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引子 　　如何施行政治改革是改革的最关键之战，一方面不能因为政治改革丧失来之不易的革命政权，另一方面政府官僚化、贪污腐化现象日趋严重，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不能因为官员的为所欲为和政府打击不力而最终丧失执政能力，丢掉执政地位。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当前主流观念是照搬西方模式（其中美国模式居多），以目前政府与民众公信力的差距，显然施行就意味着共产党很有可能成为在野党，这也不符合我国当前形势： 　　1、国际、国内安全形势不允许。 　　施行西方多党轮替的方式很可能受国外势力以及一些强势集团操纵，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现在台湾、达赖喇嘛以及西方集团对中国的分裂之心与日俱增，一直在谋求中国自己内部发生颜色革命，中国是不乱则以，一乱后果不堪设想，丢掉政权事小，恐怕中国又会进入军阀割据、列强瓜分的时代。 　　2、国内民众民主选举政治意识不成熟、社会道德缺失。 　　从当前农村村长换届选举来看，贿选现象普遍存在，甚至成为大家默认的选举强有力的手段，村民不听被选人的施政报告，只知道我得了多少实惠，我和谁是亲戚，和谁关系不错，我能不能捞上更多好处，一切从不正当利益出发，如此观念导致被选举人短视而没有长远发展的意识，在选举前拉帮结派，钱财开路，甚至组成黑社会性质的恶劣组织运用金钱美女、恐吓、殴打等软硬兼施的下流手段对选举进行暗箱操作，有的就是几个黑势力集团的较劲博弈。被选举人成为村长，他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捞回自己的贿选支出，满足自己以及核心小集团的利益，唯一手段就是鲸吞、坑害集体和国家利益。如此政治失控、道德失控、政府失控的金钱选举对集体、国家利益极为不利，也势必影响农村建设的正常发展，对社会公德、政府公信力存在极大的损害，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国家、政府的执政安全和社会以及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在全国各乡镇、县市、省以及自治区施行这样的选举，我不敢想象其后果。 　　3、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不允许。 　　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席卷西方国家，我国虽然受其影响，但没有伤及筋骨，究其原因得益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国内民众的消费习惯是滞后消费或者说限度消费，我国银行业贷款业务大都建立在广大民众实际限度需求上，几乎没有大比例的过度消费贷款，国内银行业受次贷危机影响在可控范围之内。 　　二是我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管制能力，中国现在的政府模式基本属于中央集权、地方分治的整体性较强的宏观调控政府，我国现在出现的东西部差距、南北差距和大量的个人贫富差距，尤其是地方性差距，更加需要系统的、科学的统一协调和引导。 　　这次经济危机的到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无论是地方政府、企业，还是民众都没有过度反应，而是积极应对，使对中国的影响软着陆。从亚洲经济危机到当下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我国均显现出对危机的良好控制能力，充分说明我国当前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治的整体性较强的宏观调控政府的科学性。 　　综上所述，西式民主改革对中国来说是一条死路，而当前政府模式既是抵御经济危机、促进经济良好发展的科学机制，又是滋生腐败、缺乏活力、贪赃枉法、官官相护、屡禁不止的温床，这样的政府不进行改革，同样是“经济上去了，红旗倒下了”，还是要亡国亡党。 　　这是个两难的抉择，在提出政治改革方案以前，我想应该首先搞清一些问题。 　　一，为什么说中国当前政府模式有利于经济发展 　　1、政府模式有以下几种： 　　（1）、松散型政府架构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中央和地方行政完全分治，各级官员通过西式民主选举产生。中央只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完全不进行干涉，有事也是限度干涉，只利用相关政策、法律去引导。地方政府只要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其发展完全由地方长官自己决定。 　　（2）、适度松散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中央和地方行政适度分治，中央除了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经济发展施行有事监督。 　　优点：官员升迁基本上不具备连续性，而是跃迁性，从下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升迁为上一级唯一途径就是选举，官员的前程决定权完全在民众和议员的手里，而不是上一级行政官员，为此，他要的首先是民声、政治清誉，其次才是政绩，所以，民众强有力的监督几乎扼杀了非适度的贪赃枉法的现象发生。 　　总结词语：政治清明，注重民生，官员具体事务效率高、人为风险低 　　缺点：官员升迁基本上与上级官员没有直接联系，其可控能力几乎为零，中央推行一项政策，地方官员首先想到的是地方经济和民众的受益程度，中央的全国经济、社会由于缺乏行政手段这个可看见的手，无论是有事监督，还是适度干涉，依靠市场无形的手，谁也无法预期，谁也不知道可控能力有多大。 　　总结词语：应对风险能力低，发展可靠性差，政府决策性差 　　（3）、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中央对地方行政有绝对权力，中央除了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经济发展施行经常性监管。 　　缺点：官员升迁基本上具备连续性，而非跃迁性，从下一级地方官员升迁为上一级官员唯一途径就是上级认可，官员的前程决定权完全在上级官员手里，而非民众，为此，他要的首先是政绩和上级官员的好感，所以，在官员自我约束能力较差的行政机构里，贪污腐化、贪赃枉法往往成为升官的重要动力，只要上级赏识他，民众强有力的监督几乎对他免疫。忽视民众疾苦、坑害国家集体利益等现象由于缺乏监督，自然就层出不穷。 　　这个政府模式对中央要求比较高，需要科学的认识全国发展形势以及各方面的发展方向，具备人为风险性 　　总结词语：政治污秽，人为风险高，官员具体事务效率低 　　优点：官员升迁的连续性和可控性，中央推行一项政策，地方官员唯恐落后，中央对全国经济、社会进行调控，由于有了行政这个可看见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双管齐下，想不控制都难。 　　总结词语：政府决策性强，对抗风险能力强，发展可靠性强，有速度优势。 　　（4）、中央集权微观经济运行模式：中央对地方行政有绝对权力，中央除了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经济发展施行日常性监管。这个模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和朝鲜的政府模式，事实证明是高度统一下的战时机制，非平常经济发展模式。 　　