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默多克创办未来报纸   默多克创办的电子《日报》将成为当前这个数字时代如何讲述新闻事件的范例，但能否持续培养和引导大众新的阅读习惯，还需拭目以待。 特约撰稿人   陈晓雪       据说， 79 岁的默多克是看了一项调查结果后才产生办电子《日报》（ The Daily ）的念头的。这份调查称读者在 iPad 上沉浸的时间超过网络。于是，正当在向新媒体转型的路途上磕磕碰碰之时，坚信消费者愿意为高质量的原创网络内容付费的默多克与苹果公司 CEO 史蒂夫 · 乔布斯一拍即合，开始了关于报纸的新冒险。 险象环生 or 前途光明？   2011 年 2 月 3 日，默多克在纽约古根汉博物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了《日报》的面世。 “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报刊。 ” 他信心满满地表示。《日报》将通过 iPad 等其他平板电脑平台，把最新技术与 “ 实地采访报道、良好的编辑和怀疑的眼光 ” 融为一体，这份电子报纸 “ 将成为当前这个数字时代如何讲述新闻事件的范例 ” 。   为了酝酿这场 “ 划时代 ” 的报业改革，默多克在几个月前就开始招兵买马，一批精兵强被招至麾下。如今，新闻集团旗下《纽约邮报》的执行编辑杰西 · 安格洛（ Jesse Angelo ）正带领着近 150 人的记者团队奋战于纽约新闻集团大厦第 26 层的《日报》编辑部。   《日报》的内容包罗万象：突发新闻、体育、流行文化、娱乐、苹果应用程序、游戏、技术、评论、名人八卦 …… 洋洋洒洒 100 页。《日报》宣称具有杂志的质量和深度，但却像日报一样每日出版，像网络一样即时更新。只要你触摸、旋转、敲击和探索，会有源源不断新鲜的新闻报道、图片、视频和音频以及表格出炉，在订制的体育板块，用户能够跟踪自己最爱的球队的分数、图片和新闻标题 —- 甚至选手们的微博。正如《日报》总编辑杰西 · 安吉洛所说： “ 这不是一种每天一次的静态产品，我们会在任何时候发布新的页面。 ” 目前，《日报》一天更新三次，新闻集团为《日报》制定的第一年预算是 3000 万美元。 目前，这份以美国读者为主的日报每周价格仅为 99 美分（即每年 39.99 美元）。发布后两周内可免费阅读。以后，《日报》将会使用苹果最新的收费 – 交付系统，用户可在苹果应用商店通过 iTunes 账户注册订阅期刊，期刊每新出一期就会被自动发送至用户的 iPad 上，该系统会自动从用户的信用卡扣费。    不过，用户对《日报》的体验感受可谓褒贬不一。 “ 阅读体验太爽了，刺激阅读欲，我再也不买报纸了。 ” 中国网友范东升对《日报》评价极高： “ 承报纸编排之细腻，超杂志设计之精美，尽 iPad 运用之便利，文图配合，声像并茂，其它媒体实难以相比。 ” 默多克老家澳洲的《悉尼先驱晨报》则评价《日报》虽便宜、炫目，但是内容缺乏深度、实质和庄重， “ 虽然其话题跨度大，从关于宠物听什么迪斯科的专栏到前海地独裁者被放逐的生活方式均有涉猎，但总体还是偏向小报的轻松娱乐风格。 ” 当然也有不少 “ 体验极糟 ” 的用户，他们期待《日报》的技术水平提高，增加一些人性化的特质，比如交互性、社交性等等，而新闻集团可能缺少这样让用户体验变得有趣且友好的技术人才，这让《《日报》》在无趣之外，还面临着让自己的用户遇上糟糕体验的危险，比如内容过多导致的下载时间冗长，或者迷失在标识不统一、位置混乱的各种内容链接中。另外，收费理念也导致《日报》将封锁所有搜索引擎，即：文章就在那里，但如果没有链接，就无法访问，这将使很多关联用户抓狂。 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则认为，《日报》并不鼓励读者线性地去阅读报纸，它通过各种链接方便读者跳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去。 “ 这样的阅读才是真正的上网冲浪，很像放牧式的阅读，一边玩着一边吃着，但这种很惬意的信息获取方式，好坏很难定论。 ” 对内容收费，历史上曾有多次失败案例，但《日报》的实践或将表明，将有限的信息圈在围墙内的商业模式，未必是不可行的。但《日报》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持续培养和引导大众新的阅读习惯。对此，新闻集团正在狠下功夫。首先是免费阅读两周， 2 月 27 日，《日报》在发布第三个更新包时，顺便宣布免费使用期将延长至 3 月 21 日。其次，是投重金营销《日报》，例如在全美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 美国橄榄球职业联赛总决赛 “ 超级碗 ” 中场休息时播出价值 300 万美元的《日报》广告。但培养新的阅读习惯绝非一时之功。 新的传播模式让报纸重生 不管怎样，当 iPad 和报刊相结合，将带来报刊行业生产模式和游戏规则的改变。