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多重自我   胡泳   网络精英致力于培育和提炼一种同时行动的能力，一种经常发展多重性的平行身份的艺术。旧日的个人看上去像虚弱无力、单向度的可怜人，而不是理想的人 瑞典的两位作者亚历山大·巴德和詹·索德维斯特提出了“网络精英”（ netocrat ）的概念，他们说：“网络精英对自我实现和同他们的真实自我建立联系毫无兴趣。这类概念在他们的眼里，是旧日的废话，一种迷信。他们既不相信、也不想相信被他们视为消逝了的年代的社会建构。相反，他们致力于培育和提炼一种同时行动的能力，一种经常发展多重性的平行身份的艺术。……旧日的个人看上去像虚弱无力、单向度的可怜人，而不是理想的人。” 受到德勒兹的影响，他们鼓吹精神分裂分析（ schizo-analysis ）。在德勒兹与伽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一书中，两人宣布一个具有自主性和认同、并可以表达自我的主体并不存在。他们的批判矛头直指弗洛伊德，因为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学家企图建立顺从而完整的主体自我。德勒兹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精神分裂分析，对精神分裂症者大加赞赏，因为只有他们才可以清除那种稳固的结构性的人格主体。 巴德和索德维斯特说，这种 精神分裂分析可以强化个人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断改变的能力。 “网络精英会寻找一个平台作为憩息地，但随即便发现这个目标平台在移动。他们会转移到另一层面上的另一个平台，目的是为自己找到坚实的落脚处，但他们会再次发现那个平台的不可靠。这一过程周而复始——平台在不同的层面向不同的方向移动。然而善于吸纳的个人会很快将在平台间跳来跳去变成一种艺术形式，他们继续对坚实地面的寻求，尽管知道这样做是虚幻的，但他们却为自己的艺术能力而着迷。从一个有意建构和经常修正的虚构式环境中浮现的流动状态代替了对坚实地面的信念。认识到这种虚构的脆弱性会导致幻觉的清晰破灭和意义的流失，但也会带领他们走向对创造性自由的沉醉以及永无尽止的可能性。” 其实，虽然传统想法把多重人格看做病态，虽然许多学者主张一个完整、统一和内在一致的自我，但多重自我的概念始终存在。威廉·詹姆斯是最早的提出这个概念的人之一。他说：“有多少人认识一个人，并在他们的头脑里留下这个人的印象，此人就有多少个社会性的自我。”荣格心理学鼓励人们熟悉多样化的 人格面具 ( persona ) ，将其理解为普遍原型的显现，相信我们如果了解自己的阴影，以及自我中的异性意向（ anima 及 animus ），将会极大地解放自己。正是因为这些观点他被逐出了正统弗洛伊德学派，而一个强有力的善于执行的自我（ ego ）成了心理分析的主流主张。 不过，就是在这里，也有一些学者把对自我的古典理解向前迈进了一步。除了对自我的传统理解，即把它的角色看做是让本我（ id ）以一种社会能够承认的方式表现出来，自我被认为也会促动一些它可以体验并掌控的富有活力的情境。还有许多心理学家把自我看成是对人格的整体组织，个人因此得以度过冲突和矛盾而仍然保持人格的一致。 也有论证说，个人把自己看成多层面的集合体，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变化和压力。个人存在自我表征的复杂性差异。复杂性高的人在自我的各个层面之间所作的区分更多，也会更好地应付紧张的情况。而当那些没有很好地区分自我的各个层面的人遇到类似情况时，他在某一方面受到的影响会殃及他对整个情形的判断，从而使他用消极的眼光看待自己。 个人的认同也同他从属的群体相关。当人们把自己认同为群体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不同于作为个人的表现。勒庞指出当个人成为人群的一部分的时候，会产生“群体心理”（ group mind ）。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个人似乎对自身的行为失去了意识，会做出他 / 她作为单个人不会做出的极端举动。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social identity theory ），社会关系是自我概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人们发现自己所属的群体比其他群体为优时感觉会更好。即便是与他人微不足道的联系也会给个体对自我的感知产生有力的影响。个体自尊和群体自尊是相互关联的。 当人们同网络上的陌生人交往时，会变得非个人化，他们的群体认同显得更加突出。这种群体认同会导致他们在自己所属群体的基础上，套用老套看待其他人。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因为人们本来预计网上的匿名性会阻碍类型化的产生。 由上可知，认同的多重性其来有自。然而，没有互联网所产生的带有保护的环境，个人认同很难得到充分的开掘，个人也难以同时保持多重自我。 http://www.neweekly.com.cn/newsview.php?id=4205    

方法：方舟子与他所影响的论战法则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鸣   叶飙   实习生   沈颖   谢雪   肖涵   最后更新：2012-06-21 “要理解方舟子，需要看他长期以来的对手”。好斗的性格或许天然有之，但如今“一个也不饶恕”的立场与广受道德质疑的战斗逻辑，却是在“千锤百炼”中形成。 与方舟子有关的论战渐成攻讦，言语羞辱与文革式指摘蔓延，且演变成现实世界中的人身威胁，没有什么比这样分裂的互联网更令人心寒。 回头省视方舟子如何炼成、怎样参与到网络辩论方法的塑造之中，或是检讨当下互联网风格的路径之一。 45岁的方舟子可能是中国最富辨识度的公众人物。他身材高瘦，脸骨棱角分明；说话口音浓郁，听者时常颇感费力。但是如果把他说的话整理成文字，很多时候会发现他的表达比一般人要严谨明晰得多。 这个最富辨识度的人同时又是最难以被定义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容易引发立场截然对立的反应。2012年1月11日中午，方舟子出现在北京电视台的一档辩论节目里，主题就蕴含着非此即彼的态度：“是否支持方舟子的打假”。 辩论现场的气氛一开始就剑拔弩张，当话题转入“转基因”时，混乱达到了最高点，大批来自“乌有之乡”网站的观众高举反对牌，挥舞着手臂，大骂：“汉奸！卖国贼！骗子！”还有人将手中的牌子砸向场内。方舟子也怒不可遏，猛拍桌子，呵斥这帮台下的观众“滚出去”。 