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

　　 近来，出现了“人民社会”与“公民社会”孰优孰劣的争论，有一种判定优劣的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舶来品”，凡“舶来品”必定劣于“土特产”。如果这个标准成立，恐怕连执政党的名字都要改吧。其实，无论“人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都是当代用语，但它的核心价值，都蕴含于中国古典民本思想。它们之间并不对立，就像百元大钞，与一分硬币并不对立，水，与H2O并不对立一样。 　　 哀歌里的政治学原理 　　 大禹驾崩之后，其子启继位，终结了传说中的尧舜之道：禅让制。所谓禅让制，是指最高权力更迭的一种遴选方式，即在位的元首生前退休，把位子让给统治集团内部推举、自己也认可的较年轻的继承者，或称接班人，比如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这种制度，被儒家学派创始人称为“天下为公”，也就是“公天下”。禹终启继，被认为是“天下为家”，也就是“家天下”的开始。 　　 这一开始，问题就来了：帝王为所欲为，因为他没有了可能随时被“禅让”的顾虑。启还好，因为反对他继位方式的部族众多，不敢怠慢。他的儿子太康继位，以为天下太平，于是荒淫无道。太康从本性上来说，是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最爱的娱乐活动，就是打猎。打上了瘾，就忘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帝王。不仅夜不归宿，甚至渡洛河到对岸游猎，让野兽奔逃眼前，把百姓忘在脑后，一去百日不回。 　　 民众不堪忍受，怀有二心。有穷氏部落首领后羿看准时机，率众在河这边阻击太康，不让他回国，自己篡夺了帝位。被赶出宫的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奉母亲，到河边等待从帝王变成猎人的太康，心中郁闷，不歌不快，于是把老祖宗大禹的遗教编成歌词开唱，一唱就唱了五曲，史称“五子之歌”，其中第一曲最有名：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根据已有的成文文献，包括考古资料，这首歌词就是最早使用“民本”这个词汇的文本。对这句话中的后八个字，夏勇在其《中国民权哲学》第一章开头写道：“细细琢磨究竟何谓‘民’，何谓‘本’，何谓‘本固’，何谓‘邦宁’，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下问题：什么是国家政权应当遵循的政治伦理？作为国家要素的人民如何界定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谁固本？固谁的本？民何以成为本？作为人，民在作为国家之本的同时，自身又以什么为本？邦之本与民之本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政治法律哲学的基本问题。” 　　 夏勇的这段阐发颇为学术化。如果就原文本上下文语境看，解释起来其实不复杂：“民”，就是被君王统治的普通百姓；“邦”，就是朝廷政令可以到达的区域政治共同体，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本”，就是国家赖以存在的东西；“本固”，指民众支持，没有二心（本不固的情况是：“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尚书.五子之歌》）；“邦宁”，是国泰民安，政治稳定。 　　 根据以上解释，可以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表述如下：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得到民众同意的统治，才能稳定。这条“同意原则”，应该是古今中外政治学共识程度最高的原理，可以称为政治学金律。但让这条原理进入政治操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操作难题 　　 在中国，让民众同意的统治者及其家族，被称为有德，或得“天命”。得不到民众同意（不得民心）的统治者，被认为失去天命，就应该被更换。根据民本原理制订的这条同意原则，在操作过程中，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首先来自民众意见的表达，以及对同意的计算。比如当时的夏朝治下，到底有多少百姓对太康的治理不满，这些不满是不是都得到了表达，表达的形式是什么，不满者在总人口里占多大比例，达到多大比例，统治者就应该被更换，是更换在任的统治者个人，还是更换整个统治家族（王朝）……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不清楚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4000年政治史上，从来都没有清楚过。其次来自如何更换违背同意原则的统治者。 　　 第一个困难，显然是“民本”的数量问题：到底有多少人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在比例上是否超过了必须更换的临界值；第二个困难，是程序问题，也就是更换的方法问题。由于第一个问题从来不清楚，第二个问题自然难操作。在我们上面提到的案例里，太康行为悖乱，让民众不满是肯定的，但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不满，而且如何表达了这种不满。于是更换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随机事件。这类随机事件，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宫廷政变，二是改朝换代的战争。 　　 在中国历史上，宫变政变更换的，大多是皇帝，而非王朝。也就是说，民众不同意的，是个别皇帝，而非整个皇族。“五子之歌”表明，太康虽然荒淫，他的五个兄弟倒还不错，结果，大禹的子孙后来还是恢复了自己的统治。这就是说，夏氏王朝气数未尽，所谓气数未尽，就是没有让人民对整个皇族绝望。成功的改朝换代战争，被称为“革命”，这样的革命能够成功，就是整个皇族都被人民反对的证明，当整个皇族是异族时，更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过，通过宫变与革命更迭失去人民同意的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有五个问题：第一，很难区分某种宫变，是野心家篡权，还是顺应人民的心愿。