首先， ipad 报纸这一形式，将不再有纸张、油墨和运输的成本消耗，降低了成本；其次，报纸可以依赖 iPad 的付费应用程序，从而解决付费阅读的难题；再次， iPad 拥有忠诚的用户，粘度高，用户可以在 iPad 这一平台上互动、发帖、评论、实时上传等等，这一平台将成为人气很高的新闻平台。   在胡泳看来，《日报》的诞生具有转折意义。第一，除《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等少数几家高端财经报刊成功了，其他凡是面向大众的传统报刊没有一家完美地实现了数字化转型。《日报》的优势是白手起家，随着 iPad 这样一个移动电脑平台的出现而出现。 “ 一个白手起家的报纸能不能在互联网时代成为一份质量上乘、读者追捧并且盈利的报纸，就要看《日报》了。如果将来它能够卖到几百万份，它就成功地趟出了一条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子。 ” 再者，现在互联网成功的模式多为新闻聚合，而非原创新闻， “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原创新闻的生产商却不能盈利养活自己，到后来大家都不生产高质量的原创新闻，都阅读二手信息，那就无法对社会做精准的判断，这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日报》成功，意味着数字化时代原创新闻生产商仍然有存在的价值，这位令从事内容生产的人欢欣鼓舞。 ” 胡泳说。《日报》如若成功，在新的阅读习惯下，内容提供者和内容发布者的身份将再度重新整合，订阅及广告成为可能，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得到继续。 默多克刚开始的试验多少有些保守，但胡泳预测，他的方向是正确的，即使没有《日报》，也会有同样的人用同样的方式来做一个类似的报纸，《日报》的模式会变成未来人们阅读报纸的标准模式。 “ 以新闻集团的财力，把技术问题搞定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是默多克自己的心态能否调试过来，传统新闻生产者多少有一些故步自封。 ” 的确，传统媒体所有者的改革思路应该是能否有效地通过新的传播格局达到转变模式，而非过于强调延伸传统媒体的经营模式。 《凤凰周刊》 2011 年第 8 期 总第 393 期  

宽带是一项基本人权   胡泳   2010 年 3 月，英国广播公司（ BBC ）公布了一项对全球 26 个国家的 2.7 万成年人进行的调查，有五分之四的被调查者认为，使用互联网是一项基本权利。国际电信联盟（ ITU ）秘书长哈玛德 · 图雷（ Hamadoun Toure ）表示，“我们已经进入了知识社会，每个人都必须拥有参与的入口。”“人们的交流权是不可以被忽视的，……互联网构成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启蒙的潜在源泉。政府应该把互联网看作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就像道路、废物处理和水一样。” 由于互联网如此基本，已经有国家把使用互联网——特别是使用高速宽带——视为一项其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例如，芬兰和爱沙尼亚都立法规定，享有互联网接入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同样，法国宪法委员会宣布使用互联网是一项法定权利。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也在推动互联网的普遍接入。 就在几周前，联合国的一个关键的委员会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宣告，尽管这宣告似乎很多人还浑然无知。它表示，宽带接入是一项基本人权，同医疗、住房、食品一样必须予以保障。促使这项宣告产生的核心人物正是图雷，他进一步阐释说，如今，教育和医疗都离不开宽带。宽带也同政治上的自我做主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性媒介就好比 500 年前的印刷机，没有宽带的人，就等于没有纸张和墨水。 欧盟负责信息社会及媒体的专员薇薇安·雷丁（ Viviane Reding ）是最早提出互联网接入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的人士之一。在这位女士推动下，欧盟推出了许多促进欧盟各国宽带和互联网发展、降低电信资费的改革措施。她在企图推动欧洲议会对互联网接入权进行立法时说：“新的规则明确认定互联网接入就像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一样，是一项基本权利。因而，该规则规定，任何有关服务和应用的接入和使用的措施必须尊重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各国宪法里公民都享有通信的权利，宽带接入权是通信权利的一种延伸。 