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中国

崔卫平 | “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崔卫平说,就像哈维尔那样,“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57 岁的她虽然从北京电影学院退休,但仍活跃在中国的诸多公共领域。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娄烨评价说,“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AP) 本文原刊于 《人物》杂志六月号 ,原题为《疏异者崔卫平》,作者谢丁;文中小标题为奇闻录编辑所拟 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崔卫平女士不是个明星。走在大街上,没人能认出她的脸。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她独自上了一辆出租车,驶入北京南锣鼓巷胡同时,堵车了。司机说,前面在拍电影。“那让我下车吧。”她说,“我就是去拍那部电影的。” 她看起来也不像个演员。一头短发,没有化妆,大约50岁年纪,穿一件紫色的中式开襟。此前,崔卫平有过一次从影经历。她在《颐和园》里扮演她自己,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在那部电影中,她和郝建、张献民坐在80年代末期的酒吧里,讨论捷克的知识分子。这3人都是大学老师,因为思想行事都非主流,被戏称为北京电影学院的“三朵奇葩”。 在娄烨的电影《花》中,崔卫平扮演了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 那天下午,她要拍的电影,是娄烨的新片《花》。娄烨曾是崔卫平的学生。因为《颐和园》,他正处于5年禁拍期。《花》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在电影里,女主角要到北京采访几个知识分子。崔卫平再次扮演她自己。因为演员们不懂中文,娄烨问她,能否先自己写好台词? 这和她近年来撰写的文章不同。那些文章散落在中国的各种媒体和网络上,其中有文学和电影批评,更多是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接受娄烨的邀约后,崔卫平着重考虑的是,如何让一个外来记者迅速了解中国。在台词里,她首先解释了中国目前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然后她模拟外国记者的身份,对自己发问:“中国有反对派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思路、西方问题。”她写道,“但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你问到的是令政府不放心的人们。” 在南锣鼓巷的一个院子里,娄烨开始拍摄这段访谈。崔卫平身上别了两套无线麦克。一套是真的,电影录音用,另一套是扮演被采访的知识分子用,假的。在夏日的阳光下,画面是明亮的,头顶没有遮盖。两年后,当我在电影中看到这个场景时,不禁笑出声来。它似乎从头至尾透着一股秘密的快感。一个被禁的导演,一部题材不合适的电影,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一群令人不放心的人,凑在北京最热闹的胡同里展开严肃讨论。在不到一分钟的镜头里,崔卫平的“自问自答”像在发表一种宣言: “你是反对派吗?” “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只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出发,从良知出发。” 告别主流意识形态 在中国,崔卫平仍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独立思想者。她在报纸和杂志都开设专栏,也是一名微博活跃分子。她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可以展开公共讨论的机会。 多年来,在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也一直处于边缘地位。2011年,55岁的崔卫平从电影学院退休。对学校来说,她也许是个令人棘手的包袱。 崔卫平回到北京顺义首都机场附近的家。每天上午,她固定在狭小而整洁的书房写作。宽敞的客厅用来看投影。她家有一套严格的观影仪式—不准吃零食、打电话,也不允许中途换片。我问她是否已看过自己出演的第二部电影,她哈哈大笑,说那更像是对娄烨的一种支持。 她的声音很尖,像个小女孩。“我的声音和我的思想是不匹配的。”她说,“这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公开说话的原因。”但在郝建的印象中,崔卫平在公开场合总是谈风很劲。他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她说话很急,也很冲,快人快语。”他说,“你好像能看到她的思想不停地迸出火花。” 崔卫平曾多次在文章里提到她思想的起源。那是一长串外国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但她却很少谈起早年的生活经历。“我比较回避这个话题。”她说,“但不代表我不去审视自己。” 她出生在江苏盐城一个地方干部家庭。父亲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母亲则是个“新潮女性”,从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家里有5个孩子,她排行老三。她说,自己的童年是浑浑噩噩的。“文革”将家庭生活粉碎。那些印刷厂围墙上的大字标语,游行、示威,以及一个同学妈妈的自杀,她不理解这些事情的含义,除了茫然便是茫然。她后来写道:“如果有所谓‘文革一代人’,那我们就是‘文革’的‘半代人’。生活是从一个巨大的断裂开始的,毫无思想准备,什么也不理解。” 1969年,崔卫平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每天早上,她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地里的蚕豆又肥又油,玉米地像青纱帐。到了晚上,她听着哥哥和姐姐轻声谈论村里的人和事,月光一步一步移向屋子的中央。她发现自己的感觉在大自然里完全打开了。16岁那年,崔卫平回到城里。农村的经历仿佛开启了她的智力,学习成绩猛然提高。高中毕业后,她原本可以留城等待分配工作,但她不喜欢进工厂,“光线不足的车间,单调重复的工作”。1974年,当她再次下放时,她带了一套鲁迅杂文集去农村。在鲁迅的世界里,崔卫平渐渐了解到有两种对待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启示的和理性的。前者就像“先知”,像《狂人日记》中的疯子,他们能够于黑暗中发现真理。“比较起来,理性的方式更适合我。”她写道,“它从一个平等的前提出发,诉诸每一个人都拥有的理性能力。” 1978年,崔卫平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那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她说,“你能感受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张开嘴巴大口呼吸。”除了阅读经典文学,她还热衷于研究马克思。她有个好朋友是哲学系的,本科4年将图书馆的小说全部看完,而她却相反,想尽一切办法去听哲学系的课。在南大,她也成为许多话题的积极讨论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正掀起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那时没有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人道主义就像这些学科的替身。崔卫平迷上了这个话题。在研究生的食堂饭桌上,她经常一人舌战11个男生。她后来说,那可能是她离“主流思想”最近的时刻。 1983年秋天,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矛头指向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他是人道主义话题的重要参与者。崔卫平听说,她喜欢的某个哲学系教授,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批评了王若水。她非常失望,也对这个话题掀起的讨论失去了兴趣。她察觉到一种无力感,认为自己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那场运动对于我个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她说,“从内心里,我开始和主流意识形态告别。” 第二年年底,崔卫平毕业去了北京。在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办公室,系主任说,她可以在三个工作中任选一种。她说,“我怀孕5个月了”。她什么也没选,回家生了孩子并休息了一年。在北京,她立志要当一个“灰色人物”。 从时代最强音中的放逐 电影学院导演系八五届的学生,“是帮有点轻狂的老愤青”。但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成了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比如娄烨。崔卫平是他们《艺术概论》课的老师。“那个女孩很年轻,站在讲台上,是一副干体力活的样子,很多学生都比她年长。”娄烨说,“她上课自由,可以随便发言,插嘴,质疑,她毫不在乎。” 娄烨每开拍一部新片,都会给工作人员准备一份需要阅读的书目,崔卫平总会在必读目录里。“如果你想从一个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开始你的工作,读崔卫平是个很好的选择。”他说,“因为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说,她其实是和八五届学生共同成长的。他们正好赶上了一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尤其是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卡夫卡、萨特、加缪,这些人提供的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对于世界的感受,是释放某种情绪,表达和世界的疏异关系。“他们非常对我的胃口,帮助我接近自己的生活。” 在课堂上,崔卫平给学生讲“存在先于本质”,讲“人不是一把裁纸刀”。在现实中,她似乎也成为一个“疏异”的人。她很少参加学校会议,不爱搭理人。多年后,电影学院一提起崔卫平,仍是那个“一到学校就怀孕”的女孩。学生们都说她很酷。她似乎在寻求一种“主动的被边缘”,而艺术院校也刚好提供了及时的供养——她看了大量的电影,伯格曼、安东尼奥尼,他们的作品都是一些内心或精神危机的信号。 在生活的另一面,因为丈夫唐晓渡的关系,崔卫平的家正成为80年代“新诗”的接头地点。诗人们常去她家聚会,喝酒、谈论诗歌。但崔卫平谨慎地和他们保持着距离,诗人们似乎也认为她不是一个合适的参与者。她慢慢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更理性的人。“有歌颂英雄的诗人,也有被诗人歌颂的英雄。”她说,“但我发现那时很多诗人把自己变成了英雄。” 1988年秋天,崔卫平开始在课堂上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一种观点:那些标榜出身于乌托邦的人,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会突然掉头去追求现实。她似乎看到周围许多人都是如此,那些人时而振振有词,时而庸俗不堪。“那些表面上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换血和输氧的过程。”崔卫平后来写道,“结果是将我从时代的最强音中彻底放逐。”在她看来,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就等于取消了别人与他争辩的资格。 崔卫平此前积累的情绪似乎终于在《罪与罚》里找到了出口。在那些情绪中,她曾感到迷茫,太多东西不确定,似乎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她知道,迷雾中一定有某种确定性。她写了大量的日记、随想和信件,包括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然后突然在这一年,她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一个生长点,并随之确定了思考的方向。 她变成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她甚至不能分辨出电视上那些政治人物的面孔。“那种在社会大事件中感受到的兴奋和满足,我深表怀疑。”她说,“而且感到很不习惯。” 然后是1989年。 接下来那年,女儿生日的那天,突然问她,家里怎么没人了?一个冷清的时代即将来临。崔卫平的许多朋友下海了,但她对生意实在没兴趣。