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朝鲜首都平各界壤举办大型庆典，除了“致贺”金正恩获任元帅之外，也被认为是向金正恩表态效忠， 多家韩国媒体报道说，种种迹象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已经逐步掌握军权、地位日益巩固。 朝鲜中央通信社周四（7月19日）报道说，朝鲜为金正恩获任元帅举行了“显示各界坚决拥护”的盛大庆典。 报道说，朝鲜党政军高层都参加了这次的庆典，表态支持金正恩。 由于不久前朝鲜才宣布前总参谋长李英浩因为“健康因素”去职，因此朝鲜军方的态度尤为人所注目， 在李英浩去职之后，朝鲜军方举行了金正恩检阅模范军人等等一连串“效忠”的仪式。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等韩国的媒体报道说，最近的发展意味着金正恩已经逐步掌握军权，地位也日益巩固。 此外，路透社报道说，根据“与北京和朝鲜都有关系”的不具名消息来源，金正恩可能已经着手部署农业和经济改革。 路透社的消息来源表示，李英浩是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正日“军队优先”政策的坚决支持者，因此他下台之后，等于是扫除了朝鲜经济改革的障碍。 该消息来源还指称，朝鲜成立了一个“政治局”从军队手中接管该国的经济控制权。 但是韩国的媒体报道说，朝鲜官方最近以“亵渎”金正日铜像为由将一名韩国人权活动人士驱逐出境并指责这是“美国唆使韩国傀儡政权侮辱朝鲜最高尊严”，可见朝鲜对韩国与美国的敌意未减。 还有韩国分析人士说，直至目前为止，朝鲜仍然拒绝承诺放弃核计划以及停止发展导弹，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朝鲜的政策已经“改弦易辙”。 不过也有韩国学者在媒体发表评论说，朝鲜多年“穷兵黩武”已经令该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因此有必要采取一定的经济改革措施，以免导致政权出现危机。

张维迎：改革进程开始逆转 进入专题 ： 改革    ● 张维迎 （ 进入专栏 ）       在改革30年后，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国开始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浪潮，改革的进程开始逆转。     自1978年开启的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选择越来越多，自由也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改革前的第13位上升到现在的第2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越来越大，G2(两国集团)成为国际流行词汇，甚至有“全球领导力东移”的说法。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     与这两种现象相对应，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出现了两种我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改革失败论”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是企业家造成的，30多年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错的。     “中国模式论”最初由一些海外研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提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得到一些国内学者特别是政府官员的信奉和追捧。“改革失败论”主要是国内一些左派学者的主张，在普通大众中也有不少附和者，甚至也得到个别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认同。     在我看来，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迷信权威，不相信自由；迷信“国情”和“特色”，不承认普适价值。他们都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二者的不同在于：“改革失败论”者从否定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回到“文革”时代，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消灭私人企业家，由国有企业统治经济，或许外加一点空想的大众的“直接民主参与”；“中国模式论”者否定的是未来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主张固化现有体制和权力结构，依靠产业政策领导发展，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至于他们的主张是基于认识问题还是利益问题，我不敢妄加评论，大概兼而有之吧！     这两种思潮表面上看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们对事实的解释是错误的。是的，如果我们把中国与英美发达国家比较，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干预多，国有企业的比重大，我们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和法治。但如果因此就把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归结于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如“中国模式论”所主张的那样，就不符合历史了。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开始。改革进程中我们之所以能有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不是政府管得多和国有部门比重大。正是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才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还应该指出，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创造积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这些技术和管理根本不可能在像中国这样高度政府干预和国有部门主导的经济体中创造出来。     