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食

2010年11月29日 14:52:21 　　[内容摘要]：虽然1980年代末，蒙古紧跟苏联开始其政治转型，并因缘机会成为前苏东阵营中政治转型最平稳顺利的国家；但蒙古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在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经济基础，从来不曾有真正的充分发育，甚至缺少独立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和经验。相比之下，蒙古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来的远算不上成功。   　　陌生的外蒙古   　　谈到蒙古，多数中国人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因为辛亥革命时，蒙古才从中国分离出去，它是近代中国那段积弱落后遭人宰割历史的产物和象征。另一方面，蒙古又是一个陌生的邻居，它曾长期紧跟苏联，与中国为敌，是苏联百万重兵威胁中国的集结地之一。   　　苏东巨变后，蒙古令人惊叹地成为政治转型最快且最稳健的国家之一。转型20年来，蒙古的转型之路走得怎样？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因为这场历史性的改革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有着怎样的现状？   　　在与中国隔绝往来几十年后，蒙古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开始迅速频繁密切起来。但在两国渐行渐近之后，蒙古社会却传出民间反华排华的不和谐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何方？蒙古对中国的重要性究竟如何？   　　如上种种，是本专题想要告诉读者的。   　　“我准备写一本书，把蒙古这几十年的历史梳理一遍。”   　　也许没有人比包尔德.巴特尔更适合这项工作，这位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也称蒙古共产党）的第二书记，今天是国家宪法法院现任“九大长老”之一，同时兼任国立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作为一个具有声望的政治家和历史学者，蒙古各高校的蒙古史教材多出自于他之手。   　　1990年，“蒙古共产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发起了一场“把现代民主模式与我国特点相结合”的政治体制转型。一夜之间，蒙古实行多党制，并于同年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首任民选总统诞生。   　　蒙古的政治转型在前苏东阵营中被视为典范。转型至今的20年间，蒙古经历了四次总统大选、五次国会大选，有过政党轮替，但原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却能在大多数选举中稳胜，保持执政地位，却也算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一道奇景。   　　谈及蒙古的制度转型，巴特尔不忘对《凤凰周刊》记者强调：“蒙古能和平转型，人民革命党是核心领导力量和最大推动者，并不是今天很多人所说那样，功劳全归于民主党。”在对蒙古自由民主制度深感自豪的同时，巴特尔也对当下的社会弊病痛心疾首。   　　第16个加盟共和国   　　在国歌中，曾特意强调邻国执政党的伟大并歌颂其两任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这样奇特的国家，世界上也许只有蒙古一个，而国歌中“对世界上所有正义之国，我国都愿加强联系合作”被戏称：这个“所有正义之国”是且仅仅是苏联。   　　而苏联的国歌则为《牢不可破的联盟》。蒙古变革前，蒙古就一直被视为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或“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戈尔巴乔夫就说过，苏联和蒙古“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我国政府各部门一向把蒙古人民共和国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有些政治家，包括蒙方，郑重提出过蒙古并入苏联问题”。   　　蒙古作为“牢不可破的联盟”中的一个非正式成员，来得甚至比苏联的某些加盟共和国历史更久。   　　1911年12月29日，外蒙在沙俄策划支持下宣布独立，但沙俄还来不及吞下这个到嘴的果子，一战爆发，接着又是十月革命。待内战结束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才腾出手来打理沙俄遗产。   　　1921年，苏联红军在蒙古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虽然不被国际承认，但苏联对它的改造也绝不含糊，它不但政治经济模式完全照搬苏联，甚至连政治斗争模式和步调都如出一辙：1926-1928年，斯大林在苏联清洗民族主义分子，蒙古也清洗民族主义分子；1929年斯大林推行集体化并导致大规模叛乱，蒙古也集体化也大规模叛乱；苏联大饥荒，蒙古也大饥荒；斯大林清党，蒙古清党，斯大林大清洗，蒙古大清洗——在消灭本国人口方面，蒙古人民革命党取得的成就，按人口比例并不逊色于苏联。   　　到了二战结束时，蒙古是否正式加盟苏维埃大家庭已不重要，因为它早已完成了“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意识形态上完全效忠苏联，政治上完全仿效苏联”的全面改造。   　　蒙古的全面“苏联化”，首先体现在党的苏联化：人民革命党的重要干部都必须在苏联学习培训（三分之二的省委书记毕业于苏联中央党校）；谁得到莫斯科青睐，谁就能在党内脱颖而出；谁有苏联背景或苏联妻子，谁就有了快速上升的重要资本。泽登巴尔能成为蒙古第二代领导核心，多少因为他的岳父是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将军，而蒙古的中层干部中，娶苏联人为妻者高达20%。   　　其次，在苏联同志的无微不至的帮助下，蒙古社会完成了彻底的文化和社会改造：语言上大量吸收俄文词汇，文字上斯拉夫文代替了蒙古文，服饰上苏式服装替代了蒙古长袍，饮食上俄式西餐在城市推广，历史上成吉思汗被抹掉，宗教上上层喇嘛被集体枪决、中下层僧侣被强制还俗……一句话，除了人们的长相和语言，蒙古与苏联已无区别。   　　当然，蒙古政治上的高度依附，苏联并非全无代价。虽然蒙古自1920年代后向苏联源源不断提供了肉、皮毛、矿产等大量物资，尤其是二战时蒙古向苏联捐输了远超实力的金钱和物资，为战争贡献不菲（其中黄金300公斤、美元10万、马匹50万），但1948年，苏联从二战中缓过劲来，便开始大力回馈这位贴心的小兄弟。1968年蒙古被拉入“经互会”这个温暖大家庭后，得到的经济实惠就更多，它一半的国家收入直接来自援助。   　　本质上，“经互会”这个高度封闭的计划体制，对各主要参与国来说是一种双输选择：东欧各工业国不满自己被安排的分工，同时抱怨苏联用质量低劣的工业设备盘剥自己，而苏联则抱怨自己的工业品和原料低于国际价格是亏本买卖。尽管1960年代，有蒙古领导人质疑加入“经互会”是否合算，但事实表明，对蒙古、朝鲜、古巴等少数国家来说，“经互会”的确是一个奶妈。   　　从1960年代起，蒙古由单一的畜牧业国逐渐变成拥有矿业、动力、燃料等工业体系的现代工业国，工业产值由1940年的12.77%上升到1980年的42.5%。城市人口比重从1956年的21%上升到1989年的55.7%。   　　但上述成绩并非蒙古的骄傲资本。蒙古的牲畜存栏数量，从清末到民主化转型前夜，整整一个世纪都在一个很小的区间内浮动，集体化期间还曾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大牲畜。蒙古的工业体系，并非由自身传统畜牧业积累而来，只不过是作为温顺的不加盟共和国，获得苏联特殊关爱的结果。当然这个照顾也有中国的一份，在中苏交恶前，中国即向蒙古提供了4.6亿卢布的援助。   　　苏联对蒙古的援助主要为优惠贷款和直接援助，此外，由于自家兄弟贸易往来不必钱货两讫，蒙古逐渐欠下“经互会”各国的巨额债务，仅苏联解体时，蒙古对苏联就有117亿转账卢布的债务。欠“大哥”的钱甚至是不必还的，2003年底俄罗斯宣布免除其中的98%。   　　进入1980年代，苏联和其他“经互会”国家对蒙古的主要援助形式是“交钥匙工程”：你几乎不用做任何努力，一切由兄弟国家包办。它使蒙古加剧了依赖，完全不曾学会这些现代工业项目的基本管理和运行，其灾难性后果要在若干年后才会显现。   　　考虑到1990年蒙古人口仅有215万，上述天文数字般的贷款和援助，足够帮蒙古在草原戈壁上堆出一个工业化来。   　　虽然蒙古的商店里除了蜡烛和盐外，别无他物，但比起苏东阵营的其他国家，人们不必为肉蛋奶等食品去浪费时间排队或挖空心思走后门。于是，像千百年前的祖先一样，蒙古人不缺肉吃不缺奶喝。   　　蒙古不像东欧国家有过物资丰富的记忆，不像他们知道隔壁资本主义的橱窗里琳琅满目。自清代并入中国版图起，蒙古人几乎就中断了商品经济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只中断了30年的商品记忆，而在苏联，被中断的历史记忆长达70年，在东欧则为45年。当这些国家先后打开市场经济的大门时，这一历史记忆的长短和有无，成为一笔对其市场经济转型成败具决定意义的文化财富。   　　转型前的蒙古，就物质而言，不消说是人人平等而基本满足的——除了大约三四千个特权家庭有极高收入，可以通过内部特供商店弄到各种普通蒙古人根本没见过、也不曾知道的消费品。他们唯一的不满，是自由的匮乏和对专政的恐惧。即使是1962年的“政治小阳春时期”，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长铁木尔奥其尔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主张举办纪念活动，也惹得苏联大发雷霆，蒙古人民革命党党中央第一书记泽登巴尔立即谴责：“成吉思汗是一位恐怖主义份子，不是民族英雄。”