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 难以忘怀的记忆——忆1958年“反右斗争”中的父亲王卓如

王小豫  王小鲁 
 　　　　

 
 　　父亲的“右派罪行”
 　　岁月尘封，但人生中有些记忆，却会随时间的推移日渐清晰。
 　　清明之际，再次整理父亲的遗物，竟发现了一份未曾注意过的文件。“王卓如的申诉书”几个字赫然纸上。文件的落款日期是1962年5月5日，距今已是49个年头。
 　　1958年，作为常务副省长主持山东省经济工作的父亲因反对冒进浮夸，开罪于山东省当时的主要负责人，继1957年社会上的反右运动之后,在党内“整风补课”(或称“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反党集团首领”，开除党籍、下放劳动。
 　　许多年来，我们的家庭和个人命运一直随父亲曲折经历而沉浮，可是，作为子女，却并不清楚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具体“罪状”。
 　　春之时节，万物生发，阳光和煦，读到的内容却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1957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要达到440亿斤的冒进指标（此前的最高产量是275亿斤）。父亲认为办不到；当时山东农业仍是靠天吃饭，即使经过五年努力，变平年为丰年，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这一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今天查看历史统计，就在打倒了“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随后又打倒了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大跃进”高歌猛进的几年中，山东省粮食产量却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60年降到了166亿斤，竟低于1949年的水平。再加上大规模虚报产量导致的高征购和大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把农民的口粮折腾光了，造成了空前惨重的大饥荒。
 　　父亲的另一罪状是他认为，“不能将合作社的优越性估计过高，不能什么都交给社办，应当量力而为，”否则“很可能会超越他们的负担能力”。他还在会议上批评了农村销售没有安排好、宣传工作片面、计划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等，导致农村减产减收，引起群众不满，使一些人对合作化的优越性发生怀疑。这些讲话被断章取义改编，在省委的反右材料中变成“王卓如……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是他“反对合作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1954年，由于国营商业发展过快，发生了大量挤垮私商的现象，山东也有十几万私商破产。父亲根据当时中央的决定，安排国营商业暂停扩张，让出一部分营业空间，以维持这十几万私商的生活。父亲在1957年还批评过“对市场、对农民限制过多过死”，他说：“不开放自由市场，独家经营，没有竞争者，不会服务得好，……有了竞争，就可以促进国营商业改善经营”。这些事在1958年被翻出来，定罪为“对资本家生活、利润倍加关心，颂扬自由竞争、赞扬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仇视国营商业，反对社会主义……”。
 　　在一次会议上，父亲在讲干部民主作风时说：“谁是真理就服从谁”，“人不是天生就是领导”，“关于这个问题倒应该向美国学习，……大选时你没有选上，你就是公民”。这在反右时定性为“极力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公开主张要向美国的民主学习”，成为他“反对社会主义”的又一罪证。
 　　1958年，一个省计委负责人背着父亲和其他省政府领导，私自整了省计委另一负责人郭士毅的材料，要把他打成右派。在处理此案时，父亲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召开计委党组扩大会议核对事实，进行讨论。会上，只有少数人认为郭是右派，不少人不同意。父亲将这些情况报告了省委，认为根据现有材料，不能证明郭是右派。匪夷所思的是，郭本人还未被定成右派，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就在大会上公开指责父亲“包庇右派分子郭士毅”，组织对父亲展开斗争。此后，罪名步步升级，父亲成了“右派反党集团首领”，郭则成了他的“反党集团成员”。
 　　父亲的罪状还有很多。例如，省委主要领导为提高产量要求农民大种地瓜（红薯），父亲指出，有些地方不适宜种地瓜，强迫农民种了，反而导致减产。而且当时全省已经年人均160斤地瓜干，非农业人口不可能吃这么多地瓜，不宜再扩大种植。父亲还引述过农民的话，把官方宣传的“万斤地瓜”称为“万筋地瓜”（指只长须根不长重量）。这更坐实了他“反对大跃进”的罪证。
 　　又如，他如实反映财政赤字状况，不同意违反财政制度用预算外资金冲抵账面赤字，被指为“竟敢制造假赤字，谎报财政‘三空一赤’，反对省委”。