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倒是“改革失败论”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官员腐败的主要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国有企业攫取的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能早点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不是保持国有医院的垄断地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绝不会如此严重；如果允许民间自由办学校、办大学，中国的教育质量绝不会如此低；如果我们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将政府的权力严格置于法律之下，绝不可能有那么多野蛮拆迁事件发生；如果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对农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夺；如果做企业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政府以审批的形式赋予一部分人的特权，官商勾结绝不会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自由，官员的腐败行为绝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     因此，无论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     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并没有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而是走向实践，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导致改革停滞，甚至倒退。在过去几年里，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态和政策所阻碍，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名义下复活，本已放开的价格又被重新管制起来，以“民进国退”为主线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让位于“国进民退”，政府财政收入连续多年远超过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政府投资开始挤压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企业家的创业激情被移民热情所取代。凡此种种，不仅给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体制赤字，而且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          ***          本书的内容来自过去几年里多家媒体对我作的访谈，针对的背景就是以上所描述的两种理论思潮及改革停滞和倒退的现实。我之所以愿意集结出版这些访谈，是因为我认为这些内容有助于澄清人们在认识上的混乱，有助于人们理性地思考中国过去的改革历程和未来应该选择的改革方向。     大致来讲，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为界，本书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金融危机之前的访谈，主要是针对“改革失败论”的；金融危机之后的访谈，主要是针对“中国模式论”和现实政策的。     自1978年改革开始以来，对改革的争议一直存在，但在2004年之前，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学术界、媒体人士和普通大众的声音主要是呼吁改革。但2004年春，个别学者以反对国有资产流失为突破口，全盘否定过去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妖魔化企业家队伍，吸引了众多网民的眼球，逐步得到大众媒体的呼应，由此开始了学者和大众媒体主导的否定改革的浪潮。这种否定改革的声音之所以能有市场，当然与前面一开始讲到中国社会当时的矛盾有关。学术外衣是非常能迷惑人的，我觉得有责任发表自己的观点。2004年8月24日，我接受了《经济观察报》和《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的联合采访，对国有企业被迫民营化的历史作了回顾和分析，并提出了公正对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的观点。这个采访发表后，网络的评论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但我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之后，我还就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来自政府权力太大，而非市场化改革本身，网络上的评论仍然是负面居多。2006年3月，我写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希望将有关改革的争论引向理性分析，而不是停留在情绪发泄。这篇文章可以说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也影响了一些人的观点。之后，我又接受了《权衡》杂志记者的采访，提出了“企业家改变中国”的观点。2007年，我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重点分析了权力分配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如何理性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2008年，利用纪念改革30周年的机会，我除了撰写学术文章，还接受了《经济观察报》记者的深度采访，并在凤凰大讲坛演讲，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应该说，我及其他几位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如周其仁、张文魁等)在这期间所发表的言论，对平衡舆论、引导人们理性思考改革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在金融危机之前，总的来说，否定改革的观点不仅在舆论上占据上风，而且对改革的进程起了实实在在的阻碍作用。