从以上政府模式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法国以及大多数西方国家均属于第一类，松散型政府架构特点导致在历次应对经济危机中显现无力，不断推出诸多政策、措施收效甚微，在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抛出后几乎只有等待。而对中国来说，中央政策、措施的推出，地方政府马上就会去施行，立竿见影。 　　2、社会模式 　　（1）松散型社会模式：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方式和过程以及结果完全由民众自由决定，只要不出现触犯国家法律、失业以及特殊性问题，国家社会不会主动介入。 　　优点：民众自由度大，民众依附心理低， 　　缺点：政府与民众心理差距大导致民众应对危机心理状态不稳，事后机制容易出现政府政策民众不理解，民众心理政府不清楚，往往导致民众对政府期望不高、不信任，甚至出现敌对情绪。 　　（2）紧密互动型社会模式：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方式和过程受政府部门日常性引导和关注，国家社会有限度的主动介入解决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各种困难。 　　优点：民众与政府施行零距离接触，事前、事中机制可以摸清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状况，一方面可以为政府收集经济各项参数、社会动态等第一手材料，为国家、地方决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向民众讲解国家、地方政策，优化国家政策落实力度；政府适时、适度、深度解决民众各种困难，安抚民众，稳定民众心理状态，化解社会矛盾，防止犯罪。 　　缺点：政府过激行为导致民众自由度受限制；民众对政府依附心理强，容易助长等、靠、要的懒惰情绪，加大政府行政难度，处理不好可能激化矛盾。 　　（3）紧密管制型社会：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方式和过程受政府部门日常性管制，国家社会无限度的主动介入解决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各方面： 　　㈠战时体制：不以民众基本需求为目标，为一个既定目标要求民众遵守并强制施行。 　　㈡宗教体制：不以民众基本需求为目标，以一个宗教理论为范本要求民众遵守并强制施行。 　　从以上不难看出，中国政府属于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社会已经越来越趋向松散型社会模式，或者说，已经基本形成松散型社会模式，这种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与松散型社会组合的模式的利弊可以说已经基本显现：经济高速发展和大型项目的顺利实施。松散型社会模式加速了各阶层的自由竞争意识，促使经济发展呈多元化、高速度，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政府由于权利的高度集中，决策都能迅速执行，尤其一些国家级大型工程的实行，没有中央集权，在西方国家政府很难迅速做出决定。近年来，中国政府不但较好的规范、引导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随着国家级大型工程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拉动了国内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引导和规范与激烈的竞争环境造就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二、为什么说经济上去了，更要进行政治文化改革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一个真正的思想大国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妄自菲薄，唯他人马首是瞻，一切不加研究，拿来就用，更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否则，必然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当下多元文化的形成是中国建国初期形成的民族、宗教政策，较好的缓解了民族矛盾，然而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不断在改革中无序发展，现在迫切需要对文化、思想进行彻底意义整合纠偏。 　　1、为什么说当下文化思想需要进行彻底意义整合纠偏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三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第一次是共产党理论迅速替代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次应该认为是具有积极意义上的思想碰撞；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空前绝后的对传统文化的摒弃，这显然是极具破坏性的；第三次是在毛泽东思想被拉下神坛，中国人极端茫然时，经济改革开放带来的西方自由思潮，中国人不管对与错、不顾实际作用以及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在某些并不成熟的理论指导下，一切奉行“拿来主义”，结果经济被人搞活了，思想却把人活搞了。 　　我们着重来看第二次和第三次文化的冲击，文化大革命是对文化实体的破坏，这种强制性的文化冲击远没有触击到人的思想主题，只是暂时的沉默，凤凰浴火而必然涅槃。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冲击，却是对文化主体极具破坏性的，这些思想与既得利益捆绑在一起，在改革开放中人们感觉奉行这样的行为准则就可以受益，终于顾不了许多，解放思想，由被动变为主动，这次从人心里完全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古人云：盗亦有道。这些封建社会道德准则在当下不但被抛弃，而且还认为是傻子想法，事实证明，答案是否定的！这种为了金钱而无所顾忌的文化思潮，最终恶果已经显现： 　　难道大家真的看不见所谓“解放思想”的现代文明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感召下，而全然不顾百姓死活，不顾民族、国家、集体权益，为了一己私利铤而走险吗？ 　　难道身为大学生、农民、工人、商人的传销人员居然将骗父母、骗兄弟姐妹说的那么冠冕堂皇，不能说明道德从根的腐烂吗？ 　　难道毒大米、毒奶粉层出不穷，国外抵制“中国制造”的“恐华症”，虽说不是单纯的贸易保护，但更多的问题不在咱们自己身上吗？ 　　是的，道德，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被逐渐摒弃的中华瑰宝，今天在“胡温新政”必须重新拾起，如何拾起？我们先来看，道德先生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倒下的： 　　（1）拉下神坛的信仰。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无论是社会、单位，无处不提大公无私，这种超越人类历史道德高度的行为准则，已经形成社会共识，也成为大多数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就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难点：如何让人们从崇高的感召下走向平凡，也就像庙里的方丈让在晨钟暮鼓长大的和尚集体还俗一样，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如何唤醒人们的私心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攻坚战！ 　　