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

　　 中华文明被称为乡土文明,传统乡土之所以文明，是因为它曾经是儒家文化的沃土，私塾、祠堂、宗族、家谱、家庙、家训、家礼和各种形式的祭祀礼仪，构成了传承数千年之久的乡土文化体系，培育了传统乡村忠孝仁厚的风俗，成为中华文明生命活力经久不息的源泉。但是，从几何起，礼义廉耻成了封建糟粕，经过又一次人为的摧残破坏,儒家在孕育它的乡村被连根拔起，一切教化体系荡然无存。与儒学的幽魂化相伴随的是乡村文化生态的荒漠化，许多农村人比过去富了，但是不孝敬老人的现象却明显多了；和睦敦厚的邻里风气淡了，各种刑事案件却不断上升。过去，一户人家出了一个囚犯，全家人都抬不起头来，有的家庭或者从此从村庄消失，闯关东去了。现在，刑满释放者却往往有一种英雄般的感觉。对错、是非、美丑观念已经颠倒，维系着数千年乡村自治的道德底线正在垮塌，乡村仿佛被现代文明和传统道德同时抛弃。年轻人想方设法离开这里到都市寻找乐土。但是，农民工的身份使他们很难融入城市。数亿农民工游离余城乡之间，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严峻的现实终于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新农村建设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重建被破坏的乡村文化生态，重塑那里的人生价值和教化体系，才是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一个没有了价值和信仰的乡村是不会和美的，更不可能完成现代转型。 　　 那么，乡村文明如何重建？尼山圣源书院的一些学者们决心从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开始探索。尼山圣源书院是北京和山东的一些学者们在泗水县委县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书院位于尼山脚下，离孔子诞生的夫子洞只有八百米。书院被北东野村、夫子洞村、周庄等村庄环抱，鸡犬之声相闻，沉浸在浓郁的乡土氛围之中。经过调查发现，夫子洞周围的乡亲们口里挂着的仍然是”孔老二”，许多老人说起他来还心有余悸。十年动乱期间，这里是批林批孔运动的重灾区，甚至夫子洞村本身在文革期间也被一度被勒令改名。夫子洞村八十八岁的冯大爷依然记得尼山孔子家庙中在被砸毁巨大孔子铜像。当年尼山顶上有五颗二千余年的柏树，排成一个凤凰的模样，当地人称”五老凤”，夫子洞前面有二十四颗千年古柏，尼山山陂上也布满了几个人才能搂过来的松柏，它们统统于大炼钢铁以后被砍伐一光，剩下光秃秃的尼山，尴尬地迎来了2012年度的”儒家伦理与生态文明全球研讨会”，在她的脚下盛大开幕。 　　 从孝道开始。在一片历史的废墟上，重建乡村儒学从哪里开始呢？我们决定从孝道开始，因为村里老人们的处境普遍不佳。村里老人住的房子是最差的，被称为老人房。村支书说，如果老人还能下地干活，境况还过得去，一旦失去劳动能力，就会被看成是家庭包袱，其境况可想而知。有的人连每年一百元钱的赡养费也不不给老人。甚至村里一些先富起来人的老父老母也处境惨淡，有人家中富裕却不愿意给自己的老父亲缴纳每年几十块钱的医疗合作基金。孔子曾经感叹有些人把养老人与养牲口看成一回事，但是，一旦拜金主义在大脑里占了上风，人们就会宁愿养牲口而不养老人。有一个八十二岁的老大爷，因为没有儿女，过继了同姓一个侄子，这个过继的儿子对老人一毛不拔，不但如此，村里给老人每月三百元的低保生活费，他大部分据为己有，每月只给老人四十元，果真是阎王不嫌鬼瘦。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从孝道教育开始，结果两场孝道课下来，村民反映热烈，第一次讲座就有几个老人落泪，他们回到家里还伤心不已，那肯定是老人在家里受委屈了。有些中年妇女抱着孩子来听孝道，村民反映，她们有的在家里可是经常甩脸色给老人看的。可是，这些不孝敬公婆的媳妇竟然也抱着孩子来听孝道了，因为她们心里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会孝顺自己，这就是儒家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孔子的教诲是发自人心又合乎人性的。她们现在不孝敬，但是，只要坚持听下去，谁能保证她们没有幡然醒悟的一天？ 　　 来听课的孩子们有一道家庭作业,就是每天要帮助长辈做一件事，孩子们成绩颇为可观，有的饭前给爷爷奶奶搬凳子，有的给爷爷奶奶叠被子，一年级小朋友庞传奇的奶奶有腿疾，他年龄小还不会叠被子，就每天给奶奶端便盆。孩子们们的心中已经播下了孝的种子。 　　 祖孙同学《弟子规》。《弟子规》是晚清秀才李毓修编写的一本蒙学教材，在近年来的传统文化热中备受重视。有人依然对于这本一千零八十字的小册子心怀芥蒂，以为它在宣传封建糟粕，也有人褒《论语》而贬《弟子规》。其实，《弟子规》本来就是根据《论语》中的一段话而写，主要教小孩子孝道和人生礼仪，比如”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以及”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之类。虽然不能说其中的每一句话都适用于今天，但其中大部分内容依然是孩子们必不可少的人生修养。然而，国学教育已经中断了一百年之久，这些基本的人生礼仪在孔夫子的老家同样也成了绝学。通过讲课，乡亲们对《弟子规》的人生道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八十二岁的庞德贞老人心脏不好，但他坚持每次都来听讲。他从没有上过学，但靠自学识了几十个字，却坚持将弟子规的开头一段背了下来。七十八岁的孔令英大娘用了大半年时间才将《弟子规》”入则孝”部分背过，问她问什么能够背过，这位不识字的老人说，听了老师讲的人生道理，心里感到很舒服。不少老人带着孙子孙女来听。有的老人拿了自己的还要再拿几本送给在城里读中学的孙子孙女。《弟子规》，这本传统蒙学教材，是教孩子如何孝敬尊重长辈的，现在，他却成了孙子和爷爷们共同使用的教材，这是在为一个时代补课。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知识是在幼儿园学来的，《弟子规》就属于这一类知识。那些是最基本的人生礼仪与修养，是培养君子风范的温床，它们不但与现代社会不相矛盾，甚至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必不可少的素养。东南亚和港澳台的华人大多比大陆人富裕，可是那里没有富二代，既使富家子弟也彬彬有礼，那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那里没搞文革，传统在那里没有断裂。 　　 