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使馆

中国的城市烟雾笼罩，空气污染严重，尽管废气的排放规定越来越严格，空气污染依然继续恶化，政府在空气检测数据上耍手腕，民众也不愿放弃汽车，似乎享有新鲜空气只是干部的特权。——这是德国《世界报》 11 月 29 日的报道。 该报道写道，“灰蒙蒙的雾霾现在又来了，因为北京的冬天开始了。中国的首都常常烟雾笼罩，持续数日。潮气与废气密集聚积，吞没了地平线，让人眼睛流泪、呼吸困难。一年之中的好多天，北京都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其它城市如广州或上海也总是消失在灰色的烟雾弥漫之中，……。”文章说，中国 2010 年实施的类似于欧洲汽车尾气四号标准的新规定，明年起适用于卡车，然而“实施新规范不仅需要更好的排气系统，也需要价值更高的燃料，中国的炼油厂也必须投资。”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主席沃尔什认为，“炼油厂迄今未能遵守含硫量极限值，所以新标准对柴油车的实施很有可能会推迟。”报道引述沃尔什的话说，面对汽车数量不断增加，中国最迟在 2015 年必须达到欧 IV 标准，“如不尽快严格规定，到 2020 年废气就会增加一倍。因为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城市，空气污染都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值，进一步上升是相当危险的。 ” 该报认为，“空气污染是中国政府的伤口之一，多年来北京在空气检测数据上耍手腕，政府如今还在和美国大使馆就其在北京大使馆和广州总领馆屋顶上的检测设备争吵，这些设备监测那些中国环保部不予统计的小颗粒。美国大使馆每天通过推特的短讯服务公布结果，一直让中国政府耿耿于怀。“对空气污染负有责任的不仅是圆了个人汽车梦的数百万中国人。尤其是工厂和许多燃煤电站责无旁贷。奥纬咨询公司的班腾里德说， ‘ 要减少中国的碳排放，只有废气排放标准当然是不够的。 ’ 净化空气任务组织是与空气污染作斗争的非政府组织，其亚洲首席代表宋明也说， ‘ 遗憾的是这个新标准没有带来预期效果。新添的汽车太多，主要是煤炭，必须为之规定更严格的极限值。 ’” 报道说，“政府已经多次更严格地规定造纸、服装和化工厂的排污上限。国家通过资助和罚款提高废气减排的积极性。然而立法滞后于经济增长，尽管这个国家今年想比 2010 年减少碳排放 1.5% ，环保部不得不公布的是，头 6 个月的排放就已经超过去年同期的 6% 。民众在与污染作斗争时也没有做到应尽的本份，今年秋天的 ‘ 无汽车日 ’ 名存实亡，在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这个日子使德国的马路空无一车。放弃汽车，似乎没有中国人愿意。中共也是一样，它给许多干部配备公车和司机。然而干部们不该受废气之苦，不久前获知，生产空气净化器的远大科技集团公司为中共在北京的办公室安装了 200 台空气净化器，不用开账单。这个消息在互联网平台 — 新浪微博引来许多愤怒的评论。” “干净的空气是特权，至少眼下如此”，该报说。 该报没有告诉德国读者的是，在中国大陆不仅仅空气是干部的特权，而且一切都是干部的特权。这种特权从“新中国”建立起就存在了。比如中国大陆有毒食品如三鹿奶粉、地沟油、毒蔬菜，近年来广受老百姓诟病但当局就是装聋作哑至少是监管不力，老百姓百思不解因为当官的也要生活，细究之下才知道党国高层早就有特供食品，所以治下的毒食物就能肆意横行。但这“特供”的根源在哪里？在“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那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安部为了保证党的高级干部在饮食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了一个以奶制品、鲜蛋、蔬菜等为主的小型农场，即“香山农场”，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根据 人民网文章《 解密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 – 香山农场专供反季蔬菜 》消息， 早在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共和苏联签订了为期 30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中南海多了两位苏联客人。他们的正式身份是警卫和卫生专家，主要搞医疗保健与食品营养研究。香山农场初建时，一专家对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议。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肉类、奶制品、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并且要有相应科研加工设备，牲畜用房要敞亮通风、讲究卫生、便于清扫。此外，还要有大小不等的硬质道路，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统，绿化隔离带或围墙等等。 1974 年 10 月，原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回忆当年参与筹办香山农场：“那时大家刚从小农经济环境里过来，对办什么新式农场毫无经验。最大的愿望就是养猪炖肉、种粮吃饭。对苏联专家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 香山农场筹办小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的毛泽东意见：人家想搞一流的模范农场，说明他们有学问、有知识，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苏联工业发达，地方大、人口少、好办事，我们比不了。现在弄吃的，也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搞“土”的，以后有条件，再搞“洋”的。