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作者： 信力建   谈到苏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生的剧变，我们这里爱将人家这场变革说成是“亡党亡国”。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显然是过甚其辞——人家“党”没有“亡”：俄共还好好地活着，虽然有些不景气，也看不出的也少发展前途；国家就更是还生龙活虎地活在那片欧亚大陆上，虽然名字不再叫“苏联”，而叫“俄罗斯”。 这场剧变的始作俑者是鲍里斯•叶利钦作为俄国政坛上的“改革明星”，从他1991年8•19事变后他实际主宰俄罗斯政局、同年年底苏联解体最终结束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而开创了叶利钦时代，到1999年12月31日辞去总统职务，他主宰了这个发生剧变的世界大国8年有余。他无疑是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本世纪世界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他的手中原来的苏联帝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首先，通过私有化，打破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形成私营、个体、集体、合资、股份制与国有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格局。其次，按西方国家模式，构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制。再次，确立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向。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改革是朝以下方向进行的：一是逐步放弃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实现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多元化；二是在处理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重点由过去的公平而忽视效率转向效率兼顾公平。最后，在建设经济法规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制定了大量的法规。因其改革手段剧烈，加之当时的市场经济框架极不成熟，由于俄罗斯市场是在苏联经济的行政命令体制崩溃过程中产生的，产生于强大的国家体制削弱与瓦解过程中，这样，国家调节市场的能力很差，加上在市场形成过程中，充满着政治斗争，这使得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无序、混乱、经济犯罪和影子经济。也因此，从1992-1999年的8年中，俄罗斯经济除了1997年和1999年分别增长0.9％和5.4%外，其他6年都是负增长，1992年GDP下降14.5％，1993年——8.7％，1994年——12.7％，1995年——4.1％，1998年——4.6％。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GDP累计下降40％。 2000年5月普京任总统。就任后为了解决在叶利钦时期存在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普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就政治上，选择宪政民主，选择了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俄罗斯颁布了政党法，根据该法，各个政党在司法部注册后，就可进行活动，提出本党的政纲、总统和议员候选人的名单，进行竞选。自由选举。公民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总统和议员。国际观察员们对选举中媒体报道不平衡和偶尔出现的差错提出过批评，但他们对整个选举还是给与了很高的评价。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把1993年和1995年的选举评为”自由和公正”。随后的代表团在评价1996年和 1999年的选举时，认为”巩固了代表性的民主”；1999年和2000年选举的计票过程也被评为显示了”透明、可靠和准确，完全达到了普遍认可的国际标准”。在所有的俄罗斯选举中，投票率从来没有低于54％(1991年为最高，达到75.31％）。而在美国最近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平均只有约50％的合格选民参与了投票。 立法机关由苏维埃制改为议会制。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称联邦委员会，下院称国家杜马，议会为常设的活动机关，议员和本选区的选民有直接的联系。议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也不得参加商业活动。议会的主要职责一是立法，另一是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而过去苏维埃的代表们大部分是党和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开完苏维埃会议以后回本地区就是官员、是领导。苏维埃的代表们既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等于自己监督自己，这样是很难有效地进行监督的。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得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执行的意识形态，居民有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 新闻自由。