学习《弟子规》半年后，为了检验学习成绩，组织了一次村民有奖背诵比赛，村民们参与的热情超出预料。那是去年八月一个礼拜天上午，村民们纷纷放下锄头来到书院，二百多人的教室已经座无虚席，还不断有人陆续走进来，晚到者只有站着的份了。比赛分为老年组、中年组和少年组，参加者从四岁的孩子道八十五岁的老人。因为青年人多外出打工，没有设立青年组。结果三个组背诵之后，一对刚结婚不久的青年夫妇主动要求上台合背《弟子规》，原来他们两个也多次前来听讲，早已将《弟子规》全文背过了。这对恩爱小夫妻流畅的背诵引起了乡亲们的阵阵掌声，也点燃了大家的热情，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要求上台背诵，使得整个比赛结束时间一再推迟。 　　 在颁发学习积极分子奖时，发生了一个意外插曲。主持人念了五个积极分子的名字，结果走上来六个人领奖，原来村里两个大娘的名字重复，因为教室里挤满了人，加以奖品足够有余，在有些混乱的热闹中便将五个发成了六个。可是，活动结束之后，村民不干了，纷纷质问她怎么也成了模范？并要求将奖品收回。原来，这两位重名的大娘，一位确实是孝道模范，另一位则碰巧是不孝的模范，后者不但不赡养公婆，甚至连自己的公爹去世都不出来送殡，在村里知名度很高。学者们经过商量，最终没有将错发的奖品收回，希望这个错发的奖品能够歪打正着，敲开一个曾经不孝的媳妇的心灵。 　　 知行合一的礼仪教育。中华文明号称礼乐文明，此外，还没有任何其他民族曾经获得的过此一殊荣。可是，由于过去连礼仪也成了革命对象，终于造成了今天礼崩乐坏的现实。一些国人已经有钱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也获得了向异国他乡人证明了自己的何等无礼的机会。曾经的礼仪之邦因此而陷入尴尬，如何摆脱尴尬，得有点孔子所说”知耻近乎勇”的勇气，更需要闻过则喜力行精神。 　　 于是，乡村儒学建设在开展《弟子规》教育的同时引入礼仪教育，请礼仪专家来给老百姓讲授和演示一些儒家礼仪，比如成童礼、开笔礼、冠礼、婚礼、射礼、释奠礼等等，并在课堂上教导乡亲们行礼如仪，给孔子和讲课的老师行拜师礼，青少年还要给在座的长辈们行敬长礼。孔子故里的礼让之风就在这些生活化的礼仪熏陶之中逐渐归来。 　　 小小国乐团。豪情万丈的李白曾经高唱：”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他所说的”大雅”，就是古代的雅乐。礼乐文明少不了乐，尤其是少不了雅乐，古人说得好：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为此，讲堂请来了志愿者给村民教唱”跪羊图”等孝道歌曲，并录制了一些优美的歌曲定期在村里播放，从此，尼山脚下便再度响起了感人的乐声，令人回想起孔夫子二千五百年前在这里弦歌不绝的往事。为了使得乐教经常化，从常来听国学的孩子中挑选了二十几小学生组成了一个小小国乐团，当老师问到该由谁出任这个小国乐队的召集人时，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喊出了一个同学的名字–冯毅芝，她是东野村的四年级学生，是第一个获得背诵《弟子规》奖励的同学。从此，孩子们每周末都到书院里学唱歌曲，并经常在国学课堂上为村民演唱。君子之风的种子已然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也必将伴随着他们优美和稚气的歌声传遍四方。 　　 重建乡村教化体系。尼山乡村儒学建设的推动力量是一个默默奉献的学者义工群体，他们包括牟钟鉴、王殿卿、刘示范、张践、颜炳罡、赵法生、陈洪夫等，他们深入到农民中间弘扬儒学，不但分文不取，而且自费为村民印制课本和发放奖品，是因为他们情系乡土，意在重建乡村的儒学教化体系。传统宗法社会中的基层儒学组织基本上是以家族为基础，鉴于宗族组织已经基本被扫除干净，乡村也被急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纳入到全国乃至于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乡村儒学也应当建立与之相应的新的传播形式，此种形式不但不同于辛亥革命以前，也不同于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因为那时的乡村，传统宗法组织处于解体之中而基本功能犹存。学者们依托书院探索建立专业性的乡村儒学推广组织，每月中与月末定期给开设两次乡村儒学课堂，即使农忙时节也不间断。招聘义工作为传播儒学的骨干队伍，发起乡村儒学建设基金以解决资金问题。为了调动村民的学习积极性，将村民分成学习小组，开展不同小组之间的学习竞赛。他们还计划组建新乡约以解决乡村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问题。为了配合儒学教育，在村里设立了传统文化宣传栏，墙壁上写上了修身齐家的格言。村里的大喇叭每天都播放《弟子规》与音乐光盘，使整个村子浸透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之中。为了改善老年人生活处境，试点办起了老年互助社，并给生活困难的老人发放生活补助。此外，乡村儒学讲堂还针对当地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病人不断增多的现实，从省城济南请来专家义务讲解防止三高知识并现场义诊，又请来教育专家为家长讲解如何在现代社会教育好孩子。新建的乡村儒学传播组织必须是内生性、自发性、开放性和制度化的，它将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道德文化支持。 　　 乡村儒学摧开文明之花。春夏秋冬接踵而至，一年的时间匆匆而过。参加听课的村民也逐渐增多，从开始的数十人到一两百人，范围也从一个村子逐渐辐射到周围几个村子，不少人是听到亲戚的介绍后主动来听的。两个腿脚不好的老年人经常拄着拐杖参加听讲，那个眼睛快要失明的老乡每次都摸索着来到教室，并且跟着老师大声唱起孝道歌曲。有一次讲座期间，恰逢牟宗三先生弟子、台湾佛光大学谢大宁教授来到书院，眼前的情景使他感动地热泪盈眶，说自己仿佛看到了阳明后学儒学会讲的盛况再现。一年来的学习完全改变了村子的风气，原先婆媳纷争是村里的家常便饭，有的媳妇公开在大街上骂公婆甚至打婆婆耳光，这样的现象现在已经没有了，代之而起的孝敬老人的风气。酒后骂街曾是村子的一大风景，开展儒学教育以后，乡亲们发现这一奇特风景不知不觉消失了。以邻为壑乱倒垃圾的少了，人们宁愿往前走几步将垃圾倒进坑里。村里孝亲模范越来越多，东野村61岁的孔庆珍下地劳动时不慎把腰摔伤了，住院期间儿媳妇一直伺候在床前，端屎端尿，病友们都以为是她的闺女。她刚出院就坚持来听《弟子规》，因为走动不便，儿媳妇就蹬着小车将婆婆送过来。