这位宣传部长被解除一切职务。   　　 老大哥送来的政治转型   　　反讽的是，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变革，同样是苏联向蒙古主动输入的。   　　1984年8月，68岁的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这位任期经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时代的政坛常青树，在苏联授意下，因为“年龄过高”被解除总书记和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职位。时年58岁的巴特蒙赫担任总书记。继任的领导集团，大多是拥有苏联博士、副博士(苏式学位制度，无硕士，副博士相当于硕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无疑为其后的顺利转型扫清了障碍。   　　1985年3月，54岁、精力充沛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在国内掀起改革风潮。从来脚步紧跟“正义之国”的蒙古，也迅速拐进了政治转型的快车道。   　　包尔德·巴特尔是人民革命党内最早思想解放的一批年轻人。1979年，31岁的巴特尔在苏联社科院攻读副博士时，还是思想“非常单纯”的青年，他的导师悄悄塞给他一些书籍和文章，这些来自苏联异议人士或西方左翼民主社会主义读物，对巴特尔造成巨大震撼。   　　而曾为著名作家的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伦当年原本认为“整天写工人、医生、牧民如何把生涯献给社会，是记者职责所在；上级随意删改稿件，不经主管审批新闻不得刊发，也没有什么不对；新闻自由就是保护人民利益，或是保护党的政策、原则”，但在去了苏东和日本等不同阵营国家后，突然意识到本国原来是有马克思所说的新闻审查制度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官方媒体突然出现了批评政府的声音。巴特尔等人立即心领神会：“看来我是正确的，戈尔巴乔夫和我想的一样。”巴特尔成为当时在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和蒙古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报》积极撰文抨击官僚主义、呼吁民主的主力。   　　尽管巴特尔的出格言论引来蒙古“国安”的同志找他喝茶谈话，但善意提醒后的默契共识却不言而喻：“天还没亮，说话注意点。”巴桑苏伦认为，媒体和知识界对当时的变革起了奠基和催化作用。   　　曾有作家因小说中记载苏联军车压死人扬长而去，结果因“侮辱俄罗斯人”被开除公职；有作家因书中提到成吉思汗，出版被停止……这些民族意识与文化上的压抑、政治不独立带来的个体不自由，使得变革思想很容易征服蒙古精英阶层。   　　1985年，苏蒙两国政府打算在有“瑞士风光”之称的库苏古尔湖附近开发矿藏，两国新闻界认为它会污染库苏古尔湖，同时会导致蒙古断水，贝加尔湖也将不保（贝湖水大部分自库湖灌入），发起共同的揭露与抗议活动，结果赢得两国民众支持，最后两国政府居然妥协，放弃开发协议。   　　参与此事的巴桑苏伦认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令他永生难忘的“大胜利”。他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带着自己的助手翻译《人权宣言》和《美国新闻记者守则》，广为传播。他们的确很快赢来另一次胜利。1986年，驻各媒体的审查机构撤销，“他们搬走了，我们搬进了他们宽敞的办公室！”   　　1988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放弃对各“卫星国”的内政干涉，要求各执政党拿出决心改革，获取本国人民真正的支持，而不是依靠苏联的武力庇护。   　　第二年，苏联启动从蒙古撤军。   　　 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刻   　　苏联老大哥决定彻底撒手不管，蒙古人的命运第一次由自己掌握。   　　1989年12月10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现了非官方组织的群众游行，这是半个多世纪里的第一次。青年人喊着口号、散发传单要求民主改革。受此影响，全国各地陆续爆发规模不等的游行。   　　尽管总书记巴特蒙赫等人显示出与前代领导人明显不同的宽容与开明，但这样的局面，没有任何人经历过。   　　历史舞台呼唤新的英雄。于是，28岁的卓力格应声出场。   　　卓力格，时为蒙古国立大学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的青年讲师，外祖父是俄罗斯地理学家，死于乔巴山时代的大清洗。1988年卓力格建立名为“新一代”的持不同政见地下青年团体，传播改革和民主思想。   　　柏林墙倒塌一个月后的1989年12月，卓力格领导成立蒙古建国后的第一个反对派组织——蒙古民主联盟（今蒙古第二大党民主党的前身），宣称该组织有成员4万人，支持者10万人。   　　在12月17日的集会上，卓力格明确提出联盟章程和纲领，要求“全面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允许各组织存在”，要求“同苏联、中国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要求推行自由市场经济。   　　1990年1月12日，卓力格们无视游行集会的禁令，在苏赫巴托广场发起抗争活动，要求实行多党制，建立独立的经济和“向人民讲出蒙古人民革命党沾染着鲜血的历史”。参与者由数百名积极分子迅速发展成7000余众。   　　2月18日，民主联盟举行首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蒙古民主党，其指导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巴图蒙赫向大会发去贺信，并为他们提供会场，允许对大会进行实况转播。反对党似未领情，仍然做了对蒙古人民革命党提出激烈批评和指控的报告。   　　因全国局势持续动荡，人民革命党高层决定派兵清理广场，恢复秩序。战士们在执行任务时，与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发生拉扯打斗，人群一时剑拔弩张，卓力格当机立断，立即站到几个同志的肩膀上，拿起喇叭声嘶力竭呼吁激动的民众冷静，坚决不可使用暴力。   　　时间在这一刻凝固，全场情绪迅速平静。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被阻止，悲剧未在蒙古重演。   　　这个被抓拍下来的历史瞬间，从此成为蒙古和平民主革命的象征。这几分钟影响了蒙古今后的进程。卓力格一跃成为蒙古家喻户晓的政治领袖。   　　今天，乌兰巴托中央邮局门口的街中心，立着一尊卓力格的铜像，他被誉为“蒙古民主之父”。   　　人民革命党在大时代面前并非无所作为。1986年5月的第19次代表大会后，改革早已是全党共识。但全国持续的抗议，让人民革命党倍感压力，内部分化也日益严重。公安部长吉姆萨森吉夫、国防部长莫罗扎姆茨纷纷表态，反对武力弹压，要警察和军队中立。   　　1990年3月，苏赫巴托广场上的游行已发展为绝食，抗议者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党被迫紧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经协商，巴图蒙赫因“反应迟钝、拖延改革”，率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集体辞职，元老贡布扎布·奥其尔巴特接替总书记一职。 上一篇： 专访蒙古极端民族主义组织“达亚… 　 下一篇： 中国在蒙投资悖论 阅读数(1653)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7月01日 18:07:38 反右 大跃进 三年困难 王卓如 　　 王小豫  王小鲁    　　 　　     　　 父亲的“右派罪行”   　　岁月尘封，但人生中有些记忆，却会随时间的推移日渐清晰。   　　清明之际，再次整理父亲的遗物，竟发现了一份未曾注意过的文件。“王卓如的申诉书”几个字赫然纸上。文件的落款日期是1962年5月5日，距今已是49个年头。   　　1958年，作为常务副省长主持山东省经济工作的父亲因反对冒进浮夸，开罪于山东省当时的主要负责人，继1957年社会上的反右运动之后,在党内“整风补课”(或称“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反党集团首领”，开除党籍、下放劳动。   　　许多年来，我们的家庭和个人命运一直随父亲曲折经历而沉浮，可是，作为子女，却并不清楚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具体“罪状”。   　　春之时节，万物生发，阳光和煦，读到的内容却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1957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要达到440亿斤的冒进指标（此前的最高产量是275亿斤）。父亲认为办不到；当时山东农业仍是靠天吃饭，即使经过五年努力，变平年为丰年，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这一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今天查看历史统计，就在打倒了“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随后又打倒了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大跃进”高歌猛进的几年中，山东省粮食产量却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60年降到了166亿斤，竟低于1949年的水平。