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陈行之：权力的道德谱系

　　1、问题的提出

　　权力与道德扯得上关系吗？一般来说扯不上关系。

　　权力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恶，就像无法对杀人放火的强盗做道德评价一样，很难把权力之恶归拢到道德范畴。还可以想象再具体一些：强盗把一个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全部杀光了，那个人非但没有泼出命向强盗复仇，反而站在亲人的血泊之中质问强盗：“你丫是不是太缺德了？”这显然不对头，因为如此严重的罪恶完全不是什么缺德不缺德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权力的道德问题呢？

　　这是因为，历史与现实之中有一种独特的景象，一个政治集团经由暴力方式夺取政权并拒绝给人民选举权以后，总是怀有一种不断向人民夸耀权力道德的本能，甚至不惜伪造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先知先觉。

　　这方面突出的例子，当属斯大林为了建立一种恶魔式的个人独裁统治，大肆屠杀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阶层优秀分子，动用国家宣传机器撰写《联共（布）党史》之类的所谓“历史教科书”，在这类由虚假历史材料构成的“历史教科书”中，历史不过是强权者意志的碎片，与真实发生的事件风马牛不相及，正是“强权者意志”把斯大林美化成了苏联党、国家和人民的拯救者，一个在道德上占据最高点的“神”，这个代表最高善的“神”，把国家变成了个人或者政治集团的工具，“神”不仅是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裁决者，同时还是所有人灵魂状态的价值尺度。

　　这种由强权意志和恐怖手段结构而成的“斯大林体制”——后来获得了“极权主义”的名称——干预和取消社会过程，干预和取消个人生活，是一种比中世纪更为黑暗的现代宗教，它那漆黑的脉流不断在大地上蔓延，后来甚至结出了红色高棉之类的恶果——即使红色高棉这样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犯罪团伙也大言不惭宣称自己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所谓“完全彻底的共产主义者”，代表着人类的前进方向，在道德上是完美无缺的。

　　当代独裁者金日成、金正日之流更是利用国家权力千方百计掩饰骄奢淫逸的奢华生活，用种种卑劣的宣传手段把自己塑造成为道德高尚的救世主，此一干人竟然把事情做到了一旦出现在人民面前，人民就痛哭流涕手舞足蹈幸福得要死的程度。恰恰是这样的独裁者，把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变成了与外界绝缘的密不透风的铁桶，在这个铁桶中的人民饥肠辘辘，却还要经常对独裁者表示感恩，似乎或者真的以为自己在“慈父般的领袖”领导下，比地球上其他所有人都活得幸福，活得风光，活得尊严。

　　我们这里如何呢？不好意思，在很多方面与我们上面说到的情形竟然没有多大差别——我们不是经常听到权力者把自己说得慈眉善目，就像救苦救难的菩萨一样吗？“菩萨”把人民从苦海中救出，让人民翻身得解放，是人民的“大救星”，更是“照到哪里哪里亮”的“红太阳”；她给人民吃给人民穿，“用甘甜的乳汁”把人民养大，而她自己却没有任何私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经常被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她“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简直就是圣洁的天使，人世间每一个苦难的角落都有她迷人的身影。

　　无论古今，无论中外，所有这些被汉娜·阿伦特归结为“极权主义的宣传与灌输”的行为都在试图让善良的人们相信，权力好极了，权力是大公无私的呵护人民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道德楷模。

　　果真如此吗？

　　2、权力的历史足迹

　　人类进步在思想史意义上体现为对权力本质的认识。

　　被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期”的时期（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人类智慧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出现”，“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渊源。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经迈向通往普遍性的道路。”在这个人类精神发展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尽管“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也在“殚精竭虑地寻求人类能够和睦地共同生活、实行最佳统治管理方法”（上述引文均出自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尽管在他们的哲学探讨中也同样发现了人，但是他们在对人类本质和统治人类的那种力量——权力——所做出的解释却与西方哲学家却迥然不同，这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人格，甚至也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状态。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3）很早就区分了政府权力的“反常形式和正确形式”，认识到好的统治者谋求所有人的利益，而反常的统治者则只为自己捞好处。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作为社会压制力量无止境侵犯人民的利益，就会酝酿革命，而“革命情绪普遍的和主要的原因是平等的欲望，人们要求与那些比他们拥有更多的人的平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这种对于权力本性的直觉，成为西方政治伦理最重要的基础。

　　相对于亚里士多德以及在他之后的无数思想家，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勋爵（1834-1902）表述得更极端一些，他说：“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阿克顿没有对权力进行任何区分，譬如我们在意识形态语汇中经常使用的“党的领导”的权力、“人民政府”的权力以及“三个代表”所代表的权力等概念，相反，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振聋发聩地告诫人类：“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这句广为流传的话道出了人类社会普遍的规律，是被我们不屑并加以嘲笑的西方“普世价值”的支柱。有了这个支柱，人类在漫长的成长史中从来不与权力商谈道德问题，总是用全部力量乃至于鲜血和生命与权力进行殊死斗争，其过程甚为惨烈——对人类思想史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无数思想家和志士仁人将生死置之度外，经过长期血雨腥风的斗争，才最终经由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给权力野兽带上了镣铐，把它关在了笼子里。也只有在这时候，人类才长吁一口气，对曾经以神自诩的权力说：“现在你终于成为我们的服务者而非残害者了。”

