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严海兵：民主化引发政治冲突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进入专题 ： 民主化 政治冲突    ● 严海兵       民主一词常常与和平联系在一起，“民主和平论”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向非西方世界“输出民主”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让人们看到，民主不仅会带来公民自由与政治平等，而且也造成了大范围的冲突，这些冲突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是国家内部的冲突。民主化与国内冲突构成了当今世界政治变革的两大重要现象。①本文试图以选举制度为视角，围绕民主导致政治冲突的社会土壤、制度因素以及冲突的解决方案等问题作一个初步性的探讨。          分裂社会与民主生存     　　     所谓分裂社会(dividedsociety)，是指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宗教、意识形态、语言、文化或族群的团体组成，各团体之间的差异造成了政治认同的分歧。②当民主到来的时候，分裂社会中的团体一般都会组建自己的政党，拥有为自身服务的利益集团和传媒机构。为了赢得选票，各政党候选人采取的策略往往是打“民粹”牌、“族群”牌，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埋葬民主。因此，人们一般认为民主政体不适合在分裂社会中生存，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约翰·密尔。密尔完全否定了在分裂社会中实行民主的可能性，他说，“在一个由不同的民族构成的国家，自由制度简直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缺乏共同情感，特别是语言不同的人民中，不可能存在实行代议制政府所必要的统一的舆论。”③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观点都被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广泛征引，用来解释二战以后亚洲和非洲的新兴民族独立国家民主失败的原因。④     随着第三波民主化的推进，目前西方学界虽然已经不排除民主在分裂社会中生存的可能性，但仍然存在着两点不太乐观的共识：第一，在分裂社会建立和维持民主政府要比在同质性的社会更加困难；第二，在非民主国家或民主不充分的国家，族群或其他方面的分裂问题要比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严重，这些分裂成为21世纪民主化发展的主要障碍。⑤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欧、拉美、南亚等一些社会异质性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先后实现了向民主政体的转变。但是，严重的社会分裂，尤其是族群分裂，不仅让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也使转型之后的民主政体始终无法正常运行。据统计，从1989年到2002年，世界上发生了116起主要的武装冲突，其中仅有七起是传统的国家间冲突，其余109起冲突几乎都是与民主化有关的国内族群冲突。⑥从亚洲民主转型的历史经验来看，民主质量(自由程度)与社会同质性程度之间大体上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见图1)。例如，社会同质性程度较低的东帝汶、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其民主质量也较低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社会同质性程度最高的韩国则一直被奉为东亚民主成功转型的典范。          图1 东亚国家的社会多样性与自由程度     数据来源：BenjaminReilly，DemocracyandDiversity：PoliticalEngineeringintheAsia-Pacific，Oxford：OxfordUniversity，2006，p.57；FreedomHouse，FreedomintheWorld2008(www.freedomhouse.org).     　　     民主化诱发冲突的选举制度因素     　　     文化和民族分裂的社会土壤是产生国内冲突的根本原因，而对于处在民主转型或民主巩固的国家来说，暴力冲突产生的直接诱因往往是民主的制度设计。蒂利(CharlesTilly)认为，民主化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配套制度，是民主引发社会运动的因素之一。这些制度包括竞选组织、政党、劳工联盟、其他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院外游说集团以及承诺支持特定选区而不是普罗大众的政府机构。⑦民主政治的竞争性参与的特征蕴含着异议和分歧，在民主体制下，政治资源向所有公民平等开放，人人都可以组织社团，进行政治动员，争取自身的利益，这种斗争的公开化为民主转型国家的政治冲突提供了契机。当然，公开化的斗争如果以对民主规则的同意和遵守为基础，也不会产生暴力冲突。但是，作为民主政治运作规则的选举制度本身，却具有诱发冲突的“内在制度性缺陷”，从而导致对规则的同意和遵守的失败。下面笔者将以两种主要的选举制度——多数选举制和比例代表制为例，来具体说明选举诱发冲突的制度因素。     多数选举制诱发冲突的危险来自于对少数派的排除和小党的代表性不足(under-representation)。政治学者霍洛维茨(DonaldL.Horowitz)举过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假设某个社会由甲乙两个族群组成，甲族群占人口的60％，乙族群占人口的40％，两个族群具有相似的年龄结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比例在较长时间内固定不变。