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微博是第一个跨越阶层和地域的公共领域” ——胡泳访谈录                             文 / 张克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户万户微博开，谁也无法忽视微博正在深刻改变着中国的舆论生态。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一直是中国微博成长的亲历者、观察者、批评者，他针对政府微博提出的三原则被人无数次引用，对官员微博热也有独到的看法。面对潮水势不可挡的微博扩散，胡泳副教授冷静地表示不宜过于高估微博对中国社会的推动力。   《检察风云》：您最开始关注广东省公安微博群的时候提出了著名的“政府微博三原则”：直面评论、请讲人话、结果为上。请谈谈如何理解这个三原则。 胡泳：原则之一是，直面评论。 网络从来都是“众言堂”而不是一言堂。 Web 2.0 年代，评论是网络的主要特色之一。在 Web 1.0 年代，网易就因为坚持“无评论不新闻”，而开启了网络新闻的新天地；今天，在每个人都有一部麦克风的情况下，新浪微博顺势而为，在类 Twitter 服务中增添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评论功能，成为网络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所有的 Web 2.0 网站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吸引用户阅读并发表评论，而敢于在微博上亮相的广东公安，如果企图限制、删除或者关闭博友的评论，不仅将无法达致预期的沟通效果，而且会给自己的形象带来极大损害。因为视网民的评论如猛虎，容易让人产生对公安微博真诚交流的意愿的怀疑，也倾向于给人造成政府总是害怕民众说真话的刻板印象，诚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在网上，无聊的漫骂和攻击一定难以避免，但可以相信，绝大多数网民是会对自己的所言所行负责的。既然上网就是为了倾听民意，政府微博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原则之二是，请讲人话。 微博作为新时代的交流工具，自然而人性的交谈是其常态。所有的微博用户都需要用人的声音发出诚实的谈话，而这种声音可以穿越那种被过滤的、经包装的组织腔调。网友们久经历练，对于官腔官调一听便会拒于千里之外，而对人的声音则会趋之若鹜。如果说原则之一涉及的是心态，原则之二强调的则是语态。从语态上来说，中国是个官话大国，有关部门，因为长期说假话，真话说出来也像假话；因为长期说鬼话，早已不会说人话；常常看起来是自己在讲话，其实说的却不是自己的话，凡此等等，造成官与民话语系统的隔离，连彼此交流都无法进行。政府微博既然鼓足了勇气和网民对话，就要做到用人声说话。有关报道说，广东省公安厅正在训练微博值班民警 “说话有街坊味”，而这所谓的“街坊味”，就相当于和别人面对面交流，这对打惯了官腔的官员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然而，在犯下错误、公众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政府若还能够保持大胆、坦率和诚实的交谈，是个更大的考验。当官方人士口操冷淡、枯燥而又傲慢的官话甚至是谎言时，实际上是在政府和网民之间高筑厚墙，将网民拦在墙外。如果政府无视网上交流方式，不懂网络语言，将会丧失改善官民关系的重大机遇。 原则之三是，结果为上。 我曾注意到，“平安肇庆”微博上对自己的介绍是“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网络问政平台”，既然说到“问政”，我们就要来问一下：是否可以问出结果？如果不能出结果，网络极有可能会沦为官员走秀的“ T 型台”。很多人一说到问政，以为官员倾听民声就足够了，所以过去网络问政主要集中在“听证”阶段，如网络邮箱、网上信访、网络举报等，而且极易产生人走政息现象——网络问政难以超越党政领导的个人活动，形成有专人、行专责的制度安排。其实，既然政府是纳税人的政府，政府了解社情民意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此政府利用网络获取民意是不应该褒奖的，只有真正解决了实际的问题，才应该得到褒奖。   《检察风云》：您如何看待当下流行的官员微博热？ 胡泳：对于官员使用网络，必须上升到国家政治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必须超越地方政治的“问计求策”。实际上，这样看待“网络问政”的人尚属少数，绝大多数的官员，还是把它看作一种获取信息的新渠道，和实施社会监督的新手段。例如， 2010 年全国两会召开前，《人民日报》曾就“人大代表看新兴媒体”的问题，采访了 97 名人大代表，他们表示他们使用网络的重要原因有两条，一是“通过网络搜集民情民意，开展调研”，二是“充分利用电子邮件、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互动”。而《人民日报》则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开通了一个 24 小时的民意通道”。 