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吴敬琏解读十八大:结束改革路线之争

[提要] 谈到城镇化问题,吴敬琏表示,政府主导的用大量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支撑的城市化,就是摊大饼。这样建立起来的城市营运效率很低。北京就是一个例子,从政治到经济各种各样的机关、企业,很不专业化地堆在一个城市里面,使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非常长。堵车、污染都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个城市的运营效率变得很低。    十八大的重大意义在于选择了正确的顶层设计   今天想要跟大家共同商量这个事情叫“重启改革,正当其时”。实际上讲讲我个人认为怎么重启。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改革的路上,站在什么节点上,我们今后应该做些什么?先从刚刚闭幕不久的十八大讲起。我认为十八大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为什么它具有重大意义?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看来,就是在过去几年的两种顶层设计,或者用过去的话来说,两种顶顶层设计之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意见。过去一些年,我们经济上社会中各种矛盾积累起来了,而且正在激化,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中国想出去,看起来大概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线向前进,建设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或者叫做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是顶顶层的设计,大的设计。另外一种就是从本世纪初渐渐的发展起来,而且在前两三年,似乎在社会上,在舆论界,甚至在民间渐渐的变成了占有优势的一种思路,一种顶层设计,顶顶层的设计,这就是开始叫做顶层共识,后来叫做中国模式。英国的《经济学人》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我们东亚国家的说法叫做维权主义的发展模式,就是用一个强势政府大的国企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的增长这么一种发展模式。   这两种观点,两种方向,两种顶顶层设计在过去几年中有激烈的争论。那么,十八大我认为它的最重大的意义就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顶顶层设计中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正确的方向正如十八大最近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方向。当然,不仅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品质,包括建立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样的内容。   这样就把重启改革,重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了。但是,在我们欢呼这种重大成就的同时,我觉得我们要非常冷静地考虑到确定这个顶顶层设计,确定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方向并没有完成我们所要进行的事宜,它只是一个重启改革的第一步。比照过去的经验,我们如果说有全面改革,这是第三轮了。第一轮可能是80年代中期,一直到1988年的国家体改委做的中期改革规划,但是很快就因为出现了1988年的经济不好,1989年的政治风波,就没有执行下去。第二轮是执行下去了,这就是从1990年12月邓小平提出要继续改革,要搞市场经济开始,到1992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1993年的11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所谓50条决定,选择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点方面和这些重点方面改革的方案,并且把这些改革方案汇集起来成为一个总体的设计。从1994年开始就执行这个总体设计,当然在执行过程中很多调整,接着是1997年补了一个课,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基础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公有制为主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写入了《宪法》,正是这一轮改革,它奠定了我们在世纪之交中国经济能够崛起的基础。   比照过去这些经验,我们要做全面的改革必须完成三项工作,第一项就是确定改革的目标,当年叫做目标模式,现在叫顶层设计,或者叫顶顶层设计。第二件事儿就是要制定重点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就是要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那么,从这个比照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现在在哪一时间点上呢?后面的事情还很多,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儿它的难度也许比起来一个比一个难,对第一个目标确定来说。   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到第二布局,所以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整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要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是中央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的建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十二五”规划,它是针对什么问题的呢?就是现在市场经济是有非常复杂,非常精巧有非常巨大的一个系统。   所以,一方面它是不能够边设计边施工,我们过去习惯这种做法,现代市场经济可能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体系,你就很难边干边想。