 　　不过，父亲至少还有一条重要的“罪证”看来没有列入省委的反右材料。那就是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打算挪用本已紧张的财政资金，修建一座专供领导干部消遣的南郊宾馆，而主管财经工作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财政就像一杯水，有人多喝了，就会有人少喝；并不客气地说，“谁出主意谁拿钱。”此事令某些人极为恼火。父亲被打倒后，就在农村发生严重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两个村庄被拆迁，环境优美的南郊宾馆顺利建成，并被称为“打倒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胜利成果”。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父亲的罪状中，有那么多的“搞独立王国”、“反对省委”、“一杯水主义”等罪名。
 　　就在党内反右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1958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山东视察。当时，山东省委正在搞农业“大跃进”。就在省城附近，他们组织人力把几十亩田里未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集中“密植”到一块地里，制造了一个“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这些拔起来的稻子堆在一起不久就开始发热腐烂，只好在高产田上面搭起防晒的大棚，并用成排的鼓风机吹风降温。主席的座车一出城，马上有人打电话通知，让事先组织好的人力拆除大棚和鼓风机，打扫好现场供主席视察。
 　　据当时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视察中，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中央主席报告了“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 的罪状。他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搞出了王卓如“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造假账，隐瞒粮食不报省委”等问题。但是，“地方主义头子”、省长赵健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要罪状有“反冒进”、“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等等。中央主席则答道，“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余的谈话，主要集中在大辩论、鼓干劲上。也是在这次谈话中，中央主席提出，“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ii]
 
 　　泉城记忆
 　　手捧那几张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沧桑、已经发黄变脆的稿纸，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慨袭上心头，那段未曾忘怀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父亲停职审查后，被逐出省府大院。我们全家搬到曲水亭街暂住，同时住进来的还有一位警卫员。父母都知道，他的任务名为警卫，实为监视。但他们心中坦然，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事情，尽可泰然自若。日久见人心，我们一家和他相处颇为融洽。
 　　济南素有泉城之称。出曲水亭街，沿小溪北行，约几分钟的路程就可以走到泉水汇成的大明湖。以我们当时的年龄，全然不知此后将面临的黑云压境的险恶形势，沉浸在嬉戏淙淙泉水的乐趣中。
 　　留在我们儿时记忆中的，除了小溪泉水，还有那个“火红年代”的许多片断：
 　　街头锣鼓喧天“十五年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的活报剧；
 　　省府礼堂里上演的老太太歌舞“夸地瓜”，宣传地瓜高产，大力推广让老百姓改种地瓜；
 　　敲锣打鼓到省府大院报喜的群众队伍，展示他们发明的“万能拖拉机”：就是在拖拉机前面加装了一个皮带轮，因此可以用来抽水磨面；
 　　墙上的壁画，令我们印象深刻、至今仍感到气魄非凡的画配诗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此后大炼钢铁，作为小学生的我们也义不容辞的参加了这场群众运动，发一付布手套，自备小铁锤，用来砸矿石，供小高炉炼铁用。全民仿佛都被一种情绪鼓舞着，好像这样走下去，前途就一片光明!
 　　在那种被鼓动起来的政治热情下，人们都会由衷或不由衷地被裹挟进来。有人为邀功请赏而虚报蛮干，而多数普通百姓则带着美好愿望为此添砖加瓦。家家上交废铁支援炼钢，甚至一日三餐用的铁锅也交了，因为农村已经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似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群众运动全民参与，街道两旁都砌满了两尺来高的“土炼铁炉”，堆满了焦炭和矿石。每天人声鼎沸，火光冲天。全家人也想为“大炼钢铁”出一份力，于是，父母领着我们，比照别人的样子，在自己家院子里用砖砌了个小土高炉，而且比街道上砌得还高。一家人兴致勃勃地“炼铁”，而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还是炼铁的“副产品”——烤白薯。当然，到了要“出铁”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谁知根本流不出铁水，得到的只是一堆稍带金属光泽的炉渣。只好请来街道上的“技术人员”会诊，更出乎意料的结论是：“这就是铁呀！比我们炼的质量好多了！”我们才知道了所谓“土法炼铁”炼出来的是什么。