第二，很难区分某种反朝廷战争，是革命，还是造反，前者如汤武，为的是以仁政代替暴政，后者如梁山，为的是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或者彼可取而代之也。第三，这种变更，在时间上是滞后的，在手段上是极端的。第四，战争通常是毁灭性的，使得统治更迭代价高昂。第五，宫斗或战场上的胜者，未必是国家治理的仁者，更可能比被更迭者更残暴，比如太平天国和李自成，这就是以更暴易暴。汤武革命，可遇不可求。 　　 这就是中国传统民本原则在操作上的五大难题。 　　 人民的数量问题 　　 前面提到，民本同意原则的实施，与数量问题有关。这里的有三个数量问题，第一，就是民众或人民“是否可数”的问题，如果把人民理解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或者说一个有机体，那人民就是不可数的。世界各古典民族，包括中国，一般都不会这样来理解“人民”，基本上认为“人民”是可数的（把人民定义为一个整体，是近现代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学者的爱好，近年来，英语世界的社团主义者们也染上了此爱好）。人民如果是不可数的，任何中国古典的民本政治和当代民主政治都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人民是可数的，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计数单位”。人民是以什么单位加以计算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影响对社会性质的认定。在中国古代，“人民”的最小计算单位是家庭，这样的社会不论怎样组织，都只能是“家族社会”。这是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家庭是最合理的农业生产单位。商鞅变法想彻底粉碎家族权力对王权的限制，推行“单丁”家庭，也还是以家庭作为最小的计数单位。以个人作为“人民”的计数单位，是工商业社会的特征，最早这样做的，是古希腊的雅典。当个人意见被认为是有效的政治意见时，这样的“个人”，就被称为“公民”或“市民”，这样的社会就是“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只与“家族社会”相对，绝对不与什么“人民社会”相对。用人民社会反对公民社会，是文不对题，除非你拿家族社会反对公民社会。 　　 “人民社会”与什么社会相对呢？与“帝制社会”相对。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建立中华民国，这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避台湾，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人民社会”，也就是非帝制社会。人民社会解决的是“共和”问题，并不会解决民本或其现代形式——民主问题。人民社会的含义是，社会不再是世袭制的家天下，但社会统治如何让被统治的人民同意，并非废除帝制就能自动解决，以上提到的五大操作难题依然存在。除此之外，还可能产生第六个难题，那就是“‘朕’即人民”，统治者及其集团被当做“人民”的唯一发声器官，这样的器官永远不会发出对自己不同意的声音。这种情况下，“人民”就变成了虚构的实体，人民在整体上从“质”上消失了，还能用自己器官发出不同意声音的人，都被定义为“一小撮”“异己分子”，“人民敌人”，或其他，罪名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各各不同。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与人民的第三个数量问题，即人民的“数量多少”有关。 　　 超多人口的压力 　　 人民被“代表”被“消失”的可能性，与人民的数量，也就是人口数量成正比。人口数量越多，被代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个人分量越小。当民众等于一个人时，其统治模式，就是“鲁宾逊-星期五模式”。漂流到荒岛上的鲁滨逊，成为荒岛国王多年。他统治整个岛，但只治理一个人，就是他自己。24年后，他捕到一个野人，给了他一个名字叫“星期五”，因为得到他的那天是星期五，自己成了他的主人。于是，这个岛国，一个主人，一个奴隶，共两个居民。但这一君一臣，一主一仆，慢慢成了教友和生活伴侣。鲁滨逊为了与他交流，倾听他的意见，还教会星期五说英语。接着，他们成了合作伙伴，共同造船，以便离开荒岛，重返各自故乡。后来，他们并肩战斗，成了战友，消灭了上岛的敌人。最后，星期五跟随他逃离荒岛，回到英国和西方文明世界。鲁滨逊成为富翁，星期五又成了奴仆。 　　 这个模式表明，当被统治者只有一个人时，奴隶和主人均lim→伙伴。这就是说，在正常理性下，当被统治只有一个人时，被统治者的地位和价值会上升，统治者的地位和价值会下降，直到成为伙伴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有一个假设，被统治者的数量与其成员的权重成反比。这个现象，在自然界里也能观察到，蜂群、蚁群与狮群相比，首领之下的成员的存在感是大不相同的，一匹蚂蚁，一只蚂蚁，对于其群体，几乎是虚无，而每只狮子，对狮群都至关重要。不过，数量越多、个体越小的群体，生存能力越强，越是独行侠，越是庞然大物，灭绝得越快，比如恐龙。从未有人担心蚂蚁、蜜蜂和耗子会灭绝。 　　 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更关心个人价值的思想家，都是小国爱好者，古希腊有亚里士多德，近现代有孟德斯鸠等，中国古代有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更关心群体生存能力的，都是大国爱好者。在古代，通常情况下，接受超大国家和众多人口，就意味着接受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问题只是如何在正面让帝王有家长意识，爱民如子，在反面用民本让帝王有船的意识，可载可覆，不忘随时被“革命”的危机感，这是儒家学派一直在做的事情。 　　 由于偏好不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构造过三种基本国家模式： 　　 ——三周（文武周公）构造的多中心治理超大规模国家模式，付诸实施，延续近800年。 　　 ——秦嬴构造的单中心治理超大规模国家模式，付诸实施，断断续续延续2000多年。 　　 ——老子构造的无中心小国寡民模式，最接近它的现实，是原始社会的小部落（“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它的文学版本，是陶渊明的“桃花源”。 　　 