　　我们这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景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浩如烟海的典籍绝大部分是诠释统治者合法性的工具，是对奴役民众的精神枷锁，在这些典籍中，很少有人从人性的角度质疑皇权，相反，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在论证皇权（权力）不是恶，而是最大的善，是人类社会须臾不可相离的东西。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之前，就有人孜孜不倦地鼓吹王权：“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北山》）虽然有人考证说这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下层官吏无意说出的话，但我们仍旧不难看出，在这个抱怨自己命运不济的官吏头脑中，一种神圣的秩序统治着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那是“王”的世界，除了“王”，其他人都是“臣”，都是“王”的统治对象，他并没有对这种秩序提出怀疑，反而确证了它的合理性。

　　讲究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忍的儒家在鼓吹和赞美王权方面是集大成者，皇权专制主义的各项主张在儒家思想中都得到了充分论证，历朝历代皇帝都可以捋着胡须笑眯眯地说：“知我者，儒家兄弟也！”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子“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孔子：《论语·颜渊》）

　　我用今天的话复述一遍：孔子的弟子颜回请教孔子：“老师，如何才能达到爱党爱国的境界呢？”孔子说：“努力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党和国家的要求，你如果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很崇高的理想境界了，这是要靠自己你去努力，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要讲政治，颜回同学，提高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颜回又问：“学生明白了，那么，我应当具体怎么去做呢？”孔子想了想，说：“我告诉你吧，不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要去看，不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要去听，不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要去说，不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要去做，这样就可以了。”颜回频频点头，对孔子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我有决心按照老师您说的话去做，当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宋代学者朱熹同志在推崇儒学方面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认为“克己”就是战胜私欲，狠斗私字一闪念，那么“礼”呢？就是天理，既然皇帝是“天子”，所谓天理自然就是皇帝之“礼”了，在这里把“礼”字理解为皇权更为简捷准确一些。与孔子齐名的孟子所言“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孟子·万章上》），说的就是这种神圣不可动摇的皇权专制主义的政治秩序。孟子还进一步强调说：“君臣，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荀子·王制》）更是把这种强加给民众的权力主张提到了吓人的高度。

　　儒家学说被历朝历代皇帝所欣赏，老祖宗孔子甚至获得了“文圣尼父”、“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等许多谥号，直到今天，我们还拿着纳税人的钱到世界各地到处建立形迹可疑的“孔子学院”，谓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可见老人家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占有何等重要位置。

　　在我印象里，道家是很不俗气的，所谓“仙风道骨”者也，但是在王权理论方面道家并未免俗，并且话说得很直率：“道大，天大，王亦大”（《老子·二十五章》），在世俗的算计上比其他什么“家”都来得更残忍：“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三章》）老子很好地履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职责，不但第一个揭露“法轮功”是邪教组织，还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思想，麻痹人民的斗志：“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德经·六十五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熙熙攘攘的全是傻瓜该多好啊！该多好统治呀！

　　我们寄以厚望的法家怎么样呢？也不怎么样，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把人民放置到适当位置，总是尽一切可能歌颂王权，美化王权，说什么“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慎子·佚文》）；韩非同志在《韩非子》一书中为皇帝提出的驭民主张，真可以用“阴森森，恶狠狠”来形容，为了节省篇幅，我不做引用了，我们打一个比方来说吧——如果我们倒退回去学习韩非同志的重要思想、践行韩非同志的治国主张，那么，城管队伍的执法恶行和权力与资本沆瀣一气对民众房屋的野蛮强拆，也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事情了，“唐福珍？刁民耳！”

　　伟大的改革家商鞅同志极而言之：“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治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商君书·画策第十八》）什么意思呢？一个君主要想控制天下，必须首先利用手里的权力制服人民，想方设法削弱人民的力量，谓之“有国之道，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弱民的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商鞅同志说得很明白：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商君书·弱民》）只有让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他们才不易对抗国家和君主，才能老老实实听从统治阶级的摆布，这样，国家才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能够牢固。

　　至于愚民的手段，古往今来各朝各代煞有介事五彩缤纷姹紫嫣红千变万化，归结起来无外乎钳制人民言论、出版、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的自由，利用国家力量垄断思想传播的途径，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将皇权专制主义人格化、道德化。在汉娜·阿伦特所归纳的“宣传与灌输”的过程中，一身华丽的衣衫遮掩了极权主义的野蛮本性，权力变成了“照到哪里哪里亮”的“太阳”，饮食男女的肉眼凡胎突然有了“圣人”的品相，未经人民同意的权力竟然成为了让人民箪食壶浆栉风沐雨顶礼膜拜的道德楷模。

　　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就是这样延续和发展过来的。

　　3、权力在近当代中国

　　近代中国的社会进步主要体现为人民对专制权力的冲击，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土壤中含有毒素，在国家政权大树倾覆的地方生长出来的东西总是十分可疑，叶子不像叶子，树干不像树干。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之类的野心家窃取了——袁世凯演出了“洪宪帝制”的闹剧，袁世凯死后，政局不稳，军阀混战，人人都想当皇帝，相互之间大打出手，弄得神州大地狼烟四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