2005年开始，国资委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而不是改革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也因担心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而停止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条款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进法律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进入停滞期，民营企业成为宏观调整的整治对象，民营企业家群体不断被妖魔化。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由于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金融危机自然被许多人认为是市场的失败，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恶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并没有真正市场化，也没有实行金融自由化，但中国自身不仅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照样高速增长。一时间，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了世界的大救星，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之间大幅度提升，中国政府官员开始教训起美国人来，否定改革成就的舆论开始有所减弱，但“中国模式”的说法开始流行起来。当美国国会就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4万亿的刺激政策在不需要经全国人大讨论的情况下已经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接踵而来，各级政府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投资，数万亿新增银行贷款迅速流向国有企业，这更证明了中国国家主导体制的“优越性”。由此，在改革30年后，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国开始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浪潮，改革的进程开始逆转。     在此背景下，从2009年年初开始，我多次发表演讲和文章，并相继接受财经媒体的深度访谈，分析金融危机的原因，对刺激政策和体制倒退提出批评。在我看来，金融危机主要是美联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政府“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导致的，是政府政策的失败，而非市场的失灵。我警告说，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不仅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会导致新一轮泡沫和通货膨胀，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危机。不幸的是，好多事情被我言中了。2009年的房地产托市政策实行还不到半年，政府就不得不出台多种政策打压房地产市场；宏观刺激政策刚刚实行一年，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主要政策目标。我还认为，体制的倒退将损害中国的长期增长，只有回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激发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中国经济才可能真正转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          我将这本访谈录定名为“什么改变中国”，既是想解释过去，也是想激发人们思考未来。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一是我们的理念，二是我们的领导力。自1983年发表《为钱正名》一文以来，我一直认为，观念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几年，我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人们通常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利益决定的，改革更是如此，既得利益者不仅不可能改革，而且一定会阻挠任何对他们不利的改革。但正如凯恩斯曾经指出的，与观念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其实早在18世纪，大卫 休谟就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许多变革事实上是由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领导的，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变成改革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理念。美国独立后华盛顿没有选择当皇帝，甚至没有当终身总统，就是因为他的理念，他认为民主比明君更重要。中国的近代史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被定义为工人阶级政党，但它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基本上都出生于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阶层，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根本不可能有钱读书，更不可能出国留学。