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专业领域中去,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1993年春季的某天,她无意中从书架上翻出一本红色封皮英文书,是个加拿大朋友读完后扔下的,哈维尔的《Open Letters》。 “我那时不知道哈维尔是谁。”她说,“可以肯定,如果已经有人告诉我他是个总统,我不会去翻看哪怕一页。” 从哈维尔到阿伦特 我第一次读到《哈维尔文集》,已是2003年的冬天。墨绿色的封皮上,是哈维尔的头像,封面左下方写着“崔卫平译”,那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那年早春,学者李慎之先生去世。但他之前已为这本书写了文章。在序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李慎之指出哈维尔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哈维尔主张人人凭自己良心说真话,做实事。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哈维尔曾说,“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回复。”李慎之写道,“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崔卫平翻译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文集 对崔卫平来说,阅读哈维尔首先给她带来的满足,是他能够描述出当时捷克社会“隐藏的层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精神道德危机。人们为了眼前利益,将长远利益和做人的尊严都抛在脑后。她尤其看重哈维尔提倡的良心。“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她说,“我在他那里找到了道德的力量。” 1994年,因为肺结核在家休养,崔卫平开始翻译哈维尔。那时她正处于压抑中,不愿见人,不想出门,肺病也让她感到胸闷。她甚至找不到语言去描述这种生活的闷。但哈维尔却让她有深呼吸的感觉。她在阳台上搁了个小桌子,晒着太阳工作。“我的肺部难以喘息,但头脑却在大口大口地吸氧。” 翻译了大约八九万字后,崔卫平校对打印出60份,然后邮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有人无动于衷,但更多人为她叫好。到了1990年代末,通过哈维尔的传播,崔卫平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朋友圈已逐渐从文学扩展到了学术领域。但她的个人生活也在此时陷入危机。1999年,她和唐晓渡离婚了。 “那时我对她有点担心。”作家徐晓说,“她似乎不是一个自我管理能力很强的人。我担心她性格里面那些偏执和感性的东西会强化。”徐晓记得第一次去崔卫平家时,听说她怕开窗,怕吹空调,感觉她是个比较柔弱的女性。她们在那段时间常通电话。 但崔卫平很快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找到了力量。2000年,她得到一本《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译本。在阿伦特身上,她看到了很多和哈维尔相似的东西。他们都以很深厚的个人经验,进入公共领域对抗极权主义。阿伦特说:“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崔卫平对此深感认同,一个人要想活得真正舒坦,不仅是理顺与他自己的关系,还应该包括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她说,即使你在私人生活中把自己照料得再好,心中仍然有一处是空洞的。而汉娜·阿伦特对此提出的响亮忠告是——站到亮起来的公共生活中去。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 徐晓敏锐地看到了崔卫平身上的变化。有一次,崔卫平对她说,我们要把自己打扮得妩媚一点。没多久,徐晓就去了美国。她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当她回到北京时,发现崔卫平快要结婚了,爱人比她小9岁。从那时起,她发现崔卫平在个人上变得柔软起来,但另一方面,她也开始在公共讨论中到处看到崔卫平的身影,而且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尖锐。 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生态。2001年,在“世纪沙龙”论坛,有场关于“福柯是不是诗人”的辩论。一个昵称“snoopy”的网友在争辩中突显出来。“喧宾夺主的snoopy,几乎成为沙龙的女主人。”学者王晓渔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她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思想舞会。每一次的主题都出人意料又水到渠成。”他后来得知,snoopy就是崔卫平。 那年临近暑假,崔卫平突然贴出一张邀请函,请一群陌生的网友到北京参加一场“夏令营”。在一篇《有关Snoopy夏令营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里,她写下4条规定。比如:“免费提供早餐一顿,吃完饭各自洗碗,snoopy抹桌子。时间:8:00。”“单独外出者晚间12点前回家;临时决定不回家者,请于11点前打电话告知snoopy;但不必(和不许)告知他/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那就像一次小型的公共生活实践。网友们住在崔卫平家,书房被改造成营房,大家互相以网名相称。23岁的王晓渔参加了那次夏令营。“有崔卫平的地方,就有笑声在……提醒我们不能对苦难视而不见,但对苦难感又要有所节制。”他在文章里写道,“后来读《汉娜·阿伦特传》,总有一些章节似曾相识,仔细想想,原来闪现着她的身影。” 2012年7月12日,在《今天》诗刊编辑徐晓老师家,徐晓、崔卫平与立人大学学员包饺子、读诗歌。 到了2004年,崔卫平翻译的《通往公民社会》开始在知识分子圈流传。作者是波兰的米奇尼克,和哈维尔一样,他也被视作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缔造人之一。与此同时,崔卫平开始在媒体和网络上发表社会批评,提出看法。她还发表了几封公开信。她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名声。 在微博上,崔卫平有11万粉丝。她给自己填写的身份是学者和作家。“她的文章特别真实,都是以她的生命体验作为支撑,很容易打动人。”学者徐友渔说,“但这也可能成为她写作的缺点,因为对整个社会来说,个体经验仍是特殊的。” 徐友渔和崔卫平是多年的朋友,他们还一起去捷克见过哈维尔。他对崔卫平的那次布拉格之行印象深刻,因为需要鼓起勇气才能迈出那一步。他说,崔卫平有一种道德上的直觉和天生的良知,那驱使她不得不去。 崔卫平当然清楚,公共发言可能带来麻烦。这些麻烦不仅来自暗处,也有部分来自知识分子群体。除了道德上的指责,还有人质疑她的学术能力,认为她“浅”——从专业上看,她也不是政治理论的专家。但崔卫平认为,这可能和她在公共领域中给自己任命的角色有关。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她说,就像哈维尔那样,“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 有一次,崔卫平组织了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去娄烨家看《颐和园》。放映之后,大家坐一起聊天。有人很喜欢,也有人完全不能够接受。讨论中,崔卫平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上与他们产生很大的分歧。 那次放映会结束后,崔卫平给娄烨写了封邮件。她提到一个词,叫“自由主义主义者”,用来指那些把自由当成理论来处理的人。她说:“对那些人来说,自由主义只是书本上崇高、美妙的东西,自由主义个人也只能是光滑、单纯的,那些晦涩的幽暗的个人及其经验就不算啦。” 娄烨后来对我说,那才是崔卫平思想中最具魅力的东西,也很清晰地使她与她的那些同志拉开了距离。而这需要一种敢于身体力行的意识和精神的冒险,那并不像提出一种政见那样简单和目的明确。 “就像一次通向自己灵魂深处的旅行,而是否能够穿越灵魂深处的‘荒野’,安全到达那片平静的‘林中空地’,我们没有人能预先知道。”娄烨说,“但旅行早已经开始,这是崔卫平的勇气。”他引用了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的核心概念,“林中空地”就是开放性真理的终极之境,为人类无蔽的心灵而存在。 “你我怎样,国家就怎样。” 2012年中秋,崔卫平和几个朋友去郊区游玩。那正是中日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她对连日来的街头暴力很忧虑,也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感到不满。她认为,也许是时候回应大江健三郎在日本发起的联署了。几个朋友讨论出一份文本。 几天后,崔卫平通过邮件和网络发起了公开信《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我们的呼吁》。她说:“我们的社会不乏理性的考虑,但是需要将它们大声说出来,让人们能够看见和听见。” 公开信一共10条。她认为其中有两条同样重要:一、不希望目前的争执影响经济、文化和民间交流;二、反对战争和街头暴力。她希望发出一种“理性中国”的声音。签名联署的人,似乎五花八门。有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也有农民工和个体户司机。有持异议者,也有毛左派。 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一些自由派的朋友认为她靠官方太近。而更多网民和社会批评,则认为她对日本太温和,像是汉奸言论。 在一篇名为《在今天如何理解爱国》的回应文章中,崔卫平写道:“如果要问我什么是‘爱国’,那么我就要说这是人的一种基本感情。”她认为,担心爱国会妨碍启蒙,主权的要求会压倒人权的要求,是没有必要的。就像她在给朋友的邮件里写的那样:“让我们通过行使对于主权领土的发言,把主权换到自己手中。”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崔卫平看到一条网友转给她的微博,说新任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了一句话:“你我怎样,国家就怎样。”那位网友好奇地说,这不是崔卫平说过的话吗? 她转了这条微博,但只打上了一张笑脸。 猜你喜欢 刘伯勤:红卫兵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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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肖像中国:左翼青年

在共识匮乏的年代,青年的图景显得更为复杂:有热情拥抱中国崛起者,也有深深怀疑者。本期“肖像中国”试图探寻其中一个群体:左翼青年,他们的思想源流、他们的生活际遇。有人认为,不是他们太左,而是世界太右。也有人在经历了“反动”或者“反动之反动”,依然犹豫和混沌着,因为这个时代太矛盾了,极度自卑和极度自信每天都在上演贴身肉搏。 2012年9月18日,市民在成都天府广场参加反日游行(图/华小峰) 本文编者按《国家造就青年 青年也造就国家》,由《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撰写: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完成工业化的德国面临和今日中国相似的处境:传统社会日趋瓦解,价值与规范剧烈变迁,中产阶级普遍感到焦虑,城市里满是解放的,也是孤独的、无根的年轻人。“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世界为自由漂浮类型的智性所统治。这种智性迷恋‘大都市的幻象文化’,用沥青路面遮没了‘对土地的忠诚’,忘却了存在的跟。”(转引自曹卫东、黄金城《德国青年运动》)以此为背景,德国市民阶层的青年开启了一场野外漫步、回归自然的“候鸟运动”,试图“拯救自己,握紧旅行的手杖,去寻找你那已经失去的自然和坦诚”。 如今的中国并不缺乏“候鸟运动”,年复一年,打工者与中产阶级一起回到他们的故乡,还乡,但并不相逢。“你在校内网上看看那些对骂的小孩,看看他们的资料,都是一样一样的。”当本刊记者和一位受访者聊起青年的左右之争时,他说,“你看不出这拨青年有什么不同,真正有差别的一群,是我们的小学同学,他们是不表达的,不要说表达的兴趣,他们连那个语言都没有建立。” 不妨这样理解:先是城乡与阶层的分化,产生了一批足可“自由漂浮”的年轻人,然后才是观念的冲突,促成了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本刊记者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群观念上的左翼青年。 左翼青年——这自然是个便利的称呼,与那些拥抱自由主义(同样是个便利的表达)的年轻人相比,他们的观点显得更为驳杂,而媒体上也缺乏与之相关的独立论述。