在北京市和香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个以荒地、土墩为主体，近 600 亩的农场就这样迅速上马了。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告诉人们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和放射、道路、深井及粪场的方位。如：种青贮玉米 260 亩；青割玉米 15 亩；打籽玉米 10 亩；白薯 110 亩；燕麦、大麦、冬小麦 50   亩；苜蓿（重要牧草） 80 亩、苏丹草 10 亩，蔬菜 40 余亩等等。 时间不长，香山农场基本建成，归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并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这种包括领导、生产、购销为一体的三级管理体制，是十分安全和顺畅的。但是，如何做到既要国家花钱少，又要东西质量好，成了农场一项非常突出的硬任务。在供给制年代，高官们大多在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由公务员打回去，菜肴变化不大。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保证“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人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进入薪给制年代，各家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公派厨师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农场干部想方设法加强田间管理，减少损失。 在较长时期里，高官们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真材实料。各家日常用量较大的豆角、黄瓜、茄子、西红柿、油菜、青笋、尖椒、萝卜之类的蔬菜。加上职工早起、早摘、细心分装、及时送达，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要是赶上哪家高官们孩子多，端上餐桌的肉片烧豆角，蒸茄拌肉末，拍黄瓜段，便是吃得很香的好菜。不久，香山农场东西好、价钱便宜的赞扬声逐渐传开，有的高官如董必武等开始前往视察参观。 赶上农忙时候，香山农场单凭 40 余名在编人员，很难完成任务。警卫局就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一次，颐年堂会议上谈到干部问题时，刘少奇、陈云指出：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年纪轻的几乎都是“三门出身”（即家门、学校门、机关门），走的是一条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不用自己操心就变成了公职人员而且是终身的。舒服倒是舒服，可经不起风吹雨打，容易摔跟斗。就组织干部轮流到农场进行劳动。时隔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中南海居仁堂专门开了厅务会，研究布置干部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及为了便于考核、检查，特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劳动生产办公室名义，印刷了《劳动记工本》，人手一册。内有姓名、日期、劳动项目、劳动时间、记时人签名等详细栏目。当时原则规定，每人每年必须要有 20 天时间，到农场参加劳动生产。 当临时需要的劳动力问题解决后，香山农场的规模便日渐扩大了。向南，与居山农场果园相连；向东、水稻田几乎发展到玉泉山疗养区的大门口。生猪也养多了，还盖了一些搞试验田用的半地下菜房。至 1956 年后，国内安全形式已大为好转，北京市在商品收购、供应、藏储、管理等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有一批精干的专业队伍“供应归口”，香山农场的转向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除稻田和人员外，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为了不影响生产和供应，警卫局事先还专门从部队挑选 20 余名战士，转业到农场熟悉情况，协助相关部门进行交接。尔后，中南海高官们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之后，在原有香山农场的基础上，以部队人员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生产班子，大家习惯叫它“玉泉山农场”。玉泉山管理处的人，开垦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种果树，算是农场副业。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高官们；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 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根据玉泉山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泽东等少数高官们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有一年初夏刚至，天气较热，毛泽东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 9 月才能上市。报告上去，不知什么原因，毛泽东火了，“现在正是摘桔子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我要吃，叫他们去办。” ” 结果还是没有鲜桔子，只好用罐头产品替代，毛泽东自然很不高兴。此后玉泉山农场的人专为毛泽东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特供中的特供”。 