34年前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也是由于他的理念而非他的利益，他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改革要成功推进，不仅依赖于领导人的理念，也依赖于普通大众的理念，因为任何领导人都不能长期背离普通大众的观点而行事。     观念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的观念最初通常是由少数学者或政治领袖人物提出，但只有这些观念变成普通大众的共识，由这些观念导致的变革才会真正取得成功。一旦观念变了，不变革也是不可能的。而媒体可以说是引导大众和普及新观念的强大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最近几年我一直愿意与媒体人士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也才有了这本书的内容与读者分享。     我必须向读者坦承，在200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对中国的未来是相当乐观的。但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使我由乐观转向谨慎乐观，因为事实证明，改革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改革开始的20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相信了的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的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和增加各个部门的自我利益。我们的未来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依赖于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     本书传递的是我对市场的理念，对企业家精神的理念，对开放社会的理念。我相信，如果这些理念能变成普通大众的理念，变成领导人的理念，中国的改革才不会逆转，我们的社会才有美好的未来！          来源: 《什么改变中国》节选 进入 张维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373.html    

北京——去年10月，一大群重量级人物来到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中的五星酒店里，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一场宴会。出席者包括毛泽东的继任者之子，担任中国军方二号人物近三十年的将领之女，中国候任国家主席同父异母的姐姐，出席的还有其他许多重要人物。 出席这场宴会的章立凡说，“只需要数一数来了多少辆豪华车，还有这些车的车牌号数字有多小就行了。” Alfred Jin/Reuters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他的继任者副主席习近平。后者的政治观点仍然鲜为人知。 不过，举行这次聚会原因更令人惊讶。在中国开国元老的子女中，这是一个倾向于深化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小圈子。他们在这里会面是为了讨论中国共产党 的下一代领导人需要采取怎样的新路线。中共领导人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按计划将于今年进行。这样的聚会也不是第一次，许多人在去年8月就曾碰面，并还会在明 年2月再次会面。 这几次私人集会明确地显示出，就连精英阶层的一些人，也对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未来规划的方向心存忧虑。对主张政治改革的人来说，这些集会能让他们心怀 希望，认为党内有影响力的人物也赞成他们的看法，即未来中国应当赋予公民更多选择领导人的权利，并努力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这两点也是现行体制长期以来为 人诟病的问题。 然而问题是，尽管这个政治改革派的小圈子正在吸引更多有影响力的追随者，但在内部却存在分歧，无法就“改革”是什么达成一致意见，更遑论如何达成改 革目标。对实现他们的诉求至关重要的根本转变，即司法体系脱离共产党控制，以及举行真正遵守规则、真的有不同候选人可选的选举，即使在最偏激的成员看来都 只是个遥远的梦想，最乐观的情况也只能是未来改革第二阶段的一部分。 此外，政治风向也对改革派不利。今年春天，公开支持民粹主义方针，与党内高层的路线相左的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倒台。薄熙来倒台的事件引人瞩目，也明确 地显示挑战现状的危险。此外，官方针对薄熙来事件的缄默，也说明高层惧怕一旦党内领导层团结的表象对外出现裂痕，就会导致党的权力瓦解。 因此，在这里几乎没有人以为党会在不远的将来，自愿改头换面。即使对于有意愿讨论深化改革的党内高层，包括被称为“太子党”的党内高层第二代，保护这一阶层的特权也符合自身的利益。 曾在官方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章立凡说，“比较一下现在和1989年，在89年，改革派占上风。”当时追求民主的学生运动得到 了党内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支持，但最终在天安门广场遭到镇压。“二十年后，改革派的力量削弱了。现在有如此多的既得利益，如果他们触及别人的利益，就会被排 挤出局。” 对章立凡和其他人而言，这是中国崛起的一大困局：这个摒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造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专制政权，似乎没有能力实施那些可以延长自身存续时间的政治改革。 就像许多美国人抱怨该国两党巨大的党派分歧让政府动弹不得一样，推动改革的中国人士也会扼腕叹息，大权在握的共产党受制于盘根错节的自身利益，动弹 不得。如果将权力退还给更大范围的公众，党内主导力量，包括富有且权力巨大的精英阶层、财力雄厚而广具影响力的国有工业企业、及尾大不掉的官僚体系，都不 会受益。 许多认为自己属于改革派阵营的人认为，变革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然而他们表示，改革发生的唯一原因是迫于社会动荡的压力。