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意

感谢志愿者 忆枫茶 投递。 它在脱去了稚气的声线后，开始显露出通吃和秒杀的莽撞特性，像正在拔节长身体的少年，内心火热、外表冲动。 过去的这个冬天，微博比任一季的贺岁档都精彩。政治、地域、文艺、生活、性……一切社会元素都在此冲撞登台。方舟子沉迷于《大侦探福尔摩斯》，他想象出一个中国版的“莫里亚蒂”，双方配合默契，各领团队奉献2的真谛。三亚官方微博的宰客回应，辗转出《大魔术师》般的幽默；内地与香港的地域之争，也有了人文大片的镜头感；如今，微博又在向严肃题材的《白宫风云》转型。据说，上一个容纳如此多元要素并将之捏合成全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连续爆点的媒体还是鼎盛时期的C C TV。据说，每一个在微博混过的人，都很有可能在N年之后写出一部笑泪交加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微博》。 只专注过程不问结果，只懂得前进不知道反思，只知道毁灭不惯于建设，它让你一夜成名也让你一夜毁灭，每个事件都结束于烟花绽放的那一刻，唯独缺乏一个理性的、逻辑的后篇，须知这才是叙事最精彩、意义最坚实的部分。青春期的微博在颠覆、叛逆和困惑中显露出巨大的爆破力，就这样定性了吗？其实不急，它在展示力量的同时也埋伏下了成长的线索———跨阶层对话、微动力高办事效率、无限制的信息流通、理性声音持续不断地生长……微博仍是一个成长性媒体，有青春期总比连青春都没有要好，我们希望，它在回望年少不经事时收获理性感悟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全民共识，它能够成长得再快一点。 如果上微博比上法院还有用，那它是不是该比法院更理性？ 维权？上微博！爆料？上微博！微传播时代，每个人都能跳跃着大声表达观点。依靠转发再转发的模式，数百家媒体机构的盘踞，也因为打破了交际阶级概念的@喊话设计，使得任何事件在微博上都可能形成意想不到的热点，它自身也俨然成为超级媒体。 而微博难以预估的传播力在使人惊叹后逐渐转为心惊，没人预计到一条随手发出的140字旅行抱怨会让三亚国际旅游岛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也不会有人想到一个普通插画师只不过通过微博维权，就让湖南卫视再三道歉，更有事件当事人发出宁愿上法院，也不想上微博的感叹。 微博到底有多凶猛？ 一条随口抱怨的微博让市政府哑口让餐厅停业 这是一条让全国媒体蜂拥赶赴海南岛的微博：“朋友一家三口前天在三亚吃海鲜，三个普通的菜被宰近4000元。他说是被出租车(司机)推荐的。邻座一哥们指池里一大鱼刚问价，店家手脚麻利将鱼捞出摔晕，一称11斤，每斤580元，共6000多(元)。那哥们刚想说理，出来几个东北大汉，只好收声认栽。别说服务水平了，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遑论国际旅游岛。” 2012年1月28日，网民罗迪在打下这些字时只是想随口抱怨下，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这条微博的转发率达到4万多次，有近2万人在他的微博里面留言，评论500多页，大多是各路网友在共鸣分享自己的挨宰经历，再然后传统媒体登场，他们试图联系罗迪还原当时场景，又或者找专家点评海南岛的旅游发展未来。直到此刻，微博似乎仍然像以前一样承担了爆料平台的功能。 事件的新爆点来自三亚市政府新闻办的微博回应，它宣称春节期间三亚旅游消费投诉为零，在巨大反差的信息面前，越来越多网友晒出自己在三亚的天价账单并马上@给三亚市政府新闻办，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条关于零投诉的微博悄悄被删除，取而代之地是三亚市政府要深入调查的批示。罕见的，只是通过微博平台的互动，一个有因有过程也有结果的完整的新闻事件形成了，最终罗迪微博里提到的餐厅被三亚工商执法部门迅速吊销营业执照并处以最高罚款。 罗迪形容这事“反响之大，出乎意料”，而传统媒体与微博的差别也在这件事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今，遇见不平事新鲜事，公众的第一反应不再是拨打电视或报纸的爆料电话，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于长江就感叹，如果你看见有人在深南大道上裸奔告诉报纸，可能没记者会来或者因裸奔照片敏感根本无法见报，如果直接拍照上微博则会得到数次无数次转发。如果罗迪当初选择爆料给三亚当地媒体，收获的很可能是某报纸版面上豆腐块般大小的文字又或是电视台里一闪而过的镜头，因为这投诉太过微小。 而通过微博几万个微小声音的集结后，同样是三亚宰客的投诉事件，豆腐块就演变成占据一整个版面的深度稿，一分钟的新闻播报也转为探讨性的专题节目，这其中不能不提到名人的推动作用。