今日的中国大陆，官员贪污腐化，生活奢靡，于是有人开始怀念官方宣传的毛泽东时代的所谓“艰苦朴素”。毛左份子吹捧他们的伟大领袖艰苦朴素清廉如水，所引事实无非睡木板床、爱穿旧衣布鞋等等。然而，有评论却认为，这只是其个人的农民生活品味，与艰苦朴素无关。毛泽东是中国帝王式独裁者，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 《多维网》日前发表一篇名为《揭秘：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奢靡生活》的文章，认为官方对毛泽东的宣传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甚至完全相反。文章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们总是对外界称，毛生活艰苦朴素。然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精心挑选的，政治上高度可靠，不会将毛泽东生活方面的真实情况毫无保留的说出来，只是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一些。另外，毛泽东经常将钱物赠予身边工作人员，可谓皇恩浩荡。有一次就给了卫士李银桥 1000 元，这几乎相当于李银桥两年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们更加守口如瓶，只说好听的。 根据管家吴连登的説法，主席的月工资是 404.8 元，江青是 243 元，这个家庭的年收入为 7773.6 元。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讲，毛泽东的工资无疑是全国最高的，至少也只最高者之一。在领导人的夫人中，江青的工资也至少是最高者之一。然而这却不能满足毛泽东的实际需要。 1996 年出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中透露了这一点：该书说，除工资收入外，毛泽东每年还要从稿费中开支近万元，用于补贴生活。可见这个家庭用于生活的开支，每年不低于 15000 元。那时，李银桥的年收入约 600 元，吴连登则更少。 《揭秘：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奢靡生活》一文的作者认为，毛泽东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别人写的；他的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各单位用公款买来发给职工的；稿费源源不断滚滚而来，全国只有他一人，有特权。事实上，他在世时，稿费就是私房钱，由他随意支配，党和人民从未分享过一分钱。在 1950 年代高达 100 万元的稿费，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文章进一步揭秘，毛泽东每年一万多元的生活费，其实仅仅是个表面上的数字，毛泽东在生活上享受的特权，是老百姓所看不见的，不是用多少钱就能量化出来的。比如，管家吴连登说主席吃东西不讲究，厨师做什么就吃什么，从不提出自己想吃什么。但厨师程汝明表示，毛泽东有个习惯，有些他没吃过的菜肴，不管多么有讲究，是名系名菜，你就是烹制得再好，他也不吃，一筷子都不动。程汝明和另一名厨师于存还说，有时毛提出想吃的特别的东西由于厨师不会做，会弄到他们措手不及。 另外，毛泽东喜欢吃的食品，则从全国各地运到他的厨房。如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门空运东方红渔场的活鱼。而想吃武昌鱼的时候，就从武汉空运活武昌鱼。文章描写道，在大饥荒期间，毛泽东曾宣布他要“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了；因此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上，他在一个短时间内是没吃猪肉，却是吃鱼。毛泽东享受的其他特供食品，还包括从香港购买澳大利亚麦片，玉泉山农场生产的大米，“巨山”农场则供应毛喜欢的蔬菜、肉类和牛奶。冬天的蔬菜则是由广东提供。 此外，茶和烟自然也不能少。毛泽东喝的龙井茶，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在每年最适宜的季节，采下来送进北京。而毛泽东抽的特供烟，有“中华”、“熊猫”等牌子，以及四川什邡卷烟厂特供烟生产小组制造的雪茄。由于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什邡烟厂取烟不方便，就从什邡烟厂选中了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成立了“一三二小组”举家迁至北京，在门牌号为 81 号的中南海对门的北京南长街 80 号设立特制烟小组，专门为毛泽东精制“一三二”雪茄。之所以称为“一三二”，是因为雪茄所采用的柳烟和毛烟，型号分别为十三号和二号，均产自新都县独桥河两岸的 200 亩油沙地，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 而毛泽东的厨师班子也是阵容强大，规模曾经达到 4 人，至少有 14 人先后在这里工作过，他们个个都是顶级名家。而毛泽东本人 1960 年代初还一度喜欢吃西餐。在大饥荒最为严峻时，营养专家与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订了西菜，西菜汤菜谱。这份菜谱包括 7 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毛泽东的住所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菊香书屋是一个四合院，四面各有五间房，内有办公室、会客室、卧室、餐厅、门厅，另外还有书房、藏书室等。毛泽东的家人则住菊香书屋旁边的另一个四合院。毛泽东还拥有一个室内私人游泳池，游泳池旁边也有书房、会客室和卧室。私人游泳池的池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保持合适的温度，随时等候他驾临。而在修建这个私人游泳池之前，毛泽东在中南海已经有一个室外游泳池了。 