按这种观点，因为不平等、 腐败、污染，以及其他社会顽疾不断加重而产生的不满，会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变革，要么是社会变得更民主，要么激烈地回归极权主义体制。 一个首要的担忧是，除非改革得到悉心的筹划和执行，否则中国就可能会再一次爆发文化大革命式的社会动荡，进而使中国倒退数十年。 今年的一次采访中，中国共产党一份主要党报的编辑在保持匿名的情况下表示，“官僚们仍然没有这种危机感。他们以为自己能继续应付下去。”或许他们的 确能，至少能应付一段时间。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党让数亿人民摆脱了贫穷、创造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中产阶级，这提供了保持现状的基础。 但精英阶层紧紧掌握着对政治的控制权，拥有大量的财富，并且拥有基本上不受制约的权威，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学者表示“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从 2005年已经翻了一番，而政府从2006年起就不再公开发布群体性事件总数了。群体性事件是官方对公民表达不满的方式给出的宽泛定义，其中包括公民自发 的抗议行动。 自由派杂志《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说，“我们承认取得的成就，但却担忧该怎样延续这些成就。” “这块蛋糕非常大，是全球第二大蛋糕。可是蛋糕却分得极不公平，”杨继绳又说，“这是制度性问题。如果制度不变，就一直都会不公平。” 有些领导人也有同样的担忧。在今年三月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党内唯一声言拥护系统性改革的领导人温家宝总理警告说，不对领导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话，“文革”有可能重现 。在许多政府研究机构和培训未来领导人的党校中，政治改革是经常辩论的话题。 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不管是领导人还是群众，都对现状不满。流行的看法是，变革即将来临，但问题是如何变革。不是来自于最高领导层，就是来自于基层。” 批评人士对胡锦涛主席执政十年间的停滞不前多有抱怨，他们还指出，温家宝只是半心半意地推进改革。他们称，党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解决民众的疾苦上，而是更多地关注构建一个繁复的安全机制来压制这些不满。 胡锦涛对放松共产党控制的小心尝试仅限于对“党内民主”的呼吁，也就是在制定政策和选择高级官员的时候，给予低级别的党员更多的发言权。但是，即使是这种权力微调，也少有证据表明其得到了严肃的对待。 从今年秋季开始的权力移交过程中，新一代领导人将接替胡锦涛，并取代大部分的政治局常务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共产党的最高统治机构。但新一代领导人对政治改革的倾向尚不明朗。 习近平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也是指定的胡锦涛接班人。他的政治观点尚不得而知。尽管在分析人士听来，他在几次演讲和会议中闪现的一些简单迹象，有着比较进步的倾向。 其他一些有望进入最高领导层的成员，也略微显示出了对改革的支持。这些人包括，预计将接替温家宝担任总理的李克强、副总理王岐山、党内重要权力机关中组部的部长李源潮以及可能成为常委会中唯一女性委员的刘延东。 党内研究机构的前官员周志兴，如今是媒体高管，谈到下届常委时，他说，“我很乐观。我认为这些人对中国的现状有很深的理解。他们知道，人民的诉求中包含政治改革。”周志兴运营的网站“共识网”，已经成为政治辩论的重要舞台。 周志兴和其他许多人都说，如果想要发生和平的改革，就必须从共产党内开始；“天安门事件”的教训表明，领导层不会容忍对自身统治的威胁。很多人都谈到了台湾式变革。1996年，台湾的威权统治者通过直接选举和平让权，帮助孕育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 但是，改革派在其他事情上都难达成一致：中国应当寻求的到底是西式民主，还是一种开放式的一党专政，抑或全新的政治体制？ 民粹主义者想把党再造为反映早期毛氏理想的制度，将无数政府财富重新分配给人民。农业经济学家兼新闻记者张木生领导了所谓的“新民主主义”运动。他 提倡在一党统治的基础上加入制衡机制，同时大幅增加社会福利。这种想法正在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但是，大部分现任领导人都对毛氏风格的民粹主义表示了不屑。 而且，该运动最主要的信徒大概就是薄熙来，但他因为丑闻在今年春天倒台了。 另一个党内阵营希望开放内部竞争，放弃领导层整齐划一的外部形象，允许不同派系将各自的执政理念呈现给更多的党员进行选择。他们称，长期如此，将孕 育出共产主义框架下的竞争性党派，也就是某种一党民主制。然而，对于过度痴迷于维稳的中国领导层，这种允许权力层顶端产生分裂的想法似乎相当地滑稽可笑。 事实是，改革派甚至不能就他们的动机达成一致。知识分子与维权人士将政治开放当做一种信条。而许多“红二代”，也就是建国将领的子女，则为怒火所驱使。他们对胡锦涛领导下中国的转变非常不满。 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他们认为，团派将他们父辈为之奋斗牺牲的国家毁掉了。”团派，指的是胡锦涛的权力基地共青团。 尽管如此，陷入困境的理想主义者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章立凡说，“我们欢迎‘红二代’，不管动机如何，他们对改革至少是有兴趣的，这就是好的。” 但是，这种理念上的巨大鸿沟使得一些呼吁改革的人士质疑，他们参与的更像是辩论协会，而非真正的运动。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公寓里吃着面条坐而论道，而“红二代”则在豪华酒店里的盛宴上交流心得。 《炎黄春秋》的编辑杨继绳语带讽刺，“毛主席曾经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现如今，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Sharon LaFraniere和Jonathan Ansfield对本文的报道有贡献，Mia Li对本文的研究有贡献。 