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

作者： 信力建   2013年6月22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信孚教育集团赞助的“中外合作办学与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研讨会”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北大教授马万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协理副校长陈焕贤、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席酉民、上海纽约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赵中建、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张亚哲、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主任王烽、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人权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成铭、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总监郑金连等出席会议，除了听取三所合作大学办学的经验教训、发展方向、价值理念外，与会者还就人才培养的观念倾向，“教育主权”和“教育特区”等问题进行了争论。 教育开放是中国的一线曙光 信力建：我们曾经去过西交利物浦，也跟校长进行过交流，花了很长时间，在整个过程里我们感受到他说的是比较真实的，他没有请我们吃饭，就给我们吃盒饭，在吃饭的两个小时里他很细致地给我们介绍了学校情况。在民国的时候，在中国有13所外国的教会大学，这13所教会大学在民国培养了很多人才，这些人才支撑了抗日战争和后续的中国社会，而且这13所大学当时是在国际上都保持着较高的办学水平的。目前中国现在重新看到了这么一个景象，又恢复了中外合作的大学，我觉得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所以我们对中国、对中国的前途要抱有乐观或者是审慎乐观。假如这个过程能够不中断，假以时日中国又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心或者回到世界同步发展的轨迹上，而不是跟国际越走越远， 为什么我们要有教育开放，我个人认为所有知识或者是信息99%都在英语里，汉字或者是汉文所承载的知识、科技或者是信息是非常少的。假如我们不用英文去思考，用英文认识这个世界，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不方便或者是很大的缺陷和遗憾。我认为人类只有一个人类，没有两个人类，也不存在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教育如果能够沿着这种开放的态势发展，是充满着希望的。尤其是西交利物浦只用六年时间就能够创新出自己办学的模式，这个模式对中国大陆有示范效应或者有参考价值。 开放加快教育体制改革 王烽：2012年《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对外教育开放最大的亮点就是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中国国内的成长。中外合作办学有两种，一个是机构，一个是项目，项目大概是1700多，但是作为机构来讲是非常少的，一开始就是三所。传统的看法都认为中外合作办学首先是引进优质资源，其次是把教育的消费让它消费在中国。我们作为研究教育体制改革的，更注重的是它的第三个功能就是促进改革，特别是体制改革。 开辟中国高等教育的特区，这个功能非常明显，刚才我们听了学校的领导的演讲，跟我们常见的公办大学的校长书记他的演讲风格完全不一样，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他们在想事，他们心里有自己个性化的东西，有自己狂热的东西，我们没有，我们公办大学至今没有哪个校长有这样的激情、有自己的东西。为什么在这个环境里长不出来，在那个环境就长得出来？ 我听说有一个老师大夏天去上课，发现教室里的空调没开，结果这个老师扭头就走不上了。后来校长追着这个老师道歉，就因为你没有把我的教学条件给我到位，这是发生在三个中外合作学校里其中一个学校的事情。对于公办大学教师来讲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个学校里怎么样体现出教师的地位，对教师的尊重，怎么体现出对学生的尊重，这是你不管有什么先进的理念，这是搞好教育最基本的东西，公办大学往往做不到这一点。 教育开放能否冲破意识形态禁区？ 张亚哲：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外合作办学和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就能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中国改革永远引进的是技术和工具，但是如果不能引进体制或者是不能开放体制的话，整个引进最后的结果肯定不会是一个好的结果。我再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著名的一句话，所有国际跨境办学最大的驱动力并不是价值观驱动，而是利益驱动，我想这一点每个人都要承认，因为我们不是活在真空的世界里。我举纽约大学为例，我去纽约的时候跟纽约大学的很多教授交流过，纽约大学为什么要加入阿布扎比和上海这两个，全世界资本最集中的地方。原因很简单，要给他的学生培养全球视野设立一个基地和基础，这一点是它的策略和战略，而并不是首先考虑到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如何得到优化和发展。 第二，民国时代所谓教会大学，能培养出民国时代新公共知识分子，是由于中华民国开放性的体系并不拒绝教会大学完全传递它固有的价值观所致，在中国现在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是完全不可能复制。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突破，中外合作办学将慢慢的还是回归于营利性的教育比较好。因此，我个人认为，从总体宏观环境上来讲，所谓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能够引入优质教育就能够带领中国高等教育向良性的方向发展，是历来被证伪，而且将来一定被证明是一个值得挑战的问题，诸位专家和学者应该对此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 信力建：你这个问题太过理想主义，在中国做事情应该有中国的特色，未必要一下子就要触及意识形态，在中国牵扯到意识形态就不用走了。我们暂且可以把很多非意识形态的大学引进中国。当你讲到有灵魂的生活，这是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天主教国家的公有特色，但是有智慧的生活或者有信念的生活未必跟这个有什么距离。西交利物浦并不涉及意识形态，但是在培养一个有正确思维的人，这也是代替的方案。当我们看到三四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时候也不允许外国资本进来，我们不能听罗大佑他们歌的时候，卡拉OK有这样的歌那样的歌不能唱的，现在我们能不能说这是意识形态不能唱呢？我们看电影，西方电影如果得到奥斯卡的大片中国能不能看呢？中国根本不存在任何的意识，也不存在任何的形态，仅仅存在智慧和愚蠢之分。