 　　住在曲水亭时，父亲上班其实就是去挨批，任别人往他身上倒脏水，连辩驳的权利也被剥夺。他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回想起来，我们家大部分时间竟是和谐愉快的，父亲从不让自己的事情影响家庭气氛。不知道父母怎样做到这点，但今天才知道这多么不容易，那需要怎样的胸怀和气度！感谢父母在那样严峻的时期，给了我们欢乐的童年。
 　　我们家虽是慈父严母，却和当时的多数家庭不同，非常民主。每天傍晚，饭桌上的时间是最愉快的，因为那是全家一起谈天说地的聚会。我们说话自由，常常口无遮拦，直到成年总也学不会说“官话”。
 　　家里的气氛也不总是愉快的。记得一次父亲在被批判后回家，我们在门外听到他和母亲谈话时不禁痛哭失声。后来，母亲找来一本叫《党证》的苏联小说给父亲看。书里讲的是一个苏联红军军官受命化装潜入敌后，完成任务后却被红军游击队当作白军奸细抓获。他在解释无效、就要被枪毙的时候，脱下自己的靴子留给没鞋穿的游击队员，却意外地从靴子里掉出了撕毁的党证碎片，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母亲的用意很明显，是鼓励父亲坦然面对莫须有的罪名。
 　　其实，更让父亲伤心的是“墙倒众人推”。在多年共事的亲密同志和下级干部中，有些人见风使舵，无中生有、落井下石；更多的人在压力下随声附和，揭发批判；会下遇到了，形同陌路。我们做儿女的在学校，也深切感受到了什么叫歧视。
 　　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很快，父亲的结论下来了：开除党籍、撤职下放。带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帽子，发配到淄博市博山电机厂劳动改造。那时候，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不齿于人类的人民公敌。1958年秋天，我们举家搬迁。
 　　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的“右派反党集团”一案，牵连了另一位副省长袁子扬和省委财贸部、省计委、财政厅的数位负责干部，以及全省一百多位县级以上干部。他们有的被撤职、开除党籍，有的下放劳动，有的甚至被逮捕监禁。随后，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两位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成为当时山东三大案件。至此，山东党内的反右斗争大获全胜。
 　　195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的文章：“山东农业生产的落后局面是怎样改变的”。文中说，山东省“集中地揭发批判了山东党内地方主义、资本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以王卓如、袁子扬为首的反党右派分子，……从省委书记、常委委员，到地、县、乡、社、队干部，共拔掉白旗、灰旗干部近四万人。在菏泽专区搞的比较彻底，在县级干部中，反掉了近２０％。”从而“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飞速发展。”
 　　文章说，在此大好形势下，“山东今年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跃进。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八百亿斤左右，……棉花总产量可达一千二百万担”，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和伟大的胜利”。 很久以后才搞清楚，1958年山东省实际粮食产量还不到800亿斤的三分之一，只有245亿斤；棉花产量不是1200万担，而是424万担。[iii]
 
 　　信念守望者
 　　父母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父亲读中学时参加革命，领导家乡农民与欺压乡里的官衙劣绅斗争，抗苛捐杂税、反贪官污吏、建农民协会。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在华北平原组织武装斗争，做过地方领导工作，也曾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民运部长。1942年，他临危受命，前往在日寇“大扫荡”中损失严重的冀鲁边区担任党委书记、军区政委。面对日军的重兵围剿，他们部队化整为零，干部深入乡村，在群众掩护下坚持抗日斗争；在军区司令员叛变投敌的严重形势下,父亲依靠边区军民，粉碎叛变阴谋，稳固了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他从事的渤海区根据地建设、发展生产、恢复民生和支前工作有声有色。渤海人民无私支援前线，为淮海战役提供了坚实的兵员、物资和后方保障。陈毅曾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父亲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勇气，不仅源于他坦荡的襟怀，和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信念，还源于他在长期地方工作中建立起来的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和心中那份对劳苦大众的天然眷恋。
