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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庆这门政治课

重庆这门政治课 作者:周兆呈 来源:联合早报网 来源日期:2012-3-25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5 9:19:16 阅读量:5389次   要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声,没有经历过重庆这样的事件,仅仅依赖书本的历史教育或是现实生活中琐碎的怨言矛盾,是无法站在更高的高度思考和认同中国的政治及其体制改革的。这或许是重庆对中国年轻一代做出的意想不到的“贡献”。   城外城   3月15日,可能是重庆卫视《重庆新闻联播》节目历来收视率最高的一天。中国人大政协两会闭幕次日的政坛“平地惊雷”,一整天的震荡之后,人们将视线放到暴风眼的中心地带,仔细琢磨那块天地的变化。拜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技术进步所赐,重庆卫视的新闻传播可以不受地理限制,地方台的镜头里依次出现的面孔,都成为中国国内外关注的热点。   这些跨国的观众群里,也包括在海外的一些中国留学生。最近和几位拿奖学金来新加坡读书的中国80后、90后学生聊天,他们的话题很快就聚焦在重庆的变化。他们说,自己和身边的同学,最近一段时间除了功课之外,就是不停地上网,搜索各类网站,也流连于不同媒体之间,看消息、跟进展,比较各种版本的故事和传说。虽不至于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却也忽然发觉自己和同学们很久没有如此关心政治了。按他们的话说,真没想到故事的背后充满了不可思议,很难想象一夜之间境况突变的残酷。   80后以及更年轻的一批人,在政治经济的盛世中长大,未曾经历过惨烈的时代。不像70后以及更早的两代人,或切身体验过文化大革命的激烈,或亲身经历了80年代末期的政治运动,因此,他们对文革的记忆、对政治斗争的感悟,不仅仅是从小说、影视和回忆录中获取,也埋藏在生命的深处。相比之下,中国30岁以下的年轻人,没有文革记忆,也直接跳过八九,对中国最高层政治权力的风风雨雨,一片朦胧,缺乏直接的认知。   说起来,这其实是种进步。意味着这一代的人,不是在斗争中长大,而是在繁荣中成熟。他们生活与成长的氛围是一个急遽发展、喧嚣蒸腾的环境,没有大的政治与经济波折,历史的动荡多由教科书和纪录片拼凑而成,他们更追求张扬自我个性和价值,与那些正年富力强、占据社会主流阶层的上一代相比,他们政治上更为单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认识与感受不在一个层面上。   但是,他们同时又是敏感的,在跌宕起伏的政治剧情下,他们可以迅速成长。越是波云诡谲、起伏突变,越能够锻炼心智、启发视野。寻找和搜索信息的得心应手、网络平台上的娴熟操作,以及群体交流、广为传播的技巧,更可以让他们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课营养——因为,重庆事件不仅将是中国政治学的经典案例,也将在国家发展方向上影响着准备参与其中的人们。   重庆卫视3月15日的新闻联播之后,一小段并非首播的某白酒商业广告,迅速被外界放大成为标榜“无广告公益卫视”的重庆卫视在政治形势改变之后,要进行转型的标志。骤然被置于放大镜下的重庆,无论是萧规曹随,还是改弦更张,都会引起不一样的解读。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外界一厢情愿地在政治谜团下,视之为一夕变天之后对过去高压的强力反弹。   此次变局,牵涉的是个别人事变动,引发的却包括对中国未来路线、发展理念的对立与分裂。这一方面体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但另一方面,这些分裂的争论方式,却再一次突显中国社会内部对于如何处理和面对彼此思想体系的差异,并没有形成解决的方案。理性辩论的空间不足,对非我阵营的异议思维,宽容对话、互相尊重的空间并未形成,标签化、成王败寇的传统性思维,仍然广泛存在。彼此之间的暴戾之气,或许是因为文革的余毒犹在,也或许是多年来社会等级差异、公平不足、资源分配差异的不满情绪造成,或者两者皆有。   为追求政治制度的进步而对重庆模式叫停,然而在处理重庆事件的过程中,透明度有限,地方官员拼命学习贯彻、统一思想、表态效忠,随后是一系列的清理前任痕迹,这些传统的政治作为,无法体现出政治理念的进步。   无论是思想角力、路线争执,还是政坛内幕、政争传言,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来说,都是新鲜的经历。全国性的清查、表态、统一思想、政治学习,都貌似过往云烟。这次,虽然主要集中在一城一地,然而通过网络的同步讨论、即时传播,对国家方向、对政党政治、对思想路线的争议,伴随着对政治流言的猜测和挖掘,已然成为全国性的共同体验。   从这个角度看,重庆事件的起伏,对中国的年轻一代是现实的政治教育。重庆事件撕开了中国政治路线斗争、权力分配的更残酷一面,不再仅仅停留在经济矛盾、贪污腐败等社会议题,而是更为惊心动魄、更为风云激荡。   要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声,没有经历过重庆这样的事件,或是没有经历过类似他们的兄长辈、叔伯辈经历的那么多且复杂的政治风波,仅仅依赖书本的历史教育或是现实生活中琐碎的怨言矛盾,是无法站在更高的高度思考和认同中国的政治及其体制改革的。这或许是重庆对中国年轻一代做出的意想不到的“贡献”。   (作者是联合早报网主编兼《新汇点》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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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检验政治人物的标准

