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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1958年，Cyril Parkinson教授發表了《Parkinson’s Law》一書，書中他對機構人員不斷膨脹，導致架牀疊屋，人浮於事，這種普遍的組織現象，有着很精闢的描述和分析﹕ 機構人員不斷膨脹的現象 一個不稱職的官員，覺得工作擔子太重，可以有3條出路： （一）乾脆辭職，退位讓賢； （二）讓一位精明能幹的人來協助自己工作； （三）請來幾個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來當下屬，分擔工作。 3條出路，究竟哪一條最為符合那個無能官員的自身利益呢？ 第一個方案要自己作出全部犧牲，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哪有人如此偉大？所以一定不會實行。 第二個方案，假以時日，那個精明能幹的助手可能反會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反過來威脅自己，無疑是引狼入室，因此一樣行不通。 庸才解決問題的方法 於是，只有第三條路可以走。 事情往後的發展是，幾個平庸的助手分擔了這位官員的工作，因為責任得到轉移，多了人「揹黑鑊」，於是他的壓力大為減輕，也因為下屬限於水平，亦威脅不到自己，官員因此可以高枕無憂。 但幾個助手因為庸庸碌碌，又解決不了多少問題，上行下效，於是每個人再多找一個比自己更低水平的助手。機構便是如此這般不斷的膨脹，最後臃腫不堪，人浮於事，爭相「卸膊」，互相推諉。 鄭耀棠的「獅子開大口」 前個周日，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在接受有線電視新聞部專訪時聲言，政府同時應考慮讓行會成員聘請政治助理，以協助成員了解、分析政府政策建議，給予更精闢的意見。 他說行會討論範圍極廣，又有法律詞彙，「根本我都唔識」，強調「如果容許請政治助理，可以幫手分析問題」。 自己「做唔掂」，不是應該退位讓賢嗎？我相信香港能夠勝任有關崗位的人才多的是，而不是無止境的把職位膨脹，把責任轉移。 看看九七回歸後過去10多年，最先是董建華自己「做唔掂」，於是搞出了一個問責制，找來3司11局14個問責官員，來改善決策和工作，一下子多了14個主要決策崗位。 到了後來問責官員又「唔多掂」，於是曾蔭權又嚷着要再增加副局長、政務助理等20多個政治崗位。 職位加了又加 兩輪的紛紛擾擾，位是加了，那裏牽涉每年數以億計的公帑，但政府的辦事能力和效率是否高了？相信大家心裏有數，而政府也「過海神仙」，懶得提供任何實質數據來說服公眾。 到了最近，梁振英又建議來個架構重組，把3司12局改組，增加至3司2副14局，單是為了增加副政務司長、副財政司長、文化局長，及把原有幾個局重組成工商及產業局、科技及通訊局、房屋規劃及地政局、運輸及工務局後，需額外增加一個局長。看來只是增加4個決策崗位，但實際上，連配套支援行政人員，在人事編制上，撇除政治助理，需要增設共57個職位，估計涉及每年開支達7200萬元。 這還未計算，他又建議每位司、局長在一筆固定預算（10萬元）之下，可自行決定聘請幾多位政治助理。屈指一算，這讓政治助理那一層官員，可以一下子由10多個變至二三十個，甚至更多。大家還要記得，每位政治助理，還需要配套支援行政人員。 這還罷了，最「獅子開大口」的，莫如是鄭耀棠的前述建議，要求讓行會成員也聘請政治助理。現時行會成員的工作只不過是每個禮拜開一次會，但每月已獲薪金64,180元，可以用來聘請議員助理閱讀文件、處理工作。如此優厚的條件，這對於很多「打工仔」來說，已經是「天之驕子」、「人上人」。若然依照鄭的建議，以現時行會共有13個非官守成員為例，那又將會需要再多聘13個月薪達幾萬元，甚至高達10萬元的政治助理，一年又是近千萬的公帑開支。 架構改了又改，問題仍然依舊 你看不懂文件，我想解決問題的方法，應該是梁振英另邀看得懂文件的人才當行會成員，而不是無止境的把職位膨脹，把責任轉移，把公帑投進無底深潭。鄭耀棠的論調和思維，可說為柏金遜定律提供了一個香港版的最佳註腳。 說回近日梁振英建議的架構重組。 上個禮拜三和五，邵力競在《信報》一連寫了 兩篇 文章 ，談梁振英建議的架構重組。當中揀了些案例，敘述當年董建華為了推動創新和資訊等科技，如何把個別決策局設立了又廢，廢了後又重組，職能重組後又分拆，到了曾蔭權上台後，又分拆了再重組。 每一次重組，話都說得冠冕堂皇，合併時說要把問題綜合處理，分拆時說要專門領導，每次都說有助落實特首選舉時的各項承諾、提升本港競爭力、應付眼前的挑戰、更能掌握市民的脈搏云云。但回歸後15年，以創新科技為例，結果只是得個「桔」，科技推動、提升了多少？深層次矛盾解決了幾多？大家心裏有數。 「新官上任三把火」，每個特首上任後都有自己的鴻圖大計，都有自己的「pet projects」，通常最能讓彰顯自己決心的做法，就是成立專門機構，設立新的崗位，以示自己「強政勵治」。但過去15年特區政府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換個衙門牌坊的做法，可能只像大麻一樣，只會為你製造幻覺，讓你感覺良好，儘管實際上現實沒有絲毫改變。 人多不一定好辦事，每次做起事來不能得心應手時，以為多了一些自己信任、親手揀選的人加入政府，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那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董建華為此提供了一個最好的說明例子。 梁營希望大家能對梁振英疑中留情，讓他可以按自己意願佈陣，再放手一幹，這樣才對他公道，但我卻希望梁能以柏金遜定律為戒，緊記公帑一分一毫來之不易。

