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重庆模式”的幻灭 作者：孙兴杰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1 12:02:42 阅读量：68次 　　中国两会刚刚落下帷幕，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便成为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而在微博这样的自媒体时代，这一敏感话题更是热得烫手，从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严厉表态，以及对重庆人事任免的通报来看，以唱红打黑为标志的重庆模式失去了合法性。关于民主的讨论将成为未来政治正确的话语，但是民主的话语与民主的制度之间相距遥远，莫让话语泡沫掩盖了民主的制度性建设。 　　民粹主义的破产 　　薄熙来，毫无疑问是一个魅力型的领导人，脱稿演讲、合宜的微笑都使他成为一个媒体追捧的政治明星。由于他的到任，地处中部内陆的重庆一跃成为中国的芝加哥，成为欧亚大陆交通与物流网络的关键一环。美国副总统拜登、加拿大总理哈珀等世界政要都要到重庆一游。 　　不能否认，薄熙来的执政理念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之中是一个异类，尤其是打出了“唱红打黑”的旗帜，正是引发了中国政坛的一股“左倾”的旋风。打黑过程中出现的僭越司法程序的事件屡见不鲜，政治决定压倒司法程序使得打黑行动被有些人讽刺为“黑打”。而唱红行动，则被认为是复辟文革。 　　薄熙来被免职之后，不喜欢他的人们在微博上有种“幸灾乐祸”的情绪，认为薄熙来所掀起的左派风暴平息了。而关于民主的话语将成为未来的主流声音，尤其是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并不讳言政治体制改革，并声言，阿拉伯人民对民主的渴求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而弦外之音也是说中国人对民主的渴望也是无法阻挡的。 　　如果抛开中国国内关于左派与右派的区分与争论，薄熙来的领导风格及其施政措施都带着浓郁的民粹主义色彩。民粹主义，从根本上是反对制度的，因为任何制度都是对魅力型领导人的限制。唱红与打黑更多的是薄熙来的个人政治意志的体现，尤其是唱红运动，这是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与控制。政府主导之下，全民动员，贯彻一种所谓的主流价值观，这也是一场造神运动，那尊神不是某个人，而是关于红色的浪漫记忆。 　　民粹主义，只有在制度化水平比较低、法治意识不彰的社会中才能流行起来，通过神话“人民”这个内涵虚无的概念，贬低官僚，从而营造出一种短期的“人民伟大”的泡沫。官员、学生的“上山下乡”活动，体验人民的疾苦等等，这些活动本身就是在排斥劳动分工和专业学习，短期来看，可以提振官员士气，赢得民心，但是却无法长期持续。 　　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先后两次提到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最大的贡献在于否定了文革，从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甩掉了历史的包袱，消除了禁忌。文革本身就是一场全国性的民粹主义运动，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温家宝两提《决议》其实剑指唱红打黑、群众运动式的重庆模式。 　　民主制度，知易行难 　　随着薄熙来的淡出，民粹主义的道路将难以进入未来中国道路的选项之中。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的执政党“痛定思痛，改弦易辙”，开始了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政治改革滞后，现在到了一个重新总结历史经验，凝聚共识，开辟道路的时刻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温家宝的盛世危言就更加振聋发聩了：“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文化大革命以大鸣大放的民粹主义形式走向了人治与专断的反面，其间造成的灾难至今令人不寒而栗。否定与反思文革是中国开启政治改革航程的起点。 　　民主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未来的方向。在微博上，民主、人权已经是“政治正确”的话语，但是关于民主制度的建设，却依然没有蓝图。即便是温家宝这位多次呼吁政改的高层领导也没有提出一个改革的蓝图。 　　世界历史的经验表明：民主总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情。人们可以想传教士一样传播民主的理念，但是仅此并不够，还需要马基雅维利那样的方略。民主，从根本上说是国家形态的变革，是臣民向公民的进化。不是民主的话语，而是制度建设、权利意识以及宽容妥协的精神支撑起了民主的理想。 　　民主制度因地而异，但是根本的理念却是普世的：司法独立、公共财政、选举制度算是民主的三位一体。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国家制度奠基于法律与货币两大支柱之上，而司法独立与市场经济最终使欧洲国家战胜了各种传统帝国成为当今世界最具竞争力的政治组织模式。普选权则落实了人民主权的理念，民主与共和最终合而为一。 　　民主，而不是民粹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选项，处于十字路口上的中国，不仅需要总结执政党六十多年的经验与教训，更需要学习与借鉴世界历史的经验，触摸世界历史发展的脉动，勾画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改革图景，制订切实可行的改革方略。 　　薄熙来去掉了一个选项，能不能找到正确的选项？需要更多的智慧、宽容，以及魄力。 　　（作者系日本亚太政经调研中心海外研究员）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气 壮如牛又粗鄙不堪 面对这一报道，有人吃惊，有人兴奋也有人愤慨。《环球时报》编辑王文的评论写道：“我不得不对法国《解放报》煽脸了。他们说环球时报英文版“63%的受访者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真实情 况是“47.9%表示不反对，但不现实；仅15.7%支持，认为是可实现的”。法国人无耻地将两者相加，有些国人还信，难道不知道法国媒体从08年巴黎圣 火传递时就不要脸了吗？” 比较有意思的是，王文这段既气壮如牛又粗鄙不堪的话，现在却从新浪微博上被删除，幸好有不少网友作了转载，留下来证据。不过，这里值得讨论的是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环球时报》所做的这一民调结果。 不可辩驳的铁证 不错，按照环球时报英文版的原话，对于西方式民主，47.9%的中国接受调查者表示不反对，但认为不现实。而15.7%的人明确表示支持并认为是可实现的。将此二者相加，《解放报》记者解读中国有“63%的受访者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这一解读确实将不反对西式民主的人算成了希望西式民主的人，有所偏向。然而，在目前的中国，中国官方利用行政和语言之外的力量对舆论强势导向，企图引导公众对抗普世价值，反对自由、民主的语境下，中国竟然仍然有63%的人不反对西式民主，难道还不能说明民心所向吗？ 