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作者： 信力建   中国改革的基本路径是深圳学香港，广东学深圳，全国学广东。在中国模式的论述语境中，广东模式是中国模式的地方样本。 中山大学肖滨教授曾如此阐述“广东模式”的历史起源：广东模式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社会推动四种合力的产物。广东模式的历史定位是，从以前僵硬的国家吞噬市场和社会的一体化体系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分化、良性互动格局转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是广东模式的精神内核，不断为旧体制注入新元素的制度创新是广东模式的实践品格。广东模式面临来自表层和深层的双重挑战，其未来转型取决于改革开放大业在广东和全国的深入推进。这里的“广东模式”显然不止于经济发展模式，还有政治制度、人才培养、文化理念等方面。 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大上，新当选的七位政治局常委有三位是在广东历练过的，包括张德江、王岐山和张高丽。张德江2002—2007年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王岐山1997—2000年曾任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主管经济工作。张高丽，1984年后进入广东政坛，曾任广东省副省长兼省计委主任，深圳市委书记等职。 除此之外，在广东担任过要职，并处中央高层的，还有李长春、李鸿忠、林树森、于幼军等。李长春曾在1998－2002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鸿忠，曾任广东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现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树森，曾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市长，后调任贵州省省长，现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于幼军2000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现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广东省，俨然成了全国、中央部门的“黄埔军校”，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官员。 这是因为，广东长期以来是中国最具活力、经济最为开放的省份。现在日渐形成一种观点：经济自由需要更为开明的政治思想观念与之相匹配，这就是“广东模式”。 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作为中国开放的先驱且拥有中国第一个特别经济区深圳的省份，广东是全国最大的省级经济体。2011年广东GDP为5.3万亿人民币（合8，186亿美元），与荷兰相当。广东毗邻香港和澳门，是中国制造业和贸易枢纽。处于沿海利好位置的广东，经济增长还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外资、技术、专业知识、管理和市场。广东的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8%，贸易额占GDP（2011年）的91%，外国直接投资已多年位居各省前列（2011年为218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19%），而其中55%以上进入制造业。 自1980年代中国经济开放以来，广东庞大的制造业及合资工厂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例如，生产iPhone及其他诸多IT产品的富士康在中国雇工超过1百万人，其中一半在深圳。 除制造业外，广东还是金融中心（主要在深圳），具有多层次资本市场，且重点扶持中小企业及创业型企业。广东还是诸如腾讯、中兴及华为等世界级高科技公司的发源地。随着金融危机后出口的放缓，广东的本地企业已设法扩大了内销，其内销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由2009年的67.6%上升至目前的70.2%。 除了得益于全球化，广东的私有化企业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强。国有控股企业仅占到工业总产值的15%左右，始终低于全国水平，由1998年近50%的高峰降至2010年的27%。虽然全球化和私有化对广东过去二十年来令人惊叹的13.6%的GDP增速作出了贡献（全国GDP增速为10.1%），但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维持目前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产业升级。 普遍的共识是，经济发展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理念的先进性相结合，才可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也更有持久的发展力度和空间。面对在以往不想碰不愿碰不敢碰的敏感区，广东却没有绕着走、避着行，而是正视问题，并用自己的探索实践去闯出一条新路。作为先发地区的整个广东，都先期遇到了社会深刻变革所带来的种种挑战：经济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社会矛盾增多、管理难度加大。经济改革与发展“腿长”、而社会建设与管理则“腿短”。