文章还称，毛泽东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五所。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泽东享用。他有一个别墅新建在一个山凹里，面向大海，背后是郁郁葱葱的山，里面被工兵掏空，修建成万无一失的防空洞和隧道。只有极少数中共领导和他们的家属、随从才可以靠近。 韶山“滴水洞”别墅，是在大饥荒饿死很多人的时候花数亿元修建的，当时几亿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濒于饿死的边缘，却需要喊“毛主席大救星万岁万万岁”！然而，毛泽东只在这里住过一次，而有的别墅从未去过。文章说，毛泽东出巡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当时是最先进的移动宫殿——德国进口专列，自带发电机，有空调和全套办公设施和医务室。他出巡时，办公、吃住通常是在专列上，除了开会，很少住地方的宾馆。专列共 12 节车厢，能容纳大批随从。他的一位厨师曾展示过他与随从们合影的照片，竟达 60 人之多。 文章还披露，跳舞是毛泽东的一大嗜好。在延安时，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教会了革命家们跳交际舞，毛泽东很快着迷，于是每周都组织舞会。到中南海后， 1953 年专门成立了中南海文工团，团员从各大军区文艺团体选调，女团员的选调标准包括“面貌清秀、体态端正”。彭德怀对此有意见，认为是“选妃子”。 1958 年撤销了中南海文工团，但每周周末的舞会照常举办， 1960 年改为每周两次，直到文革第二年中南海才取消舞会。 中南海文工团撤销后，毛泽东的舞伴主要来自空政文工团，她们个个端庄秀丽，年龄相当于现在的初中生或高中生，每次舞会由中南海派专车接送，舞会结束后可以享用在外面吃不到的晚餐。舞厅旁边有毛泽东专用休息室，在这里舞伴可以单独聆听领袖教诲。一位名叫陈惠敏女士，是空政文工团演员，初到中南海时 14 岁。另一位来自空政的舞伴刘素媛，初到中南海时 18 岁；这两人都与毛泽东结下了特殊关系。大名鼎鼎的孟锦云也来自空政，初到中南海时 14 岁，后来成了毛泽东的护士，毛泽东外出视察时，地方官员也投其所好举办舞会。在一次舞会上，一位地方官员甚至对一位小演员说：“主席很喜欢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几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发上休息会儿。” 文章又说，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的衣服，面料是黄色美国将校呢，一口气做了四件。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穿的军装，面料有好几种，一口气做了八套。为参加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专门做了几套衣服，面料主要是啥味呢和哔叽呢，样式是根据毛泽东的情况，在中山装基础上作了改动。这种样式毛泽东非常满意，他的标准像就是穿这种衣服照的（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就是标准像）；这种样式的衣服后来被称为“毛式中山服”。毛泽东的所有衣服都是国内顶级大师的作品。在确定衣服尺寸时，大师站只能在距离毛泽东 5 米远处目测，确保领袖的安全不受到威胁。 毛泽东去世后，留下 20 多件睡衣，其中一件补丁甚多，连同一条也打了很多补丁的毛巾被，被确定为他节俭的物证，放在展览馆展出，让人们世代颂扬。文章披露，人们不知道的是睡衣的补丁其实是送到总后被服厂打的，而毛巾被的补丁是送到远在上海的毛巾厂织补的，打补丁的成本远远超过新买。如果给睡衣打很多补丁是节俭，那为什么要买 20 多件睡衣呢？！这不是节俭，世界上许多随心所欲的巨富和极权者，常有这类享乐怪癖。 毛泽东与一般的奢侈的生活不同是，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对挪用国家财产远不如他的人无情惩罚，乃至枪毙。 作家张戎在她的书中写道：“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像他和他的后继者宣传的那样‘艰苦朴素’呢？出现在人前时，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毛都不给人一种骄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欢豪华，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论是金子铸的水龙头还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名画，都与他无缘。然而，他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牺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东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随心所欲地拿取，对国家钱财毫不顾惜。” 文章最后说，毛泽东去世后还在继续奢侈着。他的继任者花巨资，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修了一幢大房子，让他一个人住在里面。他睡的床也非常昂贵，全水晶的。……