如果我们把问题简化就可以有所作为。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学校合作要有耐心 陈焕贤：就UIC来说，大学之间的合作应该注意这些问题：第一是使命与目标，两个伙伴大学要对他们身份的认同、关系有一个很清晰的决定。还有大家要有共同的目标与投入，对双方合作的关系要非常明白；第二方面是组织策略，在内部我们发现应该有一个组织的策略，比如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很高层的领导把这个合作讲得非常清楚，让校内的同事能够明白；然后设立一个适当的战略性的规划与评估合作的技术。另外激励机制还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合作的回报，就是合作是有收入的，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分配政策。 我校治理结构是实行校董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院长是法人，董事会由十名董事组成，五个人从北师大来，浸会大学有五个人，校董会主席由北师大担任。我们学生的毕业有两个证，一个是教育部发的毕业证，另外一个是香港浸会大学的学位证。 每个大学有自己独立的文化，决策过程各有不同，所以也不要太介意，如果中间发现问题，我们有空间可以解决。最主要的是，我们每个大学现在的资源有限，大学都应该看看研究理论，然后根据自己内部的使命与目标加上具备适当的基础设施的支持来完成我们的计划。 上海纽约大学 文化多元与国际视野 赵中建：上海纽约大学的定位是建成一所世界级、多元文化交融的大学。我们第一届的招生整个情况非常好，学生来自30多个国家，中外学生各占一半；师资队伍也比较特别，有40%的老师全部来自于纽约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联合聘用的40%，另外还有20%是其他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是来自世界各地多元化的学习生活环境，要培养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以及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沟通合作的能力，这一点在全球化的今天显得特别的重要。 为此，我们会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开学时我们就会为每一位学生指定一名学业导师，学生在选定专业后，将选择一名教授作为他的导师。秉承教研相长的大学传统，为学生提供与专业相关的科研机会，增加学生的学习体验。充分利用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的资源，学生将会有一到三个学期在纽约大学在世界各地的教学点选课学习，开拓自己的学习视野。 开放促发展是必由之路，我们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大学的对外开放，经济开放我们从中外合资发展到可以外商独资，中外办学在对外改革方面上能不能再走一步，就是允许外国学校来独资办学，政府做好规定看看哪些是不可以的，在这个框架下允许外国学校直接来办学校。 西交利物浦 管理体系要扁平化 席酉民：由于我们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网络化的社会彻底使得我们很多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教学行为、生活行为等都发生了改变，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就是redefine，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未来的大学？还有就是教育反思。大学由于网络化导致学习行为的改变，我们会发现学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教育，特别是中国的教育，老师把它打碎讲知识点一点点喂。我们现在要转到Golbal citizen，学生在中间，学生是学习的中心，学生是学校的中心，教育的过程要彻底发生改变。 我们认为大师和大楼在教育中间的地位在下降，真正厉害的东西是什么？是你有没有新的教育理念，有没有教育平台把所有资源整合起来，这是一个网络体系更重要，教育文化体系重要，教育平台组织架构更重要。全世界的最好的大学现在依然使用的是上世纪管理学界最推崇的层级化的管理体系，包括国内最有名的大学。所以西交利物浦不满足于办一个学校，我们需要探索，用什么样的管理模式使得效率释放出来，大学的效率释放出来。我们所有老师和学生都会来讨论，系与系之间，专业与专业之间怎么样进行联合，我们叫做专业群。在我们学校不成立学院、学部，系是最高权力机构。系是保证教学过程的秩序，保证学校机构扁平化、网络化、非层级化的根本。 改善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现存的重审批、轻监管的现状 杨成铭：目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一有纲要，二有宪法，三有五个法律，四有两个行政法规，还有一个部门规章，一个规范性文件。总的来说，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和法律环境已经形成。然而，现在本科及本科以上的教育机构审批权都在教育部，工作量非常大，枪毙的也不少，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中外合作办学这一块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给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减轻负担，应该走向适度审批、重监管的轨道上来。具体而言，教育部只保留对于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机构的审批权，对于大量项目的审批权应该下放给省市一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现在已经委托有关学校来掀起进行批准前的准备工作。所以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主管的处室要集中精力做好教育监管工作。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监管工作现在是软肋，2009年虽然出台了中外合作办学教育评估的一个通知，而且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并没有全部铺开，就选了四个省做了实验。去年年底又下发通知要进行评估，但是我看那个通知一下问题出台了，它只是在项目和机构到期之前作为他们自评的一个评估，然后上交，这就是说评估只是事后评估，监管也只是事后监管，所以没有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事前监管，更没有事中监管，在制度上就没有这种安排。这种周期较长、又不注重过程的评估，今后的效果大家是显然可知的，所以要把教育部目前用的大量人力和时间用于审批项目和机构的时间应该改用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事中进行监管，使监管日常化、常态化、制度化。 人才培养要有国家观念 王晓阳：中外合作办学在管理体制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启发，比如它相对比较弱化党委的领导理事会的管理，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梦寐以求的，国内大学想做而做不到的。