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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立法会选举，这一届特别重要。共产党第一次把它自己在香港的人选出来作为特首，这就是梁正英。香港的一般人都认为他是地下党。他是不是地下党 我们现在不能证明，不过他从年轻时代开始就跟共产党走，那是有记录的，所以人人都知道的。另外一方面他当选以后，即刻到西环的共产党的新华社去表示谢意。 可以看出来他是共产党自己一手捧出来的。所以第三届的特首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不再是前面的商人像董建华，也不像是曾荫权旧殖民官。共产党当初用一个 商人做第一届特首，然后又改用英国时代的殖民官曾荫权做第二任特首，都是有用意的，都是过渡。这个过渡之所以非如此不可，是因为香港基本法上说明了要港人 治港。港人治港换句话说就是特首必须从香港本地产生。但从本地产生首先就离不开本地大的商人，企业界的人以及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人员；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在 香港取得香港人信任，好像我们是真的遵守共产党50年不变的诺言让香港人自己治理。 这两个人因为是香港旧社会出身，对共产党的领悟并不很高，有些事情并不见得能想得到。所以对香港处理某些事情有时候不敢太强硬。这样就不合 共产党的意思。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香港有几十万人游行抗议23条，当时抗议是震动全世界的。这可以看出来，共产党觉得无论是董建华还是曾荫权这两个旧时代出身的商人跟殖 民官不能够满足北京共产党的要求。就是香港特首对共产党的一举一动事先就会心领神会，完全知道，然后就照着做。所以今年的选出共产党早就决定的梁振英做特 首。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这个原因，下一步立法会他们要完全控制。过去的毛病就是泛民主派在立法会的席位相当多，可以造成一种反对的声音。这个反对的声音 就阻止了香港政府不敢明目张胆地推行北京需要的一些政策，而且受到阻力，所以现在第二就是争取立法会。立法会今年有特别的改变，它增加了10名，就是从 60名议席增加到了70名议席。这70名议席中本来有30席是所谓功能界别的议席，所谓功能界别就是指所谓商会、出版界、各种专业。这些基本上是他们控制 的。不过今年加了5席，这5席是可以由老百姓直接投票选出来的，这个选出来的又叫做5个超级区议会的名额，这5个名额可以由大家来竞选。再加上原来民间可 以选的28到30左右，所以前后有30多名可以由老百姓投票决定。 但是香港党派可以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就是亲建制派，建制派就是听共产 党话的，或者以共产党为领袖的一些党派，换句话说是亲中的；另外就是泛民主派。泛民主派有很多党，不过基本上都是赞成香港民主自由，维持普世价值，继续多 党政治，这些想法跟香港原来的基本想法是相同的。香港在殖民地时代虽然没有民主，但是有自由。所以自由的生活香港人是最不肯放弃的，是一个最宝贵的传统。 所以现在泛民主党就在这个方面努力。过去泛民主党在竞选中间早期占的人数很多，而后来建制党派在暗地里得到共产党的支持越来越厉害，而这次更不同了，这次 西环几乎直接出手了，用各种方式来争取选民。它争取选民的方式很多，比如说送三位太空人到香港；又送奥运得金牌的人到香港，都是想用民族主义来号召香港人 倾向中共。 另外他们又有各种的招待会，或者是娱乐会，招待老百姓，也都是为了建制党派拉票，所以形势非常紧急，香港人觉得选举过程是一片 红，非常危险的。泛民主党派可能拿不到几个议席。现在可以争取的议席有30几名，但是建制派相当有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这次是有意想把立法会完全控制 住。但是同时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国民教育，共产党已经决定今年开始实施国民教育，但是基本上还是由各学校自己编课本。但是共产党已经引入很清楚的指 标，就是在这个国民教育中要告诉老百姓、告诉小孩子共产党是如何伟大、如何正确、如何伟光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时也要告诉小孩子，西方的多党制 是很坏的，只有害老百姓没有别的好处。《国民教育教学手册》已经在香港露面了，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共产党推行国民教育大张旗鼓，说是三年以后就是强制性 的。现在是可以自由选择，但是以后教材要统一，都要由香港政府的教育局来决定。这引起家长和学生的极大地愤怒。 值得注意的是9月3号几千 个学生穿着黑衬衫，包围政府，一定要取消课程；但是香港政府说可以谈判，我们可以组织委员会你们可以派人来一块讨论，但是抗议的人绝对不肯，这样就变成一 个僵局。在这个僵局之下，泛民主党得到鼓励，换句话说，这次选举照大家的估计，因为反对国民教育如此强烈，泛民主党可能就得到好处。就是投票的人可能愿意 把立法会议席投给泛民主党。但是我想强调一点，为什么国民教育不迟不早，今年出现？梁振英当了特首以后才出现？这跟直接干预立法选举是一样的，它是原来计 划的一部分。就是要把香港整个控制住。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地方看到各种不同的报道，不可能相信共产党片面的谎言，因为共产党的现代史尤其是牵涉到共产党统治 的历史，在中国全部是谎言。 在中国虽然它可以关起门做这样的洗脑工作，搞国民教育，搞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的教育，可是效率还是有限，因为 现在网络媒体太厉害了，许多不同消息都进去了。所以共产党内部的年轻人在网上表示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要求民主自由的人还是非常多。从这一点看来它在香港 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是制造起来的麻烦，给年轻的学生带来一些思想上的干扰，是一时避免不了的。所以香港人为了争取在这次选举中一定会在投票上有所表 现。