有人说,是不是经济工作会议最近也说了,允许摸着石头过河,我一琢磨,为什么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说的积极一点,就是说应该鼓励基层的、地方的制度创新,不能禁止压制基层的创新。可是,这种创新一定是在一个大的目标、大的方向下的。比如我这种创新是不是加强所谓中国模式,加强强势政府,加强海量投资的搞项目来提高GDP的增长速度呢?这个好象会有问题了。就是说,我们这几年来,我们地方有好多创新是很有意义的,比如上海市退出竞争性部门的计划,上海发起的营改增,还有广东的简化工商企业注册手续、清理审批制度。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基层创新,这种创新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它有价值?而且提出来以后得到了各个地方,甚至中央机关的支持呢?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个大的框架下、大的目标、大的方向下进行的创新。这跟我们改革初期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已经整个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只要是能够改进,一切办法都可以用,那个时候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原因,就是重视顶层设计和中体规划。   另外一个是大系统,这个大系统,你对它的设计不能够以各个子系统各自为政,然后拼起来变成一个体系,这样的体系是无法运转的。这就跟我们为什么最早提出顶层设计来,就是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搞电子政务,各个机关、各个地方都搞了自己的系统,它专注于买谁的电脑,用谁的操作系统,买哪些外围设备,结果这个全国的系统建立不起来。所以,我们信息的专家们就提出说这个网络工程里面有一个词叫做“顶层设计”,意思就是你要从顶层开始向下一层一层的设计,这样各个子系统之间才能互联互通,才能协调。   所以,到了“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就引用了当年我们在建设网络的时候曾经有过的一次讨论,用了一个简化的表达,就是要重视顶层设计。我想我们现在也是这样。那么,怎么来做呢?我想应该是这样,首先就是问题导向,从分析我们当前突出矛盾它的体制性原因入手去分析它,然后就能够明确改革的重点和这些重点改革的主要内容。这是第一件事,可以从这里入手。第二就是把这个研究综合起来,围绕完善竞争性市场体制这个中心,作出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经济、市场监管、行政改革、法制体系等等方面的改革方案,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的改革方案。最后还需要有一个很权威的机关,党和政府的权威的机关,把各项改革方案、每一个方面的改革,也可能再提出不同的方案,加以比较,加以筛选,而且要根据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包括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关系来提出经济改革和税制改革的总体改革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只有解决体制性障碍 才能提高城镇化效率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城市化。一方面我们这个城市化的水平还很低,因为从人口来说,占51%,而且这个里面有一部分没有真正的实现城市化,因为我们大概有2亿农民工和农民工的子弟,他们并不具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就业所需要具备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个城市化需要加快,它确实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需要加快。但是,另一方面现在这个成本已经很高了,效率已经很低了。那么,就出现一个很大的矛盾,在这个城市化的问题上。一方面需要加快城市化,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内容。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这个效率有两个效率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就是城市化本身的效率,大量的投资投入,大量的土地投入,而实现的城市化水平要按人的城市化,城市化的内容当然是人的城市化,但是按人的城市化来说,它实现的不是很高,所以效率是很低,这样是不能持续的 。大量投资、城市扩容为主要内容的这样的低效率的城市化,我们城市化任务还很重,用这样低效的办法是无法支撑的,无法持续的。另外一个低效率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政府主导的用大量的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的资金投入支撑的这个城市化,就是摊大饼,不管扩大城市的规模,而建立起来的城市营运效率很低。北京就是一个例子,各种各样,从政治到经济各种各样的机关、企业等,很不专业化地堆在一个城市里面,变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非常的长,堵车、污染都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个城市的运营效率变得很低。 这两个效率低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要加快,另一方面现有的方式又不能持续,我们就需要研究,它的体制原因是什么?如果不能解决这些体制上的原因,我们这个事儿就弄不下去了,或者弄下去了,但是造成的长期的消极后果很严重。那么,有些什么呢?前段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梳理了一下,需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首先,就是一个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因为他们的产权就形成了运用这个差价支撑,非常浪费的实现城市化,造成所谓的土地财政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第二个问题需要解决我们政府功能问题,为什么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城市、城市,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这个城市是从“市”来的,但是中国的传统这个城市是从“城”来的,城者都也,城就是政治中心,是这么来的。