有关中国大陆国民生活水平的话题，在国内外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真实的中国大陆人的生活，比邻国印度还要艰难的多，如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可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有人认为中国大陆人现在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欧美差；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持有电脑手机，而中国大陆的旅游团更是世界各地到处都是，所到之处购买力都是最强的。一些海外华人和外国游客也对中国大陆豪华的都市建设，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还有奢华的娱乐服务设施大加赞赏。尤其是最近，一些海外华人和西方人，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看法更存在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因为中国大陆陆目前物价飞涨，连政府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的通货膨胀已经相当严重；但有些人说，中国大陆的物价一点也不贵，在餐馆吃饭才花了十几元；相反中国大陆的发展超出人们想象，到处都建设得非常漂亮；…… 上述观点差距之大难以调和。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哪一种是真实的？！ 著名旅美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说，若要得出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以及它的经济做出一个整体性的判断，不能靠蜻蜓点水的一两个人的观察来做判断。而要从社会调查的角度去分析。科学的调查通常强调，要对整个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都要做普遍的观察，另外观察者本人不能带有先入为主的任何意见。必须把个人的一些偏好剔出了以后问题，才可能获得一些比较客观的结论，否则就可能带有主观的偏见。若从这个角度去看，旅游者或外国人到中国大陆观光光的人，他们的看法通常是不具有代表性的，因为这些看法往往只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点对某一个局部的一点观察，有多大代表性是值得怀疑的。 另一方面，还要考虑调查者或者观察者本人有没有价值倾向性。如果有价值倾向性，比如，这个人有先入为主的认为，中国大陆经济好或者不好，有偏见也会产生对问题观察的一种潜意识的诱导。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外国观察者到中国大陆旅游，他们去的地方基本上是宾馆、酒吧，然后是旅游场所，这些地方通常服务比较好点，设施条件比较完善。如果以为这些地方代表中国大陆，那么这显然是片面的。同样的，中国大陆人回国观察也有这个问题，因为海外回国的大部分来自于城市，又由于他们的很多人的家庭背景是在中国大陆本身属于中上阶层，所以如果他回国接触交往的都是同一阶层的人，那么他得出的结论就可能只不过是这个阶层的观感，也同样不具备代表性。清华大学一个很著名的社会学者叫孙立平，他在几年前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就是以北京为中心，往外走五十公里，我们就能看到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所谓第一世界指的是，北京的象复兴门一带的金融街，还有长安街的办公楼，这里看上去好像是已经达到了现代国家的城市的水准了。建筑豪华、街道整洁，走在街上的人也都西装革履。看起来和西方国家没多大区别。到中关村的时候，情况就又变化了，变成第二世界了。这里既有高科技公司，但是也有大量打工的人，街道就比较乱，人也很杂。如果再往西走十几公里，到北京的石景山区，那么看到的是以首钢原来的工人居住区为主要群体的没落的工人住宅区，环境和 1990 年代没有多大差别；如果再往外走 30 公里，就到了北京西南郊的房山，房山县靠山区的那些村庄，仍然和 1980 年代的农村差不了多少，非常贫困。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只不过是从北京的市中心往外走 50 公里，就已经看到三个世界。那么哪一个代表中国大陆呢？毫无疑问这三块都代表中国大陆，而且都是北京市的范围。很可惜的是，无论是从海外回去的华人，还是西方的旅游者，没有人有兴趣离开城市跑到偏远的乡村去，因为那不是旅游的目标，那是社会调查的任务。但是，恰恰是在这个市中心以外的地区居住着中国大陆 95% 以上的人口。那里的情况才更准确的反映中国大陆的现实。所以，这个时候就提出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谈到他的观感的时候忽悠需要识别。这种观感是来自于什么阶层的观察者，来自于对什么地区的观察，有没有代表性。可以讲，外国旅游者的观察没有代表性。中国大陆人特别是来自中低阶层的老百姓通常不会认同这些外国旅游者对中国大陆的这种盲目的赞扬。原因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大都市旅游区之外的情况。 最近，新浪网采访了四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其中有人往来中国大陆将近 20 年，其中一位德国记者说，西方国家往往强调服务，当他来到中国大陆他才发现中国大陆才是真正的服务型社会，所到之处不仅能享受到各种各样的服务，价格也很便宜，回到德国反而不适应。事实上，世界各国的媒体在北京都派有记者，从这些记者发回本国媒体的报道，对中国大陆的报道好像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的话语。也就是说，为西方媒体工作的记者发回本国的报道并没有这样的观感。这几位记者其实是在替中国大陆官方的喉舌在工作，喉舌的任务本身，就是粉饰太平；这一点所有的中国大陆人都很清楚。所以，新浪网采访的这四个人的看法并不能代表在中国大陆的外国记者的看法。 举两个客观的事情，来做为一个判断的标准。 最近在中国大陆讨论很热烈的关于美国大使馆在北京设立一个空气污染程度监测器。这个监测器监测的结果是，北京市的空气污染程度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经常达到所谓不适合户外活动，甚至达到所谓的相当危险的状态。因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美国大使馆使用的这种其它国家都采用的仪器，它的读数素如果超过 25 － 30 基本上就开始突破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所谓空气正常标准，进入不正常状态了。