我们试着呈现他们的想法以及想法的由来——在人们以“五毛党”与“带路党”互相羞辱的语境下,我们得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丧失了对世界复杂性的认知,以及对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的触感。 你会发现,无论左右,这些年轻人往往是震荡的产物:对自由主义的好感常来自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动”,而与自由主义保持距离又常常出于“反动之反动”;他们习惯在一些“民主”、“公正”这样的词语里寻找自我实现感,却也可能不求甚解,他们对整体性的时代风潮颇为敏锐,但基于观念的立场却也容易反复。无论如何,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于价值的追求,他们仍在寻找理解这个世界的钥匙——但如果真的想找到这把钥匙,他们不能忘掉自己的“小学同学”。 由“候鸟运动”开启的德国青年运动绵延三十余年,从自主时代到联盟时代,其间意识形态错综复杂,反复震荡,“人们站在右翼立场上像左翼一样感受,人们站在左翼立场上却能有‘民族’的理念……”直到新一代年轻人被纳粹运动营造的准宗教氛围收编,成为希特勒的“国家青年”。德国学者说,青年运动中营造的精神氛围——反理性主义、文化悲观主义和泛德意志性,与纳粹运动十分接近,而它本身又未能创造出一种个体政治的责任伦理,最终年轻人被冒牌哲学家和蛊惑人心的政客所诱导和利用。 国家造就青年,青年也造就着国家,这些“未完成”的青年在未来做什么选择,本质上不是一个“左右”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自我与更广泛的世界,如何有责任、有德性地生活的问题。 成都天府广场上的毛泽东像 via Mini Traper 本文原刊于2013年第19期《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杨潇、杨媛。文中小标题为奇闻录编辑所拟 李昆华、柳昕和丁博 2000年时,李昆华上了西安的一所大学,学旅游管理。学校不算好,他到处旅行,去北京,去上海,听各种讲座。熟悉当年情形的人也许记得,这类讲座会吸引一些游学的外地客,有些是善于发表长篇大论的民间思想家,有些则是嗷嗷待哺的知识青年。1982年出生的李昆华属于后者,他到处听讲,到处买书,“特别辛苦地思考”,有人给他推荐自由主义学说,他花了一个星期,“不眠不休”读了哈耶克的3本书,做了近万字的读书笔记。 柳昕比李昆华小3岁,2004年到2008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国际政治专业。“他以前很有,身上充满了自发纠错的能量和尼采强力意志的集合。你会觉得他是在思考中挣扎度日的,他的大学是自我教育。”一位师姐说起当时的柳昕。柳自己则说,当时接触到的材料、表达方式都是偏自由派的,“你在国内感受到的是不自由。”在大三之前,他对纯粹的政治样式很感兴趣,喜欢读哈耶克、以赛亚·伯林这些顶尖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读完以后觉得自己无限接近真理,在网上和一群人对骂时,甚至觉得已经开始了政治实践。” 丁博比柳昕又小了一岁。他刚进入江南一所名牌大学读市场营销时,一个师兄告诉他:在大学里,除了考试,什么都是可以“翘”的。不过他说自己大一的时候挺用功,读了不少经济学方面的专业书,包括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觉得写得很不错。”学校必选课照例有“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概老师讲完毛泽东,开始讲顾准,继而讲到“文革”。丁博说,当时老师点名问同学,你知道顾准吗?你知道张志新吗?你知道林昭吗?看到学生们大多数都摇头,老师痛心疾首:这课我实在没法上下去了!课堂里还有几位韩国留学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韩国人要上毛概”,丁说),老师又问他们:伊藤博文是被谁杀死的?韩国学生也摇头。老师愈加痛心疾首:连韩国人也这样! “控诉茅于轼是件大快人心的事” 如今回忆起来,丁博对那位老师在毛概课“讲反毛的东西”不以为然,“要么你不为五斗米折腰,要么你收人钱财与人消灾。”5月29日,我第二次见到他时,他刚刚在单位度过最后一天,收拾的东西塞了一车。在北京市一家机关单位工作3年后,他决定辞职,回学校读博士,专业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他月薪4500元,房子是父母全款买的,在南三环,“家里经济条件太差的不会去做公务员,去做挣钱更多的工作了。”有同事抱怨工资低,他说,你和那些洗碗工比一比,你的工作量比她们的一半都不到,你比她们拿得多多了。 “问题是,你读个本科、读个研究生,不是为了去洗碗吧。”我说。 “关键是,公务员工作技术含量真的很低啊!”他说,自己的工作名义上是组织协调,但其实基本工作都安排好了,自己就是打电话传话而已。 丁博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宅男,本科时做市场调研,他害怕上街问卷,都找同学去做,他来汇总、分析。他说自己脸皮薄,溜须拍马的事儿做不来,但马上又补充,“这也是门技术活,只是自己掌握不了。” 这和丁在网络上的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注意到他的名字是因为他反驳茅于轼的长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命题,”他开篇写道:“因为毛泽东所居的,不是一个坛,而是两个。一个是神坛,一个是魔坛,自然而然就有两派人聚在两个坛下,革命斗士和民主斗士最后都成了魔神坛斗士。”在另一篇发表于2011年的博文中,他说,毛泽东的儿媳妇刘思齐等人控诉茅于轼,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控诉茅于轼的调门很高,放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上。从理论上来讲,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天安门上挂着毛泽东画像,人民币上印着毛泽东头像,中南海门前写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茅于轼对着毛泽东开炮,要凑到这个罪名上,我认为问题是不大的。即便是从最低的程度来讲,茅于轼的诽谤罪是铁板钉钉的……他必须拿出证据来。他甚至不能说,由于大量文件保密,无法证明。因为茅于轼在文章里写得有板有眼,举证责任在他。”丁的文章在一些左派网站和青年论坛流传颇广,但也有个别海外网站刊登“读者来信”,声称丁崇苏仇美,作为富二代却矢志不渝地要让国家走共产主义道路。 2010年12月26日,超过万人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敬献鲜花,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周年 丁博说,大一的时候他挂过科,知道保研没戏了,专业课成绩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干脆翘课去图书馆看课外书,读马恩选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等等,“那段时间进步还是蛮大的。” 他最感兴趣的是苏联史。高中时家里订了《南风窗》和《南方周末》,读了里面“更有时代感”的文章,他觉得自己很无知,“小时候的书里都说希特勒是大坏蛋,斯大林是大好人,后来发现不是这样。” 而大二真正开始读史后,他又发现斯大林也“没想象中的坏”,哪怕是专门批判他的书也是如此。 “我完全赞同(斯大林)是不可能的,”第一次见面时,聊了没几分钟他就告诉我,“但当你比较了解一个人、一件事时,你会觉得,骂他可以,但要骂在点子上。”彼时学校BBS新闻版、历史、军事版尺度还比较大,经常上演各种问题的“左右之争”,丁博是“左派”阵营的一员大将,2006年毛泽东逝世30周年时,还参加了“左派”学生自发的祭奠活动。 回顾那段日子,丁博觉得有点意气之争,“读了一些书,觉得自己懂得很多,随便说一个社会热点就能说得头头是道。” “不是我们太左,而是世界太右。” 昆明人李昆华说他当年之所以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北上广听讲座,是“想知道国内最前沿的老先生究竟在想什么”。 但他很快就厌倦了那种不增进具体知识的讲座。“我发现,他们不是很注重事实和逻辑,这几乎成为中国人文思想界非常严重的硬伤。而且他们过于强调个人的经历,同样是过去的年代,有牛棚杂忆,也有红旗渠,但他们不愿意听那些和他们同时代但完全不相同的经历,不愿意听社会大多数人是怎么想问题的,大多数人是怎么过日子的。” 2002年以后,李开始觉得不能局限于书本,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去长三角、珠三角,去山西的煤矿,和当地的工人聊天,他发现工人的想法和左派右派想象的都不一样,而工人对生活的决策和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测正好相反,他还去了河南兰考,听当地的老人讲这几十年的变迁,讲他们对焦裕禄的怀念,他感到,应该用更超脱的观点去看待那段历史,“对于同一段历史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每个人的看法也许都是真实的,我们都应该去倾听。” 李昆华记得1990年代后期下岗潮席卷全国时,有同学的父母每天都去市场捡菜叶子,回家煮着吃。电视访谈节目里,几个下岗工人说自己生活苦,在场的年轻人就指责他们,说人生还有很多就业机会你们应该去把握。当时主流媒体对下岗工人的报道,集中在“再就业”的成功故事上,似乎找不到工作仅仅是因为“没本事”,只要个人努力,就能不被时代淘汰。 起初他只是感到可疑,后来大学以后,通过上网看到了不同的声音,才习得了一种认识:那些指责工人的人,持有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而“经济自由主义是在90年代后期进教材进头脑进媒体的”。 李昆华说,跟他同一个年代的现在28岁到32岁之间的左翼青年,只要是说到国企下岗工人这个问题,“不管现在有多大的观点分歧,我们都会想流泪。” 2004年,李昆华大学毕业,“从04年到08年,我们能感受到几乎每一年在思想界都有旋风,从国学到经济学的论战,逐步扩展到了整个社会。”2008年更是大事不断,各种社会讨论异常活跃,而他和几个朋友发现自己的观点不同于主流媒体上任何一派,也不同于外国媒体,于是他们在那年开设了一个名为“少年中国评论”的网站,试图表达一种独立的左翼论述。 李昆华说,跟他同一个年代的现在28岁到32岁之间的左翼青年,只要是说到国企下岗工人这个问题,“不管现在有多大的观点分歧,我们都会想流泪。”(电影《钢的琴》剧照) 在“少年中国评论”网站里,一篇《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占据了推荐榜的第一位,编者按说,这篇文章代表了少年中国评论网友们的主流观点。文章观点可以概括如下: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中国社会30年来最大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反对当前网络上盛行的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是左派必须坚持的一面旗帜。 辗转几家单位后,李昆华2007年在西安开了一家奶茶店。2010下半年的某一天,奶茶店放着张广天的《诗篇》: 在夜晚我不觉得孤独, 在大地的黑暗里; 我是人民,无数的人民, 我的声音里有纯洁的力量。 能够穿透沉默和寂静, 在黑暗中萌发新芽; 为了生长,为了歌唱, 不畏风暴,有着钢铁的坚强。 …… 刚好在店里喝奶茶的大一学生卢龙一下子就被“我是人民,无数人的人民”这句歌词触动了。他从小就爱读鲁迅,高中后又喜欢上了切·格瓦拉,“开始反思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我一个人和更多人的关系”,整个高中期间他都觉得非常孤独,周围同学没有人跟他谈论切·格瓦拉,他们喜欢的都是姚明和勒布朗·詹姆斯。 独立戏剧家和音乐家张广天是知名的左翼艺术家 现在,1992年出生的卢是“少年中国评论”最年轻的撰稿人之一,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平民主义者”。按照李昆华最初的设想,“少年中国评论”应该做成社会科学领域的“果壳网”,不过他发现,把哲学、社科领域国际前沿的左翼文章通俗化并非易事,并且,“我们这样的观点是权力和资本都不喜欢的,一个人接触到我们这样的观点的机会非常小,很有可能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岁月静好里度过。”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站在光谱的左边,但我们认为不是我们太左,而是世界太右。”他说。 Rosy Picture 的破裂 2008年,柳昕毕业后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硕士,此后在萨塞克斯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今年2月,BBC裁员引发记者罢工,几乎与此同时,萨塞克斯大学出于外包校园后勤服务的考虑要裁撤235名资深员工,“原因如出一辙,要提高效率”,“‘效率’这个词在今天是何等的摧枯拉朽包治百病,大社会这种效率优先的理念,不仅鄙夷传统的行政人员和公共事业从业者,还鄙夷一切不能立马生成金钱的社会性事业。”在一篇抨击新自由主义的文章里,他颇为激愤地写道。 