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意

摘要： 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微博或进入倦怠期： 从弱联系走向强联系不可阻挡     彭晓芸 一位作家在新浪微博写道：「部分新闻自由，已在微博实现了。」 可以说，他说的是部分实情。台湾朋友曾经问过我，你们坐在一起谈论政治，会被告发或修理吗？我被这位朋友可爱的天真逗笑了，不得不拿微博当例子，跟他说，别说是坐在一起聊聊政治，就是在微博公开地、实名地批评执政党，这些言论也是畅通无阻的。这种批评的声音，几乎每个上过微博的知识分子、公民都或多或少地发出过，刻意与普世价值唱反调的职业网评员，或少数极端国族主义者除外。 官媒迟来的表态 就是执政党本身，也意识到必须正视微博时代的民意表达。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本月14日发出一组「继续为微博背书」（人民网舆情频道主编祝华新在微博推荐这组文章时语）的评论文章，这组名为〈微博，干群关系新「变量」〉的专题以两篇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已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在信息管道众多的情况下，你不能通过权威途径客观、及时地对外公布，就可能有人通过其它途径歪曲、虚假地公布，并调动起整个社会的情绪。征询民意是成本低、范围广、易于说真话的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与机制之一，确认这种形式是对社会力量的尊重。」 《人民日报》站在官方立场，从更新社会治理手段的角度劝诫官员调整心态语态，适应网络时代的话语方式，甚至提出「把微博的互动管道制度化，成为政治沟通的必要制度安排。」官媒发出这样开明理性的声音值得赞赏，但姗姗来迟的表态，赶上了微博已经开始进入倦怠期，远远没有央视播出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节目时遭遇的攻击、谩骂的激烈回馈了。 无论是《人民日报》从官方立场出发，建议政府部门重视微博传递的民意，还是央视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其实都是一个问题的多视角阐发，两者并举、同时成为议题并无不可，但在日益积怨的社会情绪里，后者是说不得的，一触即发。 微博上的「小文革」？ 此类极化思维，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微博生态有恶质化的倾向。近期，微博上针对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于建嵘等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这些非观点之争的人身攻击和诽谤，将致力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拉入一个类似文革话语系统，一个个匿名ID几乎不受限制地贴着大字报，无需为自己轻佻的言论承担责任，让这群意见领袖是否要对此争辩，陷入两难境地。 而对于攻击者来说，只要达到干扰、分散注意力的目的即是网络战争的胜利，他们甚至打着求证的名义散布各种诽谤言论，只要让人对这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打上问号，便可削弱其号召力和影响力。 曾经乐观地提出「围观改变中国」的评论人笑蜀在微博意兴阑珊地说：「关不了围脖，但可关人；关人无须自己动手，一个暗示，民团力量足够；枪打出头鸟，定点攻击狼群战术，莫须有，让其百口莫辩越描越黑，即围脖（微博）小文革。于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不玩围脖，埋头写长篇。」 “微博小文革”——笑蜀的喟叹大约不是个别人的观感，这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  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言论箝制，民意无处抒发，而微博是有技术革命意义的公共平台，提供双向流动的扁平化话语空间，匿名更可肆无忌惮宣泄各种激愤情绪。