问题在于，民意的搜集，官民的沟通，并非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毕竟，收集网络民意与展开网络监督并不等于民主制度。网络问政与民主政治是两个概念，不会自动消除现行政治的沟通难点。 微博只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要想解决微博中提到的问题，“功夫在诗外”，更多的还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发力，依靠制度路径推动民主实践，那才是真正的微博问政，真正的微博能推动政治文明进程。   《检察风云》：在您看来，微博究竟在中国的舆论生态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胡泳：我认为 微博在中国是第一个跨越阶层和地域的公共领域。在微博上你会看到任何一个小地方的事情都可能在瞬间传遍中国，然后造成遥远的地方的人们的回应。所以它是跨地域的。另外，虽然我们说微博上有所谓的“粉丝”这种说法，但其实从发表的门槛上来讲，它是很低而且说是平等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任何人只要你想发言，都可以到微博上注册。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种跨越阶层的工具。那么这两点都非常重要，因为之前我们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然后瞬间反应的，并且跨越阶层的这样一种工具。   《检察风云》：您认为，微博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胡泳：在我看来，对微博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作用，既不能估计得过低也不能估计得过高。因为当人们当初没有这样一种发声的渠道，或者是原来的无言者，现在可以变得有声了。那么在这样一种过程中，它释放出的力量是惊人的。因此它的确能推动中国社会在很多地方的改善。另一方面，单纯靠微博来改善中国社会这种基本的层面，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整个社会的改变依赖于我们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得到充分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之上能够形成共识；在共识之上能够形成决策，最后能够有很多制度上的变迁。那我觉得微博只是一个很基础的工作。换句话讲，就是它激发我们的讨论，那么这个讨论现在能不能形成共识，能不能进一步达成决策我觉得都有赖于以后的观察。   《检察风云》：就您看来，微博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对于公民精神的培育有着怎样的意义？ 胡泳： 当下的中国，如果我们有一些公民的行动，或者用更大的词，我们有一些社会运动，那我觉得，它的功能或者效果不是 revolutionary ，就是它不是革命性的，但是，它可能是 transformative （渐变的）。等于说，它会推动中国社会缓慢地沿着一个长线的道路前进，比如让所有的中国人享有更多的尊严，能够在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下生活。所以，可能很多人期待的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一夜之间的变化。鲁迅很早就说得很清楚，在中国搬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其实，中国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很快的变化，都是一种缓慢的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微博政治或者围观政治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会锻炼我们的精神。我以前经常引用朱学勤老师的话，他说“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就是不要期待很容易就将军了，但是要日复一日的拱卒，这种精神恰好是很多中国人比较欠缺的东西。大家习惯于速成，习惯于走捷径。西方有一个谚语说，捷径其实是最远的道路。那就是说，我们特别欠缺的就是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一种韧性的战斗。我觉得，凡是期待迅速变化的人都会失望，但是，这一次一次的过程，其实在告诉我们，在中国人当中培养这样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最终能够改变现在很多不良的政治和社会现象。   《检察风云》：在微博大受好评之后，也有人称微博已经从传播信息、交互式交流平台沦落成“公共厕所”，是许多垃圾信息、八卦、恶搞甚至谣言的集散地。这是微博的错吗？ 