柳昕与萨塞克斯大学的同学一度以游行示威和占领校舍抗议这种私有化,英国惟一的绿党议员卡罗琳·卢卡斯前来演说以示支持。她说:“这些崇尚效率的办学理念执意要边缘化人文与艺术,只告诉我们为了赚钱而存在的商科和为了延年益寿的医科能够让人活到90岁,可如果没了人文艺术,谁有兴趣活到90岁?”最后校方还是按计划推行了裁员。 柳昕说,和国内许多人一样,他以前对西方有一种rosy picture(美好的想象),但当他离开“在启蒙的现代性里挣扎”的中国,来到英国,亲眼目睹工人阶级无力改变自己的困境(“他们只吃得起速冻蔬菜和怎么煮也没肉味的速冻鸡肉”),外来劳工接受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剥削而那些毕业于哈罗与伊顿公学的人却堂而皇之地保持着特权思想(“财政大臣认为自己没有买票也应该坐一等座”),而不论选举还是社运,这些民意表达机制通通无法撼动那庞大的“体制”时,“rosy picture破灭了,你迫切地需要寻找新的智识来源。” 柳昕并不讳言左派在英国是时髦的,也不否定他对智力精巧的迷恋,“随着思维能力的上升,觉得自由主义缺乏历史感,逻辑过于简单。”但他认为更需要反思的是这个rosy picture背后的简单逻辑。“国内许多年轻人的自由主义观念是怎么来的?在北京拿4000块一个月,生活压力很大,想当然认为西方人轻而易举挣好几万,想当然认为自由选举就可以保证每个人的声音被听到;还有人去机关办事,遇到效率低下、脸色不好的,也认为这是不民主造成的,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要交择校费、买不起阿玛尼,任何小事都可以上升到政治制度的高度,他们不知道工资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官僚制度是现代性的问题,而从政治体制到择校费,这背后到底有多少微观机制?没人关心,大家都喜欢重复简单的论证方式。” “民主是普世价值,但它只等于西方代议制和议会选举吗?”他在SKYPE的那头问道。“事实上这个等号被划上,是非常近的事情,而中国知识分子以非常不专业的方式参与了全球化霸权的塑造,而且这种话语被建构成一种常识,成了人们思维的起点。” 柳昕形容这种被建构起来的“常识”带给了人们一种“历史的盲目感”。他曾经看到报道,茅于轼担心中国年轻人不知道包括“文革”在内的一些历史事件,“我倒不担心他们不知道‘文革’和XX,我担心的是他们只知道‘文革’和XX,而不知道1943年英国人在孟加拉国酿成了一场世纪大饥荒,死了100万人,不知道侯德健先生曾经说过,不需要制造谎言,不要在谎言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如果你要讲‘文革’,请放在具体历史中讲述,放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中讲,至少也要讲清楚前因后果,现在讲‘文革’都变成(毛泽东)个人品行问题,再包裹上一些宏大的西方价值。” “我倒不担心他们不知道‘文革’和XX,我担心的是他们只知道‘文革’和XX,而不知道1943年英国人在孟加拉国酿成了一场世纪大饥荒,死了100万人,不知道侯德健先生曾经说过,不需要制造谎言,不要在谎言的基础上建立民主。” “全球化带给我们一种‘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人们到处都将它与不受约束的市场、劳动剥削、环境退化和行政腐败连在一起。”在2010年访问北京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写了一篇文章,试着去解释为何中国的年轻学人钟爱新保守主义学者列奥·施特劳斯以及国家主义者卡尔·施米特。“年轻一代现在觉得,自由主义思想不能帮助他们理解中国的现实生活,也不能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一个理想模型。举例来说,不管政治倾向如何,我所碰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更强而不是更弱的政府:一个遵循法治、可预测、能控制地方腐败、能执行长期计划的政府。他们的分歧好像都在于这样一些问题:这个强政府应该如何处置经济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如何行使这种新获得的强权。” 不过,柳昕也看不上国内的左派,“左派所有的理念,都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考察,发现其资本运行对人性的压制,而国内的左派根本没有这个问题意识,有的只是民族主义的愤怒和对西方的不屑。” 我问他,你觉得在现阶段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保障这么大的人口基数,包括农民的基本福利供给。”他回答。柳昕说,他有时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国内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水平那么高,他们的博士生却没有太多的实证、经验的研究?比如,关于中国劳工的福利保障问题。“没有经验基础,怎么建立起左派论述呢?” “煽动民众本质上就是通往奴役之路” 也是在2008年,丁博来到北京。因为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感兴趣,他考入北京一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读研。谈起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年轻人中受到的轻视,丁博说这是对从小政治灌输的一种“反动”。“真正读过马克思著作的有几个人?看的都是‘考研名师’任汝芬。后来一接触到自由主义的东西,不是马克思PK弗里德曼,而是任汝芬PK弗里德曼,肯定一下子就被人俘获走了。” 本科4年,丁博没有入党,“和那些行政人员不是很熟,也没有去争取。”事实上同学里申请入党的很多,丁博觉得这和就业压力增大、国企及公务员职位越来越受欢迎有直接关系——从前外企还是香饽饽,但现在吸引力已大不如前。读研后,丁博很快交了入党申请书,还拿了党校的优秀学员,“学这个专业嘛,而且本质上我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很相信的。”两年下来,他们班的同学全部成了党员。 在人人网的一篇日志里,丁博记录了第一堂党课的“思想汇报”: 第一堂党课,奏响在讲堂里的,不是党歌,也不是国歌,也不是校歌,而是一曲周华健的《我是明星》。这首歌曲本身就是与共产党的理念,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格格不入的。歌词中,夹杂了典型的私货:“谁不为人性的光辉感动”。 在这里,歌曲烘托的是一种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党课上,一边鼓吹超阶级的价值观,一边又在发放的教材中收录了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其中就对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大加鞭挞。…… 主流媒体不遗余力地称赞北奥志愿者的无私奉献是“人性的光辉”,而可悲的是,在一片对志愿者的赞扬声中,北京奥运会真正的功臣,中国的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工群体,居然完全消失了。…… 不知是哪个没脑子的把“80后”称为“鸟巢一代”,因为他在奥运志愿者身上看到了所谓的希望。然而,“80后”不等于奥运会的志愿者。那些是首都名牌高校的在校生,是中国极少数的“80后”。绝大多数“80后”在哪里?有的在煤窑里不见天日,有的在血汗工厂里夜以继日,有的在网吧里浑浑噩噩,有的在黑砖窑里不为人知。 丁博觉得自己理念上倾向精英治国,但不能容忍“拉人民当炮灰”。他对茅于轼和“右派”们主要的不满在于对历史纠缠太多,“把中国历史和社会主义说得一团漆黑,为了打破一个谎言,制造另一个谎言”。 他更愿意用现代化史观去看待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很难想象在塔什干这样的城市中心可以竖起这么高的一座电视塔。”所有写历史的书里,他最喜欢的是霍布斯鲍姆的年代三部曲,“看书有个顺序,先看历史,再看经济,最后看政治,比较不容易受忽悠,不然你先有了一套理论框架,而历史那么丰富,你总能找出例子来佐证你的观点。” 同样地,他认为也应该站在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去评价毛泽东,而不要只看私德,不然所有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和“他们”、好人和坏人的两分法,“最后就是贴标签,跟小学时看电视剧一样,在这种观点指挥下,你连喜羊羊都看不下去,你说,到底是羊好还是狼好啊?” “那些人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不清楚吗?完全就是出于煽动,而煽动民众本质上就是通往奴役之路。”对市面上活跃的一些“公知”,丁的评价很低,认为他们不论宣扬的是左是右,本质上都是在做他本科学的专业:市场营销,结果造成了社会的分裂。“现在社会有不同的利益主体,之所以还没打起来,还是因为有个强政府(‘好像自己又回到五毛的路上了。’他自嘲),吴法天和周燕(四川女记者)打架,至少还有个派出所调停吧?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要是打起来呢?” 丁博认为应该站在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去评价毛泽东。 他说,自己当初批评茅于轼的文章只是“标题党”了一下,没想到传得那么广。“我相信茅于轼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毕竟从‘文革’过来,看到乌有之乡那种搞法,拍案而起,也很正常,但是不要忽悠老百姓。” 2004年到2008年,丁博经常上乌有之乡网站,“上面有一些真知灼见,特别是从反思改革的角度。”不过最近5年他不太看了,觉得他们极端化,宣泄的是非理性的情绪。 2010年丁博研究生毕业,他也选择了公务员之路,“公务员考试还是相对最公平。”他记得那年有国企招聘时,非常露骨地让应聘者填写自己哪些亲戚有关系,“也好,写得明明白白,免得折腾到了面试,再找个理由不要你。最后它要是找不到人,自然会降低门槛,这完全符合自由市场的精神……本质上,我是很右的右派啊!”他笑着对我说。 “生于计划,死于随机” 来北京办事之前,李昆华的家乡昆明刚刚发生了反PX活动,作为一家小公司的管理人员,他没有参与抗议,但也上街围观了一番。李认为,昆明市政府的公关在国内历次PX事件中是最主动的,但问题的焦点是出现了塔西佗效应——当政府失掉公信力时,不管它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都没有人相信。 “政府信用这件事,已经成为左右派的共识,甚至政府自己也不否认,只是(对待它的)态度不一样而已。”李昆华说,“这里有政府的责任,有舆论的责任,但经济自由主义者在批评政府不够公开透明时,不要忘记他们当初设计私有化方案时排除公众参与、伤害公众利益的前科,而这种伤害超越了一代人。” 在名为《中国自由主义20年的颓势》的述评文章里,学者秋风这样分析改革话语近年的衰落:权贵私有化激起了舆论和民众的不满,扩大了贫富差距,尤其严重的是,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普通工人在没有得到充分补偿的情况下大规模下岗,从而制造了新的城市贫民群体。被医疗、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民众无力辨析问题出在哪个部分,“于是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你们叫得最响的东西,一定只对你们有利,而对我们不利。最后带来的结果是,民众反对‘市场’。” 出生于列宁格勒的哈佛大学教授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研究过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怀旧心理,在俄罗斯,“怀旧变成了对付加速的变化节奏和经济休克疗法的抵御机制”,一些人论证说,1990年代早期的经济改革家把广阔的民主和社会的议题都降低到经济层面,盲目相信自由市场的拯救使命,而所谓的自由市场,在俄国遇到奇特的盟友,这就是苏联时期老练的党务工作者,“在一个不顾民主社会议题的强大国家阴影里宣扬市场,是符合这些人利益的。” 在全球化与可疑改革的奇怪结合下,后苏联时期的第一代俄罗斯青年本能地反对关于“改革”的辩论,他们称“改革”为“民主大粪”,他们相信古拉格群岛并不存在,只是传播“民主病毒”的“改革派”新闻记者的宣传,极右派拥抱纳粹装饰品、强硬的民族言论以及反犹主义,而极左派则主张返回MMM: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Marx、Marcuse、Mao)。 而北京奥运会后中国青年的图景显得更为复杂:有热情拥抱中国崛起者,也有深深怀疑者;有像柳昕这样,迷恋于托洛茨基,试图以西方左派视角阐释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也有李昆华这样非专业出身、却同样抱着建立独立左翼论述的本土人物——他如此自信,几乎带着一种“杀死父亲”的口气谈论上两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内心深处还停留在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一个世界图景里面,他们认为他们是创造历史的主角,‘阵前苦斗貔貅将,阵下旁观草木兵’,也许在过去他们这种想法还有一定道理,但对于80后90后这些成长在新的社交网络时代、有更方便国际流动的年轻人,显得太无力、太渺小了。