“ 无人能置身事外，即便四十岁以下的人，请问问你的父亲母亲，如果他们曾生活在那时的农村，他们大多知道饥饿的滋味，知道榆树皮、红薯叶磨的粉、草根乃至观音土的滋味，也知道有些人是怎样浮肿得像个吃饱的大肚汉，然后突然倒下去。甚至，可能还记得起他们的名字。作为史学家，记录下只有你一人能够获知的历史，我们该去做这件事。”       幸好，我们中国人是有着著“私史”的坚韧传统的。 2005年的时候，为给鄙报写文章纪念顾准，我查阅了他的日记。那年是顾准冥诞90周年，他是提出中国应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第一人，屡受迫害，蒙冤亡故。但最震动我的，并非他对经济、政治、法律的精深探究，而是他作为“右派分子”在河南信阳地区“劳动改造”时，记录下的饥馑惨状——触目可见的老百姓大规模浮肿、饿死，以及“人相食”。有个男人杀了老婆，有个姑姑吃了小侄女；更多埋得浅的新亡者，则被很快从地下掘出分食。 现在已知的统计资料，从1959年秋天到1960年的春夏，这个八百万人口的地区，饿死一百万人口。有的是一家人乃至整个村子灭绝了人烟，因有严令不得放农民外出逃荒。这个地区，正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 饿殍盈路，哀鸿遍野，何止河南，何止信阳。 那是一个被巫术和谎言笼罩的黑暗年代。伴随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咒语，粮食从起初“亩产万斤”的试探，飞快攀升到“亩产十万斤”，这样的“放卫星”，将得到丰厚的政治犒赏。 那是一个被狂热和愚昧所控制的社会。“十年赶英超美”计划，“钢铁元帅升帐”，人民被强制动员起来大炼钢铁。饭锅、菜刀熔化进遍布城乡的“小、土、群”高炉——他们被告知大食堂的饭永远吃不完，不必再保留这类家什——炼成一无所用的废铁。而农民为完成这个任务，被命令放弃收割和播种。 那是一个人被掷做试验品的残酷时光。“人民公社好”，“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在土改后分到手没有几年的土地，被迅速收缴，成为“社员”，编入小队、大队、公社，不再能为自家耕种、收获，他们从自由民被改造为农奴。公粮按照“放卫星”数字催征，农民没了口粮和种子。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此时开始显现它冷酷的威力，死镰像在收割麦田，一刀划过就是一捆。这只是大饥馑的开始，接下来还有若干年，其中最难熬的三年，起初被伪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再然后，改为“三年困难时期”。 这就是那段历史。 “正史”曾对它长期否认或回避，但它仍坚韧地通过两代人的口耳，通过顾准这样的私人笔记，通过《墓碑》、《夹边沟记事》这样的私人著作在保存、流传。零散的萤光汇聚成川，直到虽仍有所遮掩回护，但正史也再不能对它视若无睹。去年初，反复编纂16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写下了仅从1959到1960的一年间，就已有“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的话。虽对三年中横死于饥饿的总人口数，仍姑付阙如，但已是个进步。在1997年，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的报告，则把这个三年数字记录为2200万人。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空白总会被填上，只要我们仍留着对惨祸的记忆，仍存着对历史敬畏之心。但这或许不够，不仅是数字，我们该记住的，是那些个具体的人。 这是一块仍在渗血的厚痂，久已不被触及。因为一旦揭起，整个社会的神经都会抽搐痛楚——无人能置身事外，即便四十岁以下的人，请问问你的父亲母亲，如果他们曾生活在那时的农村，他们大多知道饥饿的滋味，知道榆树皮、红薯叶磨的粉、草根乃至观音土的滋味，也知道有些人是怎样浮肿得像个吃饱的大肚汉，然后突然倒下去。甚至，可能还记得起他们的名字。作为史学家，记录下只有你一人能够获知的历史，我们该去做这件事。 重新发掘这段历史，会是一个痛楚的事情，但可能不得不做，因为总有心怀险恶者或无知的愚氓，不断在用谎言去粉饰遮盖谎言，用谎言的刀剑挑战社会的底线，践踏人类的和历史的良知。他们知道，善良的人哪里痛。所以，那就揭开吧，虽然痛，但我们自己来。让这个历史中的病灶彻底暴露于阳光之下，或许这正是治愈它的时机。具体的、一个个的逝去者，会跟仍在糟践和无视他们的险恶者平静对视，会给无知者揭示真相和道理，然后才能得以真正的安息，随历史的长河而去。 自鸿蒙初开，太古以来，历史就是中国人的神。虽然祂的真相往往长期被湮没，被伪造，被强暴，但它仍兀自不死。这段历史也是活着的。当不绝如缕的私人记忆被发掘，一个个尘封的名字被唤醒，它们就终将汇入大历史的神祠，成为无比坚固的整体，守卫历史，并被历史所守卫。无论是谁，也无法再欺蒙和摧毁。 （孟雷，《经济观察报》首席评论员。原文刊载于《经济观察报》。原文链接： http://www.eeo.com.cn/2012/0507/225999.shtml )

“ 很多人认为，在互联网上写史很随意 、 不专业。但我觉得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是两回事，不要把这两个混为一谈，每个人都有写自己经历的权利，这些经历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怎样研究史料，是历史研究者通过专业手段实现的。 ”       80 年代：精英的个人反省与时代反思   雷颐 ：1949年后的历史叙述是意识形态建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就有了一套规范要求，知识分子要按照一定的角度来反省自己的历史，但这个不能称之为个人写史，因为它是按照国家的意识形态指导的。此外，1960年代还有一个“写三史”运动，实际上这是跟“四清运动”紧密结合的，它怎么写都有一些具体要求，当时出了一些册子，指导大家怎样写村史、怎么写社史，写这种史的时候怎么样进行加工，哪些要舍去、哪些内容不合适，这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内容都纳入到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系中，要把个人史编织到国家的话语建构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东西不能称之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个人写史。 我们今天的个人写史是从个人意愿和诉求出发的写作。这是个人主观认识和选择的结集。你可能是同这个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也可能是不一致的，这是你个人一种主观认识和选择的结果，不受干预不受限制。