胡泳： 《环球时报》英文版 2 月 22 日的一篇评论曾直接宣布，要 “ 保护中国人的美德不受微博侵害 ” ，文章以日本女优苍井空在微博走红为例，称 “ 年轻人很容易被毁坏性的外国概念和态度煽动和困扰 ” 。它甚至主张： “ 如果中国的网民不能够用微博从事更多的高尚活动，那么也许政府的介入就是时候了，应该对其加以控制、限制甚至禁止。 就对微博的批评而言，最终，微博如果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是否有勇气承认，大的环境在发生严重缺损，需要多方救治，而不是把互联网当做现成的替罪羊。还可以指出的是，与那些提出批评的报纸相比，微博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具有自我修正机制，而报纸却没有。从抢购食盐一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微博上的“盐段子”是造谣的多，还是辟谣的多？是讽刺抢盐的多，还是鼓励抢盐的多？ (原载《检察风云》2011年第17期)    

http://manamaga.blog.163.com/blog/static/133671476201187102226271/ 【封面文章】胡泳：社会化媒体的 “ 复古 ” 与创新    2011-09-07 10:22:26|  文 |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社会化媒体并不新鲜。我们回到了人类最习以为常的一种传播方式——口口相传。人的交流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大众传媒已经 “ 统治 ” 人们的信息获取和认知活动几百年，而今的社会化媒体是利用 Web 2.0 的技术实现了 “ 回归 ” 。 当然，这种回归不是彻底的回归，不是回到典型的口口相传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极其受限于地域（可能就是在一个村子里）的时代，而现在我们极大地突破了地域限制。但是，社会化媒体和古代的口口相传在内核却是一致的——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无论是通过 SNS ，还是微博，更多不再是来自传统的大众媒体（譬如报纸、电视、广播等），而是来自你的朋友，你的熟人，因此，相对于大众传播而言，这是一个 “ 退步 ” 。毫无疑问，大众传播对于知识的传播和民智的提高，具有不可磨灭的显著意义；但是，相对大众传媒缺乏互动性，社会化媒体又是一个极大的进步。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和兴起是进中有退、退中有进。 有些人认为，互联网应该是纯洁无瑕的，但是，互联网怎么可能是纯净的呢？现实生活就是不纯净的——不对等的交往、非理性等等，因此，当然也不能要求我们的虚拟世界是纯净的。这是我反对有些人用 “ 网络暴民 ” 这个词的原因。的确有些人在现实中温良恭俭让，在网络世界里，却一改 “ 儒雅 ” ，对人以语言暴力相向。社会化媒体，为现实中隐忍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发泄的管道，释放其情感和压力。但是，这不是社会化媒体独有的，而是媒体的一个共同属性。在蛮荒时代的小村子里，难道就没有流言蜚语了吗？它是可恨的，却不是 “ 媒体 ” 可以消灭的。如果认为社会化媒体强化了 “ 暴民 ” 心态，无疑是一种误解。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凡是提出建立乌托邦的努力，企图建设纯洁社会的努力都会带给人类更大的伤害。 在口口相传时代，总会有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譬如理发店、茶馆的老板，——南来北往的人，三教九流的人，都在此歇息。他们就是当时的意见领袖。在大众传媒时代，总编辑、知名的记者、制片人等等，就成了意见领袖，因为大众传媒是广播式的信息传递，是从一个中央点向四周扩散的。他们负责挑选信息，过滤信息，是信息的 “ 守门人 ”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这些传统的意见领袖的地位在逐渐下降，不过过程是逐渐演进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社会化媒体时代，新的意见领袖会在新的人群中产生，由于各种机缘巧合，譬如他离事故现场最近，在一个信息传递如此快速迅捷的时代，他就可以立即成为意见领袖，但是，一旦该事件过去，他的意见领袖地位或又恢复常态。因此，尽管网络社会是平等的、民主的，但仍然会出现许多强的信息节点，有的信息节点是 “ 流星 ” ，而有的是 “ 恒星 ” 。 尼尔 ·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阐释了 “ 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 ” 的观点。他观察到，电视作为一个媒介，快速移动的图像削弱了人们的思考能力，强化了娱乐精神。在我看来，在社会化媒体早期，娱乐一定会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不应脱离人的生活本身和人性来分析之，如果你的生活中娱乐本身就占据了强大的影响力和位置，那么社会化媒体也将是娱乐的一个渠道。