这是一个对于思考的人更加残酷的时代,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被时代淘汰的残酷性,甚至会超过《干校六记》。” 不过也许更多人还是像丁博一样,经历了“反动”或者“反动之反动”,依然犹豫和混沌着。丁很坦率地告诉我,自己的思想可能还会继续变化,但往左还是往右他也说不准,“如果往右可能去社会上的NGO,往左就进一个五毛的单位吧。”关于这一点,人在海外的柳昕有自己的观察:“这个时代太矛盾了,极度自卑和极度自信每天都在上演贴身肉搏。你去人人网看看那些对骂的小孩,个人资料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可能很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他们都是很容易变的。” 丁博现在越读书越觉得自己懂得少,而“文科生读到了一定程度,就在自己的祖国变成了外国人,很难找到能理解你的人,但你到了国外,你还是一个外国人。就好像17世纪那些俄国思想家,在俄罗斯沉闷的空气中,他们觉得自己是立陶宛人,可是等他们到了更自由的立陶宛,人家还是把他们当俄罗斯人。” 辞职之前,丁博去了一趟广州,见到了那个曾就职于南方报业的研究生同学,同学已经离开新闻业,成了一位官员。毕业3年,丁博觉得大家都在往中间靠拢,彼此的共识越来越多,“他写了3年文章,想要做一点实事,觉得到基层改变一点是一点,我干了3年公务员,想回学校务点虚。” 他说,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偏文本的,“官方学术平台有点回避实证研究,所以我对工人阶级的了解主要还是来自书本里的刻板印象,比如说被压迫啊,充满着反抗精神啊之类的,但和实践还是有脱节的。”好在,他的研究方向本来就是偏理论的,“我可能还是更适合坐而论道吧。” 李昆华用“生于计划,死于随机”来形容出生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这拨年轻人。“我们对未来有很多浪漫的想法,这个浪漫来自于非市场经济,我们小时候,是要‘奔向2000年’的,课本告诉我们只要努力去工作,努力去创造,就会有一个高科技的城市,一个美好的明天等等。我们成长于计划的宣传里,但生活在市场的现实里,所以内心其实是有很多失落的,那是一种乡痛,不是乡愁,乡愁是你怀念过去,但没办法回去,而乡痛是你根本就找不到家乡了。” 那么“生于市场”的90后卢龙呢?他马上就要大四,得开始找工作了,“在经济大潮中随波逐流吧,没有选择权,你意识到那些名利你是达不到的,就不再做那个梦了,你没有幻想,反而更平静。”他说,宿舍同学受他的影响,也非常平静,“不像隔壁宿舍那帮人,整天想象着要创业什么的。” 不过卢龙过两天就要离开北京,因为还要回学校准备英语六级考试,“毕竟学IT的,还是通过六级比较好。” (应受访者要求,丁博、卢龙为化名) 猜你喜欢 肖像中国:“疯子”医生兰越峰 肖像中国:“草民”陈水总 肖像中国:“饭局”众生相 肖像中国:一个非京籍考生的华丽逆袭 肖像中国:一个用国籍保护丈夫的英国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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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肖像中国:十八岁半的死刑犯

“国家用以血洗血的法律,想要建立的秩序,最终培养的人民,却越来越走向以暴易暴的品质。我不知道那些冷血的判官们,会不会偶然还能看见,那些悬浮在空中的不瞑的眼睛。” 本文节选自野夫的作品《绑赴刑场的青春》,文章记述了他在看守所期间结识的一位刚刚成年的死刑犯的故事。 中国每年处决死刑犯的数字远远高于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合(资料图片) 一 武汉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在汉口宝丰路的背街里面。这是一个令湖北所有的刑事犯闻之色变的地方,只要听说是送到“一所”,就知道最好的结果可能将是无期徒刑了。江湖行话称这里是——死、缓、无的码头,不死也要脱一层皮。政治犯也送这里,只是因为这里重要且看守严密,所以武汉很多大学生也在这里受过教育。 看守所的概念很多守法公民一直不懂,简单地说,就是等待开庭判决的嫌疑犯被羁押的地方,简称“号子”。蹲号子的人犯比劳改队的犯人要苦十倍,因为除开放风一刻钟之外,吃喝拉撒以及繁重的手工劳动,都得在狭小的房间里进行。号子是不能接见亲友的,也不能写信看书和抽烟等。准确地说,就是一个密闭的罐头,所有人在这里渴望死亡和早日判刑。人的尊严和权利意识,不需要到监狱,先在这里就把你摧毁掉。全国普遍发生的各种躲猫猫死亡事件,一般也都是发生在号子里。 我住的六号监舍,正对着值班室,是重中之重的犯人呆的地方,于是我得以近距离接触不少死囚。我们号子的面积大约是三米宽四米深,一张通铺占半间房,上面要肉挨肉睡六个人。另外一半面积是劳动洗漱吃饭和排便的地方,没有任何隔离。厕所是蹲坑,却不是冲水式的,而是在上方半尺高的地方,安装了一个冷水龙头。号子里的全部用水,都得在这个便槽里解决。因此洗衣洗碗洗脸洗澡和冲厕所,大家都要在蹲坑里解决—— 这里被犯人们每天擦洗得像六星级饭店一样干净。 六个人都是重刑犯的话,谁来掌握号子的话语权呢?谁又来干洗厕所的苦力呢?江湖当然有一套规矩,这个另文专述。在一般的看守所,死囚多有做牢头的。但是在一所,因为死囚太多,大家司空见惯,也就要凭另外的本事了。90年代的初冬,我们号子刚刚送走了一名死刑犯,大家正在盼望来一个新犯人洗厕所;这时,铁门被哐当打开了。 二 推进门来的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唇上没有胡子,还有一抹茸茸的胎毛。面相很端正,低眉顺眼的透着清纯和质朴。穿着单薄的衣衫,里面却又套着一件梦特娇的毛衣。他无需开口,这些老犯人基本就能看出——他来自农村,年纪不到二十;肯定不是街头混混,人很老实。那他为何会来到恐怖的一所呢?小偷小摸坑蒙拐骗都来不了这里,那他一定是杀人了。 新来者一般都要接受老犯人的讯问,他很知道规矩地蹲在厕所边,不敢正眼看床上坐着的五个前辈。询之,他一一嗫嚅着回答。他叫罗小毛【姑隐其名】,刚刚十八岁半,老家是郊区黄陂县某村的;因为杀人罪被捕。老犯人笑道,你这逼样还能杀人么?为什么杀人啊,杀死了吗?杀的谁啊?他吞吞吐吐地说,因为打架,他打我,肯定杀死了。追问对方是谁,为什么要打你,他却忽然哭了起来,哭得十分伤心。大家看他确实太小,就没为难他了。 罗小毛确是穷人家的孩子,看起来很懂事。由于转来一所之前,已经在分局的号子里呆过几个月,所以完全不需要指点,就知道自己去做卫生。常常做着做着自己就忘记了自己是杀人犯,独自用黄陂腔哼起小调来。大家便笑,他顿时脸红,打住不语。我们的手工活是糊火柴盒,每人每天必须完成3500个,一般要到天黑才能收工。白天干活大家多是谈笑风生,或者互相讲述犯罪经历以及江湖故事——行话叫“混点”,也就是打发时间。到了收工之后睡觉前,才往往是各自陷入自身命运思考的时候。我经常发现这时的罗小毛,会独自悄悄对着铁窗流泪。 闲来犯人们喜欢互相分析案情,预言各自的结局;这些多年混迹江湖的人,几乎胜过法学专家。只要拿着某人的起诉书一看,便能判断大抵的刑期或死活。由于罗小毛的起诉书没来,而他自己又始终回避详述他的案情,所以大家无法猜测他的下场。有时故意逗他,说杀人偿命,他肯定是要判死刑的,否则不会送到一所来。他开始还很自信自己罪不至死,说着说着,忽然孩子般哭泣起来,大家看他可怜,便不忍再玩笑了。 看着这个十八岁就要面对生死,而渐趋沉默和成熟的孩子,我禁不住开始自忖——他真的会被处死吗?我和他一样在焦渴地等着他的起诉书的到来,因为在那里,他的案情才会在我们这里真相大白。他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使得他不肯坦言自己的案情。 三 元旦之前,他被带出去了。这是法院来人的提审,我们知道他的起诉书到了。有经验的犯人说,罗小毛肯定完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这个时间发起诉,一般是为春节“杀年猪”准备的——我国一直有一个很残忍的制度,那就是在重大节假日之前,要枪毙一批人以示惩戒。【此恶习不知近年是否有所改变】。 果然,罗小毛一送回号子,就扑倒在床板上抽泣起来。大家也不催他起来完成劳动份额,见惯了这些生离死别的场面,也没有人劝慰。一个老犯从他兜里抽出起诉书阅读,看罢脸色陡变,给大家传阅——原来他杀死的是他的堂兄,且杀了三十几刀,其中九刀致命,堂兄当场毙命,也就是说其兄断气之后,他至少还补了几刀。 一个如此温和的小孩,得有多大的仇恨,才能这样杀红眼而不知住手啊。他们兄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要怎样辩护才能免其一死呢? 大家等他哭累止住了,才喊他起来吃饭。然后讲各种黄段子逗他,他终于破涕为笑。这时有人出主意说 ——根据你的起诉书,你可能脑袋要飘了。野哥是前警察,你最好详细讲讲你的案情,请他帮你分析一下,看怎样才能保住脑袋。 他求救似的看着我,我问他家里给请律师了吗,他摇头说,他没有妈妈,父亲也没钱,再说他杀的是堂兄,家里肯定是不会请的。法院说了,由法院指派一个。 我又问,你愿意详细给我们讲讲你的案情吗?因为细节决定死生,我们虽然救不了你,但是也许可以帮你分析利弊,教你如何在法庭上自己辩护,以便争取一线生机。 他低头沉吟很久,他知道我们是真诚想帮他的,但是他实在太难以启齿了。犹豫半晌,最后还是嗫嚅着叙述起来,眼泪不时地从他稚嫩的脸上淌下…… 四 罗小毛幼年丧母,他初中毕业便被送到汉口的堂兄那里打工。堂兄是武汉长大的“街痞子”,那时正好开了一个做香肠的加工厂,需要大批切肉的伙计。十五岁的罗小毛,就这样成了一个每天在血淋淋的车间玩刀弄叉的刀客。 说到这里,罗小毛还顿住叮嘱我们——各位大哥要是活着出去,千万不要吃市场上买的香肠啊,那都是死猪肉做的。我们每天有专人去各个养猪场收购死猪,因为这样的猪肉便宜,我们的利润就大得多。 专门做死猪香肠的堂兄当然发财很快,厂子里的事务基本不管,长期在外面吃喝嫖赌。堂嫂独自打理着这一切,每天累得死去活来。罗小毛因为寄宿在堂兄家,因此常常看见嫂子一个人偷偷抹泪。 他算自己家里人,包吃包住之外,堂兄只给他一点零花钱。嫂子见他辛苦可怜,总是暗中给他买一点衣服鞋袜,尽量让他比别的工人好吃好喝一点。就是这一点叔嫂恩情,便让这个乡下孤儿感到了一些珍稀的母爱。 有犯人插话问——你嫂子漂亮吗?因为其表情有些猥亵,罗小毛这个平时老实巴交的孩子,突然生气地翻脸不讲了。扔下手中的火柴盒,跑到窗边哭泣起来。我把那犯人臭骂一顿,然后过去哄他半天,这才又重新回来低低地讲述。 但是,我已经能猜出他杀人背后的隐情了。问题是细节是怎样的呢?是叔嫂合谋,还是兄弟决斗?是蓄谋已久,还是一时起兴?因为这决定他的生死,我不得不鼓励他继续这对他而言肯定残酷的回忆。 五 嫂子确实漂亮,比他也就大十来岁。因为娘家贫困,于是嫁给了这个屠夫出身的暴发户男人。堂兄对他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多坏,反正就当个长工在用。但是嫂子对他,却是内心生疼的。看见他衣服脏了,就帮他洗;破了就帮他买。逢年过节给他塞一点私房钱,让他回去看看父亲弟妹。平民人家的温情,也就是这么一点简单朴素的爱惜。但是放在他这样一个童蒙未开的苦孩子身上,那就是天高海深了。 堂兄越来越少回家,那时正是这个国家黄业初盛的时代;有钱的男人有了嫖赌的去处,家里放着娇妻也当着败柳了。夫妻为此不免口角,而堂兄又是粗鲁之人,一言不合即老拳相向。嫂子娇弱之躯,常常被打得像熊猫一样满身青紫。当弟弟的他,连劝架的胆量也没有。对嫂子的怜悯和尊重,也只能在堂兄走后,去帮忙送一方擦泪的手帕。 渐渐嫂子的万千柔情,再也不寄放在自家男人身上了。男人回不回家,她也无心过问。转而对这个未及弱冠的小叔子,多了无限的疼爱。某个酷热夏夜,嫂子浴后喊他帮忙擦擦后背,懵懂的他第一次看见女人圆润的身体,惊慌失措而又手忙脚乱。嫂子因擦拭而舒适的呻吟,令他魂飞魄散,身体也开始走样。但这毕竟是嫂子,未经人事的他何敢有半丝邪念。嫂子见他呆若木鸡,一时情不自禁,便多了几分少妇的鼓励。那一夜的死去活来,竟然从此埋下了他们一生的悲剧。 此后的嫂子焕然如新,青春娇艳复归于脸上,再也不似从前的苦情满面了。而他,从最初的犯罪感到暗怀的愧疚心,再到理直气壮的初恋情怀,完全变了一个人样。嫂子也从最初的偷情,慢慢走向恋爱感觉。虽然年龄相去十来岁,但十七岁的他和二十几岁的嫂子,放在红尘世界,那实在也可谓金童玉女,叫人看不出一点不谐。 他们相爱得如火如荼,甚至白天,他在满眼死猪血肉模糊的车间,只要听到嫂子的声音,就会冲动反应。他像一个恋母的孩子一样迷上了嫂子的一切,每天下班之后都要抢着帮嫂子家务,贪婪而又痴情地挥霍着他刚刚开始,却又要很快结束的青春时光。 六 堂兄并未觉察这一切,依旧是偶尔醉归,时不时打骂一顿老婆再扬长而去。嫂子因为心有所属,对丈夫的薄幸已不在意。而他却因为情怀初开,在为嫂子抚伤擦药之际,多了更多怜惜和愤恨。然而堂兄毕竟是哥哥,是把他从乡下弄到城里来给一碗饱饭的恩人。他对嫂子纵有万般迷情,说出来终归是不伦之恋。而嫂子,虽然身心都迷恋这个健美淳真的小叔,但自知出墙春色,岂能久贪。因此,他们相爱是相爱,却从未探讨今生归宿。更谈不上密谋弑夫,性命相搏地换一种活法。 问题是一个少年心中,开始因为爱而纠结起了仇恨,这种恨又因为对堂兄的天生畏惧而无处发泄,他渐渐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但凡堂兄回家,他便尽量回避,他怕他自己的目光泄露出隐秘。 人世间许多事,真正是兰因絮果,在劫难逃的。一天中午,他的堂兄醉醺醺回来,似乎突然对老婆动了欲望。早已厌恶了的嫂子自然拒绝,这似乎极端惹恼了丈夫,顿时暴打开始。嫂子极力挣脱从房间跑出来,向人多的车间跑来;丈夫一路追打,嫂子的哭声喊声响彻工棚。