深入进行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改变跛足局面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广东屡屡得到“尚方宝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试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作报告说：“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这个颠覆了几十年宣传口号的豪言壮语，为广东进一步推动改革立下决心。近年来，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改革有： 2008年9月，深圳市将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种社会组织列入首批“直接登记”的试点。 2009年，广州市全部114个政府部门公开2010年预算，随即因为蜂拥而至的下载浏览而“瘫痪”了。这是国内城市第一次在网络上将政府“账本”完全“晒”在了阳光下。 2009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在维持顺德区目前建制不变的前提下，除党委、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系统及需要全市统一协调管理的事务外，其他所有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事务，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 广东省民政厅起草《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明确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陆丰市的乌坎村因村干部吞地贪污发生群体性事件，广东省委工作组不仅没有采取镇压措施，反而肯定了乌坎村群众上访事出有因，大部分诉求是合理的，并最终承认了村民的选举权，由村民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出新的村委会，危机最终得以化解。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此前已获国务院批覆先行先试的广东省，率先于11月26 日推出《广东省「十二五」时期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方案》，力争到2015 年成为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行政效率最高、行政成本最低、行政过程最透明的先行区。 文化传播方面，从90年代后，广东趁着改革的春风，逐渐主导着全国文化方向特别是传媒业的发展核心。虽然广东地区也必然受到威权体制与威权文化的影响，但是广东当地的市场文化、个人自主精神也同样比较突出，其“市场取向”特征比较凸显，其中广东南方系报刊却是全国思想最开放的新闻平台。 我在《改革为何选择南方》一文曾分析过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迁移，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格局的现象。这要追溯到宋朝，文化重心倾向于南方得到明显的增强。“靖康之难”宋室南渡之后，人才聚集于南方，在已有的物质和经济基础的支持下，南方逐渐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的重心，北方文化由此衰微。 随着宋代以来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迁移，文化在南方获得了普遍的洗礼，在这个氛围下，素有鄙夷意味的“南蛮”之称渐渐甩开。加上后来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发展，南方人在近代时期比北方思想上、生活上要显得开明和先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南方经济快速发展，对外来的新鲜事物和思想都有较早的接触和灌溉。无论是经济制度、商品贸易抑或西方思潮，都是从南方率先着陆，进而“问鼎中原”。影响从小到大，由微见著，小至家电、饮料，大至思维、言论，南方相对都比北方要开放得多。 在言论上，南方的文化软实力也是极具特色，对真理真相真知的追求不亚于北方甚至西方。如具有代表性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受到了普遍的良好口碑，这也得益于文化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南方报业堪称媒体人的“黄埔军校”，十多年来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媒体人员。据统计，有约200多人分散到各地担任媒体界的重要职务，他们在新的岗位上传播着新的媒体思想和普世理念，并且成为所在单位的主流思想和领军人，影响着广泛的“后来者”。如网易副总裁杨斌，腾讯网总编辑陈菊红，新浪网副总编辑孟波，酷6网副总裁、总编辑陈峰，中国网络电视台副总经理夏晓晖，21cn网总编辑曹西弘，《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阳光杂志》总编辑程益中，《博客天下》、《财经天下》周刊、《人物》杂志发行人荣波等等。南方评论的敢言特色，也影响和震荡着老气横秋的官媒，现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评论风格也都逐渐吸取南方报业的精髓，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当然，广东目前还存在发展方式粗放、结构性矛盾突出、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环境资源承载力不足、城乡区域发展失衡、经济社会转型核心动力不足、社会民生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等矛盾，但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这些矛盾的存在都无碍于它冲破制度桎梏，作为一个中国未来改革和发展模式的样本走向全国。