2010 年 7 月 1 日起，芬兰把宽带接入权确认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芬兰由此成为世界首个通过立法形式确认“宽带权”的国家。这项权利规定每个芬兰人，不管是住在大城市，还是身居深山，都能向网络服务商申请每秒 1 兆比特（ 1 Mbps ）的宽带上网服务。到 2015 年，这项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服务的速率将提高到 100 Mbps 。 此项立法意味着，从 2010 年 7 月 1 日起，所有的电信服务商都必须为全体芬兰居民提供速率不低于 1 Mbps 的 宽带服务。这是从运营商普遍接入的义务而言，但衡量宽带服务的水准，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速率和费率。 《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 2010 》称， 2008 年，中国上网接入速率约为 1.8 Mbps ，远远低于日本的 63 Mbps ，韩国的 40Mbps 以及中国香港的 20 Mbps 。 2008 年，中国宽带用户平均月资费 83.8 元。如果考虑到收入差距的话， 2008 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是我国的 6.9 倍，这意味着我国的宽带资费水平相当于韩国的 124 倍。 中国在宽带接入方面与各国存在巨大差距。 2008 年，我国宽带家庭普及率为 20% ，不及国际经合组织（ OECD ） 30 个国家家庭普及率（ 51% ）的一半 ； 2009 年，人口的宽带普及率仅为 OECD 国家的 30% 。 不仅如此，中国宽带水平发展不平衡，呈现东部发展快，西部发展慢，城市普及率高，乡村普及率低的特点。目前东部地区固定宽带普及率为 13.3% ，比西部高出 9 个百分点。城市网民数量则是农村网民数量 2.6 倍。 实际上，模拟访问中国 20 家主流网站首页，得到下载数据，中国互联网平均下载速度为 100.9 Kbps 。尽管中国各地区互联网主流宽带已是 1M 、 2M 或 4M 的容量，但访问目标网站时，仅仅能达到 100.9Kbps 的速度。 OECD 主要国家互联网平均下行速率已经达到 32M ；作为宽带最发达的日本，下行速率甚至超过 90M ；而我国由于主要以 ADSL 为主，大多数下行速率都不超过 4M ，平均速率不超过 2M ；同时，由于是共享带宽，在高峰时段速率会更低。 综合比较中国与世界宽带特点可以发现，第一，中国宽带的特点是，用户数居全球首位，但普及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二，在国际社会数字鸿沟缩小的同时，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宽带鸿沟却在加大。反映我国电信基础设施与国际形成反差的一个数字，是国内电信业务收入占GDP之比，下降到OECD国家十年前的水平。这说明，在国际普遍重视信息基础设施带动作用，而加大对宽带投入力度的同时，我国对电信基础设施的投入却在相对减弱。  

     把员工变为“内部企业家” ——从海尔革命性管理实验观察到的   胡泳   照我看来，海尔的“自主经营体”不纯粹是管理创新，更是一种社会性发明，因为它牵涉到给员工自主空间，满足他们更高的自我需求。不是只让员工每天很有纪律地准时上工、按需生产，更要让他们每天都能带着热情与想象力来工作   “执行力”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当中，曾经是一个富有魔力的词汇。“鸿海的文化，是有严厉执行力，又有高度激励。”富士康科技集团副总裁程天纵曾对记者这样说。从富士康离职的前主管青桐称自己对富士康的企业文化的理解就三个字：执行力。 无独有偶。比亚迪的王传福也曾说过： “ 在比亚迪，人是每一个关键节点、每一种战略打法的最终执行者。对工人，高压、高薪的结合可以对效率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 郭台铭和王传福有些什么共同点？他们信奉同一种动机哲学：没有人不爱好胡萝卜，而不恐惧大棒。面对这两样东西，人们会作出精明的反应，其行为依附于一系列刺激和外在的奖励。信奉这种哲学的人认为，不存在什么因热爱而去做的事情，或是因为认定某样东西是对的而去尝试的情形。他们甚至把企业社会责任都看作某种自利行为的伪装。   从“本能”到“意义”   与这种哲学截然相反的一种认识是：承认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但更相信，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其渴望归属感，渴望意义，渴望伟大的爱情或是新生婴儿所带来的福佑。 