村民庞令英有个82岁的叔叔，是个孤寡老人，老人的衣食住行全靠她照顾，秋后她就给叔叔买好了保暖内衣，冬天叔叔的心脏病犯了，她又陪老人到县医院治病＠先怂担?艺飧鲋杜?惹着??骨住３?思彝ズ托持?猓??宋?忠苍诔晌?迕竦男路缟小?014年1月3日上午，一位美籍华人教授向村民冯宝清打听去小河集的路怎么走，原来这位教授是到尼山圣源书院开会的，他想看看中国乡村集市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乡下没有出租车或公交，冯宝金主动用自己的三轮车将他送到5公里外的集市，并且按照约好的时间又去将他接了回来。教授拿出钱给他，这位村民分文不收，因为他也是乡村儒学的热心听众。教授十分感激，逢人便说孔子老家的人好。2014年大年初一,东野村一位老太太走进支部书记庞德海家里，说：”你们到底办的是什么培训班？我儿媳妇以前总朝我瞪眼，连该给的口粮都不给我。今年大年三十她请我到家里过年，摆上了酒菜还包了饺子。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为表彰先进，书院于2014年1月5日进行了东野村慈爱公婆、孝心媳妇与和谐家庭评比发奖，共有五个家庭和十八名村民受到表彰，村民们戴着大红花上台领奖，灿烂的笑容在脸上绽放，他们是乡下人的榜样，也是乡村儒学建设一年来的初步成果。 　　 一年的乡村儒学建设使乡亲们感到，他们正在与一个曾经失落的文明重新对接，而他们生活的乡土正是这一伟大文明的发祥地。从东野村抬头望去，巍峨的尼山横亘目前，沂河从它的山脚下静静流过。当年，夫子在这里登山临水，发出”逝者如斯”人生感叹，孔子当年的观景台遗址依然还在，可是沂河之水从那一声动人的感叹以来又流淌了二千五百多年。老子说过：”天道好还”，孔子回来了，回到了他的老家，回到了他的诞生地，他曾经从这里出发周游列国，进而走向世界。但这次回来的，不是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被歪曲的孔子，而是先秦时期那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圣贤孔子。乡村儒学建设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要让孔子穿越时空走进现代。这位两千五百余岁的历史老人，近代以来曾经被当作了现代化的绊脚石，但是，东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终于证明孔子的道德思想并不必然与现代化相抵触，在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中，它会成为弥足珍贵的道德资源。优秀儒家文化与民主法治的有机结合，将不但是孔子的重光，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凤凰涅槃。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727.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论天人之际》代序 　　 《论天人之际》（以下简称“本书”）是关于中国思想起源的一部专题研究。出于对比较文化史的观察角度的重视，我在本书中特别借用了“轴心突破”作为分析的概念。 　　 我认为只有在其它古文化——特别是西方——的对照之下，中国轴心突破的文化特色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我对于这一论题早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十年来始终未断，不过没有机会展开较为全面的研究而已。 　　 一九七七年我撰写《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收在我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论，联经，一九八〇》，其中第四节题作“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即是本书整体构想的发端。但“哲学的突破”在本书中已一律改作“轴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变化？这是我必须首先交代的问题。 　　 如所周知，有关“轴心时代”、“轴心突破”一套说法，是雅斯培（Karl Jaspers，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一书中正式提出的。（德文原本成书于1949年）但在一九七五年以前，他的“轴心”概念尚未普遍流行。 　　 我在上述专论中虽提及他的“轴心时代”（按：文中译为“枢纽时代”），然而所知不深，以致轻易放过。当时我所用“哲学的突破”一词则借自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见于他为英译本韦伯《宗教社会学》（Max Weber，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1964）所写的“引论”（Introduction）及其它相关论文。 　　 帕氏“哲学的突破”是针对下面的现象而发：在公元前第一个千纪（the first millennium B.C.）之内，“哲学的突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分别发生在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人对于宇宙、人生……的体认和思维都跳上了一个新的层次。事实上，这便是“轴心时代”与“轴心突破”说的一个提要。 　　 帕森斯大概认为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因此并无一字提及雅斯培及其理论。我当时一方面以为“哲学的突破”出于韦伯有关古代世界宗教研究的创获，另一方面又感觉这一概念正可解释中国思想的起源，所以便毫不迟疑地采用了。 　　 但一九八〇年代以后，由于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Shmuel Noah Eisenstadt，1923-2010）和他的朋友们的大力推动，“轴心文明”（“Axial civilization”）引起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界的广泛研讨，其风至今未衰。最近宗教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N.