两个族群的选民具有相同的投票率，并且只会把票投给代表本族群的政党。那么，在任何形式的多数选举制下，都只会是甲派主导政府，而乙派则沦为“万年在野党”。⑧民主制度的宏观结构(尤其是政党轮替)能够形成一种心理预期，即“政治力量相信，组织民主竞争的制度框架会允许它们在将来继续推进其利益，因此而接受眼前的失利”⑨。然而，如果微观层面的选举制度设计使少数派群体看不到参与政权的希望，无法在既定的体制框架内维护本族群的利益，那么，以街头暴力的形式来表达诉求的情况就容易产生。     虽然在现实中没有一个社会各方面状况与上述的例子完全相似，但是相对多数选举制(First-Past-The-Post，FPTP)所造成的少数派群体代表性不足，则是一种普遍现象。由于相对多数决定制具有“胜者全赢”(winner-takeall)的特性，在每一个单名选区中，只有获得最高票的候选人才会当选，投给其他候选人的选票都将成为废票。受此影响，小党在国会中所占有的议席率，总是小于其得票率。例如，在1992年的美国众议院议员选举中，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LiberalDemocrats)虽然获得了17.8％的选票，但该党在国会中只拥有3.1％的席位；在1993年加拿大国会议员选举中，进步保守党(progressiveConservativeParty)虽然获得了16.0％的选票，但该党在国会中却仅占有0.7％的议席率；在1997年的英国下院议员选举中(总席位659席)，保守党(ConservativeParty)与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分别是30.6％与16.7％，但是获得的席位率分别只有25.0％(165席)与7.0％(46席)。⑩这种少数派群体的代表性不足的现象，一旦发生在分裂社会中，就可能成为大选之后政治冲突的导火索。     比例代表制可能诱发冲突的原因在于其容易催生极端主义政党。极端主义政党往往以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结构和政策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为口号，从而吸引特定群体选民的支持。作为小党(至少一开始是这样)，极端主义政党在比例代表制条件下比较容易获得生存。根据“迪韦尔热法则”(Duverger’sLaw)，比例代表制趋向于形成多党制。(11)在比例代表制下，由于议会席位的获得是按各政党所获选票的比例来分配的，选民对小党的微小支持对于其获得席位来说都是有效的。所以这种制度有助于打破极化的两大党垄断的局面，鼓励小党的产生。赫曼斯(FerdinandA.Hermens)是最早发现比例代表制的这个特点的学者之一。他指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纯粹的比例代表制引发政党数量激增，造成政党体制碎片化，为纳粹这种极端主义政党从体制外的小党发展成为体制内的大党创造了条件。(12)     比例代表制与分裂社会相结合，为极端主义政党提供了完美的生长土壤。鲍威尔(G.BinghamPowell)对19世纪60年代世界各国极端主义政党获得选民支持的统计显示，极端主义政党在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异质性社会里所获得的平均支持率(11％)，明显高于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同质性社会(6％)和实行多数选举制的异质性社会(7％)，远远高于实行多数选举制的同质性社会(0)(见表1)。极端主义政党及其支持者虽然是社会中的少数群体，但是其诉求的极端性决定了他们很容易与社会主流群体产生分歧，甚至演变成暴力冲突。因为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运行的主导性力量，所以政党对暴力冲突的介入，尤其会危及民主政体的生存。在1967-1977年第二波民主化回潮的高峰期，当一国的主要政党团结一致反对暴力并阻止其支持者参与暴力时，民主进程便得以延续下来；而当一国的政党本身卷入暴力冲突之中时，民主政体的维系就变得十分困难。(13)     　　     冲突解决：制度设计的争论     　　     民主能否获得成功不仅取决于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也取决于政治制度的设计。西方学界对于民主制度设计的优劣将会影响民主转型的成败这个论断几乎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在分裂社会中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方案尤其是选举制度设计方案，才能够更好地缓和与调解民主化带来的政治冲突，对此，学者们仍然见仁见智。其中，以李帕特(ArendLijphart)为代表的协和模式(Consociationalism)和以霍洛维茨为代表的向心模式最为著名。     (一)协和模式     协和模式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政治学者李帕特，他于1968年最早提出了协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Democracy)的概念，在随后的40年里，李帕特一直坚持认为协和式民主方案是解决分裂社会冲突问题的最佳选择。(14)协和民主模式是针对多数决民主模式的弊端而提出的。多数决民主模式在选举制度上采用相对多数选举制，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种选举规则之下的竞争是“胜者全赢”的零和博弈，将导致少数族群的代表被排除在议会之外，并很容易强化某一政党或某个团体的主导地位。因此，把这种民主模式应用到分裂社会中去，往往会导致族群间的政治冲突。          资料来源：G.B.Powell，ContemporaryDemocracies：Participation，StabilityandViole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2，p.95.     李帕特认为，在分裂社会，民主政府的成功建立需要两个关键要素：权力分享(powersharing)和团体自治(groupautonomy)。