美国大使馆过去一个多星期，每天、每小时的监测数据监测的空气污染程度达到 300 多。 300 多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就是对人身体体有害了。美国大使馆设置这个设备的目的，是为了用这个设备的数据提醒在北京的外国人，这里的空气状况是什么样，请各位做好自我保护。这是一种在京外国人的服务。当然，中国大陆政府很不喜欢这种服务。因为这各服务数据的提供出了中国大陆政府的洋相。因为中国大陆政府宣称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看待的所谓的有害的环境，在中国大陆政府的标准里头叫做 “ 轻度污染 ” 。但纽约和华盛顿空气，用同样的仪器同样的标准，是基本上在世界卫生组织讲的在 25 个读数上下波动，纽约才属于有轻度污染的城市。但中国大陆超出这个标准 15 倍。对外国人而言，如果他们适应了本国的健康的空气环境，到了北京生活，会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非常享受的环境吗？！所以，如果外国人对中国大陆空气污染没有特殊的不满，美国大使馆也没有必要设置这个仪器了。 此外，在美国大使馆的网站上看到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正好是针对说中国大陆的“服务很好” | 的讽刺。就是说在北京三里屯的一个酒吧，连续接到了美国公民的报告，说受到了中国大陆人的骚扰和羞辱，因此美国大使馆建议在北京的美国人没有事的话不要再去那几个酒吧，同样的希望他们晚上出去的时候尽量的注意安全。这个公告本身实际上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北京并不是一个让外国人感到十分满意的地方。否则，美国大使馆不需要发这样的公告。美国大使馆的公告，并没有特别的针对性，只是客观的叙述事实。这个公告也说明个问题，即有人也许觉得这个酒吧不错，认为这就代表了中国大陆。那么，如果从美国大使馆公布的那几个酒吧情况来看，也同样是中国大陆的一块。所以，无论是哪种酒吧都不能简单的说它能代表整个中国大陆。也至少说明，只看一、两个酒吧，一两个餐馆，一两个饭店，几个旅游场所是看不出中国大陆的整体真相来的。需要去了解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城市、乡村、富裕地区、贫困地区，偏远地区、沿海地区，到这些地方做了随机抽样的调查之后，用客观的标准去衡量，然后才可能得出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对中国大陆的判断。 当然，现在在互联网时代，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看中国大陆上网的年轻一代他们在网上说什么。如果中国大陆人的大部分的观感都是和外国游客和回国观光华人旅游者相似的话，那么在互联网上就应该看到有大批的人对中国大陆今天的现状赞美不已、赞不绝口。但事实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大陆政府现在正在全力以赴管制微博，管制互联网；目的就是要删除所有的批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政府强烈的对互联网的干预，原因就是互联网上存在着大量的对现状不满的言论。这些言论是随机的来自于全国各地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的言论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指标：为什么在西方少数旅游者眼里都看起来十分繁荣发达、又和谐美好的中国大陆，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大陆人天天在互联网上发表他们对现状的不满。 到底谁更了解中国大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城乡各地的人更了解呢还是在旅游区里在外宾居住的宾馆里头、酒吧里头转来转去的外国人更了解中国大陆？人们自己判断。 至于怎么看今天中国大陆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先举一些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这些数据应该说比较权威。 用国家统计局 2007 年公布的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做了个计算，发现 2007 年的时候，全国农村人均每天的消费支出大概相当于 8 块人民币，按当时的物价折合美元大概是 1.1 几美元。这意味着这些人生活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界定的贫困线之下。早在 2005 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范围内的贫困线标准就是每天 1.25 美元。也就是说，到了 2007 年，中国大陆全国农村平均生活水平仍然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之下。一般人都认为世界上的贫困国家、贫困人口都集中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但实际上，最大的贫困人口就在中国大陆。 当看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表明， 8 亿农村人口平均生活水平还在全世界范围内贫困线之下的时候，就大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大陆人口的 60 ％－ 70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点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本身提供的。把这一批农村人口排除，中国大陆城市里大概还有两亿左右的所谓白领；这里包括北京讲的所谓议族，一个月一、两千块钱，租不起房子，要几个人合租一间，生活非常艰苦，到了周末能吃一碗牛肉面改善一下就心满意足。