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

“ 网民对色情的兴趣更大，”朱瑞峰说， 贪污受贿的案件很难发布到网上， 但涉及色情的往往比较容易被接收和处理。因此，“情色”作为官员 们的薄弱环节，也是爆料人攻克的重点。 几乎所有爆料人都向朱瑞峰说，“他们有二奶！”   “ 情色”反腐   朱瑞峰先生身着西服，蓝白相间的领带上夹着领带夹，像是要去参加一场商业洽谈。但他出现在北京一家书店里，这天的行程是：接受我的采访，随时应对电话采访，见爆料人，报案…… 我看起来可能有一些沮丧，关于“雷政富性爱视频”案都重复无数遍了吧？爆料人朱瑞峰体恤地说，他刚刚给我讲了从未透露过的新料。尽管，这则“新料”立刻就被坐在旁边的高先生发到了朱的微博上。 腾讯微博的高先生是前来直播朱瑞峰报警全过程的，他思维活跃，不断总结出“无需动脑”、适合微博传播的兴奋点。 11月21日一早，在朱瑞峰爆料的第二天，高先生要到了视频。同事们都围上来观看。 研究一番后，他们上传了这段“靠谱”、注定“有传播效率”的视频，并在最显眼的位置推出话题。信息火速传播，高先生抛出数据说，这一天，腾讯网友发出了105万条相关微博。官员与性爱，这双重隐秘的组合，似乎完美地满足了欲望与道德的需求。 11月4日上午，当朱瑞峰从线人的手机上看到这段视频，他暗自兴奋，“是个好料”。那一天，线人还交代了视频的来龙去脉。朱瑞峰是这样说的—— “视频是女主角赵某在2007年年初拍下的，在此之前，她演练了许多遍。她是一名建筑商招聘进来，专门对官员进行公关的姑娘之一。前段时间，建筑商曾经的一名手下在重庆告诉朱，姑娘们招进来后，往往被老板带去饭局陪领导喝酒，而老板总会趁机离开，让他们单独接触。雷政富和赵搭上后，曾给她的老板一些好处，可当这名建筑商要更多利益时，他遭到雷的拒绝，因而让他的同伙拿视频威胁他……威胁未果，建筑商反而被判刑了。” 在这座以大戏著称的城市里，雷政富并不是最难就范的角色。这名手下对朱说，他们还使用另外的威胁手段——当官员与女孩行事时，一些人冲进去按住官员，另一个人则扮演女孩的丈夫破口大骂，给女孩扇上一耳光。经此一闹，大多数官员选择息事宁人，可是也有人赤身裸体对着干起来…… 视频在手，还是更实在一些。那一天，朱瑞峰听到线人讲的故事，他在心里断定，雷政富“7天之内肯定倒下”。 朱瑞峰是个经验丰富的爆料人。他给我准备了一份长达7页的战绩资料，用四号字体记录了他参与“扳倒”各式贪官的经历，并详细注明了他们的级别。 根据朱的经验，贪污受贿的官员，一般要30天以上才能“撂倒”，而在他参与过的另一桩“情色反腐”（徐州泉山区区委书记董峰虐待妻子，并让她拍下自己和情人的床照）事件中，“照片扩散了两天，董峰就倒了。” “网民对色情的兴趣更大，”朱瑞峰说，贪污受贿的案件很难发布到网上，但涉及色情的往往比较容易被接收和处理。 因此，“情色”作为官员们的薄弱环节，也是爆料人攻克的重点。几乎所有爆料人都向朱瑞峰说，“他们有二奶！”朱总会说，“证据呢，我要证据。”而听到对方回答，他俩“总在一块吃饭”，朱急了，说，“要那种事！” 有一回，山西疫苗的举报人听到朱的反应后，就花5万块雇了私家侦探跟随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还真逮住了“那种事”，立即趴在窗口偷拍。可一不留神侦探掉了下去，不幸摔折了腿，被押到了派出所……   “ 内斗”反腐   “我要拿到原版”，看到了线人剪辑过的性爱视频，朱瑞峰说，“相信我，就做；不相信就算了，我不缺爆料。” 朱瑞峰向我描述起这一幕，他记得线人的原话是说，原版太大，“像一部电影”，但他愿意去“商量商量”。 商量？朱瑞峰很快抓住这个关键词，并提取出信息——“这就是幕后有人”。一两个小时后，线人同意了朱的要求，并说出了自己是“重庆公安内部的人”。 线人告诉朱瑞峰： 雷政富受到威胁之后，他跑去向当时重庆的“主要负责人”认错，负责人听后，让王立军成立专案组接手此事。最终，以“私刻公章”的名义将建筑商逮捕并判处1年有期徒刑，而雷从区委副书记升为书记。 “不但没处理他，反而升了书记”，线人说。朱瑞峰注意到，“他口吻变得气愤，还敲了桌子。”朱向我描述当时的心理活动，“我在脑子里转圈，是不是这家伙对他升上书记特别恨？” 朱问他，你为什么爆料？ “反腐败啊，”听到这回答，朱就笑起来了，笑得让对方有点尴尬。 “不是反腐败，反腐败不会愤怒，” 朱向我说起他这包含着经验的理解，并推测出爆料就是“内斗”的结果。根据资料库他得出，90%的爆料人来自官场内部，他们往往出于斗争的需要。 朱说起自己参与过的几个典型案例： 山西疫苗案的爆料人，尽管请到的侦探摔折了腿，却受到医药公司大老板和省委领导支持……前者是受到疫苗垄断市场压抑的商人，后者为来自官场的竞争对手。 而原临汾市纪委书记沈庆华的举报人则直接对朱说，“我要干死他！”他说自己被双规放出来后，要求平反，去请沈庆华他吃饭，沈不仅不平反还惹恼了他，他就要爆料。 当时朱对他说，“贪污受贿查起来很慢，干不死啊！” 