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核心提示：在纪念苏联解体二十年之际，前苏联学者，现在执教哈佛的安德烈·施莱弗经济学教授总结了七点教训。他认为：要预测转型国家的经济表现比政治容易得多。 虽然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最终都演变为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政治方面却涵盖了从完全的民主到原始独裁的各色光谱。  原文： Seven Things I Learned About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 Vox 作者：Andrei Shleifer 发表：2012年2月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最近，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IIASA，见文末注释）的会议组织者问我，为了纪念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改革转型20周年，我对转型中的经验教训有何评论。这一作业主要是想让我谈谈，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学到了那些最初我不懂的事。要不受”马后炮”的影响很需要功力，但我会尽力。这个名单可能对未来的改革者有用，虽然已经不剩下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了。有些问题不只是与共产主义国家有关；倚重中央集权经济的问题都是类似的。好，以下是我从共产主义转型中学到的七件事。 首先，在所有的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中，经济活动在转型一开始会收缩，某些地方是急剧收缩。在许多国家，经济衰退开始得更早，但延续了下来。在俄罗斯，（近十年的）经济陡然下跌的幅度及其漫长都让人大为惊讶。贸易受冲击最大的国家（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经历了最为温和的衰退。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衰退比官方统计的要温和得多——非官方的经济扩张了，共产主义国家夸大其GDP、国防预算的削减等等—— 但这并不等于说，是发生了衰退，并且是令人惊讶的这一基本事实不存在。这些下降与基本经济理论相悖，价格自由浮动应当立即改善资源分配。主要教训是，改革者不应指望能立即恢复增长。 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第二，衰退不是永久性的。随着衰退的出现，经济恢复和快速增长几乎在各地涌现。20多年来，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水平大幅增加，虽然官方的GDP显示的是比较温和的改善，任何与生活质量有关的直接指标（再次提出共产主义下的GDP的计算问题）与之都不一致。和预测的相同，资本主义发挥作用了，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一段时间内，情况看起来不算太好。所以我们学到的教训是： 要有信心——资本主义确实有效。 第三，产出的衰退不会导致民粹主义抬头——许多经济学家曾这么担心。不错，是有一些改革型政府下台了，但不是民粹者所为。在许多国家，政治变成了由新经济精英，所谓的寡头，主导，而不是民族主义者，前者将财富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结合了起来 。站在1992年的角度来看，这堪称大大的意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欧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在过渡了20年后，在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巨大 的绝对的改善后出现了。事实上，所有转型国家的人都会转型不满，甚至在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的国家，他们还是不满（这本身就令人惊讶，也是主要的困惑所在——未来的改革者需谨记）。但教训很明确： 改革者无需担心民粹主义，要担心的是新权贵掌控政治。 第四，经济学家和改革者夸大了他们能力，他们认为可以排出改革的先后次序和某些战术选择（例如私有化）的重要程度。回想起来，许多推演改革的讨论都是离奇的——是否应当先建设机构，公司是否应对私有化做准备，是发行私有化债券好还是基金私有化更好，一个一个地进行私有化是否可行。几乎各地的改革者，包括俄罗斯在内，都大大高估了控制力。政治和能力经常会干预、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大部分的战术选择。不过，大多数国家尽管选择不同，结果却得到了大致相同的教训（以下是显著的和可惜的例外：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所有的转型国家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用私有化和稳定宏观经济，以及司法和体制改革来支撑市场经济。教训是： 不需要过分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拖延，期望未来可以出现更有序的改革。 第五，经济学家大大夸大了利益激励的好处，而不是人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利益激励着墨太多，对人力资本又谈得太少。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优胜者在市场经济中表现得不怎么样。完成市场转型的是新人，而不是有着更强激励的老人。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意识到这一点并写了出来，但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政治中，这一教训都是深刻的： 你不能教一条老狗学会新把戏，有利益驱动也没戏。 第六，不要高估宏观经济危机，甚至是拖欠债务的长期后果，这很重要。在1997-98年，俄罗斯经历了一场重大危机，一些知识渊博的观察家说，这会让俄罗斯倒退20年，但在1999-2000年，俄罗斯开始了快速增长。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从东亚到阿根廷的其他地方。债务重组不一定会留下永久的伤痕。这对改革者来说是一大深刻的教训，他们总是被国际金融界吓得止步不前： 对危机不要惊慌失措；它们来得快、去得快。 第七，要预测经济比预测政治演变容易得多。虽然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最终都变成了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政治方面却形形色色，有的成为了完全的民主制度，有的还是原始的独裁统治，还有在这两者之间的各种形态。这方面似乎有一种明显的地理分布规律，离西方越远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和欧盟相关的，就越明显地民主化了，远东的一些国家通常要更专制。在中间的，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0多年的政治路径上左右摇摆。教训是： 中等收入的国家最终会走向民主，但不象走向资本主义那么直接和连续。 1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总部设在奥地利。 作者简介：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有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相关阅读： 【译者时评】 苏联解体廿年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丁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伙伴？ 作者：丁咚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6 本站发布时间：2012-2-6 10:20:43 阅读量：1190次 　　龙年伊始，作为两个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和加拿大的最高首脑在相隔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接连到访中国，具有别样意味。