由于华夏族地处世界级蛮族（匈奴、突厥、蒙古）生成地带的边缘，生存压力超过一切，必须选择强大，在国家模式上，只能选择超大规模和众多人口，这就意味着：第一，在国家面前，家庭无足轻重；在家庭面前，个体无足轻重。在这样的社会里，民本同意原则不可能进行程序操作，只具有事后的正当性追认功能：成王败寇。某次“革命”是否合法，取决于它是否成功。 　　 从共和到民主 　　 1911年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建立国民共和国，1949年共产革命废除私有制，建立人民共和国，从中国告别“帝制社会”，进入“人民社会”的意义上说，是历史的进步，但这还只是“共和政治”，而非“民主政治”。另一个更大的进步是，改革开放，不仅让中国告别了农耕时代的“家族社会”，也告别了旧体制下的准农奴社会，中国开始进入“个人社会”。所谓个人社会，就是人民是可数的，而且以个人为最小计数单位。换句话说，个人，成了人民的最小构成单位，如同一分钱成为百元大钞，H2O成为水体的基本构成单位一样。 　　 这就为用程序化的和平计票方式，取代传统的“宫廷政变”或“武装革命”方式兑现民本同意原则，为共和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可能性。除非你仍然认为，所谓“替天行道”的王朝流血更迭模式更优，否则，让个人社会进步为“公民社会”是可取的。公民是有政治权利，特别是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个人。当一个社会除了未成年人、精神障碍者等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时，它就是一个可能的公民社会，要使它变为现实，就要落实在选举程序和选票上。落实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超多人口，公民个人权重太小，容易被广场效应和民粹主义所左右。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化多为少，治理多中心化，利益多元化，社区自治，让选举先从小选区开始，先选镇长，再选市长，由下而上，在游泳中学习游泳。这样，民本金则可望去暴力化，并逐步落到实处。 　　 2013年8月27日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9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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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问题的提出 　　权力与道德扯得上关系吗？一般来说扯不上关系。 　　权力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恶，就像无法对杀人放火的强盗做道德评价一样，很难把权力之恶归拢到道德范畴。还可以想象再具体一些：强盗把一个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全部杀光了，那个人非但没有泼出命向强盗复仇，反而站在亲人的血泊之中质问强盗：“你丫是不是太缺德了？”这显然不对头，因为如此严重的罪恶完全不是什么缺德不缺德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权力的道德问题呢？ 　　这是因为，历史与现实之中有一种独特的景象，一个政治集团经由暴力方式夺取政权并拒绝给人民选举权以后，总是怀有一种不断向人民夸耀权力道德的本能，甚至不惜伪造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先知先觉。 　　这方面突出的例子，当属斯大林为了建立一种恶魔式的个人独裁统治，大肆屠杀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阶层优秀分子，动用国家宣传机器撰写《联共（布）党史》之类的所谓“历史教科书”，在这类由虚假历史材料构成的“历史教科书”中，历史不过是强权者意志的碎片，与真实发生的事件风马牛不相及，正是“强权者意志”把斯大林美化成了苏联党、国家和人民的拯救者，一个在道德上占据最高点的“神”，这个代表最高善的“神”，把国家变成了个人或者政治集团的工具，“神”不仅是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裁决者，同时还是所有人灵魂状态的价值尺度。 　　这种由强权意志和恐怖手段结构而成的“斯大林体制”——后来获得了“极权主义”的名称——干预和取消社会过程，干预和取消个人生活，是一种比中世纪更为黑暗的现代宗教，它那漆黑的脉流不断在大地上蔓延，后来甚至结出了红色高棉之类的恶果——即使红色高棉这样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犯罪团伙也大言不惭宣称自己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所谓“完全彻底的共产主义者”，代表着人类的前进方向，在道德上是完美无缺的。 　　当代独裁者金日成、金正日之流更是利用国家权力千方百计掩饰骄奢淫逸的奢华生活，用种种卑劣的宣传手段把自己塑造成为道德高尚的救世主，此一干人竟然把事情做到了一旦出现在人民面前，人民就痛哭流涕手舞足蹈幸福得要死的程度。恰恰是这样的独裁者，把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变成了与外界绝缘的密不透风的铁桶，在这个铁桶中的人民饥肠辘辘，却还要经常对独裁者表示感恩，似乎或者真的以为自己在“慈父般的领袖”领导下，比地球上其他所有人都活得幸福，活得风光，活得尊严。 　　我们这里如何呢？不好意思，在很多方面与我们上面说到的情形竟然没有多大差别——我们不是经常听到权力者把自己说得慈眉善目，就像救苦救难的菩萨一样吗？“菩萨”把人民从苦海中救出，让人民翻身得解放，是人民的“大救星”，更是“照到哪里哪里亮”的“红太阳”；她给人民吃给人民穿，“用甘甜的乳汁”把人民养大，而她自己却没有任何私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经常被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她“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简直就是圣洁的天使，人世间每一个苦难的角落都有她迷人的身影。 　　