《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保障了新闻自由，取消了新闻检查，这就有利于各种思想进行自由的交锋、辩论，有利于探索真理。马克思曾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又说：”最好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的光辉就越灿烂。”俄罗斯联邦立法保证新闻自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还有利于对官员们的专横暴政和贪污腐败等不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司法独立。俄罗斯联邦统一行使审判权。法官的工资待遇完全由联邦政府支付，法官统一由总统任命，实行终身制，无违法行为不能撤换，法官不能成为任何党派成员，法官只对联邦法律负责，地方的规定不是联邦法官审理案件的依据。这些规定排除了地方官员干扰的可能，保证了司法独立。 在俄罗斯，宪法的权威得到尊重。自新宪法通过之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各派政治力量能够在宪法的框架下公开地、和平地参与政治。比如，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哈利托诺夫在初步选举结果公布后承认自己在大选中失败。选举失败的政党和政治家都承认选举结果。权力分配和运行进入了法制轨道。在宪法框架下，俄罗斯政治日益成熟。并朝着文明、和平与合法的方向发展，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经济上，在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整顿权力机构的秩序的同时，继续实行市场经济政策。他强调的战略是，通过政治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与加强中央权力，保证俄罗斯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1999年11月，普京就曾明确地说：“我相信，只有市场经济能让我们实现目标。政府必须把市场经济改革一直进行下去，直至市场经济能够全面运作时为止。”普京为了实现其“自由经济”的改革方针，针对叶利钦时期存在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这一点，普京在其《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管理体系，让无所不包的国家从上至下为每个企业制定出工作细则，而是让俄罗斯国家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社会发展最佳目标和合理参数，为达到这一目的创造条件和建立各种机制。”他还强调，“在确定国家调控体系的规模和机制时，我们应遵循这一个原则，‘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其次，在经济转型的方法上，今后“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实施”，切忌19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强调俄罗斯必须寻觅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之路。再次，重视社会政策。普京强调：“对俄罗斯来说，任何会造成人民生活条件恶化的改革与措施基本上己无立足之地。”因为，俄罗斯国内出现了十分普遍的贫困现象。1998年初世界人均年收入大约为5000美元，而俄罗斯只有2200美元，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指标更低了。普京还指出：俄罗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是个尖锐的社会问题，政府应制定新的收入政策，新政策的目的是在增加居民实际收入的基础上确保居民的富裕程度稳步提高。这几年来，普京十分重视职工工资与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提高。此外，他还反对重新国有化。 军事上，俄罗斯放弃以前苏联不顾民生发展军事的所谓“强国之路”。苏联解体以来，俄军一而再、再而三地裁军。1992年到1996年，俄军从250万人裁减到170万人；1997年到1999年，俄军再次大裁减至124万人。2008年开始，俄罗斯再次裁军，在2012年，俄罗斯武装力量的人数将从现在的124万减少到100万，比先前的计划提前了4年。解体前苏联有五万多坦克，根据新大纲，要裁减到3000辆！而且苏联时期更优秀的T80坦克由于使用成本高，俄罗斯现在只装备T90了。陆军中，唯一水平还能稳中有升的，是空降兵。当然，因为空降兵是快速反应部队，不能弱。在核武器方面，由于和美国达成了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条约，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军规模比起苏联来大幅缩水，而且现在的支柱力量是苏联后期发展的SS25白杨和SS27白杨M，此二种导弹目前只能搭载单弹头（55万吨TNT当量）。但是美国单方面废除《反导条约》后，俄罗斯又开始给白杨M发展机动多弹头，但现在没有列装迹象。本来冷战期间苏联的核弹头是多于美国的，但是现在已少于美国。在海军方面，这个军种相对于苏联时期，可能是削弱最严重的。鼎盛时期的七艘航母，如今只剩一艘“库兹涅佐夫”号，而且由于发生了大故障，库舰远达不到设计航速，所以只能是给海军舰载航空兵练手用的训练品罢了。四艘核动力巡洋舰，只有“彼得大帝”号现役，其他都进了预备役。驱逐舰除了“现代”级和“无畏”级（算大型反潜舰），统统退役。早先排名第二的太平洋舰队，现在已经不如日本，黑海舰队更不必说，被俄乌格鲁吉亚瓜分后，已经没几艘大舰了。现在俄国在建的主力舰船，上规模的都是2000吨的轻型护卫舰，大型的防空护卫舰也开建了一艘。据报道，从规模上，俄罗斯海军只能达到苏联鼎盛时期的五分之一或更弱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航天工业的命运。