当然，这不成为要求互联网走向全面实名的理由，但也在对网站的管理者提出小区自治的考验，当google+、twitter已有成熟的网络小区公约的时候，中国的网络媒体仍在纠结于小区规则是不是等同于专制、控制等打压措施。这样的矛盾心理和命题紊乱，导致了一道奇特景观──西方很多网站反倒在感叹中国的网络开放、自由，竟然可以肆意地贩卖他人隐私，造谣诽谤而无需负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散沙民意  未能凝聚 恰如汉娜‧阿伦特论证过的，极权将导向一种人性的变异，但假设我们具体而微地考察，则发现是长期以来公民教育及逻辑思维训练的匮乏，导致公共理性难以养成。这是往前追本溯源的一个说法，而另外一种视角，则是面向未来的，网络上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如何走出困局，成为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力呢？ 温州动车事故时，微博舆论的沸腾有其效应，对当事人而言，舆论的压力被官方吸纳后，的确可能让受害人的利益获得更大的保障，诸如赔偿金额的攀升，以及调降动车车速。但相对于希冀追究体制之困的外围人士来说，一盘散沙的民意未能凝聚起变革社会的中坚力量，下回再遇同类事件，将一切从头做起，未能在标志性事件取得的成果上持续推进。 如果不能清晰界定网络人格和现实人格存在差异，如果不能摆脱网络依赖症般的宣泄迷思，那么，正如温州动车事故一片咆哮和沸腾之后很快归于沉寂那样，网络上的民意也许某种程度上为官方所吸纳，但是于民间社会而言，却难以留下扎扎实实的社会网络和基层自治组织，培养起自治能力与公共理性。 正因为如此，仅由官方提出将网络民意制度化是远远不够的，恰如广东也曾经将网络问政搞得风生水起，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民意吸纳，其思维模式仍然是管制思维，而不是真正开放社会空间，让鱼龙混杂的民间社会通过切实的博奕和自发组织，最终实现有效自治。 线上的有限开放如何延伸至线下？ 温家宝总理近日关于政改的发言中，就明确提出基层自治的概念，以及由党内民主而及党外民主等5点政改主张。而今年7月，广东省通过一项官方决议，明确提出要「从万能政府变有限政府，鼓励成立大量民间组织，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思路值得大为赞赏并加以实施，但遗憾的是，在维稳控制一切的体制下，这样的治理方略似乎仍停留在表述层面。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旺报》2011/9/18  《陆媒新视界》专栏    

［杨恒均微博：据传下面这封信是金庸大侠上书温总呼吁改革的信，若属实，证实了我对金大侠个人性格与情怀的推测与看法：他绝对不会在制造了那么多青年人心目中的英雄后而看不见这个时代的真正英雄：呼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他也不应该错在历史上再留下一笔的机会。若是伪造，大家读读优美的半文言文，也不错哦］ ——倡建立国家信仰、人文道德新秩序及国体革新议 温公阁下大鉴： 岁在辛卯元月。物换星移，日月沧桑；回首辛亥，百年悠悠。数千年往事，兴亡过手；秦皇汉武舞春秋，将成骨枯乱封侯，罢言龙争虎斗，功罪往千秋。人心思和，芸芸自奋，却把权杖收。 如今君我已步古稀耄耋，人间万事都会过去！肆星河环宇，千古之后看如今，灰飞烟灭；挥戈披靡、霸主风流，不过青史几行名姓，人命危浅，只愿得烟火人间太平美满！窃观当今中国之事势，国粹丧失，教化陵夷，人心危急，腐败不廉；官民交征利，左右互掣肘，共识已茫然；上下离心，内外失德，背理伤道者难以遍举，国体庞大而机构臃弱，犹厝火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未焚及而谓之安；悲民生多艰，孤愤无忍，兀自痛哭、涕零、长叹息，忧患于心，倾心吐胆，乃奋于书。 繁不及叙，但将济危之道并陈。 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益将左右成共识，妥协和解，“有求一俱所往，思之大同，何患不化？”建立国家共识、建立思想认同。建立国家文化、建立国家学术、建立国家信仰、建立人文道德新秩序，革新国家体制，以学术治国、文化立世。 二、一人之未来，在于其文化整合能力；一国之强盛，在于其社会资源整合配置能力；一人之管理或一国之治理，主旨即在整合有限资源，做出有效利用；其能力标准体现于低成本、高价值发展。