权力分享表示的是，所有重要的自治团体的代表在政治决策(尤其是执行层面的决策)形成中的参与；团体自治意味着这些团体拥有处理其内部事务的权力，特别是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具有这两个特征的民主制度常常被称为权力分享式民主，或者“协和式”民主。(15)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李帕特在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内阁政府和地方分权等涉及民主政治运作的核心领域都提出了可操作性的方案，主要包括：大联合政府(获胜的政党在组建政府时与其他政党分享权力)、比例代表制选举、少数派的否决权(对于直接涉及本族群利益的重大问题)和社群自治。     在选举制度方面，协和式民主主张采用比例代表制，尤其青睐封闭的政党名单系统(closed-partylistsystem)和规模大的复数选区。因为相对于多数选举制，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少数族群政党的生存，而选区规模越大，越能够保证各族群政党代表性的公平，减少选票与议席之间的偏差。封闭的政党名单系统不允许选民对政党名单上的候选人表达偏好，给予政党领袖更大的影响力和自主性，这样便有利于各族群精英之间的妥协与合作，保证协和式民主的运行。     协和民主模式为批评者所诟病的地方主要有：(1)比例代表制使得政党针对特定群体的选举动员很容易获得成功，所以它鼓励极端主义政党在议会中的存在，承认并强化了社会的分裂；(2)规模大的选区保证了较高的比例性和公平性，而这会弱化选民与选区代表之间的联系，进而降低政治责任和反应性；(3)将合作与妥协寄托于政治精英，有违民主是“人民统治”的基本精神，而这种策略背后的预设是，精英比大众更理性、温和，但是这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有时候精英可能会比大众更激进；(4)让获胜的精英主动与反对派分享权力，缺乏明确的制度约束和动机支撑，还会导致决策的无效率。     (二)向心模式     针对比例代表制容忍和助长极端主义的弊端，霍洛维茨提出了一种选举诱因的方案(theincentivesapproach)来解决民主转型中的族群冲突问题。(16)由于这种方案的“明确目的是为政治体制构造一个向心式的自旋——以推动各政党达成温和、妥协的政策，并在一个极度分裂的政治光谱中发掘和巩固中心地带”，西斯科(TimothyD.Sisk)将其称之为“向心模式”。(17)与协和式民主特别关注选举结果的公平不同，向心模式关注的则是群体合作的过程，它要求在政治制度设计中“提供特定诱因，促使以种族为基础的政党藉由纳入其他族群筹组联盟，以争取外于自己族群的选民。”(18)雷利(BenjaminReilly)概括了向心模式的三个主要特征：(1)提供了一种选举诱因，能够为政治候选人联系和吸引自身所代表的族群之外的选民，从而鼓励他们在潜在的分离议题上保持温和的态度；(2)存在一个协商平台，使来自不同群体的政治行动者在互惠的选举支持、甚至更具实质性的议题方面能够达成合作；(3)形成中立、聚合的多族群政党或政党联盟，从而能够表达跨族群的利益诉求，为选民提供复杂多样的政策选项。(19)     在向心模式看来，不管是选举诱因的提供，协商平台的搭建，还是跨族群政党的形成，关键在于选举制度的设计。向心模式主张采用按选民偏好排序的选举制度，比如选择投票制(theAlternativeVote，AV)。该制度通常在单名选区下进行，投票时，选民根据自己的偏好将候选人按顺序标示在选票上。如果有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的“第一偏好”，则该候选人即可当选；如果没有候选人可以获得绝对多数的“第一偏好”，那么获得“第一偏好”票数最少的候选人将被淘汰，并按照被淘汰候选人选票上的“第二偏好”把这些选票分配给其他候选人，依此类推下去，直到某个候选人达到绝对多数为止。这种制度设置使得政党候选人如果要当选，常常不得不依赖于从其竞争对手那里转移而来的第二偏好选票，从而促使候选人跨地区、跨族群去寻求选民的支持。在这样的选票汇集(voting-pooling)过程中，反对力量之间便达成了妥协与和解。这种民主模式的内在假设是，普通民众比政治精英更容易抵御政治极端主义。     从政治妥协的时机来看，向心模式是由选民在选举前达成妥协(提供各种机制和诱因促使各政党广泛动员吸收选票，形成跨地区跨族群的联盟)，而协和模式则是由政治精英在选举后达成妥协(获胜的政党与少数族群党派分享权力，从而产生大联合政府)。霍洛维茨把前者称为“承诺型联盟”(coalitionsofcommitment)，而将后者称为“便利型联盟”(coalitionsofconvenience)。(20)关于向心模式与协和模式的主要差异，可以参见表2的总结。     向心模式的最大不足在于现实案例太少，目前世界上仅有澳大利亚、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议会选举和爱尔兰的总统选举采用的是选择投票制。另外，选择投票制要求在异质族群的选区内实行，但很多案例中没有这样的选区，即使有，政治党派也可能因一己私利重划选区，从而导致选区内族群分配的改变。(21)               结语     　　     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需要众多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的支持，这些条件的形成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对于许多后发国家来说，民主化和政体转换往往是瞬间发生的事件。因此，政治制度设计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尤其在文化或族群分裂的社会，如何利用选举制度的设计来化解政治冲突，是民主转型国家的政治精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但是，也不能过分夸大制度设计的效果。一些非常巧妙的制度安排曾经一度使黎巴嫩、尼日利亚和斯里兰卡实现了政治稳定，可是在种族冲突的压力下，最终都宣告失败(22)；泰国的选举规则虽几经调整，却至今也没能跳出政治冲突的泥潭。究其原因，从长远来看，民主制度必须嵌入到民主的政治文化土壤之中，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民主化初期进行制度选择的时候，由于对稳定和秩序的迫切心理需求，只要不是明显有失公允的制度设计都可能暂时被民众所接受和认可。