当时苏联为了争夺超级大国地位，冷战时期一直奉行与美国争夺航天领先地位的发展战略。航天科技工业是前苏联少数几个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领域之一，他们采取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航天工业的策略。国防会议是前苏联导弹航天政策和计划的最高决策机构，由苏共中央总书记任主席，部长会议主席任副主席。通用机器制造部主管战略导弹、运载火箭和航天器的研制与生产。到80年代末，在前苏联每年大约75次发射任务中，约70％是军事任务。俄罗斯航空工业一直以来都是世界航空工业中一支重要力量。苏联鼎盛时期建立起强大的航空工业体系，能够研制、试验、生产几乎所有类型的现代航空装备。在创造辉煌的上世纪60~80年代，全苏联的航空工业企业、研究机构已达到300余家，整个行业从业人数高达70万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约90％的航天工业，在改革过程中，俄罗斯航天计划经费大幅度下降，折合成美元一度低于巴西。从1990年到1994年，俄罗斯航天企业总人数减少35％，专家减少50％。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前苏联的空间站和航天飞机的命运中看出来。1986年2月，苏联制造的由工作舱、过渡舱、服务舱组成的“和平”号空间站基础构件进入太空。此后，基础构件先后与5个太空舱成功对接。1987年，“和平”号空间站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建成后的“和平”号体积约400立方米，重约137吨，其中科研仪器重11.5吨。和平号是苏联第3代空间站，为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多模块构型的长久性空间站。这个空间站原计划服役5年，实际服役15年，后因设备老化、故障频出、缺乏资金等因素，2001年3月23日于南太平洋上空解体坠毁。 至于航天飞机，在冷战时期，苏联领导人曾督促科学家们尽快造出航天飞机，以便在和美国的军事竞争中保持战略优势。1984年，第一架“暴风雪”航天飞机呈现在世人眼前。 1988年11月15日,“暴风雪”进行了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无人宇宙飞行。在被特别设计的助推火箭送入轨道后，“暴风雪”绕着地球转了两圈，3小时后顺利地自行着陆。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称，“这是苏联科学技术界的重大成功”。 后来，随着苏联解体，该项目日益失宠。1993年，俄罗斯最终取消了有关“暴风雪”航天飞机的一系列计划。前苏联一共建造了13架“暴风雪”航天飞机， 其中8架为测试模型，有一架成了旅游景点，在莫斯科的一家公园常年展览，另一架被拆除了，其余的都被搁置在哈萨克斯坦。但是唯一一架曾经进入太空的“暴风雪”航天飞机却在地面遭遇灾难：搁置航天飞机的仓库由于年久失修，屋顶在2002年坍塌，航天飞机毁于一旦，8名工人因此丧生。自此，航天飞机宣告退出俄罗斯舞台。因为抛弃了这些庞大的军事包袱，俄罗斯不仅一改过去穷兵黩武的国际形象，还因此节约下大量资金用于国内建设和改善民生。 随着这些改革的进行，普京执政8年，俄罗斯各领域中的消极因素日益得到抑制，政治秩序混乱、无序状态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加上多年来经济发展保持了良好的态势，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8年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0％，年均增长率为6.9％，居民实际收入增加了1倍。由于转型为市场经济，各种资源得到比较合理的配置，许多原来公有制的军工企业以及为军工企业配套的重工业、化工业、电子工业等先后转变为私有制企业，从事居民消费品的生产，社会生产结构逐渐趋向合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生产也有所发展，商品丰富了，政府收入增加了，补发了以往的工资、退休金等白条欠款。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生产下降的趋势得到扭转并逐渐好转，其后几年增长迅速。例如，人均居住面积从1990年的16平方米上升到2000年的19平方米。1991年每百户拥有汽车14辆，到2000年增至 27辆；出国旅游的俄罗斯人从1993年的160万人已升至2000年的430万人，再升到2004年的650万人。还要提一下，俄罗斯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福利制度。俄罗斯联邦对学龄前教育、基础普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是强制性和完全免费的，大学教育也实行高额奖学金制度。在医疗方面，治病免交挂号费、检查费和治疗费，药品的费用由国家控制和高额补助。俄罗斯居民住房、水、电基本上是免费的，有的收费也很低。 至于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从普京在2011年9月在统俄党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来看，他不满意目前4％左右的增速，他要求今后几年经济的年均增速能达到6％～7％。他在4月11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强调，加强经济发展的“重点是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俄罗斯2020年要达到的基本社会经济目标是：经济将进入世界五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从目前的13700美元增加到3万美元，增长1.2倍。三口之家的住房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到2020年前中产阶级在总的居民结构中最低限度不少于60%，也许不能少于70%（而全世界从目前的30%上升到2020年的52%）。在12年内，俄罗斯经济主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至少要提高3倍。人均寿命在2020年前提高到75岁，死亡率减少1/3。家庭收入差距要从现在不可接受的15：1的大幅度悬殊降到更为合适的程度，等等。上述目标将分三个阶段实现：2008-2012年为跨越准备阶段；2013-2017年为跨越阶段；2018-2020年为巩固与扩大阶段。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苏联剧变，不是什么亡党亡国事件，而恰恰是走上了一条更生之路——这也就是中国《易经》所言：“变则通，通则久”！