正在切肉的罗小毛忍耐着,不敢看一眼缠打着的他们,刀在他手上发抖,寒光刺伤着他的泪眼。 就在这时,实在经不起拳脚的嫂子,本能而绝望地喊了一声——小毛救我啊。就是这一声要命的呼喊,像死亡的冲锋号一样吹响了。他压抑已久的愤恨终于听到了宿命的召唤,叛逆的鼓角连同青春的狂怒,顿时使他恶向胆边生。他持刀冲向堂兄的背后高喊一声——你放手!堂兄看着他乖眉顺眼的长大,何曾把已经变成男人的他看在眼里。回头骂一句你滚一边去,继续对他心爱的嫂子痛下辣手。 面对这个威猛的男人,他颤抖着在背后扬起了利刃。他知道这一刀下去,他和堂兄一世的恩怨都了啦。如果他不能制止住堂兄,那他和嫂子的命也都休矣。那一刻,完全是不由自主,刀锋沿着命运的轨迹必不可免地在空中飞向了堂兄的颈项,鲜血——他每天都熟悉的红和腥,刹那间喷薄而出。堂兄回身夺刀,生死恩仇一念间,他像《新龙门客栈》那个耍刀解羊的小伙计一样,一顿乱挥像一个电锯。可怜一世凶横的堂兄转眼倒地不起,他那一刻完全疯了,继续骑在堂兄身上猛砍,直到他嫂子反应过来,拼命抱住了他。 七 嫂子一看丈夫已然没有呼吸,知道大祸降临。她一边喊看傻了的员工叫救护车,打110,一边拖着罗小毛进屋,赶紧换下他一身血衣,塞给他一把钱要他逃命,这里由她来担着。神智还没完全清醒的他,从未出过远门,哪里有可逃之路。只好像梦虫虫一样出门搭车,向老家的农村走去。刚到家见到父亲,警察就进门了。 之后分局,再市局,简单的案情没有任何麻烦,直接就送检察院起诉了。我看起诉书,其中完全没有提到他和嫂子的“奸情”,当然也没有认定他们预谋。显然老实巴交的他早已坦白的杀人动因,并没有得到嫂子的承认。 嫂子在起诉书上被起诉的原因,是包庇罪,因为资助他逃亡。我分析她之所以坚决不承认和小叔子的私情,是担心让小叔子担上奸情杀人的罪名——这个性质要比一时激愤杀人严重。另外,当然还有女人的名誉问题,她如果承认了,就意味着她要承担害死人家两弟兄的恶名。就算不判她罪,那她也无法面对罗家的仇恨和今后的生活。 开庭在即,十八岁刚过不久就犯案的罗小毛,在法律上已经不属于未成年。到底是认定有爱情对他有利,还是不认定奸情对他有利?这个问题对我们这些老犯人,也都成了个大难题。如果因为爱,一个年轻人出于冲动而杀人,可能放在有陪审员制度的国家,可以获得一些宽恕。但是在我国,自古奸情杀人都是重罪,更不要说是和嫂子的不伦之恋了。 当年的起诉书有个不成文的规律,凡是行文用了两个“特别”词汇的——比如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毒辣——那就是必死无疑的了。罗小毛的起诉书已经赫然两个特别,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年轻的生命朝夕难保了。 八 问题是他还深爱着他的嫂子。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嫂子也已被捕,且现在更因为包庇他,而要被送上审判台。他哭着祈求来送起诉书的人,他愿意承担全部罪名,愿意为嫂子去死,希望他们不要判他的嫂子。 在我看来,他的主要罪过在于乱刀杀人,如果仅仅是一刀毙命,他肯定还有生机——因为不存在杀死的故意,更没有谋杀的情节。假设放在今天,最高法来终审生死,那他也可能活命。但是在那个八九之后的湖北,近乎中世纪的黑暗年代里,罗小毛这样毫无背景的草根青年,多半要命如草芥了。 终于一审开庭了,下午押回的他面如纸色,进门就钻进被窝哭泣。老犯人都同情他的遭遇,任他不吃不喝地埋进自己的绝望里——这是谁也无法劝解的绝望啊。 次日起床,大家小心翼翼地询问昨天开庭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这是他唯一可以见到嫂子的机会了。半年的生死茫茫,我们也想知道他嫂子究竟怎样面对与他的法庭重逢。 他还没有开口,就低头抽泣起来,然后像一个委屈的孩子,断断续续地哽咽着说——我对不起嫂子啊,她一见我就哭。之后他用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讲清楚他和他嫂子的庭上苦痛。嫂子在号子里拆了几件毛衣,给他编织了一条毛裤,托法警给他穿上了。嫂子在法庭上依旧坚持,他们没有奸情,他只是心痛她而去劝架,出于年幼激愤动手的。动手之后丈夫要夺刀,他完全不是丈夫的对手,为了自救而乱刀杀人的。 其实,所有的法官我相信他们都会在内心认定,这一对叔嫂之间肯定是有爱情的。罗小毛的律师也试图从这个角度,站在人性的立场辩护,以便打动法官,尽量给一个死缓。因为罗小毛此前的供述已经交代了全部细节,这是他这个年龄的孩子,绝对编造不出来的两性画面。但是不懂法律的他,完全不理解他嫂子为什么要拒绝承认。真正对他打击的是这个,他被善良嫂子的谎言惊得一时瞠目结舌,他觉得嫂子背叛了他们的爱。 对他而言,死不足畏,但是如果怀疑他的爱,否定他和嫂子的真情,那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没有机会串供的他们,在庭上自说自话;一个说有爱,一个说没有爱,场面一时极端残酷,彼此内心的情爱使得他们互相不敢看对方一眼。 不知法官是故意,还是别有深意,最后问了他一个致命的问题——你说你们有爱情,发生过关系,那你有什么证据呢?事关隐私,事关爱人,在他看来更事关他的生死,十八岁的他柔肠寸断,艰难选择,最后还是愚蠢而胆怯地低语——嫂子的那里有一颗痣。 他一说完,公诉人和法官们露出了下作的笑,而他的嫂子则顿时面色惨淡,泪如雨下,几乎晕厥在审判台上。对这些法官来说,判决早已成竹在胸,根本是无需鉴定他的指证的。因为在从不考量人性的法庭,这个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一个猥亵笑话而已。 他们在分别带走之时,他看见了他嫂子的泪眼,眼中含有一丝幽怨,更有无限的怜惜。他突然后悔他庭上的辩白,他不该说出他和嫂子的隐秘欢乐和悲伤。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再见他的嫂子了,从此幽冥长阻,他们只能隔着忘川相望梦魂了。 九 我们知道,罗小毛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春节就在眼前。 根据当时武汉公检法【各地大同小异】的恶习,他会在春节前被带出去开二庭宣判——我们称之为“卷铺盖”。也就是说,狱警再来提他的时候,开门就会说把被子带着,意思是要换到死囚号子去了。所谓二庭,就是直接宣读判决死刑。读完之后,犯人并非马上就杀,而是要转移到更加严密的单人囚室羁押。从这时开始,犯人就更加不是人了。死囚会被戴上脚镣,然后平躺着将四肢锁在一个硬板床上。每天有专门的轻刑犯来帮你吃喝拉撒,等待你的上诉期结束。 上诉期是十天,如果十天后你不上诉,那就可以择日执行了。如果你上诉,那就要等省高院的终审判决。只要终审没有下来,你就得一直被钉在这个床板上。有的人案情复杂,终审时间很长,也有偶尔改判死缓的;那整个这个阶段,你就得饱受困卧之苦了。这个刑具在普通人看来不就是终日睡觉吗?但所有过来人皆知道,三天之内就会让你生不如死。 没有谁知道,等待终审判决犯人的这种煎熬。在警方看来,是防止死囚自杀,但其中的不人道,实在残忍难言。我不知道今天的看守所,还是不是保留着这样的恶法。因为在今天终审权收归最高法之后,回复的时间会更加漫长。假设还这样虐待,我相信必有冤屈的人,也愿意放弃生机而选择速死。 罗小毛似乎还是不相信他会判死刑,时而高兴时而悲伤。而我们都已经看见了他的结局,看见他有时还在幻想服刑之后去向嫂子道歉,我们都感到恻然。那时的号子不许犯人有任何娱乐,无聊的犯人便自己找乐,他们称之为“死亡演习”。我也觉得这种残酷的临终关怀,未必是一件坏事,因此也参与他们的游戏。 具体方式就是叫可能处死的犯人,模拟已经在刑场一样跪在床上。大家排队在后面,听口令举枪,然后射击。犯人倒下装死,大家再上前用被单覆盖,然后围坐在他身边,给他一本正经地三鞠躬,开追悼会。悼词会像模像样地回忆夸张他战斗的一生,追溯他为何奋斗致死的事迹。总之,一切按央视的规格整,类似遗体告别和鲜花之类。也要口头朗读某某领导虽然没来,但是也献上了花圈等等。 通常这样的游戏能够冲淡临刑者的死亡恐惧,使得即将到来的枪毙,变得不那么突然。很多犯人躺着躺着,常常被貌似悲伤的悼词弄得哈哈大笑;我们称之为诈尸了,那还得重新枪毙一次。 罗小毛虽然不相信末日在即,但还是乐意配合大家的游戏——黑色的床单终于覆盖在他稚嫩的胎毛未尽的脸上。这次的悼词由我主持,我尽量轻松但音调沉重地按罗京的路数哀悼——罗小毛同志是党的好儿女,是祖国的优秀花朵。其短暂的一生,始终战斗在我国的死猪前线。其人出身贫困,心地善良,勤劳勇敢,在追求爱情的路上误入歧途…… 我们煞有其事的追悼刚刚开始,被单下的罗小毛已经开始抽泣;他的身体哭得抽搐着,我们忽然都变得严肃起来——五个奇形怪状的各类重犯,在那一刻内心真的庄重和充满了悲怜。我们掀开被单,看见他好看的大眼一直睁着,像两个泉眼一样地汩汩淌水。 他在那一刻,可能才真正看见了死亡的模样;看见了幕天席地的黑,是怎样压迫在他单薄的身上。他似乎那时才意识到,他将再也见不到他的老父和弟妹,再也见不到唯一疼她爱他给他的那个嫂子了。 十 未几,铁门一声响——罗小毛,卷被子。 正在说笑的他,骤然脸色煞白,一时手足无措。我们帮他卷好被子,他夹着走到门边,慌慌张张,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身,对我们深深地一鞠躬,然后出门远去…… 一个十八岁半的孩子,就这样走进了他的长夜。二十年过去了,我依旧常常想起他清纯的笑,偶尔的发恼,对着铁窗的默默偷泣。 国家用以血洗血的法律,想要建立的秩序,最终培养的人民,却越来越走向以暴易暴的品质。我不知道那些冷血的判官们,会不会偶然还能看见,那些悬浮在空中的不瞑的眼睛。 猜你喜欢 洪民生和他的春晚 抑郁症女孩赛娜 肖像中国:飘来飘去的年轻人 肖像中国:八零后 肖像中国:北京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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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肖像中国:八零后

这篇文章的刊于3月7日出版的 Aeon Magazine ,原题是 The balinghou ,作者 James Palmer,由王立秋翻译成中文。 James Palmer 是一名英国作家,生活在北京。他与中国记者工作来往密切。最新的作品是《毛之死》(The Death of Mao, 2012)。以下是《八零后》全文: 中国父母哀叹他们子女的懒惰和贪婪,但这代年轻人已经受够了 上海,2012年7月。相片:Bruno Barbey/Magnum 2004年,刚下飞机,我就被叫去给一次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英语竞赛当评委。我的两个评委同伴是犬儒得令人愉快的中年社会学家,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在听过无数次关于中国过去是如何贫困,而今又是如何富强的演讲之后,我对他们中的一个评论说,学生看起来有点取巧。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她啐道。“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人们如何生活。这代人都不知道。他们都给惯坏了。” 在过去八年里,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种观点,中国的媒体也从不厌烦这种观点。左右两派都这么说。但就在一月这一个月里,鹰派少将和媒体评论员罗援(罗青长之子)就谴责年轻人在生理和心理上不健康,他说:“阴柔之气上升,阳刚之气下降。以这样的品德意志、以这样的体格魂魄何以担当重任?” 同时,作家和社会批评家慕容雪村也在美国杂志《外交政策》上大骂他们,因为“被可口可乐和汉堡养的白白胖胖……的年青一代只相信官方的声明;一些人甚至认为与官方路线相悖就是异端。他们都懒得去检查细节。” 这些批评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我到北京的那年,在我在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和编辑之前,还在以几近于义务性的外籍雇员的身份熬日子的时候,我曾被迫强行在一个大发脾气,在地上打滚并拒绝离开的熊孩子拉出教室。慕容的主张,即年轻人不知不觉地吞下政府的陈述在官方的公信力已被社会媒体工具粉碎的时代站不住脚,但我们却可以看出,罗援的主张来自何处。讽刺的是,军官的孩子们看起来尤其矮胖。一个陆军基地的附属高等学院的教师们对我说,他们(军官的熊孩子们)看起来就像“粗短的摇晃的鸡*巴”,他们还私下里打赌,哪个学生最适合做肉肠。 食物的隐喻很能说明问题——老一辈的中国人想知道:“为什么一切对他们来说来的如此容易,对我们来说却如此来之不易?”这一攻讦的主要目标是中国所谓的八零后——在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食物的定量配给,并且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后长大的。这里我说的(只)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作为买主和消费者支配着中国的媒体。这漫山遍野的批评与年轻人实际的失败无关,而毋宁说是中国城市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之间正在打开的、史无前例的鸿沟的症状。 张君(音译,Zhang Jun),一名二十六岁大的博士生,这样描述这一情景:“这不仅是代沟。还是价值的鸿沟、财富的鸿沟、教育的鸿沟、关系的鸿沟、信息的鸿沟。”林没脸(音译,Lin Meilian),一名30岁的记者,坦率地说:“我和我母亲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没法谈论。她不理解我为什么选择(这样)过我的生活。” 把自己二十来岁的青春年华花在偏远农场里的劳动上的父母的子女,却用商场、苹果手机和随随便便的约会来衡量他们的世界 这种距离对中国来说并不独特。