影视明星马伊俐对三亚宰客的关注让她自己的粉丝也参与了部分晒账单微博的转发，而三亚市政府新闻办通过微博回应对于海鲜餐厅的处罚，更让人看到微博跨阶层对话的无限可能。它与现实的紧密链接让人意识到微博真的不仅仅是一个社交媒体。 微博凭什么凶猛？ 网络时代的大字报，情绪化、片面化、煽动性锻造尖锐的矛 于长江和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孙海峰不约而同用“大字报”来形容微博最显著的特性，“微博上是没有隐私的(区别开心网、人人网等)，它面对着无数的陌生人，其效果更类似于广播台或大字报。”“从来没有把微博当成一个社交媒体，它传递信息的同时又是一个舆论场。”大字报的意义在于公共场合向更多人传递信息，能够向所有人公开并不受空间时间限制方便转发的特性，一下子让微博与网络时代的大字报贴近起来，也不难理解其让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传播速度。 就像大字报曾宣称的意义是揭露与批判，它用最简短富有冲击力的语言吸引受众注意，长度限制在140字内的微博无疑也需要靠独特的内容或是强烈的刺激性语言获得转发量。年前曾在微博上引起轰动的北大教授孔庆东三妈门事情使人隐约嗅到微博对于情绪表达的“偏爱”，一个粗口微博拥有了海量转发的同时还让传统媒体闻风而动，只是那三句粗口的表达方式是否与大字报上经常写的“X X是反革命”“社会主义就是好”太过一脉相承？这条不足100字的微博目的显然只在于批判，只是它的批判却没有任何有力的事实根据，但，网友们不在乎。 而最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微博远超大字报的传播能力，以微博界的翘楚新浪微博为例，至今已经拥有超过2.5亿用户，每日登录的活跃用户比例达到10%的它，传播边界已经不局限于一个村、一座城市，而是蔓延至互联网无限的空间，在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同时，以140字短微博为主的它是否真能取代传统媒体，传播清晰新闻事实？ 南京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杜骏飞的答案是140字足以让人说清楚何时何地发生了某事，“但还是需要平面媒体的记者采取专业主义的立场，进行深入调查，写出终极性的报道，最终在微博的线索价值上寻求出新闻意义。” 如何成为一个微博理性派？ 1.对于网上骂战，千万不要盲目参与。站队是理性的天然敌人，诸如韩方骂战，作为合格的理性派要做的只是查询相关法律条文，去证明这样的诉讼有没有意义，至于支持韩还是方，这种毫无理性的问题理性派可以置之不理。 2.对于他人的挑衅要气定神闲，无论是被骂五毛、带路党、精英，还是汉奸，都不用急忙回应，如果对方是情绪性掐架还理他干吗？如果对方抛出证据与观点，可仔细推敲后耐心回复，切忌，要保持风度！ 3.信什么都别信微博上的支持率，信什么也别完全把网络民意当全中国的民意，从统计学角度上说这不值一提。 4.发现猪一样的队友后请迅速发表声明与其暂时保持距离。猪一样的队友具体表现为爱用攻击性语言攻击彼方论证者，逻辑混乱，举例说明如为韩寒阵营中的马日拉、路金波等。 5.不轻易转耸人听闻的微博。看见如历史人物揭秘、官员秘闻，无具体事件的新闻，无原文字版本的国外新闻，首先做到搜索查证，如无确切证明，勿转。 7 。不针对不完全的新闻事实发表激烈观点。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时发表幼稚观点只能让自己陷入被羞辱的阵地啊！ 8 。对着自己发发小牢骚行，其他的情绪性语言就收起来吧。如果微博只沦为互相发泄负面情绪的渠道，那无疑是种悲哀。 9.看见趋同式声音出现时(如药家鑫案时的舆论氛围)，提醒自己不要盲目陷入群体思考及行为。当微博上的大多数人都对同一事件抱着差不多态度时，要谨慎了解事情经过后再作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 10.别把微博当成终极文本，始终记得微博提供的只是线索。在发微博时多想想杜骏飞老师所提出的网络民意测不准原理：微博上的用户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网民，这不能一概确定；中国网民是不是能够代表中国人民，这也不能一概确定；在微博上发声最强、受拥护最多的观点是不是正确的？这也不能一概确定。简而言之，不要把微博当终极性的文本，它只是一个线索。这样，你或许可以让自己飘然于微博情绪争论之外。 最后是广告时间：在微博上关注@死理性派，学会做个微博理性派是个不错选择。 微博凶猛后遗症 别问我微博上到底怎么回事，我只能背个导语给你听 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却在于微博让大家变得不爱看报纸电视新闻了。 30岁，供职于北京一家房产媒体的大文，在去公司的班车上会拿出IPH O N E点击新浪微博，看看有没有朋友对自己说了什么，更重要是了解下这个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事。