但如果一国的民众没有对于宪政民主的信念，没有维持民主制度运转所必要的公共精神，没有养成遵守规则(即使是有缺陷的规则，因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规则)的习惯，那么，民主选举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利于任何社会群体的结果，都有可能引发社会运动、导致政治冲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协和模式还是向心模式，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分裂社会中的冲突问题。     　　     注释：     ①BenjaminReilly，DemocracyandDiversity：PoliticalEngineeringintheAsia-Pacific，Oxford：OxfordUniversity，2006，p.27.     ②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分裂社会不同于多元社会(pluralistsociety)，多元社会里存在着多样性的文化或社会团体，但各团体之间不一定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分歧和冲突，例如美国社会是典型的多元社会，但不属于我们所说的分裂社会。     ③JS.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23页。     ④BenjaminReilly，DemocracyinDividedSocieties：ElectoralEngineeringforConflictManagemen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p.1.     ⑤ArendLijphart，ThinkingaboutDemocracy，Routledge，2008，pp.96-97

郑永年：意识形态淡化，共产党丢了一个法宝 进入专题 ： 意识形态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认真研究各种主义的本质含义          记者：在培养国家知识分子过程中，意识形态会起到什么作用？     郑永年：意识形态的作用很重要。很多人说中国太意识形态化了，其实正相反，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太弱。社会上各种意识形态左的、右的多得不得了。政府应该把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集中起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共产党以前有两个法宝，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就是组织。现在光靠组织的力量，淡化意识形态，这样很难持续。没有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没有软实力。口号性的东西不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成员自身认可和接受，并且内化于心的观念。缺乏意识形态，维持秩序的成本就很高。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而光靠制度根本是维持不下去的。人永远比制度聪明，人总可以找出逃避制度的制约的。中国腐败越反越多，制度基本无法约束腐败，就是因为人已经没有道德观念，只认得钱。     记者：您能否分析一下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状况？     郑永年：主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适合中国的，关键是转变宣传方式。中国的自由主义看似强大，其实早就遇到发展瓶颈了。中国到目前为止，社会中有很多自由成分，意识形态非常多元化，这些都是自由的因素，可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去研究这些新现象，不去考虑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是拿着西方的理论来衡量中国，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就好像拿苹果来衡量橘子，说橘子存在的问题就是不像苹果。自由主义如果拒绝本土化，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拒绝本土化相反，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被本土化了，这导致了很大的负面效果。中国公共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那么迅速，就是因为没有抑制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在中国，有权的、有钱的人都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他们哪能感受到教育市场化的危害。有钱的人不需要医疗保障，有权的人本身就有医疗保障，公共物品是为穷人服务的，穷人没有话语权，谁会愿意发展公共服务呢？公平地说，新自由主义对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促进经济增长还是起到一定正面作用的，但新自由主义侵入到公共服务领域，把公共服务取消掉，这就非常糟糕。中国目前提供公共服务不是没有钱，而是动力不足。动力不足，就是因为穷人缺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中国学者常常说资本主义民主，好像资本主义与民主是一体的，其实民主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制约力量。