作者： 信力建   1、【南评晚钟】继排队买庆丰包子，各地又现新作：宁夏扫雪铲冰，江西排队打饭吃食堂。后包子时代亲民风景不断，只是，若单纯模仿，则难免显得山寨，而且多少让人感觉诚意不足。其实，官员们亲民可以多一些创意，并不是每一个领导吃包子都能吃出亲民范，吃包子不如吃“螃蟹”，比如主动公开个人财产。 2、世界卫生组织说，2012年全球癌症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出现惊人的增长，中国首当其冲。就肝癌、食道癌、胃癌和肺癌这四种恶性肿瘤而言，中国的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同样最多。报告说，中国新诊断癌症病例为307万，占全球总数的21.8%。癌症死亡人数约220万，占到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的26.9%。 3、【美一组织拟发射百颗迷你卫星向全世界提供免费WiFi】MDIF计划，在2015年6月前，向近地轨道发射数百颗迷你卫星，这些卫星面向地球持续释放无线网络信号，覆盖世界各地，使用任何电子终端都能连接上无线网。 4、朝鲜和韩国在南北关系暂时缓和之际，宣布继续联合编篡朝语大词典，缩小双方文化差异。汉城的韩联社报道说，这部字典将包括南北双方分别使用的地方语言。这一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开始于2005年，但每次朝韩关系一紧张，这项工作就中断。朝鲜和韩国均使用朝鲜语或韩语字母，而双方的语言却产生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因为韩语中包括了其他文化融入韩国后的字词；而朝鲜却因为相对孤立，朝语中外来文化相对影响不多。 5、香港《南华早报》2月7日报道，原题：内地巨富们如何压垮加拿大移民计划　《南华早报》独家调查揭露，成千上万的中国百万富翁如何取道香港，获得加投资移民资格。这股中国内地富人移民潮已迫使加拿大政府暂停受理投资移民计划，以清理早前积压的申请。此前加拿大的政策是，申请人须拥有至少160万加币的净资产，并向政府提供80万加币的无息贷款，为期5年，即可移民。该政策一直饱受批评，被称作允许富人买路移民到加拿大，对加经济并无多少长远助益。 6、社科院近期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呈上升趋势，其中，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水平已达2.09万元，新农保为859.15元，两者相差24倍之多。 7、北京奥申委副主任，北京副市长杨晓超在索契冬奥会的一次新闻会上表示，北京和张家口完全具备办好2022年冬奥会的愿望、条件、能力及经验。中国奥委会去年11月正式提名北京和张家口联手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如果成功，北京将成为举办夏冬两季奥运的首个城市。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成功的希望不是很大。因为普遍认为国际奥委会不会愿意连续把三届奥运都交给亚洲城市。 8、越战结束40年之后，美国快餐连锁店麦当劳进军越南。越南总理阮晋勇的女婿阮宝黄是越方合伙人。不过，与西方其它主要品牌连锁餐饮店相比，麦当劳进入越南已经迟了一步。星巴克，赛百味，必胜客都已经在越南开张。 9、台湾总统府周五（7日） 宣布，驻美代表金溥聪接任国安会秘书长职务，现任秘书长袁健生将转任总统府资政，驻美代表一职将由外交部安排资深外交官驻派。府方人士说明，总统马英九这项安排布局，是在追求区域和平繁荣的大目标下，因应美经贸关系、两岸关系、与国防体制的新变化，所提出的通盘考虑。 10、《读卖新闻》称，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接到中方救援请求后派出3艘巡逻船赶往事故现场，但当天晚上，中方称重伤者将会得到附近的中国渔船救助，故取消了上述请求，日方巡逻船因此中途折返。据悉，重伤者已于7日晚被中国船接走。 11、据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杂志网站报道，安倍说：对我们来说，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此外，让我明确地说明一点，事实上两国绝不能发生冲突。我们不可以让冲突发生。尽管中国措辞强硬，“我认为中国领导人也这么想”。 12、韩国总统朴槿惠呼吁朝鲜不要取消其主办战争离散家庭团聚活动的协议。朴槿惠总统周五在首尔在一个防务会议上说，朝鲜不应该再次伤害离散家庭。双方去年曾同意恢复离散家庭会面，但朝鲜在最后一刻退出，理由是它所说的南方的“敌意”。 13、日前，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宣布，H7N9疫苗研制成功。目前疫苗即将完成体外测试，预计最快下月最终完成抗体筛选，正式进入临床试验，未来将在活禽和养殖场工作人员、家庭主妇等高危人群中推广接种。 14、2014年，三四线城市将面临比2013年更大的风险，一些房企正逐步撤离三四线城市。在供应库存的压力下，崩盘的案例将会增加。专家表示，不少大型开发商从三四线城市撤离。投资房地产资金撤出，不仅会导致房价下跌，也可能使部分城市出现烂尾楼。（中国证券报） 15、【湖南官员谈过年：偷发万元奖金 过年不能太寒酸】郴州永兴县一名干部透露，县里规定年终奖不得超过2600元。“我们单位对外称是发2400元，实际上也偷偷发了万把块钱。”这名干部诉苦道，现在物价上涨，每月工资只有两千多，“过个年也不能太寒酸吧，要不哪个有心思做事？”（潇湘晨报） 16、 “搬进新大楼没到一个月又搬了出来，这不是瞎折腾吗！”近日，盐城市亭湖区盐东镇居民向现代快报反映，因为违规超标建设办公大楼一事，该镇党委书记和镇长被纪委调查了。昨天，现代快报记者从盐城市纪委获悉，目前，盐城市纪委与审计部门已组成调查组介入，对当事的党委书记和镇长进行停职调查。 17、昨日，某网房产数据中心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月广州一手住宅全市网签量价同环比齐跌，十区二市网签5482套，环比降15.5%，同比腰斩，均价12527元/平方米，同比跌9.7%。 “穗六条”的影响开始显现，加之春节假期的到来，市场热度回落明显，全市推新货楼盘数量大减，成为网签量大降的重要原因。 18、【2月9日·历史上的今天】前600年02月09日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诞辰；前140年02月09日 汉朝名将霍去病出生；1916年02月09日 中国足球队首次出国比赛；1921年02月09日 蒙古活佛宣布外蒙独立；1982年02月09日 中央要求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19、圈内盛传，新赛季的中超联赛已被一家“大到不能倒”的非国有集团公司以1.5亿元人民币成功冠名，国内符合条件的就是中国平安了。据悉，中国平安是在击败了一家实力强劲的车企后，取得中超冠名权的。不过，中国平安方面尚未证实上述传闻。 20、文革缩影：厕所里发现一块毛语录牌，这可是反革命大罪，调查最后把犯人锁定在医生谢志向11岁儿子身上，革命群众决定把他们一家五口处死。在强奸了谢美貌的女儿之后，他们一家五口被捆绑到山上，中间放一个炸药包。轰然一声响，五人全部被炸飞。革命群众叫这个是：“天女散花”。（谭合成《血的神话》） 21、【你，为什么一事无成】因为你随波逐流，不思上进，死爱面子；因为你畏惧父母、没有主张，不敢自己做决定；因为你天生脆弱，只想按班就部地工作；因为你想做无本生意，等天上掉陷饼。你总抱怨没有机遇，机遇来时你又抓不住，因为你不会抓！简单的话，值得深思的道理。（人民日报） 22、冯骥才：我们每一分钟，文化遗产都在消亡，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灵魂消亡，民族就消亡了。