我觉得这是从1978年之后开始的，因为在那之前，人们根本不敢如实地谈自己经历的人与事，这一切都是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的。所以只有经过了稍微宽松一点的环境之后，才有了个人写史的可能。 章立凡 ：以前的个人写史，多数是想自证清白，外加自我批判，再就是认罪或者辩诬。 雷颐 ：改革开放以后，政权对社会结构的控制方式和从前那个全能社会比还是有所不同，放松了，就给个人写史留下了空间，至于写了能不能发表是另外一回事，起码可以印成书，真实地记录下来。人们是从反思 “文革”开始一步一步走向了反省。 章立凡 ：这股反省潮应该是以名人和高层的精英为主，因为话语权比小人物要大，所以他们就先行一步了。说到这里，我觉得巴金的《随想录》对我们这种读者来讲，影响是比较大的。 雷颐 ：我们读巴金的时候，很少接触到巴金那种三十年代的文风，他还有当年那种文采。（让我们）感到一种新奇吧！ 章立凡 ：而且他是有延续性的，我们能从中看到一个人的变化，他从接受无政府主义开始，五十年代又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到“文革”期间又开始反思，“文革”后他写出这个作品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思想过程。 雷颐 ：很详细地写一段真实的历史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 章立凡 ：八十年代初还有一本书，就是刘晓庆的《我的路》，影响大极了。《我的路》说的是一种个人奋斗的人生观，就是她个人的经历。但是中国人觉得这与传统观念不同，写个人经历的，只能是一个英雄、模范、典型，她就写自己怎么样从一个知青慢慢成为一个名演员，里面还带有自责，所以这是当时意识形态所不能容忍的，说她宣扬个人奋斗什么的，这本书也是个人写史的比较早的一个。 雷颐 ：八十年代还不能不提报告文学，像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等等…… 章立凡 ：报告文学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是非常热闹的一个门类。作为一种纪实文体，报告文学可以对个人史和社会史，进行一种全景式的描述。 雷颐 ：还有一种形式是口述。张辛欣和桑晔合作曾写过一本《北京人》，就是随机采访一些普通人做口述。这种形式在美国早就存在，但当时在中国还比较新颖，中国后来做口述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章立凡 ：还有一本书是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讲述小人物在“文革”时的经历，也是采取口述的形式，把大块的个人自述放在其中。 雷颐 ：八十年代的个人写史潮，就像后浪推前浪，可以说是互相衔接，也可以说是一浪接一浪。 章立凡 ：我觉得八十年代有个基本特点，是在一定的框架之内叙事。虽然要表达一些个人经历和不同的感受，但还是尽量让作品趋同于主流，总体来讲不是对体制的反思，也不是对时代的彻底反思。因为那时候还是有发表条件的制约，要有发表的载体，必须要通过书或是杂志、报刊这类形式。所以须遵守一定的尺度。 雷颐 ：并且也跟当时的认识水平有关，八十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向上的时代，对体制是充满信心的，觉得虽然经过“文革”，但通过这个改革，社会是往前走的。 章立凡 ：对，那时候是有朝野共识的。    90 年代：民间社会催生民间写史 章立凡 ：九十年代基本是个分化过程，一部分人正式地跟主流分道扬镳了，完全按自己的方式搞个性化写作了。当商品经济发达以后，人的谋生方式也多样化了，八十年代还是很单位化的，脱离了单位你就没饭吃了。九十年代以后，全民经商这拨改革潮，确实给了个人写史的一个经济条件。个人可以不靠国家来养活，自由度就高了。 雷颐 ：简单概括就是民间写史和民间社会是紧密联系起来的，没有民间社会就没有民间写史。 章立凡 ：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市民社会就开始出现了，为民间写史提供了条件。 雷颐 ：包括发表平台。 章立凡 ：这里不能提到两个杂志，一个就是《百年潮》和一直坚持到现在的《炎黄春秋》…… 雷颐 ：还有一个是《随笔》，好多个人写史是在《随笔》上发表。 章立凡 ：还有《人物》杂志，上面也有一些个人史的内容，不见得都是大人物。那个年代的杂志很多最后都消失了，能够延续自己的风格保存到今天，还不被读者抛弃的，都是很不容易的。 雷颐 ：那个年代一些报纸的副刊也是很大的平台。 章立凡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南方周末》，只知道《羊城晚报》，就因为《羊城晚报》有个很不错的副刊 雷颐 ：当时影响很大的还有《文汇报》的“笔汇”。 章立凡 ：《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 雷颐 ：我记得《北京晚报》还有一个“回忆我的票证时代”栏目，有很多很不错的文章，但可惜后来停掉了。 章立凡 ：九十年代还曾出版过很多有冲击力的回忆录。 雷颐 ：实际上，这个情况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就开始了，人们从谈“文革”到“反思”文革，进而到更早期的一些历史。比如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夏衍的《懒寻旧梦录》，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著作，都在八十年代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九十年代，又有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等一大批回忆录出版。 章立凡 ：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出版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书商，也就是民间出版人进入了市场，原来垄断的出版体制被打破，他们成了许多出版物的幕后推手。