我们现在强调大学资质、办学自主、学术自由，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外合作办学看起来是比较有希望得到的，所以这种制度的优势是中外合作办学能够给我们国内大学的一个推动和刺激的地方。 我也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是刚才听到西交利物浦和上海纽约大学都提到培养世界公民，世界公民包括国际化和中国需要的人才之间怎么去平衡，西交利物浦最后培养90%都到英国还有别的学校读研究生，是不是成为了预备学校了，当然也有人说清华成了预备学校，可能西交利物浦预备更好了，因为是全英文教学。不是说为发达国家为美国为英国培养人才就叫世界公民？ 第二个问题，它的利益驱动或者是背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支配的，就是你强调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国际范围的流动，然后强调人才的技能，可以被国际大跨国公司所聘用。我们跟发达国家竞争的时候，我们流失了很多的人才，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专注于人才技能培养的话，可能只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支配，我们没有更多强调国家的利益，价值理性方面我们意识的太少了。哪怕中外合作办学也要强调要有中国情怀，为中国社会服务的意识。所以有管理的开放和合作办学是可以支持的，但是不能敞开大门什么样都进来，肯定是不行的。这是我的回应。 人才观念不能太狭隘 马万华：我们不把中外合作办学看的那么简单，也不把它看成猛兽一样冲击我们，我们在引进资源的时候国外也有一些研究，关于发达国家到各个大学，到发展中国家去办分校，它是什么现状。曾经有人说，这些只是泡沫。今天我们引进来并为我们服务，但是西方的研究也在谈这些什么时候能够破灭，早晚是要破灭，这种讨论非常有意义。文化冲突是有的，两种思维模式在管理上就不一样，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完全不一样。想象中我们应该觉得这样做的事情，可是他们却认为应该是那样做的事情，最后讨论的时候发现我们完全想的不一样，还要再讨论那种坚信，这种坚信就表现出来这种文化冲突、管理冲突各个方面。我们应该是利用它的积极因素。虽然都有利益诉求。比如说美国要到中国来开一所大学，当然有他利益诉求，我们也是有利益诉求，如何两者的利益诉求去创造一个共赢的环境，我们如何去共赢。为中国来讲，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确实匮乏。211、985有多少？没有那么多，美国的研究性大学起码有200所，我们211才一百所，针对13亿人有一百所大学够吗？不够用，所以利用优质资源为我们服务是很关键的一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源为我们服务，促进我们整个社会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 另外，我觉得我们的人才观可能要有所改变，我在美国十多年，发现这些没回来的人在那边也传播我们的文化。我曾到芬兰一个北极大学，见到中国人，包括到阿根廷也没有想象会遇到中国人，我发现他们在那边传播中国文化，要说他们不为国服务是不是太狭隘了？30年的发展，中国能够这么快建立影响力，能够忽略他们的成就吗，我觉得忽略不了。我去美国的时候，美国人并不了解我们，他们认为你们都是为了辛劳。后来他们渐渐了解我们，说你们真了不起，本国学生拿博士要十年，你们学人文科学五年六年就拿起来了，你们真是忍辱负重，你们很能吃苦，他们改变了这种观念，靠的是海外的中国人。 解放思想，进一步促进教育的对外开放 杨东平：在一个新的形势下来认识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确会有一些不同的视角，就是刚才前面几位发言已经谈到的，除了规划纲要里提到的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是为了提高中国整体教育水平和国际化的程度。第二方面，要满足社会和公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扭转教育贸易的逆差。比如平时要送出去30多万人，为什么不能让一部分在国内上学呢，这个问题是很真实的，因为教育贸易是WTO里一个很核心的部分，全世界教育国际化都有这一块，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国家利益，让他们人走的更多，有一部分让国内来接受先进的教育。第三方面，规划纲要里也讲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进发展，教育开放对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上我们从经验上很容易认识，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以对外开放来带动的，国有企业自己改是改不好的。只有通过多样化体制性的竞争，才有可能慢慢改变他们的行为。同样中国的公办大学是目前为止计划经济色彩最强烈的公办机构，希望它自我改善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开放了对香港地区的大学招生，清华、北大马上就改变了，通过开放和竞争来促进改革是我们看到最有效甚至唯一管用的方式。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认识今天开放的程度，比如改革开放30年了，8所具有独立法人的高等教育办学机构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如果中国国内有3000多所大学，本科以上的单位将近2000所，如果是10%洋大学的话，会使得高等教育格局完全不同了，会面临真正体制性的竞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促进对外开放。 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教育开放的法制和政策环境，我们现在2003年前后颁布的这些东西很多是完全落后于现实的，而且还不够细化，像外资的引进、区别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办学、关于外职教师的进入，尤其是关于学生权益的保障在现在的管理当中是非常欠缺的。 （根据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1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一艘能装一万人。他13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 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2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生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荷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 五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功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3 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泳池。 