于是,它这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就会造成许许多多的问题。把这些问题排列出来,到底体制上的原因是哪些?掌握了体制原因以后,就是知道要扫除这个体制性障碍,有效率的体制化,或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了,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这个提法非常好,只有解决了这些体制性的障碍,我们城市效率才会提高。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着许多主要矛盾都需要做这样的深入分析才能最后总结出来我们要做哪些方面的改革,我们才能绘制出我们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最后讲一点就是要做好,设计好、执行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路线图,一定要群策群力。根据过去的经验,制定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总体规划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需要官、产、学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够集思广益,凝聚有识之士的共识,坚定民众的信心,获得克服阻力,推进改革的社会支持。如果设计出来以后,执行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是有很大阻力的,所以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政府方面,党的领导方面和普通民众,和学者、传媒大家共同努力来把它做好。         (本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经济观察报·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上的发言,文字内容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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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胡春华将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性格颇富魅力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将被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接替。广东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也是中国的出口大户。 中国调整省级领导层之前,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新一届常委在11月亮相。现年57岁的汪洋未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但预期仍将在中央政府出任高级职务。 自从汪洋在2007年主政毗邻香港的广东以来,这个人口众多的华南省份经历了经济转型和劳工维权行动频发的动荡时期。针对2010年夏季广东爆发的一波自发罢工浪潮,他推动有关方面与年轻的工人们谈判,而不是沿用以往出手打压的做法。 现年49岁的胡春华曾是一名建筑工人,他是所谓的第六代领导人之一,预计有望在2017年进入政治局常委。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他将是在2022年接替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的领先候选人。 他的任命突显出广东的重要性,自中国在30年前走上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以来,广东一直是经济改革的一个实验室。这一点在本月早些时候得到强化,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广东,对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在30年前开启的改革给予肯定。 中国有许多领导人是中共老一辈领导人的子女,与他们不同,胡春华的童年比较艰辛。他曾在老家湖北省步行数公里上学。 就在一年多一点以前,汪洋的斡旋能力受到考验。当时陆丰市乌坎村的村民奋起抗争,在抗议腐败的当地官员抢占土地后,与在村外包围的武警对峙了11天。汪洋派出一名受到信任的官员前去化解危机,为该村在今年3月举行选举铺平了道路。这两件事都突显了汪洋所称的对广东省更具质询意识的年轻一代需要引导,而不是发号施令。 受尊敬的当地杂志《南都周刊》的编委沈亚川周二在一篇博文中表示,汪洋处理危机的能力在省级以上官员当中无人能比。不过,沈亚川接着批评汪洋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广东打压传统上大胆的本地媒体的做法。他的帖子后来遭到删除。 汪洋一再推动广东省向价值链上方移动,从世界工厂的车间,转型为一个技术和创新中心。他在本月早些时候郑重宣告,广东企业要“卖知识”,而不再是“卖汗水”。当地学者表示,这一转型努力的成果参差不齐,尽管在深圳及周边地区发展起了一大批电子产品制造厂。 习近平的广东之行让人联想起20年前邓小平的南巡。上周他视察了广东工业设计城和一家研究院,对汪洋的领导投出信心票。 “习近平表现出他对汪洋的支持,并且为胡春华定下了基调,”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学者彭澎表示。汪洋和胡春华还共同拥有一个在中国领导人圈子中不多见的习惯:两人似乎都不染发。 周苹香港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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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南方谈话”开拓改革开放新局面

2012年岁末,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顺利换届,决定下一步中国改革开放大方略的争论亦告一段落,改革抉择渐显清晰,中国和世界为之一振。   围绕这一重大问题的探讨和博弈,从去年开始即在各阶层和各方面激烈进行。今年2月,适逢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为此,2月16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以“改革抉择时刻”为题,约请当年率先全面解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周瑞金先生撰写长文:《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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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外交学者》走向邓小平