常修泽：未来十年中国改革战略 进入专题 ： 改革    ● 常修泽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90年代的中国，乃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都将是不同的。此前改革的成果固然可以承继下来，但前些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则不能在第二个十年再“传”下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决策者仍然需要发扬那种“铁肩担道义”的历史担当精神，推进相关领域的重要改革。基于此，本文就新阶段的中国改革战略再作探讨，并求教于国内外朋友。 　　 　　战略基调：刚柔相济，平滑运作 　　 　　要讨论未来十年的中国改革战略，首先要确定改革的“战略基调”，也就是说，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改革观，中国的改革究竟如何定位、如何把握，它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涉及改革的基本思想问题。 　　基于此前的改革实践，我认为“中国改革之道”应当是： 　　——中国的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但又有某些类似于“革命”的元素； 　　——中国的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法”，但又有某些类似于“变法”的特征，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第一句突出的是“革”，改革总要“革除”些什么；第二句突出的是“完善”，改革总要“完善”些什么。 　　新阶段的改革观应当是：既超越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又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变法”，比“革命”要柔，比“变法”要刚，刚柔相济，平滑运作。 　　联系当前和未来中国改革所面临的现实矛盾，在我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纠结”。纠结在哪儿呢？纠结在改革推动者和所有社会成员所赖以存在的体制，又是改革的对象或者改革的内容之所在。 　　可以说，改革改到深处，必然面临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自己砍自己的手”。 　　从现实情况看，当今社会的一些局部的溃烂，切除它恰好能防止这种溃烂祸及全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切除烂手烂脚”这种手术是“非做不可的”。这样做正是为了使整个肌体恢复健康，增强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力。 　　 　　战略视野：见天光、接地气、立人本 　　 　　制定未来十年新阶段的中国改革战略，首先要解决宏观“视野”问题。近年来，由于经济学界的一些朋友受自身“视野”的局限，往往比较关注“术”的方面，而忽视对“道”的研究。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哲在《周易》中率先提出了“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这是研究改革（即“易”）的大智慧。今天，探讨改革战略，更需要有如下大视野：“见天光”“接地气”“立人本”。 　　（一）见天光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曾讲过，每一种社会的经济体系中都有“普照之光”，这一“普照之光”，掩盖了其他一切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借用这个概念追问一下：当今世界，“普照之光”是什么？我认为有两道“天光”，这就是：经济领域中的“市场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公平正义”。 　　先来看第一道“天光”——市场经济。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都出现一些新情况，特别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于是，市场经济理念受到新的质疑。这其中不乏新见解，但也有需要研究之处。 　　从总体上看，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是深刻的，需要认真吸取，它所暴露的市场经济的某些弊端（特别是其带来的不公正）更值得反思。 　　但是，纵观历史，横看世界，除了市场资源配置这种机制以外，还有没有更好的资源配置机制？ 　　市场经济确实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更好的机制。中国现在有两个“苦于”，一苦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另苦于市场经济之不发达。两个“苦于”，哪个是主要矛盾？我看是后者。故此，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不应动摇，更不能倒退。要看透这道“天光”。 　　再来看第二道“天光”——社会公平正义。