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 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 六十年前，南京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不敢返家，跟着人流走，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个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荒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上他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 天气很冷，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个人，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他一个人走，下着小雨，山上猴子野猪叫，他拿着个木棍，披着个蓑衣，都是棕叶做的，腿已经肿得爬满蛆虫了，没有鞋子，拿破布在脚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见五指的晚上，有一个土地庙，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就往边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在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拉着我，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腿就冲，我把你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给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细看他的帽子，是个星星是共产党” 一个礼拜后，伤口流的脓，加上人的温度，救急包都变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壳揭不开，他又遇到一个帽子上有太阳的士兵，用刺刀给他挑开，里面都腐烂了。 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你妈么？ 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4 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 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着我：“你能不能体会我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明天了。”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摇摇头，这次是自言自语“没有明天了。” 他能够生存，是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居然后来一直完整无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想不明白。 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5 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时冒险抱一只轮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了岸，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冲回了金门。 这个逃兵当年并不是军人，他是厦门渔民，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强抓入伍的，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舟山一地带走一万三千人，岱山两万多人口中，带走四千人。明知危险，这个被强征入伍的渔民还是要逃亡，因为他驻岗的地方，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 按照当时台湾《 陸海空軍刑法 》第九十七條，他被判处死刑。 我问高秉涵：“你给这个人下死亡裁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你是他那个位置，你会怎么样？” 他想都没有想，“我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早。” 姓郑的士兵对他讲，希望能够早一点枪毙，“他说早一点枪毙，他说他的灵魂可以去看他妈了” 临刑前，这名逃兵把十几年前买的药交给了高秉涵，希望有一天他能带给自己的母亲，如果不能，就把药装进瓶子里，写上“郑贺氏”漂去海上，也许能够漂到家乡。这些药片已经几乎已成粉末，高秉翰拿着药回到家中，忍不住痛哭流涕。“我变成是一个……我是杀死一个回家探母想妈妈的人的刽子手。” 临刑前，有一个细节，高秉涵从没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每次想起，都内心刺痛难忍 “临枪毙以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肉，准备一盘菜，准备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他说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头，我说把这个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后马上要枪毙了，叫我离开。我说等一下” 他说到这儿，难过得说不出话，用手扶着头。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几秒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还没有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个字使他减少痛苦。” 说到“等一下”，他捂着脸，下颔无声地抖动。平静下来之后，他说两岸开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厦门，想能找到这个逃兵的母亲，替这个逃兵行孝。但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 6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又又不敢“当时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信到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在妈妈旁边，餐桌上放一个碗放一个筷子，留给你，‘春生，不管你活着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再吃一餐吧。’” 妈妈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过的小棉袄。 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唱给我听“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 “你怎么老记得这几句呢？”我问。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寒衣就是代表妈妈是不是？