中国的官方媒体，尤其是《环球时报》，包括王文本人在内，利用政权给予的强势地位和舆论阵地，写下来多少反对普世价值，攻击西方民主的文章？为了贬低西式民主，抹黑人权、自由，他们利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利益至上、人性普遍低劣等作为思想武器，竭力将中国民众引向只见利益，不见价值的思路上，最终为既得利益辩护，为强权政治辩护，为贪腐现实辩护。然而，网络时代的中国，后改革时代的中国，以行政的力量，以独大的话语权优势已经不可能引导中国民意的走向。历史的诡异恰恰是，《环球时报》自己必须面对自己的民调。按照这一民调，中国民意不反对西式民主，已是不可辩驳的铁证。 有心插柳，还是作茧自缚？ 在中国民意不反对民主这一点上，《解放报》的记者没有误判。可能误判的是他对于《环球时报》本身的判断。该记者写道：“《环球时报》显然是冒着被中国宣传机构严厉惩罚的风险，这同时也显示中共内部拥护与反对真正政治改革的分歧。”《环球时报》是有心插柳，还是歪打正着或者是作茧自缚？需要知情人出来证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王文是不可能挺身而出捍卫事实的。 最后，仍然是《环球时报》的这一调查，其中关于中国改革的民意也可以佐证中国民意是向往民主的这一事实。在回答 “您觉得现阶段中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哪一方面最需要深化改革”这一问题时，选择社会改革的受访者最多，占37.0%；其次是政治改革，占30.3%； 选择经济改革的占26.6%。”。将选择中国应该实行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民意相加，有67.3%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应该向社会和政治领域推进改革。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希望中国进行政治与社会改革。这同时也表明，中国总理温家宝关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进行到底的声音所表述的正是民心所向。

世界银行近期发布关于中国改革的报告时，遭到了两种势力的反对。一种是部门既得利益集团（如国资委）；另外一种是“左派”分子，他们与既得利益者相反，大部分是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穷人，将自己的失败或社会的不公归罪于改革。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反对派组合，穷人阶层与权贵集团站在同一阵线。他们的唯一共同点是用同一种意识形态做武器。如，国资委认为报告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一些左派人士则指责私有化是毒药。 很早以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发出过警告，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与贫困群体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因为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个是机会的不平等，一个是结果的不平等。穷人在意的是结果不平等，将责任归咎于市场，而非改革过程中的缺陷。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固化特权，也会躲在穷人背后反对改革，甚至可能动用势力，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 中国不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一种力量要求市场进一步自由释放，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既得利益集团试图狙击这种努力。另外一种底层力量寻求公平正义。改革让社会保障水平实际出现倒退，市场中的公权腐败加剧了贫富差距，政府缺乏对这种正义诉求的回应，催生了越来越强大的反市场群体。 在市场主导力量方面，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着政府干预（凯恩斯）与自由市场（哈耶克）两种对立的观点。但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描述的，在市场社会的长程运动当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驱动力：市场自由与社会公平。当市场寻求更多放纵自由时，会遭遇抵制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反向运动，两者总是交替共生于资本主义世界。从意识形态上将某一种力量极端化，只是一种信仰而非现实。 放纵市场的力量曾制造了“大萧条”，随后支持社会保障的努力催生了罗斯福新政、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法西斯主义。但战后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苏联的计划经济不约而同地在1980年代遇到经济危机，里根以新自由主义化解，而苏联最终崩溃。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也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号角，改革开放的中国参与了这一市场释放运动。但全球化又强化了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经济危机最终召回了追求社会公正的运动，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及“阿拉伯之春”。 与这种周期性钟摆运动不同，中国在计划经济平台上启动的市场化改革是半拉子工程。在市场方面，政府仍然控制着要素资源，通过货币政策与地方激励主导投资，国企垄断与产业管制共存，阻碍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在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和民营企业几乎都丢弃了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医疗、教育等产业化改革加重了国民负担，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仍然享有更高福利。 这种混乱的局面，既要求中国实施“里根革命”，减少政府规制、给市场更多自由，又需要“罗斯福新政”，加强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提供机会公平。如果仔细研究世界银行的报告，就会发现，他们的建议回应了这两种不同的诉求。市场内部矛盾力量在中国不是交替出现，而是同时共存。改革长期停滞让两种力量冲突激化，让既得利益集团联手穷人占据上风，转型改革迟迟无法启动。如果改革继续空转下去，市场效率降低，拖累经济，甚至导致增长停滞，这会让向左转的社会力量急剧膨胀，那将是一场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