为了让人们相信的政府允许私欲的存在，第一次思想道德标准的颠覆开始了。生活在70年代以上的人可能都记得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大多数村庄、街道上，村长或街道主任四处奔波，挨家挨户的干着他们最拿手的思想动员工作，然而，从劳模到积极分子再到普通人，甚至后进分子，他都无功而返，他手里拿的不是救济金，也不是先进名额，而是上级部门摊牌下来的个人贷款任务，没人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他们不知道拿这些钱干嘛？也无法理解政府要干什么？大家迷茫，村长也不清楚，无奈之下，村长知道了村里游手好闲的张三，街道办知道了不务正业李四，没想到，他们居然很痛快的答应下来了。所有的人都等着看笑话，不曾料想，张三跑起了货运，李四搞起了客运，一年下来，盖了小楼，买了彩电，娶了漂亮媳妇，人们惊愕了，但更大的冲击在后面，张三和李四成了县里的劳模，还到省里开会，上级部门号召向他们学习，大多数人想不通，大公无私错了？我们先进了一辈子一下就后进了？他们虽然有钱了，但是为啥政府看不见他们的灯红酒绿、腐化堕落，反而与政府官员称兄道弟，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有了钱就一切都先进了吗？难道有了钱就可以掩盖一切吗？这就是第一次道德的颠覆！ 　　人想崇高不易，毛泽东穷其一生也没有最终让所有人崇高起来，唤起私欲却再容易不过，很快大多数人走向平凡，于是，“下海经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上到下，人们想生活好点没有错，错的是不能为了推行所谓政策就撞破一切，思想不是物质，可以打烂重建，何况带有私欲的偏激病态思想对刚被拉下神坛的人们犹如洪水猛兽，吞没了很多人的良知，政府忘了思想碎了需要重建，一味的深化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人们倍感压力…….。 　　（2）碎了思想的又一次重击。 　　如果说第一次道德颠覆是把道德先生拉下神坛，那么第二次颠覆就是斩断了道德先生的四肢。 　　市场经济迅猛来到，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国家的主人，然而主人在后来的改革中不断被侵害、被抛弃，可以说，把他们主人的地位送上砍头台的不是别人，正是工厂以前不务正业被除名的李四，今天李董事长作为新主人来挽救这个工厂，只不过，大多数人必须离开自谋出路，包括教过李四的师傅……， 　　全国几千万下岗工人想问问李四之流，难道我们广大工人一直工作不努力，所以改革开放后就要努力找工作吗？我们错了吗？我们不适应形势了吗？为啥我们从辛辛苦苦工作，一夜之间却一无所有？为啥李四从游手好闲，一夜之间就名利双收？大家想不通，但是不能仔细想，因为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自己还要吃饭，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李四呢？这就是第二次道德的崩溃，是从根里的腐朽。 　　（3）、我们都怎么了？ 　　改革在进一步深化，下岗工人终于活下来了，虽然活的艰难，他们发现终究学不成李四，因为李四是“先富起来的人”，他现在很忙，白天围着盘子转，晚上还得围着裙子转，从空手套白狼到资产重组，从人大选举到学术论坛，从污染环境的小作坊到如今的写字楼…..。 　　某些教授说：“中国需要精英救国，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政府也提倡：先富带后富，大家一齐奔小康。李四显然已经成为社会“精英”，他也不知道自己做报告说了些什么，但是，他知道自己的钱不能分给更多的人，自己必须由“先富起来的人”变成“永久富起来的人”；他更知道自己大多数钱见不得阳光，好像某个教授说过：“你心里的恐惧就是原罪感，从宪法的角度来说，你的钱并不受法律保护”。李四从发迹以来第一次有点慌，但是，他又一次发现他奉行的真理确实很有效，只要出得起钱，就有人想点子，而且还有人比他这个草根出生的更着急的人，这次李四之流开始赤膊上阵，用他那娘胎里带出来的厚颜与无耻强烈要求政府通过了这部和宪法相抵触的保护他财产的法律，否则………..，要知道李四之流现在可是“吼一吼，中国大地抖三抖”的精英。李四之流知道自己需要理论体系了，某些教授发现精英论好像不被中国广大人民接受，这就是“仇富心理”，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忘记自己也是中国人），他们劝慰大家，富人没有钱最后也能再次站起来，穷人有了钱也会再次趴下，你们天生就是穷命，认命吧………。 　　试问，这些坚持现代版宿命论的精英怎么能说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呢？我记得，封建社会士大夫交往还有“往来无白丁”之说，基本奉行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嫌弃铜臭味太浓的商利之人。现在的某些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在道德彻底颠覆以后，做人很彻底，与三教九流打成一片，我不知道，到底是教授、官员的脑袋长在李四之流的身上，还是李四之流的脑袋长在教授、官员的身上？ 　　种种腐朽、堕落、无耻、厚颜罄竹难书，社会有识之士尚且如此，况走卒、小贩、苦力乎？道德之根何在？如此当下文化思想必须要进行彻底意义整合纠偏。 　　如何纠偏？如何整合？道德先生如何站起来？我们首先要明白道德先生的倒下其实就是改革开放大跃进的必然后果，没有科学的理论准备，没有深入实际的调查，没有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中央在改革开放中追求片面的速度，对某些地方失控，导致地方政府一味的无原则的解放思想，一味的在旗帜上胡乱涂鸦，美其名曰：中国特色，一味的奉行“发展才是硬道理”，合理的政策掩盖着非法，合法的外衣掩盖着腐化，廉洁代名着小集团利益……..。一切皆有因，一切皆有果。 　　还好，我们欣慰的看见了“胡温新政”，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看见了真正意义的关注弱势群体，又隐约听见了政治改革的声音。 　　2、为什么说文化思想彻底意义的整合纠偏是政治改革的前奏 　　我们来先看看新中国的人为政治历史，共产党政权对人为政治管束的乏力是有目共睹的，这种政权往往对人性依赖性很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决定于极少数人的性格，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国家的发展几乎都取决毛泽东主席对国家认识上，从改革开放到香港回归，国家的发展又都完全建立在邓小平对国家的认识上，这种人为政治的可塑性强，随意性较大的特点，在改革开放中逐渐流传到地方政府，改革开放30年来，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的褪色和变质在解放思想的感召下，确实已经到了不整治不行，却又难于整治的地步，现在的地方政府有个潜规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解决民生的好政策往往成为地方官员的又一个生财之道，如何真正落实惠民政策将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一系列大问题，也是考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大问题，这些都需要在每个人心里重塑道德之根，这个在改革开放中几乎被腐蚀殆尽的民族之魂，是中国文化在时下迫切需要重塑的重大工程，价值观的重归，荣辱观的统一，也是对改革30年来共产党员褪色和变质的总结，也是对共产党本质的再思考、再探究。 　　