几名脾气火爆的观众跃跃欲试，打算冲上主席台。方舟子的朋友司马南大喝一声“我可是练家子”，总算镇住了场面。司马南是“乌有之乡”这个政论网站的明星，但是在“科学”问题上却坚定地站在方舟子一边。 台上台下壁垒森严的这一幕是方舟子处境的生动写照。在互联网上，“挺方”和“倒方”的攻防战像时钟转动的指针一样全天候行进，即使全世界的时钟都停掉，对垒大概也不会停止。 方舟子不分时间、地点和范围地招来对手，对手们除了在反对方舟子这一点上可以达成一致，自己随时也会吵起来，有时候他们是朋友的敌人、敌人的朋友，有时候也可能是朋友的朋友甚至敌人的敌人。 方舟子的好斗很容易让人们想起他一心效仿的鲁迅。林语堂评价鲁迅的一段话如今可以拿来描述常年居住在网络上的那个方舟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 一个人如何能在一部分人中受到狂热追捧，同时在另一部分人中臭名昭著？他是支持者眼中的正义守护者，还是反对者眼中的偏执狂？ 凤凰周刊执行主编黄章晋自认是方舟子的支持者和理解者，他评价说：“要理解方舟子，需要看他长期以来的对手”。而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方舟子有着自学生时代开始的漫长的论战经历，在被大众知晓之前他已有过无数的对手。好斗的性格或许天然有之，但如今“一个也不饶恕”的立场与广受道德质疑的战斗逻辑和方法，却是在“千锤百炼”中形成。 “立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批倒批臭，绝不能心慈手软” 围绕方舟子的骂战早在他还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名学生时就已经开始。1994年，网友李宏宽曾在ACT论坛发了个帖子，开篇第一句就是：“方舟子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话放在18年后的今天看越来越像一个准确的预告。 对互联网来说，1994年遥远如同上古时期。那时候全世界的互联网还没延伸出实验室，万维网尚未普及，网友之间沟通采用的是新闻组的方式。1992年夏天，中国留学生魏亚桂创立了第一个中文新闻组，名为ACT，这个网络荒原中罕见的中文绿洲迅速吸引了大批的北美中国留学生。 ACT所构建出来的虚拟中文社区成了留学生消解孤独的最好去处，甚至最早的中文网恋也是那时从ACT开始。台湾网友王排当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念博士，他回忆起那段生活十分感慨：“至今许多人依然会认为ACT是他们年轻岁月中一段重要痕迹。” 当时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就读的方舟子亦在其中，刚开始方舟子贴出的《大明小史》系列的帖子给王排极深的印象，尤其在知道方舟子的专业是分子生物之后就更加佩服。 方舟子的博闻早在中科大的时候就得到同学的公认。生物系1985年入学的同级同学、如今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任教的邹晖回忆，当年很多同学宿舍的桌子放着水壶、脸盆，而方舟子的桌子下面随时塞满的全是书。另一位校友对方舟子印象不深，除了一口听不大懂的普通话，唯一的记忆便是有一次两人在校园里偶然碰到，方舟子怀抱着一本《史记》。 1980年代的校园里，诗人是最受尊敬的身份，方舟子曾经是中科大荒原诗歌社的社长。他在诗歌里热衷于使用“预言”、“先知”、“宣告”、“启示”之类的词汇，在一本诗集的后记里他似在剖析心迹：“我们的时代不能没有反叛的先知，来宣告一个世界的幻灭和兆示另一个世界的来临……这样的世界这样的日子是应该有启示录般的吟颂出现的……因此我只能自封为先知了。” 在另一首发表在1988年的《诗歌报》的诗里，方舟子写道：“所有的时刻一起涌来/不死的人在秘密的奇迹中诞生/你们不能不顶礼膜拜/以最初的仪式/迎接最后的先知。” 这是一个困惑于时代，又痴迷于自我世界的文学青年。一位诗友在文章里这样描述方舟子：“你离尼采最近，离植物细胞最近，离GRE最近，离黑白世界最近，但离人群最远。” 一直到了密歇根州立大学就读之后，诗歌依然是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当时该校的中国留学生中的几位诗友聚会还曾围绕顾城展开了朦胧诗的讨论，方舟子在一篇答诗友的文章里为朦胧诗申辩，少见的用到了“宽容”一词：“不要嘲笑他们。我们，当面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时，也往往缺少一点宽容和理解的心。” 在ACT时代，方舟子一边继续贴一些情辞动人的文章和诗歌，但也开始显露他“离人群最远”的另一面。 在贴了一段时间的明史和诗歌之后，他开始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和网友们的论战之中。他和网友辩论鲁迅和周作人的优劣，争论胡适和鲁迅谁更有影响力，针对留学生大量信教的情况对基督教展开了批评。 网友解滨当年已经从得克萨斯州的一所大学毕业，但却是ACT上长期的潜水员。在他的观察里，方舟子在这一阶段就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网上的“战斗”中。当时的中文输入法并不完善，输入法麻烦到一分钟只能打3个字，很多人费了吃奶的劲码了几百个字，方舟子上千字的回复却很快就贴出来了。很多人并没有那样的精力和体力投入到网络中，不得不放弃争论。 另一个细节更能看出方舟子的投入。“别人说的话会被他拷到软盘上，一旦赖账，他就拿出来示众。如果有人骂他，他回复的时候会把骂他的内容也贴上去，省得围观的群众反复跑来跑去地看发生了什么。这么做虽然没有技术难度，但是一般人不会这么较真。”解滨说，“当时很多人就说他拿网络当生命，他会十分介意别人不关心的事，然而从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很多讨论没有任何意义。” 但真正让ACT网友从吃惊变成愤怒的是方舟子“永远正确”的辩论风格。 有一次方舟子在帖子里说律诗中不可有重复，网友陈嚎当即举了个杜工部的诗作为反例。方舟子马上解释他说的是一般情况，像杜甫这样炉火纯青的大家，当然不在一般规律之内。“这成为方舟子日后诡辩的标准模式。你指出他的错误，他马上偷换概念，自圆其说。”网友sanba回忆说。 还有一次王排纠正他说李敖并不是胡适的学生，方舟子的回应方式是不断地在王排的帖子里寻找另外的错误。“更有甚者，把一些议论无中生有地塞到你的嘴巴里。” 方舟子很快成为ACT网友聚会的话题中心——“三句话不离方舟子”，人们开始在席上讲他的笑话，模仿他的方式说话：“看，我又赢了！看，我又打了一条落水狗！” 