九十年代有一套《思忆文丛》，是牛汉和邓九平主编，就和民间出版人的努力分不开。 雷颐 ：对，但是也有很多很宝贵的特殊经历没有机会出版，这让人觉得很遗憾。像谢韬，他的经历很有趣，也很复杂。因“胡风案”被关进监狱，在监狱里当上了马列教员，还在监狱里去给国民党战犯上课，我曾鼓励他早点写下来，但他当时忙于一场讨论，觉得日后写的时间还很多，但没有想到再也没有机会写了。 章立凡 ：名人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活动太多，有好多东西可能没来得及写出来。一方面是他时间不多，我们作为记录者自己没有抓住。还有记录条件的限制，想核对一些事情也很难。还有的是他愿意写他想说的，不愿意写他不想说的，特别是有些不便说的，因为有些跟他同时的人还在，有忌讳不愿说，有的是因为他自己觉得心里有愧不愿意写。有些事情无法与当事人对证，实际上口述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真实性的质证，质证有时需要参照一些史料和档案来核对。因为有各种条件的欠缺，在某些时候就很难进行。 雷颐 ：说到回忆录，一方面我鼓励大家都写，写出来才能互相印证互相校勘，才能互相补足。一定要保持一种警惕，尤其一些辩诬性书籍，很多都是在替自己辩解。但只要写出来就为另外的人提供了一个参照，或者提出不同的说法，这样就可以让以后的研究者研究。 章立凡 ：历史就像一张拼图，每个人只是其中的一块，历史想完全还原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地还原，实际上就像是一个拼图作业。很多人把他自己经历的某一段历史集中地写出来的时候，这一段历史会越来越清晰，这个工作不是靠一两本官修正史就能概括得了的，也不是编一两本历史教科书就能概括得了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每个人其实都有权书写，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和主流的表达的东西可能是不尽相同的，它就是一个正史的参照系统。   2000 年后：互联网上的记忆库   雷颐 ：2000年之后，对于个人写史，有个很重要的事物，就是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 章立凡 ：过去所有的出版渠道都是纸媒,都是国家以书号的形式,要经过编辑加工和审读，个人想发表这些东西很困难的。但是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些文字可以通过无纸化的方式在虚拟世界传播了，而且这种传播的速度不亚于书籍，甚至超过书籍，它的成本比书还小，这种传播的便利就造成了第二波写史潮。虽说大家一开始还不是很重视，说我要白纸黑字，我要落在纸上。可是越来越多的人一旦用上了互联网，就发现这个东西的力量很大。互联网为很多好的写作提供了第一道平台。互联网还提供了一个作者和出版者之间结合的平台。 雷颐 ：很多人认为，在互联网上写史很随意、不专业。但我觉得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是两回事，不要把这两个混为一谈，每个人都有写自己经历的权利，这些经历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怎样研究史料，是历史研究者通过专业手段实现的。 章立凡 ：可以看到，近年出现的比较畅销的历史书，也不是单纯地记录或简单地演绎一下历史，作者的水平不见得比专业的差，有很多人还是很有史识的，有些人有观点，文采也还是很不错的。 雷颐 ：写这种回忆录未见得就是研究，比如说互不认识的人，写到同一个事情，很多细节能符合，那么就能得出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来。 章立凡 ：或许有的只是个人情愫，很个性化的，甚至有些私人化的，但是一旦社会注意到的时候它的价值就出来了。也有些人指责怎么可能把细节记得如此清楚。但一旦这个细节对个人有重要意义，就有可能记忆很清晰。个人记述的写法应该是多样性的，不见得要像教科书或者国史似的写法，完全可以是很多种笔法来写，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有一定之规。 雷颐 ：鲁迅也曾说，光有正史是不够的。 章立凡 ：除了文字，包括影像记述的历史也很重要。影像有时候比你写多少文字都管用，它是非常直观的，视觉一冲击，不用说什么就明白。互联网为影像历史的传播也提供了便利。 雷颐 ：对，前不久出版了一本《红旗照相馆》，可以看做是影像记录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作者是有特殊的条件，过去能用影像记录历史，和平台、技术等一切都有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很多人拍了照片，但未必能用影集的方式出版，因为这个成本很高。八十年代曾有一些人拍了不少老百姓生活的照片，但那时没有互联网，这些没有出来，他们个人保存了。 章立凡 ：你还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老记者都会转成历史的书写者，因为他们亲历历史，他作为记者和过来人，本身对那个时代有很多的记忆和记录。还有他的专业是新闻，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再把写过的这些新闻重新拿来作为素材，那就变成历史了。 雷颐 ：我觉得这种个人历史写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化，大部分人也许只是一个线索，但我觉得公民写史或者是个人写史为以后的历史研究提供的是不可或缺的细节。 章立凡 ：对，历史的真正精彩之处就在细节之中！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研究，出版有《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著作。 章立凡，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以及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 孙展，《看历史》副主编。原文刊载于《看历史》2011年3月刊。 原文链接： http://www.xfgjls.com/?action-viewnews-itemid-26500 ）