这些新闻的来源是新浪微博上2亿多的注册用户，也可能是数百家新闻媒体的报道，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些信息都言简意赅，“其实我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至于新闻细节还真不是每篇都有兴趣。” 所以上班的半小时、下班的半小时或者等电梯、等吃饭无聊的那么几分钟构成了大文一天中获取新闻最重要的时间，她知道动车事故，知道药家鑫事件，也知道最近火热的三亚宰客事件甚至韩方大战，她知道那些信息因为她关注的好友们都在转，而被转发的信息内容看起来都那么富有冲击力，“千万别问我那些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背个导语给你听。” 即便如此，她还是会用转发甚至写上一两句话表达对种种新闻事件的观点，这个思考过程也往往不超过5分钟，信息的获取观点的交换从来没有像拥有微博后那么轻松简单，这也是微博大字报特性的最典型展现，“微博的信息为什么传播得那么快，主要是因为简短，等于是把问题简化、片面化。”于长江对于微博的不可控性感到害怕，“传播得太快，根本无法把握，而被简化的信息可能根本不是我要表达的，也同时可能引起误会。” 海量转发里往往充斥着语言暴力及舆论审判，湮没理性 大V(微博V认证过的公众人物)们开始发现微博上也需要谨言慎行，就像去年10月众人谈论一时的潘币诞生：SO H 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去世当天发布的一条认为苹果董事会应该以降价方式纪念乔布斯的微博被疯传数万次，除去潘的公众身份，更因为无名网友的一句精妙评论：“潘总哪天要也去世了，也请贵公司推出1000一平米的房子吧，十几亿人民都会纪念您。”随之，名为“潘”的房地产计价单位(即1000元/平米)出炉，受到网友热烈追捧。 潘的玩笑让自己也成为网络玩笑的一部分，虽然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理解网民，可潘币轰动也再次让人感受到，在微博上即便是句玩笑也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局面，谁会仔细酝酿每一条微博的真正含义，而如果被误读造成的影响无人对此负责。于是普通人有了他们自己的应对方式即注册多个微博。 “微博让我了解了身边不少人的生活，可一想到别人也了解了我的生活，还是觉得有点不自在，所以用了2个微博有选择地面对不同人说不同话。”25岁的微博控吴松林说促使他开多个微博的直接原因是上司关注了他，“有一次上班精神不好，部门主管居然直接问我是不是昨天喝酒喝多了，从那以后我意识到微博的渗透力，不敢什么都说了，它把我的交际圈融合在一起，但这忧虑也很多，比如我不希望我的前女友和现女友互相认识。” 显而易见的，在微博不可控的巨大传播力之下，提防微博的心理开始蔓延。 难料，是对微博传播最好的描述，因为无法预知它的影响范围，同样的微博内容若由草根还是公众人物发出效果可能大不相同，而如果草根通过@成功引起公众人物关注，一切又会变得戏剧性，打破阶层限制的对话让微博拥有了制造种种新闻热点的可能，但其群体弱点也随之暴露，因为热点背后往往意味着海量转发，这里面或会充斥着语言暴力及舆论审判。 很多人在谈论很多事，但你不知道哪些谈论是正当有价值的 “微博140字的发帖限制，也说明在微博上论理是很难实现的一件事，很多人在微博上会感情用事而不是理智讨论。”杜骏飞说微博真正的不确定性在于：很多人在谈论很多事，但你不知道哪些谈论是正当而有价值的。 很多即意味着群体的出现，就像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提到的那样，“群众不善推理却善于行动”，在微博上的大量用户通过手持设备简单浏览140字后，在没有充分思考情况下就开始行动即转发，海量的转发背后更多的是群众们的一时冲动，但其传播效果却先于缜密思考而到达。 就连与高晓松笔战过，与郑钧呛声过，论战几乎“所向披靡”的韩寒面临微博质疑他有文章代笔时都显得无奈，还曾口不择言地表示“后悔当作家”。这场在微博上热了一整个春节的网络骂战对当事双方韩寒及方舟子来说没有输赢，只有微博自己笑了。无论韩寒有没有代笔，他可能有代笔的猜测在网络上已流传开来，而方舟子打这场似乎没有意义的假也不禁让人怀疑起他曾经打假的目的。让这起骂战达到一次次高潮的网民们也许不关心韩寒手稿的真伪，方舟子的文本分析有无逻辑，他们只是想用转发求得一个最简单的结果。可是，有些事往往无法有个明确的结果，就像韩寒决定拿出手稿后，还是有人说手稿就能证明没有代笔？海量的转发在某些时候就这样吞没了个体的申辩。 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害怕微博的根本之因，害怕信息被传播后所带来无可估量的舆论伤害，害怕不谨言慎行带来的舆论谴责，当然这并不是微博的错。 