朱回忆起过往战绩，又说，“沈庆华闻风要抓爆料人，爆料人急得到处找材料。恰逢马上要换届选举，组织部长想往纪委安排两个处长，沈庆华坚决不要，牛得很，两人在会议上骂起来了。组织部长脸挂不住就骂，他妈的，你年龄都是假的，跟我干。组织部长马上回去找人，把他的信息公布到网上。我到他老家一调查，年龄造假。本来都该退休了，又当选为纪委书记。30天把他撂倒了。” “只有引起反感了，对方才会举报，”。朱说，而他也摸索出一个规律，只要爆了一个厅级干部，网上就有很多人提供线索，将官员的对手们聚拢。他曾曝光过一名副县长，接下来，副县长之父曾经的竞争对手都给他提供了材料。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雷案中被压制许久的线人总算等到了时机，他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推出，引起“震怒”。但朱劝他不要“引起反感”，而是等到新书记上任后。“新官上任三把火”，必定效果良好。 11月20日， 孙政才履新重庆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线人电话催促朱“赶紧发布”。下午4点多，朱瑞峰在人民监督网发出截图。两个多小时后，又推出提前准备好的报道，将之称为“雷冠希”。 那时，朱希望有传统媒体跟进报道，便把网站链接传给各媒体记者，纪许光是其中一位。收到爆料之后，纪迅速在微博发出并以强烈语气质疑雷政富。朱说，纪许光是“最早在微博推”的人。 21日凌晨，纪在微博称“通过缜密调查，已掌握核心材料”。这个凌晨，朱也在开始大范围散播36秒的性爱视频。他说，其中有一位来自东北的网友，一个晚上传了一千多次。第二天，纪许光连续发微博质疑，和朱一起接受腾讯微访谈，之后他又表达了“不怕报复”、“仰天长啸”的悲壮。   “ 高调”反腐   后来的事大家也许都知道了。重庆官方自21号作出回应后，第二天表示视频并非PS，第三天就宣布结果：免去雷政富同志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人民监督网立即置顶宣告新战绩——“人民监督3天撂倒重庆厅级高官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 随着主战场初步告捷，新的硝烟也在微博升起。先是前记者纪许光“高调反腐”，声称受邀协助纪委调查，“单刀赴会”奔重庆，“誓死顶住一切压力”，又在悲情中归来。之后，纪遭质疑，和前同事掐起架来。 尽管朱瑞峰是人民监督网惟一的爆料人、采写者以及主编，看起来势单力薄，但领导和主管单位倒是给他提供了空间，让他不受新闻环境和人事系统的制约。他所受到的最严厉的管理就是封杀网站。如今，他的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拥有一支志愿者团队，随时对网站进行维护。 在爆料方面，朱也有着一套经验。他拥有大量群发软件，能自动在各网站坛注册并发帖。他还购买了一箱手机卡，当网络空间难以施展时，就使用短信群发“贪官”信息，附上自己网址，并介绍说是“让贪官彻夜难眠的网站”。 他称自己为公民记者。听起来，他交往甚广。一位记者说，他经常能提供线索，另一名记者则说，由于环境恶劣，他们也会把线索给他。总之，他以各种方式联合着中外媒体，并保持曝光度。 他还提起了他的“保护伞”团队，随时准备着自己被抓就出动他们为自己打官司和声讨。 至于那些为“贪官”说情利诱甚至是威胁者，似乎大多是乌合之众，对于他们，他也有自己的应对方法。 同样地，雷政富一案也出现一名交涉者，据说是北京一家大型KTV的老板，他自称侯军。据朱所说，侯势力强大，人脉宽广，“通吃新闻圈”，他多次约见朱瑞峰而未果。在20日后，他们又发了几条短信，言语之间颇为讲究。 侯军：兄弟，真要结这么死的仇！（11月20日） 侯军：朱先生，咱们前几天在新街口约谈（注：朱说是威胁信息，借此暗示已知道他的住址）我因工作忙未能赴约，抱歉，现听你说老富可能有问题，我们就不要理他了，以后有机会见面再好好聊，顺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11月22日） 朱瑞峰： 侯军大哥，不见你，是保护你，雷涉薄，王案，中央早已介入，请理解。弟瑞峰望老北京兄长生意兴隆。（11月24日） 侯军：明白了，我们也算有缘，日后如有机会相聚好好叙。谢谢。（11月24日） 这一天，朱瑞峰走进派出所，试图将侯军的威胁短信作为证据交给警方。警察看起来很严厉，对拍照以微博直播也表现出不满。经过尴尬又和气的解释，他总算成功报了案。   （林珊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原文链接： 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3979.html ）

