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华

法广 | 上海视窗: 少将的投名状:“他们找不到忠实的部下替他们杀人”

作为中国军队在目前军队党化的大背景下,高级军官在公开表态中,支持党的领导听党指挥是必须过的政治关。在中共的官方学说中,党因为其历史地位,具有不可辩驳的执政合法性,而军队则是党维持这一地位的支柱。 对于所谓听党的话,反击“军队国家化”,一般中国政情观察者往往从权力交接和斗争的角度对此进行解读,所谓听党的话,一般意味着听接任军委主席的文人总书记的话,而不是听某个前任老佛爷的话。 例如,7月8日,中央军委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提出了五点要求,第一条,往往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听党指挥、政治坚定。” 具体来说,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党叫干什么就坚决干,党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不干,带头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军委权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 但相比较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军队政变掌权的混乱情况,有不少政治学者认为,中国军队忠于文职领袖应认为是有利条件,未来中央政权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应该可以顺利转型。 不过,这位少将的发言,赤裸裸地将拒绝镇压民众的前苏联军人、克格勃突击队等,指责为苏联解体的罪魁。他甚至杀气腾腾地引用一本美国人的当代史著作说,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危亡关头,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许多军官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然而他们找不到忠实的部下替他们杀人”。 以此来看,这位少将似乎在向强硬派缴纳某种投名状,他愿意作为军队镇压抗议民众,做阻止政治转型的“忠实部下”,愿意“替他们杀人”。这一文章也因此在微薄上被许多激进的网友纷纷讽刺和批评。 李桥铭文章首先回顾了苏联后期的军事变革,尤其是政治军官系统被废除的情况,他把这个动作,而不是中低级军人的意愿和民众的影响,作为苏联军人在变革中保持中立的根本原因。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即1991年强硬派“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的“8·19”事件中, 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一些军官示威性地撕毁了党证。” 海军司令切尔纳温、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火箭军司令马克思西莫夫、列宁格勒军区司令萨姆索诺夫从一开始就质疑或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沙波什尼科夫先是以天气不适宜飞行为由,延迟输送空降兵的运输机起飞,后又引导机群错降机场,使空降兵无法在预定时间内集结,同时直接向叶利钦表示空军支持他。 苏军空降兵受总参谋部直接指挥,司令格拉乔夫曾经在阿富汗战争中担任空降师长,荣获过苏联英雄称号,在空降兵部队中有极高的声望。 李桥铭文章说,格拉乔夫带领空降兵,一个人就“搞黄”了整个苏联。 格拉乔夫指挥图拉空降师进入莫斯科执行紧急状态任务时,国防部下达给他的每一道命令,他都立即通报给叶利钦及其支持者。格拉乔夫一方面与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一起,拖延后续空降兵部队进入莫斯科的时间;另一方面,让列别德亲率一个营进入白宫,并调转炮口,宣布保卫叶利钦、同民主派站在一起。 此外,强硬政变者派遣克格勃的阿尔法突击队抓捕叶利钦,但该部队认为强攻会造成众多的人员伤亡,因而最终拒绝服从命令。第二天8·19事件宣告失败。 李桥铭引用美国人威廉·奥多姆的书籍《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写道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危亡关头,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许多军官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然而他们找不到忠实的部下替他们杀人”。 对同一段历史,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 最近,在《炎黄春秋》的一次座谈会上,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第三子胡德华也谈到了“8·19”事件中,格拉乔夫和克格勃“阿尔法突击队”的这段历史。 根据网络上流传的现场速记稿,有中共高层(应指习)对苏共垮台,感到非常痛心,甚至感到苏联人民在危机中“竟无一人是男儿”。 胡德华则认为,首先要了解目前俄罗斯的现状和苏联的历史,这样才能知道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叛变苏联就完蛋了,还是苏联人民抛弃了苏共。埋怨了所有的人,埋怨苏联的领导人背叛,埋怨苏联人民没信仰,埋怨帝国主义的颠覆。 却而唯独不从内因查找问题。这对吗?说苏联人民竟无一人是男儿,那么我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男儿,是不是手握现代化的武器,驾驶着第三代主战坦克向着手无寸铁的苏联人民开枪开炮,横冲直撞的军人就叫男儿呢?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胡德华说,军队(苏联红军)是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他的对手是外国侵略者,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是英雄吗?是男儿吗?有着反法西斯光荣传统的苏联红军,对于下达开枪镇压百姓的命令,敢于抗命,不怕上军事法庭,这才是英雄,这才是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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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北京看点:胡家公子谈政改 民众怀念胡耀邦