我们的社会科学学者根本很少有人去认真研究各种主义本质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只是乱套西方的理论。     记者：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发展任重道远？     郑永年：本土化是关键。中国发生这么伟大的转型，社会科学界却不去认真研究中国社会，只是用西方的理论瞎解释。如果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永远不能结合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那中国就永远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具有美国化的倾向，美国的社会科学都没有像中国那样“美国化”，它允许各种理论互相竞争，看哪个理论更能解释美国社会，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社科界就是完全把美国的理论拿过来。这非常危险，不仅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建立不起来，还会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从清朝末年开始就引进西方的理论，到现在依然如此，什么市民社会理论，什么统合主义，这些都不是中国的，全都是西方的。把西方理论硬套到中国实践上，就是我常说的把苹果皮贴到橘子身上。中国社会科学必须意识到中国实践是研究主体，中国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包括民主理论。中国有很多民主的因素，就是缺乏自己的民主理论，原因就在于只是拿苹果来批判橘子，这本身是没有解释橘子的。     想解释中国，只看西方的理论是不行的，必须有结合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比如医生看病，我的病你医不好，不能说我的病生错了，只能说你所学的东西学错了，需要修改的是你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学者就是用西方理论解释不通就说中国错了，这样不仅医不好中国的病，反而越医越坏。有的地方本来是常态的东西，他说你病了；有的确实是生病，但采用错误的医法给医坏了。所以我说，中国的自由主义是自毁前程。他不去研究中国的自由因素，说是不喜欢。但他喜欢的仅仅是西方的理论，但这个理论所说的东西，连美国都找不到。某些中国学者一是没信心，二是没责任，如果这两者不加以改变，中国就不会有自己的社会科学。     中国现在就没有自己独立完整的社会科学，中国只有史学最发达。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可以借鉴西方的方法，方法是比较中立的东西。方法可以学，但概念是不可以学的，中国恰恰是学了概念没有学方法。做学问，理性很重要，像马克斯·韦伯说的，你观察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能用价值来评判这个东西。西方和中国很多学者所做的就是对中国进行价值评判，这不是真学问。          民主DEMOCRACY     中国发展背后是一种文化价值          记者：您作为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能不能谈一谈“中国模式”对世界的意义？     郑永年：“中国模式”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否会成为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但并不成功。在拉美、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采取西方民主模式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民主政治往往是和政治失序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对“中国模式”感兴趣。而西方国家更关注“中国模式”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它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对西方的价值观产生冲击。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把“中国模式”称为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他们并不担心“中国模式”会阻碍西方的发展，而是担心“中国模式”的成功对西方民主模式的外在影响会造成巨大冲击。这也就是西方一些人担忧中国的软力量或者文化力量，因为隐含在中国发展背后的是一种文化价值。          民生进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记者：很多人认为，“中国模式”只具有经济意义，而对中国政治模式持否定态度，并认为中国政治模式如果不向西方民主模式转型，最终会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政治体制上的瓶颈。     郑永年：很多人谈到“中国模式”都谈经济模式，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而不谈政治模式。但我觉得中国的政治模式很重要。如果不理解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政治模式促成的。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这种说法阻碍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不承认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很难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也很难理解当今中国政治与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的巨大差别。     