“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项，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守约。操此八术以往，其无所失矣”。政体不通，人心不和。不和则不能得人而后治事。哀公问孔子：“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曰：“人道，政为大”。政者正也。为政大义在于公正平等而已，当前中国之根本，在于修正国体、改革党义。国体与党义，无非出发于良知。良知，——乃是人和之根本、乃是最大之党性。 三、废兴之道，不在兵强地广、人殷国富，而在得贤之用。古书云：“一人之智，不如众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众目之明。”广开言谏之路，集天下民众之智，要旨在用。所谓能用天下人之心为己心，其想无所不及矣；能用天下人之心为一心，其难无有不克矣。若良言善策束之不用，则天下文章、我等努力，又有何意义？ 四、恢复优质传统，立人新民。“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国家之治乱，系於社会之隆污，社会之隆污，系於人心之振靡。又知往古圣人诚正修齐治平之一贯大道，与修身为本之唯一至德，为救国救民救济全世界人类之无上要义。” 因此“自立为立人之基，自救为救人之始。”建立公民教育学科，放开社会科学领域。 五、“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治心于未萌之时，扶危于未乱之先，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革旧维新，重整国体，备善制度，人来往去而民不假色，时局进退与规矩并行。却道：千古江山靠谁守？——莫把权杖贪留，但将万责归万心，我自揖去逍遥游。 六、国运巨务当用千万人之心为一心去设想，而不可以一人之心智统亿万之民生。天下事无不由决策而成就之，取天下良善智士，务必民主和议、良知得达。汇聚大行贤德，搜集天下明智 ，发展战略知识分子，网络民意，建构国家学术委员会，造成为一个掌握全国资讯之大型中央情报机构，辅助国务院国家治理。县域建立地方学术委员会，归人大监督，直属于中央学术委员会。解散作协、文联诸机构，并轨于学术，以文化布局中国。会通良善，回归原初；国有依托、民有期待。 七、县政治理提升为国家战略。“县域治天下安”。地方上逐步突破人大民主、司法独立，以学术委员会建制辅佐地方政府，以知识分子趋人大代表进制，行善政图仁治。硬件技术设施：以物联网完善城市基础互联互动，以互联网推动区域治理和产业平衡。软件文化设施：以国家智库统筹全国性产业结构升级，以地方智库行专业化治理，改善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实现地方自治。 八、为政者乃高行贤德之业，务必以良善知识泽备民生。遥想尧禅舜禹，公者千古心，私者一时欲。及及于民，当思人生在世，年华易去，离却愁苦辛劳，便那幸福能有几时？“切不可以浮生之微利，误却永久之荣华。”如是政经大事，益用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吾辈不出如苍生何！”有道是关山重重终须越，莫待岁驰无所为。一切意义只在行动！ 九、愿老有所养、壮有所为、少有所教；愿生有所依、劳有所得、居有其所、学有其用、病有所医，愿城乡均衡、国民平等；愿农民不苦、农村不穷、愿人们生活不再艰辛，愿生存成本低下来，愿生命慢下来，不再遗憾。愿特权消除、垄断放开，愿财政公开、公务公平，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透明，愿政府敬畏自然，经济做可持续发展，愿大众选择健康、生态、科学、环保、绿色、低碳、节制、德性之生活。 观苍黄大地，百代俱悲苦，恳切温公诸位，体念民生维艰，勿忘初始之心！  查良镛   谨呈