　　 前不久去世的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H.科斯，于2008年7月评论中国市场转型时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作为参与这种奋斗的一个努力，他为中国经济改革写了一本专着：《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美国《时代周刊》2008年12月10日发表文章说，邓小平主演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传奇故事，”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仅属于中国。”科斯写这本书，显然是想找出这个故事成功的背后逻辑。 　　 他找到了吗？至少摸到了”边缘”。 　　 一、”边缘革命”与休克主义 　　 在科斯看来，中国市场化改革成功的主要秘诀，是上下互动，或者说政府与”草根”互动，推动”边缘革命”发生。对”边缘革命”，作者没有下正式定义，只是给出如下表述：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最为重要的发展并不发生在其中心，而是在它的边缘，在受国家控制最弱的地方。真正的改革先锋不是拥有各种特权并被奉为社会主义’掌上明珠’的国营企业，而是那些落后的、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游离在政府机构和中央计划之外，在现有体制下饱受歧视。尽管如此，正是这些处在中国社会主义边缘的经济力量成就了一系列变革，将私营企业重新带回到经济体制中，为日后的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在这一系列’边缘革命’的带动之下，中国逐渐步入了现代市场经济。” 　　 他所说的”一系列’边缘革命'”，是指4大”边缘力量”发动的”革命”-1，家庭联产承包，就是单干（安徽），2，乡镇企业（江苏），3，个体经济（浙江），4，经济特区（广东）。这些草根发动的经济试验为什么会被容忍呢？科斯的解释是，它们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地带，政府认为很难对社会主义政权产生直接政治影响。 　　 虽然没有明说，这个分析的参照系，显然是苏联变革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也称”休克主义”，被《休克主义》一书作者（加拿大女作家娜奥米.克莱恩）定义为这样一种经济变革模式：利用最初的灾难-政变，恐怖攻击，市场崩溃，战争，海啸，飓风-使全国人口在极短时间陷于集体休克之中，也就是失去自主集体意识的状态中，进行经济制度的迅速变革，实现民营化或私有化。 　　 科斯没有对比边缘革命和休克疗法，更没有探究为何中国没有走休克之路。他对边缘革命，也没有进行经济学分析，更没有进行哲学探究，基本上是描述性概念，而非经济或哲学概念。只是匆匆提到，”80年代的中国政府比之前更加推崇实用主义”。把中国改革哲学只归结为实用主义，也有简单化之嫌。尽管有这些缺陷，经济学大师的这部著作，对中国变革的解释，比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同类作品更好。 　　 二、”边际改革”与试验主义 　　 从经济分析角度，我更愿意将中国市场化改革称为”边际改革”。所谓边际改革，是指这样一种改革，它的成本接近于零，收益趋向于极大化。用日常语言来说，”边际”就是不改，情况会更糟，改了，只可能好起来，不可能再坏下去。比如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按血手印要单干，不这样做，会饿死人；做了，就会有饭吃。再比如深圳，靠近香港的边陲小镇，逃港者地狱与天堂的边缘，逃港成功是天堂，失败，不是在海里淹死，就是被军警抓回来判刑。在这个小镇对香港开放来料加工，只会让它好起来，不可能让它坏下去。结果，深圳的发展创造了世界城市史上的奇迹：1980年，深圳镇人口只有3万人，33年后的今天，已成为中国大陆仅次于北上广的第四大城市，2012年常驻人口1054万。可以说，有史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有如此惊人的成长速度。 　　 边际改革，被邓小平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河边改革”。”河边改革”在这里有双重含义：一重是对被排挤到边缘地带、在生死边缘挣扎的边缘人口而言，允许下河摸鱼，当然只是在河边，这个河边，对小岗村的农民而言，就是单干田；对于深圳镇蛇口居民而言，就是来料加工工厂。这些是自发的草根探索，为的是”甜头”。另一重是对政府决策人员而言，是下河摸石，是自觉地摸索过河的路径，是政府行为，为的是”领头”。甜头加领头，就是边际改革的精髓。甜头就是效益优先，好日子先过，领头就是将有甜头的改革复制推广。 　　 中国边际改革的操作方法，是”两双法”。两，是两试法，试点与试错；双，是双轨制，存量与增量。并不是所有改革都先有甜头，比如国企改革，企业职工首先尝到的，可能是苦头：下岗；再比如价格改革，消费者首先尝到的，也可能不是甜头，而是物价上涨。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这样的改革如果快速全面铺开，失败了，代价大，社会容易震荡，甚至无法收拾。用特区或开发区的方式试点外国先进经济模式，错了，代价小，成了，收益大。用双轨制方法改革价格与产权，稳定存量基本面，改革新增边际量，新轨成功，再逐步扩容，最终把旧轨并入新轨。 　　 三、”试验主义”改革哲学 　　 边际与两双法改革道路所蕴含的改革哲学，与休克主义大相径庭。这种哲学尚未命名，我肯定不愿意将其称为”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主要是一种真理学说，不是行动哲学。