无论古今，无论中外，所有这些被汉娜·阿伦特归结为“极权主义的宣传与灌输”的行为都在试图让善良的人们相信，权力好极了，权力是大公无私的呵护人民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道德楷模。 　　果真如此吗？ 　　2、权力的历史足迹 　　人类进步在思想史意义上体现为对权力本质的认识。 　　被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期”的时期（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人类智慧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出现”，“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渊源。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经迈向通往普遍性的道路。”在这个人类精神发展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尽管“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也在“殚精竭虑地寻求人类能够和睦地共同生活、实行最佳统治管理方法”（上述引文均出自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尽管在他们的哲学探讨中也同样发现了人，但是他们在对人类本质和统治人类的那种力量——权力——所做出的解释却与西方哲学家却迥然不同，这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人格，甚至也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状态。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3）很早就区分了政府权力的“反常形式和正确形式”，认识到好的统治者谋求所有人的利益，而反常的统治者则只为自己捞好处。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作为社会压制力量无止境侵犯人民的利益，就会酝酿革命，而“革命情绪普遍的和主要的原因是平等的欲望，人们要求与那些比他们拥有更多的人的平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这种对于权力本性的直觉，成为西方政治伦理最重要的基础。 　　相对于亚里士多德以及在他之后的无数思想家，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勋爵（1834-1902）表述得更极端一些，他说：“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阿克顿没有对权力进行任何区分，譬如我们在意识形态语汇中经常使用的“党的领导”的权力、“人民政府”的权力以及“三个代表”所代表的权力等概念，相反，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振聋发聩地告诫人类：“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这句广为流传的话道出了人类社会普遍的规律，是被我们不屑并加以嘲笑的西方“普世价值”的支柱。有了这个支柱，人类在漫长的成长史中从来不与权力商谈道德问题，总是用全部力量乃至于鲜血和生命与权力进行殊死斗争，其过程甚为惨烈——对人类思想史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无数思想家和志士仁人将生死置之度外，经过长期血雨腥风的斗争，才最终经由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给权力野兽带上了镣铐，把它关在了笼子里。也只有在这时候，人类才长吁一口气，对曾经以神自诩的权力说：“现在你终于成为我们的服务者而非残害者了。” 　　我们这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景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浩如烟海的典籍绝大部分是诠释统治者合法性的工具，是对奴役民众的精神枷锁，在这些典籍中，很少有人从人性的角度质疑皇权，相反，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在论证皇权（权力）不是恶，而是最大的善，是人类社会须臾不可相离的东西。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之前，就有人孜孜不倦地鼓吹王权：“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北山》）虽然有人考证说这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下层官吏无意说出的话，但我们仍旧不难看出，在这个抱怨自己命运不济的官吏头脑中，一种神圣的秩序统治着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那是“王”的世界，除了“王”，其他人都是“臣”，都是“王”的统治对象，他并没有对这种秩序提出怀疑，反而确证了它的合理性。 　　讲究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忍的儒家在鼓吹和赞美王权方面是集大成者，皇权专制主义的各项主张在儒家思想中都得到了充分论证，历朝历代皇帝都可以捋着胡须笑眯眯地说：“知我者，儒家兄弟也！”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子“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孔子：《论语·颜渊》） 　　我用今天的话复述一遍：孔子的弟子颜回请教孔子：“老师，如何才能达到爱党爱国的境界呢？”孔子说：“努力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党和国家的要求，你如果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很崇高的理想境界了，这是要靠自己你去努力，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要讲政治，颜回同学，提高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颜回又问：“学生明白了，那么，我应当具体怎么去做呢？”