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越南:光芒不再

《经济学人》2012年3月31日刊 越南河内,熙熙攘攘的叫卖声和喧杂的汽车鸣笛声不绝于耳。城市里贴满了写有”迎新春,庆共党”的标语。然而这些天,越南并没有太多需要庆祝的东西。就在不久之前,越南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备受关注的一员,现在却深陷泥潭。 最直接的忧虑来源于通货膨胀。过去三年中,去年的通货膨胀率第二次超过20%。越南目前拥有亚洲最高的通货膨胀率,这一事实已经被政府列入禁止媒体报道的话题之一。数以千计的商人宣告破产,房地产价格大跌,银行和国有企业陷入债务危机。 经济“转弯”来得非常突然。2003至2007年间,由于成功吸引大批外资,越南GDP每年增长8%以上。但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08年到2012年间经济平均增速将下降到6%。麦肯锡咨询公司认为除非越南能够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否则经济增速将衰退到5%以下,距离政府7-8%的目标相去甚远。这家公司认为,“差别听起来很小,实则不然。”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20年,越南经济将比7%增速预期形成的经济总量小三分之一。 包括共产党领导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对经济下滑的原因心知肚明。运营低效,腐败,浪费,却掌握全国40%产量的国有企业拖了后退。低工资,低制造成本的运营模式不再奏效。在柬埔寨、孟加拉等国抢走了越南廉价制造业生意的同时,它未能成功实现产业链升级,转型生产高科技产品。 令人沮丧的是,在越共领导人看来,实现目标与行动起来完全是两码事。一些乐观的人寄希望于上个月持续三天的越共高级会议。然而,会议上我们只听到了大家的牢骚。为了摆脱长期的危机,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极力主张进行改革。尽管他的讲话得以公开,但就像往常一样,其他一切讨论都只在幕后进行。 越南党内对于改革的呼声并非首次出现。“他们已经喊了20年了”,澳大利亚国防学会的越南问题专家卡尔泰耶说。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越南一直以来所缺失的是关于改革的具体方案,诸如如何对不堪重负的国有行业进行重组,如何简化公共投资并提高透明度。3月27日,九名国有造船厂Vinashin的高管因为造成企业巨亏而被送上法庭。这是越南近几年处理的类似案件中数额最大的,但是曾经大力鼓励并支持公司大规模扩张的以越南政客们似乎并不打算缩紧银根。 即使越共上层已经有了观念上的转变,但想要将这种思想贯彻全党也并非易事。相较于邻国中国,越南的权力相对更加分散,商业和政治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形成了较大阻力。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把自己转变成精英俱乐部的时候,越共在这方面却陷入困境。几十年前依靠武力取得的政权合法性正在不断褪色,与此同时,越共领导人对经济的掌控能力也越来越欠缺。 相关日志 2012/04/03 — 温家宝:中央已统一思想打破银行垄断 2012/03/27 — 没有神话:越南政治现实的B面 2012/03/25 — 越南“替补”中国 2012/03/10 — “红色后代”谈改革:我们中国乱不得 2012/03/10 — 曹林:警惕“改革到官为止” 2012/03/01 — 停滞与溃败——古巴散记 2012/02/29 — 华尔街日报:中国准备好发动改革闪电战了吗? 2012/02/28 — 世界银行要求中国私有化国企,金玉良言还是包藏祸心? 2012/02/09 — 越南当前真实的经济情况 2011/09/21 — wxmang: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两个民间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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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称徐明被控制系因实德违规抵押非产权土地获贷款15亿

【消息称徐明被控制因实德违规抵押非产权土地】据@财经国家周刊 引知情人士消息,徐明被有关部门控制起因是:其在用当地一块产权不归大连实德的土地为抵押,向当地银行贷款15亿元去外地投资过程中有违规。与徐明同时被 控制的还有当地银行一些高层。徐明目前为大连银行董事。 【《财经》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旗下《财经国家周刊》4月1日援引大连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被有关部门控制的起因是:其在使用当地一块产权不归属大连实德的 土地为抵押、向当地银行贷款15亿元去外地投资的过程中,出现违规行为。与徐明同时被控制的还有当地银行的一些高层。徐明目前为大连银行董事。 3月31日,《国家财经周刊》网站报道称,徐明因涉嫌经济案被控制。报道称,与大连实德有着密切业务关联的中国建设银行,已经开始追缴实德的贷款,并对其全面停贷。 4月1日,新浪财经证实,徐明已取消博鳌亚洲论坛行程。 – 对大连企业的贷款调查早就开始了,各金融机构都在搞,这个是公开的信息。 徐的发家与不厚有较大关系,那些年就是不厚主政大连和辽宁的时间,不过徐还与天线宝宝的老婆关系密切,并给不少太子党洗钱,不过这次调查估计应该限定了范围,网上说的中纪委调查困难,可能就是牵扯的事太多了,带出来太多其他权贵,所以有些棘手。 实德正在变卖一些边缘资产,实德本身的资产估计已经被冻结了。 万达和本山的事不知道是否谣传,不过王健林近日还公开露面过,应该没事,但此次随徐被抓的还有一批大连企业家,估计都是当年与不厚有过交易的。 看来团牌这次是要往死里搞不厚了,瓜瓜不知道以前存钱没有,否则真的只能在海外写《青楼梦》了。 相关日志 2012/04/01 — 大连实德内部通知证实董事长徐明失去联系18天 2012/03/31 — 消息称大连实德遭中纪委调查 董事长徐明被控制 2012/03/21 — Emyn:关于银监会在大连的动作 2012/03/20 — 清查涉大连信托公司 银监会称正常检查(你信吗?) 2012/04/02 — 《商务周刊》旧文:徐明帝国幻象 2012/04/01 — 万达被传数位中高层吃“散伙饭”发言人否认 2012/04/01 — 华尔街日报:海伍德死前透露其失宠于薄熙来妻子 2012/03/31 — 赵本山资产曝光:身家十亿 产业三十亿 2012/03/31 — 商务周刊:徐明帝国真相–2001年突然飞来40亿 财技转折点 2012/03/30 — 传薄瓜瓜仍在哈佛正常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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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前置科技:茅于轼: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