今日世界的最大机会在于，通过社会发明让人们过上能够充分实现自身潜力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行善、洞察、创造、示爱和工作的巨大潜力。但遗憾的是，如今这种潜力被大型的等级制组织深深限制。 张瑞敏有一句名言：“企业说到家就是人，管理说到家就是借力。”由此观之，海尔目前 孜孜以求的、在海尔打造无数的“自主经营体”的 管理转型，预示着一个伟大的转变：从执行力到创造力的转变。 换句话说，海尔要追求与富士康和比亚迪不同的东西：不能够把员工纯粹视为一种执行的工具，而要给他更大的空间，让他自己有自我发展的自主性存在，不仅是自给自足，也跟他人联合形成这种自足。在新的环境下，如果说执行力还有它的道理，那也必定如张瑞敏所说，“不是靠上级一级级下来的执行力，而是靠你怎么去执行用户的要求”。   不要简单的契约关系   关于什么是“自主经营体”，海尔方面有很多说法。最常见的解释是“三准则”说：端到端、同一目标、倒逼体系。“端到端”指的是一线经理从客户的难题出发，到客户的需求满足为止，从客户端再到客户端。“同一目标”，就是定下目标以后，它不再是个人目标，所有团队成员都要按照同一目标来满足用户需求。“倒逼体系”是指将用户的要求作为目标，倒逼海尔内部所有流程。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三自”，即自创新、自运转、自驱动，归根结底是自组织。 近期，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耶带着西方管理学的眼光来到海尔，追问中国式自主经营体的实质。他试图用公司的契约理论来分析，即把公司定义为一个一系列契约的结合体，契约可以发生在企业和外部市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企业内部之间，起关键作用的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 迈耶教授在海尔却有很多新发现。比如他发现，自主经营体是一种竞标的方式，获胜者主要是通过更好的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方案，然后再将这个目标和薪酬挂钩；又如自主经营体的评价指标不是用销售来衡量，更多的是用市场份额、盈利来衡量，包括新产品开发，客户满意度等等。他最大的发现是，西方企业的委托－代理契约是静态的，签订之后就不再改变了；在海尔的自主经营体模式下，契约却会经过多次动态调整，由此可以看出，海尔的自主经营体不是一种简单的委托－代理关系。 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可以看作一种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博弈：在第一阶段，委托人提供一种机制安排。第二阶段则是代理人决定是否接受这种机制；如果他拒绝，什么都不会发生，若是接受机制，则进入第三阶段博弈：代理人在机制约束下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动。然而这恰恰是张瑞敏企图规避的博弈：在企业当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非合作博弈，要么企业输，员工赢；要么企业赢，员工输，无法达致双赢。自主经营体所要做的，正是要把员工和企业的博弈，变成为了完成用户需求，自己与自己的博弈。 张瑞敏对迈耶教授说：“海尔的自主经营体和和西方企业一个很大的不同，从本质上说，就是打造企业和用户之间的契约。用户需要什么，就必须满足什么，而不是没有用户的企业内部相互之间的契约。换种说法，企业内部的契约也是为了满足用户需求，和用户之间达到一种契约。我们是以用户为中心的企业，而西方企业是以企业为中心的企业。”这也是所谓“动态契约”的内涵：所有的经营体不是服从于企业给它的指令，而是服从用户的要求。   从管理创新到社会发明   不知道张瑞敏如此说法，令遵循西方管理学脉络的迈耶教授豁然开朗还是更加糊涂。照我看来，“自主经营体”其实不纯粹是一个企业的管理创新，而是一种社会性发明，因为它牵涉到给员工自主空间，满足他们更高的自我需求。这种社会性发明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能跟上时代、即时因应变迁的企业组织，不是只让员工每天很有纪律地准时上工、按需生产，更要让他们每天都能带着热情与想象力来工作。 如果说此前企业的做法，更多地是硬性规定工作程序，强制员工执行，现在则是设计一套公开、公平的衡量方法，让人们可以免除过多的束缚，热情地投入工作并发挥其创意，同时又能让大家知道每个人的表现如何，从而达成某种程度的约束。这要靠赋予人们自由，让他们去自我管理那些会影响工作绩效的变数；对最终获利会有影响的变数，管理者都可以授权。一旦授权，就让员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只要能确保绩效衡量指标与员工的工作报酬相连结，公司制度清楚透明，那么，企业将不需要太多的管理，就达到“太上不知有之”的境界。   