检验政治人物的标准 作者:陈迎竹 来源:联合早报网 来源日期:2012-3-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1 10:55:12 阅读量:3948次   风暴从西南边刮起,瞬间席卷全球目光。薄熙来曾是全球瞩目的中国政治明星,红色家世背景、讨好的外貌,一度被某些人比作大陆此岸的马英九。   然而巨星陨落真是突如其来的吗?   几年来“唱红打黑”掀起的声势令人侧目,直到风暴暂时止息的今天,所谓左右派系或者路线、意识形态的争论还在继续,至少说明几个问题。   政治人物在做人行事上,不能不注意历史潮流。历史潮流并不虚幻,而是实实在在的,能不能从民众切实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便是历史潮流,因为与民众实在利益相反的作为,终究会招来逆反。   对旁观者或处身其间的人来说,政治纷扰往往令人困惑,因为一方或多方的言行常常都能理据十足。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演说家可以让人听出耳油甚至泪流满面,在宣传机器全面启动的环境下,黑白转换一点都不困难。那么掌握过往的历史轨迹就非常重要。   资深政治人物都有轨迹可寻。在自由民主社会,过往的历史会成为媒体挖掘、政敌和民众质疑的依据,也可能是支持者力挺的理由。公开与透明因此是绝对必要的政治逻辑,因为不这样无法让人知道这人好不好;即便他有瑕疵,但能不能胜任公职,选民自己负责。   没有选举也不透明不但不可能是一种模式,反而是一种麻烦。不仅政坛人士麻烦,民众也麻烦。大小政治人物往往不能从密室操作的政治上找到最适当的遵循路线,为民服务也可能是大错;民间、媒体和知识界在非常时期也容易迷失方向。   想到在言论自由的大时代如上世纪初叶到中叶,面对意识形态斗争的滚滚大潮,有学问的人也会作出错误的抉择,就知道政治有时候很像丛林。   但一些基本原则还是可以帮助人们走出丛林,避免做小兔子。   人类历史发展至今,个人权利的保护、个体尊严的尊重,是最大的成就之一。现代社会许多法律和政治议题,甚至社会、文化、环保论述,最终都可以找到通向肯定个体的道路。这已经无关西方东方或任何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而是人类文明的进展指标。   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或政治团体,在行事作风上有悖于此,甚至令人看得瞠目结舌,基本上就应该受到质疑。   政治家爱找各种冠冕堂皇甚至道德的理由侵犯个人权利,因为这对工作或政治意图的完成是最容易的,也能满足凌驾众生的权力欲。当集体权力可以被武装成无坚不摧的坦克摧毁个人权利时,问题已经很明显。   检验政治人物的标准,除了是否尊重个体权利,还有就是对一些人类基本原则是否敬畏。这包括在执法时有没有严格遵循自己国家所定的法律?有没有以强权凌辱弱势者?对明显错误的历史秉持什么态度?而观察这些必然以行动为主,而不是言谈。   不公开透明的政治会掩盖这一切,使人们被误导,在这样的环境下,民众对传言就应该加以考虑,在选择追随者时,不要过于投入。   每一种文化都教育孩子要守法,不能欺负弱小,要孝顺父母而不是斗争父母,要尊重他人等等。如果掌握权力者长期触犯这些原则,即便反复说着肯定这些原则的话,也必定会累积逆反的潜流。旁观者因此在评价时都必须纳入考虑,而不能只从政治势力消长做肯定与否的取舍。   政治上很多课题确实因国家、地域、社会和文化而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南辕北辙,不相适用,但人类的一些基本原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这是检验政治人物最好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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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 | 郑永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

郑永年《联合早报》专栏 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以创造新知识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群体,那么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很难超越那些具有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    本栏上周阐述了西方社会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关系的演进。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从西方知识分子的追求,和他们所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学到一些什么经 验?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要检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这里先来讨论传统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境况另文论 述。   应当指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的宗教文化。中国早就发展出一种世俗文化。孔子提倡“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说,中国文 化并不是否定超然或者“形而上”世界的存在,但并不对这个“形而上”世界进行讨论和研究。佛教相信“来世”,相信超然世界,但在进入中国、经过儒家修正之 后,也不像西方神学那样去探讨那个外在世界。总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一种类似西方的“形而上”的哲学体系。没有形成“形而上”哲学,并不是中国文 化的缺陷。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长期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运动,和文化的世俗性有关。不过,另一方面,缺少“形而上”体系这个现实,对中国的知识体系的形 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简单地说,中国知识分子至少缺失独立的学术精神。在“形而上”领域,人们面对一个抽象的东西(例如上帝),并可以与之对话。在超然世 界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和这个超然世界对话,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具有其合理性。   