为了方便，暂时称为”试验主义”吧。休克主义对人的理性假设，没有摆脱全能主义，认为人是全知全能的，只要把国人打晕，等他们醒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都已被度入天堂。 　　 试验主义者对人的理性没有那么大信心，他宁愿相信，人是易犯错误的智能动物，避免犯以前犯过的错误，已经是人所能做的最明智的事情了。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一个试验主义者，他1982年9月2日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对此做了最好的说明： 　　 “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邓小平试验主义思想应该直接来源于生活常识：即使学驾驶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要犯多少次错误。学生手中的橡皮，扮演的，就是错误杀手。不过，作为被《时代周刊》称为当代英雄的大国领导人，肯定不只是一个靠生活常识指导的家庭主妇，他的试验主义思想，有根基深厚的思想来源。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是其主要根系，1978年启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强调真理必须接受实践检验，为试验主义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其次，经胡适引进的美国实用主义，也提供了营养。根据冯友兰的理解，美国实用主义，是达尔文学说在观念上的延伸：生物是适者生存，观念也是这样，能”生存”下去的观念，都是对人有用（适用）的观念。 　　 这两种哲学的着重点，都是真理的论证问题，不是行动方法问题，而试验主义的核心是行动问题，它这方面的内涵，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儒家和道家思想都有借鉴。儒家讲八大件：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新儒家将其归结为4个字”内圣外王”，王阳明总结为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就是认识与行动不断互动，而且，由内到外，由小到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老子在这一点上，持相近观点：”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中国改革是当代天下最大的事，最难的事，所以从小事易事着手，这就是以试点试错和双轨制为操作方法的边际改革，这就是中国试验主义的改革哲学。这不是全知全能的哲学，是学习与渐进的哲学。 　　 四、撑船过河 　　 显然，试验主义的河边改革不是改革的全部，改革的目标是过河。 　　 中国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或者说第一次改革，是中共11届3中全会启动的，生活水平上的目标是小康，体制目标是基础市场化，物质文明目标是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18届3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二次改革的启动，从浅水区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改革，改革的经济体制目标是决定性市场化，国家体制目标，是第五个现代化，就是18届3中全会决议所写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改革进入深水区，会产生的新问题是：第一，手臂不够长，很难摸到水里的石头，这是指仅仅零散的感性经验，已经不能满足非经济体制的构造，需要必要的理性思考和顶层设计；第二，腿脚不够长，到了深水区，有没顶之灾的危险。这时候，就需要有延长手臂的工具，也需要延长腿脚的工具，才可能过河。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此提出了两套解决办法，一套是指导方针方面的，要把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结合起来。这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本质要坚持，就是试验主义的改革思想，同时，也需要顶层设计，避免改革和改革者出现危险，避免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还要有改革路线图，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另一套是操作工具上的，要延长手，还要延长脚。中央改革领导小组是延长的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延长的脚。这样一延长，中国试验主义改革，就从第一季升级到第二季。第一季是”摸石过河”，第二季是”撑船过河”。为什么叫撑船过河？延长的脚，实际不是脚，是船，水涨船高，无论水多么深，也不会被淹死。延长的手，实际不是手，是撑船的竹篙，有了它，不仅能探明行船的路线，还能给船提供动力。 　　 撑船过河，最怕激流险滩，而当前中国社会的三股激流不能低估：第一是官民冲突愈演愈烈，主要是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正在让民众失去耐心；第二是土地冲突趋近于白热化，从中央到地方财政大鱼吃小鱼的情况未有根本缓解，政府一级吃一级，最小的政府（乡镇）吃土地，因强拆导致的政府与被强拆者之间的冲突达到战争状态；第三是执政党内部的最高权力更迭周期像痛经一样既提前又滞后，内部权力竞争的不规范，有撕裂社会的危险。 　　 幸运的是，十八大新执政团队撑船过河的决心是坚定的，对三股激流的认识是深刻的，措施是得力的。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但愿撑船过河的艄公们都有东坡先生这番豪情。 　　   　　 2013年11月30日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585.html