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是人权的一种。奴隶是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他本身还不属于他自己,何来对财产的权利。现代社会中的人已经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自由人应该有对财产的所有权。 为什么财产权是人权的一种?因为人权的出发点是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每一个人划分一个权利的界限。比如生存权,说的是每个人的生命得到保护,不容他人侵犯。这就避免了个人与个人之间,或政府与个人之间对生存的侵犯。信仰权也一样,各人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别人不得干预,从而避免彼此的冲突。为什么权利需要保护?因为有人可能侵犯你。是谁最可能侵犯你?是政府,而不是另外一个个人。因为个人之间的侵犯有政府在管着,而政府对个人的侵犯谁也管不了。所以侵犯人权的事往往涉及政府。 个人之间的互相侵犯也需要政府来解决。因为个人是很弱小的,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一个人的财产被偷了,他自己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只能报案,请警察局来破案。所以人权的保护问题大部分变成了政府的事。 财产必须有明确的所有权界限,才能防止因对物的占有而发生冲突。对某一特定物的所有权是排他性的。一个人占有了此物就不能再让别人同时占有它,否则将引起冲突。但是每个人都有对财产的所有权,这是不排他的。每个人都有对物的所有权是不排他的,而对某一特定物的所有权则是排他的。公有制企图取消个人对特定物的所有权,结果是对公共物的争抢,或者无人负责,大家都漠不关心。国有资产流失就是对公共财产的争抢;所谓的公地悲剧,就是大家都不负责任,只管使用,结果牧场蜕化为荒地。 农民可以买一台电视机放在家里,这是他的财产,是受到保护的。如果小偷偷了他的电视机,他可以报案,警察局有责任为他立案,侦察破案。这就是财产所有权的体现。但是对农民而言电视机不是他最重要的财产,土地才是他最重要的财产。而恰恰是土地是不让农民拥有的。他们被剥夺了对土地的所有权。政府可以随时随地转移土地的所有权,不需要得到农民的同意。或者说,你不同意也没办法,你去报案,法院是不会受理的。你不得不同意。 解放初,斗地主,分田地,农民得到了土地,以为他们具有了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是过了没几年,搞合作化运动,生产资料都要归公,由队里统一经营。后来搞人民公社,除了一小块自留地,其他的地都归了公。就算自留地也是没有所有权的。到1978年,搞责任制包产到户,各家临时分了一块地。但并不固定。随着人口的变动,地块要重新分配。土地的所有权归小队集体。农民还是说了不算,没有发言权。由于对土地没有明确的所有权,发生了公地悲剧,大家只管使用,不管维护,地力下降,有机质减少,而且生产积极性不能保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策规定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甚至五十年不变。可是所有权还是模糊的。更准确地讲,农民还是没有对土地的所有权。 为了解决和所有权相关的问题,政府当局可说是费尽了心计。再三再四强调承包制不变,延长承包期,又说要加强土地的流转,又是土地入股,土地可以作抵押,土地可以置换出租,还有小产权制,花样多得眼花缭乱。但是最根本的所有权问题始终避而不谈。而恰恰所有权才是问题的根子。它是绕不过去的。 为什么我国的农民问题那么难解决?三农的问题那么复杂?政策每年都在出,而且都是一号文件,是最重要的政策,但是见效甚微。原因就是没有抓住根本,是在外围兜圈子。核心问题是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么多的研究,讨论,调研,统统都在外头兜圈子,谁也不谈所有权。这很奇怪。难道大家都不明白吗?未必。问题在意识形态上。公有制一顶大帽子吓得大家都不敢越轨。 其实,在农业之外,公有制的限制早已突破了。如果没有千千万万个私营企业,中国的改革根本不可能成功。私营企业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半边天下。唯独农业,公有制还在起作用,它起的阻扰作用非常明显。其核心问题就是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 在改革前中国的农民是什么权利都没有的一个群体。即使挨饿也不能从事公社以外的生产;不能选择工作;不能流动,挨饿也只能在当地饿死,不许出门讨饭;不许自己结社,只能听命于政府;不能改变农民身份;无权像城里人那样享受政府分配的生活用品;农民不能坐飞机,当然更不能出国。大约五年前农民还没有资格考公务员。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以上这些歧视一个个都逐步取消了。唯独对土地的所有权还在禁区里。要想解决三农问题,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12/16 — 二评土地流转农民进城与资本下乡 2011/07/20 — 21世纪经济报道:重庆新土改大动作 农民可自主买卖地票 2010/12/29 — 回到原点:钱云会死亡事件背后的地价差 2010/11/15 — 十年砍柴:农民是官府的佃户吗? 2010/11/02 — 警惕“农转城”变成中国式圈地 2010/08/18 — 叶檀:重庆农民进城与义乌公务员下乡 2010/08/16 — 重庆:让1000万农民变“新市民” 2010/07/22 — 天津宅基地换房争议调查 2012/02/21 — 短工一代:用脚倒逼社会 抛弃父辈“跪着挣钱”传统 2012/01/27 — 1982年的一场无声无息的土地“革命”——中国的私有土地是如何国有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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