 　　母亲生在福建侨乡，因为不满社会黑暗毅然投身革命，被派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央内部交通员。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她和狱友们数次绝食，拒不低头，高歌岳飞的“满江红”顽强抗争，并用发卡在牢房铁门上刻下了“深固难徙”四个大字。直至国共合作被营救出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和部队遭受严重挫折的形势下，母亲与父亲一起前往冀鲁边区工作。我们的一个哥哥出生后就被留在老乡家里，却在日寇扫荡造成的饥荒中饿死。不久，母亲经历了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刺杀副司令员黄骅等多名领导干部，策动部队叛变投敌的严重事变。危急关头，她挺身而出，冒死冲出日军和叛徒的数道封锁向边区党委报告情况，使区党委及时粉碎叛变阴谋，挽救了边区，避免了更大的牺牲。记得母亲后来提起此事，曾说那晚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发！
 　　长期的地下工作、严酷的狱中生活和艰苦的抗战，严重损伤了母亲的身体，她那原本就不健壮的瘦小身躯越发虚弱了。幼年的我们无法懂得，母亲为什么会常常晕倒呢？
 　　父母都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顽强地守望着自己的信念和良知，绝不为官位利禄出卖他们心中的真理。父亲被发配到淄博前，省委找母亲谈话，要她和父亲划清界限，留在省城。母亲非常淡定地说：王卓如去哪，我去哪！父亲在数年中背负着反党右派的罪名，能够坚持下来，离不开母亲义无反顾的支持。
 　　父亲下放的电机厂坐落在一片河边低洼处，沿坡上行，便是工厂宿舍区。我们全家六口人安顿在三间狭小的平房里，二十几户人共用一个露天水龙头，在此一住就是四年。
 　　全家只有三张床，白天掀起被褥，就是做作业的桌子，也是做饭的案板。记忆最深的是除夕包饺子，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
 　　父亲被开除党籍，但所在的工厂是部属企业，不归山东省领导，给了父亲一个副厂长职务。他到厂后，就到最脏最累的翻砂车间干活，也和工人一起上夜班。起初，工人并不接受他，有时还故意和他为难，但这个快五十岁的右派副厂长并不在意，不仅实实在在干活，向工人请教，还下功夫学习他不熟悉的电学、机械技术，很快从外行变成了内行。他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全厂工人干部的信任与尊重。工人们或称他“厂长”，或叫他“老王”，都带着几分亲切，不再有歧视与隔阂。厂党组织后来甚至冒着政治风险，给他办了重新入党。
 　　当时，一般百姓对于政治狂潮的追随及参与远没有到“文化大革命”时的程度，判断是非主要还凭自己的眼睛，因此，父亲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开始真正参与厂里的管理工作，也常有厂里干部来家里找他商量事情，讨主意。记得父亲还主抓过厂里的技术革新，可惜他做的事情，我们所知有限。
 　　由于他在各地都有许多熟悉的老同志，后来被厂里安排分管供销，经常出差去为厂里寻找紧缺的原材料。一次在上海突发“气胸”，急诊后住进医院。我们不知母亲是否焦虑，只记得父亲回来后轻描淡写地笑说，检查过后，护士抬着担架满处找他这个重症病人时，他还在过道里溜达。
 　　那时，人们的精神和生命都很顽强。无论有多少冤屈，受到多么不公的待遇，却很少自哀自怜，更多的是在逆境中扎根，重新鼓起人生的勇气。
 　　母亲到淄博后降职做了厂工会主席。她并不介意，一心一意扑在厂工会工作上，很快成为工人们信任的“朱主席”，人们家里遇到困难，都来找她想办法。无论家里吃饭还是休息，常常有人上门倾诉，我们这些孩子都很怕遇到这种情况，可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和他们娓娓交谈。
 　　记得有两个上海来的工人，他们的母亲年轻时曾做过妓女，苦苦抚养儿子成人。儿子结婚后，她们却被歧视冷落甚至虐待。母亲听了十分气愤，狠狠地批评了那两个工人和他们的老婆，又替他们的母亲找到一些零活贴补家用。相信以前少有人这样直言和真心地进入这些普通家庭，真诚地帮他们解决问题。因此，母亲成了很多工人及其家庭的贴心人。母亲也从中得到了满足，记得听到过父母的感慨：还是和工人们好相处；你真心对他们，他们就会真心对你。
 　　电机厂的生产有时为了赶任务会很紧张，每到这时母亲也是最忙的时候，她和工会干部带领职工家属参加力所能及的辅助工作，常常通宵达旦加班，年轻人都累得受不了，母亲带着病仍然在坚持。当然，艰辛之后会带来欢乐，每次“大会战”完成之时，也是父母和参加会战的职工们特别高兴的时刻。
 　　到淄博后，哥哥姐姐都离开普通中学，进了厂办技校，他们的口粮按国家规定要高一些，好像是每月30斤，这使得母亲常常能挤出家里一点粮票去接济那些断粮的工人家庭。虽是杯水车薪，但对他们也无疑是雪中送炭了。对经济困难的职工，父母也把自己的工资“借”给他们，却从不要偿还。
 　　父母关心别人，我们的家庭也没有自顾自的人。苦难见真情。多年后，母亲仍回忆道：技校食堂难得吃一回包子，你们的哥哥舍不得吃拿回来，一掰两半，一手递给弟弟，一手递给妹妹……
 　　我们上的那所小学要穿过一处低洼的庄稼地，再爬上山坡，就是学校。同学们多是厂区职工和附近农民的子弟。
