟传统的解释有很多地方不同。这是因为在写前三卷的过程中，我不断地以合约及交易费用的思维来填补传统的互相矛盾或一片空白的地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