但大多数其他国家都可以在代际之间获得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的连续性。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曼彻斯特度过的青春期在程度上,而不是种类上,不用于我父母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布里斯托和悉尼度过的青春期。但中国八零后一代人的父母(他们在1950年和1965年间出生)确实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们子女的,农村的、毛主义的世界中长大的。在他们的青春期,一个村只有一部电话,大学关闭了,工作是上面分配的。如果你想象西方许多父母在涉及互联网及其在他们的子女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时的混乱,再加上约会、大学生活和职业选择的话,那么,你(大概)就已经接近这种代际的窘境了。把他们二十来岁的青春年华花在偏远农场里的劳动上的父母,不得不和用商场、苹果手机和随随便便的约会来衡量他们的世界的子女打交道。 老一辈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现已五六十岁的那一代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经常看似移民。他们有那种同样的混乱感,有那种同样的,与他们不是很理解的社会规范和习俗斗争,以及,死守他们自己的小天地的感觉(意识)。在他们与他们的子女的关系中,他们总叫我想起和我一起长大的印度和孟加拉小孩的父母——他们力图建议他们的子女做他们绝不会做的选择。然而,就地理错位创造的全部混乱而言,孟加拉的农村与曼彻斯特的城郊之间的距离,如果有的话,也还是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与现代的背景之间的距离小。 移民往往会有一套来自他们家乡文化的,稳定的价值观——他们从中获取支持——不论是宗教的还是文化的。但对中国文革(那一代)的儿童来说,这种连续性是没有的。他们打小就相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革命的毛主义,然后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青少年的时候,被告知在青春期灌输给他们的一切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接着,社会又喂给他们社会主义的,迅速被致富的冲动扭曲的涓涓细流,最终,给他们的,是在被天*安*门*事件夺走前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的反传统文化的暗示。同时,在他们年轻时被谴责为“反革命”的传统价值观,又被当局重新抛光、打磨、树立为社会的新基石。 年轻人因为他们所谓的物质主义而遭到猛烈抨击,但它(物质主义)却又是他们的父母最为珍视的一套价值观,因为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安全感的一个持续来源,一直是钱。钱——至少对它的幻想——从没有抛弃他们。“中国人爱钱,”张博士生告诉我,“因为它没有历史。”在经历了中国向钱猛冲的强盗资本主义之后,老一代人的无限凄惨的,对怎样讨生活的非道德态度可能令他们的子女震惊。黄怒波,一位年已五十的诗人、攀岩者和地产开发商,是少数公开谈论这个之一,他在与中国《财经》杂志的一次访谈中说到了这个“遭到破坏的社会生态”。但黄这样的人罕见,且他有他自己的财富垫背;更多的父母关心的是,他们的子女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 尽管移民梦想他们的子女成为医生、律师或教授,但在国内的中国人的野心,往往在别处。医生工资不高,工作累,不受欢迎——多亏了那个恶名罩住的、腐败横行的医疗系统。律师要与不断变化的司法系统的反复无常打交道。教授们拿着最低的收入,依靠外面的工作过活。中国父母的优先关注不是职业的位置或公共的成就,而是钱和安全感,而无论那工作涉及什么。 上海,旧的给新的让路。相片:Bruno Barbey/Magnum 张是一个经常参加高层外交和安全会议的年轻的学界直升机。(在我访谈过的人中,她是唯一一个要求使用化名的人,意识到她自己的谷歌敏感性。她说:“我母亲不能理解我做的事情,特别是因为它和‘津贴’不沾边。去年新年,我回家,我表哥也在那里。他是一名医药代表(pharmaceutical rep.)。意思就是说,他与医生合伙,卖假药或高价药给医院,瓜分利润。我妈不停滴说:‘哦,你为什么不跟你表哥一起干呢!他赚的钱多多啊!’她知道他的工作所涉及的事情,但她绝不会认为那是错的。” 中国的父母把钱大把地花在他们的子女的教育上,但他们也把钱花在捷径上。大多数人,在他没能考进清华大学的时候,做不到相识的煤老板家庭所能做到的事情:到多米尼加共和国给他买个国籍,这样他就能以“外国学生”的身份上清华了,而他唯一的资格限定,不过是钱而已。(一般人做不到这点)但他们可以做张的母亲做的事情,每个学期都贿赂她的老师让她坐在教室的第一排,这样她就不会埋没在别的五六十个学生里了。 在中国,基于成绩来打造职业依然是可能的,尽管这变得越来越难,因为有钱人和有关系的人把梯子抽走了。以艺术为例,只参加国家级的舞蹈比赛就要求至少两万或三万的元的最低支出(在一个城市居民人口平均收入在每月五百美元左右的国家,这笔钱约为三千到五千美元)。 “实际的优胜者是根据才能选出的。但你需要给评委钱来打点。这样,女孩们要么不得不依赖他们的老爸,要么,他们就不得不去找新的‘干爹’”,一个二十一岁大的舞者告诉我。在音乐领域,这个国家顶尖的音乐学院之一,曾是孕育伟大的摇篮,如今却需要学生花钱让主任开小班,价格为五千元(八百美元)每次。如果别的人都在玩阴的,那么,甚至最诚实的父母,在他的子女的未来面前,也别无选择,而一些人确实也为他们自己的理想主义而感到后悔。韩素贞(音译,Han Suzhen),一名57岁的退休教师评论说:“我没有以适应这个世界的方式来培养他们。我教给他们已经灌输在我们身上的理念,一种纯真。但今天,每个人都在追逐我们被教导不要去重视的东西:我们被教导要回报社会,而今他们却被教导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两个极端。没有人谈论观念和自由了。” 就像对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代来说那样,最具吸引力的(职业)前景,是官方的工作。在账面上,这些工作的工资很低,但在官场的广大的等级制度中,甚至一个不重要的工作,也会带来津贴和生活安全感的保障,即所谓的“铁饭碗”。(政府中的)一个中层职位就是勒索和牵线的许可证。张告诉我:“我表哥,那个药贩子,一直缠着我问。‘为什么不去当官?这样我就可以告诉我的生意合伙人我又一个当官的亲戚,我们就都能赚钱了。’” 巨型国企,如石油巨兽中石化或“四大银行”的工作,是第二好的东西。这些有国家做后台的工作也是体制内的,“体制内部的”,有与慷慨的报销账目相应的津贴,强大的社会安全感,以及,在适当的水平上的,常规的工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也有了价格标签,无论是用现金还是关系——一个用来表示影响力、礼尚往来(你帮我我帮你)和裙带关系的中国日用语——来表示的价格标签。在这方面起步需要父母的支持。在十二月,一个省级国有企业中的一个初级水平的工作的候选人名单在网上曝光的时候,名单上还列出了每位候选人最有影响力的亲戚。 不是每个职位都是可以买的。李翔(音译,Li Xiang),一个二十五岁大的怪帅哥,正在经历成为中央政府官员之前的考试和面试过程。“但对我来说这困难重重因为我父母都为中央政府工作”,他说,“法律规定你不能和你的直系亲属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中央政府的用人体系要比地方政府或国企清楚的多;你不能靠买或影响力混进去。” 在我们享用四百元的牛排午餐的时候,他陈述了他跳槽的利弊。“这对我来说意味着收入的锐减,从我现在工作的一万元到,也许,六千元,税后。前一两年是试用,只拿得到百分之七十。但分给官员的医院是最好的,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工作也安全。社保给力。我也很想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为什么申请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顾问职位。我父母被我气疯了!他们因为我去寻求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职位而骂我。” 和李一样,许多八零后——与他们贪婪的物质主义的名声相反——想帮助别人。志愿者的层次也比以往更高,尽管比在西方要低得多,而大学生活年轻的白领工人则是非政府国际组织的主要成立者。但对他们的父母来说,慈善可能是一个肮脏的字眼。“我的一个朋友的妻子生了病,家里很穷”,张,那个博士生说。“我想给他五百块帮助他,但在我等着和他见面的时候,我可以在脑海中听到我母亲的声音,她告诉我,我是个傻瓜。每次我给别人钱,我都觉得我被骗了。”我采访的另一个人说:“如果我告诉我妈我给别人钱,她会骂我因为我甚至不能负担我自己的房租。” 不能赡养你上了年纪的父母可能给你带来牢狱之灾 而对父母——他们的梦想被历史挫败——来说,强迫他们的子女走上他们自己想走的路的诱惑甚至更强。在我第一次见到罗惊情(Luo Jingqing),和她的自信与轻微的厌世感的时候,我设想,她比她的实际年龄,24岁更老。我们在新元素(Element Fresh),一家在像她那样的年轻职业人那里很流行的,基于上海的高端连锁店里边用午餐边聊天。 “我的母亲想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她告诉我。“她上了一所外语高校以避免被下派到农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毛的一项政策,来自城市的‘知青’被派去和农民一起生活。(不被外派的选择只有)那个或者参军。从那里,她得以使自己在大学重新开放的时候进入大学,接着,在毕业后她被分到日本使馆工作。后来,在27岁的时候,她在那里遇到了我父亲。他们结了婚因为他让她怀了孕,至少这是我爸爸的说法。现在他们离婚了。” “她总是告诉我我毁了她的生活”,罗继续道。“她告诉我别要小孩,因为他们会把一切弄糟。她告诉我怀孕毁了她的职业而她的生活在那里停步,和她最终以捆在我父亲那里而告终是我的错。从我能记事起,她就这么说了。这难道不荒谬么?”她小了,就像人们有时在告诉你很久以前的恐怖之后会做的那样。“但是,实际上,她只是想让我成为她,那个她不能成为的人。她想成为博士,所以她真的想让我成为一个博士。我记得我对她喊,‘我不是你想我成为的那个人,我也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人。’” 但试图抵抗父母的指令是艰难的。讽刺的是,一个少有的,在中国所有的混乱的岁月后幸存下来的,一贯的观念,却是子女对父母的极度的欠付,这在儒家哲学中得到最清晰的表达,并在一千个寓言和虔敬的故事中回响。“孝顺是所有德性之源(百善孝为先)”,就像俗话说的那样。“爱你的父母所爱的,尊重他们所尊重的”,另一则谚语这么说。这给女儿带来了特别的负担。儒家民族主义组织在1935年发布的一本到的手册教导说,“女子出生便是不孝和伦理上的债务。所以,她们的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清除这项债务。” 没有一种文化会尊重一个忘恩负义的孩子的毒牙,但在现代西方,很难想象一个大学校长会因为回老家给他的母亲洗脚而上报纸的头条,或学童被迫跪下感谢他们的父母。甚至法律也支持这代人的忠诚;不能赡养你年老的父母将给你带来牢狱之灾,尽管这个,和大多数中国的法律——它们不会直接给政府带来好处——一样,很少得到执行。甚至还有人尝试使探望年老的父母成为一项强制的义务。 这些儒家的理念从来都与现实不符。中国也有关于子女不孝的习语,如对一个“忽视他的父母然后给他们一个厚葬”的伪君子的描述。而确实,老人也经常遭到遗弃和忽视。隔壁,在具有世上最漫长的、未被打破的儒家文化的,繁荣的韩国,老人也经常更穷,更容易持续工作,并比已经倾向于自杀的韩国青年更可能(可能性是前者的四倍)自杀。中国老人的自杀率仅低于韩国,并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两倍。但在韩国和在中国,对父母的不顺从,在理论上都被认为是所有可能的罪过里最严重的。 麻将。2012年,上海。相片:Bruno Barbey/Magnum 父母对子女的权威经常为棍棒所强化。对小孩的一句标准的咒骂是“我要打死你!”蔡美儿(Amy Chua)2011年出版的臭名昭著的《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提出的,“虎妈”的概念可能已经在西方引起了惊慌。但作为回应,大部分中国媒体却在表扬“狼爸”萧百佑,一个广东生意人,他写过一本书,原名叫《把他们打进北大》(Beat Them into Peking University, 2011),在这本书中他的异地吹嘘他强加在他第四个儿子身上的,极权主义式的施虐环境,包括因为随意的冒犯而毒打他们,和不让他们交朋友、玩乐。在北京的一家法国餐馆里,张,那架博士直升机,向我展示了她的小腿,透过她的长袜,可以看到上面有白色的长痕。“我小时候,我母亲常常用棍子打我”,她说。 人口结构加剧了家庭压力。过去,父母期望的负担分担在多个兄弟姐妹身上。今天,计划生育政策把八零后一代留在一个突然翻转的金字塔的底部。这对稍微赋予的城市中产阶级打击最大。