 　　那片洼地是我们童年的乐园，放学后，我们不急于回家。春至夏来，我们追逐蝴蝶蜻蜓；躺在麦田里仰望蓝天白云；嚼麦穗粘知了……。大自然的一切都让我们觉得趣味无穷。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和大人很不相同，我们看不出小城与省城的区别，不在意低矮的平房、满是煤灰和浮土的道路，淡忘了干活的劳累，最深的记忆却是那片绿色的洼地。其实，当时的日子是很苦的，到校不几天，我们就全体出发去抬煤，用于冬天教室取暖。孩子们成了运煤主力，十岁左右的孩子两人要抬四十到五十斤走几里地，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艰难的劳动体验。
 　　“大跃进”的后期，饥荒降临，山东成了重灾区。饥饿成了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利剑，我们也尝到了腹中空空的滋味。
 　　由于营养不良，大人们开始浮肿。我们也觉得体力不支，爬个土坡都气喘吁吁。父母都浮肿了，厂部医务室给浮肿病人开的药是几片“康复饼”，一种用麸子、黄豆、一点枣子做的小饼。这常常被误称为“糠麸饼”，倒也名副其实，但还是弥足珍贵。爸妈都舍不得吃，成了我们孩子们最好的点心。后来，从东北运来了大麦和红薯面，因为沿途雨淋发了霉。一段时间里，这些带刺鼻霉味的大麦红薯馒头就是我们的主食。
 　　偶尔工厂食堂也有烤玉米面饼子，那是我们上好的食品。好歹我们还是吃公粮的，再难总还有饭吃。农民的日子究竟怎样我们不敢说，但经常听到饿死人的传闻。我们上学途中那片洼地边上，有片坟场。困难时期几乎天天有埋人的。有的农村幼儿死了，埋都不埋，草席一卷就丢在了坟场。可想而知那时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一块庄稼地、菜地收获完了，总会涌来一大群人，反复在地里或拣或刨，希望有些意外收获。
 　　为了安慰人们的辘辘饥肠，工厂食堂推广了“增量法”和“草淀粉法”。“增量法”其实就是在食堂和面蒸干粮时多放水，“草淀粉”就是晒干磨碎的草，掺在粮食里，结果可想而知。记得有个同班的孩子，因为吃草淀粉便秘痛苦不堪，披头散发在班里哭泣不止，老师和同学们束手无策地看着，想不出任何安慰她的办法。
 　　专家们推荐养小球藻补充人们的营养，如今看起来也许行之有效，但那劳什子太麻烦，掌握不好培养技术，于是，砌好的池子最后都被闲置。学校里也组织学生上山，采集橡子或荆条种子充饥。荆条种子有点油性，磨碎掺在窝头里,虽硬却不算难吃。但橡子面又苦又涩，难以下咽。
 　　上中学后，每天都要上晚自习。在摸黑回家的路上，最恐怖的是要经过那片坟场，几乎每天都看到新增的坟堆，月光下纸幡泛着白光，在风中刷刷作响。
 　　今天，我们把那几年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到底饿死了几千万人，有不少争论。据官方“山东历史大事记”记载：1958年后，全省大放高产卫星，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全省供应紧张，济宁地区（含菏泽）尤甚，从1958年1月开始，每天有上万农民外逃行乞，最多时一天竟达5.7万余人。4月，省委通知：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发生营养缺乏性水肿病，仅济宁地区就达54万人之多……。其实，更大规模的饥荒，是发生在1959至1960年。
 　　1960年10月，山东省委举行扩大会议，报告了山东农业的严重问题，根据中央指示撤销了舒同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会议认为：山东的农村工作违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党的正常的组织原则，以至“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越刮越凶。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党内清醒的声音占了上风。父亲的冤案在中央组织部干预下终于得以平反，调离淄博，进京工作。在中央工作组征求父亲工作意见时,他说,除了回济南,去哪都可以。几年来心中的压抑，也就说了这几个字。
 　　我们全家离开工厂时，正是中午下班的时间，沿途工人们热情招呼、恋恋不舍，有不少职工一直送父母和我们全家到车站，洒泪作别。这个印象伴随我们从小到大，至今难忘。
 　　途经省府济南时，原省委第一书记向父亲表示了道歉。可惜的是，多少万在饥荒中失去生命的农民，再也听不到道歉的声音了。
 
 　　“申诉书”的启示
 　　有资料说：1958年山东省的“整风补课”，省直机关中受到“重点补课”的厅局级干部占21％、处级干部占14％、县委委员一级12.9％、共打右派34800人、开除党籍11900人。这还不包括后来在1959年“反右倾”中被批斗的大批干部。
 　　两位省委书记、一小批反右积极分子，整倒了省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和一大批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层、基层干部。这一非常事件并不偶然。与山东同样的党内反右斗争，1958年前后也发生在全国很多省份，只是现在少有人知。
 　　在河南省，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干部2.3万人打成右派。