　　 【摘要】社会转型必然引起法的理论和制度体系的统一性运动。殷周之际的社会转型形成了道德人文法思想和礼乐刑政模式；春秋战国至秦汉的社会转型形成了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和制度模式；唐宋之间的社会变动，没有改变法的统一性，但理学使法的统一理论达到了顶峰，实现了哲理、法理与情理，天理、国法与人情的贯通与融合。晚清社会转型，使传统中国法的统一性解体，同时开启了新的中国法的统一性运动。法的统一性在传统中国有其必然性和长期性，而且是统一在道德原理之上的，这对未来中国法的统一性仍有其价值。当代中国法正在道德与自由这两个基本原理的支配和社会主义平等理念的指引下向着新的统一性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中国社会；转型；法的统一性 　　 在社会学中，社会转型是对社会变迁的一种事实描述，一般可以理解为，社会系统因发生结构性变动而引起社会模式的转换。{1}{2}{3}{4}社会转型完成的标志是社会新模式，或者说新的社会形态的形成。伴随着社会转型，法自身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它的体系的瓦解与重建。这个体系包括法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为从学理上把握这一现象，笔者把这概括为法的统一性。因此，在这里，法的统一性是指法的统一理论和统一的制度模式。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已经历和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性有三次。它们分别发生在殷周之际、春秋战国和晚清以来，其中在唐宋之间还经历了一次准转型的社会变动与学理统一过程。由于中国社会转型在历史学中已有讨论，而且至今还有不同的争论。因此，本文对作为背景的中国社会转型的一般问题采用目前的通说，而将重心放在对法的统一性的讨论上。 　　 一、殷周之际的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性 　　 王国维先生在他的《殷周制度论》中开篇揭示道：“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5}(P1711)毫无疑问，在近代中国以前，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从殷周之际的政治与文化变革中，我们可以深入地观察到当时中国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运动。从社会形态来说，殷周之际是部族社会向宗法社会的转变。这是一次巨大的社会转型，它的核心和意义，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5}(P1712)这种社会整体性的制度和文化的新旧更替，亦是当时社会中法的统一性运动的内容和趋势。 　　 从理论上讲，殷商时期的主导思想是重鬼神轻人事，所以表现出严重的信鬼神轻民命的失德行为，以致它终于失去天下。有鉴于此，周从文王开始，就转变到了重人事尊德性的方面，把天命（帝位）与民命（用刑）通过道德联系起来，认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提出“以德配天”和“敬天保民”，（《尚书·召诰》）最后落实到“明德慎罚”（《尚书·康浩》）的德政思想上。这个重大的思想转变和完成，在理论上的统一性表现就是文王所演的《易》，亦即通常所说的易之“道”的出现。[1]对此，《汉书·艺文志》记载说：“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源于夏商、盛于西周的六艺的关系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所谓“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汉书·艺文志》）我们知道，六艺即是后人所说的六经，这六经是先秦尤其是西周礼乐文明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在这六经中《易》是其他五经之原，可见《易》或者说易之“道”，已是那个时代的哲学或者说统一理论了。[2]因此，立基于《易》道之上的西周新制度和新文化，新就新在“道德”二字。对此，王国维先生有很精辟的论述。他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5}(P1712-1713)把这段话概括一下，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宗法分封和道德文化这样两点。前者是西周社会的制度模式，后者是贯注于制度和思想文化中的统一理论，正是藉由这两者构成了西周社会的新制度和新文化，而道德则是它的核心。因此，史上所谓的周革殷命，其要害之处即在于此，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说：“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5}(P1728) 　　 西周的道德文化表现到法的统一性上，在思想理论方面，由崇信鬼神而有蒙昧色彩的巫术法观念（如“天罚神判”），转向重视人命的道德人文法思想（如“慎刑”和“五听审判”），《易经》及《尚书》之中有关法的表述即是这一思想理论在历史文献中的表现。[3]在法的制度方面，其表现为由以刑为主的兵刑模式转到以礼为主的礼乐刑政模式，周公制礼作乐和吕侯制刑标志着这一模式的建立。[4]在西周，礼乐刑政都在制度范畴内，而“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于此。”{5}(P1726)因此，礼乐刑政是道德文化支配下的制度模式，贯彻了西周“明德慎罚”的道德人文法思想。由此可见，以道德为精髓的周政不仅完成了中国文明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性，亦开启了以后中国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性的范式和路径。 　　 二、春秋战国的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性 　　 周政施行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性运动。[5]这次社会转型经春秋战国历秦到汉初基本完成，前后历时五百余年，在社会形态上完成了从宗法封建社会向帝制封建社会的转变，表现到政治上即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6}(P3-16)与此相应，西周时期建立起来的法的统一性亦经历了危机、解体和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思想理论方面大体与社会转型同步，但在制度模式方面要滞后到隋唐才告定型。 　　 依据孔子和司马迁等后人的记述，西周是一个有道的社会，但从春秋战国开始，道为天下裂。（《论语·八佾》，《史记·太史公自序》）这里所说的道不是道家之道，而是指西周时期的统一秩序和道德文化系统。