近年，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事件，包括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伦敦的骚乱，以及阿拉伯世界的一系列变化。 　　以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例，它为什么会爆发？参与这一运动的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为什么喊出了“99％∶1％”的口号？原因十分复杂，但剖开这一系列事件的表象，可以看到：尽管各地民众诉求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民众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本质是共同的。 　　我们很需要把与人的发展相关的“公平、尊严、开放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主题，并且把“公平”放在首位，促进战略性提升，以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世界潮流，要看透这道“天光”。 　　（二）接地气 　　所谓“地气”，指的是“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在中国搞改革，必须立足于中国大地。中国的改革者曾经“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其中有不少亲身经历过农村生活的磨难），对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有比较深刻的洞察，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及人性遭受的压抑有比较深切的体会”。他们是接地气的。 　　如果说“天光”是“世界语”，那么，“地气”就是要说“中国话”。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国情。中国仍处在不发达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坚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务艰巨。这些都给改革特别是改革中枢带来至关重要的考验。 　　其二，民意。目前国民意见比较集中于三大方面：一是党内和社会腐败严重，尤其是“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现象相当严重；二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因机会不均等和分配过程的不公正而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三是公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新阶段的中国改革战略，必须接这些“地气”。 　　（三）立人本 　　所谓“人本”，指的是“以人的自身发展作为根本导向”。1986年，笔者曾向教育部青年社科基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的课题申请报告，后又出版《人本体制论》。之所以如此，正是基于当代“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已成为时代的主题。 　　讲“人本”，针对什么？一则，针对“物本”。中国到了从“物本导向”向“人本导向”战略提升的时候了。二则，针对“官本”。中国的最大特征是重“权力”而轻“权利”，必须强调尊重公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三则，讲“人本”，要拒绝“民粹”。 　　 　　战略愿景：构建三个制度文明“大屋顶” 　　 　　在确立了中国改革所需的“视野”之后，还需要研究改革的“战略愿景”问题。2012年4月28日－29日，在中改院主办的“新兴经济体国际会议”上，我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包容性体制创新论》，副标题是“关于中国改革、两岸整合和新普世文明的理论探讨”。这涉及改革的战略愿景以及未来治国理政者的“政治容量”问题。 　　为什么要强调“容量”？如何扩大“容量”？我从历史经验、现实矛盾、未来提升三个维度来分析： 　　（一）历史经验：紧紧把握“知常容、容乃公”这一真谛 　　治国理政，不能不读凝结治国“大智慧”的老子《道德经》。其中有一句名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道德经》第十六章） 　　“王”是指“领导、统治”。怎样才能成为领导、才能统治得好呢？老子说“公乃王”！就是必须要“公”，办事公平、公正、公道。怎样才能做到“公”呢？老子说“容乃公”！就是必须要胸怀宽广，“容”量宏大。怎样才能做到“容”量大呢？老子说“知常容”！就是必须要知道“常”。“常”是什么？“常”是常规、规律。 　　“知常容”告诉我们，掌握了客观规律的人，胸怀才会宽广，“容量”才能宏大；“容乃公”——胸怀宽广、容量大以后，才能够“公”，即公平、公正、公道。历史经验的启示是：无论是研究中国的问题，还是研究世界的问题，都应当本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要讲究一个“容”字。“十八大”之后，要治理好这个国家，无论如何要遵循《道德经》的九字箴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这是真谛。 　　（二）现实矛盾：正视目前三个“容量不够”的问题 　　强调“包容”问题，是基于现实存在三个“容量不够”的问题：一是，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整合各种改革力量，听取各种不同的改革声音，“容量不够”；二是，在对待两岸历史和现实的某些问题上，如何以“包容性”胸怀来设计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容量不够”；三是，在多元文明并存的条件下，如何注重吸收中华文明以外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精华，构建当代“新普世文明”，“容量不够”。 　　