王排开始注意到这个另一面方舟子奇怪的情结：“他似乎很喜欢把人家‘斗倒’的那种征服感，不管是他真的‘胜利’，或只是别人口头讲不过他，甚至包括人家不想理他，他都一定要在字面上把对方讲到非常不堪，一无是处后才罢休。” 网友李长铎在ACT贴了一些关于太极与太阳系关系的认识，遭到方舟子一顿痛批。在说明科学道理之余，方在一篇帖子中提出主张：“我们与太极科学院的骗子们的矛盾则属于敌我矛盾，对他们要作深入的揭发和彻底的批判，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批倒批臭，绝不能心慈手软”。 这一幕与后来新语丝网站上和现在新浪微博上屡屡出现的情形极为相似，李长铎的帖子并不一定站得住脚，但方舟子语言的戾气也超过对事实的实质讨论。这往往成为方舟子参与的讨论的唯一方向——对事实与道理的辨析最终滑向斗争的泥潭。 阵地——新语丝的“宫廷政变” 在ACT老网友的记忆里，ACT从一开始留学生异乡谈心的客栈，变成了方舟子战群雄的擂台。方舟子在一首诗中曾经有这样的句子：“独向群狼战不停”，如果借用来形容当时的状况并不相差很远。 ACT论战最高潮的一幕是在一位名叫不光和尚的网友发了一个脏词遍布的帖子之后。方舟子发了一份法律警告向不光和尚所在学校的网管告状，要求封禁此人账号，否则就要状告校方。 如今在网上被人用来攻击方舟子的侮辱性外号其实多源于这个时期，ACT上的一帮网友如同有默契一般再也不跟方正儿八经的论辩，而是对方从身体特征到性格特点进行攻击，不光和尚满是脏话的帖子达到了攻击的最高点。 在生活中文静木讷的方舟子少有地放出了狠话：“我就是要造出一桩新闻来……反正在网上能玩的花样都玩完了，翻来覆去也不过几句话。咱也到网下玩玩，看看谁比谁狠。” 网友sanba能够理解方当时与日后的愤怒，他认为方舟子后来在互联网上表现出来的好斗与ACT上这一段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自认是抱着非常崇高的目的上ACT的，结果被一帮人往最难听的地方骂，铁打的也受不了。” 无论如何，方舟子在ACT的经历练就了一身网上掐架的功夫，他将掐架和太极拳进行了比较，总结出三点法则：“第一，舍己就人，后发制人。第二，听力懂劲。第三，借力打力。” ACT的繁荣只维持了短短几年，后来Windows95系统的出现使得互联网进入火爆的BBS时代。 另一面的方舟子依然在勤勉地吐丝结网。1994年2月，他和几位网友发起的《新语丝》创刊。发刊词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相信，这张网伸到汉字的发源地，让亲人们听到我们的心声的日子不会太远。我们今天所努力编织的，也许不过是未来一张恢恢天网的小小起点。”新语丝很快也成了海外非常热门的中文网站之一。 18年后回望，《新语丝》正是方舟子未来的起点。 即使是那些最激烈批评方舟子的人也会承认他异乎常人的精力。有着同样海外学习经历、现在台湾中部高校执教的王排说：“无论你喜不喜欢这个人，他在中文网路成就非凡，包括在早期互联网发表文章、编辑电子报，换了别人就很难办到。而在国外念学位功课绝不轻松，他依然完成了博士学业。” 一位方舟子曾经的支持者，现在的反对者，在描述支持者眼中的方舟子时，引用了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一句话：“一个人应该有能力换尿布、策划侵略、杀猪、给轮船掌舵、设计建筑物、写十四行诗、平衡收支、造墙、接骨、安慰临终之人、写菜单、发布命令、合作、独立工作、解方程、分析新问题、施肥、写电脑程序、做可口的饭菜、有效地战斗、英勇地死去。” 在很多铁杆粉丝看来，方舟子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全能型的人物。他的打假战绩辉煌，学科领域从生物一直横跨到文学。方舟子的理性支持者黄章晋评价：“在互联网上，视野如此之广博，没有人能超过方舟子。” ACT时期的激烈论战中，方舟子大力维护进化论，驳斥了很多伪科学，包括当时有美国小报鼓吹“登月阴谋论”赢得很多人相信，方舟子必欲根除他人谬见。“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方舟子已经开始针对一个个特定题目去‘打’，可能就是他日后‘打假’的发轫。”王排说。 但最开始的新语丝与打假尚无关系。 竹人，本名张峥，如今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他曾经是新语丝创建团队的一员。在他的理解里，“新语丝”一直有两个，一开始的那个新语丝由方舟子、竹人、蠢侠、呆子、古平、散宜生等人共同发起，操作形式是每期轮流有责编，全面负责稿件选取，其他编辑可以供稿、提意见，但没有决断权，是相当民主的做法。 “舟子承担了相当大一部分事务性的工作，比如确定每期的责编，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新语丝》的运作不会那么顺畅。另一个有杰出贡献的是散宜生，印象中做了所有的校对，那是很重的体力活。”竹人说。 但是在最初的这个新语丝平台上，一次“事故”让方舟子和朋友们像在ACT上又一次闹翻。 1997年，一次内部业务讨论不一致，编辑部投票的结果方舟子处于少数一方。方舟子怀疑一家商业机构欲借此事吞并新语丝，投票结束两天后，在其他编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自行向纽约州政府注册登记新语丝，建社理事为他与另外两人。原来的新语丝编辑团队愤然退出，另外成立了一个互联网刊物。 事后方舟子将此事件称为“‘集体反叛’风波”，在一篇针对离开的编辑团队的文章中，方舟子写道：“各位的所作所为，有点要推翻方舟子的反动统治的味道，才能跟宫廷阴谋扯上关系，或者曰：‘反叛’。”后来在接手后的新语丝上，方舟子把竹人的住址、电话、传真等隐私都在网上曝光。 这段往事当年曾经是小众的中文互联网圈里人人好奇的事件，但如今在量产着各类爆炸信息的汪洋之中，它早已经是一桩陈年往事，连一颗水滴也算不上。时隔15年之后，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了竹人，他在邮件中对往事已经谈兴不高，他的提议是：“回头看不如往前看，我们年纪已经大了，火气早就已经消了。” 离开的编辑团队后来成立了新的刊物《国风》，而新语丝的氛围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转变。知名网友北京厨子还记得有一次“拍砖”事件，当时来自中国大陆四通论坛的几个网友，闲极无聊，一定要去给方舟子网上“拍砖”。“在我们那个时代，拍是表达亲切感情的一种方式。多少网友就是拍砖中拍成了莫逆之交。” 但一众“老流氓”失望而归。方舟子的应对是迅速地封掉几个网友的IP，义正词严地批评了以某某、某某、某某为首的流氓无赖集团，一干人等只能四散逃离。 “我们互称流氓的时候是开玩笑，而方舟子是认真的。” 