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瑾 随着时间褪去，历史的脉络可能才会隐约可见。 从2003年引人注目的“胡温新政”，再到近日胡锦涛主席“裸退”以及温家宝总理“请把我忘记”，或都告示胡温时代逐渐落幕。点检十年经济社会变迁，不由得令人追问反思，胡温时代在经济领域的遗产为何？未来十年，有什么可资借鉴？ 过去十年，可谓中国经济版图急剧扩张的十年。期间，不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超过10%，而且总量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并且被不少预言家判断在2020年将可能超越美国； 与此同时，按照中国官方数据，以平均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按照IMF数据，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排名世界89位，如果用购买力调整更甚）。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年增长近2倍，农民收入连续8年保持较快增长，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977元。 如此盛况，称之为“胡温景气”并不为过——甚至，2008金融危机来袭，其结果促成了中国经济地位与实力的相对上升。 今日中国，谋求增长与变化的雄心，多少类似工业革命发端的英国。当年狄更斯一边表示“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另一边又说“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对比之下，这与中国的十年“景气”有些类似。温总理在谈及每年经济形势时，也常常使用最高级形容词，如“最复杂”、“最困难”等；但回首十年，却不难发现，胡温景气的根基，仍旧在于改革红利。 探究根源，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有三点：首先是制度改革释放体制内外尘封多年的经济活力，其次广袤廉价的劳动力则助力中国工业化，最后则是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也正因此，胡温景气的制度根源，一方面源之前系列大刀阔斧改革，另一方面则是入世带来的开放契机。 回头来看，胡温景气是否改变了中国？如同一个横冲直撞的孩童踏足低洼池塘，宁静注定将被打破。中国经济体量的变化，可谓改写了世界政经格局，对外则是相对实力的上升以及国际融合冲突的加剧，也引发了全球失衡、汇率争端等诸多经济纷争，中国主动或被动也日渐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话语方与参与者。 量变也引发质变，中国国内也在承受巨大的多重转型下的社会变迁冲击，蛋糕做大之后，如何切分蛋糕成为另一个严峻问题。一方面是贫富分化、房价上涨、腐败滋生、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是吃饱的人民呼吁更多，这一切正在逐渐推高社会压力阀的读数。 三十年过去，中国的市场经济格局已初具形貌，但是核心资源、要素、行业等领域的改革与准入，仍旧饱受限制。从此前“闷声发大财”到随后“不折腾”，对比经济数字的蓬勃成长，经济领域的改革如何深化也引发诸多讨论。也正因此，重启改革的呼声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喧嚣甚上，而其后“十八大”报告也对于继续改革方向予以肯定。 临近变革时代，人心思变，尘封多久的80年代人物也陆续再度以各种方式闪回；比起人人都爱歌颂闪亮的80年代，90年代之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则引发不少讨论，肯定其方向有之，批判其不彻底亦有之，典型如经济学家黄亚生，就多次指出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应区分80年代与90年代的改革；而2000年之后改革，恐怕更待后来人评说。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表示，大凡一个国家，必定要有一个上层结构和一个下层结构，当中的联系有关宗教信仰、社会习惯和经济利害，统以法律贯穿之，“总要做得上下合节，首尾一致。要是当中联系不应命，政局必不稳定。” 据此来看，1949年前一代人之浴血苦斗，不外乎是要完成上层架构的建设；随后，邓小平之后的改革，则需要完成数目字管理的下层流程。其实，直至江朱时代，所谓下层与上层架构，也都还有许多未尽之处。 如果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需要补救，黄仁宇认为或改组上层结构，或修正下层结构，再次之则调中层组织，如重订税制，颁行新法律等。就现代中国而言，改革仍旧是不二方向，中层组织的韧性也维系于公民社会的进退。胡温之前的改革，恰是在建设上层结构与下层流程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架构建设，最关紧要的三点：第一，以国企改革为核心，让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最主要机制；第二，以财税体制、现代银行体制建立为核心，让上层经济架构采取现代原则；第三，以加入世贸为核心，不可逆转地让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与政治链条。 景气之下，亦有隐忧。伴随着最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尤其在四万亿的刺激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在“保八”的成功之下，也埋下了国进民退加速、生产效率下滑、过剩产能严重、债务负担剧增等弊端。 衡量经济效率，生产率是重要指标，尤其以代表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为最。安永的报告表示，2001年到2007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7%，2008年至2010年生产率增长却出现了大幅下滑，年均仅为2.8%。 换而言之，从经济周期规律来看，政府之手即使可以暂时换得强劲数字，长期甚至可能恶化经济结构。如果不能彻底市场化改革，必然陷入进退维谷境地，而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下滑，需要中国经济寻求新的增长点。何为新的增长点，无论从习近平亮相表示“共同富裕”，再到李克强表态“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其实代表了新的思考方向。 回头反思，经济增长并非发展的唯一目标，而是为人民谋求幸福生活的路径与工具，如果舍本逐末，那么最终我们也会迷失在GDP之类的数字幻觉之中——毕竟，全体中国人民，都有权利从增长中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补偿；增长的光泽，应该惠及不同阶层，高富帅抑或矮矬穷，无论是北上广的金领还是西南贵州的流浪儿。 还是狄更斯，他曾无不嘲讽地描写英法大国的历史，“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就是像这样表现出了它的伟大，也把成干上万的小人物带上了他们前面的路——-我们这部历史中的几位也在其中。”今天来看，你我及他，也裹挟在这样的历史激流之中，无处可走。