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冲击，冲击着。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 这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说“妈妈”时，是娃娃才有的声调。 7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的只有故土，他说：‘原来蒋介石总说要反攻大陆，后来看着看着没有希望了”，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铁饭碗”，我不明其意，他说：“那个时候怕有战争，我随时会死，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他写了15本日记留给后代，记述他童年印象中的万事万物：白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欢吃的花、隔壁二狗爷家的黑狗，门口槐树上的喜鹊，童年最好的伙伴粪叉子—-之所以叫粪叉子，因为他最爱偷吃桑椹，一脸的蜜汁，风一刮一脸土就糊上了，总有苍蝇围着乌黑的嘴转，被奶奶打得鸡飞狗跳…… 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去往台湾的老乡里，很多没有受教育，没有工作技能，也没有娶妻生子，有几位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点乡土滋味，就这么生存。 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荷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呀何止七壶呀。元朝有一个作曲家，说是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 28年了，在他家冰箱里，还放着那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8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呆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个老人就问，先生你找谁呀，他说“我找高春生”， 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几十年死到外地了” 这时他才认出，说话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问“粪叉子”还在吗，过一会远远看着有人柱着拐棍一点一顿来了，喊“春生哥”，他搂住已经鬓发皆白的童年玩伴，说“粪叉子，我不嫌你臭”，两个老人笑泪交加。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十三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最终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我问：“她当年希望你活下来，后来你已经可以生存了，我觉得母亲对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想她当年一个大家庭的女儿，去农村教书，是希望让黑暗的地方有一点光，那她对我的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不要恨，因为这个大时代不是让我痛哭流涕吗，让我遍体鳞伤吗。那我竟然是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来了，我这一生我要发一点光呀，我要使这个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呀。” 他是同乡会会长，当了律师，年纪最小，老友一个个逝去，死前说“如果反攻大陆成功”，他能把自己骨灰归乡，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的时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没事，真有鬼，他会帮我打”，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他只有四十四公斤体重，一年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的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骨灰四五十坛，日渐无法安置，他就放在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张小床和书桌，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再回到梦里去—-那里是最相亲的人。 9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亲人，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跟他们说话：‘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边上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 我问：“这点念想就那么重要吗？” “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为长孙女取名佑轩，庇佑母亲之意，小孙女取名佑荷，如果还有小孙女出生，想叫佑华，我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有家国的情怀，他说“就等于一个小狗，来了一个新的，里面有电器设备冷气，很漂亮一个狗窝，你放心，到晚上那个狗他要去他原来的狗窝。为什么？他闻闻味道，那个不是他的味道。” 他说“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 10  一期节目从始到终，有无数的事情，让我常想起高先生的话：“不要问值得不值得，价值观的事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只是直觉。我母亲的老花眼镜已经快风化了，值得吗？那是我的宝”。 这个片子的结尾，他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粉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他用手轻轻触着胸针上面的青锈，怕蹭掉。 地下室的侧墙上，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墙上，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连洗都不舍得，怕丢掉一根丝。 他说：‘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因为我现在已经快80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 老范把罗大佑的乡愁四韵放在这里，一声叹息后唱出：‘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愁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如珍宝。 （《归去来兮》，主编范铭，编导郭小龙，策划余阿水 导视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