翻译：汤乃愚 相关日志 2012/07/02 — 丁学良:走活中国政治改革的两步 2011/03/14 — 辛子陵:当代中国真相与危机 2012/07/19 — 博讯:太子党刘源将进军委，不会重演军人干政 2012/07/15 — 《開放》黨內要求政改呼聲再起 2012/07/14 — 林辉:任弼时曾任延安的鸦片专员 2012/07/13 — 是历史选择了我 2012/07/12 — 张鸣:改革危局与清末新政比较——后意识形态时代的三大隐忧 2012/07/12 — 《金融时报》中国的精英家庭 2012/07/11 — 港媒：大批中共权贵策划弃“船”而逃 2012/07/10 — 邓聿文:什邡事件凸显中共法宝失效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在公共生活中，网络所具有的信息开放、独立表达、平等互动等特性，与民主精神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推动了互联网转变为民主、参与的平台。网民们借助互联网所提供的虚拟社区、论坛、公共聊天室、博客日志、新闻跟帖、网站投票系统和电子邮箱等，进行网络表达并形成网络舆论。但同时，在一系列网络公共事件中，逐渐滋生了一种网络民粹主义的极端思潮。网民针对现实中的不平、不公现象进行声讨、发泄不满、提出抗议，直至情绪失控，整个网络空间被非理性的声浪所吞没。网络民粹主义席卷之处，充斥着语言暴力、人身攻击、煽动话语，甚至从网络进入现实，掀起群体性事件，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近年来，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增多，作为一种思潮的民粹主义借助互联网而再次以新的面貌出现。网络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网络民粹主义的产生。 　　一、网络民粹主义与传统民粹主义之异同 　　网络民粹主义本质上仍是民粹主义，它不仅具有一般民粹主义的特点及其社会政治倾向，也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 　　政治学界对“民粹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笼统且含混。凡是代表人民、以人民的名义说话，广义上均可以归人民粹主义的行列。保罗·塔格特指出，民粹主义者的“人民”概念是作为一个基本的统一体，他们被视为一个缺乏基本分化的单一实体，是统一的、团结一致的。①阿伯茨和拉曼斯在分析民粹主义的特征时，同样强调了作为整体的人民的核心地位：一是在“人民”与“精英”之间构成一种敌对关系，认为政治应该是人民意志的表达;二是要求恢复人民主权，支持直接民主，相信民主应当从人民中获得权力，拒绝代议制原则;三是“人民”被认为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它只有一个声音，人民应当联合起来推翻既有的政治秩序。②一直以来，“人民”这一术语意味着在数量上占据绝对多数，并凭借数量众多而被赋予了道德的或政治的合法性。 　　民粹主义最早起源于19世纪后期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农业地区出现的人民党激进运动以及19世纪后期俄国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民粹派运动。民粹主义者利用社会危机时期统治阶层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提出一些煽动性的口号和主张，以迎合民众的需要，获取民众的支持，并进行社会动员。中国学者俞可平总结出民粹主义的三种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反对精英主义，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从而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③ 　　传统的民粹主义由于沟通、传播方式的有限，不管是俄国的民粹派运动还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间形成的民粹主义思潮，其影响均相对有限。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民粹主义的运行规律，催生了一种以网络为媒介的新型民粹主义。由于网络沟通或交往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交往的独特性，例如互动开放、全球性、自由表达、自由结社、构造和传播信息、挑战专业和官方的观点、瓦解民族国家认同④，使得网络表达以其消弭现实社会中权力、财富、身份、地位等的差异而赋予了参与主体的平等性，以其交往空间的虚拟性而推动了个性的解放，以其采用的超文本形式而提高了沟通的效率。在这种以无边界、分散式结构作为存在形式的互联网所构造的平台中，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观点和意见，从而构建出一个人声鼎沸、民情浩荡的公共舞台。 　　与传统民粹主义不同的是，网络民粹主义具有明显的非核心性——信息的开放式传播使得每个传播者既可能是“人民”，也可能是“领导者”。如果说历史上的民粹主义带有地域性，那么在网络时代，民粹主义突破了地域限制而具有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特点，因而造成的影响更大。相比传统的民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的参与更为彻底、直接，因为它是分散型的，没有代表，没有机构，任何人均可以进行自由表达并可能获得无数人的回应。现实中的权威结构在网络中被彻底地颠覆，不分年龄、性别、经济状况、职业、社会地位等，几乎所有的差异均消失了，唯一的区别就是每个人的言论，只有那些吸引眼球、抓住心理的话题才能获得关注。这也是为什么极端的、偏激的甚至暴力性的表达容易吸引人们注意的重要原因。作为对社会不平等反映的仇富、仇官、反权力、反市场、反全球化等情绪，正是在这样一种网络环境中得到释放，并逐渐在网民的普遍参与中扩展成为与精英、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民粹主义。这种非理性的表达及其所形成的舆论压力，无疑给国家、社会以及普通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二、底层社会的抗拒 　　网络表达具有匿名性的特点，使得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具有不可辨识的时空位置和形态。网上交往活动表现为一种符号的互动。在符号背后，网民们表达着各种真实或非真实的意愿、立场。在没有现实社会中的责任约束后，网络语言可以直接反映人们心中与现实社会中的言行截然不同的潜意识和内在冲动，这就往往表现为网民个体表达的非理性化。