袁刚：“移坟复耕”无大错 殡葬改革慎推行 进入专题 ： 平坟运动    ● 袁刚 （ 进入专栏 ）   　　 　　最近河南周口市“平坟运动”引发了媒体关注，民间抗议声不断，闹得沸沸扬扬。我上网查看了一下，感到河南省政府推行“平坟复耕”，大方向是正确的，但采用“运动”的形式以行政强制手段粗暴推行，则有其不当。抗议者特别是一批学者声明中华传统“孝道”，对平坟运动中的“野蛮”行经，提出应“立即制止”，要求政府尊重民间传统的祖先崇拜信仰，也有其道理。但完全否定移风易俗的殡葬改革，提出要从“复坟”入手重建“礼乐中国”，“听任民众以自己习惯的方式自由安葬亲人”，不仅有复古倾向与改革大势不相符，而且其“追究相关部门及官员有关责任”，也有些粗暴偏激，是对改革者的求全责备。 　　 　　 古代儒家也曾推行殡葬改革 　　 　　殡葬制度要不要改革？我想没有多少人会否定其改革的必要性。就是古人儒家孝子也提出过移风易俗的殡葬改革主张。上古三代乃至秦汉盛行厚葬，“事死如事生”，帝王贵族甚至杀生实行野蛮的人殉。秦穆公死以“三良人”殉葬，国人哀之。《诗•秦风•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就表达了当时人的惋惜和控诉。最近陕西凤翔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就发现186个殉人，而商周人殉之墓还有很多。对此惨无人道的葬俗，儒者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是强烈反对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使战国秦汉逐渐地改以木偶泥俑取代活人入葬，这显然是意义重大的殡葬改革。 　　废除人殉并不意味着中华殡葬改革的终止，关于厚葬、薄葬早在春秋时儒、墨就有论争。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汉朝尊儒，“以孝治天下”，乃大行厚葬之风，起坟是“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还要服丧三年，孝子在墓旁结草庐而居，哀毁骨立神情颓废，舍事也不能干，人力物力都浪费极大，造成“田荒不耕”。为此，尊儒的东汉光武帝、明帝都曾下诏禁止，倡导“薄葬送终”。厚葬又催生了盗墓风潮，使忠孝斯文扫地，曹操于是下达“薄葬令”，禁止厚葬之风。到宋朝时，大儒程颐、司马光等都肯定薄葬，反对厚葬，使民间丧葬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朱熹《家礼》所记葬礼，较之于《仪礼》已趋于简化。 　　当然，殡葬改革难度很大。殡葬是文明人类对死者遗体进行处理以寄托哀思的形式，其意味深长的告别活动和庄严肃穆的出殡入葬礼仪，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沉淀出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山顶洞人遗骸周围，就发现撒有含赤铁矿的红色粉末，有钻孔的兽齿、石珠、骨坠等装饰品随葬。千百代人的传承，使以“孝道”为中心思想的殡葬礼仪，在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几乎没有人能顶得住扒坟不孝父母的骂名。所以，殡葬改革的确要顾忌千年传统和民间风俗、民众心理，是一件“得罪人”而需要谨慎从事的细致工作。 　　 　　 河南省殡葬改革大方向没有错 　　 　　但是，近现代以来殡葬改革的力度却在不断地加大，清末新政改革就提出革除陋习，移风易俗。随着西风东渐，火葬更成为当政者提倡的殡葬形式，对传统习俗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孝子贤孙们绝难接受将父母祖先的遗骸焚烧成灰，所谓尸要完尸，以寄来世，焚之于心何忍？情何以堪！但共和国建政之初，开国元老们就个个都签字同意死后火化，后来我们也看到中共高干将帅们除极个别人（如许世友上将，毛泽东保留遗体则并非他本人遗愿）外，基本上都作火化处理，这带动了民间火葬新俗的形成，可谓是殡葬最大最难的移风易俗，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河南省政府“平坟复耕”之举并非始作俑，亦非其首创，早在宋朝时江浙膏腴之地因人多地少，就实行过“平坟复耕”，甚至推行过火葬。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吃饭问题日益严峻，“平坟复耕”于是在全国范围持续不断地展开，七十年代达于高潮。当时提出的理由和口号就是“不让死人与活人争地”，要移风易俗“破旧立新”，树革命新风。于是乎各地都大规模平坟烧尸，当时正处于文革浩劫之时，平坟是“破四旧”，是“斗私批修”干革命，相当多的地方并没有移坟重新安葬之地，遗骸一烧了之，甚至骨灰肥田。民众虽怨愤，却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有面谀者声称死后烧为肥田粉，是为革命作最后贡献，许多文物古迹庙宇也都毁掉了，那才是“严重侵犯信仰自由、破坏中国文化、伤害民众情感的野蛮行径”呢。 　　而如今河南周口地区的“平坟复耕”，则是和惠民殡葬改革联系在一起。只是把庄稼地中的坟，“移”到公墓重新安葬，做到“标准粮田无坟头”，整合土地资源，以利于大机器耕作，是“移坟”，且在公墓仍可以烧香祭祖，应该说并不是挑战祖先崇拜，破坏孝道文化。