（三）未来提升：上三个“新台阶”，建三个“大屋顶” 　　要上“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由关注经济改革层面提升到关注整个经济社会改革层面；第二个台阶，由重视大陆改革发展之命运提升到关注两岸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之命运；第三个台阶，由关注中华文明提升到关注西方和东方文明精华的交融。 　　从战略上讲，按照“包容性体制创新”的思想，应该构建三个制度文明的“大屋顶”。 　　其一，整合各种改革力量，在“市场化和社会公平双线均衡”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改革的制度文明“大屋顶”。笔者建议，在新阶段，可在市场化和公正化的旗帜下，把目前大陆上不同的改革力量（包括强调通过社会主义纯洁性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力量，强调通过市场化、民主化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力量，以及强调通过市场化和社会公平“双线均衡”和“五环式改革”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力量等）统统整合起来。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句话很值得玩味：“他们(指革命者)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法国人能做到，中国人能不能做到？能不能也利用各种“瓦砾”——这样的“瓦砾”或那样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中国应该有这种“容量”。 　　其二，包容两岸和平发展力量，在大陆和台湾两个板块的基础上，构建中华民族新的制度文明“大屋顶”。必须要有这种“大屋顶”的容量，至于叫什么名字可以商量，但要有这种思维，经过几个阶段，逐步在两个板块之上实现国家的顶层整合。 　　其三，吸收西方和东方文明的精华，在多元文明交融的基础上，构建当代“新普世文明”的制度文明“大屋顶”。人类是有“普世文明”的。不过，对人类普世文明应有新的定义。我的定义是，人类普世文明等于西方文明的精华加上东方文明的精华，两者结合起来等于人类的共同文明。对此，无论如何都不能否定。 　　 　　战略要点：双线均衡、天地人合、“五环式改革” 　　 　　未来十年的中国改革战略，可以试着走一条“双线均衡”、天地人合、“五环式改革”的改革之路。这有三个战略要点： 　　（一）寻求市场化和社会公平的“双线均衡” 　　“双线均衡”，重点是就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而言的。几年前，我在《人本体制论》中曾提出“双线均衡”理论，当时我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叫做“在社会公平和市场化两个鸡蛋上跳舞”。书中写道：“在中国，社会公平和下一步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可以兼容的。在这一点上，我的基本想法是‘两线均衡论’：中国的宏观决策层需要学会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两个鸡蛋上跳舞’。要兼顾两个方面，并把握‘两个鸡蛋’的均衡点。” “如果打破了经济市场化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倒退；打破了社会公平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动荡。” 　　未来十年的改革，一方面，要坚定地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目标走下去，不能动摇，更不能否定（近年有些地方改革陷于“胶着”状态，与市场化改革坚定性不够有关）；另一方面，讲究公正化，实现公平正义，既包括给底层群众编制可靠的“安全网”、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包括社会各界的机会均等和地位平等。现在比较切实的思路是，寻求“社会共生”，使社会各方面都能过得去，“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坚持这一取向，找准“双线均衡”的均衡点，有利于凝聚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共识。 　　（二）开拓“天”“地”“人”三合一的广义产权制度新视野 　　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以资源的过度耗费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 　　2009年笔者在《广义产权论》的题记中写道：“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我发现：美国人透支的是家庭资产；中国人透支的是国民资源——从人力资源，到自然资源，到环境资源。”这种透支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当代人类的发展，是一个包括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天”）、人的生存发展资源（“地”）和人的生存发展自身（“人”）在内的完整体系。 　　因此，对于未来十年的改革，笔者建议在“天”“地”“人”三合一的新视野下，着手“天”“地”“人”广义产权的制度安排。 　　在“天”（环境）方面：面对环境的恶化，应尽快着手建立“环境产权制度”，包括环境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制度。 　　在“地”(资源)方面：针对资源领域存在的“产权残缺”，应重点完善五项权能：1.(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