它包括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道德人文思想和礼乐刑政模式，亦即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以道德为精髓的周政，或者说文武周公之道。实行于西周的这个道，经过春秋战国和两汉魏晋及唐宋的融铸锤炼，最后发展成为完善的中国文化之道。这个道以德为核心，在理论上统摄百家而又贯通为一，成为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和共通原理，因此说它是传统中国的统一理论。{7}(P144-149){8}(P899-906){9}毫无疑问，相对于它后来的完善形态，这个理论或者说中国文化之道，在西周时期还处于雏形状态。不过，对于简单的西周体制来说，文武周公之道可以说是当时的统一理论了，因此它不仅能满足主体的需求，而且还能引导社会向前发展。但随着社会变迁，文武周公之道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于是从春秋开始到战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道为天下裂的景象。对此，刘向在《战国策序》中这样写道：“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王侯，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仿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缗然道德绝矣。” 　　 其实，道为天下裂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变动。这个变动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学说理论上，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其中，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直接继承了文武周公之道，并在西周道德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道→德→仁→义→礼的儒家思想，荀子在这个基础上，即在“礼”之后又加上了“法”的思想，使儒家思想成为诸子百家中文武周公之道的正传。但这段时期作为道的统一理论已经分裂为诸子百家，各家的思想往往既自成体系又互相责难。（《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在法的方面情况亦是如此，这使得西周时期以道德为精髓、以礼乐刑政为形式的道德人文法（礼治）思想被割裂，法在理论上的统一性由此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儒、墨、道、法诸家之说。{10}(P31-92)这个思想理论上的分裂一直到董仲舒在“天人感应”[6]的天道哲学基础上提出“春秋大一统”，并进而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被汉武帝采纳后才告结束。（《汉书·董仲舒传》）{11}{12}(P1950-1969)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春秋大一统”综合杂糅了儒、道、法、阴阳诸家的思想，构成了连接自然、社会和人类的庞大的思想体系。[7]董仲舒在阐发“《春秋》大一统”时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也。”（《汉书·董仲舒传》）{11}(P23)从董仲舒的这段论证可知，作为王朝国家的统一理论，“春秋大一统”必然追求思想理论和国家制度上的统一性，即所谓“邪辟之说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这亦表明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中包含了法的统一理论，实际上这个理论亦是在综合杂糅了儒、道、法、阴阳诸家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10}(P97)简单说，董仲舒顺应春秋战国以来的时代和学术趋势，立足于儒家特别是孔子和荀子的礼法思想，着眼于天下一统的王道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摄取儒家的德礼、法家的刑名、道家的道和阴阳家的阴阳核心概念，通过以道家之道为形式、阴阳家之阴阳为方法、儒法两家为内容的方式，把它们综合杂糅起来，形成天（万物）有道→道分阴阳→阳主阴从→大德小刑的法的理论体系。用董仲舒的话说：“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不任刑也。”{11}(P8)按照当时人们所信奉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观念，董仲舒的这个理论已连接了自然、社会和人类，弥合了春秋战国以来儒、道、法、阴阳诸家法思想的分歧，在形式上重建，在实质上继承并部分否弃和发展了西周的道德人文法思想。因此，如果说传统中国法的统一理论在西周还是雏形的话，那么，经过春秋战国到汉初五百多年理论与实践的分化竞合，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们已将它综合改造成为较完备的形态。在法的统一理论方面，道为天下裂的状况重新为道为天下合所取代，法的价值系统，即法律以礼为出入、礼为道德之工具，这种西周时期的道德人文法思想得以重新确立。（《后汉书·陈宠传》） 作为汉代儒学之一的今文经学的董仲舒的理论，虽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古文经学的批评和改造，魏晋时期又受到了玄学的冲击和来自道、佛两面的夹击，甚至到中唐时在社会上已形成儒、释、道三教并存而释、道兴盛的局面，但“春秋大一统”的理论在宋代理学成为官学之前，几乎一直是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和制度依据。因此，从王朝国家的意识形态来说，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可谓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统一理论。{7}(P175-185)如果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来看，它又可以说是继承和发展了的文武周公之道，(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9944.html 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