反之，我们也观察到，不少的意见领袖，在严肃地评论各种社会热点问题。 有的人发现社会化媒体如此 “ 乱哄哄 ” ，如此多的暴力丑学，如此多的非理性、情绪化，就主张对其进行管理和整治，要还社会化媒体以纯净。但是，我相信，这样的状态是民智开启前的一种 “ 混乱 ” ，而不是一种不可收拾的混乱。在我们的教育和思想辨争的历史上，很少人讨论譬如公正、正义这样一些基础的概念，这样一些普世价值，因此，社会化媒体表现出有利于公共话题的形成和理性思考。只有言论自由被保障和实现，只有社会化媒体继续保持开放而非管制的状态，信息和观点的竞争才会 “ 优胜劣汰 ” ，否则，会发生 “ 劣币驱逐良币 ” 。 的确，会有一些谣言出现，但是因某些谣言就 “ 拷问 ” 微博的伦理底线，欲以权而管制之，就会极大地背离社会化媒体的价值主张。相反，谣言会在信息的竞争中不断被揭穿，而最终凸显真相。社会化媒体让更多的相关信息，尤其是真实的信息被 “ 拼贴 ” 起来，让具有思考力的民众，具有科学精神的民众，逐渐发现问题所在，为公共事务的进步做出贡献和努力。 （原载《管理学家》 2011 年 9 月号）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1-08/19/content_1450858.htm 社交媒体是把 “ 双刃剑 ” “ 网络自由 ” 已悄然改口？ 2011 年 08 月 19 日  04:24     蒋林      来源：广州日报      新闻背景 　　 16 日，两名 “ 脸谱 ” 用户因在上周的伦敦骚乱中，通过网络呼吁民众参加暴力劫掠，分别被判处 4 年监禁。英国警方认为 “ 脸谱 ” 、 “ 推特 ” 等社交媒体对骚乱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至此，对社交媒体是否加强监管的话题在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引起广泛讨论。 　　卡梅伦表示，当社会媒介为暴力所用时，就需要予以制止。而在今年初， 他还对社会性媒介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大加赞扬：“这样的技术，是公民手中的有力工具，而不是专制的手段。” 　　在虚拟空间中把握自由与监管之间的平衡，日益显得重要。接受本报采访的专家认为， “ 脸谱 ” 和 “ 推特 ” 等社交媒体是民意的反映，同时也影响着公众舆论，因此对社交媒体的监管不能因噎废食。社交媒体若得到合理利用，对社会稳定和人心所向会起到极大的良性作用。   　　文 / 本报记者    蒋林 　　核心提示 　　社交媒体让信息自由交流多了一个新渠道，从而使民众的监督作用加强。监管的前提是不能牺牲人民自由交流信息的权利。在西方国家，社交媒体以及各种新媒体的健康发展，更多的是靠行业自律。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陈力丹 　　骚乱出现后，政府和民众更应重视和总结骚乱背后的深层社会根源，社交媒体顶多是骚乱 “ 推手 ” ，不应成为 “ 替罪羊 ” 。可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两面性，骚乱事后利用社交媒体寻找罪犯，清理煽动骚乱的源头。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胡泳 　　现象 　　 “ 两面派 ” 社交媒体 　　挑战传统媒体监管 　　本报讯   社交媒体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些以网络通信技术为基础、为用户提供便捷社交平台的媒体的统称，它们有时被称为社交网络，相关网站叫作社交网站，有时还被纳入外延更广的新媒体的概念。 　　社交媒体存在着两面性，是把 “ 双刃剑 ” 。它是有益知识的传递者，但同时也传播情报和暴力场面。美国社交媒体研究专家马克 · 德拉波博士说，社交网站传播信息的步伐之快前所未闻，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交媒体的开放性、通信成本低廉等特性所决定的。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说，之所以社交媒体扮演了骚乱 “ 推手 ” 的作用，是因为年轻人是英国这次骚乱的主体，而这些年轻人喜欢使用社交媒体。 　 　一般认为，社交媒体主要在两方面被骚乱者利用，一是有人在 “ 脸谱 ” 、 “ 推特 ” 等网站上发布各种骚乱信息和图片，传播谣言并进行煽动；二是骚乱者利用 “ 黑莓信使 ” 信息加密、不易被外界发现的特点，使用该通信服务来商量攻击目标和互通警察部署情况。而伦敦警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社交媒体带来的挑战，继续在使用传统的警用无线电系统进行内部指挥。因此，也有学者说，社交媒体以新技术为支撑， “ 对主权国家政府治理能力形成无差别挑战 ” 。   　　措施 　　英美治理网络 　　立法加强监管 　　本报讯   今年初的西亚北非社会动荡中 ,“ 脸谱 ” 、 “ 推特 ” 等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大量情绪性、煽动性言论甚至是谣言 , 卡梅伦当时表示坚决支持 “ 网络自由 ” 。 　　