网络撕裂者——“少侠下山，劲风扑面” 时间走向2000年，借助商业化浪潮，互联网已经从孤岛越来越成长为一个社会。 就在这一年，方舟子初试打假，在国内崭露头角。他联络了生物学者和国内媒体，揭露了“基因皇后”陈晓宁的骗局，首战告捷。几个月后，他又把矛头对准“珍奥核酸”，当时的《南方周末》在头版进行了长篇调查报道。两次轰动全国的学术打假开始令他成为众多知识界人士关注的焦点。 江晓原在方舟子第二年出版的书的序言热情洋溢地称赞方舟子：“就像武侠小说中经典的一幕：远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侠’，艺成下山，突然崛起，敢作敢当，不管不顾，连续向各路成名高手挑战，几处场子，被他踢翻；几个好局，被他搅散。而且内力深长，刀法明快，几番大战，都不落下风，一两年间，名动江湖。设局高手，人人自危，都道‘方舟子来也’。”在ACT上练就的火眼金睛和铁齿铜牙一般人很难招架。 在这张四通八达、枝蔓延展的网上，执著地以网为生的并不只是方舟子一人。中文互联网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人物，他的名字叫朱海军。这是一个完全生活在互联网上的人。他几乎不眠不休地泡网，如果他饿到完全受不了，他也会先发帖倾诉完饥饿感才下楼吃饭。他孜孜不倦地在网络上宣扬一些荒谬且惊人的言论，比如他宣称人类直立行走的驱动力来源于面对面性交，这一论断后来被戏称为“朱海力”。 毫无意外地，方舟子跟朱海军展开了论战。 很长一段时间里，方舟子的对手有的来头甚大，有的只是像朱海军这类孜孜不倦的吹牛者。他们通常既没有基本的科学知识素养，也没有严谨的姿态。常人也会去拍砖朱海军，但大部分时间是一笑而过，而方舟子却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驳得他体无完肤。 然而当这位论敌猝死在电脑前面，消息传来，方舟子的第一个举动是发表了一份声明，他怀疑“死亡”事件纯属伪造，然后他说：“朱海军的突然去世，使他失去了反省、改正的机会……” 在方舟子的“掐架”生涯中，有过无数次不讲情面的时刻，每一次都会在互联网上留下尖锐的撕裂声，但这个声明在当时无疑是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一位名叫“铁皮鼓”的资深网友写了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里面表达了一类观点：“一个人的死，其实只是极私人的事情……人活着的时候怎么都行，跃马横枪，本来就是人生一大乐事，你骂他无知也罢，说他以穷骄人也好，他还有回击的可能。而一个人死了，情形却应该有所不同。” 但是另一方面，方舟子对伪科学表现出来的决绝得到更多坚定的支持者。“中国大家都和和气气的，这样就没有动力了。最后大家都没有是非观了。”他以前生物系的同学，后来也到了美国的邹辉说。 2002年，方舟子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做演讲，演讲正式开始之前，方舟子对台下的学生们说，“因为我们都是受过理工科训练的人，有更多共同的话语，不会像那些文史哲专业的人因为缺乏起码的科学常识而难以沟通。” 许多人对方舟子深刻的印象就在这一时期建立。老网虫北京厨子在去美国工作转了一圈之后，发现方舟子居然还在网上，而且打假还打出了成就，“从这个时候起，我对方舟子的看法，从原来的不屌，慢慢地有了一些尊敬。毕竟都是过来人，知道坚守，是个多么辛苦的差事。” 当时的新语丝网站每天都蹲着大批记者，客观上媒体和方舟子之间形成了一种攻守同盟。没有人意识到其中隐藏着的巨大风险，当方舟子打某人的“假”，在很多媒体那里就预设了这位美国归来的铁面无私的博士就是对的。 中科院的那次讲座之后，黄章晋写了一篇热情的文章，题为《一个纯净的斗士》，文中对方舟子进行了褒扬：“中国的进步不可能建立在一系列明显的变化上，它靠的是方舟子这样毫无顾忌的批评者的努力，从一点一滴的影响开始促其缓慢地发生变化。中国学术界的腐败，靠内部产生强烈的批判声音是不可能的，方舟子的专业和其在海外的独特身份，天然具备了这个最需要英雄的时候成为英雄的资格。” 但是就像朱海军之死带来的撕裂，在方舟子归国打假高歌猛进之际，来自朋友的指控也越来越多，新语丝式的分裂一次又一次出现。陆续与方舟子绝裂的包括当初热情地把他介绍到国内科普圈的江晓原等人。 方舟子与国内很多媒体闹翻也在这段时间。王洪波曾经是《中华读书报》“科技视野”栏目的编辑，是方舟子热情的支持者，最多的时候一期里面四个版有三个版在刊登方舟子的文章。 后来方舟子批评钱理群新语文读本引起了一系列攻辩。在正反辩论文章登载几番之后，方舟子停止了与这个栏目的合作，理由很简单：他的一篇脱离事实辩论却措词激烈攻击性高涨的文章被拒绝发表。 方式论战——“智障”、“无耻”、“造谣”和“欺诈” 2009年，南方周末记者曾经与方舟子有过一次邮件往来。 当时正值“反坝派”和“挺坝派”人士之间一场名誉权官司正在进行之时。其中“挺坝派”的水利专家在网上对另外一方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用语火爆直接，比如前者称后者是：“数理化打死也学不会，靠死记硬背考上文科大学的‘残废’。” 此前的2005年怒江建坝之争几乎又是公共领域的一个撕裂事件。当时方舟子认为太多的伪环保分子和媒体主导了公共舆论，大批记者被他贴上“造谣”和“欺诈”的标签放到新语丝网站上示众。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方舟子与众多此前有过亲密合作的媒体决裂，无论是报道有事实问题，还是与他的意见相左，都极有可能被贴上“造谣”类标签。方舟子在新语丝上干脆建立了“不良媒体”名单，这份名单越来越长，读者可以在名单中找到众多的著名媒体与媒体人。 2009年的那次邮件采访中，方舟子对挺坝派的文风进行了辩护，他认为“智障”、“无知无耻”、“脑子不好使”、“活宝”这类用语在网络上极为常见，“经常阅读网文的人不应该会对此觉得惊讶”。方舟子的回信让人想起他早年在ACT上遭受的谩骂。 方舟子的支持者通常都会持同样的观点。比如黄章晋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道德批判是种万能而可疑的武器。不能否认道德批判在今天的社会批判上仍有其积极意义，但把它用在对科学和经济学的批判上，逻辑上就变得荒谬而可笑……之所以对方舟子的批判更多地集中在其道德、性格上，因为从纯粹的技术手段上要完成对方舟子的批驳是令人绝望的。” 很多时候，黄章晋的这种论断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轻易地偏信了打假案例中打假的那一方，而没有在技术上进行深究。 2006年发生在四川大学的魏于全事件，就曾经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而传媒圈中报道此事的大部分人基于方舟子以往的打假信誉站在了质疑的一边。 