再加上大规模虚报产量导致的高征购和大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把农民的口粮折腾光了，造成了空前惨重的大饥荒。   　　父亲的另一罪状是他认为，“不能将合作社的优越性估计过高，不能什么都交给社办，应当量力而为，”否则“很可能会超越他们的负担能力”。他还在会议上批评了农村销售没有安排好、宣传工作片面、计划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等，导致农村减产减收，引起群众不满，使一些人对合作化的优越性发生怀疑。这些讲话被断章取义改编，在省委的反右材料中变成“王卓如……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是他“反对合作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1954年，由于国营商业发展过快，发生了大量挤垮私商的现象，山东也有十几万私商破产。父亲根据当时中央的决定，安排国营商业暂停扩张，让出一部分营业空间，以维持这十几万私商的生活。父亲在1957年还批评过“对市场、对农民限制过多过死”，他说：“不开放自由市场，独家经营，没有竞争者，不会服务得好，……有了竞争，就可以促进国营商业改善经营”。这些事在1958年被翻出来，定罪为“对资本家生活、利润倍加关心，颂扬自由竞争、赞扬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仇视国营商业，反对社会主义……”。   　　在一次会议上，父亲在讲干部民主作风时说：“谁是真理就服从谁”，“人不是天生就是领导”，“关于这个问题倒应该向美国学习，……大选时你没有选上，你就是公民”。这在反右时定性为“极力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公开主张要向美国的民主学习”，成为他“反对社会主义”的又一罪证。   　　1958年，一个省计委负责人背着父亲和其他省政府领导，私自整了省计委另一负责人郭士毅的材料，要把他打成右派。在处理此案时，父亲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召开计委党组扩大会议核对事实，进行讨论。会上，只有少数人认为郭是右派，不少人不同意。父亲将这些情况报告了省委，认为根据现有材料，不能证明郭是右派。匪夷所思的是，郭本人还未被定成右派，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就在大会上公开指责父亲“包庇右派分子郭士毅”，组织对父亲展开斗争。此后，罪名步步升级，父亲成了“右派反党集团首领”，郭则成了他的“反党集团成员”。   　　父亲的罪状还有很多。例如，省委主要领导为提高产量要求农民大种地瓜（红薯），父亲指出，有些地方不适宜种地瓜，强迫农民种了，反而导致减产。而且当时全省已经年人均160斤地瓜干，非农业人口不可能吃这么多地瓜，不宜再扩大种植。父亲还引述过农民的话，把官方宣传的“万斤地瓜”称为“万筋地瓜”（指只长须根不长重量）。这更坐实了他“反对大跃进”的罪证。   　　又如，他如实反映财政赤字状况，不同意违反财政制度用预算外资金冲抵账面赤字，被指为“竟敢制造假赤字，谎报财政‘三空一赤’，反对省委”。   　　不过，父亲至少还有一条重要的“罪证”看来没有列入省委的反右材料。那就是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打算挪用本已紧张的财政资金，修建一座专供领导干部消遣的南郊宾馆，而主管财经工作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财政就像一杯水，有人多喝了，就会有人少喝；并不客气地说，“谁出主意谁拿钱。”此事令某些人极为恼火。父亲被打倒后，就在农村发生严重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两个村庄被拆迁，环境优美的南郊宾馆顺利建成，并被称为“打倒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胜利成果”。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父亲的罪状中，有那么多的“搞独立王国”、“反对省委”、“一杯水主义”等罪名。   　　就在党内反右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1958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山东视察。当时，山东省委正在搞农业“大跃进”。就在省城附近，他们组织人力把几十亩田里未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集中“密植”到一块地里，制造了一个“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这些拔起来的稻子堆在一起不久就开始发热腐烂，只好在高产田上面搭起防晒的大棚，并用成排的鼓风机吹风降温。主席的座车一出城，马上有人打电话通知，让事先组织好的人力拆除大棚和鼓风机，打扫好现场供主席视察。   　　据当时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视察中，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中央主席报告了“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 的罪状。他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搞出了王卓如“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造假账，隐瞒粮食不报省委”等问题。但是，“地方主义头子”、省长赵健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要罪状有“反冒进”、“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等等。中央主席则答道，“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余的谈话，主要集中在大辩论、鼓干劲上。也是在这次谈话中，中央主席提出，“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 [ii]     　　 泉城记忆   　　手捧那几张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沧桑、已经发黄变脆的稿纸，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慨袭上心头，那段未曾忘怀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父亲停职审查后，被逐出省府大院。我们全家搬到曲水亭街暂住，同时住进来的还有一位警卫员。父母都知道，他的任务名为警卫，实为监视。但他们心中坦然，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事情，尽可泰然自若。日久见人心，我们一家和他相处颇为融洽。   　　济南素有泉城之称。出曲水亭街，沿小溪北行，约几分钟的路程就可以走到泉水汇成的大明湖。以我们当时的年龄，全然不知此后将面临的黑云压境的险恶形势，沉浸在嬉戏淙淙泉水的乐趣中。   　　留在我们儿时记忆中的，除了小溪泉水，还有那个“火红年代”的许多片断：   　　街头锣鼓喧天“十五年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的活报剧；   　　省府礼堂里上演的老太太歌舞“夸地瓜”，宣传地瓜高产，大力推广让老百姓改种地瓜；   　　敲锣打鼓到省府大院报喜的群众队伍，展示他们发明的“万能拖拉机”：就是在拖拉机前面加装了一个皮带轮，因此可以用来抽水磨面；   　　墙上的壁画，令我们印象深刻、至今仍感到气魄非凡的画配诗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此后大炼钢铁，作为小学生的我们也义不容辞的参加了这场群众运动，发一付布手套，自备小铁锤，用来砸矿石，供小高炉炼铁用。全民仿佛都被一种情绪鼓舞着，好像这样走下去，前途就一片光明!   　　在那种被鼓动起来的政治热情下，人们都会由衷或不由衷地被裹挟进来。有人为邀功请赏而虚报蛮干，而多数普通百姓则带着美好愿望为此添砖加瓦。家家上交废铁支援炼钢，甚至一日三餐用的铁锅也交了，因为农村已经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似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群众运动全民参与，街道两旁都砌满了两尺来高的“土炼铁炉”，堆满了焦炭和矿石。每天人声鼎沸，火光冲天。全家人也想为“大炼钢铁”出一份力，于是，父母领着我们，比照别人的样子，在自己家院子里用砖砌了个小土高炉，而且比街道上砌得还高。一家人兴致勃勃地“炼铁”，而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还是炼铁的“副产品”——烤白薯。当然，到了要“出铁”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谁知根本流不出铁水，得到的只是一堆稍带金属光泽的炉渣。只好请来街道上的“技术人员”会诊，更出乎意料的结论是：“这就是铁呀！比我们炼的质量好多了！”我们才知道了所谓“土法炼铁”炼出来的是什么。   　　住在曲水亭时，父亲上班其实就是去挨批，任别人往他身上倒脏水，连辩驳的权利也被剥夺。他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回想起来，我们家大部分时间竟是和谐愉快的，父亲从不让自己的事情影响家庭气氛。不知道父母怎样做到这点，但今天才知道这多么不容易，那需要怎样的胸怀和气度！感谢父母在那样严峻的时期，给了我们欢乐的童年。   　　我们家虽是慈父严母，却和当时的多数家庭不同，非常民主。每天傍晚，饭桌上的时间是最愉快的，因为那是全家一起谈天说地的聚会。我们说话自由，常常口无遮拦，直到成年总也学不会说“官话”。   　　家里的气氛也不总是愉快的。记得一次父亲在被批判后回家，我们在门外听到他和母亲谈话时不禁痛哭失声。后来，母亲找来一本叫《党证》的苏联小说给父亲看。