新华社11月22日电 一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及友好组织近日继续致电或致函，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圭亚那总统拉莫托在贺函中说，我谨代表圭亚那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对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热烈祝贺。祝愿您在追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进程中取得巨大成功。我期待与您一道，共同维护和促进两国在双边及多边领域的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系主任毛寿龙最近提议，成立 一个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改革委员会，以协调、推进、领导和指导中国的改革。有学者指出，中国已经有不少领导、指导改革的机构了，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只会加重官僚主义，造成踢皮球现象，反而不利于改革的进行。 毛寿龙教授最近说，改革有赖于三种推力：基层实践、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毛教授认为成立一个中央改革委员会，有助于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组织机构，有助于克服改革举措的昙花一现，有助于防止改革的停止和倒退。 但是毛教授没有说明：他提议成立的这个中央改革委员会和业已存在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博士表示，毛教授有关成立中央改革委员会的提议不是个好主意： “我们改革就是要精简机构、要能够使得政府各方面的功能发挥得更好，而不是去成立一个什么机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有关改革的）机构。” 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学院荣誉教授朱永德就如何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发表了意见。朱教授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最近决定“裸退”，这是改革的表现，是一个进步。朱教授还建议在中共党内推广差额选举。但是他认为，中国的改革要前进，除了有效的组织领导而外，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普及教育和新闻自由： “现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我始终觉得有两个基础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而始终没有解决：一个就是普及教育，一个就是新闻自由，这两点一定要做到。” 美国侨界知名人士张闻选博士表示，中国一定要采取肃清腐败的措施： “贪污的事情绝对要改。” 在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时候，谢家叶博士强调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最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关系：你怎么样来利用、操作投资……尤其是在世界金融发生动荡危机的时候，我们应该趁这个机遇把自己的金融业发展起来。” 谢博士表示，中国需要就大的制度上的改革进行方方面面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核心提示：美国应该采纳一种新的方式来影响中国的未来政治：解释民主会带来具体的益处，例如更平衡的增长、稳定和个人安全——甚至对于共产党高官而言。这一基于结果的论点将会获得许多中国经济和知识分子精英的认同，可能会有机会影响习近平及其幕僚的想法。 原文： The Key to Bringing Democracy to China 作者：黄亚生 日期：2012/11/19 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 多年来，西方领导人诉诸道德辞藻，引述人权的普适性和对独立自由的渴望，推动中国更大的政治开放度和民主化。五月，国务卿希拉里为其帮助中国活动家陈光诚的决定而辩护，她告诉中国领导人，”我们继续期望中国能承担保护普世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国际义务。”但是在中国，甚至连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精英也不认为这会有利于他们或者国家；饱受马列主义薰陶的中国领导人就更加不相信这一套了。 其原因是两者之间巨大的价值鸿沟。中国人对”权利”的概念很功利主义——他们寻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与西方对权利的观点不同，后者认为这是保护对少数失去公民权者的侵蚀。即使最具批判性的北京知识分子也承认，陈光诚和其他异议分子的想法在中国13亿中只能得到微乎其微的回应。 美国应该采纳一种新的方式来影响中国的未来政治：解释民主会带来具体的益处，例如更平衡的增长、稳定和个人安全——甚至对于共产党高官而言。这一基于结果的论点将会获得许多中国经济和知识分子精英的认同，可能会有机会影响习近平及其幕僚的想法。 但是首先，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广为流传的迷思，中国目前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帮助了中国的增长。的确，在过去30年间，中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使上亿人口脱离了贫困，但是我们必须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成绩。