如今 , 当 “ 网络自由 ” 扇起的火烧到自家后院 , 拿 “ 网络自由 ” 说事的政客也改口了。卡梅伦敦促 “ 脸谱 ” 和 “ 推特 ” 删除与骚乱相关的信息、照片和视频，并表示警方要研究如何应对 “ 黑莓信使 ” 这种封闭网络。 　　美国也在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对新媒体的管理。除了近日旧金山市地铁系统短暂切断手机信号外，美国纽约市警察局近日还专门成立一个部门，负责追查在社交网站上公布犯罪计划或炫耀犯罪事实的人。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探索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交媒体进行规范和管理。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看来，   西方民主国家由于倡导言论自由，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监管。他认为，西方国家在出现社会骚乱以后，对互联网加强监控，甚至切断手机信号、删除与骚乱相关信息的行为，是在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这些 “ 监管 ” 大多是暂时性的，也是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事后会有专人专部门对此行为负责，甚至会接受司法当局的审查，用法律裁决监管行为是否得当。 　　难题 　　社交媒体监管   　　成世界性难题 　　本报讯   然而，社交媒体的快速、分散等特性，让监管成为世界性难题。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克莱尔 · 沃里克教授说： “ 互联网最开始的设计就是要能抵抗核弹攻击，因此具有分散性的结构，在天性上就拒绝绝对控制。 ” 　 　与此同时，一些新媒体监管的方法和尺度也备受争议和诟病。 2007 年开始实施网络实名制的韩国，如今政府决定分阶段逐步取消网络实名制，原因是存在个人信息被泄露的可能。今年 7 月底，韩国知名门户网站 “NATE” 和社交网站 “ 赛我 ” 遭黑客攻击，约 3500 万名用户的个人信息外泄，此事件在韩国引起轩然大波，要求废除实名制的呼声高涨。 　　而在印度，一部旨在维护国家信息安全、进一步加强网络监管的法案近日引起广泛争议。许多民间人士表示，网络监管严重妨碍了言论自由，有悖于印度的民主精神。 　 　对此，胡泳认为，骚乱出现后，过度地抨击并管制 “ 社交媒体 ” 的做法是愚蠢的，并不可取。政府和民众更应重视和总结骚乱背后的深层社会根源，社交媒体顶多是骚乱 “ 推手 ” ，不应成为 “ 替罪羊 ” 。他认为，恰当的社交媒体监管是在对自由、民主、公正的共识基础上进行的，即保证民众言论自由，不能滥用政府权力。禁止社交媒体和新媒体的自由使用是 “ 舍本逐末 ” 的行为。      　　未来 　　 “ 脸谱 ” 靠自律 　　发展重于监管 　 　本报讯   专家对本报记者称，如果仅仅采取一味压制使用的方式来进行监管，网络将无法发展。社交媒体的健康发展一方面要靠互联网行业的自律和相关法规的完善健全，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发挥互联网的正面作用，除了 “ 跟踪潜水 ” 非法分子，还可以发动群众谴责恶势力和监督犯罪行为。 　　陈力丹说，社交媒体及智能手机的出现，让信息自由交流多了一个新渠道，从而让人民群众行使对政府监督权的力度在加大。因此，西方国家并没有对现代社交媒体进行大面积管理，特殊 “ 监管 ” 行为也不能轻易使用，监管的前提是不能牺牲人民自由交流信息的权利。 　　陈力丹指出，在西方国家，社交媒体以及各种新媒体的健康发展，更多的是靠行业自律。许多国家的互联网企业多在政府的引导下，建立起行业自律组织，通过制定行业规范、受理公众投诉等方式，在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信息安全和保护公众利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英国， “ 网络监看基金会 ” 最具世界声誉。 1996 年，该组织与互联网服务商协会共同发表了一份名为《安全网络：分级、检举、责任》（又称《 3R 安全规则》），以此作为行业自律的基础。亚洲国家中，日本的行业强调行业自律与法治相结合，制定了《网络事业者伦理准则》等行业规范。      　　胡泳则认为，对于社交媒体的监管不能因噎废食，发展重于监管。可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两面性，骚乱事后利用社交媒体寻找罪犯，清理煽动骚乱的极端分子及团伙。 　　实际上，骚乱后期，英国警方已开始根据上传的视频和图片来辨认和逮捕骚乱分子。美国联邦政府也一直在积极通过社交网络搜集各种有用信息。移民事务等部门也将社交网站上的信息作为批准移民和入籍申请的参考。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8-16/165923000365_3.shtml 网络改变了中国吗？ http://www.sina.com.cn   2011 年 08 月 16 日 16:59   新周刊 　　由技术主导的社会变革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就像工业革命催生了大资本主义时代，机器运作取代了手工作业，任何技术逻辑的飞跃都会演变为社会逻辑的进步。互联网革命亦如是，中国的第一家网吧诞生在 1996 年，它有 50 台联网的电脑，每小时收费 30 元，其时中国网民的数量不足 2 万。 2011 年，中国有网民 4.85 亿，网站 191 万个，网络是生活工具、生活方式，也是人性展示场。 　　 4.85 亿网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构成，他们中有官员、意见领袖、草根民众，这个族群的社会身份各有落差，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丰富性成就了网络世界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让我们得以目睹网络问政、恶搞精神、人肉搜索等各种气质迥异的互联网作品横空出世。网络其实只是各种信息碎片的流窜通道，把碎片拼接到一起，就组成了当代中国的浮世绘。线上的中国风貌就是线下的中国实景，大喜和大悲同在，有举国欢腾的盛会奥运，也有彷徨无助的弱女邓玉娇。 　　互联网是技术至上的产物，在发展中却渗入了更多人性的特质。网络走到今天，网民已经不再是受众，而是主体，他们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情绪出口里参与这个国家的大喜和大悲，为邓玉娇呐喊，为 “7·23” 遇难者追问，沉默的大多数得以发声，少数派意见也不至湮灭。网民既是网络内容的创造者，也是现实社会的监督者，在破坏和创造的历练中，网民成长为网络公民，网民的声音即是民意的投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苏特在离职时留下名言： “ 和谐的国家生活，来自多股力量的相互抗衡和争论。 ” 看起来互联网正在实现这一点，它独有的平等属性和互通的特质让人们学会了在争议中寻找社会共识。 　　互联网提供巨大的信息空间和宽广的言论平台，它的触角也不限于此，门户网站拓展了新闻空间，社交网站拓展了沟通空间， B2C 和 C2C 网站拓展了商业空间，搜索引擎拓展了知识空间，简而言之，它们拓展了中国人的选择空间。但这种选择未必是无限的， 2011 年中国的网站数量 191 万个，比上一年的 383 万个减少了将近一半。这种现状暗合了互联网观察者林军在《沸腾十五年》中所说的 “ 中国互联网必须接受中国式的监管 ” ，但你不必担心互联网带来的新新气象和变革步伐会有所放缓，林军还说过 “ 互联网是中国改革的下半场 ” ，这句话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积极的方式解读：互联网是人类最美好的发明，而它带来的变革，才刚刚开始。                                                                                            ( 文 / 胡尧熙 ) 　　 胡泳：互联网打破垄断 　　 互联网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著作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作有《数字化生存》、《比特之城》等，生于 1965 年 　　互联网对中国的改变有三：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在中国，媒体长期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现在被视为 “ 沟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中介桥梁 ” 。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政府唯一无法完全垄断的媒介。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也都有了较大提高。简言之，公民对于社会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在 Web 2.0 媒体之中，公民更是可以直接介入信息的生产，而这在传统的、国家控制的媒体渠道中是无法想象的。 　　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物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使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在中国，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作用初显。因为实地的集会仍然受到严格的监控，互联网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活动场所。同时，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业。     