核心提示: 新继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对深圳及其它南方城市的造访,向外界表明其成为一位改革者的决心。但是,过度强调习此行的重要性是有危险的。对所有被释放出 来的信号来说,习的出访也仅仅是个信号——我们对什么是习眼中的改革,以及他到底拥有多少权力来实现他的愿景,都还知之甚少。 原文: Channeling Deng Xiaoping 作者: David Cohen 日期:2012/12/12 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新继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对深圳及其它南方城市的造访,向外界表明其成为一位改革者的决心,与邓小平血脉相通。 中国政治向来充斥着信号、符号与暗示。在”改革的信号”与”改革主义者正走向失败的信号”不断交替出现的令人困惑的一年结束后,很难说哪些信号是真的,而哪些 仅仅是 留给中国分析家们的智力测验。习近平周末的深圳之行是长期以来第一个答案无比明确的信号:这次要玩真的了。 作为离开北京的第一次行程,来到深圳这一中国市场经济诞生的地方,党的新领袖习近平正琢磨着邓小平留下的遗产,并坚定地站在了改革者的队伍里。作为92年南巡的重要一站,邓小平访问深圳意在团结地方力量推动改革,从而平衡来自北京的 保守派 的势力,这股势力 自 天安门事件 后东山再起 。深圳,也同样是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仪式上演讲,呼吁进行政治改革的地方。这场演讲也使温家宝被排除在中国主流领导人之外。   相比之下,胡锦涛以访问西柏坡开始的他的任期。西柏坡是毛泽东政府进入北京之前最后一个指挥部。   虽然习的演讲并未超出讲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之类的陈词滥调——一个被胡讲了无数次的主题——但他却通过向位于莲花山公园的邓小平像(邓的骨灰被撒在这 里)献花,强调了其与邓的联系。同样,纪念邓小平本身也并非意味着对胡时期的背离,只是因习将其选为自己行程的第一站意味深长,尤其在知道他的一举一动都 会被外界仔细的审视以获取他对经济改革的看法的情况下。 还有 ,《新民晚报》报道 称 ,习在深圳种下了一颗菩提树,与邓小平在其南巡时在深圳另一个公园种下的树同属一个品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既参观了深圳的国有企业,也参观了这里的私有企业。 因 而习的出访令人激动,甚至官方主流媒体都开始寻找方法以把握改革的精神。拿星期一来说,为了暗示习出访的重要性,新华社对国外媒体对此事的大规模报道做了 报道,题目是:”外媒:习近平深圳行宣示改革决心”,接着就是一篇长长的文章引述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的新闻,它们都预测了中国未来的 改革以及将习的这个周末与邓南巡做比。 《人民日报》周二时以《 习近平广东行引改革期待 》(中文)为题发表文章,同样编辑了外媒的报道,并引人注意的引述了《每日野兽报》的话说:”截止当地时间周六晚上,中国官方媒体报道量很少,这可能是因为官员们正在小心翼翼地组织习近平此行的材料,确保他的意图不走样地 被 传递给公众。”换句话说,《人民日报》对《每日野兽报》对《人民日报》没有对此事进行报道的新闻,进行了报道。截止到周三早,一些类似的新闻以《美报高度关注习近平考察广东:释放经济改革信号》(中文)为题逐渐出现。 但是,过度强调习此行的重要性是有危险的。对所有被释放出来的信号来说,习的出访也仅仅是个信号——我们对什么是习眼中的改革,以及他到底拥有多少权力来实现他的愿景,都还知之甚少。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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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国著名电影导演谢飞批评官方电影审查制度

大家知道,在中国拍电影需要国家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的批准。中国著名电影导演谢飞近日在新浪微博上发表公开信,批评中国钳制创作自由的电影审查制度,呼吁以电影分级制度代替目前的电影审查制度。 中国著名电影导演谢飞今年已经70岁了,他导演过的《黑骏马》和《本命年》等电影为广大影迷所熟知。谢飞12月15号在新浪微博上发表公开信说,中国实行的电影审查制度是计划经济留下的产物,已经无法适应今天市场经济的现实,在执行过程中经常出现与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文艺创作自由相违背的情况。谢飞透露,他自己担任艺术顾问的一部影片去年8月送电影管理局审查,电影管理局本来应该在20天之内做出答复,结果4个月过去了,还没有做出正式书面审查决定。据谢飞了解,他担任艺术顾问的这部影片因为涉及“林立果选妃”和“同性恋”的内容被定为“问题影片”,谢飞对此表示不理解。谈到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广西自由撰稿人荆楚先生说: “中国以前没有电视,对电影审查非常严。希特勒有宣传部,共产党也有宣传部。” 谢飞在公开信中透露,1994年,中国广电部曾处罚张元、田壮壮等7位导演7年内不许拍摄电影,原因是他们导演的影片未经审查就参加了国外的电影节。在谢飞看来,中国广电部门的这类做法十分荒谬。曾在中国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现在美国的沉舟先生肯定了谢飞这封公开信的意义: “中国电影本来就不讲艺术性,完全是反映政策。” 谢飞在公开信中说,在中国的电影立项和审查过程中,经常传出“现代题材不许有鬼”、“不许穿越”、“不许写某些政治事件”等,说明这种电影审查制度不是“法治”,而是早该结束的“人治”。谢飞建议以电影分级制度代替电影审查制度。沉舟先生说: “中国有的电影因为几秒钟的镜头就会被封杀。” 谢飞这封批评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公开信在舆论中引起很大关注。截至星期一,他的这封公开信微博已被转发3万多次,受到包括电影导演王小帅、张元等很多业内同行的支持。张元评论说,谢老发出了伟大的声音,这是代表我们的呐喊。沉舟先生说: “中国政治改革属于禁区,但经济改革必然带动方方面面的改革,包括文化领域。文化领域过去很多落后的管理模式与经济现实产生冲突,电影这方面的矛盾更突出。” 谢飞在公开信中透露,中国每年进入电影院的电影大概有200部。谢飞还说,他是经过多日思考,决定发表这封公开信的,希望中国的这种电影审查制度引起有关部门和同行的讨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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