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

谢志浩：大学依然在溃败！ ——答记者问 作者：谢志浩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8 13:33:56 阅读量：92次 1、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您如何看这个“钱学森之问”? 钱先生晚岁，对于大陆大学的现状，可以说近乎绝望，所以，才出现充满忧患情怀的“钱学森之问”。笔者注意到，“钱学森之问”，并不是特别深奥难懂的“天问”，而是经过对大陆教育的“望闻问切”，做出的符合医理的高水准的“把脉”。其实，钱老先生，早就得出了答案，那就是，大陆的大学，没有一所按照创新的模式去办。 当把“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挂在嘴边时，其实，反映了一种殷切的希望，同时，更反映了深切的失望。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需要更多的平常心。大陆处于国际学术界的边陲社区，而欧美处于国际学界的中心社区，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八十年代滋长的学术沙龙和处于萌芽的学术共同体，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主事者运用经济力量，安排课题和项目，事实上，高等学府的天平已经倾斜的很严重。加以合校、扩招、新校区的建设，宁静和寂寞的品行，已经离大学师生甚远。可以想见，失魂落魄的大学，能够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 　 　2、为什么现在大学中难出大师? 本人作为普通的大学老师，从不否认人才的培养与教师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大陆大学老师，真还担当不了没有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的“过错”。这里面的情形，与法院形成的冤案，法官固然难辞其咎，但是，一个普通的法官，可以左右“政法委”和“审委会”的法律生态吗? 现在的社会心理，极为有趣。大家非要如此不堪的高等学府，产生大师，岂不是强人所难?看来，我们的社会病得不轻。可以说，朝野上下都患上“大师综合症”。 大师的产生，需要“大气候”和“小气候”的综合作用。“大气候”指的是“礼崩乐坏”，没有“礼崩乐坏”的生态格局，大师怎么会应运而生?“小气候”指的是学者本人所具有的胸怀和抱负。改革的时代，其实就是“礼崩乐坏”，在笔者看来，大陆产生大师的时代条件已经具备，如果，学者斤斤计较于职称、会长，挂念的只是课题、项目、经费、基地这些玩意儿，也就是说，大陆学者普遍萦怀的，还只是“小康”的物质条件，连寂寞和宁静的学术境界，都理解不了，那么，岂不是缘木求鱼? 笔者看来，意识形态和鄙俗市侩两条绳索，在遥控着大陆学者的身心，使得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成为一种奢谈，阻碍着学者的自由成长。如果，泛泛而谈，大家都认为应该减少行政管理，其实，仔细观察身边，与行政权力的勾兑，还是很多老师求之不得的美差。 我所冀望的大学，最好是无为而治，当然，这对目前的大潮来说，无疑是反其道而行之。 老师的地位，和教练类似，教练成功的地方，在于可以培养世界冠军，没有人特别在意，教练本人是否冠军。无论在那里，一流学者都是少数。在我看来，能够激发学友的思想，温暖学友的心灵的，就是一位好老师。大陆的学府，固然需要一流老师，更需要好老师。 　 　3、现在为什么出不了蔡元培那样能够大力推动改革的教育家? 大陆有很多无趣且无奈的事情，所谓的教改，就是其中之一。大学的改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也可以说，大学师生痛恨的事情，在既有的生态格局中，几乎没有改动的可能;而主事者所推动的“教改”，几乎每一回，只不过增加了一件新的令人痛恨的事情而已。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态格局中，按照北京大学李零先生的说法，大势已去。 教育家进行改革的空间，不要说没有办法和蔡元培先生所处的环境相提并论，说实在的，就是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都要差得很远。八十年代可以出现蔡元培式的校长，不是偶然的。当时，大陆的大学，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中艰难走出，主事者面对千头万绪，具有宽容、宽松、宽厚的态度，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先生，担当起了教育改革家的历史使命，成就了中国大学史上的一段传奇。 当代大陆大学，已经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制约，加以接近板结的大学结构，大气候和小气候叠压，都使得教育改革家的空间，实在有限。 笔者听到南方科技大学创校的消息时，仅仅兴奋了五分钟，接着不免为朱清时先生担忧。一所号称“新型”的大学，董事会成员过半都是现职官员，不得不成立党委会，光是这两条，就决定了出生不久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死掉。 一直在高声大嗓呼喊教育改革，既然是改革，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加减法。而制度特别矫情，也特别板结的地方，可以说，令人万分沮丧。但，也不是说，只能保持糟糕的状态，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先生所进行的改革，笔者比较看好。 朱清时先生，可以说是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朱先生不大具有“生存智慧”。说实在的，朱先生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原生态地面对教育部评估专家，已经令主事者愤恨不已。毕竟，中国科技大学，是中国科学院办理的大学，所以，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教育部有时候，也无可奈何! 遴选朱清时先生出山担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人情世故的国度，注定是个悲剧。 　 　4、您觉得大学应如何改革?

