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先说爱国，这两个字，对一些人而言是热血，对另一些人而言是鸡血，对一些人而言如蜜糖，对另一些人而言如砒霜。回顾这个词语的演化史，自诞生以来，恐怕从未像今天这样莫衷一是，饱受争议。好之者一如既往奉其为金科玉律，恶之者则将其与专制、洗脑等臭名昭著的概念画上了等号。 我以前谈过爱国的四大误区。最严重的误区，莫过于混淆了国家与政府。爱国家不等于爱政府，批判政府，同样是爱国的表现，如托马斯·杰弗逊所云：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或如爱德华·艾比所云：一个爱国者总是时刻准备反对政府、捍卫国家。 为什么说爱国家并不等于爱政府呢，国家与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必须承认，政府是国家的核心，若谓国家是机器，政府便是轴承，许多时候，许多地方，政府都可以代表国家——但是，这不等于说政府就是国家。《国家的常识》的作者迈克尔·罗斯金指出：“有时候，政府可能先于国家出现，比如大陆会议先于并建立了美国。”政府还有可能与国家分离，比如二战期间，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政府，一度处于流亡之中，远离法兰西的土地而存在。 顾炎武辨析“亡国”与“亡天下”：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这里的国家，正对应我们所言的政府，或曰朝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的天下，才是我们所言的国家。这一对照，国家与政府的形象随之泾渭分明。国家的分量，远远重于政府，国家是永恒的存在，政府是流动的存在，就像我们中国，数千年来，生生不息，这中间，经历了多少政府呢。政府的更迭，只道是寻常。 说罢爱国，再说宪政。宪政与国家的关系，与我们的国家观，以及对爱国的认知一样，一直扑朔迷离。这里面，最致命的一个因素，还是没有处理好国家与政府的关系。 传统的宪政观，对小政府的偏爱，常使人误会：宪政主义与一个强大的国家八字不合。的确，小政府这个概念，守夜人这个譬喻，给人的印象，更接近小国寡民，而远离泱泱大国。但是，我说过，小政府与大政府之分，并不能体现宪政之精神，与宪政主义对应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其要点，在于有限，不分大小——大政府同样可以是有限政府。这便避免了我们所担心的误会，即以政府的规模，来推断国家的规模。 重申一下，政府是国家的核心，却不等于国家。不是说，政府权力越大，国家就越强。一个国家的政府类型属于有限政府——或者继续使用传统的概念，小政府——它就一定是小国吗?奉行全能政府(全权政府)的国家，就一定是大国吗?反例实在太多了。美国、英国都是有限政府，朝鲜则是全能政府，其国界孰大孰小，其国力孰强孰弱? 故此，斯蒂芬·霍尔姆斯总结道：“有限政府也许比无限政府更强有力。制约可能是力量之渊源，这并非自相矛盾，而是一种充满悖论的洞见。这一见解是自由主义宪政的核心。人们经常对民主政府无力解决国内或国际的重大问题而沮丧，批评者更倾向于将自由主义的制度，诸如分权制度，视为阻碍解决问题的过时的制度。但是，责备自由主义导致政治无能是一种缺乏历史感的表现。一部自由主义宪法通过限制政府官员的专断权力，可能在适当条件下增加国家解决特定问题以及为了解决共同目标而动员集体资源的能力。” 我只是想提醒，我们恐惧政府权力的扩张，却不必殃及国家。只要是有限政府，国家的大小则在其次。甚至，在弱肉强食的国家环境与地缘政治当中，宪政与大国，生死相依，唇亡齿寒，唯有大国才能捍卫宪政，若是小国，早被强邻蚕食或鲸吞，政府沦为傀儡，国人沦为奴隶，哪有什么宪政可言?