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改革。我觉得不同的国家因为国情不同，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内容。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改革的内容也不一样。如果仅仅用西方民主化的观点来衡量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会认为中国政治改革进展缓慢。但只从民主化的观点看，中国很多的宝贵经验就会被屏蔽掉。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民主化并不能帮助它们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了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化的发展会是良性的；如果没有建立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化是不会成功的。而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30年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强调国家机构改革和法制。民主化也在不同层面进行，但其只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之一，不是唯一目标。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重转型曾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许多麻烦，很多国家因为同时进行几项改革，改革者不堪重负，结果改革反而很不成功。     中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第一，就是渐进改革。中国没有采取苏东国家激进改革的方法，渐近改革使国家有时间和空间来调整自身的制度，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第二，中国采取的是分阶段的改革。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秩序不同。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分为三大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从1978年到21世纪初，主体的改革就是经济改革。主体改革是经济改革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只是说政治改革不是主体性的，政治改革就是为了促进和支持经济改革。从21世纪初，尤其是十六大以后，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改革的焦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方面。我认为，中国同样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进行社会改革。在这个阶段，我认为以民主化为主体的政治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因为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而社会改革各方面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在这些国家制度还没有建立的条件下过早地民主化，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前面的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负面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差异、社会分化和环保等，都要由社会改革来消化。社会改革也是下一波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如果没有社会改革，中国很难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消费社会，内部需求的动力就会不足。同时，社会改革对未来的民主化也有积极的意义，就是要用民生促民主。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民主很难促民生。民生的进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民主是一国一模式          记者：由于今年东亚很多国家发生的问题都和民主制度与本国的适应性有关，现在国内很多学者开始关注东亚国家的民主问题，韩国一直存在财阀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的矛盾，卢武铉之死就体现了这一问题。您如何看待韩国民主政治的前景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郑永年：我认为民主只有山寨版没有正版，每个国家的民主发生和民主模式都不同。即使在西方，民主也是一国一模式。民主先发生在西方，然后向其他国家传播。民主有内生型和外生型。泰国的民主受外在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影响就太大。韩国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民主问题也是阶级问题，财阀和老百姓的矛盾很大。菲律宾、泰国和韩国在民主问题上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美国的民主在亚洲影响很大，韩国、泰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治人物在主导其政治发展方面大多以美国为师，过多地受美国的影响。     