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来看,在传统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群体可以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即和王权有关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在王权之外的体制外知识分子。体制内知识分子主要是儒家和佛家,体制外主要是道家和“江湖派”。    道家没有能够创造中国的知识体系。道家强调独立,具备追求独立的知识体系的思想条件,但为什么没有创造出知识体系?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道家退出政治社 会,不关心人类社会;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道家主客体不分。同样,道家因为强调个人的修养,也不追求社会权力,与社会权力无关。总体上说,道家可以说是一种 人生哲学。当然,作为一个关于个人修炼的哲学,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为很多人所信仰。这也是一种权力,但这里的权力概念,和我们所讨论的已经有了区别。因 此,我们这里不讨论道家。 儒家和权力的关系最密   在中国的传统中,儒家和权力的关系最为密切。总体上说,儒家学说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为王权服务的,并且依附于王权的;二是儒家是提倡“应当怎么样”的“规范派”。这两个方面互为关联,也就是说,儒家主要是用道德来感化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儒家也因此被称为是道德哲学。    不过,为王权服务和依附王权,实际上是可以加以区分的两种态度。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形成时期,儒家就是为了王权服务的。“学 而优则仕”就是儒家的普遍心态。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劝说各国君主接受其政治理念。但是,那个时候儒家是独立的,并没有依附于王权。人们不难看出,儒家当时 具有非常进取的精神。 但是,一旦儒家变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儒家和王权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为王权服务,而且依附王权,不再具有独立精神。在为王权服务这个总体构架 下,儒家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第一,对王权,儒家完全依附。儒家成为掌握话语权的人,也就是今天掌握意识形态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愚忠是普 遍现象。儒家为了取悦王权而不惜说假话。当然,儒家也有真正忠诚的分子,他们能够严格坚持儒家“应当怎么样”的“规范派”信念,甚至不惜生命向掌权者说他 们所理解的真话。但即使是这一群体,他们对解释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是世界应当是怎样的。正因为如此,这些“说真话”的儒家和统治 者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紧张。当现实世界不符合儒家的社会理念的时候,儒家就会勇敢地向王权说真话,导致王权的不快。有时候,这当然有不好的结局,因为说真话 而杀头的案例也是有的。   第二,对自己这个群体,儒家的自私性往往表露无遗。儒家首要的任务就是参与统治,把自己成为统治过程的一部分。历史上, 儒家是最为积极参与政治的群体。但同时,儒家是排斥其他社会群体参与政治的。在儒家那里,社会阶层是具有等级的,而这个等级是通过政治划分的。儒家的等级 就是“士、农、工、商”。通过这种等级划分,儒家成功地把其他社会群体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也把自己排除在法律之外。儒家认为,君子具 有善的品德,不需要任何法律的约束。法律只是针对其他社会群体。不过,历史上,儒家追求政治参与,而排斥其他群体参与政治的做法,是有很大的代价的。面对 王权,儒家实际上也往往非常微弱。儒家的道德力量何以能够对王权构成任何制约呢?在任何国家,能够制约王权的是具有人口力量的社会,或者具有经济力量的商 业阶层,或者两者的结合。儒家把其他社会阶层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自己也往往成为牺牲品。在很多场合,为了权力,儒家的犬儒主义是很显然的。    第三,对社会来说,儒家也是极其自私。尽管儒家这个群体本身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成儒,通过接受教育而成为儒。“有教无类”是儒家学说的一个 优势。但这并不是说儒家的知识是向社会开放的。儒家是一个垄断知识的群体,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社会大众。相反,这个群体对社会实行的是愚民政 策,垄断知识仅仅是为了自我利益,即向王权服务。显然,在“有教无类”的思想传播到西方后,西方就发展出了大众教育的教育哲学,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大众 教育结构。而中国尽管很早就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但并没有发展出大众教育。   一些学者把儒家称之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的确在很多方面,儒 家有些类似西方自由主义,例如提倡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不干预。但是,儒家不像西方自由主义那样具有进步性。西方自由主义两个核心。第一就是相信进步,相信 事物是不断变化的。第二相信人类可以通过不断改革现存体制,求得进步。儒家则不同,相信第一个层面,但对第二个层面的变迁不甚感兴趣。自《易经》以来,中 国多数思想流派认为“变”是一个自然的产物,因为对《易经》来说,所有事物都在变化之中,唯一不变的是“变”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不否定“变”,也接 受“变”,包括改变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可以包容一切、接受一切。但是,儒家并不主张人为地去促动变革。