北京 — 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最近在北京主持的一场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再次聚焦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继胡德华在今年二月炎黄春秋座谈会上纵论国事引发媒体关注之后,北京“公知场”的又一大动作。 *胡德平再谈政改* 北京看点:胡家公子谈政改 民众怀念胡耀邦 据光明网7月4号报道,由胡耀邦的儿子,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原第一副主席胡德平主持的“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建议——中国社会发展问题高端论坛•2013”日前在中央党校召开。这场高端论坛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精英,与会者除了有《阳黄春秋》的学者之外,还有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空军指挥学院、上海市委党校、上海社会科学院、山东省社科联、《炎黄春秋》杂志社等65位专家学者。 这次研讨会的主旨是“为党分忧、为国谋策、为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献计的主旨,围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突破口、风险、路径、目标和核心问题等,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改革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又一次摆在面前。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一党执政* 这次高端论坛中,并没有回避一党执政等敏感话题。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说,有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一党执政与民主法治究竟能不能相容。有人认为二者不相适应,在原有政治体制下似乎不可能实现民主法治。王贵秀教授认为,通过改变原有政治体制,二者还是可以相容。问题的解决主要在于,管住“书记”,而管住“书记”的方法就是要发扬党内民主。 北京大学王浦劬教授认为,从公共权力结构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化规范来讲,政治体制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他还提到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的重要性。 *四大风险*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直言不讳地点出了中国目前存在的四大风险,一是经济风险。二是社会风险。三是信任风险,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下降。四是政治风险。他呼吁改革需要解放思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加强宪法的权威性。 *四大低迷*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总结了当前民情的四大“低迷”: 一是民众在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支持度低迷;二是民众对党政机关作风的满意度低迷;三是对党政干部的信任度低迷;四是公务人员的总体评价低迷。许耀桐教授认为,不搞政体改革,会出更大问题。今天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言论开放、基层民主选举和权力分立与监督这三个问题很关键”。 *胡德华也谈‘男儿’* 北京专栏作家高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介绍了今年二月份炎黄春秋的一次研讨会。在那次研讨会上,胡耀邦的另一个儿子胡德华谈到,前苏联崩溃所犯的致命错误是对政治的垄断,对经济和一切资源的垄断,以及对真理的垄断。 高瑜说:“他对(习近平在谈到苏联解体时感慨“竟无一人是男儿”)这个问题讲得非常好。他说“竟无一人是男儿”,那么苏联这个党到底是什么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还是一个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等而奋斗的党)?他就讲苏共总书记久加诺夫的总结,苏共为什么崩溃?因为它垄断了权力,是一党独裁的专制的党。他说什么是男儿?难道开着坦克车上街镇压就是男儿?” *只有胡耀邦才能救中国* 有海外学者呼吁中国应该走胡耀邦时代改革开放的道路,并提出“只有胡耀邦才能救中国”的说法。 目前居住在海外的中国独立新闻人姜维平分析说,习近平站在中国大船的掌舵位,却面临来自左右两极的臧否,左的希望搬出毛泽东,右的希望抬出赵紫阳,前者甚至反对宪法,后者急于平反“六四”。姜维平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被撕裂,中国又站在十字路口上左右徘徊。