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

 近十余年来，“网络中国”蔚然成风。网民数量2001年只占总人口3%，如今早已成倍递增，并打破原本地区差异，改变了中国面貌。 互联网的崛起和普及让民众更容易发声，极大刺激社会多元化发展。如今，民众凭借网络能更有效地串联和行动。这种状况也推动政府的“响应力”发生巨大变化。 在一份即将刊登在《当代中国》杂志的学术研究中，学者根据中国省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评估政府响应力。研究发现，互联网用户和手机用户占比较高的省份，财政资金投入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比例更多，投入固定资产的比例则显著降低。 这种情形是否说明信息技术让支出更符合民意呢？ 互联网、集体行动威胁与政府响应 威权体制下，政府是否回应民意，取决于民众对政府的压力。一旦民众联合行动并向政府施压，政府就会做回应。当“维稳压倒一切”时，地方官员不敢丝毫懈怠，当然会全力稳定社会秩序。 民众是否愿意采取集体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人是否同样行动。参与人数达到一定阈值时，法不责众的心理占上风，参与行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自然促成集体行动。 传统媒体时代，传播途径往往受官方操控，无法真实反映民众诉求，导致民众很难串联并达到触发集体行动所需人数。政府只需震慑少数“挑头者”，不需要回应民众诉求。 互联网时代，民众表达意愿成本降低，预测他人行动意愿变得更容易，提高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另外，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计算机或智能手机在网络上获取和分享信息，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愚民政策”难以为继，政府不得不从政策上提高对民意的响应力。 无论线上线下，互联网推动集体行动的作用巨大。互联网既可以动员民众上街游行，也可以搅动微博、制造话题。集体行动障碍在信息技术面前更易逾越，群体性事件也更易爆发。 出于忌惮，政府为规避社会冲突会回应民众诉求。同时，政府还必须提前满足民众诉求，用“预防性策略”避免事态恶化到不可收场的地步。换句话说，民众甚至不需实际动作，仅凭互联网营造的集体行动潜力，就足以威慑政府。 互联网普及的政治影响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推理，学者采用中国各省2001年至2010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学者认为，财政支出结构能够反映政府回应民意的程度。在重大工程投资方面，政府自由裁量权较大，可能滋生腐败，并在项目选址和设计等阶段满足主管官员的个人偏好；而在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方面，受益人并非个人，贪腐可能性相对低，更符合一般民众诉求。 在这项研究中，学者用网民占总人口的比例衡量互联网“渗透率”。由于智能手机的便捷性和低成本，学者同时引入网民中手机用户的比例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互联网“渗透率”每增加10%，省级政府建设支出占比减少3.6%，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比例各增加约1%；手机普及率每增加10%，政府建设支出占比减少2.3%，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占比分别增加0.57%和0.63%。 这一结果同时综合考虑了人均GDP、教育程度和识字率、通信基础设施水平、高速公路网密度、土地面积、人口密度、人口老龄化率等因素。 两相对照，学者没有发现传统印刷媒体对政府响应力存在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它们无法向互联网那样推动集体行动。技术怀疑论者认为，政府部门管制互联网、网络运营商自我审查的现状使多数网络讨论被“和谐”，无法促成集体行动。不过，这项研究结果却支持技术乐观论的观点，即互联网的确会动员民众并产生持久的政治意涵，推动政府治理改善和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Minard, P. (2015). Does ICT Diffusion increase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in autocracies

（本文為筆者於出席了2015年7月5日重寫我城：評論的十二種未來式的首兩節AND 和OR，聽到各位講者如何詮釋評論後的一些想法）有人批評指互聯網的世代是一個眾聲喧嘩的世代，對大是大非的意見，我們被鼓勵要發聲，要表達自己的意見，小至今日食乜餸，也免不了想爭奪世人一瞬間的注意力。只不過，這是一個新媒介如何，及應該如何被運用的問題，公眾意見的質素或數量無疑都向著一個看起來更壞的方向前進，但背後所代表的卻是多元性的蓬勃發展。如區家麟所言，資訊泛濫無可避免的導致我們失去從前應有的注意力。以往，我們可以對所有手上的資訊仔細閱讀，然後再深入思考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關係和背後的意義，畢竟在下一期的報章雜誌出現之前，可供選擇的資訊極其有限，漫長的等待供應了思考所必需的餘暇。只是，互聯網的出現顛覆了這種傳統概念，只要有一個能引起興趣的題目，你可以不停追縱該事件的最新發展，而不必跟從媒體的時間表，亦無需擔心所希望涉獵的題目會被摒棄在編輯門口之外。更重要的是，網絡平台提供了無限的空間讓每個人都有其表達意見的機會。這和資訊內容的充斥是一體兩面，個人製作的內容豐富了網上世界，既是一種聲音的放大，同時亦是資訊的傳播，供應其他人所能夠享用的素材。當中，最容易被轉換成語言並分享的自然是個人意見和感受，而當這種個人表達被注入了公共性，就開始和傳統的評論變得相似因而被逐漸混淆。故此，就出現了眾聲喧嘩的現象，當聲音佈滿了四周，結果是每個人都要呼喊得聲嘶力竭才能得到別人的注意。鄧小樺的分析說得精妙，現在的評論越趨偏激的原因並不在於這個世代的人不再使用理性作為思考的根據，而是有限的需求催生了嘩眾取寵的手法。當然，若然產出評論的人數增加了，平均質素下降可以說是必然會發生的後果。只是在對此現象作出批評的同時，不能忽視了其對建立一個民主社會所能夠作出的貢獻。狹義的民主可能是作出選舉制度的改變即可達成，但這卻也是一眾反對進行民主制度化的權貴人士所持的理由，印度，泰國，南非等地經常被作為例子以顯示民主制度的不足。仔細看看，卻不難發現除了一個大部分國民皆可參與的選舉制度外，它們往往欠缺了其他實現民主的必要特徵，如廉潔和法治等。其中最重要的則是權力的分散與制衡，而公眾評論則在這裏扮演了一個極其決定性的角色。（待續）Facebook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