民主在美国社会运作良好，但到了这些社会，民主就出了很大的问题。问题很简单，因为这些社会和美国社会的经济文化环境很不相同。从政策层面来说，美国的民主实际上表现出一党制的特征。美国的中产阶级庞大，共和党和民主党无论哪个党执政，都必须往中间靠，没有中产阶级的支持，哪个政党都很难执政。美国的民主在美国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力量。但美国民主移植到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基本的国家制度建设作为前提，中产阶级又不大，民主往往成为社会分化的力量。所以我们看民主，不能看民主的形式，而要看民主的实质。关于民主，我们要下大功夫去研究，我们现在的民主理论都是教科书式的，不是美国式就是欧洲式，这些民主理论很难解释发展中国家民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西方的民主理论是西方学者对其社会的经验观察而不是公理，在一个社会的经验观察不一定适合其他社会。政治学的很多理论都是经验观察而不是公理。在一个民族、宗教和阶级分化都很大的社会，民主化会造成国家的分裂，民主的分化力量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各阶层和平相处、共同发展          记者：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威权模式，并与西方民主模式相对立，您对此怎么看？     郑永年：首先，我认为把威权和民主对立是不成立的。如果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制度，实际上美国的制度比中国更威权。美国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政府的政策能够有效执行下去。任何一个体制都有其威权的一面，也有其民主的一面。说中国是威权政治，西方是民主政治，这是过于简单的意识形态式的看法。西方的很多制度建设都是在威权的条件下进行的，比如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俾斯麦用“铁血”手段建立的。所以威权和民主都是相对而言的，威权主义本来是对社会现象的描述。威权本身对政府推行改革是一个优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平稳，就是威权模式的功劳。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大部分制度都是中性的和技术性的。要治理一个社会，就需要这些制度。用民主和威权或者专制不能解释这些制度的产生和演进。     中国因为制度建设不够，尤其是具有权威性的制度建设不足，未来改革的困难会越来越大。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要面对更多的阻力。经济改革说穿了，就是把人最邪恶的一面放出来就行了，让每个人去追求利私；社会改革就涉及公共利益，是要有利他性的，要你为公共物品掏钱，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掏钱。中国的“新左派”非常强调国家能力和社会公平，但这两者不是必然关系，国家能力强不一定就能保证社会公平。中国现在非常有钱，但为什么钱不能花在民生方面，中国对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与GDP总量相比是非常低的。所以我认为改革会越来越难，尽管你知道未来应该怎么走，应该建立社会保障，进行环境保护，但就是无法推行。西方国家的社会改革都经过漫长的过程，很多国家完全是靠社会运动和民权运动推动的。各个阶层之间如何妥协合作，这个问题很难。从很多国家的经验看，搞得好，大家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搞不好，就出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中国必须注意这方面的发展趋势。          改革REFORM     中国社会是危机驱动型社会          记者：改革本身就是分权过程，国家向社会分权，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这会不会存在悖论，一方面改革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领导，另一方面又在分权，这个悖论如何突破？     郑永年：国家制度建设并不是说要完全依赖中央政府。中国可以说存在两种分权，即向地方分权和向社会分权。1994年以后中央把财政权集中了起来，但没有把事权集中起来，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这样会导致地方政府动力不足。所以我认为，凡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公共服务的重大制度建设，一定要中央出钱来做。如果中央不愿意做，那就应该把财权和事权都下放到地方去做。但光向地方分权也存在着问题，就是地方权力过大会出现“土皇帝”。向社会分权比向地方政府分权更有效果，可以预防地方专制，让社会监督地方政府。从前我们讲中央向地方分权讲多了，讲向社会分权讲得少。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意识形态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95.html    