这就是几十万长期在北京耗着，既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又没办法回到农村家乡的大学毕业生。白领中，还包括一些收入不错的白领中的中上阶层。那么，这些白领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按大陆官方宣传的说法，中国大陆早就进入了白领阶层，人数不断扩大，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但是去互联网上去看，中国官媒如“三联生活周刊”“了望周刊”，在过去几年中，有过多次关于大陆城市白领生活情况的调查。虽然这种调查不具有充分的、普遍的代表性，只是选择性的采访了一些人，但从采访和报道当可以看出来，现在白领的青年人，有相当一部分人现在生活压力非常大，即便月薪在万把块钱，很多人也是“月光族”，到月底就花光了。这里面包括很艰难的共住一处房子，然后每天的交通费，上班要在外面吃饭，然后子女的教育费等等。所以当今中国大陆，对很多人来说生活压力很重。尤其是在通货膨胀之后，现在这些人生活水平在下降，很多人已经表示他们不能够再经常去买衣服，很多人要精打细算，甚至到淘宝网上去找一点便宜的东西。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不敢再去吃像样一点的午餐，而且是每天买一个十块钱的盒饭应付，早上吃一、两个包子就拉倒了。从这种情况来看，中国大陆的白领阶层现在生活压力也非常重。不久前还有一个报道，是关于中国大陆一个白领阶层家庭的。如果他们生一个孩子，那么，作为父母他们要为这个孩子准备多少钱；分析的结论是：一个城市的白领家庭，如果现在生一个孩子要把他抚养到大学毕业，这对父母要准备 46 万。也就是说对很多家庭来说，要不吃不喝好多年。对他们来说生活是很艰难的，虽然并不贫困，但是也决不宽裕。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中国大陆 8 亿的普通老百姓生活是很贫困的，白领并不贫困，但生活也并不宽裕。 城市里，另外还有两亿左右的由于下岗、退休的人，现在工资收入水平很低的、或者退休金水平很低的中老年人，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是很艰苦。比如，如果是夫妻两个都是退休的工人，正常退休的话现在一个月也就是一千几百块钱。在目前物价状况下，要存一点钱是很不容易的。另外，中国大陆现在还存在很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叫做啃老族，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他们的子女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愿意找工作而在家里啃老，啃他们的父母。所以，父母虽然只有那么一点微博的退休金，还要供养下一代甚至孙辈。这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历程。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他们看不到未来的。 农村的大部分人口，城市的两亿人口的中低收入家庭，加上寄生在这个家庭里头的啃老族，再加上两亿白领，中国大陆这个社会大部分状况，就基本就曝光了。 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有很多人在博客里或者在微博上每天有大量的言论，这些言论都反映一点，就是大家对现状非常不满。对现状的不满还包含两层，一层是对现在的现状不满，还有一层是对未来的担忧。也就是说，现状已经如此艰难了，未来是不是会更加糟糕，他们今后能不能维持现在的这个生活水平，很多人是非常担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政府拼命的控制互联网根源。 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每天在监控微博，设定了大量的所谓敏感词。这种现象本身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民怨很深。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多数人对现状其实是相当不满的。而这个不满的背后就说明，中国大陆多数老百姓生活状况远不是西方一些媒体和一些旅游者所以为的那样十分美好。 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7 年公布的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分析指出，中国大陆人口的 70 ％生活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他们每天的消费支出还不到世界银行公布的最低贫困线标准，即每天 1.25 美元。但尽管中国大陆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在世界上是很低的，可中国大陆官僚特权们的生活水平却相当高。据 2010 年初大陆官方做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披露：中国大陆厅级以上官员的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 8-25 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 25-85 倍。 但是近些年来，这批官僚特权们开始大量移民海外，根据胡润联合中国大陆银行私人银行发布的《 2011 中国大陆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报告显示，中国大陆 14% 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很多老百姓不解，这些富人有着巨额的财富，过着奢华的、常人无法想象和企及的生活，为什么他们还要纷纷出国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