始于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思想文化上的惨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去规范和引导的结果，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普遍存在，此类问题最大的严重后果就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什么会在共产主义国家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严重问题呢？ 　　任何一场改革，都需要思想和行为方式来正确引导，尤其是政治改革，良好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才能够进入一个良好的变革局面，不能操好心办坏事，更不能让别有用心的利用了，所以文化思想彻底意义的整合纠偏是政治改革的前奏。 　　2、政府在为谁服务？ 　　政治改革如何改？我觉得首先要认识到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的褪色和变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前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的出现最初几乎都是来自内部的改良要求，也就是要求政府更好的实现执政能力，而不是推翻政府，有个现象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以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为宗旨的政府为什么垮台后大多数人并不痛惜，这说明大多数人并没有深切感受到政府的恩惠，那么谁是政府最大的受惠者呢？也是共产党政府在为谁服务呢？ 　　共产党政府在各个阶段在为谁服务？ 　　我们首先来看各个共产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在弱势群体的拥戴下执政的，在建国初期无一不是群众积极性高涨，国家建设热火朝天。这时的政府往往是执政为民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有那么一些干部生活比自己优越，对一些资源官员更有支配权等等，这就是所有制隐形变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个最高和最广泛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全民所有制，理论是这种资源不单独属于任何社会个体，而属于全部国民的，在公有制名目下由国家来控制。这种全民所有制的实质是普通民众并无支配权，而是由政府官员代为控制，这些资源受厂长等极少数人的意志支配，也就变相拥有了这部分资源，该资源已经实际上变为阶段时间内的松散性家族私有制或官僚私有制。 　　然而，这种所有制状态的拥有者并没有认识到所有制变异的结果，因为无论是普通工人、有支配权的官员都无实际拥有的真实感，他们只感受到权力的变化、政治的变化，资源这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没人注意，也就是说，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所有人并没有真正体会，谁又会去珍惜自己无法感受的东西呢？ 　　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政府在企图带领全民过上他们向往的生活，只不过部分特权阶级和官僚提前达到了比人民较高的生活水平。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为部分特权者和官员服务。人不患寡但患不均，这就是变革声音的起源。 　　30年改革开放政府又在为谁服务？其实，这就是所有制显形变异，政府把所有制的看不见的变异结果显现了，其服务的群体也有所改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政府在赤裸裸的为部分特权者、官员、强势集团服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解放思想”的不断延续，这种所有制显形变异越加明显，政府在缺乏必要规范的情况下为这些对象服务，必然产生暴富阶层、贫穷阶层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必然失去监控产生不公平的现象（唯一欣慰的是成为强势集团的通道相对公平了，李四之流就是这通道的产物）；必然出现强势集团“尾大不掉”的现象，用经济实力威胁政府、绑架政府……..。 　　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会出现无可避免的变异？关键就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不具备可操作性，其原因在于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出现根本性错误。 　　（1）、共产主义的理解错误。 　　理解错误一：共产主义顾名思义应该是人人都有，应该在“有”字上寻找答案，然而马克思依据“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误导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理论思考方向，“人人都有＝公有”这种方式是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现在看来无容置疑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的变异”，所谓所有制变异就是：公有制是指人人都有，然而却无法从实际上体现有的效果，也就是说“人人都有”这个理念无法实际操作，这种“人人都有”让大多数人无法切身感受“有”（这就是共产主义政权垮台时大多数人无动于衷的原因），而这种“有”思想下的共有资产在现实中由于思想的堕落和权利的滥用以及监督的缺位，成为了阶段性的官僚资本，成为极少数人掌控的资本，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公有=官僚所有＝私有”。这就是所有制变异，是共产主义阵营失败的根本原因。 　　真正的共产主义应该是什么呢？应该从正确理解“有”入手而不是“无”，小有就是大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形式是什么？那就是股权制，人一出生就应该有生存权，这种生存权用全社会的总资产的股权来表示，也就是说，人出生就应该拥有资产股权，这种股权使人们有政治表达权、经济受益权等法人的权利。 　　这种资源形式可以在现实中推行吗？那么我们来详尽分析被某些教授称为“怪胎”的共产主义实现形式的新农村——–华西村和毛式传奇英雄—–尼泊尔领导人普拉昌达的成功之路，到底隐示着什么深刻道理？ 　　（2）、理解错误二：搞市场经济，思想就一定要“非毛化”吗？ 　　分析一：华西村模式是不是共产主义新农村的道路 　　1981年，在小岗村打响了所谓改革的第一枪，所有的公社资产全部分归个人私有，这个被某些名教授称为破天之举的行为不过就是一场“打土豪、分田地”的重演，只不过这个土豪是集体主义形式下的资产所有制，极大的满足了大多数人的私欲，随之，“包产到户”在全国迅速推广，从那时起至今，中国农村除了土地责任承包，20年内无善可陈，中国广大农村发展依然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耕时代的技术水平，农业现代化几乎对现在的中国农村是“天方夜谭”。 　　