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

密支那育成学校的校钟由二战时的炮弹壳制作而成。

五
        这条新修的泛着亮光的柏油马路，我曾经多次穿越。从云南腾冲的猴桥口岸边防检查站出境，穿过缅甸一个地方民族武装组织的区域，再经过一段笔直的两边全是稻田的公路，尔后经过一个架在伊洛瓦底江上由缅军守卫的铁桥，就到了密支那市区。
        这条仅仅三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祖国边境的公路，让许多人，用了一生也未能跨越。
        不过，对于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来说，他是幸运的。在整整离家70年之后，他终于从这里回到了祖国，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
        见到李锡全，是在2008年4月6日的清晨。这个已经入赘异国的老人，最终因为一场跨越国界、跨越党派、跨越一个甲子的回家之路，被列入2008感动中国候选人。
        找到老兵李锡全，是在老华侨董宝印的带领下。董宝印在密支那街头开了一个杂物店，店门口摆着一个公用电话。我在用他的公用电话时，他听到我在找老兵，说他认识好几个，随后毫不犹豫地叫来他的孙女照看店面，为我做起向导。他的孙女似乎很不情愿，用狐疑的眼看着我。对此，董宝印并未理会。爷孙之间对这段历史在认知上的代沟，已经难以用三言两语所能消弥。
        祖籍云南腾冲的董宝印在1946年随同父母逃到密支那，从此落地生根。他的五个孩子都已经参加工作，其中四个在台湾。好多年迈的华侨，在被我问到暮年是否有回国的打算时，都会纠正我：我们是落地生根，不是叶落归根。
        这些话语中所透露出来的无奈，总会让我感到一阵悲凉。
        台湾作家杨明曾在《我以为有爱》中说过：“其实，所有的故乡原本不都是异乡吗？所谓故乡，不过是我们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一站。”
        那么这些流落异乡他国的游子呢，他们真能在这个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的国度，找到内心的归属吗？
        董宝印告诉我，在他小的时候，还曾在学校的组织下去位于密支那三英里的中国远征军墓地扫墓，但现在，年轻人都不关注这些事情了，墓地也找不到了。
        董宝印曾经就读的学校叫密支那育成学校，我曾专程到这所学校去参观访问。育成学校位于密支那郊外的华侨新村，是当地惟一的一所华人学校。红白蓝三色组成的墙体和梅花图案的校徽暗示着这个学校的出身。引人注目的，是学校的校钟由一个二战时的炮弹壳做成的。学校的总务处长陈广恒解释说，以前这是杀人的武器，现在用来提醒和教育学生，不要忘记那段历史。
        不过，在育成学校的教科书中，并没有任何关于中国远征军以及学校所在的密支那战役的蛛丝马迹。其实何止这所异国的华侨学校的历史课本呢，两岸的历史课本中，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官方资料中，这段在抗战史上无足轻重的历史，都被“忽视”了。
        民间的中国抗战史研究者、位于腾冲的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曾给我分析说，这段历史被“遗忘”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远征军的好多将领在解放后都归顺了共产党，去了台湾的孙立人后来因‘预谋兵变’被蒋介石软禁，国民党肯定不愿多提这段历史。而大陆呢，因为历史原因，对这段历史肯定不会多说。”
        身为总务处长的陈广恒，也有着同样的纠结，陈并不否认，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他们的课本上的确有过“共产共妻”的描述，“现在的历史课本中，关于国共历史讲得不多，更多是从学术的角度讲述。”
        但回避永远都是一个蹩脚的办法。随着腾密公路的开通，陈广恒已经能感受到中国大陆对缅甸影响的日益加剧，为了能更好地适应这种变化，育成学校已经在2007年派了30名教师到云南保山进行培训，并且开始选派学生到大陆的华侨大学去深造。纠结也随之而来，因为学校使用的还是台湾版的教材，在一些历史问题上表述的差异经常让学生无所适从，但如果换成大陆的教材，又会给那些去台湾考大学的学生带来障碍。
        一边是大陆，一边是台湾，这让陈广恒有时候感觉到很为难，“中国统一就好了。”
        我在缅甸拜访过多个华侨学校，不管是在密支那、曼德勒、大其力，抑或是它原来的首都仰光，都让我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这些海外的华侨学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远远要好过国内的学校。
        另一个让我感受至深的是，这些飘零海外的华人，不管贫富，不论官商，不论身处何等恶劣的环境之下，都没有忘记对子女进行母语的教育。
        缅甸曼德勒明德学校副校长番体惠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华侨，她所供职的明德学校成立于1953年，目前有20多所分校，1000多名学生。因为我的朋友高飞先生在这所学校设立了一个奖学金，我曾借和他去学校颁发奖学金的机会，访问了这所学校。
        让我吃惊的是，这个在缅甸排名前列的华侨学校，竟如此的简陋：教室的窗户连玻璃也没有，课桌是用木板搭建的，甚至一些重要的课本也是用劣质的纸张油印而成。更让我吃惊的是，学校的所有领导，是没有一分钱的薪水的，而且还要经常自己贴钱为学校买东西。
        我一直耻于向番体惠问一个低俗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回报，为什么还要如此敬业地去坚持做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每个真正和这些流落海外的华侨交流过的人，都会找到答案：这是他们对祖国最后的维系。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之下，2010年2月，经过朋友老愚的联系，我找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向他们谈了缅甸华侨学校的困境，该社领导立马拍板，向明德学校捐赠了800套教材。
        在缅甸仰光，我曾采访过被称为“鸦片大王”的罗星汉，这位祖上曾是明朝永历皇帝的名将的华人，一生中最得意的，是办了许多的华文学校，即使是在缅甸不允许教授外文的那段时期，他依然把学生分散到家里，以教授果敢文的名义教华文。
        也正是对母语的坚守，李锡全，这位在异域生活了近70年、年近9旬、已经习惯于用缅语和子女交流的老人，当他用那双枯槁的手，颤巍巍地用繁体汉字写下他父母的名字以及离家时家乡的名称时，他已经离家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