 　　在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常委杨效椿、委员李锐、陈仁刚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1959年又有副省长张凯帆、陆学斌被打成反党联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甘肃，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省委委员梁大钧等被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在浙江，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彭瑞林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在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王铮、省长杜者蘅、副省长李涛等人因“反党宗派活动”的罪名被撤职。
 　　在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副省长冯白驹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广西，副省长陈再励、省委常委王梦周等多人被打成右派集团。
 　　在云南，省委常委郑敦、王镜如等被打成反党集团。
 　　在青海，省长孙作宾等人被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在西藏，自治区工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范明被打成右派，大批干部被牵连。[iv]
 　　……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后，全国又有一大批干部被打倒。
 　　有资料统计，仅1958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党内十三级以上高级干部划为“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有252个案件，包括省部级干部一百多人，其中39个案件是“右派反党集团”一类的集团案。
 　　从查到的资料看，这一大批重要党政干部被整倒，基本都是因为主张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虚报、反对损害群众利益，或者主张民主理政、反对“一言堂”。可悲的是，他们在“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摧残下，不断消亡。
 　　可以看到，那几年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基本上也是跃进牛皮吹得最大、反右整人最狠的省份。据官方人口统计，山东省在1959-1960两年中，人口净减少234万（据内部数据，山东省共有300万人饿死）。人口减幅特别大的省份还有河南、安徽、湖南、贵州、甘肃、青海，它们在1960-1961两年中净减少人口1053万；四川省在1959-1961这三年净减人口少595万。八省合计，净减少人口1882万。但这并不代表饥荒的全部后果，因为正常情况下，人口每年有2%以上的增长。这一增一减之间的巨大差距说明什么，不言自明。[v]
 　　父亲的申诉书是在1962年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他在申诉书的最后说道：这次斗争，对我做了另一面的考验。我还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了自己本来没有犯过的错误，虽然当时不承认不行，但那也是不应该的。
 　　父亲当时主管一省经济工作，对5400万人的生活乃至生存负有直接责任，讨论工作时发表不同意见，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全国上下只允许用一种声音说话，因此浮夸之风盛行, 虚报和整人皆可邀功，百姓的利益乃至生死都可以置之不顾。不随声附和者，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可置你于死地。而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你的上级、同事、下级、甚至亲朋好友共同参与的。沉渣泛起，刚直者必然倒下。今天回首历史，可曾想到，我们的社会道德底线是否早已在一次次政治斗争和高压下的屈服、逢迎、背叛、出卖中丢失？
 　　如果说社会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消失，那么，此后党内反右的结果，则是一批有民主意识和求实精神的中共高级干部的集体消失。这场以恶劣手段进行的反右，使党外监督销声匿迹，党内民主荡然无存；彻底破坏了最基本的民主原则，违背了建党立国的初衷。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是执政党踏上否定自身道路的转折点。
 　　在国家经济力量日益强盛的今天，回忆那段遥远的往事，期盼的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执政党能记取过去的教训，洗清身上的污泥，让这一切不该发生的事情成为永远的过去。
 　　(本文发表于《中国改革》2011年第7期，发表时有删节)
 
 　　

注：
 　　[ii] 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2008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iii]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年，第576页。
 　　[iv] 上述这些案例参阅申渊：“反右派与党内斗争”，《炎黄春秋》刊外稿，2010年10月，及其他网上资料。
 　　[v] 参阅杨继绳（2008）：《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