书里讲的是一个苏联红军军官受命化装潜入敌后，完成任务后却被红军游击队当作白军奸细抓获。他在解释无效、就要被枪毙的时候，脱下自己的靴子留给没鞋穿的游击队员，却意外地从靴子里掉出了撕毁的党证碎片，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母亲的用意很明显，是鼓励父亲坦然面对莫须有的罪名。   　　其实，更让父亲伤心的是“墙倒众人推”。在多年共事的亲密同志和下级干部中，有些人见风使舵，无中生有、落井下石；更多的人在压力下随声附和，揭发批判；会下遇到了，形同陌路。我们做儿女的在学校，也深切感受到了什么叫歧视。   　　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很快，父亲的结论下来了：开除党籍、撤职下放。带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帽子，发配到淄博市博山电机厂劳动改造。那时候，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不齿于人类的人民公敌。1958年秋天，我们举家搬迁。   　　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的“右派反党集团”一案，牵连了另一位副省长袁子扬和省委财贸部、省计委、财政厅的数位负责干部，以及全省一百多位县级以上干部。他们有的被撤职、开除党籍，有的下放劳动，有的甚至被逮捕监禁。随后，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两位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成为当时山东三大案件。至此，山东党内的反右斗争大获全胜。   　　195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的文章：“山东农业生产的落后局面是怎样改变的”。文中说，山东省“集中地揭发批判了山东党内地方主义、资本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以王卓如、袁子扬为首的反党右派分子，……从省委书记、常委委员，到地、县、乡、社、队干部，共拔掉白旗、灰旗干部近四万人。在菏泽专区搞的比较彻底，在县级干部中，反掉了近２０％。”从而“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飞速发展。”   　　文章说，在此大好形势下，“山东今年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跃进。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八百亿斤左右，……棉花总产量可达一千二百万担”，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和伟大的胜利”。 很久以后才搞清楚，1958年山东省实际粮食产量还不到800亿斤的三分之一，只有245亿斤；棉花产量不是1200万担，而是424万担。 [iii]     　　 信念守望者   　　父母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父亲读中学时参加革命，领导家乡农民与欺压乡里的官衙劣绅斗争，抗苛捐杂税、反贪官污吏、建农民协会。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在华北平原组织武装斗争，做过地方领导工作，也曾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民运部长。1942年，他临危受命，前往在日寇“大扫荡”中损失严重的冀鲁边区担任党委书记、军区政委。面对日军的重兵围剿，他们部队化整为零，干部深入乡村，在群众掩护下坚持抗日斗争；在军区司令员叛变投敌的严重形势下,父亲依靠边区军民，粉碎叛变阴谋，稳固了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他从事的渤海区根据地建设、发展生产、恢复民生和支前工作有声有色。渤海人民无私支援前线，为淮海战役提供了坚实的兵员、物资和后方保障。陈毅曾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父亲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勇气，不仅源于他坦荡的襟怀，和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信念，还源于他在长期地方工作中建立起来的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和心中那份对劳苦大众的天然眷恋。   　　母亲生在福建侨乡，因为不满社会黑暗毅然投身革命，被派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央内部交通员。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她和狱友们数次绝食，拒不低头，高歌岳飞的“满江红”顽强抗争，并用发卡在牢房铁门上刻下了“深固难徙”四个大字。直至国共合作被营救出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和部队遭受严重挫折的形势下，母亲与父亲一起前往冀鲁边区工作。我们的一个哥哥出生后就被留在老乡家里，却在日寇扫荡造成的饥荒中饿死。不久，母亲经历了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刺杀副司令员黄骅等多名领导干部，策动部队叛变投敌的严重事变。危急关头，她挺身而出，冒死冲出日军和叛徒的数道封锁向边区党委报告情况，使区党委及时粉碎叛变阴谋，挽救了边区，避免了更大的牺牲。记得母亲后来提起此事，曾说那晚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发！   　　长期的地下工作、严酷的狱中生活和艰苦的抗战，严重损伤了母亲的身体，她那原本就不健壮的瘦小身躯越发虚弱了。幼年的我们无法懂得，母亲为什么会常常晕倒呢？   　　父母都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顽强地守望着自己的信念和良知，绝不为官位利禄出卖他们心中的真理。父亲被发配到淄博前，省委找母亲谈话，要她和父亲划清界限，留在省城。母亲非常淡定地说：王卓如去哪，我去哪！父亲在数年中背负着反党右派的罪名，能够坚持下来，离不开母亲义无反顾的支持。   　　父亲下放的电机厂坐落在一片河边低洼处，沿坡上行，便是工厂宿舍区。我们全家六口人安顿在三间狭小的平房里，二十几户人共用一个露天水龙头，在此一住就是四年。   　　全家只有三张床，白天掀起被褥，就是做作业的桌子，也是做饭的案板。记忆最深的是除夕包饺子，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   　　父亲被开除党籍，但所在的工厂是部属企业，不归山东省领导，给了父亲一个副厂长职务。他到厂后，就到最脏最累的翻砂车间干活，也和工人一起上夜班。起初，工人并不接受他，有时还故意和他为难，但这个快五十岁的右派副厂长并不在意，不仅实实在在干活，向工人请教，还下功夫学习他不熟悉的电学、机械技术，很快从外行变成了内行。他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全厂工人干部的信任与尊重。工人们或称他“厂长”，或叫他“老王”，都带着几分亲切，不再有歧视与隔阂。厂党组织后来甚至冒着政治风险，给他办了重新入党。   　　当时，一般百姓对于政治狂潮的追随及参与远没有到“文化大革命”时的程度，判断是非主要还凭自己的眼睛，因此，父亲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开始真正参与厂里的管理工作，也常有厂里干部来家里找他商量事情，讨主意。记得父亲还主抓过厂里的技术革新，可惜他做的事情，我们所知有限。   　　由于他在各地都有许多熟悉的老同志，后来被厂里安排分管供销，经常出差去为厂里寻找紧缺的原材料。一次在上海突发“气胸”，急诊后住进医院。我们不知母亲是否焦虑，只记得父亲回来后轻描淡写地笑说，检查过后，护士抬着担架满处找他这个重症病人时，他还在过道里溜达。   　　那时，人们的精神和生命都很顽强。无论有多少冤屈，受到多么不公的待遇，却很少自哀自怜，更多的是在逆境中扎根，重新鼓起人生的勇气。   　　母亲到淄博后降职做了厂工会主席。她并不介意，一心一意扑在厂工会工作上，很快成为工人们信任的“朱主席”，人们家里遇到困难，都来找她想办法。无论家里吃饭还是休息，常常有人上门倾诉，我们这些孩子都很怕遇到这种情况，可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和他们娓娓交谈。   　　记得有两个上海来的工人，他们的母亲年轻时曾做过妓女，苦苦抚养儿子成人。儿子结婚后，她们却被歧视冷落甚至虐待。母亲听了十分气愤，狠狠地批评了那两个工人和他们的老婆，又替他们的母亲找到一些零活贴补家用。相信以前少有人这样直言和真心地进入这些普通家庭，真诚地帮他们解决问题。因此，母亲成了很多工人及其家庭的贴心人。母亲也从中得到了满足，记得听到过父母的感慨：还是和工人们好相处；你真心对他们，他们就会真心对你。   　　电机厂的生产有时为了赶任务会很紧张，每到这时母亲也是最忙的时候，她和工会干部带领职工家属参加力所能及的辅助工作，常常通宵达旦加班，年轻人都累得受不了，母亲带着病仍然在坚持。当然，艰辛之后会带来欢乐，每次“大会战”完成之时，也是父母和参加会战的职工们特别高兴的时刻。   　　到淄博后，哥哥姐姐都离开普通中学，进了厂办技校，他们的口粮按国家规定要高一些，好像是每月30斤，这使得母亲常常能挤出家里一点粮票去接济那些断粮的工人家庭。虽是杯水车薪，但对他们也无疑是雪中送炭了。对经济困难的职工，父母也把自己的工资“借”给他们，却从不要偿还。   　　父母关心别人，我们的家庭也没有自顾自的人。苦难见真情。多年后，母亲仍回忆道：技校食堂难得吃一回包子，你们的哥哥舍不得吃拿回来，一掰两半，一手递给弟弟，一手递给妹妹……   　　我们上的那所小学要穿过一处低洼的庄稼地，再爬上山坡，就是学校。同学们多是厂区职工和附近农民的子弟。   　　那片洼地是我们童年的乐园，放学后，我们不急于回家。春至夏来，我们追逐蝴蝶蜻蜓；躺在麦田里仰望蓝天白云；嚼麦穗粘知了……。大自然的一切都让我们觉得趣味无穷。