儒家是一种非常发达的保 守哲学,利用现存因素来塑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可以说,儒家是一种社会秩序哲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始终是官方意识形态,为王权所有。很显然, 对王权来说,秩序是一切。 儒家是体制内知识分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的创新能力就成为问题。儒家往往成为改革的保守力 量,其关切的是如何维持现存秩序,而不是改变现存秩序。但这并不是说,儒家永远满足于现存秩序。相反,儒家也经常批评现存秩序。儒家什么时候会批评现存秩 序呢?那就是当其认为现存秩序不符合儒家所认同的“规范”秩序的时候。就是说,儒家是用其理想来批评现存秩序。打一个比喻,我们学者和社会现实的关系就好 像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人得了病,找医生看病。医生的道德底线是要把病人医好。医生根据自己所有的知识和所积累的经验给病人看病。如果病看不好,那么只 能说医生所学的知识和经验错了或者不够,而不能说病人生错病了,因为这里病是客观的存在。但在中国的儒家那里,情况刚好相反。当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变化而和 儒家的理念不相吻合的时候,儒家会说,社会现实错了。应当修改的是社会现实,而非儒家掌握的知识。儒家因此往往结合王权来阻止社会经济现实的变化。可以 说,在儒家主导下,中国历史往往是在“削足适履”的状态下演进的。   佛家从印度传入。刚开始的时候,儒家也极力反对佛教的。但后来,儒家 看到皇帝也接受了佛教,因此努力改造佛教,成为和儒家不相矛盾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化”佛教是儒家的功劳。佛教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但也因此佛教和权 力、利益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密切关联。从和权力的关系来看,佛教和儒家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如果说儒家和佛家是体制内知识分子,那么体制 外关心权力的群体只剩下“江湖派”了。“江湖派”当然是对体制外知识分子的一个统称。“江湖派”里面也有不关心权力的知识分子。道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 为“江湖派”的一部分。但是“江湖派”里面很多人是关心权力的。他们沦落“江湖”是有不同原因的。大部分人是因为不能挤入体制内,就是说想进入体制但失败 了,于是对现存体制产生了不满。但有些则本来就对现存体制不满。这个群体对权力感兴趣,他们追求权力的方法就是通过“反权力”,就是想方设法挑战现存体 制,通过推翻现存体制而获得权力。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过程的知识分子就是这种情形。   这个群体和我们上周所讨论的西方知识分子不同。西 方知识分子是通过创造新的知识体系,或者通过另外一个“规范”学说来挑战现存权力。中国的“江湖派”并不这样。他们往往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思路没有任何 差别。他们强调的是现存掌权者已经不再能够恪守早先的承诺,或者说已经不能履行“天命”了,因此应当挑战掌权者,推翻他们的统治。“天命”应当转移到“反 权力者”那里,这是体制外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理念,也是他们动员社会力量的手段。但是,一旦当反权力者真的得到了权力,那么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和原先的掌权 者毫无区别。   中国历代皇朝简单更替、再复制背后有很多因素,但没有任何知识创新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用马克思的物质主义观点来看,这主 要是取决于中国农业社会这一事实。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永远没有逃离农业社会的陷阱呢?在一些历史阶段,中国成为相当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国曾经有过为什 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争论,但没有结果。不管怎样,在西方,无论是经济形态还是政治形态的演进,新的知识体系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 和其没有产生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知识体系是有关联的。诚如韦伯所言,中国很多因素包括儒家学说和“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都阻止了中国经济 形态的革命性变化。这里我们不是要讨论资本主义的问题,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中国的知识体系,在历史进程中哪些方面起了作用,哪些方面没有发生作用。有一 点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以创造新知识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群体,那么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很难超越那些具有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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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温家宝为何两提《决议》