这个案例至今被视为方舟子打假的成功案例悬挂在新语丝网站上，然而它引发的质疑是广泛的。美国的《自然》杂志以《示众》（Named and Shamed）为标题来叙述方舟子的这次打假，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科学有着被一把双刃剑切割的危险：一方面是猖獗的科学不端行为，另一方面是基于虚假指控的迫害。”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华裔科学家傅新元牵头的120位华人科学家一同替魏于全联署喊冤。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在一篇给方舟子提建议的文章中同样提出：“对于四川大学的魏于全，可能有人有微词。但他的Nature Medicine（《自然医学》）论文，是否有问题，就是很严肃的事情。” 上个月，撰写《示众》的记者David Cyranoski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邮件中说：“如果这个事件被处理得好，它可能就只是一场学术争论。但现实中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中国缺乏有效的调查手段；举报者宁愿在网上发起指控也不通过官方渠道；魏于全不愿公开数据；大学对此事的无所谓态度，这都导致现在这个结果的出现。” 他说：“结局是不可能在学术范畴内解决这个问题。无法公开讨论就会存在一种威胁，人们会把指控学术不端作为打击竞争者的手段，就像197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那样。” David Cyranoski曾经找过饶毅，饶毅专门请了研究免疫的专家全文通读论文，而专家说从论文本身不能发现造假。“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匿名批他就不妥。有其他比较确凿证据的事情才可以。”饶毅在文章中说。 在新语丝网站上至今依然可以找到关于这起打假事件的材料，方舟子翻译了《自然》杂志的文章，但标题变成了《中国流行指控学术造假，有人担心文革式迫害》。 原文中有这么两句话：“网站上学术造假的指控让人联想到1970年代批斗政敌的大字报。”“在所有这三起案例中，一个有众多读者的中文网站新语丝对加强公众舆论发挥了关键作用，该网站在揭露中国科学造假方面享有声誉。” 但是在方舟子转载到新语丝的版本中，前一句消失了。 David Cyranoski认为“很难指责事件中的任何一个人”，困难在于并无合理的公共制度解决问题。 如果说在这一起事件中，方舟子的越界并不明显的话，那么在“孙海峰事件”中，“离人群最远”的另一个方舟子则完全放纵了自己和粉丝们的攻击。 2011年4月，孙海峰发微博称“我下载几篇相关论文验证过，（方舟子之妻刘菊花论文）确有大量抄袭”。随后方舟子开始在网络上征集孙海峰的论文，宣布要打他的假，5月，方舟子宣布：深圳大学传播系副主任孙海峰2007年发表的论文《略论传统美学中的“自然”观念》与某学院方波、季红丽老师2004年发表的《由“自然”之道和“虚静”说看〈文心雕龙〉中的道家存在》论文大量雷同。 事实却是方波、季红丽参考网络资料时没有注明，事后当事人在与孙海峰的电话中已经表示了歉意。 类似这样的事件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公众基于信任把打假的公共权力让渡给方舟子，方舟子怎么能够用它去“镇压”反对者？他怎么可以先宣布要打某个人的假，然后再去找材料？他又怎么能像十几年前在ACT上掐架那样对可能出错的事实视而不见？ 封闭与分裂——没有什么比这样的互联网更令人心寒 方玄昌在2004年报道揭露王振国时与方舟子结识，后来两人还共同经历了肖传国的袭击。作为一个资深的科学报道编辑，他认为方舟子在十几年间参与调查而揭露的案例，尚无明显的错案。 相反，他对方舟子面临的很多指责感到不解：“方舟子健康的性格，显然与其在美国的求学经历、接受科学训练的过程有关。可惜，在中国这片极不健康的土壤、一个病态社会中，一个具有真正健康性格及心智的人，反而会被一些人看成是病人。方舟子如同一个身处精神病院的健康人。” 按照方舟子身边朋友的说法，生活中方舟子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方玄昌说：“他生活简朴，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写作和看书上，平时花费很少，他也极不看重钱财。在我们受袭击之后，有一个南方来的支持者要捐助给他个人一百万，他当场拒绝。”另一位在场的见证者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了这样的细节。 但是，很明显的，人们如果希望“打假”的讨论有意义，应该把它视为一个公共功能的话题，而不仅仅是个人道德的评判。不论方舟子的攻击者还是支持者都经常把二者混同。 罗永浩曾经是方忠实的支持者，几年前他还曾在报纸上公开支持过方舟子，两人惺惺相惜，一个称对方是“科学斗士”，另一个则恭维对方是“维权斗士”。但是在2012年的对掐中，罗永浩提出了一项严厉的指控：“由这样一个有人格缺陷的人负责打假，实际上是极为危险的。人们却以‘中国需要方舟子’为由来原谅他。” 在曾经的粉丝北京厨子看来，方舟子好斗的性格已经把公众让渡的打假权力引向歧途，他有一个过于严厉的指控：“他亲自葬送了这份迄今为止只有他一个人从事的行业。这个世界上，不可以被收买的人少了一个，多了一个随时可能出手的无赖。这真是一个悲剧性的笑话。” 在深圳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一位姓孙的网友，他在新浪微博上的名字叫“批判性思维启蒙”，他曾经给方舟子的基金捐过款，很长时间里他都是方舟子的铁杆支持者，但是如今方舟子在微博上展现的打假方式令他心生反感。 “如果打的假都是错的，人家并不会相信他的判断，如果有的对有的错，结果恰恰更加可怕。”孙先生说。 “可是很多人会有跟我一样的困惑：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些偏执的事不一样是很有价值吗？”南方周末记者问。 “我们现在讨论的恰恰首先是他是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故意构陷侮辱抹黑他人、煽动仇恨的人，不配打假的自我标榜。” 黄章晋是罗永浩和方舟子共同的朋友，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永浩砸冰箱和方舟子打假，都是因为公共机构失效，人们投诉无门，只能自己挽起袖子来干。不同的仅仅是你有可能从理论到实践说服罗永浩，而在方舟子那里，如果你想维持朋友关系，最好是闭嘴。 