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和大人很不相同，我们看不出小城与省城的区别，不在意低矮的平房、满是煤灰和浮土的道路，淡忘了干活的劳累，最深的记忆却是那片绿色的洼地。其实，当时的日子是很苦的，到校不几天，我们就全体出发去抬煤，用于冬天教室取暖。孩子们成了运煤主力，十岁左右的孩子两人要抬四十到五十斤走几里地，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艰难的劳动体验。   　　“大跃进”的后期，饥荒降临，山东成了重灾区。饥饿成了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利剑，我们也尝到了腹中空空的滋味。   　　由于营养不良，大人们开始浮肿。我们也觉得体力不支，爬个土坡都气喘吁吁。父母都浮肿了，厂部医务室给浮肿病人开的药是几片“康复饼”，一种用麸子、黄豆、一点枣子做的小饼。这常常被误称为“糠麸饼”，倒也名副其实，但还是弥足珍贵。爸妈都舍不得吃，成了我们孩子们最好的点心。后来，从东北运来了大麦和红薯面，因为沿途雨淋发了霉。一段时间里，这些带刺鼻霉味的大麦红薯馒头就是我们的主食。   　　偶尔工厂食堂也有烤玉米面饼子，那是我们上好的食品。好歹我们还是吃公粮的，再难总还有饭吃。农民的日子究竟怎样我们不敢说，但经常听到饿死人的传闻。我们上学途中那片洼地边上，有片坟场。困难时期几乎天天有埋人的。有的农村幼儿死了，埋都不埋，草席一卷就丢在了坟场。可想而知那时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一块庄稼地、菜地收获完了，总会涌来一大群人，反复在地里或拣或刨，希望有些意外收获。   　　为了安慰人们的辘辘饥肠，工厂食堂推广了“增量法”和“草淀粉法”。“增量法”其实就是在食堂和面蒸干粮时多放水，“草淀粉”就是晒干磨碎的草，掺在粮食里，结果可想而知。记得有个同班的孩子，因为吃草淀粉便秘痛苦不堪，披头散发在班里哭泣不止，老师和同学们束手无策地看着，想不出任何安慰她的办法。   　　专家们推荐养小球藻补充人们的营养，如今看起来也许行之有效，但那劳什子太麻烦，掌握不好培养技术，于是，砌好的池子最后都被闲置。学校里也组织学生上山，采集橡子或荆条种子充饥。荆条种子有点油性，磨碎掺在窝头里,虽硬却不算难吃。但橡子面又苦又涩，难以下咽。   　　上中学后，每天都要上晚自习。在摸黑回家的路上，最恐怖的是要经过那片坟场，几乎每天都看到新增的坟堆，月光下纸幡泛着白光，在风中刷刷作响。   　　今天，我们把那几年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到底饿死了几千万人，有不少争论。据官方“山东历史大事记”记载：1958年后，全省大放高产卫星，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全省供应紧张，济宁地区（含菏泽）尤甚，从1958年1月开始，每天有上万农民外逃行乞，最多时一天竟达5.7万余人。4月，省委通知：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发生营养缺乏性水肿病，仅济宁地区就达54万人之多……。其实，更大规模的饥荒，是发生在1959至1960年。   　　1960年10月，山东省委举行扩大会议，报告了山东农业的严重问题，根据中央指示撤销了舒同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会议认为：山东的农村工作违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党的正常的组织原则，以至“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越刮越凶。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党内清醒的声音占了上风。父亲的冤案在中央组织部干预下终于得以平反，调离淄博，进京工作。在中央工作组征求父亲工作意见时,他说,除了回济南,去哪都可以。几年来心中的压抑，也就说了这几个字。   　　我们全家离开工厂时，正是中午下班的时间，沿途工人们热情招呼、恋恋不舍，有不少职工一直送父母和我们全家到车站，洒泪作别。这个印象伴随我们从小到大，至今难忘。   　　途经省府济南时，原省委第一书记向父亲表示了道歉。可惜的是，多少万在饥荒中失去生命的农民，再也听不到道歉的声音了。     　　 “申诉书”的启示   　　有资料说：1958年山东省的“整风补课”，省直机关中受到“重点补课”的厅局级干部占21％、处级干部占14％、县委委员一级12.9％、共打右派34800人、开除党籍11900人。这还不包括后来在1959年“反右倾”中被批斗的大批干部。   　　两位省委书记、一小批反右积极分子，整倒了省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和一大批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层、基层干部。这一非常事件并不偶然。与山东同样的党内反右斗争，1958年前后也发生在全国很多省份，只是现在少有人知。   　　在河南省，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干部2.3万人打成右派。   　　在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常委杨效椿、委员李锐、陈仁刚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1959年又有副省长张凯帆、陆学斌被打成反党联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甘肃，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省委委员梁大钧等被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在浙江，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彭瑞林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在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王铮、省长杜者蘅、副省长李涛等人因“反党宗派活动”的罪名被撤职。   　　在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副省长冯白驹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广西，副省长陈再励、省委常委王梦周等多人被打成右派集团。   　　在云南，省委常委郑敦、王镜如等被打成反党集团。   　　在青海，省长孙作宾等人被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在西藏，自治区工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范明被打成右派，大批干部被牵连。 [iv]   　　……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后，全国又有一大批干部被打倒。   　　有资料统计，仅1958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党内十三级以上高级干部划为“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有252个案件，包括省部级干部一百多人，其中39个案件是“右派反党集团”一类的集团案。   　　从查到的资料看，这一大批重要党政干部被整倒，基本都是因为主张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虚报、反对损害群众利益，或者主张民主理政、反对“一言堂”。可悲的是，他们在“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摧残下，不断消亡。   　　可以看到，那几年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基本上也是跃进牛皮吹得最大、反右整人最狠的省份。据官方人口统计，山东省在1959-1960两年中，人口净减少234万（据内部数据，山东省共有300万人饿死）。人口减幅特别大的省份还有河南、安徽、湖南、贵州、甘肃、青海，它们在1960-1961两年中净减少人口1053万；四川省在1959-1961这三年净减人口少595万。八省合计，净减少人口1882万。但这并不代表饥荒的全部后果，因为正常情况下，人口每年有2%以上的增长。这一增一减之间的巨大差距说明什么，不言自明。 [v]   　　父亲的申诉书是在1962年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他在申诉书的最后说道：这次斗争，对我做了另一面的考验。我还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了自己本来没有犯过的错误，虽然当时不承认不行，但那也是不应该的。   　　父亲当时主管一省经济工作，对5400万人的生活乃至生存负有直接责任，讨论工作时发表不同意见，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全国上下只允许用一种声音说话，因此浮夸之风盛行, 虚报和整人皆可邀功，百姓的利益乃至生死都可以置之不顾。不随声附和者，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可置你于死地。而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你的上级、同事、下级、甚至亲朋好友共同参与的。沉渣泛起，刚直者必然倒下。今天回首历史，可曾想到，我们的社会道德底线是否早已在一次次政治斗争和高压下的屈服、逢迎、背叛、出卖中丢失？   　　如果说社会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消失，那么，此后党内反右的结果，则是一批有民主意识和求实精神的中共高级干部的集体消失。这场以恶劣手段进行的反右，使党外监督销声匿迹，党内民主荡然无存；彻底破坏了最基本的民主原则，违背了建党立国的初衷。