胡耀邦思想最有利于眼下的政策应对,扛起胡的大旗能吸引左右各派几乎所有的人:第一,胡是共产党的领导,学习胡不能使各级官员感到末日来临的恐慌,有利于政局的稳定;第二,胡耀邦的胸怀如大海,既能包容汉人,也能安抚藏人,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既能拢络工农兵,也能笼络知识分子,有利于团结绝大多数;第三,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欠胡耀邦的人情,没有他平反“六十一人叛徒案”,连薄家父子都无出头之日。总之,不论左派右派都认同他的理念,没有胡耀邦的义举,中国人不可能焕发创业改革的活力,而今的经济成就,都是胡铺设的精神轨道的衍生品,而胡的后代也是廉洁奉公的楷模。 高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胡耀邦在中国民众中的威望和影响力。 高瑜说:“民众当时为什么拥护胡耀邦?现在谁能掀起那么大的群众运动?真正老百姓贴心的,就是一个胡耀邦。现在(当权的)有名有姓的死一个试试? 说不定微博上叫好的还有呢!” 姜维平认为,中国政改最好的旗帜就是胡耀邦。胡耀邦既是习近平父亲的战友,也是民众爱戴的好领导,既是共产党人,又是开明人士,他的身份、资历、名誉、地位、经历、形成一种精神资源,既可以凝聚左右两派的绝大多数的力量,又可以照亮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广阔道路。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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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王霄:我为什么不赞成完全否定毛泽东

  自从习总年初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统一两个三十年”的观点后,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我们当然不能浅薄地认为习总这话的立足点就是前后三十年都是中共执政,但如果不是这样,前后”统一”的共同点又在哪里呢?   大概从七年前的《文革四十年祭》一文起,我开始在一些文章中系统地谈到官僚阶级、官僚专制和官民矛盾,以及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特权阶级的思想与实践的价值和贡献。而习总”统一两个三十年”的观点,如果能够把落脚点放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和实践上,那么,我虽然不大赞同后三十年党内真正形成了毛的这种思想与实践的与时俱进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我认为只有胡赵做到了这一点),因之尚难以形成真正的”统一”,但我还是赞成习总不割裂新中国政治史的睿智与勇敢:因为他看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共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如果在他手上实现了这种思想与实践的突破性发展,那么,我们就将真正看到一种完全的”统一”。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和功绩。   这一点能否成立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这一段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胡德华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社迎春会上的发言,其中从正面引用了毛泽东在《九评》中专门写下的有关苏联特权阶级的一段话。可见,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得到了他的认可。   毛泽东的正确的、积极的政治思想遗产,即对于官僚特权集团的斗争,需要做更全面的介绍。这里将我过去文章中的一些内容再简要叙述一下。   无论是肯定毛泽东抑或否定毛泽东,很少有人从官僚制的角度来系统审视他的意义(我看到的似乎只有袁剑、张博树和何新等人)。但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我们就不能对他做出完整正确的评价。   在我看来,毛泽东后半生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全部或明或暗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包括了四个方面: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即所谓一党极权,坚持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官僚制及官僚阶级,以及权力斗争。这四者往往是交织一起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导方面。   官僚制是伴随着人类君主专制制度和民族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在古代中国曾有着当时最成熟的形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化后有了更高层次的发展和完善。简言之,官僚制就是一种政治权力的专业化行使,官僚集团与最高政治权力者分享政治权力;官僚制虽然有着与生俱来的自利性特征,但却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必然;它的弊端只能通过民主制度和权力制约得到根本抑制。   毛泽东对于官僚制的批判、抑制与斗争,发展到成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核心。