这个在中国最活跃的网络工具，承载了社交媒体、新闻媒体等多重功能，它为中国人提供了目前看来最轻松自如的舆论场。从价值上看，不分阶层，所有人都能在此随时随地分享一切，没有任何媒体能如微博般有数亿网民为其当记者，正如杜骏飞所言：“中国公众特别需要一个共有的舆论场用以社会交流，这种需求在西方可以选择不同的渠道得以满足，但这种舆论场在中国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少，互联网应该是公众可以发声和对话的少有的阵地，微博是其中最好用、渗透率最高的网络工具，它提供了公众与政府部门与精英阶层跨阶层对话的可能性。”微博凶猛的背后其实更多的是使用者对于微博的滥用。若人人尊重隐私，不断章取义，微博所汇聚的能量带给我们的应该远比免费午餐更多。尤其是长微博的出现使得理性论争有了土壤，关键在于，你得给它一点耐心。 采写：南都记者 田恬

方绍伟：“方韩大战”中的“新春秋战国” —-从“品牌竞争”与“意见市场”的角度看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13 本站发布时间：2012-2-13 10:24:06 阅读量：283次     进入2012年之后的这场“方韩大战”的本质是什么?是公众人物一时意气用事么?是自由派反感“韩三篇”的继续么?是关于任何人质疑韩寒的自由权力么?是为了捍卫个人没有弄虚作假的名誉么?是关于批评与反批评的公共理性么?是关于颠覆“偶像崇拜”的时代潮流么? 　　这些显然都是“方韩论战”的重要方面，但却都不是问题的本质。网络时代的当今中国就像一个“新春秋战国”，是全球化、信息化、商业化和开放化带来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熊培云与彭晓芸讨论是非对错与大众情绪，鲍鹏山与李钟琴争辩“倒韩”的事实和价值，可“方韩大战”的本质却只有五个字：争夺影响力。用商业化的语言说就是：品牌竞争。更通俗地讲则是：比谁狠。 　　如此多娇的那个江山就是能让人产生影响力的中国环境，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就是这个影响力环境。 　　这意味着，是非、情绪、事实、价值，一切的一切都是手段、都是浮云。韩寒也许真的没有作假，但关键根本不是韩寒有无作假，而是人们是否相信他有“假的痕迹”。方舟子也许是因为韩寒攻击他对悬赏的挖苦而动怒，但关键也根本不是方舟子一时性起，而是他的“打假”从来都是为了轰动效应，从来都是为了个人影响力。 　　也就是说，是非真相也许存在，但是非真相从来都不是“独立”地存在，是非真相从来都是存在于“认为它存在”的人们心中。更直白地说：真相不可能离开个人意见和认识能力的污染，这对实利至上的中国人来说尤其如此。与影响力或个人品牌相比，事实真相与公共价值都是低一个层次的利益，科学精神与理性品质也都是次一个级别的要求。 　　我当然不是说方韩两人会颠倒黑白、践踏共识，恰恰相反，任何一方都会力争比另一方显得更加“摆事实、讲道理”。个人影响力与公共价值的层次区分仅仅意味着，只有在坚持公共价值更有利于扩大个人影响力时，对抗双方才会选择坚持公共价值。所以，公共价值是碰巧在自认为与扩大个人影响力一致时才被坚持，科学精神与理性品质也是碰巧在自认为与扩大个人影响力一致时才被提倡。当公共价值、科学精神与理性品质被认为不利于保持和扩大个人影响力一致时，它们都有可能被牺牲掉。这也正是我们在迄今为止的“方韩大战”观察到的现象，尽管事前事后的认识会不尽一致。 　　韩寒在悬赏时的低俗与方舟子在反击时的不厚道，确实都实在令人无法恭维。但他们的行为，都仅仅表明了他们自己是完全被个人影响力所绑架而已。被个人影响力所绑架?对。问题很简单，中国有5亿多网民，手机移动网民也超过3亿。这么多的网民，时刻都需要有大量的话题供“网络消费”，方韩两人的粉丝每天自然也都嗷嗷待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正是这个全球第一的中国“网络消费需求”。对于方韩两人来说，维持和扩大自己的个人影响力比什么都重要，维持和扩大自己的个人影响力本身就是第一价值，公共价值也只有与这个第一价值一致时才有价值。这正是方韩两人的某些行为有可能偏离公共价值的根本原因，何况公共价值从来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所以，“冲冠一怒”的背后只不过是“为红颜”罢了。再者说，方韩两人的时代价值观本来就没有根本的区别。按照这个逻辑，用“同室操戈”来解读“方韩论战”显然就不得要领。都什么年代了，用“大方向一致”还怎么可能解释问题的本质?重要的根本不是“时代的大方向”，重要的是“品牌与营销差异化”以及对自己品牌的维护。面对着全球第一的中国“网络消费需求”，那些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价值规范来评论的人，显然已经掉入了规范冲动的泥坑。 　　“时代的大方向”其实正是在品牌竞争中体现出来的，没有多元化的品牌竞争还哪里来的“时代大方向”? 