既要谈问题，也要谈立场 ——与贺卫方先生商榷 柳一凡 2011年07月02日 00:15 来源： 经济观察报 本报于5月30日刊登了对学者贺卫方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访谈《以直抱怨，而非以怨抱怨》，内容涉及维持正义是否一定要犯罪分子付出生命的代价，长期以来朴素的“杀人偿命”的正义观是否还适用于 现代 社会等问题。文章发表之后，引发读者积极反馈，在此选登读者柳一凡来信，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   前段时间，贺卫方先生接受了经济观察报(5月30日，531期)“废除死刑”问题的采访。这是贺老师长期坚持的观点，自有理由。但在该篇访谈中，我发觉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主要是：1.选择性表态问题；2.证明方法问题；3.死刑废除问题本身；4.关于网络民意的非理性，以及更为广义的，当今社会知识分子，或曰社会精英的社会责任问题。   我们谈的是具体问题，但或许可以发现里面也涉及到立场。   关于选择性问题   任何一种观点和理论，都有表达的权利。但是，所有的立论，都有一些基本的规则要求，比如前后一致自圆其说、立场中立等等，但是贺卫方先生在访谈中有些说法略显费解。   文章开始谈到最高法院放宽死刑这件事。这件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非常敏感地发生在药家鑫被判处死刑时期。此时高调宣布放宽死刑，有舆论认为这是对药的法外容情，对此网络舆论大体倾向于“即使宽大也不该此时”，不应放过罪大恶极毫无悔改之心的药家鑫。而法律界也多有声音质疑此时放宽的动机。贺老师谈及此事时的观点是：“我曾经在微博上呼吁大家，尤其是法律界的人士，不要去发倾向性强烈的观点。但是有不少人质疑说，现在权力在进行直截了当的干预，那你学术界怎能不发出声音？这当然是个有道理的说法，关键是要慢慢追求、培育……社会舆论，逐渐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得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这里，贺老师的立场是鲜明的，就是当司法系统有被权力干预的明显迹象、司法公正明显受到社会质疑、需要社会发出呼声时，不应发过于强烈的观点，要慢慢等。   如果说，这是纯粹做学问的立场，我们不好过于苛责，毕竟，我们无权要求每个人都是斗士。研究学问，不问窗外事依然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态度，尽管，研究法律的学问却罔顾法律的现实是不够严肃的，但总体我们可以装作看不到这个致命的缺憾。   但是同一个访谈，后面，在记者问道废除死刑是否过于理想主义的时候，贺先生却说，“老话说，‘取法其上仅得乎中’，我觉得学者，尤其是法学方面的学者，应当在这个社会演变过程中提出一些较高的目标。如果说是学者……仍然保持一种不偏不倚，四平八稳，废除死刑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个目标。学者必须要高调一些，要去把更纯粹的东西清晰地表达出来”。   这里，对学者的态度、社会责任，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要求。不仅认为要表达，而且认为要“高调”地表达，“清晰地表达”。完全没有之前的“慢慢等，慢慢追求”的意思了。   我认为，在同一个问题上，即法律学者如何对待社会责任表态的问题上，贺先生前后的说法不仅是不一致的，而且是具有明显选择性的。尽管我异常尊重贺先生，但我还是觉得这个问题的前后表述上，他未能自圆其说。不知我的归纳是否符合贺先生的原意——司法机关有明显不公的嫌疑时，我们不可贸然表态，要“慢慢”追求。但事关自己的理念推行，则不妨“高调”表态。具体说，在药家鑫问题上，药家鑫家庭有操弄司法的迹象时，不应该明确表态(客观上的放纵)；但废除死刑，有可能使药家鑫成功漏网逍遥法外时，我们就应该高调赞成，大力推进——这对于被害者，不仅不宽容，而且很残忍。如果说，这是对恶行和恶人的刻意偏袒，显然不符合 大众 包括我自己对贺先生的景仰之心，但这个说法在客观上较难否定。   简言之，这个具体问题的立场有些不够中立。在论证方法上有些不够稳妥。   证明手法问题   与选择性表态问题同样可以商榷的还有证明的方法。   当然，这是访谈，不是写文章，所以不需要天衣无缝，但是，字里行间，还是有颇多值得推敲之处。   比如，在开始说到废除死刑时，贺先生举了几个例子，或者说，讲了几个故事：希特勒见到犹太人嫖宿雅利安妇女从而后来屠杀犹太人；墨索里尼整治黑手党，以扫黄名义实施政治运动最后导致自由被清理掉等等。这些事，可能都存在过，但是，这几个小故事不能证明死刑就是“严刑峻法”，更不能说“保留死刑”就是“纳粹的想法”。   首先，实施严刑峻法的，不都是纳粹，暴秦和前苏联也是；其次，纳粹的精神特征也不能归结为严刑峻法；第三，有死刑存在的法律系统，绝不等于“严刑峻法”，严否峻否，不看有没有，而看如何适用，这应该没有疑问吧？