基甸是ACT时代的老网友，跟方舟子在宗教问题上有过争论。2010年他在新浪开了微博，看见方舟子打假唐骏、禹晋永、李一，经常说一些赞赏的话。后来方舟子在微博上发了一些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帖子，基甸又一次表示了反对，再后来他想留评论的时候，发现已经被拉黑了。 “苦笑之余，我也试图理解他——想在他的地盘上留评论的人太多了，可以想象有很多可能是谩骂攻击、胡搅蛮缠的，他一定不胜其烦。我虽然不骂人、不纠缠，但理解他不愿意对话的心理。” “他经历过的攻击不是你我可以想像的，把自己封闭起来，这也是一种心理保护。”黄章晋说。 南方周末记者试图通过方舟子的朋友表达采访的意愿，方舟子的回应是：他们怎么写我已经无所谓了。发稿前南方周末记者又通过邮件、微博联系他，最终没有任何回应。 “如果你聊的人足够多，你会看到对方舟子持两种对立看法的人都有，到最后，对立的两面很可能是贴合的。”作家李海鹏有一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也曾在微博上评论方舟子：“遇事该骂还骂他，不过等他死了，我要去他的葬礼送束花，表示敬意。” 5月份的一天，南方周末记者在深圳大学采访孙海峰。当他讨论起和方舟子一年来的缠斗，就像是在讨论某一种不幸罹患的疾病。 在微博上，孙海峰决定用方舟子的方法对方舟子发起反击。他给方舟子取了外号，经常在语言上羞辱对方，最近几天又在展示如何通过控制来歪曲信息。 “为什么有话不能好好说呢？”那次南方周末记者问他。 “扫厕所难免一身臭。”孙海峰答。 1990年的时候，美国律师戈德温对公共讨论中盛行的给对手扣“纳粹”帽子厌烦透顶，他提出了一项法则：当一场对立的公共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一定会把对方与纳粹主义或希特勒类比。 他觉得纳粹类的戾气已经形成了公共讨论文化的某种基因，他希望讨论的参与者能用力地想想自己是不是一个愚蠢而具侮辱性的弥因（meme）的带菌传递者。 互联网学者胡泳自年初“方韩之争”起就持续地关注网络上的辩论，他在一篇文章中向读者们介绍了“戈德温法则”，并类比地提出了在中国的“文革法则”。 如今论坛上、微博上“挺方”和“反方”的攻讦已经触目惊心，从言语上的羞辱，“文革”手法的互相指摘，已经逐渐演变成现实世界中的约架和人身威胁，没有什么比这样的互联网更令人心寒。 一位拒绝接受正式采访的人士开玩笑地说：“现在你想打听人们对方舟子的看法，比在宴会上打听纽约人的政治立场还要难。在立场已经站好的人群里，这样的讨论通常不是弥合，而是分裂。”

孟子论知言   胡泳   《孟子 · 公孙丑上》有这样一段对话：“公孙丑问曰：‘何谓知言？ ’ 孟子曰： ‘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诐：偏颇，意近英语中的 bias 。蔽：欺瞒，隐藏。淫辞：浮夸不实的言词。陷：失陷，陷溺。邪辞：不合正道的言论。离：违背，背离。遁辞：躲闪掩饰支吾搪塞的话。） 公孙丑向孟子请教：“什么叫 知言 ？”孟子说：“偏颇的言辞，我知道它欺瞒的地方；浮夸的言辞， 我知道它失陷的地方 ； 邪异的言辞，我知道它偏离正道的地方；搪塞的言辞，我知道它理屈词穷的地方。” 《朱子语类·卷五十二·孟子二》更进一步把诐辞、淫辞、邪辞、遁辞视为递进的关系：诐辞，乃是偏於一边，不见一边。蔽者，蔽于一而不见其二也。既有所蔽，说来渐次夸张，便进入“说得淫”阶段。淫者，广大无涯，陷於其中而不自知。至有所陷溺，如陷在水中，不见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说，离於正道。到后来说不通时，便作走路，所谓“遁辞”也：辞穷无可说，又却自为一说。 孟子在这里警告，切不可被诐辞、淫辞、邪辞、遁辞，蒙蔽了双眼。张庆祥在《黄庭禅》中辨析说：为什么孟子用 “ 辞 ” 这个字，而不用 “ 词 ” 呢？这两个字是不同的， “ 辞 ” 有看不见、隐藏在里面的意思；那个隐藏的心念，看不见的心念，才是“辞”。而“词”是在嘴巴上发生的，已经讲出来了，听得见，明明白白，已经成个名词了。 关于言辞与隐藏的关系，西方有个著名的说法是：语言是为了掩盖思想。这个说法有许多来由：一说是， 1807 年，西班牙驻法国大使在和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 (1754-1838) 交谈时，提起这位外长以前曾对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允诺 过的一件事，提醒他应当兑现自己的诺言。塔列朗推诿道： “ 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 ” 这句话套用了法国剧作家莫里哀 (1622-1673) 的喜剧 《逼婚》 第四场中庞克拉斯博士的一句台词： “ 语言给了人，是为的说明白他的思想 ” ，反其意而用之。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政治家巴勒尔 (1755-1841) 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件事。 另一个来源是：德国诗人海涅 (1797-1856) 在《观念 —— 勒格朗特文集》一书中写道，拿破仑一世的警察总长约瑟夫 · 福雪 (1755-1820) 曾讲过： “ 之所以创造语言，就是为了隐瞒我们的思想。 ” 第三个来源出自法国作家、哲学家伏尔泰 (1694-1778) 的《对话之十四》 。在这篇对话里，一只阉公鸡对一只阉母鸡说： “ 人类有思想只是用来证明自己的不义，他们使用语言也只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 ” 此外，和伏尔泰同时代的英国作家爱德华 · 杨格 (1683-1765) 也说过： “ 人篡改了语言的自然使命，他说话仅仅是为了让谁也不能理解他的思想。 ” 既然言说当中有许多隐藏，“知言”就很重要了。 18 世纪朝鲜阳明学者郑齐斗解释孟子所说的“知言”时，有以下论述：“诐，偏诐也；淫，放荡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离，离叛也；穷，困屈也；四者，心之失也。凡四者皆相因。言人之有言，皆出于心，苟非其心纯于正理而无蔽者，其言不得平正通达而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此所以知告子之言勿求之说，为心不可，而卒之以圣人不易变之而已。盖孟子之所以如此者，惟其以仁义为吾心，而就心上集义，其体洞然明白，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则既能尽其心而知其性矣。