许纪霖说：“什么时候中国不需要韩寒了，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社会了”，许纪霖肯定错了。事实是：什么时候都需要有“意见领袖将自己的想法放大”，问题在于不能只有一个意见领袖，可韩寒并没有也不可能垄断“意见市场”，韩寒只是没有能力阻止恶性竞争罢了。 　　如此，就像腾讯与360之间爆发的最新冲突那样，正当竞争就变成了“方韩大战”的要害。现在，贬低方舟子的个人动机和手段都已经于事无补，韩寒是否作假也可能永远扑朔迷离。所以，更重要的是批评与反批评中所表现出来的风度、措辞和说服力。在“品牌竞争”的真相目前，提“个人动机”确实幼稚无聊。事实永远是：你的动机有多肮脏，别人的动机就有多卑鄙。 　　当然，风度问题只是对维持和扩大边际的“品牌消费者”而言的，对于那些忠诚的“品牌消费者”或“铁杆粉丝”来说，重要的从来都不必是事实和风度。王菲曾批评方舟子“科学地不讲理”，方舟子则回敬王菲是“信仰地不讲理”。显然，在“方韩大战”中，党同伐异者既可以“科学地不讲理”，也可能“信仰地不讲理”。认同感和自我肯定当然可能导致“选择性失明”，意识形态的外衣也会成为对抗的手段，这就是“网络消费”时代的“派性斗争”。有人之所以把它与“文革”联系起来，那仅仅是因为“网络公地”具有“低成本发泄和高费用管理”的特征，虚拟社会显然要比现实社会更无序。所以，与“铁杆粉丝”讲理性就如同让忠诚的消费者换品牌一样难。 　　当周立波说“若将网络民意当真，实是一种自宫行为”时，他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周立波的失误是把这个道理推向极端，得出了不得人心的“网络公厕论”。可能更恰当的态度是宽容和泰然处之。就此而言，韩寒的悬赏确实小气了，后来的反应也越来越缺乏“韩三篇”中的气量。这注定了“方韩大战”从一开始韩寒就输定了。道理很简单，腾讯与360打，腾讯再有理也是在替360扩大影响力。韩寒的网络影响力本来就是世界第一，“老大”没有雅量，除了替方舟子扩大影响力，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连方舟子都已经认识到，即便输了官司，他也已经“赢得了整个世界”。因此，如果韩寒真有什么团队的话，这次运作就实在太失败了。再无聊也不能把事态演化成“歼敌五百、自损一千”，“损人利己”玩砸了就莫过于“损己利人”。好在韩寒现在已经认识到：“在这次闹剧中，由于我猪一样的发挥，深感愧对观众”。 　　这些当然是借“事后诸葛”之利的话，事情轮到自己了就未必能如此。即便是“大获全胜”的方舟子，他在批评中医时的那种幼稚的“科学主义”偏见，也在这次“方韩大战”中暴露无遗。这当然也是那些开始想成为方舟子“品牌消费者”的人所需要清醒的。另外，方舟子似乎还没学会调侃和“杀戮”自己，他手上抓住的那把沙还是拧得太紧了。 　　麦田在“警惕韩寒”一文里说，韩寒是因为从2008年开始关注公共话题后才成为现在的韩寒的，韩寒的价值=永远的“热点”+一流的“文字”+正确的 “立场”。麦田说得对。可令人吃惊的是，韩寒在“韩三篇”的“立场升华”后竟如此快速地暴露其上海滩的俗气，难怪方舟子一党要攻其“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了。当然，方舟子也是借着“网络打名人的假”而成为现在的方舟子的，大家最好对其“价值取向”不要太动情，好在方舟子“反贪官不反皇帝”本身出不来什么“造神运动”。公共话题弄好了是“价值链延伸”，弄不好就是“强行搭售”。品牌竞争和争夺影响力才是本质，公共价值最多也就是马云之流的“为社会提供就业”而已。 　　说到底，中国的“时代大方向”是在品牌竞争中体现出来的，“品牌差异化”要求每个网民和每个大腕最好都少一些娇气和稚气，怕挨刀就不要上网发文，也不要因为一个肯定就把人划派，认清价值细化和多元化才不至于老拿旧框框套人。 　　品牌竞争本身就是拆神运动，最想搞垮你的永远是你的竞争者。谁如果把自己当神，谁就该成为网络消费的热点话题了。有趣的当然是比美之外的比丑，“孔三妈”不怕丑，但那折射的却是中国社会的“权威流失”，低成本的网络只是加剧了这种流失而已。 　　西方早有过“上帝死了”的年代，现世主义的中国人如今还不更是“谁怕谁”啊?价值迷失是不存在的，中国人的个人价值从来都是清楚的，迷失的只是公共价值。“方韩大战”的本质是品牌竞争，其意义却在于价值多元化，在于从价值多元化中寻找自己与社会的方向。人们应该警惕的是那些在“品牌竞争”中搞“商品倾销”和“串通投标”的促销者。 　　总之，争夺影响力不可能避免恶性竞争，但也只有竞争本身能够迫使“意见市场”的参与者不断地“碰巧靠近”公共价值和公共理性。“意见市场”自有其“声誉机制”，套用巴菲特的话说：“意见市场”短期而言是个投票机，长期而言则是个秤重器。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 　　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探照网络舆情监测-《财经网》 探照网络舆情监测-《财经网》 2012年1月7日，山西省疾控中心科员王烨连续五年“吃空饷”累积10余万元的新闻被曝光，引发网民的大量关注。