《 南方周末 》新年特刊在所有版面已经签版定样的情况下，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擅自作出多处修改和撤换一事，在自媒体（微博、人人）由记者、律师、学者和网友抗议开端，网络媒体（新浪、网易等）、电视媒体（东方卫视）和平面媒体（《环球时报》）陆续跟进下，三天之内，媒体舆论场被打通，形成了前所未见的媒体与宣传管理部门剑拔弩张的对峙之势，目前仍然没有宣传部门的回应，而事件仍在继续发酵。 南周前编辑记者发表公开信，要求驱庹，并恢复南周编委会正常运转。姑且不论这一诉求能否最终实现，退一万步说，如若实现，其实南周的处境并未有任何实质改变。坦白一点，此次南周和媒体人争取的，是新闻自由。 其实，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更应该公开明确新闻自由。 一、你们在抗议什么？新闻审查？ 众所周知，新闻最自由的美国没有新闻立法，保护新闻自由的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在这一点上，中国与美国很像。《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也提到“在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白纸黑字，历历在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道，“ 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也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 ”，也是言之凿凿，声声在耳。 明规则我们都知道，而潜规则，或者不成文的规则，却是书报审查和严厉的管制一直长久的存在——拿如今的焦点南周来说，仅去年为例，著名评论员笑蜀出走，北京大雨特稿八个版被悍然撤下，“表叔”不准报道，重庆的报道也因为惹恼管理部门被禁，年终特刊多个选题被禁，再到如今宣传部的直接插手——都是中国新闻不自由，中国存在新闻审查的铁证。 正因为如此，当此次南方系记者愤而抗议之时，也有人疑惑，“你们在抗议什么？新闻审查？难道以前没有新闻审查吗？以前也有，为什么这一次才抗议？因为他们不满足于审查而开始删改了？那是不是他们只是审查而不删改你们就不抗议了呢？这是哪门子底线？”——这种批评虽然尖锐，但也道出了新闻媒体和记者难言的苦衷，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大家似乎都不太敢要求新闻自由。 因为一谈到新闻自由，除了实际打压之外，就有人会跳出来从理论上驳倒你，“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不同，所以不适合彻底的新闻自由，我们应该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日《环球时报》的观点即是如此，却从不肯说清道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怎么就不适合“ 新闻自由 ”了？老一辈革命家胡启立曾忧心道，“ 关于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人权等等，我们不能把这些口号的使用权都让给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我们放弃了，全说这些是资本主义的，那么，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呢？ ”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核心就是出版自由 然而，如果正本清源，这些令人讳莫如深的词汇和理念，不仅不被社会主义排斥，恰恰正是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精神。中国新闻系学生经常被教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就是出版自由。 恩格斯说：“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允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也就是出版自由。” 追溯到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莱茵省创办了《新莱茵报》，恩格斯写道：“在莱茵地区，我们享有绝对的出版自由，并且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上至国王和德意志帝国摄政王，下至宪兵，都受到过《新莱茵报》的攻击和讽刺，她被官方报纸指责为“粗鲁无礼的泰波拉索峰”（南美科迪勒拉山脉最高峰）。然而“这一切都没用，报纸在警察面前仍然从容地继续编辑和印行，而且它的销行和声誉随着它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攻击愈益扩大了”。 1849年时，普鲁士当局试图禁止报纸进行揭露和批评，马克思尖锐的批评道：“批准官员的恣意专横，给官方的一切卑劣行为打开方便之门，专门惩罚对这种卑劣行为的揭露。既然如此，何必还要虚伪地承认出版自由呢？”“当不让公众蔑视理应受到公众蔑视的东西的时候，究竟还有什么出版自由呢？” 100多年前的马恩，亲身实践了何为社会主义新闻观，何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又是什么原因让《新莱茵报》如此自由呢？ ——1848年的德国民主革命，从法律上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因而在莱茵省只有原有的拿破仑法典能够起作用，因此，莱茵省取消了书报检查的“人治”，而且以“人治”为特点的普鲁士法律在那里也不起作用。检察官、警察等一切公务人员，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必须按照拿破仑法典的程序办，而拿破仑法典没有任何一条对书报检查有过规定。 所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是出版自由，而其基础就是法治。 不以任何宣传管理单位的意志为转移，不以任何组织和个人为转移，他们都无法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对于书报审查，恩格斯曾写道：“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 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 ，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谈——那么，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 对于普鲁士“人治”色彩浓重的法律，马克思也激烈的批判道，“理想与现实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何等惊人的矛盾。你每迈一步，甚至只是走动一下，都要受到万能的官僚制度这个纯粹普鲁士土生土长的第二天神的干涉。没有当局的许可，你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什么都不能做。”“原来普鲁士宪章所恩准的这一切自由受到一个重大保留原则的限制，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围内’被恩准，但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 所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新闻观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反对一切人治的新闻审查，坚持出版自由的核心观点。 三、宣传部门不是法外之地 在此次“簒发新年献词事件”中，南方周末的选题必须报省委宣传部审查通过，被要求撤下多篇特刊，并且在报社编辑记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篡改新年献词和多篇报道，违反宪法和法律精神，违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这不禁让人严重质疑，一直强调各媒体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宣传干部，到底有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到底有没有担任宣传部干部的能力？宣传部门不是法外之地。  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报刊，“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监督人民代表先生们的活动。”“报刊就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可以说，《南方周末》绝对是中国监督权力，捍卫社会的翘楚。 然而今年以来，由于对《南方周末》的粗暴干涉和审查，导致多篇很可能产生社会影响和促进体制改革的报道无法问世，使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社会矛盾无法及时得到关注，并引起体制的响应，而一旦丧失了最佳的解决时机，恶劣的后果必将加倍奉还。而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因为媒体的缺席，而是因为权力的在场，新闻管制的恶劣，丑态毕现，暴露无遗。 这种毫无原则，害国害民的作法，让不少社会人士怀疑，审查基于什么原则？什么法律？还是说有人来打招呼，宣传部门收受了某些权钱人士的好处或威胁？因为如马克思所言，“只有那些愚蠢的或害怕广大群众参与政治的人，才会觉得在工人报刊上经常开展有关策略问题的公开的、热烈的政论是不适当的或多余的。” 新闻学教授喻国明曾深刻的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对于舆论监督的需要在客观上比以前更迫切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政权巩固以后，如果不大力扶植和发展舆论监督，耳边听不到别的声音，就既难发现，更难纠正可能发生的全局性错误。” 所以，在今天，处于巨大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需要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法治和新闻自由，这没什么不可以说的，不仅要说，而且要大声说，不仅要抗争，而且要理直气壮的抗争，信心十足地抗争，人治下的新闻审查，让新闻媒体如履薄冰，这不敢碰那不敢说，丧失了舆论监督和批评权力的社会作用，无法履行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权力肆无忌惮，贪腐横行无阻，民情不得昭示，矛盾愈发深重，这一切，是时候结束了。 废除审查，争取自由。 —————————————————————— 《常识》为大学生自办新闻实践平台  微博： http://weibo.com/changshibaokan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