从分权到内部企业家   也许你会问：这样做和分权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在于，分权仍是在等级制框架下进行的，只是对等级制组织的改善，而不是对它根本的打破。如今大企业常因规模而饱受折磨。企业变得如此庞大，经理人在作决策时，常常不具备有关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个人知识。而传统上应对这一情形的办法是分权。 不幸的是，单单依靠分权是不够的。在一个等级制组织中，晋升可能来自对老板的忠诚和政治技巧。勇气、创意以及观察明显但却被忽视的事实的能力，不一定能导致成功。在此情况下，大企业所需要的并非更多的半独立的部门，而是某种存在于组织内部、行事形近市场企业的“企业家”。 从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海尔目前的这套做法叫做“内部企业家”。它不仅针对个体而言，也和企业的生产率和响应性息息相关。并且，如上所说，这种开展商业的新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堪称某种社会发明。 归根结底，大型多部门工业公司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发明。没有这种组织形式，我们很难想象今日世界的工业化程度。然而，不论大公司如何成功地组织了复杂的生产和分销活动，它们失败的迹象已随处可寻：它们脱离现实，更多地对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对变化了的时代作出反应，裙带关系和企业政治猖獗，惯性和盲目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 另一方面，企业家除了自己和企业的服务对象以外，不需要取悦于他人，而更多的是个人的努力和担当。这种个人化取向不仅不是一种限制，反而可以导向新生意的产生和新生意方式的浮现。在企业当中为这样的“企业家”腾出空间，是解决大企业病的良方。 海尔的探索价值在于，还从来没有一个大规模公司采用过这种模式。在西方，也有所谓内部创业战略，指的是企业在日常运营之外专门组织一个团队，让其像企业家一样运作，开发一个新产品或者创设某项新业务。而海尔的自主经营体，则是要在整个公司内部创造员工的企业家精神，由此打造企业的“倒三角”组织结构。 这种自主经营体，从开始提出到现在，已经由自主管理团队越来越向独立公司演变。张瑞敏希望这些自主经营体不仅能够独立地去发现市场的需求，迅速地作出反应，还能够创造需求；而且，它们逐渐拥有自己的用人权、分配权、独立核算的报表。海尔目前在做的实验是，在某些地区，根据“人 / 区 / 客”（即员工 / 区域 / 客户资源）三要素组成相关的团队，其中既有市场营销人员，也有开发人员，共同把这个地区的用户需求彻底开发出来。需求开发出来以后，直接与产品线对接，以用户资源交换产品资源。 这就彻底颠覆了旧日的销售逻辑：过去销售队伍是看今年完成了多少万，明年要提高百分之多少，为了完成承诺指标，常常以压货为己任；现在的思路则是，看这个地区人口若干、 GDP 多少、家电更新换代率几何，根据这些测算出该地区的家电消费量，并决定其中海尔的占有率要达到多高。这就把团队的所有目标集中在一个地方：怎样才能获取更多的用户资源？在市场驱动的情况下，海尔发现自己面临的绝不是一个同比增长的世界，而是十倍速的发展空间。 对于后台职能部门而言，这种地区经营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触角，连接所有的职能部门并带动它们的转变。原来的财务、人力、流程等等都要和它融合起来。张瑞敏形象地把这样的经营体比作大树的枝子，永远来自于树干，不会是孤立的，因为如果孤立就变成一束插花了，一时挺好看，过一段时间肯定枯萎。所以，原来的职能部门要融合进入自主经营体，要提供资源把自己由后台变为前台。最后，当一个个自主经营体形成联合关系，海尔的组织结构就变成了一个矩阵结构，这个矩阵结构就像一张网一样互相交织起来，都服从纲的目标。 员工一旦获得了创造力，企业将得以变成自主经营体的联合体，一个 200 亿美元销售额的大公司，能够分解为 4000 个自主经营体组成的复杂组织。这些自主经营体不但为了实现客户目标、市场目标，同时还得实现其自设的目标，企业家精神因而扩散到整个组织当中。   挑战来自何处   这样的探索会不会产生问题呢？目前来看，它面临的挑战是一系列的。 比如，自主经营体在市场团队里最容易推动和执行，但在产品企划和研发团队里面，能否同样运转自如？客户的需求，包括收入和成本是最容易发现、也最容易衡量的，然而那些非财务的指标，比如创新又该如何确定？再如，怎样管理企业的知识型人才？在这一领域，机械的外部控制没有多大效用，需要的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现场决策的本能以及边界清晰的自我约束。还有，作为一个国际化大企业，目前的自主经营体模式能否在海外复制？个人的空间与集团总的战略能否很好地结合起来？ 