虽然这种思想与实践有时被冠以其他概念–比如毛泽东从来没有提出官僚制,也一般不用”官僚”而是用”干部”、”领导干部”、”当权派”这些中性词或”做大官”、”特权阶层”、”党内资产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贬义词来称谓这个执掌公共权力的群体–但却有着前后一致的内核,具有难得的光辉与重大的缺陷。   一、毛泽东对官僚集团具有下层人民固有的厌恶,并延续了马列对其的态度   对官府和官人的敬畏与厌恶,是传统中国下层人民的一种深厚而悠久的心理,甚至发展为本能。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继承了这种本能的同时,青年毛泽东还有自己的思想升华。   早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甚至包括小官僚家庭出身的周恩来,都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显然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反动),对一切国家机器及官僚集团统统否定之。及至毛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虽然从未全面地学习和掌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对于马克思、列宁关于官僚制的虽不系统然而是深刻的批判深表认同,或者说他本身的”猴性”即底层流氓无产阶级习性中的某些部分暗合了马列的教导。这不但在他打天下的理论也就是革命思想中有变相的反映,如对一切权威和秩序的蔑视,对”痞子”运动的支持(《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这种思想痛快淋漓的阐发,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毛泽东一生的某种思想发展脉络),而且在掌权后,对官僚集团的批判与斗争,经他的认识不断深化与实验不断进行,终于作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业绩之一,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系统理论与实践的一部分。   这里不妨简单概括马列对于官僚制的认识。马克思从理论上并没有对官僚制的系统论述,但在有限的研究中,表现了对官僚制的根本厌恶。马克思认为国家(其实质上就是政治权力)”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去争取阶级统治的胜利以后所承受下来的一个祸害”,其存在的时间将极短,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实现之时,就是国家消亡之日,因此官僚制也终将因此而消亡。他对黑格尔的观点,即认为”国家官僚制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超越了某一阶级的特殊利益”进行了坚决的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将官僚制置于生产关系也就是阶级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的分析之后的,认为在实现共产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须把它”打碎”。马克思所谓的”旧的国家机器”特指官僚政治下的官僚制和常备军。他因此对巴黎公社的起义者们提出了著名的政治三规则,即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官僚也就是公仆们,必须接受人民代表的选举与随时的监督,只拿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进行定期的轮换。   对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后人对官僚制错误认识的,还有列宁。他完全继承了马克思对于官僚制的厌恶,并在短暂的执政期间内,对官僚制进行了有限的斗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一方面不同意考茨基对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的批评,另一方面他注意到新生政权的官僚主义问题,担心苏维埃的国家制度会出现”官僚主义恶化”,在文章、演讲、书信和笔记中都不断地抨击官僚主义。1919年,在列宁主持下通过的俄共(布)第二个党章中已明确,党要”同官僚主义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彻底根除这一祸害”。列宁也同样理想化地认为”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认为国家不过是即将废除的暂存物,完全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上,列宁也只是从形式上努力依据巴黎公社原则创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即苏维埃,很少真正落实(当然也是难于落实)马克思巴黎公社三原则。列宁出现了一种摇摆:一方面他痛恨官僚主义及官僚制,并试图作出抵制,另一方面他的归宿却是一党专政下的新的官僚制。特别是提出所谓的阶级、政党、领袖集团、领袖的理论,并认为领袖是这个序列里最高的政治代表与权力行使者,从而成为其后共产党严重的个人崇拜与个人独裁现象的始作俑者。 而这种后来经斯大林发展完善的”苏联模式”,已经被历史证明就是一个表面上是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是孳生官僚阶级并让这个阶级作威作福的模式。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缺陷,他没有看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已经揭示了官僚制的历史必然性,以及限制其缺点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宪政民主制度。