故于凡天下之言，亦无不知其得失之所在， …… ” 黄俊杰先生说，郑齐斗解释“知言”，有两个论点值得注意。第一，人的语言没有自主性，语言是人的心灵运思的产物，所谓“人之有言，皆出于心”；第二， “ 心 ” 是一种具有价值判断功能的“道德心”，郑说：“盖孟子之所以如此者，惟其以仁义为吾心”。正因为“心”是一种“道德心”，所以能够如郑所说：“于凡天下之言，亦无不知其得失之所在”。 詹杭伦先生精辟地阐述说：“孟子所说的知言，就是对于偏颇的、过分的、歪曲的、隐讳的等等违背道义的言辞要清楚地了解其要害所在。因此，‘知言’实际上就是辨别言辞是非善恶的能力。而要具有知言的能力，必须首先在心中确立一个是非善恶的标准。用这个标准去观察社会，衡量言辞，才能够分辨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由此，他提到，要“知言”首先应该“知道”。 朱熹《孟子集注》说：“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后能辨是非，如持权衡以较轻重，孟子所谓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犹未免杂于堂下众人之中，则不能辨决矣。”元代许谦《读孟子丛说》云：“知言即是知道 …… 知道理明，故能知天下之言之邪正得失。” 这里的“道”，当然就是仁义之道。因为 “ 心 ” 以 “ 仁义 ” 为其本质，有普遍必然性，所以 “ 知言 ” 才成为可能。郑齐斗说： “ 惟其心通于道而无疑于天下之理，故能辨人言之得失，而又知其始终之不可易也。 ” 用朱子的话说， “ 知言，知理也 ” ， “ 知言，正是格物致知，不知言，则不能辨天下许多淫，邪，诐，遁。将以为仁，不知其非仁；将以为义，不知其非义，则将何以集义而生此浩然之气 ” 。这里说到“知言”与“养气”的关系，那就是下一篇专栏才能详述的了。

网络个体化，个体网络化   胡泳   伴随着互联网的流行，网络科学也从少数人的研究流域变成了大众希望了解的流行内容。语言学家、生物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都在试图建立有关人类互联的统计模型和理论。他们做得好的时候，会弄出极为漂亮的网络运行图；做得不好的时候，则像是用唬人的分析手法在忽悠。畅销作家们也在赶这趟车，因为谈论网络科学似乎既时髦，又可以招揽听众。理查德•库奇和格雷格•洛克伍德的新书《超级联络：网络的力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 库奇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提出“ 80/20 法则”而知名，这个法则是说， 20% 的投入会得到 80% 的产出。当然这也不是他的发明，该法则建立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理论之上。帕累托最初在1906年 观察到意大利 20% 的人口拥有 80% 的财产，他循此做了相关推演，而库奇把这个法则应用在商业上，变成了商业畅销书的题目。 “ 80/20 法则”，更通俗的叫法是“二八定律”，也因发明者的缘故而被称为“帕雷托法则”。这一法则在人类社会的很多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如 80% 的劳动成果取决于 20% 的前期努力、 20% 的人做了 80% 的工作、 80% 的销量来自 20% 的客户，或者 20% 的维基人贡献了 80% 的维基条目等等。 毫不奇怪，库奇和他的合作者在《超级联络》一书中再次谈到“二八定律”，指出网络市场的真实情况是所谓的幂律分布，其特性是少部分事物拥有高的集中度，而大多数其他事物则只占有相对很少的比例。幂律分布遵循的正是 80/20 模式， 80% 的现象或者结果由 20% 的人或原因产生。所以，在其他人高叫网络的民主化的时候，库奇和洛克伍德认为，实际上，互联网可能带来更大的品牌轰动和更高的品牌集中。 例如，在互联网上，谷歌被链接到其他网站或网页的次数，要比几乎所有其他网站构成的“长尾”多几百万次——相比之下，其他网站的链接少得可怜。换句话说，网络趋向于集中，一些联络枢纽非常重要，但大多数联络枢纽几乎无关紧要。《超级联络》引用网络科学家阿尔伯特—拉兹洛•巴拉巴斯（ Albert-Laszlo Barabasi ）和雷卡•艾伯特（ Reka Albert ）的研究结论说，网络中的连通性不是随机的或者民主的，也不是分散分布或广泛共享的，而是垄断式的。因此，虽然长尾是很有趣的，但绝大多数收入集中在头部。这是企业必须学会的一个教训：尽管你可以采用长尾战略，你最好还是有一个头部战略，因为这里是全部收入的所在。 《超级联络》对网络科学做了简明扼要的普及工作。网络是由三个关键成分构成的，它们自古以来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着，然而却在最近的几十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个出现的网络元素是紧密联系。紧密联系由我们与周边的人的强联系构成——例如，我们长久相伴的朋友、家人和同事。紧密联系对于我们的情感幸福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仅有紧密联系却是远远不够的。一个违背本能的现实情形是，如果我们过度地依赖紧密联系，甚至具有某种危险性。那些完全或主要依赖于紧密联系的人往往是孤立的，他们不了解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而且无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在贫困社区，处处都要依赖于紧密联系，而富人或中等收入的群体则不是这样。 与之相对的第二个网络元素是弱联系，它的力量仅仅是最近几十年才变得显著。弱联系是我们与谈不上是朋友的相识者之间的联系。他们包括朋友的朋友，疏远的邻居，或是过去曾经紧密联系但现在几乎失去联系的人，也包括我们每天偶然遇到或将要遇到的陌生人和认识的人。他们构成了我们生活的背景，但在网络世界里，弱联系大量存在，而且是最强大和具有创造性的力量。我们常常会发现，偶然间获得的信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与我们不甚熟悉或刚刚认识的人，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幸福。与强联系相比，那些我们常常遗忘的友好的熟人和疏远的联系会带来知识、机会和创新，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而充实。 第三个网络元素由联络枢纽构成。可以把它想象为许多弱联系或紧密联系的汇聚地。