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是执政党踏上否定自身道路的转折点。   　　在国家经济力量日益强盛的今天，回忆那段遥远的往事，期盼的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执政党能记取过去的教训，洗清身上的污泥，让这一切不该发生的事情成为永远的过去。   　　(本文发表于《中国改革》2011年第7期，发表时有删节)     　　 注：   　　 [ii] 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2008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iii]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年，第576页。   　　 [iv] 上述这些案例参阅申渊：“反右派与党内斗争”，《炎黄春秋》刊外稿，2010年10月，及其他网上资料。   　　 [v] 参阅杨继绳（2008）：《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上一篇： 王小鲁：政治体制改革是今后改革…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106)　评论数( 8 ) 8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西南法律人的精神（上） 贺卫方   贺卫方按 ： 这是我于 2003 年 3 月 24 日在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为大一同学所作的一场讲座的整理稿。讲座由西南法学论坛和新校区管委会联合主办，张绍彦教授主持。原来的题目为“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现改做这个题目，同时也对文字作了一些修改。在这里，我要感谢绍彦教授的热情邀请和主持，同时向陶窬同学致谢，这么长的一篇讲座，他对着录音机一句一句地整理，其中的耐心和辛劳实在是应该得到诚恳的感谢的。因为是给母校的学子讲，不免有游子的特殊情感在，也不乏激发学生对母校情感的话语，某些溢美之词在所难免，尚请读者理解。   开场白   我非常兴奋能够来到这儿，跟在座的主要是大一的同学们作一个交流。对我来说，母校是一个心中永远挥不去的回忆，一种浓浓的感情。而我自己——刚才张绍彦老师已经介绍了——我在 1978 年上我们这个学校了，我是文革复办以后的第一届学生，那年我 18 岁，现在一晃 25 年已经过去了（掌声）。我自己是山东人，跟绍彦老师是老乡。当年我从山东的烟台坐火车， 1978 年的 10 月 2 日，从烟台坐火车，终点站是重庆市。在这中间要转车，在济南转一次车，在宝鸡转一次车，在成都又转了一次车（笑声）。经过五天艰苦的旅行，才运行到了自己感到非常陌生的这一块土地上——西南政法学院，当时叫西南政法学院。那时我们的学校极其艰苦，大家戏称叫“稀烂政法学院”。拉着我们的车——是一个大卡车——到车站来接我们。 　　 我们到这个极其简陋的学校，拉着我们的卡车，在上东山大楼的时候，竟然走到中间不上去了，因为道路太过泥泞，这个车轮子就打空转，没办法往前走。结果最后，我们就纷纷跳下车来，自己跑到东山大楼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宿舍。随后的这几年的时间里，咱们的学校都是一座工地，天天是噪音不断，简直是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我们后来就一年一年地过去，然后就毕业了。因为我们学校是所有的政法大学、政法学院里边第一个复办的学校，所以在 1977 年国务院决定复办我们的学校的时候，确定了全国的 77 所重点大学，我们的学校就是其中的一所。政法类的有两所，一所是西南政法，另外一所是国际关系学院。我的印象是这样的。我们是第一届，当时全国总共有四所院校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一所是我现在所服务的单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一所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一所是吉林大学法律系，再有一所就是我们这儿。对了，还有湖北财经学院的法律系，现在搞民法的王利明教授就是那一届的学生。但是我们这儿的人数最多，我们那届同学大概有 360 多个人，我记得仿佛跟一年的天数一样多（笑声）。 360 多个法律专业同学加上师资班的同学有 400 多个同学，其他学校都是招那么几十个同学，我们这儿就人多势众。然后 1982 年毕业，我们就迅速地占领各个关键的滩头阵地（笑声），然后就开展了中国法制建设的这样一场伟大的事业。 　　 我们这一届同学几乎可以说是跟中国文革后的法制建设同步的人，中国的法治建设就是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然后开展民主与法制建设。我们一下子毕业这么多人，许多机构都非常欢迎我们的毕业生。西南政法学院在法律界具有良好的声誉，向来是学风严谨、勤勉、扎实，因此不少同学都到了许多很重要的岗位。当时的同学们，尤其是谈恋爱的同学，你们知道，当时有些同学想到时候回自己的家乡。比如说我们班一位来自云南的同学，就特别想回昆明。但是他又谈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却是苏州人，想能够两个人一起到南京也很好。最后毕业时，学校的政策是照顾人不照顾地方，可以把你们分到一起去，但是没办法照顾你们或者回南京或者回昆明。最后没办法，算了，你们艰苦一点，到北京去（尖叫声）。当时北京有许多机关告诉南方来的同学，你们应该到南方去，北京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沙尘暴啊，可能比伊拉克的沙尘暴好一点而已，结果我们不少同学到了北京。现在 78 级的毕业生中，在北京的同学已经达到了 80 人以上。这样的一个比例已经是相当不得了。 　　 西南的毕业生分布在司法实务界、学术界，甚至包括更宽泛的政界。虽然我们 78 级同学在读书的时候，校园并没有这样一个口号：“今日我以西政为荣，明天西政以我为荣”，但是大家还是有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刚刚大学毕业，简直是豪情万丈，然后纷纷到了不同的岗位开始工作。我觉得西南政法，不仅仅是我们这一届，包括后面毕业的一些校友，都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西南政法大学虽然地处西南，但是她已经成为中国的法律界以及法学界的最具有号召力的品牌之一。她的毕业生可以说是在法律的各个领域中间都作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人们不禁在问，其中原因在哪里。包括我的同事，研究刑法的陈兴良教授，他在给我们的一位校友邱兴隆教授的书写序的时候，他在序言里面就说，我有一次开会到西南政法，到了这个校园里边，我的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校园里，在这样一个偏远的校园里边，在这样不是显得非常豪华的建筑，也显得非常平实、很朴素的一个校园里边，为什么会走出了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西南是什么，西南在中国的法律界到底她的特色是什么？也许你们也急于去了解，你们也愿意听取我这样一个老校友的点滴体会。我想今天晚上与其说我单独作的一个演讲，不如说更重要的是一个交流。我愿意大家提出更多的问题来回答，所以我演讲的时间不会太长，我更希望作为西南人的大家能提出自己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当然问题不要过分敏感，我在这儿讲有时候涉及到学校的问题，我还是稍微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可以叫“投鼠忌器”吧，不要给校领导添麻烦。当然我跟他们私下交流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直率的。比方说，我跟龙校长说，我说咱们学校的网站实在是太糟糕了（欢呼声、掌声）。现在是网络时代，一个大学的外部形象，很重要的一个就体现在它有一个内容丰富、材料权威、界面亲切、更新及时的网站，最好还要有一个热闹的讨论区，也就是 BBS 。同学们有什么建议和批评，可以在这样一个讨论区里提出来，当然，也可以不断地发牢骚。这个时代如果一个大学没有这么一个很好的网站，这个大学就没有做到——用现在非常时髦的话说——“与时俱进”。龙校长也深以为然，说我们要好好做一下。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希望近期内能够很好地改变一下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一会儿有很多时间进行讨论。 　　 西南政法的精神，西南的精神，刚才有老师解释了一下，实际上他解释的我觉得有一半是我想到的，有一半是我的想法还没来得及说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法律的大学，法律呢，也是我们主旋律，但是她偏偏叫“西政”。这个“西政”是什么意思？西南政治学校？这个“政”我不大喜欢。大家知道，我们的学校的英文名字“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实际上这个翻译有点问题。有一位法学界的前辈曾经说，这样的一个译法是有些不准确的。大家知道， 49 年以前，我们的法律学院不叫“政法学院”或者“政法大学”，而是叫“法政大学”或者“法政学堂”，“法”字在前面，“政”字在后面。那么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成立的法学院叫“政法、政法”。为什么颠倒一个个儿？就是为了让政治能够控制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只是一个附庸，法律只是一个奴仆，法律只是一个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所以“政”就要在前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是政治科学和法学这样一个大学而是政治性的法律大学。