毛泽东也有他个人的局限性,即他不但对西方现代文化缺乏了解与参照,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更深厚的理论部分缺少学习和感悟:即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只有民主力量,才与行政权力成逆相关系。对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毛泽东倒是在全盘接受后迅速有了反省和批判,这发展成为一种认知逻辑,并导致一系列的行动逻辑。   二、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核心,在于其革命对象基本指向新生的以官僚集团为主体的”新的资产阶级”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对官僚制及官僚集团的异化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完善的过程。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是关于官僚主义、”党内贵族阶层”产生的根源,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外因论”向”内因论”的变化过程。最初他担心的是资产阶级的腐蚀(比如他在著名的七届二中讲话中提到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后来他认识到这是权力腐蚀的必然结果,扩大了对革命胜利后的危机意识。   在建政之初开展了主要是矫正共产党官员中普遍、剧烈的腐败现象苗头的”三反”、”五反”运动后,毛泽东已经有了治国就是治官、治官尤重反腐的认识。他在一次谈话时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其二,是对于权力的腐蚀结果,毛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作风论”向”阶级论”的变化过程。他认为干部脱离人民群众会造成一个新的”贵族阶层”或”官僚资产阶级”产生,并认定共产党的主要危险是因为官僚化而被人民反对。   毛泽东对建政后干部也就是官僚集团的正规化(也是官僚制出现)的苗头很不满,认为这与革命传统不符。比如他对于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的批评。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与斯大林也是不一样的:”当苏联在推行工业化时,斯大林开始采用差异相当可观的工资制,同时,又听任各种特权继续发展。他认为,如果不让这个新阶级在工业化过程中对特权发生兴趣,使他们得到若干财产,这个运动就不会有任何成就。” 而毛泽东是坚决反对差异太大的工资制的,在他的批评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间的最大级差数,从28:1变成了25.2:1。而就绝对值来说,毛泽东的工资甚至比不上一个著名的京剧演员。   毛泽东对此仍然不满。除了工资外,还有其他等级待遇即特权,都被他多次批评。毛的这种思想,如果说其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列宁的巴黎公社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自己很重视的一个相关的术语,就是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对此的警惕与批判。1958年,张春桥的一篇题为《论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对张文极其欣赏,命令《人民日报》转载,要求全党领导干部学习(也正是从这篇文章开始,张春桥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终于成为他进行文革的骨干)。今人惊讶的是毛泽东能够站在现代人文思想的起点也就是人人平等来审视人与人的关系,这使他的思想超越了农民起义领袖那种朴素的平均主义理想,而具有了哲学与伦理上的最高层次。毛虽然承认现实中的不平等,但要求人们要清醒地看到现实条件的制约与共产党理想的差别,切切不可因为前者而丧失了后者。文革中,毛总结说: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法权让步太多,”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其结果就是过去的官兵一致、干群一致、上下一致和艰苦奋斗的”党的传统都丢掉了”,官员和人民之间、官员的上下之间变成了”父子关系,猫鼠关系”。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官僚贵族阶层”的提法。其实这个提法首见于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刚从国外协助处理波匈事件回来的刘少奇在讲话中,”着重讲了不要脱离群众、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的问题,认为这是执政党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风波教训和刘的说法引起了毛的深思,结合当时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陆续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毛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主要危险,在于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即执政党脱离人民群众从而被人民反对。毛泽东认为,经过镇反、肃反,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毛泽东在这个会上告诫全党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1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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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香港传真: 改革派也须告别“家天下”