据报道，周口全市规划建设3130座农村公益性公墓，政府提供免费火化，免费提供骨灰盒及遗体接送等服务，这与文革的“破四旧”平坟大不一样。当然，农村传统陋习顽固阻力仍然很大，移坟复耕遇到了很大困难，于是出现了粗暴行政强制作法，这是应尽量避免的。中央也对《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作了修改，将“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改为：“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不否定殡葬改革的大方向，而是反对粗暴强制，以求“维稳”。 　　有人说周口地区平坟复耕仅仅平出3万亩耕地，是劳民丧财，得不偿失。我也不这样看，周口仅是一个地级市，如果河南全省都移坟复耕，就是几十万亩。如果死人与活人争地不加以制止，则农田坟头还会倍增，改革势在必行啊！河南是我国人口最多，产粮最多的大省，地处中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如果殡葬改革做得好，对全国的示范作用非常大。我要强调的是：河南搞的是“移坟”，而不是毁坟，移坟的同时在建公益性公墓，目的是节约土地，是农田复耕。改革过程中虽然有缺点，但大方向没有错，应该总结经验继续改革。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如不占耕地山岗上的坟墓暂可不平，任由自然淘汰。有几百年历史有象征意义的祖坟不迁，让后裔们有所寄托等。但据说有少数当官的把自己父母坟冢定为祖坟而拒迁，这是腐败行为，是应严加打击的。其它近30年来建在责任田中的简陋坟头，则应尽量迁移，可施以适当经济补偿或奖励，尽量不施以强制手段。同时，严禁田头再起新坟。 　　我所担心的是：同样施之以强制手段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推行了33年后竟仍无收敛的迹象。如今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在加速，农村是老人多孩子少，少壮入城去，老人缺少照顾死亡相属，如果还不尽快作出政策调整和改革，不久中国农村将出现“只见坟头，不见人头”的凄惨景象。那才是“千村薜荔人无多”；“万户萧疏鬼唱歌”呢，又那来“美丽中国”、“礼乐中国”的新农村呀！ 　　 　　 殡葬改革事业任重而道远 　　 　　殡葬制度要改革，“移坟复耕”的必要性也是明显的。我们只要在京广线或京浦线上乘火车，就会看到窗外华北大平原、江汉平原的农田中，坟头是一个接一个，参差不齐，绝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后30年新起的，一般都很简陋，既不文明雅观，也不庄重肃穆，又那里能体现传统中华礼乐文明呢？而即使是我国古代村落，也有家族墓地，是集中成片安葬。考古发掘出的史前氏族会社遗址，如浙江河姆渡、陕西半坡等，都有成片的家族墓区，而并非三三两两分散在田地中乱葬，可见古人也是爱惜耕地的。孔子家族墓地孔林，80多代都集中成片安葬，更是成为巍巍壮观的著名景区。由此看来，河南周口将分散在农田中的坟头移入公益性公墓，即使是依古制看也不过份。 　　那么，为什么当今中国农民要把亲人的遗骨葬于农田，而不爱惜耕地呢？我认为这正是我国殡葬改革不到位，而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文革时“造反式”平坟运动，将农田中的坟头，以及非农田但可改造为农田的家族墓地，都基本上铲光了。却又没有建设公益性墓地，殡仪馆存放骨灰花费不菲，不少人只好将骨灰盒存放于家中，而不忍撒作肥田粉。改革开放分田到户，每户农民都有可自由支配的耕地，于是在自家田头廉价起坟安葬亲人。加上30年下来全国至少死了3亿人，其中一半以上在农村，没有坟地的农民只好在自家责任田起坟，这就使农村田头坟冢拱起，形成奇观。 　　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中，也很快形成殡葬产业。不少民政部门打着公益的招牌乱收费，发死人国难财。如在荒山中修建的陵园，一平方米的墓地要上万元、两三万乃至十万不等，20年后还要花钱重新购买。山地坟价比城市楼价还要高得多！有人唉叹现在是“死不起”，穷人已是“死无葬身之地”。 　　本人近日也遇大丧，发现入太平间有床单费、冰冻费，出有解冻费、穿衣费、化妆费，加上寿衣、纸棺、骨灰盒等必需品，出殡车费、火化费、追悼会、花圈挽联等等，样样都价格超值，你不花也得花！加上坟地好几万，大丧大孝大花钱，穷人家怎么花得起？于是一些城里人也将亲人骨灰送回老家农村择田安葬，少花钱办大事，这是农村耕地坟冢连绵的又一大原因。 　　殡葬必须改革，改革的牵涉面极大，既牵涉过去传统文化风俗，也关乎未来子孙后代福祉，更涉及现今方方面面千家万户，是当今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殡葬制度改革涉及国家发展战略，又关乎亿万民众日常生活，是大事难事而决非小事，不改革不行，改又麻烦多得罪人。所以，对河南改革者我们不应责备求全，要允许改革者犯错改错探索前进。如果说连个处理死人的改革也推行不下去，那还谈得上什么其他涉及活人方方面面的改革呢。 　　殡葬改革不光是农村移坟复耕，城镇居民也要移风易俗，从容面对死亡，再穷的人也应死有葬身之地。政府应加大力度推行惠民公益殡葬事业，刹住借死人发国难财的歪风，让人民活得自在，死有尊严。河南省政府要求党员干部带头迁坟火葬，我看是可取的。我们都知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甚至将骨灰撒入了大海，实行“海葬”，这也为殡葬改革树立了楷模。如今寸土寸金，海葬之外，也可将骨灰撒入祖国母亲河－－黄河、长江、珠江、松花江等，实行“河葬”。殡葬重在礼仪，开个隆重的追悼会，摆个牌位年年祭奠，也可寄托我们的哀思，为什么一定要占用耕地起坟头呢？ 进入 袁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平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