一个原因是，后毛时代的领导人将如此多民众脱贫，只不过因为毛泽东导致这么多中国人贫困。（1979年，中国共产党显示出不寻常的坦诚，它自己公开承认中国人均消费在1957年到1978年间停滞不前。）第二，贫困线一般定义为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生活水准超出这条线是一种改善——但不是富裕。基于世界银行2008年提供的数据，中国人口大约30%，或3.9亿人每天生活不足2美元。按照这一测算，中国贫困人口比率与洪都拉斯相当，而后者并未经历类似中国GDP的飞速增长。 此外，中国过去60年代增长尚不能比肩其邻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成功的经济体都在东亚：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条东亚成功定律有三个例外：中国、北韩和蒙古。前两国由共产党领导，而蒙古自1924年到1993年间是共产党国家。因此，合适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在过去30年间成长如此迅速，而是与该区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为什么还这么穷。 无论如何，中国1978年以来的增长绝非前无古人。在1912年到1936年间，中国工业经济扩张迅速；估计年增长至在8%到13%之间。彼时的中国与如今不同，私营产业在经济增长中承担领导角色。许多银行为私人所有。政治控制严苛，但是比不上现在的极权政府。这一增长的时代并不是被当时制度内生的弱点所终结，而是被日本1937年入侵和随后的内战中断。 今天很多人聚焦于摩天大楼和高档汽车，中国的经济成长在上世纪80年代最令普通民众受惠，当时中国政治最自由。在那个年代，三位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不仅仅推行经济改革，还启动了意义深远的政治改革，包括干部任期制、党政分开、开始农村选举。回到彼时，中国没有如今这样巨大的不平衡。当年的消费占GDP比率为50%，按照中国标准，与今天的35%相比要高。中国的汇率高估，每年录得贸易逆差。最重要的是，人均收入增长，特别是中国的8亿农民收入增长在80年代实质上超过了中国的GDP增长。那时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增长可以兼得。 然而，中国在过去20年的GDP增长不再惠及普通民众。用中国GDP数据来诊断中国经济的健康有点像从飞机上窥探一座建筑物内部；你需要近距离研究真实情况。检视生活标准是了解一个经济体是否健康的更好方法。例如，中国总能耗2009年超过了美国，但是中国家庭在这一能源爆炸性增长中仅扮演次要角色。人均电力占总电力消耗比例在2001年达到峰值，大约14%（相比之下，美国的比例约为38%）。剩余部分为工商业用电。 将这些因素理顺：2009年，普通中国人个人用电量是普通美国人的8%。这与人均GDP的20%相去甚远。中国消耗了很多电力——中国人没有。 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发现，过去20年间，中国人均家庭每年收入一直落后于GDP增长2到3个百分点。今天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无疑比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要好，但是更多的GDP增长流向了政府和企业，而不是普通民众。 从结果导向来看待民主，这无关怎样更快驱动GDP增长，而是如何更公平和有效地进行分配。一个不受限制的政府会竭尽所能——攫取增长的收益。根据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计算，中国政府2007年的收入是1995年的5.7倍；而2007年城市居民收入只有1995年的1.6倍；而同期农民收入只有区区1.2倍。今年，当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经济放缓而面临财政短缺，据报道他们在”预征”2013年的税收。 无代表的税收是窃取国家资源的方式之一；腐败是方式之二。一些分析家们相信，中国人容忍腐败，以换取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有点象在说纽约人容忍桑迪飓风。快速增长表面上维持着稳定，但这并非因为政府获得了中国人民的默许，而是因为它加强了专政工具。中国政府现在的国内维稳支出已经超过了军费。 但是一旦经济增长放慢，这一资金模式随即土崩瓦解。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够仅仅靠压迫维护真正的社会稳定。真正的稳定来源于参与政治、公民事务和决策，来源于对经济、社会、政治机会和产出的广泛共识，来源于社会如何分配。两个字，民主。 如果希望中国走向政治开放，其精英必须相信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事实上的确如此）。西方可以开始指出，中国蹩脚的司法制度甚至危及有权有势的人。黯然下台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1998年著作一本书，其中，她批评美国法制过度保护被告权利，不如中国审判制度快刀斩乱麻。今年8月，经过一天作秀式的审判，谷开来因谋杀一位英国商人被判处死缓。当快刀斩到她的脖子上，我们可以假设她大概希望司法过程能慢一点。 不仅仅是薄熙来和谷开来：中国的一党制对其自己的许多精英而言过于残酷。在过去20年间，中国4个最重要的地方政府中，3位党委书记（北京、上海和重庆）被贬黜或被判刑。自1949年到2012年，共产党有六位党委书记。三位突然被赶下台；一例明目张胆地违反党自己的程序，一位死于软禁。两位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死在任上：刘少奇被折磨而死，用假名火化；林彪试图逃亡苏联，死于飞机坠机起火。邓小平的一个儿子被推下楼房，高位截瘫。2007年，一位人大副委员长，一位高院法官和一位药监局局长被判死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充斥着暴力和专制，为其自己所不齿。限制党的权力不应该被理解为弱化组织的零和游戏，而应该看作是限制党伤害自身能力之道。 中国政治精英暗中理解民主提供财产和人身安全。当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被薄熙来驱逐，他并未转向中国司法部，而是向成都的美国领馆寻求帮助。其他中国精英将家人送到美国学习定居，以分散个人安全的风险；他们难道不想在家门口得到更多安全吗？如果想要在中国看到民主，它必须能惠及中国最有权力的阶层。别无他途。 黄亚生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中印实验室创始人，著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