孔子想了想，说：“我告诉你吧，不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要去看，不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要去听，不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要去说，不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要去做，这样就可以了。”颜回频频点头，对孔子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我有决心按照老师您说的话去做，当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宋代学者朱熹同志在推崇儒学方面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认为“克己”就是战胜私欲，狠斗私字一闪念，那么“礼”呢？就是天理，既然皇帝是“天子”，所谓天理自然就是皇帝之“礼”了，在这里把“礼”字理解为皇权更为简捷准确一些。与孔子齐名的孟子所言“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孟子·万章上》），说的就是这种神圣不可动摇的皇权专制主义的政治秩序。孟子还进一步强调说：“君臣，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荀子·王制》）更是把这种强加给民众的权力主张提到了吓人的高度。 　　儒家学说被历朝历代皇帝所欣赏，老祖宗孔子甚至获得了“文圣尼父”、“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等许多谥号，直到今天，我们还拿着纳税人的钱到世界各地到处建立形迹可疑的“孔子学院”，谓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可见老人家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占有何等重要位置。 　　在我印象里，道家是很不俗气的，所谓“仙风道骨”者也，但是在王权理论方面道家并未免俗，并且话说得很直率：“道大，天大，王亦大”（《老子·二十五章》），在世俗的算计上比其他什么“家”都来得更残忍：“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三章》）老子很好地履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职责，不但第一个揭露“法轮功”是邪教组织，还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思想，麻痹人民的斗志：“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德经·六十五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熙熙攘攘的全是傻瓜该多好啊！该多好统治呀！ 　　我们寄以厚望的法家怎么样呢？也不怎么样，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把人民放置到适当位置，总是尽一切可能歌颂王权，美化王权，说什么“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慎子·佚文》）；韩非同志在《韩非子》一书中为皇帝提出的驭民主张，真可以用“阴森森，恶狠狠”来形容，为了节省篇幅，我不做引用了，我们打一个比方来说吧——如果我们倒退回去学习韩非同志的重要思想、践行韩非同志的治国主张，那么，城管队伍的执法恶行和权力与资本沆瀣一气对民众房屋的野蛮强拆，也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事情了，“唐福珍？刁民耳！” 　　伟大的改革家商鞅同志极而言之：“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治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商君书·画策第十八》）什么意思呢？一个君主要想控制天下，必须首先利用手里的权力制服人民，想方设法削弱人民的力量，谓之“有国之道，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弱民的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商鞅同志说得很明白：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商君书·弱民》）只有让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他们才不易对抗国家和君主，才能老老实实听从统治阶级的摆布，这样，国家才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能够牢固。 　　至于愚民的手段，古往今来各朝各代煞有介事五彩缤纷姹紫嫣红千变万化，归结起来无外乎钳制人民言论、出版、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的自由，利用国家力量垄断思想传播的途径，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将皇权专制主义人格化、道德化。在汉娜·阿伦特所归纳的“宣传与灌输”的过程中，一身华丽的衣衫遮掩了极权主义的野蛮本性，权力变成了“照到哪里哪里亮”的“太阳”，饮食男女的肉眼凡胎突然有了“圣人”的品相，未经人民同意的权力竟然成为了让人民箪食壶浆栉风沐雨顶礼膜拜的道德楷模。 　　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就是这样延续和发展过来的。 　　3、权力在近当代中国 　　近代中国的社会进步主要体现为人民对专制权力的冲击，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土壤中含有毒素，在国家政权大树倾覆的地方生长出来的东西总是十分可疑，叶子不像叶子，树干不像树干。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之类的野心家窃取了——袁世凯演出了“洪宪帝制”的闹剧，袁世凯死后，政局不稳，军阀混战，人人都想当皇帝，相互之间大打出手，弄得神州大地狼烟四起，(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9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