这是一系列的偷换概念。所有的故事与论点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连旁证都算不上。但显然，经过这一系列故事的铺垫，读者被成功地心理暗示了——赞成保留死刑的，就是纳粹，就是希特勒，就是墨索里尼，就是邪恶的代表。我得说，这个证明方法不够严谨，甚至不够正规。作为国内第一流的法学教授，我们肯定不可以怀疑贺先生的逻辑水准，那么，这里如何解释这个逻辑漏洞呢？我不敢想。   上述的表达，似乎是这个模式——预先把对方的观点钉在耻辱柱上，然后对耻辱柱加以批判，这样的方法肯定是成功的，但显然不是个好的论证方法。前文述及，我们可以理解，在口头访谈的时候，随想随说，或许难免不周之处，但如果将这样的极端的例子随手拈来，随意地应用在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对方身上，这是否说明贺先生在学术之争时不够淡定，带有过多的选择性？   关于废除死刑本身   其实废除死刑的问题在此根本无法解决，因为它现在仅仅是一个观点，而任何观点都有权利存在。   但是，我也要在这里“高调”地说明保留死刑的观点。   贺先生说，“死刑太残酷，太残忍”，这个观点显然与现实不吻合。   不是所有的死刑都残酷。现在的注射死刑，甚至过去的电椅，都已经很文明了，不仅无血而且无痛，绝对保持了被执行人的尊严。完全不能还说是残忍和残酷。最重要的是，选择参照什么做为系？再用回药家鑫的例子，那个被他撞倒在地的无辜农妇，皮开肉绽，筋骨断裂，但不仅没有得到他的救助，反而被连接扎了七刀，撞伤之外再添几个透明窟窿，浑身鲜血淋漓，在地上声声哀告，拼命躲避，但凶手毫不手软，手起刀落，绝不留情，眼睁睁地看着她绝望的眼神慢慢黯淡，满身血污的身躯渐渐停止抽搐，执意将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幼儿的母亲活活杀死，这是一个场景。然后我们再看，药家鑫，如果他被执行死刑，也是衣着讲究，进入整洁的房间，周围一圈轻声低语的白大褂，用麻醉药让这个邪恶的灵魂安静而毫无痛苦地升空，这是第二个场景。我就不懂了，究竟是哪个场景才是残酷呢？为什么只看到第二个场景的残酷呢？有人觉得让药家鑫这么一个年轻的生命安静地消失是残忍；但，让他活下来，对张妙，那个浑身窟窿，上有老母下有幼儿的年轻母亲，对我们，是不是一种最大的残忍呢？   看来，根本的问题，并非残酷与否的问题，而是关注点在于谁的问题。如果只看到了杀人犯的可怜，那你就会觉得死刑的残酷；但如果你愿意看到一点点他们的邪恶，那么结论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简单说地，立场不同导致观点不同。看来这里没有一个超越二者的上帝。   这个问题原没那么复杂。简单地说，法律并不排斥报复，因为很多时候，它是公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公正本身。法治不过是替国民代行报复和惩罚的手段。国家的存在，无论是契约还是暴力，但一旦形成，一旦收税，就有替国民主持公道的基本义务，实施法治，惩罚犯罪，就是基本的责任。还债就是经济领域里的报复。我们别把“报复”这个词贬义化。欠债还钱理所当然。可以免除债务，免债既有可能使欠债者幡然悔悟，回报社会；但也完全有可能纵容他变本加厉，恶意拖欠更多的债。没有统计学依据说明从宽免债一定有正面的回馈。 最根本上说，免债与否，是债务人的事，其他人根本无权表态。而现在的废除死刑观点就是，“曾有人放弃债务，于是，所有人都应该像他们那样免除债务”。生命，是一种最大的债务，只有债权人有权利决定是否免除。用其他人的宽容，要求所有人都接受不公平的放纵，这不是慈悲，恰恰是对受害者的残忍。   废除死刑论者只看到死囚生命的宝贵，却故意不看被害者生命的宝贵，看不到那些生命同样也无法继续，这个选择性，是它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地方。   人性复杂，没有证据说明随着文明的进化，所有个体就都能变得高尚。总体进化，但不能得出所有个体都必然进化。死刑适用范围和适用过程的精准把握自然可以消除所有对它的“残忍”的指责。司法产生冤案，那是审判过程的问题，存疑的时候不能执行，这是司法的基本原则。但是没有理由因此推导出干脆废除死刑。   就社会现实来看，相当长一个阶段内司法都无法真正独立，外界对司法的影响会一直存在，使得法律的宽容很可能只会体现在权贵身上。如果放宽了死刑，受益者也更多可能是利益阶层，也是个必然的现实。