亚洲周刊评论说,这是当下中国红二代心态的两种典型代表:一种是秦晓式的,心怀对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中共的倒退痛心疾首,力挺改革;另一种是孔丹式的,以「共产主义信仰」为名,拒绝一切反对的声音,实则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胡德华的这篇讲话稿,在中国社交网路上疯转,相信是秦晓替中国的底层百姓向权贵们问出了隐忍不发的心底话。 亚洲周刊评论说,孔丹的言论反映出的「红二代」心态,难以摆脱封建色彩,一如《悲惨世界》里沙威对冉阿让的态度:你永远是被统治者,而我永远正确。孔丹用党员身份和「信仰」挑战秦晓,他的潜台词是:共产党员就应该维护党的统治。而党统治的结果,就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应受到改革的威胁,是典型的八旗子弟心态。 八旗子弟是要固步自封,还是重启改革?而这个话题由秦晓引发,再自然不过。秦晓对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化」问题有多年思考,这也是中国需要反思的发展道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所谓「现代化道路」上一路狂飆,但对「现代性」,尤其是政治现代性,并没有清晰的理解。秦晓曾撰文称,自由、多元、民主、个人权利、制衡等价值是现代性社会的核心和基础。 就此,亚洲周刊评论道,秦晓对中国的使命感,部分来自於他接受过的西方教育良好的学术训练与普世理念。然而,包括秦晓在内的不少「红二代」改革派身上仍都有不少特性:今日中国的天下是父辈打来的。「红二代」有天然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驱使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深切关注,就像关注自己的家庭命运,但仍然隐藏著「家天下」的情怀。 亚洲周刊表示,「我们支援秦晓呼吁改革的声音,支援向既得利益集团宣战的勇气,但同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开明人士超越「红二代」的「家天下」集体使命感,拥抱真正的现代政治文明」。 真正的现代政治文明已是当务之急,把中共一再宣示的人民的「知情权」还给人民,尤其要把「姓资或姓社」辩辩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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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华:苏联处处好男儿

胡德华:苏联处处好男儿 进入专题 : 苏联解体    ● 胡德华     4月13日胡德华在《炎黄春秋》聚会时的发言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会,每次我参加所有的会都没有参加炎黄春秋的会有激情。一开始包括杜叔叔还有很多同志都讲了在网上流传的中央领导的讲话,我也是看了这个讲话后心情非常沉重。目前我也没有任何消息来源,我所知道的新闻基本上都是从网上得来的,但网上的东西据说有真有假,但愿这是假的。为什么我的心情这么沉重呢?因为我对网上的观点有保留,甚至有的不同意。但是今年春节前习总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同志们积极谏诤言、作批评,帮助我们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我就不怕了,最多我说的也就是批评,连尖锐都说不上,算逆耳的真话吧。   我想说,网上的中央同志对苏共垮台,感到非常痛心,甚至感到苏联人民在危机中竟无一人是男儿。   我想说如果苏共真是象它所承诺的,是一个全心全意为苏联人民,为世界人民服务的,为解放全人类服务的政党。如果苏共是象在战争年代中表现的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如果要是这么好的一个党垮台了,那么我觉得首先是苏联人民太没有眼力见儿了。这样好的政党垮台确实是值得很悲伤的,不但是苏联人民应该悲伤,我觉得全世界有是非观有正义感的人民都应该感到悲伤。但究竟事实是怎么样的呢?我想起反帝反修的火红年代,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第九篇)一文,毛主席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揭露苏联的“特权阶层”:“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这就麻烦了。九评说的苏共不好,而且我记的还要打倒苏修呢,甚至还真开了战,缴获的T-62坦克今天还在军博摆着呢。九评可不是假的,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曾经为九评反修骄傲过,自豪过,认真努力学习过。我估计今天的领导,也不会忘记吧。   现任俄共的总书记久加诺夫认为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源于苏共对于政治权利的垄断,对于经济和一切资源的垄断,对于真理的垄断。他这么一说,我觉得垮台就没有什么了,值不得大家悲伤,也不值得难受。你要是再往下想,有几个问题就要搞清楚了。苏联共产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党,是不是像它党章里写的那样的一个党。如果不是这么一回事呢?我觉得我们对于苏联的历史,对于俄罗斯的现状我们到底了解不了解,知道不知道。如果说我们连基本事实都不知道,连俄罗斯人民想什么爱什么拥护什么厌恶什么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对于苏共的垮台我们是应该高兴呢还是不应该高兴呢,该难过呢还是不该难过,我觉得我们连一点判断的基础都没有。不了解情况就下结论,是不谨慎的,是会闹笑话的。