为什么中国农村与中国工业、商业、金融业相比发展完全滞后呢？原因很简单，一家一户所拥有的零散土地使农民没有能力也没必要购买农业机械，完全自由的农村发展模式和科研隔绝的现实使农业技术发展几乎停留在原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根本原因就是土地责任承包制度 　　为什么一个被称为划时代意义的农村改革会成为农村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呢？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土地责任承包制度的改革是一种什么形式的改革，其实人民公社是一种集体农庄的模式，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集约经济体，失败的根源主要是管理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管理的失败去否定一种制度。相反土地责任承包制度是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形式，但是由于私欲的满足，责任明确，就得到绝对的肯定，这就是因为管理的到位而坚持的一种落后的生产力。这种现象举个例子说：一群武士剑武得很好，于是放弃机枪、大炮，坚持冷兵器20年不变，面对武装的牙齿的国外农业其发展和战况可想而知！ 　　其实大家都明白土地责任承包制度的政治意义大于一切！！！这就是中国发展是不是还要和政治意识捆绑的问题！ 　　中国农村已经到了不重新改革不行的地步，这和中国政治改革处在同样的尴尬境地，其实对农村重新进行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改革开放的一次纠偏，就是和政治改革密不可分的。 　　中国农村改革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走集约化的农庄道路，这里有个选择：是私人农庄还是集体农庄？显然中国当前的主流思想虽然隐而未喻，但是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政策的出现，明显是在为私人农村的最终出现铺路。 　　私人农庄的实现里面有社会问题将是地方政府很难逾越的鸿沟：众所周知，中国有11亿农民，由于落后的农村生产模式和土地责任承包制需要大量的人力，也就是土地解决了11亿人的就业问题，如果实行现代化的私人农庄，社会问题是大量的农村闲散劳动力如何解决？最起码，从现在起20年内，中国城市无法吸纳5亿人，难道中国农村改革再推迟20年！！！那么有没有，马上可以实行的并且可以解决众多劳动力的农村生产方式呢？我们先来分析华西村现象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启示！ 　　大凡去过华西村和南街村的人都会被村镇城市化、村民市民化、完全的市场经济经营模式和高度统一的毛氏思想政治工作并存的特点感觉新奇，为什么市场经济制度与毛泽东思想这两种水火不容的体系在这里高度统一起来了，而且取得了让所谓那些中国改革的急先锋的先进农村无法想象的辉煌业绩，为什么？？ 　　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完全建立在私欲的经济形态，古人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见私欲的天经地义。相反毛泽东思想要求的大公无私，甚至要牺牲个人利益，扼杀个人私欲，显然这是完全对立的思想状态。 　　其实，市场经济也有宏观调控手段和防止私欲过度纵放的规范制度，毛泽东思想也让大家吃饱肚子再干活的愿望，也允许最低限度私欲的存在。仔细想想，其实这两种思想状态都在寻找一种和谐的共荣状态。 　　在华西村里我们发现在企业经营方面完全遵循市场经济方式进行运作，在物质分配方面尽量实行均富的原则，但绝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的大背景下实行多劳多得，奖优罚劣……。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更多的是我们现在广大社会缺乏的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为什么会有这种和谐的出现，我总结一下是： 　　毛泽东思想更像一种润滑剂，他抑制了私欲的过度膨胀，化解了众多的矛盾，使人们心服口服，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的高度愿望不也正是如此吗？ 　　毛泽东思想更像是一种哲理、一种战略思想，市场经济模式更像一种战术手段，一个在宏观的把握方向，一个在微观的克敌制胜，这就是矛盾而又统一的具体实现。 　　然而，中国所谓的专家、学者食洋不化，完全以西方经济马首是瞻，在强大的事实面前，不去深层挖掘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去研究其对中国农村、城市的现实意义，斥责这是“怪胎”不以为然，任其自生自灭。 　　我甚是担忧，这个在中国自发出现的社会形式到底生命力有多强？在无人顾及和引导下还能走多远？ 　　我更是担忧，在这中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思想混乱的时代，社会的稳定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大问题，中国急需要思想的重塑，放弃华西村这种昙花一现的黑暗中的唯一光亮，中国会不会错过一次社会真正大共荣的机会！ 　　分析二：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必将成为建立民主国家的重要参照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这一生干过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建立新中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也是无容置疑的伟人功业，最具争议就是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这也是现在主流社会对毛泽东主席诟病的一大焦点，也是党内高层刻意回避的事件，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必将重新审视，其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的一些经验，将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根除腐败、实现真正民主政府架构的重要参照实例。 　　意义一：大字报与官员辩责制度 　　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字报满街都是，那时的人（尤其官员）很害怕在大字报上看见自己的名字，名字的出现就意味着轻则在群众会上检讨，重则丢官、批斗、下牛棚，大字报仿佛就是催命幡！当然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时期的大字报很多是失实的，对当事人几乎是不容辩解的，用现在的话说，是不可控的。但是，这种由下而上的对官员进行问责的监督形式却是最有效，只要建立一种制度，将大字报这种形式进行规范化、程序化，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允许并督促官员就这件事进行答辩。让大家形成一种共识：法律赋予公众对任何人、任何事（个人隐私和国家机密除外）都有知晓的权力，都可以用大字报提出异议，官员习以为常的为某件事出来答辩。这就是官员辩责制度。 　　