张千帆：年轻人千万别缅怀“文革” 进入专题 ： 文革    ● 张千帆 （ 进入专栏 ）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人大会议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革可能会卷土重来。但令人奇怪的是，到今天，互联网上居然还有一些人对“文革”流露恋恋不舍的情结。他们主要认为，“文革”的时候没腐败、没贪官、没污染，社会和谐得很！这让我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有点震惊。从1981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算起，“文革”已盖棺论定30多年，怎么今天出现怀念声？     当然，这种现象说怪也不怪。之所以有人认同“文革”、怀念“文革”，无非是因为这些人或许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革”。除个别“过来人”，支持“文革”的网民很多是对它没有任何经历的“80后”或“90后”，以为“文革”就是“唱红打黑”、吃吃喝喝，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十年“文革”期间，且不说多少冤假错案，在数不清的“武斗”和镇暴中惨死的红卫兵就有多少？如果真把今天在风调雨顺中长大的年轻人放回“文革”社会，那样的日子恐怕连一天都过不了。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青年居然缅怀起一度让这个国家几乎毁灭的“文革”呢？原因很简单，他们不知道“文革”究竟发生了什么。     虽然“文革”结束后一度时兴过“伤痕文学”，但是这些揭露是远远不够的。今天已很难在民间书店里看到控诉“文革”遭遇的纪实小说，至多只能看到一些经过严格筛选的平铺直叙的史料，其中大部分可能还是翻译的外文版中国历史，而大众读者一般不太关心这些内容枯涩的材料。相反，一些极左网站却利用社会对腐败、不公的不满，把“文革”打扮成莺歌燕舞、均富廉洁的清平世界。在这种不对称的话语体系下，对当今腐败现象感到不满的青年很容易对从未亲身经历过的“文革”产生幻想。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年轻一代无从了解真实的“文革”。这使称颂“文革”的言论在社会上产生扭曲的历史观，认为“文革”不可怕，甚至“好得很”。既然中国民主不完善、法治不健全，不足以整治大小贪官污吏，就只有幻想某个“救星”出来伸张正义。     中国一些年轻人沉湎于扭曲的历史观，对并不遥远的沉痛教训一无所知，进而在无力改变的腐败、不公和挫败面前，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非民主、非法治等非常规手段治理社会。     要让中国远离“文革”的阴影，只有也只需要落实宪法第35条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规定。只要允许正反两种意见自由辩论，人民不难辨明真相，并对“文革”等所有重大历史或现实事件做出理性判断。          原载环球时报。 进入 张千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06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杨青：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进入专题 ： 民主革命 反腐倡廉 反腐败    ● 杨青       一、党建立初期的反腐倡廉思想          党的反腐倡廉思想萌发于建党初期。1921年7月，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在规定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的同时，提出实行纪律约束和党内监督，“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这充分表明党从建立之日起，就为实现党的清正廉洁、取信于民打下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一部分党员在国民政府任职，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开始投机钻营，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中共中央极为重视，1926年8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2同时，针对共产党员竞相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的问题，12月2日中共中央局在给江西党组织的信中指出：“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并指示江西党组织，对于“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3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再次规定：“党员未得党的同意，不得任国家机关内任何的职务。”     中共中央对党内刚刚露出的贪污腐败苗头，及时采取严厉而坚决的措施，充分表明党绝不容许存在贪污腐败，对贪污腐败分子必须坚决惩治，以赢得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二、建设廉洁政府取信于民          中国共产党实现局部执政后，工作人员的廉洁作风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官吏们横行霸道、贪污盘剥的腐败作风，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时，多次将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比较。