所以我们要首先了解目前俄罗斯的现状还有苏联的历史,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叛变苏联就完蛋了,还是苏联人民抛弃了苏共。我们埋怨了所有的人,埋怨苏联的领导人背叛,埋怨苏联人民没信仰,埋怨帝国主义的颠覆,而唯独不从内因查找问题。这对吗?这符合辨正唯物主义吗?目前俄罗斯从历史上讲是进步了、解放了呢?还是俄罗斯人民又回到了水深火热之中,俄罗斯人民又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了呢?反正我知道在俄罗斯选举一人一票,俄共得票百分之十几,只能说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不拥护俄共。怎么办呢?能不能像国民党那样,力精图治,锐意改革,再选上来,这样执政的合法性源于人民授权,而非枪炮刺刀。   至于说苏联人民竟无一人是男儿,那么我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男儿,是不是手握现代化的武器,驾驶着第三代主战坦克向着手无寸铁的苏联人民开枪开炮,横冲直撞的军人就叫男儿呢?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苏联红军是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他的对手是外国侵略者,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是英雄吗?是男儿吗?我恰恰觉得有着反法西斯光荣传统的苏联红军,对于下达开枪镇压百姓的命令,敢于抗命,不怕上军事法庭,这才是英雄,这才是男儿,所以我觉得苏联红军都是男儿。(会后我听说,政变集团曾命令克格勃抓捕叶利钦,但是有几万苏联人民自动拿着铁锹洋镐保卫叶利钦,克格勃当场还打死了民众,但苏联群众并没有后退,没有害怕,没有散去。苏联有的是男儿,关键是男儿站在哪一边。我心情也挺沉重。)一个执政党在出现危机的时候,能不能继续下去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疏,一种是堵,如果说的更加具体一点的话,就是我们是坚决镇压,不许说话,不许讨论,不许有不同意见,更不许有尖锐的意见。如果更进一步说不管谁要反对我就开坦克来跟他干,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顺应民意,把真相都告诉大家,求得人民群众的谅解。象蒋经国在台湾,反省对2.28起义的镇压,反省戒严,反省特务恐怖统治,求得反对派和台湾人民的谅解,选下后再选上来。象南非总统曼德拉对白人种族主义都采取民族和解的态度,没有流血,没有仇杀,没有清算,大家结束过去的不幸,共同创造了南非的未来。我觉得这才是正确明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能不能有一个自由讨论的气氛,能不能让大家知道真象,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如果说连这一步都没有,大家什么真象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该保卫还是不该保卫,该保卫谁还是不该保卫谁呢。这样只能产生义和团,只能对我们中华民族造成再一次的灾难。   另外还有网上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的30年。这个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是谁否定了前三十年,否定了前三十年的什么问题。我们这一代是跟共和国一起诞生一起成长的,我们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还都没有忘记。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话,前三十年又分前十七年和后十年文革。我想大家都不应该忘记,毛主席认为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在共产党内,与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斗争,而且在很多领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所以要夺权,所以要搞文革。例如毛主席说中宣部是阎王殿,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文化部是洋人死人部,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人民解放军是以彭得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以后罗瑞卿又搞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贺龙要搞二月兵变,多可怕。我们的教育,毛主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中学革命小将为了彻底否定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打死了卞仲耘校长、沙坪校长等,但她们是38年打鬼子的英雄。大学的小将打死了彭康,李达,但他们是大革命时期和一大建党的老革命。另外共青团是修到家了,是全民团。外交部是三和一少,中联部是三降一灭,全体中央委员一大半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所以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被造反派夺了权,例如王洪文、陈阿大夺了陈丕显为书记的上海市委的权,王效禹夺了谭启龙为书记的山东省委的权,等等。全部夺权夺完了,刘、邓黑司令部彻底打倒了、彻底否定了,这才实现了所谓祖国山河一遍红。为此还出了纪念邮票,听说现在一枚邮票还价值连城呢,是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文革前的十七年。而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代表开始的拨乱反正,彻底为并不存在的所谓刘、邓黑司令部平了反,为刘、邓、陶平了反,为彭、罗、路、杨平了反,为薄一波等61个叛徒集团平了反,为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开国将领平了反,彻底否定了文革加在他们身上的反革命罪名。   