意义二：造反有理与官员弹劾制度 　　“革委会”这个曾经盛行的名字已经逐渐被人淡忘，“造反有理”曾经是多少政府官员的噩梦，我在这里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所作所为不敢苟同，但是我欣赏的就是这种由下而上平稳夺权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句“造反有理”、一幅大字报就是对某当权派弹劾的开始，群众批斗、政治检讨就是弹劾事件的答辩阶段，最后交出权力就是弹劾成功，这是一套完整的弹劾程序。 　　现在的西方国家有一个机构专门受理这些公众对某些官员提出的异议，启动弹劾机制，组织开启答辩会议，最后形成定论。如果我们把文化大革命这种行为加以规范，成立机构受理，在这里，难道没发现惊人的相似吗？ 　　意义三：查抄及返还与官员“财产晾晒”制度 　　“查抄”其实不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难以计数的家庭被查抄，这里面中饱私囊不多，原因就是那时的官员本来就清廉，那有啥东西可查？现在的官员那有啥地方敢让大家查查！现在推行“财产晾晒”其难度之大，必登天还难！最后，不过就是嚷嚷而已！！ 　　“财产晾晒”应该作为官员就职典礼的重要内容，要当官，先清查资产，并且以后每年举行一次资产公众说明会。 　　意义四：专政夺权与可控民主制度 　　文化大革命的专政有个特色，无论地方夺权如何乱象横生、从文斗到武斗，只要中央一声令下或上级部门紧急叫停，地方马上就恢复平静。这种高度可控制度与专政夺权斗争的乱象的实现原因是：1、中央和上级部门的绝对权威是公众不容抗拒的；2、专政夺权斗争的乱象是乱而有据，也就是说这种乱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那就是不能反党、反毛主席、反国家，违背这三点就失去立足的根本。 　　其实，中央和上级部门压服地方也是基于这三点。 　　有部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确实，那个年代人人无论对错，都充满激情，尤其是政治热情，相对现在的民众来说，那种炙热的政治情节是无法想象的！当下的社会政治热情几乎处于休眠期，满眼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金钱挂帅的所思所为，这些都助长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滋生蔓延！ 　　民主就是对权威的挑战，政府需要绝对权威。政府对民主是既希望又害怕，希望借助民主清除自身恶疾，害怕广泛民主危机政府安全。文化大革命就是广泛民主和绝对权威相结合的经典实例。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几十年来，中国和越南的发展一直困扰着外部观察者。农村革命所取得的成功使这两个国家日渐成为亚洲这一世界发展最快地区里发展最快的两个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2008年以来，它们的发展速度及其经济复原能力远远超出了令人钦佩的程度。 　　尽管公众专注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自2008年以来重新命名为“和平发展”）对于发达国家提出的挑战，但是中国和越南的发展对于“现代化”这一共同观念提出了更为深刻、也许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20世纪初期，甚至中国和越南的知识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化。但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为重建国家发展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即使领导层接受了现代性的变形使命，但它的精神和方法已经根植于大多数以阶级为基础的动员中，其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虽然改革时代的政策呈现出去集体化和去控制的特征，但是党的领导仍是关键，改革的成功进一步巩固了现有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和越南体现了有秩序的政治机制和独特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称之为中越模式。 　　下面将分三部分探究中越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分析中越政党国家体制与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的异同，然后在分析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对中越两国提出挑战的基础上，考察中越经验对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挑战，最后是中越模式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关性研究。全文的结论回到什么是现代化这一最基础的问题上。 　　模式与差异 　　中越两国都是政党国家，它们的政权建立在共产党对农村广泛动员的基础之上。尽管采取集权的政党结构即“准民主体制”，但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所进行的农村动员要求政党采取关乎大众利益的政策。它们在革命时期逐渐确立了领导地位，并在胜利后建立了可以从中央直达基层的政党结构。尽管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在物质基础方面很贫瘠，但不管怎样它们的革命创造了持续动员民众的巨大能力。与此相似，越南民主共和国也能够围绕国家自由这一目标动员所有的人，并带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战争。 　　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成功，中越两国的领导者都面临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即调整其政党国家结构以适应可持续治理的任务。这是因为，改革的成功正在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对于其农村平均主义的、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起源而言，中越两国的政治社会变得日益城市化、不平等和全球化。改革的成功不仅增强了中越政党国家体制作为一种机制的力量，而且引起了对在一个日益不同的社会中进行管理的执政党的作用和能力的质疑。 　　很明显，中越两国都是共产主义国家。认为它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是错误的，正如早期在毛泽东时代所讨论的“（仅仅是）农村革命”或胡志明时代所讨论的“仅仅是民主主义”中所暗含的一样。当然，如果马克思晚期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那么他当然也会怀疑其分布广泛的衣钵继承者。然而，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正统，并有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作为政治核心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的标准的话，那么中越两国都符合。 　　中国和越南与过去的欧洲和苏联兄弟究竟有着什么显著不同呢？