与其说叫“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不如说叫“ Political   Law ”。被政治所控制的法律、法律大学。所以，“政”这个字我有点敏感，有点不太喜欢。所以一般的时候问我是哪儿毕业的，我就说是西南毕业的。在法律界，只要简单地说是西南毕业的，人们都知道这说的是座落在重庆市沙坪坝的那所大学，反而，其他院校的毕业生需要多说几个字。所以说我们的这种精神应该叫西南的精神。西南的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我自己可以说是有一些体会，同时呢，也有一些比较跟其他院校的比较。所以我今天想谈一下自己的一些个粗浅的看法，跟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作一个交流。   开明与思想独立   西南政法这样一个学校，它的精神的第一个方面，我认为它是一种极其开明与独立的精神状况。也就是说，它的精神状况是一种开明的，是一种，我们过去习惯用的词叫“解放”，解放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特别趋向于保守的、趋向于不思进取，或者说很僵硬、很左的那样一个类型的学校。我们都知道培养法律人本身有一种特殊的保守性，这个是勿庸置疑的。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职业家跟政治家都是不一样的，法律人由于他们非常特殊的一种思维方式，比方说，他们判决案件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向后看，看一看从前怎么办的这个案件，过去是怎么判的，现在就怎么判。我们法律有一个格言，叫做“同样的事件，同样的对待”，同样的案情，获得同等的对待，在法律里边，我们不容许有一种深一脚、浅一脚，月朦胧、鸟朦胧，这样一种高度不确定的状态是与法治的逻辑不相容的。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一种平等性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空间方面的平等，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贵州的一个人跟生活在河北的一个人，大家犯了事了，违反了法律，都必须得到同样的对待，不允许河北的这个人判刑重，贵州这个地方判刑轻。或者说同样一个合同纠纷在这儿是有效的，在那儿合同便变得无效。这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性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时间意义上的平等，那就是说，昨天的一个行为是判这样的刑罚，今天的一个行为不容许这样的一种抽风一样的，比方说，昨天判了五年，今天同样的一种行为，判刑十五年或者死刑，就是因为昨天中央传达文件要严打了。一严打就乱打一气。这样的一种做法是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的。搞法律的人有这么一种天生的性格就是说，他一定要观察从前，看判决书怎么判刑。甚至他引用法律的时候，他都清楚表明他引用的是所谓的现行法律实际上不是现在制定的法律，而是从前制定的法律。以前的时候，我们不容许国家根据特定人的行为来新制定一种法律，来制裁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封神演义》里面有一个人物叫申公豹，申公豹的脑袋被割下来了以后又给安倒了，南极仙翁给他安上去，安上去一下子安得脸朝后了，所以申公豹这个人脸朝后，后脑勺在前面。然后他就向前走就是向后走，向后走才是向前走，那个方向是倒着的。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还受到申公豹的一种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仿佛是向后走的，而不是向前走的。比方说，我们是说未来的事情，我们偏偏要说今后我们一定要好好工作，今后一定好好工作。今后，往哪儿走了，住后走了（笑声）。我们明明是说过去的事，我们说以前如何如何。（掌声）大家知道时间观念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中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什么是时间，“时间这个东西，你不问我我还知道，你一问我我反而糊涂了，我不知道什么是时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这个时间观念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比方说西文的基督教文里，它们是以公元纪年的方式来计算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今年是 2003 年，明年是 2004 年，方向永远向前，不往后回头的时间观念。然而 100 多前，各位同学你们知道，我们不是这样的时间观念，我们的时间观念是六十年一甲子的时间观，我们有一种两个系统的搭配，不断地搭配，今年是癸未年。那么六十年一甲子，六十年一循环。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是转着圈走的，我们不是一直朝前走的，老是这么循环的。所以有许多西方人观察中国人，说中国人并不是一个一直朝前走的民族，她走一走就往后走。甚至我们有时候就讲“向后走”。我们通常说最美好的时代是三代之世，三代之世是从前的那个时代。我们说“人心不古”啊，我们要感叹这个世风日下的状态的时候开始说，我们说“人心不古”。来自杭州的同学记得，那个西湖边上有一个西泠印社，曾经做过印社社长的吴昌硕先生的题词，那个对联叫“以文会友、与古为徒”，越古的东西是越好的东西。人们嘲笑写文章写得不好的人说，你这文章学的这个风格是宋以后的风格，你要学最早的风格，写文章的人要学周、秦、汉，所以黎元洪大总统门口的对联叫“文章唯读周秦汉，儒术兼通天地人”。哎呀，听起来很好。就说我们中国人说，好的东西都是古代人的东西，我们总觉得时间应该是倒流的，应该是拉历史的倒车的。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但是我们法律人还是有一种保守的性格，就是说要以过去的规则来控制今天的行为，来约束今天的行为。这个是搞法律的人作决策时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也是法律人不大喜欢过分的进取，我前段时候写过一段文章，里边用了个“与时俱进”，结果报纸编辑一定要把这个“与时俱进”改过去，不要这个词。我这个人平常也不追求时髦，现在那些官员们讲话，好像不说“与时俱进”，就不会讲话。所以我也与时俱进了一回，结果你还不让我用，好不容易追一回时髦（笑声）。后来他们就说：“哪有你这么用的，你看你是怎么用的？”我的文章上面写的是：“法院作为一种具有保守精神的机构，就不能够处处与时俱进”（笑声、掌声）。那么我们中国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化，我们也开始慢慢地更多地思考法律人作决策的精神，思考法律职业者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间所起到的作用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作用，在这个时候保守精神得到了学术界以及法律界也作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保守并不是说的这个意思，而是指那种封闭意识下的坐井观天，心胸狭隘。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这个学校，至少从复办时开始，一直到今天，我很少能够发现在这个学校里边的人以及从这里出去的人，无论是教师，无论是领导，还是同学们，变成那种“左棍”。所谓的开明就是对世界上一切文化，保持一种开放的胸怀。所以开明就是不固步自封，绝对不老是固守在自己原来的窠臼之中而不可自拔。我们的校园里洋溢着一种开放的精神，虽然我们远离大海，地处西南，单纯从地理上说显得比较偏远，但是，在我看来，在中国当今的文化地理上，重庆以及西南地区的主要城市都不能说是封闭地区。我不知道这是否跟抗战时期许多大学内迁西南留下的流风遗韵有关，总之，作为一个内地城市，重庆在思想观念方面绝地要比东部的某些沿海城市要开放得多，要文化得多。 　　 虽然地处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出去的毕业生在学校期间都是保持着一种非常开放的胸怀。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可以说乍暖还寒。那么文革刚刚结束，当时的那个时代，精神建设状况是相当地封闭、相当地保守。大家想想，我们在学校里边，我一直到一年级的下半学期，我猛然听到我们班有个同学说：“毛主席犯过错误”，哎呀，当时我们都感到非常地不理解，非常地气愤，你怎么能说毛主席犯过错误？你这个家伙简直太反动了（笑声）。在大家心目中，在 1979 年的时候，大家心目中毛主席还是一个神。没有办法想象毛主席还会犯错误。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国家的变化，西南政法的学风也迅速地走向了一种比较开放，比方说图书馆里面的西方经典著作被人越来越多地阅读。我记得当时图书馆里面有一位做出纳的老师，这位老师我现在仍然记得她的名字——肖廷秀老师，听说她已经到深圳去生活了，她的孩子在深圳那边，她早就已经退休了，肖老师特别喜欢爱读书的同学，你到图书馆去借书，老借一种特定类型的书，这位老师就会记住你。她就记得我老爱借哲学方面的书、西方哲学史方面的书。然后，当时也是半通不通的吧！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然后去图书馆里边去借。借了第一卷，然后说第二卷还没回来呢，被别的同学借走了。