我不明白的是不能否定前三十年,我们是不是文革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彭德怀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右也不能否定,是不是薄一波依然是革命的叛徒也不能否定,是不是毛主席所说的习总的爸爸习仲勋:“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是不是也不能否定。如果说都不能否定那我们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否定的是改革开放,不就把我们自己给否定了吗。所以我也闹不清了,我但愿它不是真的。   再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上次在一个小范围的餐会上我也没准备,我就乱讲了几句。我就觉得,现在的领导人都比我还小,那会儿我们受的教育非常有限。我只上到高中,习总跟我妹妹一样大,只上到初一。可能有人会说,你爸不也就初一的学历,不是干的也不错吗。但是我爸这个人是非常爱看书的,他一辈子没有任何的爱好,就是爱看书就是爱学习,他虽然没有从科班上来,但是他从参加革命就没有断过学习。好在当时什么书都有,有中国的、外国的、现代的、历史的,在读书学习中汲取营养。但是非常不幸,我们六六年文革之后,任何书都没有了,想学也没有的学。书店除了毛主席选集,毛主席语录,甲种本,乙种本之外,其他一切文学艺术科学教育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的书都没有了,多可怕,一片空白,学什么呀。好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你们不读书,上了陈伯达这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了,大家还是要读马克思的原著。这才开出来六本书,有《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法兰西内战》,这会马克思的书才能摆上新华书店,还不是全部,还只是这可怜的六本书。所以你看文革期间连马克思的书都没有,这十年是空白,想学都没得学。我记的文革中批判一个走资派,他说,同学们不要再争先红后专还是先专后红了,不要再争是政治上过得硬业务上过得去,还是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的硬。我跟同学们说业务学习耽误一年你十年都补不上,而政治学习耽误十年我一年就给你们补上。我印象太深了,我深感十年文革,毁了我们一代或几代人,几乎成了文盲,当然这只是说我,我们的领导还都是博士硕士。   另外我反思我所念的十年书,是党的文化教育,是用阶级观点来看待一切的。例如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正确的,那么其他唯心主义就是不正确的,那么又有谁看过唯心主义的书籍呢?没有看过没研究过你又为什么说它不正确呢?还有我记得,中国遗传学之父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李景均,原来是我们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兼系主任,当时在遗传界有苏联的米秋林之说和美国的摩尔根学说,但美国是帝国主义,所以基因学说也被斥之为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伪科学。无奈这位教授只得去了美国继续学术研究,最终成了美国的遗传学泰斗。这不是很荒唐吗,我反思我们的教育拒绝了人类多少精华啊!另外党的文化教育,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不能科学对待,斥之为封、资、修,甚至在文革中把山东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全部砸烂,又批林、批孔,全面批判拒绝我们的传统文化。反正我是不喜欢,觉得很担心。   另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这个事对我刺激非常大。就是咱北京最好的男校老三届一些成功校友聚会,校友当年都是北京的红卫兵,西纠等,一边是普世价值,一边是正统派各级官员,后来大家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就说你们这些普世派别给我们领导来添乱了,他把大家苦口婆心的话叫添乱。后来我们这个普世派同志就说,百姓的呼声你们真的就不知道,真的就没听见?听见了也还能那么平静那么无动于衷吗?官员同志就说,你的意思不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吗?普世说同学啊,你怎么连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的话都听不进去。官员同志大怒说 你他妈还是共产党员不是了,你还有信仰没有了。后来我们这个普世同志就说,那你有信仰没有啊,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国去,那你有信仰吗。然后这校友就挂不住了,说我操你妈的……结果你看,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啊,事情都知道,道理呢也都明白,但是不能说,不能商量,否则就老拳相加。   我们想了很多,我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我在这会儿呢,就想起了一个苏联人讲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此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所以我的心情很沉重,谢谢大家。    进入专题: 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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