同时，这条信息也开始进入网络舆情监测者的视线，成为他们用来分析的典型案例之一。 这些网络舆情监测机构，利用网络舆情监测软件，动态监测网民对此事的帖子、评论转发等情况，从而绘制出一份每日该事件网民关注度的折线图。 折线图形象地反映出网民对官方回应的态度，亦为机构应对危机处理提供决策指引。当山西省疾控中心回应称此事并无不妥后，网络舆情达到高点，直至山西省纪委表态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热点才被另一个新的话题替代。 通过对浩如烟海的互联网信息进行监测、分析，从而把握网络民意的走向，这项工作正在成长为一个庞大的产业。这有点类似于民意调查，只不过调查对象是躲在电脑背后的网民，官方称之为“网络舆情监测”。 这个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愈来愈“猛烈”的网络民意。近年来，因为微博的崛起，网络舆情更加汹涌澎湃。民众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发表意见，参与对公共事件的讨论，并逐渐形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现象。 而在2012年初，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已率先发布了2011年度网络舆情报告，未来一两个月间，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亦将发布类似报告。显然，这种现象既对官员获知民意的渠道进行了重塑，改变了官民之间的互动，同时也催生壮大了一个专门从事网络舆情监测的产业。自2011年至今，从事这一行业的各类机构开始显性化，进入公众视线。 网络舆情新变化 对于网络舆情的新情况，几乎所有的舆情监测机构都注意到了微博的崛起。 微博——这种WEB2.0时代的产物，多中心、扁平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正在逐渐改变过去的传播规律。网络舆情的主导权，正在由过去以传统媒体或门户网站控制，转变为千万个公民意见的聚合来影响。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截至2011年底的数据，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 5.13 亿，其中48.7％的网民在使用微博，而2010年同期使用微博的人数仅有6311万。 微博用户的迅猛增长开始改变网络舆情生态。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等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归纳了2011年网络舆情出现的四点新变化： 第一，微博的大规模使用降低了网民发表意见的门槛，让各个阶层人士都可以利用微博，发布信息和发表观点。因此，参与网络表达的人群在迅速扩大，网络舆情的力度空前增强。 祝华新称，对比两起热点事件，2010年9月，江西宜黄拆迁户钟家姐妹在南昌机场被宜黄县委书记率队拦截在女厕所，记者邓飞实时播报的一条微博被转发8000多次，成为当天的热门新闻；而2011年“7·23”动车事故后，珠海市政协委员陈利浩一条为小伊伊捐款的帖子，24小时内转发超过90万次。不到一年时间，舆论的燃点已成十上百倍增长。 第二，移动互联网得到迅速发展，并与微博相结合。截至2011年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占整体网民比例为69.3％。在这一年，由学者于建嵘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得到公安部打拐办的积极回应和各级公安部门的支持，在微博上引起警民合作的热潮。 同时，2011年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发布消息的不再是传统媒体的记者，而是网民，他们综合运用图片、视频、文字，通过微博等方式发布丰富多彩的内容，这其中包括发生在广东汕尾陆丰县的“乌坎事件”。 第三，参与对公共事件发表意见的人士增多，过去很少发言的人群，也开始发言。 2011年，由学者、知识分子来担当公共意见领袖的时代逐渐被打破，各个行业，诸如演艺明星姚晨、韩红，商人任志强、薛蛮子等都积极参与评论公共事件；此外，一些平民例如上访者、江西抚州爆炸案犯罪嫌疑人钱明奇，以及沈阳刺杀城管的小贩夏俊峰之妻张晶，均利用微博求助于社会。 正源于此，言论的空间被迅速放大，并且呈现多元化特征。