特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将新年首次欧洲外的出访地选在中国，更用心良苦。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默克尔此行肩负了重大使命，试图说服中国慷慨解囊，帮助欧洲度过史上最严峻的危机之一。据信，加拿大总理哈珀即将于近日开始的对中国的访问侧重点也将是加强两国的经贸合作，希望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 　　众所周知，默克尔和哈珀都曾经是对华强硬的急先锋。上任初期，他们都在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与中国发生激烈冲突，并且由此导致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在较长的时间里低迷不振。默克尔本人早年生活在前东德，因此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感受刻骨铭心，本能地反感。而哈珀作为加拿大新生代领袖，也对共产党统治的中国长期抱有敌意。 　　但随着执政经验的增长，默克尔和哈珀都不约而同地改变了与中国交往的方式——虽然我相信他们从内心并未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以更加理性和务实的精神处理对华关系，刻意回避或者低调提及敏感问题，特别是着重加强与中国的双边经贸关系，并在地缘和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到这次访华，中德双方领导人都盛赞两国关系的深厚和广泛，就是默克尔“改变”的直接结果。而加拿大也在中国长期关注的赖昌星问题上，给予了合作和配合，送给中国一个大礼，由此改善加中关系。 　　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中国积极运用经济杆杠影响外交关系的“战果”。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余年，不仅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而且在若干重要经济指标上超过传统强国，跃居世界第一。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提高，外交上运用经济手段的余地扩大了。 　　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明显恶化。共产主义体制国家在晚近的二十多年里一个接一个地陨灭，中国成为极少数奉行传统的共产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一。这就好比在汪洋大海中漂流的一叶孤舟，四周茫茫一片，孤独无援之状可以想见。 　　反思那些共产主义政权之所以垮台，表面上看，是少数国家实行激进的改革政策导致局面失控，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实则是它们长期对内坚持僵化体制，钳制人民自由，培育特殊利益集团，垄断国家经济和资源，对外实行冷战政策，以意识形态划线，与资本主义世界泾渭分明，你死我活，拒绝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必然结果。 　　如果不想自行消亡，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坚定意志进行改变，才能适应这个世界，也才能继续保证政权合法性，说服民众支持之。因此，从中国到越南，以及古巴，都在走渐进改革开放之路，试图在保持原有特性的前提下，改变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水平，以经济发展的成果维持执政党的基本信誉，维持政权稳定。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主义体制国家都将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从而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中，这就是经济制度的市场化，与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相脱节的矛盾，它是共产主义国家在实行经济改革到达一定阶段后面临的主要矛盾。 　　但要让它们对现有体制主动改弦更张几无可能，对它们来说，共同的诉求是如何确保执政党长期执政，确保现有制度长期稳定，确保开国以来必然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利益永久化和最大化。 　　现行制度和体制的不适应性和民众渴望改变的需求，让它们产生深刻的自我危机感。外部环境也希望这些国家消除对立因素，融入大家庭中。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养成了孤独自信的国家品格，特别敏感，特别自尊，也特别脆弱，往往坚持己意，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因此，对别国的批评，即使是善意的，只要触及了敏感点，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弹，而那些来自外部的改变的意图，更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阻止。 　　正如前文所说，默克尔和哈珀最先都招惹了中国，批评中国的国内政策。客观来说，他们的批评有时是有私心的，甚至是带偏见的，是他们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产物，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批评是有理有据的，善意的，有助于从某些方面改变中国不足的或者丑陋的部分，使中国变得更加健康和完善。这就好比一对邻居，其中一家对另一家提出批评，并不意味着这家对那家就必定是带有恶意一样。又比如它们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批评，凡是中国人都知道，我国的人权状况的确不如人意，如果不是西方国家长期坚持不懈地敦促中国改变，恐怕现在的情况更严重。 　　事实上，对于利益集团来说，他们自觉得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无需来自外界的批评和劝说，不仅不需要外部的，也不想聆听自己人民的呼声。 　　他们让世界上所有国家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中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德国、加拿大就某些方面的问题不客气的批评中国后，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急转直下，经贸合作急剧减少，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急于改善各自国家经济的两位总理都深感压力，不得不改变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促使双边关系逐步和缓，以至改善——中德、中加重新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 　　这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千万不要批评中国，千万不要试图说服中国改变，中国不需要诤友，中国希望自己处理自己的事，谁想当中国的诤友，对中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等着瞧颜色吧。 　　他们也让所有中国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利益集团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由于大家时时刻刻都能深切体会到这一点，因此不再赘言。 　　关键在于，中国这么做并未取得真正好的效果，或许一些国家慑于中国的强烈态度，会暂时闭上嘴巴，但他们心中的想法不会改变;或许这会顾及利益集团的颜面，但却无益于中国解决在某些方面十分突出的问题。相反，将使得原有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激化，乃至酿成危机或者巨变，利益集团心心念念想的“稳定”将会打水漂;也显得中国作为泱泱传统大国的小肚鸡肠，显得利益集团缺少诚实的秉性，固步自封，顽固不化，目光短浅，格局狭小，将自身置于多数民众的对立面上。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