不仅如此，在网络空间中，某些特殊的集体心理推动网民个体的表达发生变异甚至扭曲，为网络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良好的温床。在网络论战中，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获得支配性地位，各方的观点往往趋于极端化、偏激化，从而出现一种“群体极化”现象。⑤在网络公共空间中，由于偏好相似而结成的网络群体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容易形成心理暗示并相互感染，最终产生极端化的舆论。在网络空间中，匿名性所导致的缺乏责任和约束机制进一步加强了集体无意识。勒庞曾深刻剖析过大众心理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他指出，在集体无意识心理中，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⑥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所带来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当集体无意识在更大的社会团体内积聚起来，结果便是疯狂，这是一种可能导致革命、战争或类似事物的精神瘟疫”⑦。在网络公共空间中，语言交流是无身份、无责任的，群体中任何人的具有蛊惑性、煽动性或偏激化的言论，都会有相当数量的人表示赞同。随着附和的人数的增加，群体内部不断强化着多数人的心理暗示，受到感染的人群便逐渐丧失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当社会中一旦出现突发事件或公共事件时，网络公共空间往往会在极短时间内汇聚成压倒性的舆论，这就是集体无意识的反映。 　　然而，技术并非网络民粹主义形成的主要原因，网络无非提供了民粹主义表达的一个平台。历史表明，民粹主义总是伴随着某种社会政治危机而产生，例如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经济不平等、普遍的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政治信任的急剧下降等。网络民粹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而很少在其他国家出现，根本的原因是当前改革开放遇到深层次问题和矛盾的一种曲折反映，是社会滑向分裂状态时出现的一种现象。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经历了最初的帕累托式改进之后，经济改革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例如资源分配不公、地区间发展不均衡、贫富分化、制度性腐败等，以及备受关注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环境、公共卫生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的集中涌现，再加上市场经济社会中日益严重的消费文化、娱乐文化以及占有性个人主义伦理的蔓延，加剧了社会分化。从社会结构上看，急剧的社会转型和利益分化逐渐造就了“国家-精英-底层大众”的分层结构，精英阶层与底层大众之间关系割裂甚至对立。改革的艰巨性和市场化取向客观上使大众阶层中一部分人出现“相对贫困化”，沦落为底层并逐渐形成一个底层社会。⑧这一社会不同于过去的贫困人口，是由在改革过程中利益相对受损的阶层所组成。改革的深化不仅没有给予这些受损阶层以适当的补偿，而且缺乏配套措施如社会保障，进一步恶化了底层民众的生存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底层社会陷入一种生存环境恶劣且缺乏向上流动机会的失望境地。底层社会的失望是制造民粹情绪的催化剂。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主导性政治话语和大众传媒的双重推动下，当今社会中弥漫着一种精英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强调，在改革中占据优势资源的精英阶层是一群睿智创新、道德高尚的人，精英是社会财富、工作机会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和福祉改善的推动者。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民众被认为代表着社会的累赘，是能力低下者、失败者。底层社会在遭遇利益受损、被主流舆论边缘化后又遭到来自精英阶层的道德贬抑和挑衅，这无疑大大加剧了网络民意的愤激化、极端化倾向，激化了基于底层诉求的民粹主义情绪和“反智主义”倾向。被压抑的底层社会及其代表者强烈地释放出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社会公正的价值诉求，并被迅速释放到网络舆论的平台上。 　　在精英主义主导的社会改革中，网络民粹主义无疑是底层社会对社会利益结构失衡、自身利益遭受损害的一种“反抗”，它代表了“沉默的多数”的利益主张。它在抵制精英阶层霸权的同时，提醒人们关注改革过程的公正性和人民性问题。如果说最初的网络民粹主义是出于对社会公正缺失的一种自发表达的话，那么近年来关于改革展开的大讨论，使得网络民粹主义逐渐找到了思想基础，并开始转向自觉化。 　　世纪之交围绕改革开放的反思中出现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为民粹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从一开始，新左派就以其对改革公正性的质疑而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面对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及其不公正结果，新左派认为，一味强调市场自由的结果必然失去公正。在目前市场经济秩序不健全的环境下，自由放任只能有利于少数有钱有势者的“剥削人的自由”;“对于穷人来说，自由只是意味着‘做奴隶的自由’，因此自由主义者们奢谈自由是在帮助富人压迫穷人，穷人需要的是民主与公正”。⑨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新左派认为，造成当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的一个罪魁祸首是“效率优先”的发展主义现代化道路，而这种发展道路正是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他们因此指责自由主义者为了效率而牺牲公平。