归根结底，海尔会遇到两个问题，但实际上也可视作一个问题：一是怎样赋予创造力强的员工所要求的独立，与此同时又让他们不致罔顾企业的需要；二是如何令企业更加有能力迅速而敏感地对社会的要求作出回应。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立一套体系，允许经过选择的员工在企业内部拥有类似社会中的企业家的那种地位，既给予这些员工独立，又让他们符合企业总体的技术、财务和信息目标。 这也将考验企业领导人的气度和胸怀。内部企业家的地位当然要由这些员工自己挣得，但一旦他们通过了考验，领导人就必须允许他们拥有独立行事的权力。不能用企业原有的约束去限制。唯其如此，独立的企业家精神才会在企业内部茁壮成长，而这也是内部企业家体系建立的初衷。 随着这种体系的成熟，内部企业家会遍布企业，取代当下企业中众多的效率低下、不如人意的功能，然而也需牢记，新的释放出来的能量会为中央式控制带来新问题，从而呼唤新的组织方式。   ************   美国管理学者加里 · 哈默曾经有个断言：新管理思潮的扩散，通常需要 20 ～ 25 年。美国大汽车厂花了差不多 25 年才真正了解丰田式管理的优越。六个西格玛差不多在 1980 年代中期就发明了，却在 20 年后才在全球成为经典的管理工具。 20 年后的竞争致胜关键不是产业科技，不是战略，而是如何领导、组织、筹划一个企业，如何配置资源。管理和组织的创新就像是科技的创新，需要长时间酝酿；而最大困难在于：企业管理者对原有范式、操作方式的依恋不舍。每次到企业演讲管理创新的主张，总会遇到一些公司经理人说，我们知道挑战很艰巨，我们也喜欢新的思考方向，但我们还是不能创新。还有一些公司说，如果已有成功的公司可以示范给我们看，保证可以成功，我们就可以来研究如何一步一步做出来。 这说明， 21 世纪的管理新典范，胆敢采取“管理 2.0 ”的公司，也可以说是管理创新的拓荒者，命中注定是少数。衷心期待 20 年后，海尔的管理理念与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能够从少数变成多数。

     舍基认为，互联网上看上去“有组织的行为”，并非某个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权力意志发号施令的结果，“合作状态”完全可以从表面上看上去的“无组织状态”中，涌现出来   http://www.caijing.com.cn/2011-11-25/111446786.html 群体合作与舍基原则 本文来源于 《财经网》 　 2011 年 11 月 25 日 11:54 【 段永朝/ 文 】   　　被誉为互联网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的克莱·舍基（ Clay Shirky ），毕业于耶鲁大学美术专业。这位颇具艺术家气质的互联网思想家， 2009 年出版的著作《 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 》（中文书名《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胡泳 / 沈满琳译，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版），在社交网络如日中天之际，仍不失为一部理解“机构与合作”的思想经典。 　　舍基提出了一个互联网时代最基本的问题：“一群人究竟如何搞定事情？”或者说，一群人通过何种方式“搞定”事情？ 　　这个问题放在传统思维框架内，答案似乎不言自明：组织起来。于是乎，权力开始在组织中发挥作用：层级、资源、权力、激励、机构政治与寻租，一系列“权力金字塔”时代司空见惯的游戏就此轮番上演。 　　舍基所提“组织”问题的涵义有三：第一，“组织”的含义和组织机构形态、组织内在的规律，将会发生何种深刻的变化？第二，个体在组织中的作用和价值，应当如何定位和理解？第三，所谓互联网背景下新型的“组织机构”，将给身处其间的万众网民，带来何种崭新的体验？或言之，哪些我们耳熟能详、习以为常的固见，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舍基看来，传统工业时代的组织形态之所以产生，是为了应对市场协调成本居高不下的难题。随着沟通复杂度、协调成本的增长，试图借助市场契约来解决“协作有效性”的问题，无疑遭遇了巨大的瓶颈。其实这种观点已经由“交易成本理论”的提出者，英国经济学家科斯在 1937 年阐述得非常清楚。 　　舍基的洞见在于，互联网背景下新兴的组织形态，并非是科斯所谓的“科层组织”，或者叫“金字塔组织”。那种秩序井然、层级分明的科层组织，在互联网大环境下显得机械、刻板、活力低下。 　　传统组织的行事风范，往往是计划、规划优先，“组织”一词往往寓意着“确定性、计划性和官僚制度”；然而在互联网中，可以看到的却是到处充满活力的、变动不居的、穿越边界和壁垒的合作。 　　合作和协调代替了刻板规划，这是重大的变化，甚至用舍基的话说，“这是一场革命，相当深刻的革命”。 　　舍基认为，互联网上看上去“有组织的行为”，并非某个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权力意志发号施令的结果，“合作状态”完全可以从表面上看上去的“无组织状态”中，涌现出来。 　　