众所周知，即使没有死刑，弱者还会面临诸如“俯卧撑”、“喝凉水”、“躲猫猫”等一千种其他的奇怪死法，而强者唯一可能被惩处的道路又被堵塞，则若何？所有的宽大，只会被特定的人群享受——势必加大本来已经巨大的司法不公。 这里进一步牵涉到一个更加原则性的问题，即司法的本质属性的问题。法律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价值体现，在价值观的意义上，它是特定历史阶段该社会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代表了文明。第二，最重要的是其工具属性，它不是为了仁慈，不是装点社会和谐的流苏，它赤裸裸地就是为了社会公正而实施的包括报复在内的惩罚，而绝不是贺先生所说的教育。教育，不是法律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最多，是衍生功能。   放任单极干涉司法的做法，是谈不上公正的，贺先生在此的观点，好像也有选择性，似乎也有立场的影子。   关于网络民意的非理性   贺先生强调，“网络语言中抨击性的话，骂人的话会更多一些，理性论证少一些”，“这会弱化一个人对于文字的责任感，让许多暴力化的语言充斥在网络之间。你如果把它等同于民意的准确体现确实很危险”。 上述对网络民意的认定，我也不敢苟同。   网络民意肯定有不够成熟或理性的地方，既然是“民”意，则斑驳嘈杂，缺乏理性，是自然现象。但不应因此忽略它的终极价值。整个国家、社会，如果不建立在这种看似缺乏理性的民意基础之上，又将以什么为准绳？为了一种“绝对理念”吗？还是为了某个或某些“先知”？   专家未必具有更多的理性，我们回过头来翻看1950年以后1978年以前的最主流报刊，看看最主流的社会精英的文章，我不认为专家会比群氓有更多的理性。社会悲剧更多恰恰是专家所为。导致3000万人饿死悲剧发生的“亩产十万斤”谎言，就是中国最顶级的科学家的“理性”独创！没有什么比专家的话更危险了！就实际死亡人数来看，专家“理性”的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   看来理性与否不在话是否糙，不在于表达者的身份，而在于道理本身。   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今中国，除了网络之外，还有更真实的民意反馈渠道吗？当所有人民早已“被代表”时，哪里去找“理性”的民意？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现实：网络民意，是我们的混乱的、非学术的、非理性的，但却是唯一残存的民意表达。弥足珍贵。   社会精英的职责，不是以自己的学识和“理性”去贬低和对抗民意，而是辅导、提炼、代表真的民意。可以超越但不可抵触。毕竟这个社会，不都是属于领袖的和精英的，也有属于我们这帮嘈杂肮脏的“黔首”，我们这些“讨厌的老百姓”的一份。民主的本质，起码有一部分，就是让大家接受“可能错误，但却共同认可”的理念吧。   而且，精英们的意见，并不具有比民众意见更大的权重，如果有一个投票的场所，每个人都应该是一票。苏格拉底和我，都只有一票的表达权。精英意见的价值并不体现在“一句顶好多句”上，而是，在自由表达的场所，由于我们都是人，都有基本的是非和理性，则自然他们的思想会站在更高的位置，教育我们，引导我们，提高我们。会有更多的“非理性”的我们在精英们的带领下走向理性之路。   当今的社会精英，不应该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对“非理性”的民意怀有蔑视和敌视。   但同时，社会精英们尤其是法律工作者，应该以更高的热情和关注度，投入到现实生活中来。并非做反对派，而是从善意的出发点，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发出理性的声音，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在法律系统有缺陷，法律现实有遗憾的时候，不是选择性地退让，而是积极发出声音，帮助执政者规范行为，减少不公，也带领大众，引导网络民意，培养网络理性，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法律的本质目的。这是社会精英的应有的职责和担当。   凡有得罪贺先生之处，敬请批判指正，虚心接受。   (文章发表时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