⑩在关于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上，新左派批判自由主义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自由主义者在赞扬市场时声称……只有市场才能把我们带到民主、公正的世界里去。但是，他们很少去指出名义上的机会均等与现实不平等的关系”。(11)由此，新左派合乎逻辑地断言，当前中国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针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社会不公，新左派主张依靠直接民主尤其是经济民主、增加普通民众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来解决;同时，国家应在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左派这些激进的立场和言论，以其为普通民众代言的形象而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民粹主义者旋即将新左派的理论奉为圭臬，在网络上开辟自己的战场。在持续的反思改革和追求社会公正为话题的网络空间中，逐渐形成了两股明显的民粹主义思潮——网络批判现实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前者是以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为主要关注点、以反权威和反精英主义的底层姿态出现的社会思潮;后者则是以反对全球化和反对西方国家为内容、以极端排外性的情绪表达为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潮。不管是批判现实主义还是极端民族主义，两者在网络中迅速融合为一股民粹主义思潮，在逐步演进过程中呈现出道德专断主义的色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以及针对这些问题而在思想观念上爆发的激烈论争，为网络民粹主义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思想来源。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网络民粹主义迅速地蔓延。在任何一个重大公共性事件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网络民粹主义的身影。网络民粹主义不仅在网络这一公共空间践踏理性，而且也试图在现实生活中掀起波澜。 　　三、网络民粹主义与社会运动 　　在某种程度上，网络民粹主义是普通民众对在现实困境的表达受阻后所寻求的一种另类途径。作为对现实社会问题和权力支配关系失衡的不满，网络民粹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展现了普通大众的力量，表达了来自社会底层的诉求，重申了改革过程中的公平性，对改革的精英主义战略提出了批评，为自觉地反思和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个警示。网络民粹主义在推动政治廉洁和社会进步方面也作出了一定贡献，通过揭露官员腐败、抨击社会不正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政府责任和社会正义，促进了社会责任和公共道德的建立。 　　然而，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非理性、极端化的宣泄，也扭曲了网络的理性思维和平等宽容。少数网民在缺乏对真相了解的情况下针对公共事件随意发言、混淆视听，并往往借用弱势群体、人民大众的名义进行利益表达、散布言论，故意制造大众与精英、民间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激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不信任和仇视，在客观上造成了激化社会矛盾、分裂社会的后果。在特定的情况下，网络民粹主义容易被少数别有用心的精英分子所利用，在民主的假面具下实施多数人的暴政。网络民粹主义发展到极端就是网络暴力的普遍化。 　　如果民粹主义仅仅停留在网络，其负面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网络民粹主义并不满足于制造“网络集聚事件”，因为仅仅通过点击率、跟帖或发言来表明观点、立场是难以满足民粹主义的现实关切的。在家乐福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重大事件中，民意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虚拟世界的表达、声讨和抗议，而是通过网络来联络、煽动、组织，使诉求和意愿得到具体化，以此来推动公共事件在现实中的蔓延、加剧。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民粹主义天然地具有与现实中的民粹主义社会运动相结合的冲动。 　　网络具有自发性、互动性、扩散性的特点，很容易转化为对社会的动员、组织。诺里斯曾经将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动员功能，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会导致新的政治行动;二是强化功能，认为互联网将强化(而非转变)既有的政治参与模式。(12)杨国斌更多地关注网络所具有的组织、结社的功能，认为互联网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一种新的政治行动即网络辩论，推动了社会问题的表达，对政治产生一定的监督;社会组织在网络上建立虚拟社区，有利于联络、组织公民社会的活动;提供了新的抗议形式，可以传播信息、确定目标和制定战略、识别反对者和组织抗议事件。所有这些，均以低成本、快速并且不招致个人严重风险的形式发生。(13)邰志学在研究了网络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后指出：网络本身具有政治行动的特点，它能够触发政治行动的产生，并影响其进程;网络有能力将具有相似观点的人们联合起来集体行动;网络是一种有效的大众动员和组织的工具;网络民粹主义对政府的要求、工作重点和运行机制构成了威胁。(14)可见，网络不仅塑造了一种公共空间，而且其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集体行动”，对现实政治生活施加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