这一“涌现的过程”，有四个关键：第一是分享。通过大量貌似无序的节点之间，错综复杂的链接、转发、评注，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处于充分的“搅拌、流转”形态，成为“活力之源”。第二是对话。这些交织而成的“内容之网”，本质上是“对话行为”、“沟通行为”、“商榷行为”。对话在不同节点之间展开，在开放的空间中展开，任何新鲜的内容，都瞬间被卷入到“对话”中来，参与到“社会计算”的“势场”中。第三是协作。对话背后蕴含的意愿，催生大量的合作和博弈，产生了“自如的分工”，并让更多的合作在陌生人之间顺利展开。第四是集体行动。这种分享、对话、合作的“细碎进程”，会时不常越过某个“临界点”，凝聚成“群体智慧”、“群体意志”，产生“集体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集体行动”并非刻意为之，也不是可以事先“谋划而成”的，它完全是一种生态的“喷发”。 著名的互联网思想家凯文 . 凯利，曾把这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称作“舍基原则”。我们正在感受和体验到的维基百科、众包、微博等等，无一不暗含着“舍基原则”的洞察，这是互联网精神的精髓。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MK16Ad01.html Nov 16, 2011   China feeds rumor mill with media curbs By Yvonne Su   BEIJING –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week issuing new orders aimed at curbing online rumors that spread too quickly through Twitter-like micro-blogs for the authorities to censor, such as the false reports in July of former leader Jiang Zemin’s death.   On November 11,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s released new regulations that ban journalists from reporting unverified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or mobile phone messages. While the ban is part of government efforts to block “unofficial information” it says threatens social stability, observers say that the approach could backfire.   “The government tends to delete blog posts when rumors are widely circulating, which ends up attract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m. It only leads the public to believe the deleted posts are accurate,” wrote Hu Yong, associate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s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his study “Rumor as social protest.”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Hong Kong based Phoenix News Media Inc in October on why China had been flooded with rumors found that 55% of respondents believed the government’s lack of transparency led the public to disseminate and believe rumors or unofficial information, while 32% believe the country’s blocked information channels were the ca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