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5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6在事实面前，人民群众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中国共产党以它廉洁为民的形象，赢得了民心，革命战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本着节省的方针，党加强管理，严禁贪污浪费。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省、县、区三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省不得超过90人，县不得超过25人，区不得超过15人。71939年6月5日，《中央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中指出：“任何机关部队必须照批准之预算限度内开支，如有浪费或超过情事，概不批准。”“各机关部队学校除自己节省伙食举行会餐外，不得互相请客（外客来宾招待除外）。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8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规定抗日根据地党政和民众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     对党政军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标准，党和政府也作出明确指示和规定，要求他们与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保持一致，严禁特殊化。如，193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政府人员要成为认真办事的工作者，生活与群众在相同的水平线上，防止腐化。”9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按照城市的条件，取消私人的马匹与马夫及私人勤务员；除部队外，现行的警卫制度，一律取消；所有汽车必须统一地合理地分配，禁止任何私人霸占汽车。10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各级政府勤俭节约、清正廉洁，涌现出了一大批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主力红军长征后，继续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战斗中突围与组织失去联络之后靠乞讨度日，却从不动用带在身上的党的活动经费，在1937年初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成立时，他将保管了3年的经费拿出来。11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正如林伯渠所说：“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务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虽然个别的还存在着浪费与贪污现象，但是用钱少办事多，仍然是我们的工作作风的主要特点之一。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从边区到乡级的行政干部，现有×千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有长期斗争历史，有着实际工作经验，虽然很多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却能吃苦耐劳，埋头苦干，忠诚于人民解放的事业，因而也为大众所爱护。”12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给党的反腐倡廉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制定了城市政策，严肃入城纪律。如，部队在解放石家庄时，中央工委向进入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警卫部队宣布：“一切到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如有人违犯这些规定立即送出石家庄。所有缴获物资，一律归公，其中可作私人使用者，例如鞋袜牙刷衬衣等，由物资委员会统一搜集或购买，有计划地分配。”这些规定使城市工作人员和部队官兵保持廉洁的作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三、依法惩治贪污腐败，纯洁革命队伍          制定法规条例，依法严惩贪污腐败分子，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严格的法规条例，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管理，如有贪污受贿者坚决依法惩处。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中规定：“政府工作人员侵吞公款有据者、受贿有据者，撤职并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侵吞公款三百元以上者、受贿至五十元以上者枪决。”131933年12月15日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按贪污公款数额分别进行惩处。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此后，凡经查实核准的贪污腐败案件，均依此训令予以严惩。