官员在位时为什么不讲真话 本站语录：7月13日-16日 作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1-7-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8 8:38:05 阅读量：36次 【 语录· 头条 】 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 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 人民日报 ： 拿出壮士断腕勇气突破利益“雷区” 【 语录· 李昌奎案 】 对于已死的人，惩罚罪犯的意义就是维护了死者的尊严。对死者的尊重其实也是对人性、对普遍的人的生命尊严的尊重。 cctvcctv ： 博弈论是否适用死刑问题？ 废除死刑坚持的“生命不可剥夺”观念，固然具有无可置疑的价值正确性，但剥夺人生命的罪犯行事并不受这一观念约束，这样的现实存在，每每使以“生命不可剥夺”为废除死刑的价值依据的观念陷于悖论。 肖雪慧 ： 支持死刑不等于选择野蛮 司法者究竟是迎合还是对抗公众意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迎合还是对抗，请给出法律的正当理由。 南都社论 ： 李昌奎案，司法者理当更少情绪化 社会舆论冷静不冷静和社会舆论批评是否正确，在逻辑上是无关的。法院这个判决，和其他死刑判决是否是同一法律标准，是民众关心的焦点。 斯伟江： 法院的仁心当以仁术贯之 法律人士和公众对某些案件的分歧并不是说公众愚昧，而是说专业分工不同，法律人掌握了更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理性，比普通公众更有可能做出符合长久正义的判决。 许志永 ： 从李昌奎案看法律人与公 众的分歧 没有“把牢底坐穿”和“不得假释”的刚性法律条款，怎能震慑贪官污吏，“死缓”岂不是“法网不恢，疏而有漏”的网开一面 ? 高人 ： 中国法治，路漫漫其任重道远 法律的作用，是通过案件的判处让社会信仰法律，但一个违背民意和道义的判案，显然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反而会让法律失去民心。 邓聿文 ： “慎杀”还是“枉判” 对一个判决，公众怎样表现是自由的，旁观者怎样看待也是自由的，法官需要的是依法作出判决，而不是迎合或者逆反公众可能的表现。 刘洪波 ： 公众是否狂欢，关法官何事 【 语录· 动态 】 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 ……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汪洋 ： 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网民的自我管理、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发挥得好，有助于克服公权的缺位和越位。对政府来说，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彼此竞争，才能让网络的自我净化机制效能最大化。 ——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人民网评 ： 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四） 对于县委书记来讲， 县域范围内的官员、 司法系统、 新闻系统以及民众， 才是日常离县级事务最近的人， 是最容易发现县委书记的腐败， 最能对县域事务进行日常纠偏的力量。通过制度创新， 让他们有真正独立于县委书记的制衡力量，让他们能在制度的保障下行使自己的独立监督权利， 才是 “拯救县委书记” 的出路。 李铁 ： 上级救不了县委书记 【 语录· 现实观察 】 现在的关键是“多数人”“做蛋糕”，“少数人”在“瓜分蛋糕”。垄断国企暴利惊人，工资福利、公款消费惊人。有些公共权力持有者以权谋私，狂抢蛋糕。先富起来的纷纷出国了，把做好的蛋糕带到国外，结“与国之欢心”去了。把环境破坏了，留下一个烂摊子给底层老百姓。 孤独之鹰 ： 但愿汪洋说的不是心里话 什么时候，不仅仅是“前官员”说真话，而是大量的在职官员说真话，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的民主是确确实实走出了重要一步了。 钱发平 ： 为什么总是“前官员”说实话？ 这个国家，因为种种原因，你我都是戏子，且不幸是三四流的戏子，举国都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在演皮影。…… 如果屁股指挥大脑，不叫脊梁，当了一辈子代表连句有担当的话都不敢说，这脊梁，顶多是野夫说的一根墙里面扔出来的骨头。 李承鹏 ： 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我担心的是，中国弄不好，就会形成以上层和下层为表达形式的、很意识形态化的主要断裂带，凡是上层说的下层就是谩骂，凡是下层说的上层就不屑一顾。因此，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是我们必须同时警惕的两种现象。 孙立平： 警惕上层寡头化 下层民粹化 二十年前许诺做大蛋糕大家分，先富带后富，可实际上，大家辛辛苦苦做大了蛋糕，无权势的老百姓却越分越少，有权势的执政群与其同谋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口全吞。 