上周四，北京的《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先生在他的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并且详细指控了刘铁男的数项腐败事实。 几个小时后，国家能源局称举报纯属污蔑造谣，并表示将报警。罗昌平随后亦通过新浪微博表示，实名举报纯属个人行为，已经委托律师浦志强和斯伟江作为自己和亲属的代理律师，“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应对此事”。虽然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刘铁男，但是罗先生的这一举动，已经引发了巨大震动。 此前在微博上匿名或者实名举报官员的例子数见不鲜，官员因此而“中枪落马”的亦已非一起。陕西“表叔”是一个著名的案例，而18大之后重庆北碚区区长雷政富不雅视频丑闻，亦发源于微博。不过，考虑到罗先生乃是中国知名杂志的媒体领袖，其多年前亦曾经上书总理痛诉农村苦情，身份不殊，而其所举报的官员位高权重，若是失败，所可能遭致的报复恐怕惨痛。因此，此次的举报所彰显的勇气诚然非凡。 然而，罗先生这非凡的勇气恰恰暴露了一个至为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公民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来实名举报一个在位的官员？回顾此前种种，为什么微博，这样一个原始设计为社交作用的媒体，会成为反腐败的主战场？ 我在不久之前曾经写过一篇理论性的文章，探讨微博与传媒之间的关系。我当时认为，微博的媒体功能，不过是短暂的“荷尔蒙爆发”，在舆论无法自由的前提下，微博补足了媒体受限的作用。然而，现在看来，我似乎低估了中国国情的作用：也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微博仍然将成为传播此类信息的主要载体。 诚然近些年中国的媒体在揭发腐败方面经历长期不懈的努力，并且不时便有斩获，包括罗先生所供职的《财经》杂志。然而，恰恰由于媒体本身位置所处，亦在国家制度框架管束之下，多数情况下，只能打那些已经落马的贪官，亦即俗称的“死老虎”，对于那些仍在位上，往往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中央权臣，或者地方诸侯这样的“活老虎”，即便手中有料，也惟有望而生叹。 从常识而言，一个国家的法律与制度，才是一个政府及其官员清明的根本性保障，最有效的机构，自然是检察院、法院、肃贪组织等暴力机关。在这种机制之下，检察官、法官和廉署工作人员等执法者才是反腐主力，媒体是舆论工具，而公众是这一切背后的支撑力量。在这样一个制度化的环境中，公民不受伤，举报不冒险，执法不罕见。在成熟社会中，这也是一种日常化的制度运行模式， 一旦一个公民成为了举报者（往往还不是面对公权力，而是面对大公司），他或她便成为英雄。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是“Whistle Blower” （告密者），也端在于此。 但是在中国国情的笼罩之下，制度化的反腐却置于系统之中，而根本无独立的力量与之抗衡。纪委、反贪局成为官场，反腐成为过场，于是微博就成为了主战场。公众无力量，权力无担当，于是惟有依靠公民的以死直谏这样中国传统剧目中的戏码，才有一点点突破制度铁壁的可能性。 公民为什么必须在微博上进行反腐？恰恰是因为通过正常的制度渠道，检察院、法院、纪委、反贪局无法有效地、制度性地解决大多数的反贪反腐工作，作为有责任感的公民惟有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公示公众，倒逼制度。 可是，类似罗先生的涉身犯险，即便撞开了这厚实铁壁的一角，也对于整体的局势无补。因为制度铁墙之内的保护，足以令为数众多的官员罔顾这微小的可能性与概率。而那些招致报复的案例，却能够轻易使效仿者噤若寒蝉。 一种制度，一旦必须依赖普通公民的勇气与涉险来抗击腐败，其反腐制度的有效性已然存疑。而这个当政群体的反腐决心与动力，也就存疑。中共内部早就已经设置了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制度，也颇有一些不计个人安危冒险举报的案例。然而此种内置于体制之中的设计，所依赖的，无非仍旧是个人的勇气而已，于整体无丝毫撼动。 至于有着更大公众影响力的微博反腐尽管似乎蔚为奇观，此起彼落，但是其脆弱程度也几乎不堪一击。如果将反贪的主战场或者希望寄托在这样并不牢固的基础之上，未免乃是对于常识的嘲笑，或者至少是一场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近几个月，中国的网络反腐可以说硕果累累。