农村革命是这种差异存在的重要缘由，而且其成功也需要一种欧洲缺失的环境。俄国是上述原则的一个例外。尽管它有着众多的农村人口，但俄国的政治命运却是在其大城市里被决定，随后才在农村地区推行的。中越两国与东欧在外部压力下建立的政权之间的隔阂更大。即使有一些共鸣，也只是复杂差异性中的一个方面。 　　中越两国都有行政机构，这些机构主要关注政策的执行而不是政策的形成。选拔人才的主要阶梯由教育程度、考试成绩和履历表现所组成，而不是由选民决定。在人才留用和提拔方面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重要，但这是一个公众对其表现满意与否的问题，而不是与选民关系的培育，选举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力中常常扮演次要角色。政党和国家在结构方面分得很清楚，但在具体运作中却常常混在一起，政治和行政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 　　在具体工作中，政策的执行更为灵活，地方官员可以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进行实施而不是贯彻一般性的法律。因此，大量的政策创新是从地方开始的，是在地方被证明成功之后，逐渐推广普及的。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危机也常常迫使领导层认识到先前曾被忽视的治理难题。民众的动乱在吸引高层领导对地方的关注方面发挥了有趣而重要的作用。虽然这样的动乱是体制外的，但民众很少反对现有体制。用毛泽东的话说，这些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变成敌视性的矛盾。工人罢工由于主要是反对外国公司，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矛盾。在越南，68%的罢工发生在外资公司，尤其是台湾和韩国的公司，而发生在国有企业中的罢工不足10%。大多数罢工时间很短且是非暴力的。 　　相比人民内部的矛盾而言，对于政党国家的挑战倾向于被视为“敌我矛盾”。令政权感到威胁的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的数量或力量。他们的数量不大。在对越南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全面研究后，贝内迪克特观察到他们大多属于知识精英。约有2000人签署了自2006年4月开始在越南流传的《越南自由和民主宣言》，他们通过加入政治组织或者发表大量的作品公开挑战政权。然而，即使只有很少的人，也对政权提出了一种威胁，因为他们是被视为仇视社会主义的外部力量进行的“和平演变”（中越两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都使用这个词语）。 　　然而，如果认为在持不同政见者和政党国家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者说公众是无行动力的，都将是错误的。它们在诸如反腐败、均衡发展和环保这样的领域有着广泛的认同，公众，尤其是网民，在许多特定问题上非常活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发生在越南的反对中国开采铝土矿的强烈抗议。反华的民族主义是越南持不同政见者热衷的话题，但是在这一案例中体现的是广泛的、公开的抗议，以至于武元甲将军写了一封公开信对此进行谴责。尽管政府不能正式与反对派达成协议，但却经常灵活地包容批评意见。 　　同时，在不同地区实行民主治理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步，包括地方选举、政府更加透明和协商民主。一般而言，越南更为积极地在国家领导层适用选举规则。改革增加了体系内人民的选择。中越两国在基层都非常积极，中国甚至选择在农村实行自治实践，由人民自己决定当地的事务。地方的透明度和责任感都随着对地方利益的培育而得到提升，但是在政党国家结构之外却没有利益的这种聚合。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强民众的责任感。 　　中越两国政治存在重大差异。其中的某些方面与历史和环境有关。中国的国情使其政治更倾向于内向型，也许这也使其中央政府在经济改革方面更为自信，而在政治上更为谨慎。1979年中国敢于让广东省“先走一步”是因为它规模较小且经济发展低于国家经济的平均水平。而越南对胡志明市就不敢采取如此冒险的措施。 　　中越两国历史上的两大差异是法国的殖民主义后果对中国的“百年耻辱”以及毛泽东和胡志明的领导风格。殖民地的经历使越南的进步人士有着一个共同的任务——民族解放，以及文化上的外部目标——外国占领。在中国，民族议程是由传统社会的失败及其所导致的国内混乱的总体危机所设定的。越南意识形态环境的自我批判不是那么极端，而更关注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相比而言，中国的政治风格是由混乱环境中“你死我活”的竞争所决定的。 　　意识形态环境方面的差异比胡志明、毛泽东的个人风格所导致的差异更大一些，只是这两个领袖人物放大了中越两国基于历史形势的不同所造成的这种差异。他们的个人作用为各自国家的政治书写了不同的一笔。 　　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 　　1855年，斐迪南·滕尼斯出生于石勒苏益格农村中世纪的环境中，这个地方在1864年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后并入普鲁士，那时他九岁。随后滕尼斯在普鲁士这一当时欧洲工业化最快的国家求学并开始其学术生涯。他在《社区和社会》这一著作中记述了自身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生动经历，同时也抓住了欧洲社会学方向的转变。 　　滕尼斯公开对其失去的童年表示怀念。那是一个无商业的村庄社区，在那里行动是受人性需求和爱好的自然意志所驱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根据性别、级别等人们所熟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是社区这种小世界永远消失了，它被充满竞争的、被工具理性所驱动的世界大都市残酷地践踏在脚下。无论怎样，文化分化为传统和现代、社区与社会，这成为欧洲发展的分水岭。 　　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或采取传统的态度，或采取现代的态度，这种分化所造成的结果是深刻的。它将西方对于未开化的人的优越感世俗化。现代化不需要传教士或者知识的启迪，只需要私人财产、市场和竞争。全球在这一意义上的趋同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现代化。其他任何社会与西方的文化距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同，而是背景的不同。社区的大门不能抵制进步。现代社会的霓虹灯下没有地方性的色彩；它为全世界通向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照亮了相同的道路。 　　中越两国的革命和后革命历史对于这种观念模式是一种挑战。农村革命既不是向前现代历史的返祖，也不是初始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者在农村进行动员，他们是通过引入关于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这样的新的价值，并承诺一个崭新的未来而不是回到过去才实现了这种动员。相对于其对手来说，它们的主要优势就在于大众动员。