江湖雀语 ： 今日新闻说毁约 【 语录· 百家争鸣 】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讴歌“唱红”，各有目的，或是职司，或是投缘，或是投机，或是得利，或是弄权，但总得搂着点，不能言过其实。 高人 ： 得不偿失的访谈 美国是假设人性恶，所以我所有的法律是限制你那个恶的部分，这样把你恶的部分限制住的话，人大家就是善的了嘛，就该友善地对待这个社会，我们是假设人性善。 王振耀 ： 制度不合人情造成普遍虚伪 永远不要忘记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 —– 扬诺斯·基斯 李公明 ： 要面包，更要自由 公权是惩罚犯罪的暴力机关，亦是制造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没有律师的辩护，任何公民的权益都将面临非法侵害的危险但却无从得以保障。 谭敏涛 ： 就房立刚律师北海受辱事件的声明 从功能性来说，民主制度使得人们有渠道表达并解决他对私人生活或公共社会的不满。他可以打电话投诉官员，可以写文章批评政府，可以组织人上街头抗议，可以找议员帮忙，因此可以减少社会的暴戾之气，减少被压抑而随时等待爆发的愤怒。 张铁志 ： 台湾人的公民素质从哪里来 ? 【 语录· 学术 】 一个仅靠古典美德支撑的时代注定是专制、蒙昧、野蛮的黑暗时代。 刘军宁 ： 美德与黑暗时代 市场本身是最讲伦理的，它使得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致富也好，地位提升也罢，一定得建立在给他人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基础上。这是我理解的市场的逻辑。 张维迎 ： 市场制度最道德 【 语录· 史鉴 】 如果因为政治的需要而肆意玩弄法律，甚至随意决定公民的生死，这不仅放弃了揭露四人帮罪行以及教育全国人民的大好机会，甚至可能长久地影响中国司法的走向，继而陷入历史循环的怪圈。 老张 ： 三十年回眸审判四人帮 谬论所以会层出不穷，是因为一堵不准细议和深入讨论“文革”的围墙竖在人们面前。 我在此呼吁“文革”亲历者们：大家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作出对“文革”的回忆，以此有力地粉碎那些歪曲者的谰言，不使年轻人继续被蒙骗。 XUPING ： 呼吁亲历者回忆“文革” 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 戈尔巴乔夫 信力建 ： 戈尔巴乔夫让俄共有了存在的理由 现在有些左派人士，他们在那里天天说文革的好话，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文革创造了社会平等的奇迹，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农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了主。……可在实质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提高，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身份最低贱的阶层，在很多方面，他们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群，其低贱的社会身份认同并没有被削弱，更没有被剔除，反而进一步被强化和固化了。 姜莱 ： 文革的中国照样等级森严 辛亥革命后人民的腐败是中国共和腐败的肇始。……包括民众的冷漠和犬儒，政治人物的伪善和专横、知识精英的自私和失责、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媒体沦为权力喉舌和大众消遣、教育舍弃人格和普世价值开导的重责大任、经济发展急功近利，竭泽而渔。 徐贲： 中国共和腐败的 肇始

傅国涌：中国更需要哪种知识分子？ ● 傅国涌 （ 进入专栏 ） 【周辅成先生是1911年生人，今天收到北大出版社新出的《周辅成文集》2册，沉甸甸的。两年前，北大三位老教授周辅成、季羡林和任继愈先后谢世，季、任的身后哀荣和周先生的冷清让我心有所感，写了一篇小文。】 ……98岁的伦理学家周辅成先生，他在2009年5月22日谢世后的冷清和寂寞，举国媒体的沉默，评论家们的缺席，我只在北大哲学系的网站上看到一则讣告。原因何在？当然不是周辅成先生的学术成就不够，作为中国伦理学这个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倡导者，北大哲学系的资深教授，他在专业上同样有出色的贡献，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持编译的《西方伦理学原著选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有关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给国人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资源和思想火种，受惠的不仅是那些专业研究者。就因为他追求浩然独立的人格，就因为他的良知常常悖逆官方的意志，他成了官方不喜欢的人，很少在媒体露面，从而被这个蝇营狗苟的所谓主流社会刻意遗忘了。周先生的关门弟子、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俊人曾在电话中向四川的肖雪慧老师感叹：葬礼太简陋了。周先生当然不会在意葬礼的冷清，更不会把官方的奖赏当作宝贝，他有自己的价值尺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生前的荣誉、鲜花和掌声他尚且毫不在乎，何况身后。 