 2012年 2月 28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与虎谋皮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Reuters 2月28号，自称“中国独立学者杜建国”的男子在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抗议，被保安送出会场 星期二，世界银行行长 罗伯特·佐利克 在北京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前联合发表的一份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报告举行记者会。一名自称“中国独立学者杜建国”的男子进入会场，散发传单，进行一分半钟的高声抗议，使原本可能是平淡无奇、甚至是可能令人犯困的记者会平添了意外的几分热闹和新奇，也可能使有关的话题受到了更多的人的关注。 *佐利克大致说了什么* 即将卸任的佐利克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大概是他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期间最后一次。佐利克长期在美国政府和民营公司担任高官或主管，作风一向稳健。在接替不断引起争议的保罗·沃尔夫维茨担任世界银行行长之后，佐利克也是以稳健著称。 佐利克在北京记者会上所说的话，国际媒体在过去的几天里有许多报道，本来已经不新奇。佐利克有关中国出口产业和国营企业的观点，也是中国媒体近年来时常报道的话题。 可以说，佐利克的话题以及说法，许多已经是中外学者以及政府领导人的共识。例如，关于中国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进行结构性的经济改革的问题，他说：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一个经济发展结构模式非常成功。这个模式主要是侧重于以出口为导向的以及高投资引导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第12个五年计划认识到，需要转而侧重国内需求和消费。” “在当前国际经济状况下，我想要是期望中国可以继续像以前一样依赖出口发展经济恐怕就是不现实。” “我想，很多专家都持有这种观点，即国有企业享受了非常廉价的融资，在市场上占据优惠地位，获得非常高的留存收益，导致中国的（高）储蓄，但不一定惠及全体中国人民。” *平淡无奇亦新奇* 佐利克的这些话在受过基本的高等教育、大致关心中国新闻的中国人听来已经平淡无奇。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严重威胁，早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中国国有企业欺行霸市，占尽一切好处，成为极少数人的肥缺，赚了是自己的，赔了是纳税人的；让极少数人大发横财，让亿万中国人买单，导致“国富民穷”，这也是近年来中国人普遍的抱怨。 然而，星期二到北京记者会上闹场抗议的“中国独立学者”杜建国大声呼喊，佐利克领导下的世界银行有关中国结构改革的建议是祸害中国的“毒药”，中国不需要像美国一样实行银行私有化，美国的私有化银行（华尔街）是一群骗子和寄生虫；中国也不该将经营得好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现在不清楚杜建国是否也认为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参与了谋害中国的毒药制造。） 杜建国对美国金融业（华尔街）的判断可以说有很多人认同。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就多次撰文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金融业界太多的创新，到头来被证明是非但不创造价值反而是毁灭价值的欺骗。但杜建国有关中国国有企业不能动的观点，则显然是独立性十足，绝对独立于亿万中国人。 *既得利益被凸显* 日本主要工商新闻报纸《 日本经济新闻 》驻北京记者高桥哲史星期二就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的记者会遭遇闹场一事发表报道，一语道破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大形势： “以国有企业为依托的中国既得利益阶层显示出将改革向后拉的姿态。世界银行行长举行记者会有人闹场，反映出有人强烈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 美联社 驻中国的工商新闻记者乔·麦克唐纳则报道说： “一名中国抗议者星期二谴责世界银行有关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建议是毒药，并一度扰乱了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记者会。这一事件凸显出世界银行呼吁北京降低国营公司优势地位所引发的紧张气氛。” “在那名男子离场之后，佐利克表示，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星期一发布的报告在中国引起辩论，而这正是‘任何一份好的研究报告所应当发挥的作用’。” *从狗嘴里抢肉包子* 佐利克拥有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也曾经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副国务卿。 他说话常常是出口成章，满嘴是优美动听的外交辞令。例如，星期二在北京记者会上，他就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提出的中国经济结构改革建议说： “（中国的）一些受益于现存结构的既得利益集团会进行抵抗吗？我猜想他们会。就跟美国、欧洲、日本的既得利益剧团（抵抗结构改革）一样。但中国领导层的利益在于全体中国人民，而不在于某些特定的集团。” 然而，美国主要报纸《 华盛顿邮报 》星期一发表记者基斯·里奇伯格的报道，一下子戳破了佐利克的外交辞令： “(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所)列出的很多改革步骤很可能要遭遇中国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抵抗。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执政党共产党，政府官僚机构，以及有钱有势的国营行业。假如很多改革措施获得采取，他们的权力就要被削减。” 相对而言，还是中国民众谈论自家的事情最不外交辞令。已经有许多中国人说，想让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参与改革，支持改革，削减自己的既得利益，等于是“与虎谋皮”，或“从狗嘴里抢肉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