从拥有11块名表的陕西“微笑局长”杨达才，到被发现有22套房产的广州“房叔”蔡彬，从重庆因不雅视频而一夜窜红的雷政富，到儿子因醉酒驾车殴打交警的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李亚力，从涉嫌为贩毒团伙充当保护伞的广东英德市副市长郑北泉，到被揭发包养“双胞胎情人”的新疆乌苏市公安局长齐放，从涉嫌学历造假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到因被揭发拥有5块名表而成为媒体关注中心的兰州市长袁占亭，种种嫌疑一经网络揭发，涉嫌官员或被调查至被撤职，或不得不出面为相关指控自圆其说。网络反腐显然正成为中国打击官员贪污腐败的一支势不可当的生力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2010年承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监督”相关课题的研究，根据他的统计，最近8年间，中国内地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现过网络反腐事件，共计118起，其中2011年达到近50起。网络反腐案件不仅超出以往任何时期，而且“准确率”相当高，所举报问题经调查后多被证实。 网络反腐来自民间，显示着民间对无所不在的官员贪腐行为的愤怒，和对制度反腐力度的失望。应该说，今年初的薄熙来事件已经显示出中国官员贪腐现象已经普遍而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执政党的信誉因一桩又一桩的官员贪腐案而一跌再跌。而国际反贪污腐败机构透明国际几天前发表的“2012年贪腐印象指数”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间，中国的贪腐现象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在国际排名中从原来的第75位，跌落到第80位，在满分100分的情况下，中国只得39分，严重不及格。 网络反腐强大的力量正对政府的反贪力度与决心形成压力。中国最官方媒体新华社也在国际反腐败日前夜发表文章，承认“网络举报多处开花正倒逼中国反腐制度创新”。有人从网络反腐近期一经披露立即引发调查的高效率趋势中，看到中央政府反贪腐的决心。 应当说，中共最高领导层对贪腐事态之严重并非全无意识。即将卸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18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承认腐败已使得执政党面对亡党亡国的危机；在中共18大上正式成为中国新领导人的习近平也在18大之后的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各级党委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警告说，腐败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不过，网络反腐的兴盛也恰恰反映出中国政府反腐的严重缺陷。执政党誓言彻底打击贪污腐败并非开始于今年11月的中共18大，但是贪腐案件屡揭不绝，贪腐金额越来越大，涉案官员也级别越来越高，以致于民众对于来自中央政府的反贪腐行动开始渐失信心。透明国际不久前公布贪腐趋势调查显示，1/3以上的中国民众认为政府在打击贪腐方面没有成效，46%的人认为贪腐问题愈来愈严重。中共新领导层反贪腐的决心也许并非虚设，但打击贪腐的实际力度则需要有制度性的保证，既需要有独立于权力干预的司法体制，也需要有独立于政治导向的开放的媒体监督。如果说近期一系列官员因被揭发贪腐而被调查、被撤职的话，中国民间越来越多地要求官员公布其资产的呼声却始终没有得到高层的积极回应，而目前民间网络揭发举报贪腐的案件也始终局限在一定级别的官员。美国《纽约时报》不久前披露中国政府总理家人敛财致富，但相关消息立即在中国网络上遭到屏蔽，《纽约时报》刚刚进入中国的中文版也自此无法从中国大陆登陆访问，中国有关方面称应温家宝本人的要求已经立案调查，但几天之后就已经盖棺定论。网络反贪显示其高效率的同时，其缺乏法律框架的弱点也同样毋庸置疑，网络反腐的高效率必然进一步推动民间反腐的热情，但缺乏法律约束方式也难免不会在亢奋之中导致人人自危的民意审判局面，甚至出现恶意攻击、造谣中伤的负面结果。 反贪腐行动近期得到了网络反腐的有力推动，中央政府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乐观其成的肯定姿态，但是，真正有效的反贪腐行动不能没有制度的保证。如何从制度上扼制官员腐败、遏制导致贪腐盛行的权钱互动链条才是对中共高层打击腐败决心的真正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