　　若非发生在我的家乡，我可能不会顾及这一新闻。前不久，网上流传一张图片，图中横幅高悬，上书“迎上级领导莅临我校视察指导”（前面应该漏了一个“欢”字），横幅下面跪了七名学生。据媒体调查，此事发生在安徽阜阳市京九实验中学，下跪学生出自八年级2班。至于他们下跪的原由，流言云，以跪姿迎接领导；校方说，因这些学生打架，事后为求老师原谅而主动下跪；知情学生曝光道，这七人，因欺负一位低年级学生，被老师处罚而下跪——比照之下，显然是最后一种说法更可信。 　　话说回来，如果不是流言纷纭，耸人听闻，这一幕未必能成为举国聚焦、热议的新闻，因其实在是寻常。教师处罚犯错的学生，令他们下跪的案例，在今日中国，何止千百？虽舆论时时声讨，政府三令五申，却屡禁不绝。也许在一些老师眼里，体罚学生，并非对教育的反动，反而是教育的重要零件，镶嵌于他们的教学思维当中，怎么可能弃若敝屣。 　　罚跪是体罚的一种。它的盛行，早已逾出学校的领地。不怕读者诸君笑话，兄弟少时顽劣，便常被家长罚跪，睡懒觉要罚跪，迟写作业要罚跪，欺负邻家小妹要罚跪，与抚养我成人的祖母顶嘴要罚跪，大抵可谓“三天不罚，上房揭瓦”。不止我如此，身边的孩子，鲜有不被罚跪的经历：非但在家中跪，甚至跪在街头，跪在讲台，跪在校门口。打折的膝盖与低沉的头颅所组成的惨淡阴影，覆盖了我少年的记忆。我尝怀疑，是不是吾乡——阜阳市颍上县——有此源远流长的风俗呢，抑或乡民的膝盖更容易弯曲？ 　　后来我才知道，甘于下跪，不仅是吾乡的风俗，更是吾国的传统。千百年来，吾国吾民，为感恩而下跪，为忠孝而下跪，为祈祷而下跪，为屈服而下跪。有些下跪，不是没有道理，譬如由于敬畏，由于情感的刺激；有些下跪，则不啻是一种屈辱的表达与卑贱的象征，譬如古代的法庭之上，当事人向审判者下跪，与执行死刑之时，死刑犯跪地受戮——这些陋俗，不但戕害了当事人的人格，还导致国人的权力观、平等观等，从源头便开始扭曲。 　　可以姜文导演的电影《让子弹飞》为例。卖凉粉的小贩冲撞了南国一霸黄四郎府上的团练教头武智冲，二人纠纷，闹上鹅城县衙，小贩先跪，武教头不跪，反冲假县长张麻子叫嚷：“老子是光绪三十一年皇上钦点的武举人，论官职，比你官大，你应该给老子跪下！”——这里清晰呈现了权力对膝盖的主宰：民跪官，小官跪大官。不曾想，张麻子掏出的不是官印，而是手枪，枪口之下，武教头迅速跪下了——这同样表现为对权力的屈服，且此处的权力，色彩愈加鲜明：谁能生杀予夺，谁就是高高在上的权力者，手枪面前，官阶一文不值，军权面前，政权沦为橡皮泥。 　　审判结束，张麻子高举手枪，去驱散围观的民众。民众一见他，便下跪高呼“青天大老爷”，张麻子朝天开了一枪，喝道：“起来！不准跪！皇上都没了，没人值得你们跪！”待这帮人站起身来，张麻子说他来鹅城只办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民众一听，无限感动，再次跪倒高呼“青天大老爷”。张麻子只得再放一枪，再喝一声：“站起来！不准跪！” 　　这一幕我至少看过十遍，实在意味深长。权力者用手枪号令民众不许下跪，然而民众站起来，却是基于对权力的遵从，而非自身的觉醒。换言之，他们不是主动站起来，而是被动站起来；他们的膝盖挺直了，精神却匍匐如故。悖论由此而生：强迫臣民站起来，强迫奴隶成为自由人，这本身便是一种奴役行为，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电影哪有现实残酷呢。张麻子们的枪声，响彻了二十世纪，并未唤醒几多国人的膝盖，遑论精神。而今，对权力下跪的人与逼迫无权者下跪的人，依旧如恒河沙数。下跪的景观，布满了倾斜的视界。学生下跪，小贩下跪，上访者下跪；因受罚而下跪，因伸冤而下跪，因叩谢权力者的宠幸而下跪……中国盛产的不是贵族，而是“跪族”。 　　回头说那七名学生，不管是自愿下跪，还是被责令下跪，他们的确跪下了；这一跪所折射的奴性，不管是自发，还是教育的恩赐，的确是一种奴性。反观我们身边，何尝不是“奴”性横行呢，尤其是房奴，你能说他们只是房屋与银行的奴隶吗？有人总结，中国的普罗，当可分作两种人：想做房奴而不得的人，与暂时做稳了房奴的人。这与鲁迅先生以奴隶为界论中国古代一样令人警醒。 　　1949年后，中国人民的站起来，更多是物质的站立，而非精神的站立。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下跪的国度：商人流行“跪着挣钱”，律师流行“跪下去辩护”（吾友张培鸿律师曾主张“蹲下来、但直着腰的辩护”，落实起来却无比艰难），学生对教育制度下跪，民众对权力者下跪，小权力者对大权力者下跪…… 　　欲打破这一困境，不仅要给国人的膝盖补钙，更得给他们的精神补钙；不仅要使他们的物质自足，更要使他们的精神自立。质言之，他们不仅要自由，更要独立——空有自由而不能独立，终究还是奴隶。 　　只有当民众见到张麻子们，不再一口一个“青天大老爷”，不再主动卑躬屈膝，他们才真正站了起来。只有当一国的民众不再对强权屈身，不再对邪恶俯首，这个国家才真正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