说到底，真正值得举世尊敬的是周辅成先生，因为他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不仅是私德上的无瑕疵，更重要的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公德心，他向一个杀害无辜的强权说不，他为一个现代中国仗义执言，他为那些有理想、有才华的学生、后学的不幸遭遇而忧心。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一个坚守道义立场的人。上世纪80年代初，当他的学生胡平因参与区人大代表直选，并以力倡言论自由被北大选民选上之后，却遭报复，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以七十多岁高龄乘公共汽车在北京城里四处奔走，为学生联系单位。因此招来有关部门这样一句话：“胡平自由化，他的老师比他还自由化！”西南民族学院的肖雪慧老师因卷入89年的民主浪潮而身陷囹圄，1991年出狱不久，她竟意外地收到了周先生的明信片，她为此而深感温暖，此前他们之间并无交往。肖老师告诉我，长期以来，周先生对她一直关心有加，为她的遭遇深为不平。 1996年12月，周辅成先生在其著作《论人和人的解放》后记中写下：“知识是可贵的，道德是可贵的，文化也是可贵的。这些都是人民艰苦奋斗、用血汗换来的成绩。切不可算在名利熏心的‘英雄豪杰’们的账上……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笔和一支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响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和勇敢，向他们致敬。”他自己同样保持了这样的气节和灵魂，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古今中外贤哲的行列中。在北大朗润园他家的墙上，有一张他亲手书写的条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以孟子的这番话自励，实际上，他不仅做到了孟子所谓的大丈夫，而且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一个不义的强权面前，他始终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保持着独立的批判，努力发出不苟合的声音。 如果说20年前的那个春天，呼吁民主是当时的风气，周辅成先生在要求释放魏京生等良心犯的公开信上签名没有多大的风险。那么，在1995年，经过血腥的“@@”大杀戮之后，多少人被淋漓的鲜血吓破了胆，在知识界盛行犬儒主义，人们纷纷选择明哲保身的大趋势下，他在许良英先生起草的《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公开信上签名，就需要足够的道义勇气，在这份公开信签名的人包括王淦昌、楼适夷、杨宪益、吴祖光等在各领域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曾引起强烈的反响，也让杀人者大为吃惊，当时离“@@”不过6年。如果放在历史的天平上，不是以现实利益的得失来权衡的话，他们在一个人权缺乏保障的时代，为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人权大声呐喊，为一个古老民族的文明进步而承担自己的责任，不仅大大彰显了人格的力量，而且呈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德层面的担当意识。替学生看一次行李虽也可以成为茶余饭后的美谈，但不可与此同日而语。 同为穿越了20世纪无数风云变幻的学术老人，三个人身后哀荣的巨大反差，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底更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固然我们需要各个专业领域都能出现私德无愧的专家型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贡献同样要给予足够的评价，但是，我们更需要周辅成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光在专业上有卓越的建树，并且热切地关怀社会，不因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掌握了现实权力而屈膝，持续地捍卫自己的独立选择，一如既往地保有纯洁的良心，承担自己该承担的一部分，哪怕为此而“因故退休”，哪怕因此而被边缘化，被官方所冷落。如果一个民族，毫不吝啬地把最高的荣誉都献给了那些被官方认可、受官方肯定的文化人，跟在官方的屁股后面乐颠颠的，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被愚弄、被导向了，完全忽略了那些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知识分子，那才是最大的悲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深信，最后挺立在精神史上的将是周辅成先生这样的民族脊梁。毕竟，官方的荣誉归官方，历史的荣誉归历史。 进入 傅国涌 的专栏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71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