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还注意到，微博不仅仅吸纳了国内人士，来自海外的中文用户也开始积极使用微博，并且使更多事件具有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包括“北京农民工子弟小学拆迁”与“中非希望工程援建非洲1000所希望小学”、“甘肃正宁校车事故”与“外交部援助马其顿校车捐赠仪式”，等等，可谓实证。 第四，源于网络动员的“线下”行动逐渐增多，包括一些群体事件的联络，同时各种公益活动也通过微博获得更广阔的舞台，如随手送书下乡活动、免费午餐活动，等等，均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对于网络动员，部分人认为这会激化社会矛盾；还有人则认为，网络动员不过是社会矛盾整合的一个表达渠道，其实减少了社会摩擦。 这种网络舆情新形势被祝华新称为“大众麦克风”时代——人人手中均握有“麦克风”。 微博崛起之后，部分传统媒体开始有意识地追随网络舆情热点进行新闻操作。据北京艾利艾网络口碑咨询有限公司（下称艾利艾）发布的中国网络舆情2011年上半年分析报告，同期以微博为源头的15个热点事件中，人民日报即对其中7起予以了回应。 因为诸多负面网络舆情针对各级政府部门或官员，政府部门亦开始积极应对，政务微博成为2011年的一大亮点。据2011年新浪政务微博分析报告统计，截至2011年10月31日，经过认证的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微博达到18132个，其中公安系统占据43％，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因为拥有超过194万个粉丝，成为最活跃的政务微博。 不过，面对汹涌而来的网络舆情，政府的应对仍显不足。2011年，“7·23”动车事故和“郭美美事件”在两家微博服务商——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上的主贴和转发之和各自达数百万条，给铁道部和中国红十字会带来巨大压力。 网民的批评不仅仅会使政府部门或企业的声誉受到损失，而且很可能带来直接的“线下”抵制或抗议行动。对于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网络舆情，潜在的可能被批评者——政府、央企或其他公司，需要第一时间了解舆情，把握其走向，以免情势进一步恶化。 由监测发展到分析、研判，并提出应对策略，网络舆情监测行业应运而生。 对接资本市场 2011年，网络舆情监测行业中的佼佼者开始登陆资本市场，小公司则遍布全国各地。目前，针对这个行业的规模，尚缺乏具体、权威的统计，通过一些公开数据可以窥知一二。 2011年中，以网络舆情监测服务为主要业务之一的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00229.SH，下称拓尔思）进入资本市场，登陆上交所创业板。拓尔思近年积极进入这个行业，提出要“像预报天气一样预报网络舆情”。 据其内刊《拓尔思》介绍，该公司互联网舆情管理系统“广泛应用在政府、公检法、电力、石化、军工、通信、媒体、医药等各个行业”，并为某电网公司打造了“国内最大的企业级舆情项目”——覆盖31个省市3000多用户，采集超过3000个站点，每年可以监测1亿条数据，3TB的数据量。 随后，另外一家以舆情监测为主业之一的公司也顺利通过发审会审核，即将登陆资本市场。于2009年2月注册成立的北京人民在线网络有限公司，隶属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人民网）。人民网IPO招股说明书显示，该公司2011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已超过1300万元。 与人民网类似，新华网于2011年下半年推出“舆情在线”，并成立了网络舆情监测分析中心。 一些学术机构或独立创办、或与其他机构合作，也纷纷成立舆情研究机构，如艾利艾同时也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科研机构，其官方网站介绍为14个部委和地方政府部门、国家级电视台和通讯社、十余个电信、金融保险、房地产等央企与知名上市公司提供服务。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合作成立舆情部门，客户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河北省委宣传部等。 其他一些更小的公司遍布国内各地。中国政府采购网的检索结果表明，来自江苏、甘肃、福建、广西、宁夏、天津、四川、浙江、河北等地的各级政府部门，为采购类似系统，耗费十几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以今年1月13日发布的一则公告为例，江苏省监狱局花费22万余元采购了南京擎天科技有限公司的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 2011年，伴随着网络舆情高涨，这些从事网络舆情监测的机构开始进入资本市场，获得更快发展，但是这个新生的行业仍需要规范。 