如，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各种公款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被判处死刑，没收其财产。又如，于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干部严重的集体贪污腐败案件中，判处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士祥及刘天浩、李其芬，少共县委书记滕琼，潭头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等5人死刑；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职务、熊仙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14贪污腐败分子被依法惩处，革命根据地人民拍手称快。正如毛泽东所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5     抗日战争时期，党内腐败出现了新倾向。部分党员干部“虽是出身于工农，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16。为惩治这些贪官污吏，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颁布，规定：“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和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以贪污论罪。”其他抗日民主政府关于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法令条例也先后公布，如《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至1941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200个县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235件，占案件总数的5.16%；在晋冀鲁豫边区1943年—1945年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共1075起，占案件总数的5.45%。17对贪污腐败的严惩，沉重地打击了新贪官污吏，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反腐败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贪污腐败形式又发生新的变化。1947年9月，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没有作假报告的，现在有了，贪污腐化也有了，发财的思想也有了，私有制度也就出来了，浪费民力、物力等等现象很严重。”181948年2月12日，杨成武在报告中指出：“贪污浪费非常严重。在三查中发现不少贪污腐化现象，多种多样：如贪污公款、盗卖公物，克扣大家、假造账目，以公款运销、违法走私等等。贪污数目多者竟达××万元以上，并有集体贪污现象。”19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反对贪污腐败斗争的需要，修改和制定惩治贪污条例，先后颁布《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指示》、《修正淮海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这些条例对各解放区严惩贪污腐败分子起到法令效应，有效地保证了解放区的廉洁政治。          四、发挥人民群众的检举和监督作用          充分发挥和依靠人民群众检举和监督的有效作用，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败斗争中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正如任弼时指出的，同贪污腐败现象做斗争，“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这种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应当成为我们肃清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肃清贪污腐化和反对其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以及消除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倾向采取的自由主义态度的一种重要武器。”2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检举运动。1932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二号训令，指示“对于被选举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及各级政府委任的工作人员，和各地军事机关及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部队的指挥领导人员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官僚腐化动摇消极的分子，要来一个大的检举运动，洗涮他们出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地方武装中去”21。大规模的反贪污检举运动首先从中央各机关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等群众性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央机关一级的贪污腐败案件，大多数是在“工农通讯员的积极工作与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参加之下”被检举出来的。1934年3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被检举的机关和企业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中央印刷厂、钨矿公司等，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中央机关被检举出的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撤消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人，警告的4人”22。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23在陕甘宁边区，由群众直接揭发检举的、在群众中影响极大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未遂后杀人案和萧玉璧贪污公款案，案犯都先后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事实证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党和政府，以防止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发生贪污腐败，是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          五、加强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加强廉政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是党政干部拒腐防变的根本。民主革命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不断深入，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党的队伍中贪污腐败现象和方式也发生变化。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党员及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有效地提高了他们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以及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使其在反腐败斗争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土地革命时期，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规定发展新党员的五个具体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些规定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廉政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企图没有变，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进行拉拢和腐蚀。这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考验。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时刻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并指出党内已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这些新军阀主义“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24党的及时教育和提醒，使根据地中的广大党员及干部对国民党企图瓦解共产党采取的卑劣手段加深了认识和警醒，时刻提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解放战争时期，党注重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保持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1946年5月4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应当教育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发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取得过多的利益，以免引起群众不满，转向同干部作斗争。”25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广大党员及党政军干部通过认真学习，深刻地认识到反腐倡廉同党和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同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的这些指示对现在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4.282－283.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68.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53.     5毛泽东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48.     6毛泽东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