胜利之后对于正在进行物质和文化进一步现代化的政党国家社区的重视使“社区”和“社会”之间的分界更为混乱。“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以及越南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更为理性而不是自然使然。 　　中越两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尤其是后来改革开放的成功，提出了一个有关现代化本质的问题。它们在当前及未来可预见时期内的现代化完全不同于议会制国家。市场力量在自我约束的政党国家进行运作，甚至行政回报也主要依赖于经济的增长。上海再次成为国际大都市，而不像那些向它提供劳动力的内陆农村。由此就导致了国内治理和政策的趋同，这不是全球化的外部作用使然，而是由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 　　也许现代治理趋同的最好证据来自政党国家自己提出的一些挑战，包括法治和党内民主。加强法治不仅仅是政党国家的固化，而且是为适应更为多样化社会所进行的治理调整。法治也许把腐败作为其最近的目标，但是公共规则制定和实施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社会的相互联系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熟人社会。在一个村庄里，私人关系足以能够满足马克思·韦伯所谓的社会互动中的“社会的可能性”。但是现代生活的相互依赖超出了熟人关系，一个人需要法律来系统组织自己的社会关系。 　　党内民主似乎看起来与现代化无关，但实际上它对于政党国家转向后革命治理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发展的成功已经使治理的任务从目标导向的行政目标转向了多样化管理。中国“和谐社会”的目标就表明了这种新的转变。然而，如果共产主义政党打算继续为多样化社会提供政治指导，那么人民的多种利益及其所关心的问题都将需要在党的成员资格中得到反映，在党的决策进程中进行明确表达。党的基础必须像市民社会一样多样。中国作出的让企业家入党的决定就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除了广泛的基础之外，政党还需要提高对政党选举、议程设置和政治讨论的有意义的参与。在这方面越南走在了中国前头。 　　有着广泛的基础、以治理为导向的政党还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吗？很明显它已经远离了马克思当初所提出的阶级斗争的革命设想。但是，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适应其不断变化的实践环境形成了目前的结构，制定了当前的政策。它们当前面临的挑战也适用这一模式。所以，“中越模式”更好地契合了它们发展的历史记录和轨迹。 　　当前中越经历与现代化理论的关系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趋同证明现代政治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布宜诺斯艾利斯、曼谷、广州和胡志明这些现代化城市都有着很多的共同性。但除了现代治理的各种具体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激励现代社会多样性合作的共同责任。 　　另一方面，中越政党国家已经非常成功地适应了经济发展的任务，它们的政治社会结构对于当前其社会秩序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政党国家因其获得的成功而得到巩固，但同时更多的繁荣也增加了进一步调整的压力。中越两国的共产主义是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形势下取得的，它们只是在近期才发现彼此面临相似的任务，因此中越道路有着一定的差异并保持着这种差异。即使由于政策内容逐渐相同，两个政党国家政治机制的不同也仍然保持着。为什么要抛弃一种比其议会竞争者更为成功的体制呢？ 　　中越模式 　　中国在过去30年内取得的惊人成功使乔舒亚·雷默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北京共识”，这一提法在中国内外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超越中国发展的狭隘视域而从其他地区更为普遍的机制及其适应力的角度对之进行探讨还是非常值得的，关注包括中越两国在内的更广的领域将有助于超越中国的特性，对其适用性的背景条件进行详细的阐述。 　　中越模式能够而且应该从农村革命开始，而不是从当前的改革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一模式的重大局限，因为农村革命的条件已经从世界的舞台上消失了。 　　采取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政策非常重要，这一启示适用于自下进行的所有类型的政治动员。因为自杀性的爆炸也许能提高抵抗的技术，但是任何威吓和疏远群众基础的行为都将损害斗争的基石。农村革命的另一教训来自于对中越和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对比。建立在动员民众基础之上的革命对于后革命时期的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基层建立起来的政党国家完全不同于那些在后革命时期建立或巩固的领导形式。 　　中越两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给予我们一些启示。一方面，在现代化战略中要谨慎发挥民众动员的作用，历史证明，在一个有着极其强大的动员能力的国家进行动员，有时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另一方面，为了正常运作，社会的发展需要尊重其复杂性。混乱，而不是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复杂性的另一选择。

中国政治宣传画上的文化大革命（1966-1968） 　　 中国政治宣传画（一）：台湾问题 　　 中国政治宣传画（二）：大跃进 【中国政治宣传画上的文化大革命（1966-1968）】设计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宣传画组 1966年9月 宣传语英译：Criticize the old world and build a new world with Mao Zedong Thought as a weapon 出版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尺寸：108×77 cm. 索引编号：BG E15/699 (Landsberger collection) 小红书刊登毛著作中的语录。书的体积很小，用红色塑料皮装订在一起，到处都可以携带。一位好的红卫兵会背诵这本书，几乎不再阅读其它任何书籍。 设计者：佚名 1966年左右 宣传语英译： Hold high the great red flag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oroughly smash the reactionary line of Liu and Deng 尺寸：77×54 cm. 索引编号：BG E15/183 (Landsberger collection) 除刘以外，邓是文化大革命最出名的受害者。他的经济改革被毛视为异端。邓被贬到农村，但没有开除出党，1973年得到平 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