在农村,计生政策足够宽松,大多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有一两个孩子,而富人则有能力负担再生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带来的罚款,尽管有时生育间隔时间较长。但在年轻的白领工人那里,每对夫妇都得负担两边年老的父母,再加上活的够长尚还健在的祖父母。而社保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可靠,这样,父母在老年时只能从他们的子女那里寻找安全感。 不奇怪,这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购置房产。只有少数人才买得起房,但他们在年轻时就买了房——在二十七岁中间。建造中国新居的农民工永远住不上他们自己盖的房,但我认识的北京大多数二十岁左右的白领工人都有自己的房,这通常要花一百万到两百万人民币,而他们的收入大约在每月五千至一万元之间。 “我宁坐宝马哭不坐单车笑” (购房的)钱来自父母,他们经常倾尽他们的全部积蓄,再加上从朋友、其他亲戚、有时甚至是非法的银行,来在首都为他们的子女买房。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这时股市暴跌而房市依然火爆——(购房)资金投入的过程也相应见涨。房屋所有权的执念,两代人都紧抓不放:对城市中产阶级来说,在没有一方家庭为新人提供新房的情况下,结婚是不可能的。 “看看这些”,一位朋友在我们走进一家书店的时候,指着满是给年轻人提建议的书架对我说。“所有这些说的都是一回事;在二十七岁之前结婚、买房,安定下来,生孩子。这些是我们的父母为了让我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而设下的圈套。”陈晨晨,我的一个机灵的记者同事,则不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我们变得越来越接近于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被财产绑在一起,结果我们也变得更加保守。首先,我认为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接着,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父母是对的,铁饭碗是金科玉律。2008年我还在抵抗父母叫我在北京买房的压力当时她24岁但2010年我屈服了,我很高兴我及时买了房。现在我们知道,金钱是最重要的东西。”刘俊成(音译,Liu Juncheng),现年六十岁的退休出租车司机,也响应这种转向感。“看起来我的孩子们,和我们一样,对社会抱有太多的希望,但他们的观点因为社会而变得很快;他们迷失了。” 但父母的期望也可能进一步磨损关系。“我有个和我一样大的朋友”,罗,那个年轻的职业女性说,“她父母刚给她的房子付了首付。但她母亲从十一月起就和她住在一起了,她还想一直住下去。那是个一居室的楼房。”给他们的子女买房对父母来说不仅是一项投资,也是一个保障,至少在他们看来如此,保障他们年老时能在他们子女的房子里生活。这曾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因为大家庭和社区家庭而变得松弛的社会规范,但随着空巢老人数目的增长,与他们的子女的财产的财务关系,(在这方面)提供了额外的筹码。 房也是约会游戏不能解脱的一部分,特别是人到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对中产阶级来说,如果新人还没有房子,那么,新郎的父母就得给他们提供一套房。和许多租户一样,我不止一次地在我的房东的儿子确定婚礼日期后租不到房。“我们说男孩是‘中国建设银行’,因为你得给他们盖房,而女孩是‘中国工商银行’,因为你们可以卖掉她们”,我的朋友闵(音译,Min)评论道。 媒体经常以2010年的马诺——一个相亲节目上的常客——为例,探索年轻人的爱情的商业化了的本质;在被一个失业的竞争者问到她是否愿意和他一起骑单车,坐他自行车的后座的时候,她回答说:“我宁坐宝马哭,不做单车笑。”确实,相亲网站和牛逼哄哄的博客上那些得意洋洋的拜金女的金光闪闪的快照着实让人厌烦。但父母给媒人设定的标准,或广告标版——其中一些在周末扛着这些标版在公园里晃悠,为他们未婚的子女寻找适合的伴侣——确实只是以工资、车和房为中心的。 另一位朋友,她用的英文名是萨莉,她的恋爱经历展示了今天约会舞台的商业与阶级现实。和中国的许多故事一样,她的故事听起来也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教育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寓言,只不过没有如今被解放了的女性加入共*产*党这个幸福的结局。在大学,萨莉和一个身为学生代表以及,极不寻常地,共产主义的真诚信仰者的农村男孩约会。“他是如此地诚实”,她沮丧地告诉我。“他甚至不会从学生会办公室拿铅笔来给自己用。” 但他并不符合萨莉和她的父母预期的标准。她想要一个能给她买她渴望的电话和手包的男盆友,而她的父母则想要一个来自富有或人脉深远的家庭,能够在大学毕业后步入有保障的职业生涯的人。她不久后就甩了他,在一个她母亲雇佣的探子的帮助下,在校园里钓到了一个富有的男孩。 然而,这段新关系开始几年后,她发现地位反转了。在被引见她的男朋友的父母后,他带来的消息是残忍的。“我不能娶你”,他坦率地告诉她。“我父母希望我娶一个和我一个阶级的女孩。”但是,他向她保证,他很高兴让她做他的情人,而他家财数百万贯的父亲也同意拿出一些钱来养她。 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这笔交易是说得过去的。但除安全感和舒适外,萨莉也想要点浪漫——至少是浪漫的幻觉——而不是赤裸裸的商业交易。所以她断了这段关系,又开始寻找。“但我会说实话”,她无限凄惨地说,“我母亲告诉我:‘不要觉得你还能钓到那样的男孩,因为你已经不是处女了。’我在没有拿到可能的最好条件的情况下就卖了自己。” 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处在一个富有野心的位置。计划生育和性别选择性的堕胎引起的性别不平等——这使得在一些地区,男女比例高达120比100——对她们有利。但她们也面临在27岁——一个老一辈严格执行的,任意固定的目标——时被打上“剩女”标签的障碍。 甚至全国妇联,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官员负责的,理应是女性主义的组织,也在它的网站上发表了警告人们注意未婚女性的社会危险和二十八岁单身人士面临的可怕命运的文章。“我母亲一直打电话给我提醒我我只有两年时间来找对象了”,一位疲惫的,二十五岁的朋友评论说。“当然,她想让我在她不停给我安排的那些无聊的卢瑟中选一个。” 只要苦苦寻求的结婚戒指一到位,父母的压力就转向了生孙子。这次中国新年期间,一个犬儒得惊人的流程图四处流传,它展示了亲戚们对假期回家的年轻人提出的要求和批评的炮火。如果你单身,那你为什么不约会?如果你在约会,那为什么你不结婚?如果你结了婚,那为什么你不生小孩?如果你有小孩,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来给我们表演表演?然而,在孩子降生的时候,姻亲又来了,在父母、孩子、祖父母挤进一居室的住房时又带来甚至更多的摩擦。 中国人对婚姻的预期经常被媒体描述为“传统的”,但它们是后毛主义时期对安全感的追求和西方商业浪漫的陷阱——钻戒、白婚纱——的古怪的混合。回应社会和父母把物质的关注放在第一位的刺激,一些年轻的中国人发明了一个新的术语,“裸婚”,意思是,纯粹为爱而结婚,不买房、不买戒指、不办婚礼不买车。这个观念许诺了浪漫,但(人们对此的)意见肯定是混杂的,甚至年轻人也一样(不都赞成这一观念)。2010年搜狐网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年轻女性反对这一观念,把它看作男人规避他们的责任的一种方法。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大多数年轻男性支持这一观念。 “我祖母在二十世纪三十四年代长大,当时中国和世界近得多,所以她理解我看待事物的方式” 完全避开习俗需要相当的勇气。罗,那个年轻的职业女性,看不到任何搞约会游戏的必要,相反,她和一个有些贫困的,三十多岁的外国人一起生活。“我母亲已经不再为此而难为我了,但我知道,她倒宁愿我去找一个有房有车的普通中国人。我父亲说还好因为我男朋友是英国人,不是老美或小日本。但我见证了他们整个不幸的婚姻,所以,我对男人很悲观。我放弃了一切组建家庭的抱负。我没有能力给孩子幸福。我甚至不能给自己幸福。但我不想又不得不去考虑留给下一代人多少套房。” 然而,尽管八零后一代和他们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充满了苦涩——无论是在职业、房子还是婚姻上——但有趣的是,他们和他们的祖父母之间的距离,却要小得多。“我祖母把我想当一名记者的抱负当回事”,林没脸说,“她是第一个教我英语的人,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和她的共同之处比和我母亲要多得多。” 林继续说:“我祖母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长大,当时中国和世界近得多,所以她理解我看待事物的方式。”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不仅是因为通常的对祖父母的爱慕。在中国关闭它的大门之前的那个时代的世界主义和潜力,在代际之间假期了桥梁,但祖父母乐于谈论他们的过去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张告诉我她的祖父是如何因为受迫害而发疯,而留下她的祖母一人独自抚养四个儿女。“我祖母是一个工厂老板”,罗,那个年轻的职业女性说,“所以她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这很滑稽,因为实际上我祖父才是地主的孩子。他(小时候)骑着仆人的脖子去上学。他在军队里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军官,但在群众来要我祖母的时候,他倒和他们连成一片了。接着他们把她拉走,在‘牛棚’临时监狱里锁了她几年。” “所以你母亲在她五六岁的时候看到她自己的母亲被拉走,并被她丈夫背叛?”我问道。 “我想是这样。我祖母就这样消失了几年。当时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姐姐的照顾他们全部。她才十四岁。” 这则信息并非来自罗的母亲,她,和大多数她那代人一样,对她自己在儿时所受的苦难保持沉默。在文革期间,有知识分子或地主的血统意味着在学校要遭到迫害、随意的毒打、更少的供给配额,和被拦在一切机会之外。出卖自己的父母不像在苏联那样被推崇——苏联尊崇殉难的学童巴夫里克‧莫洛佐夫,据说,1932年,他因为告发他自己的父亲而被他的家人杀害。但这样的事情确有发生。我的一个中国熟人,现在已经五十岁了,他曾经描述过不得不杀死他自己的兄弟来阻止他告发他们的父母窝藏禁书的事情。即便其他人也可能告发他们,但子女必须表示谴责——“即便她生下我是我的母亲,她也是反革命分子并且是我的敌人”。成百万上千万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父母被骚扰、羞辱、毒打、监禁或杀害。 李,那个抱负不凡的官员,和他父母的关系比我访谈过的其他人更近也更健康,这部分地是因为他努力去理解他们。“在我这个年纪时他们在斗争。他们努力成为我以后可能尊敬的人。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只是工人,所以她努力进入大学。而我的祖母则不认为她配得上我的父亲。她真的从阶级的角度来思考,即便她改了名,搬到北方去逃避文革的迫害。她是知识分子的孩子,而她的整个家族都在上海。在她回去试图寻找他们的时候,她却找不到一丝痕迹,一切都没了:父母、兄弟、姐妹、侄儿侄女。” 关于父母的虐待,我听说过的最糟糕的故事来自一位要求隐去她的名字的年轻女性。我将称之为丽丽。聪明、成功、美丽——然而这一切却是脆弱的——的丽丽与她母亲的关系,一直是母亲的污蔑和冒犯——她被骂丑陋、懒惰、愚蠢——这,在她二十四岁时的一次事件中达到顶点。丽丽收到一封来自她母亲的长信,这封信告诉她,她是被收养的,她的种种缺陷证明她不是她母亲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她母亲一直不能爱她,也绝不会爱她的原因。丽丽哭着打电话给她父亲,想知道为什么他一直不告诉她。“你在说什么?”他说,“你出生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啊。” 最后,丽丽的母亲含糊地承认那封信是骗人的,是在一时发作的仇恨和悲哀中捏造的。但怀疑的种子还在。她真实的父母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丽丽认为,是她的卷发。它来自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出生,母亲是一个与一名来中国寻找机遇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短暂有染的寡妇的母亲。 “这么说你母亲是在一场对一切外国的东西的政治迫害期间中,以外国杂种和私生子的身份长大的”,我说。“我不能想象那对她来说得有多艰难。” “也许吧”,丽丽说。“我们从来不谈这个。” 猜你喜欢 洪民生和他的春晚 盛世一景 2-16 抑郁症女孩赛娜 “90后”农民工群像 61398 is spying o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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