然后肖老师就会记得这一点，等到第二卷一回来以后，她马上叮嘱另外一个来借书的同学说：“你到 9 班去找一下贺卫方，告诉他《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已经回来了，叫他赶快来借。”（掌声）这里是我要表达的西南精神中的第四个精神，现在还不要在这儿过分地展开。但是我只是说，当时有这么一个好老师，同时借助了这样一种开明时代的风气，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师变得非常地开明，思想观念非常地解放。   我们办了许许多多的学术墙报， 78 级法律专业有十个班，十个班每个班都出一种学术墙报。学术墙报就是用那种很大的、比较厚一点的白纸，然后请硬笔书法比较好的同学，把大家写的论文写到这个白纸上贴在墙上，然后每个班举办这样一个很大很大的墙报。让大家多多少少，各个班级中间有一个暗暗的较劲：你办得好，我比你办得还好。那么当时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思想变化得极其剧烈，昨天还是大家恪守不渝的东西，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必须告别的东西。比方说当年《大众电影》上曾经登出了一幅照片，是《红舞鞋》那个电影，男女主人公在一块相拥而吻，两个人在那儿接吻，按照中国的古话说是做一个“吕”字，“吕”啊，两个“口”在一块做一个“吕”字。这个刊物出来后，一些人就批判这期刊物。这样的一种做法简直是可以令人震惊，令人发指，必须加以批判。人家不过就是做一个“吕”字嘛！（笑声）大家想想，这样的一种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所以西南政法的同学，大家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边，不断地阅读了许许多多的西方的哲学的著作，启蒙时代的东西，还有西方的当代的著作。   当时的《哲学译丛》在我们的同学中间是特别受欢迎的刊物，我们是一个法律大学的学生，但是大家特别喜欢哲学，我的同学蒋庆，现在的蒋庆教授，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锋。那时，他仿佛深受南斯拉夫的实践派的影响，他在学术墙报上响亮地提出一个口号，叫“回到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回到马克思主义，就是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一套东西不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回归，当时全国都引起震动啊！团中央的领导马上指示重庆市委，包括更高层次的领导，要查一下这个人。这是什么人敢提出这样的口号，这分别是抵毁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和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好像只有他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位同学、我的这位同学坚持己见，真正地恪守一个学者应有的良知、学术的良心。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居然还把这位同学留校，认为这位同学是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一定要叫他留到学校来，要他成为一个老师，把这样的一种开明和独立的精神传递到我们后面的同学身上。虽然上面三令五申要整我们的这位同学，但是他居然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留校了。当然后来他也离开这儿了，到深圳去了。他是中国现代儒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一个法律专业的毕业生能够在哲学领域中具有相当突出的成就，这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他毕业以后又开始转而研究佛学——对于佛教的深入的研究。后来又转向对基督教的研究。然后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下了很大的功夫，同时他又力求追求一种境界，那就是把儒家自身所包含的政治哲学开掘出来，以便为中国未来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指导思想。我们这位同学不仅仅要立言，而且十分注重以行为去践行儒家的追求、儒家的思想。他在他的家乡——贵州省的一个大山里边，建了一个“阳明精舍”，就是纪念王阳明的一个古典意义上的书院。他准备在那儿招收弟子，在那儿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院，让我们的新一代的学生不要数典忘祖，忘记王阳明的学说，忘记孔子的学说。大家有机会到贵州去的话，你们可以去看看那个“阳明精舍”，去看看他的那样一种奋斗的精神。这样的一个人，他身上这样的一种精神，我和他交谈，分明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个人深刻的家国之忧和开放的精神。这是西南的精神！这是西南的一种追求！ 　　 我们同学也向来富于一种叛逆心态，西南政法的同学不是特别的温顺，当然重庆这个地方的民风就不大温顺（笑声），重庆这个地方的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一点火气重，很有些北方化。喝酒喝得爽气，吃火锅吃得很辣，喜怒哀乐皆溢于言表，很自然就有一种桀骜不逊和反叛精神，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民风。我们这些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这儿，也不免受到这种民风的影响，也开始具有一种性格，你上面说什么，我总要问一问，为什么你要这样说，你这样说对吗？这样的一种批判精神在大学里边经常体现为我们写大字报。学校领导有什么事情做得我们不满意了，我们就写大字报。当然现在没人写大字报了，宪法已经取消了这个权利，我们当年还没有取消。我们对国家事务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我们的同学中间当年有一些人老到解放碑那个地方去发表演讲，给群众发表演讲，告诉大家“中国应当朝何处去”（笑声、掌声）。当然大家有争论，用毛泽东当年的话叫“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我们的观念肯定是不一样，但可贵的是西南政法大学这样的一个学校体现了对于一种相互辩论、相互争论的非常大的宽容。没有一个可以号称“真理在手”。 1981 年到 1982 年间，有一个人叫李燕杰的人，李燕杰这个人呢，全国都要去演讲，到处演讲，为青年朋友谈心，让青年朋友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当年很是走红。他俨然以马列主义代言人的身份到处去演讲，一直讲到自己身体都病了。报纸表扬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很关心他。好像是 1982 年的上半年吧，他来到西南政法学院来演讲，结果西南政法的同学对他颇不以为然。当时狠狠地质问了他几个问题，搞得他很难堪。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另外几种类型的学者，比方说，当时有一个日本的宪法学教授，叫一圆一亿，一块钱再加一亿块钱，一圆一亿，他就叫这么个名字，这位著名的宪法学者来中国来访问，他希望有机会向中国的学生介绍一下他的宪法理论。他到北京去访问那里的几所大学，但是那里的大学都不肯让他讲，说“不不不，宪法方面我们不可能允许一个外国的、一个日本人来讲宪法问题，你要是搞民法、搞刑法还行，宪法不大好，敏感，怕出问题。”最后西南政法大学邀请他来这儿访问的时候，校方主动提出来他给我们讲一次他的宪法学说。一圆一亿老先生真的非常地意外——怎么可能呢，应该说越是偏远就越应该保守才是，为什么到了西南，到了西南政法学院，却是如此开放？当年，大家知道， 1982 年， 80 年代初期，没有哪几个学校的学生有机会听听外国教授的学术演讲，我们有了这个幸运。我们的同学认真地听过这样一场演讲，而且大家表现出了非常谦虚的、认真学习的精神。同时，同学们也跟一圆一亿教授提一些问题。那位老先生，现在我还有点印象，好像显得很开心呀！他在重庆终于找到了他的学术上的热心听众。 　　 我想这样的一种开明的精神确实也体现在我们的毕业生们。我们这些毕业生到了全国各地，到任何一个地方啊，你可能听到西南政法的同学，也许显得不那么稳重，也许你可能听到西南政法的同学出了问题。比方说，十三年前的那场风波，在那场事件里边，西南政法的毕业生表现得很突出啊！带头游行的、参与绝食的，国家机关里边的人也不顾自己将来升迁啊，纷纷走上街头去，表达自己的家国之忧和对政治腐败的不满。我们好多同学，他们在官场的仕途最后没有走下去，去做律师了，原因就在于这场事件。这样的一些个对国家的关心真正体现在这些人的精神方面。你只是不断地听人说西南的人怎么怎么了，但是你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西南的人很左，西南的毕业生很保守，很僵硬，头脑很僵硬，或者跟着官方的口号鹦鹉学舌。从来没有，没有一个人的头脑很僵硬。我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点？当然我有个同学，也是我的老乡——山东人，他到北京去，年龄也不小了，别人给他介绍个女朋友，他跟人家一见面就说：“怎么你穿牛仔裤，资产阶级的嘛！”（哄堂大笑）我们山东人有一点点保守，因此理所当然地被这个女孩一脚踢开了。事实上我相信中国的未来的发展，中国将来的政治生态的改变，离不开我们这些法律人，一代一代的法律人，能够进入到政治的舞台之中，能够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能够改变我们的政治生态环境。所以，各位同学，我相信大家应当有这样的一个远大的志向，也就是说把我们西南政法的这样一种开明的、开放的、不苟且、不媚俗的这样一种精神，能够带到全国各地，带到中国的政治舞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