温家宝为何两提《决议》 作者:胡舒立 来源:财新网 来源日期:2012-3-15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5 9:22:37 阅读量:4973次   【财新网】(记者 胡舒立)一次记者招待会问题不少,牵涉方方面面。而温家宝总理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在面对两个不同的问题时,同时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实在意味深长。   这是继胡锦涛总书记去年“七一”讲话以来,再度强调《决议》之重要和不可忘却。此番温总理谈《决议》,有具体的上下文:   ——首提《决议》,是谈政治体制改革。   在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有关提问时,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进而提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复提《决议》,是谈到王立军事件。   在回答路透社记者对王立军事件的看法,及“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这一问题时,温总理先是回答对王的调查“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继而明确表示,“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此后,他显然是有所准备地再提《决议》,称“在这里想讲一段话: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他还说,“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   联系上下文可以看出,温总理两提《决议》,均与“文革”相关,均强调历史感和历史检验。在第二个回答中,他强调重庆当局应当吸取王立军事件教训之后,再谈文革教训;在第一个回答中,他的担忧在于不进行政改则“文革”可能重演。无疑,重提《决议》显示了对“文革”复辟的担忧。   众所周知,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建国后32年的历史做了回顾评价,其中份量最重之处,就在于全面否定了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认定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至今,对《决议》的意义及其局限性虽有诸多讨论,仁智互见,但其否定“文革”的重大积极意义被高度肯定,也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6周年、结束36周年。历史并不很遥远,但已经隔离了两代人。当今中国对那场内乱记忆其实并不深刻。巴金老人倡议的“文革”博物馆一直未能建立起来,也没有丰富的“文革”历史展示和检讨。有关档案严格“保密”,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媒体讨论也常常遭遇人为障碍。在一定程度的“集体失忆”下,为“文革”辩护,甚至鼓吹再来一次“文革”的噪音也有了圈子不大、能量不小的市场。温总理说,“文革”影响没有完全清除,这是中共领导集体成员给出的一个重大而准确的判断。   于上一代,“往事不堪回首”;于新一代,反思“文革”遥远而陌生。不过,真的忘得了吗?至少,总理的最后一次“两会”记者会显示,我们没有权利选择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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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学者解读温家宝中外记者会问答

这是温家宝担任总理期间的最后一次中外记者会。 中国总理温家宝周三(1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接受中外记者提问,涉及很多外界关注的话题,包括“文革”重新发生的危险,以及公开批评被称为“新左派实验室”的重庆市现政府。 著名社会学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采访时说,这是温家宝近几年关于中国政改和社会问题的讲话中最具体、最诚恳的一次,其中的内容信息值得多层次地解读。 温家宝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关于中国政改的提问时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承认文革回潮的危险 中国大陆人现在已经不那么经常地提起文革,尤其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更是尽可能地回避提及文革,而温家宝总理这次的讲话,是近几届中国政府最高层领导人首次公开承认,中国社会确实存在可怕的、潜在的文革回潮危险。 丁学良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因贪污腐败、贫富不均和官员专权等导致的民怨和社会冲突越来越尖锐,在有识者呼吁用加大多元政治民主化和自下而上的制衡来应对社会矛盾的同时,也有人认为,只有用毛泽东的治国路线才能解决目前的社会冲突。 在学者们越来越担心中国社会出现用文革式的心态、手段和政策来对付社会矛盾的可能性之际,温家宝的答记者问则证实了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也看到了这一威胁。 警惕左派更左的建议 而温家宝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提出的关于重庆市前副市长王立军事件问题时的态度,就被一些分析人士看作是显示了中国高层权力之争白热化、毛派和左派失败的象征。 丁学良教授不赞同这种解读,他认为尽管出现了王立军事件,尽管温家宝现在批评薄熙来领导的重庆市现政府,但并不能说明试图用文革方式来解决当今社会矛盾的毛派和左派已经完全失败,这只能说是对他们的一次重大打击。 他说,王立军事件暴露了重庆市的真实情况,而且说明“新左派实验室”的重庆模式不仅在全国无法推广,就是在重庆实行,产生的后果也很可怕,因为连掌管重庆所有警察和公安权力的最高长官王立军都因此被逼上主动的、自杀性的极端道路。 丁学良教授在较高评价温家宝总理周三的这次答记者问的同时警告,要警惕左派们提出用更左的政策手段解决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的可能性,而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只会把中国引向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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