经营生存法则 这些以舆情监测、分析和应对为业的商业服务机构，各有其经营法则。 它们中一部分以技术服务为主，主要依靠销售相关监测软件或搭建监测系统获得收入；另一部分则以分析、研究和提供应对策略为主要特色，技术服务不是其强项。还有一类为公关公司，监测并不是它们的主要业务，应对已经出现的负面舆情，并帮忙化解为其主要业务。 但不少舆情服务机构是上述三者的“结合体”，既包括技术服务、分析和研究，而且还提供应对策略。 许多机构身兼不同的身份。如艾利艾作为一家公司，既自主研发舆情监测软件，又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子课题的研究工作，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科研机构。它们一方面承担公益性研究任务，另一方面则以商业机构面目出现，提供收费服务。 不少机构还会举办各类官员或企业人员培训班，推广其服务项目，比如书籍和刊物的出版、计算机软件的销售、为客户提供危机公关对策等。 由于政府部门是主要的客户来源之一，为赢得订单，不少机构会强调其政府背景。作为中央级媒体下属机构推出的舆情监测产品，人民网主办的《网络舆情》杂志定位为“帮领导干部读网”，新华网“舆情在线”栏目的定位则是成为领导干部和企业主的“秘书+顾问”，帮他们监测研判网络舆情，提出应对之策。检察日报社下属的正义网舆情监测系统，“专为政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而量身定制”。 在政府危机公关方面，一位不愿具名的舆情监测机构的负责人介绍，在一起越狱事件中，当地监狱管理部门起初在媒体批评声中非常被动。在向他们请教之后，得到的建议是：让“中央主流媒体”记者去现场，还要特别向记者强调监狱经费不足的困难。据此操作之后，“网络舆情热度马上下降了”。 政府客户之外，针对企业客户，各机构亦提供行业细分产品，如房地产行业、食品行业网络舆情报告，并在此基础上为客户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相对而言，这个行业中的佼佼者往往能取得许多大客户的订单，如各大央企、中央部委、省级政府部门等等。还有一部分企业，则以本地业务为主。 全国各地以公安系统与宣传系统为主的各级党政机关，已经或正在建立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如云南省公安厅有关人士称，他们内部的网络监测系统安排了六七十人，自2008年起即已启动，尽管如此，仍要外包一部分业务给专业机构。 由于上述系统的建设，需配备专门的设备和人员，而大量设备的采购催生出监测软件市场的兴起。此外，面对舆情还需要分析、研判和应对，中央媒体、传播学专家则有了发挥作用的平台，他们活跃在官员培训讲堂，顺带推销自己的产品。 不少大型网络舆情监测服务机构认识到，这一行业不等同于公关行业。一些从业者认为，公关行业重在协调关系与解决问题，而网络舆情监测更多为日常服务，提供预警及危机应对意见。在他们看来，网络舆情宜疏不宜堵，因此更多主张通过信息公开来积极回应网民的关注。 不过，不少公关企业也加入到网络舆情监测服务的行列中来，这些公关公司的主要服务项目是帮助客户删除网络负面舆论，并根据不同的客户及信息删除的难度，收取费用。这又形成了网络舆情监测服务业的灰色领域。 虽然舆情井喷为这个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但是如何建立共同的职业伦理与规范，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财经》记者记者 谭翊飞/ 文 【作者： 《财经》记者记者 谭翊飞/ 文 】 (责任编辑：吕强)

人们争取公民权利的努力，势必与争取信息权利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广义的信息权利，指的是人们自由地、没 有恐惧地彼此交流、联系、聚集和协作的权利，它建构在联合国的人权文件以及各国的宪法之上，这些文献对公民的信息权利都予以确认。例如，《世界人权宣言》 第十九条宣告，“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 由。

各级党报被视为各级党委执政的喉舌，在政治权威上有着不可挑战的地位，因此也有着无可替代的政治地位。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进入“转型期”，这种在意识形态长期形成的权威无疑会受到各种新思维的挑战。如果《党报》不认清形势，把握时代的主流，走在社会变革的前列，始终抱持传统思维写稿办报，无疑会与这个时代产生冲突。此次陕西两级《党报》的“诧异论”正好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