不同群体的人们因为共同的目的联系起来，包括家庭、企业、社团、族群和国家。人们可以在生活中加入各种各样的枢纽中，也有权塑造和改变枢纽，或者启动属于我们自己的枢纽。 两位作者竭力主张的是，离开你的正常枢纽，虽然它能够提供安全与熟悉感，而在你的网络中经由常常被忽视的联系，去探索那些跨界和交叉的地方。选择可以广泛接触不同的人和主意的工作、活动与场所，将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为有趣、更加自我导向，也因之更能够创造价值。 最终，个人必须学会面对一个巨大的范式转变：无论工作、生活或休闲，我们曾经主要靠组织来联络——企业、专业协会、俱乐部社团和旅游公司。然而，我们现在的联络，正越来越多地依靠个人活动、网上联系与自发的网下会晤，以及与熟人、朋友的朋友和陌生人之间的偶然碰面。个人积极地规划自己的生活，独立于现有机构或组建非正式的团体，社会变得更具流动性、更加不可预测、自由发展、无拘无束。我们正迎来一个有机而个人化的未来，它有着同样重要的两翼：网络个体化，个体网络化。   http://www.chinavalue.net/Biz/Blog/2012-6-14/911136.aspx

操纵者不以为耻，接受者不以为怪， 中国互联网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鱼龙混杂的荒诞局面 “网络删帖”作为一个重要话题进入公共视野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这种现象的危害真正引起大家重视，可能是从三聚氰胺开始的。之后的蒙牛伊利事件令深藏幕后的商业推手——网络公关公司及其“网络删帖”、“网络推手”、“网络打手”等非常规公关手段浮出水面，并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网络水军、网络公关、网络信用的话题浮出水面，跟中国互联网的一大发展趋势相关，即整个互联网在向“丛林时代”移动，所以必然会出现现实中的删帖公司，它们是这个土壤之上长出的“恶之花”。 所谓“丛林时代”是说在互联网兴起之初，人们对网络抱有一种田园化、牧歌式的浪漫想法，相信现实世界的很多扭曲，在网络中会得到有力的纠正，大家通过互联网可以发现真相。但实际上，从这几年的发展来看，中国互联网正在变成各种有目的的群体进行操作、摆弄的舆论博弈场。这个舆论场因其重要而成为各方利益的必争之地，所以，这些利益方会运用各种手段来宣扬和维护自己，网络删帖只不过是这样一种力量的外在表现而已。 一旦涉及到具体利益，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网络删帖的幕后推手。比如，三聚氰胺事件中的三鹿公司，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的某些地方政府部门以及一些深陷舆论漩涡的问题官员。 一般来说，操纵舆论不是能够拿到台面上来说的事情，它是见不得阳光的。然而中国的互联网却有一个怪象，各种利益在对新闻和舆论进行操纵的时候，已经达到不仅不太遮掩、有时甚至还会得意宣扬、大声叫卖的地步。另一方面，被操纵信息的接受者，好像对这类事情也见怪不怪，无可奈何。操纵者不以为耻，接受者不以为怪，中国互联网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鱼龙混杂的荒诞局面。 从广义上说，因商业而删帖的情况更常见，因行政而删帖的影响更久远。以轰动一时的“华南虎照”事件为例，这个事件的荒诞导致最后出现了一种“互不信任”现象：民众不相信当事人，当事人不相信专家，专家不相信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不相信权威科研机构，科研机构也不相信当事人，形成一个可怕的循环，最终就是整体社会的信任危机。 在这种信任危机面前，我们无法证实信息的真伪。尤其是，网络发布的信息，基本上很难找到当事人，或者公正的第三方，即使部分得到证实，这个证实的效果也要取决于很多因素，不见得是一种真的能够获得真相的证实。 结果是，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已经和现实世界一样，成为一个“江湖”，甚至是比现实世界更为混乱的“江湖”。 针对互联网丛林时代的种种乱象，不少人都提出通过立法来规范。事实上，规范这些行为并不需要为网络制定专门的法律。如果现有法律适用，就可以用它去规范；除非现有法律在很多地方落后了，需要修改法律。从目前看，我们可能并不需要一整套专门针对互联网的法律。因为，现有法律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覆盖这一块的。 而在网站一方，如果网站占主导，网站要给自己的用户提供多种选择，比如说遇到不良帖子，要有一套处理机制，用户知道到哪里去投诉，投诉的流程，包括网站处理这种事情的速度，这些都是网站服务用户的必要东西。对于那些用户本身越来越占主导的网站，要意识到这个网站是你和用户共有的，因此你的规则制订要和用户商量，对用户的反映不能视而不见，同时应该把更多的权限下放。 在中国，网络产生之前的言论与表达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国家控制的各个“口”来实现的，每个口都对应着一个主管部门。然而，随着网络爆炸式的成长和新一波技术的兴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潜在的出版商、报社、电台、电视台，国家如继续沿用管理传统媒体的思维来管理网络，就会出现很多与现实不相适应之处。 拯救此一危机的良方无他，还是在于努力推进一种健康的民意表达机制。如果民意表达能够比较通畅，不仅对政府的监督有力，对那些不良企业也能以有力的方式来制约，那么所谓的“网络公关公司”的活动空间就会大大缩小。 现在很多情况下，一些企业做了恶事，常常是勾结某些政府部门进行恶意掩盖，民众没有办法制约，这就会导致情况恶化。我们承认互联网上有博弈，但必须是一个健康的利益博弈机制，必须通过合法的正常的渠道来博弈，而不是通过目前这样一种恶劣的手段。 在中国全面跨入信息时代之时，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规范互联网，而在于怎样规范。在实地操作中这意味着两点：首先，尽可能地使用现有法律；其次，政府如果犯错误的话，也应该犯规范过少的错误。在互联网提出了那么多难以解答的问题时，政府未见得有最好的解决办法。最终，互联网也许会催生出一种新的规范方式，不那么具有强制性，而更多地相信个人自由和公民自治的力量。 2012年01月12日14:11 IT经理世界 http://tech.qq.com/a/20120112/0003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