尽管有以上的进步，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存在障碍因素。这些可以归结为三点：政府仍然保持一套世界上最精密的网络控制体系并执行严厉的网络监控政策；互联网在全国的普及率仍然较低； 中国社会仍然缺乏良好的公民文化。 这些障碍使得互联网不可能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活，相反，非正式团体和个人利用互联网创建自主社区、促进政治参与的方式产生了最大和最积极的政治影响。通过这种方式，互联网帮助创造了社会资本。 　　 ( 采访 / 邝新华 ) 　　 方兴东：互联网助力中国在全球的崛起 　　 互联网学者，著有《 IT 史记》、《起来——挑战微软霸权》等，生于 1969 年 　　十多年来，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成为中国社会变化的催化剂。互联网最大的贡献就是助力中国在全球的崛起。 　　一个是信息透明，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引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另一个是带来了全新的财富创造和分配方式。比起房地产和股市，互联网领域并不是中国财富最聚集的地方。但是，互联网领域是中国财富最阳光、最干净的地方。截至目前，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总和达到 2500 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阳光财富创造地。这万亿财富，大致三分天下：大约有 1/3 的财富由国内外风险投资获得，尤其是国外风险投资，他们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得到了巨额的财富回报。还有 1/3 主要是国内外购买中国互联网公司股票的股民们，随着中国互联网股价的上涨，他们也分享了互联网的盛宴。还有 1/3 ，主要是由互联网公司的创业者和管理团队分享。这万亿财富，正在全面推动中国互联网和高科技领域更为广泛的创业和创新浪潮，这笔财富堪称是中国最有社会价值的投入与产出。 　　互联网已经成为公共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必争之地。与十年前相比，政府管制和互联网治理的力度空前加强。国家政策思路从 “ 先发展再管理 ” 转变为更为保守的 “ 先管理再发展 ” 的思路。各部委之间的互联网管理协调和互动成为全新的挑战，政府部门的政策极大影响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程和成长空间。针对中国互联网本身的管理制度还没有突破，这是最大的遗憾。 　　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也成为中国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10 年前，互联网影响的只是人们的梦想和想象。而现在和未来，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都与互联网直接相关。这主要由四大倒置所造成：小孩比家长更懂互联网；学生比老师更懂互联网；员工比老板更懂互联网；群众比官员更懂互联网。这种倒置总体来说是好事，矛盾的积累终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包括我们互联网管理制度的突破。 　　十多年来，中国网民从 0 提升到 5 亿；从三大门户赶着泡沫破灭的末班车上市，到 50 多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阵营；领军的网站市场价值从当年的 10 亿美元级别提升到 600 多亿美元；一批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从无钱、无权、无势到今天的一个个首富 …… 十年来，中国互联网的巨大变化不仅仅体现在这些惊人的数字上。最根本的是，中国互联网将数亿的中国人带入了网络时代，将中国从一个半工业半农业社会带入信息社会。互联网普及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文化和新的文明带到中国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                                                                                                                           ( 采访 / 邝新华 )  

http://msn.finance.sina.com.cn/gdxw/20110816/1154233871.html 有机市集的少数派报告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08-16 11:54 来源 : 《全球商业经典》杂志 在外部工业化体系里逐渐丧失的信任机制得以在这个小环境里重新建立，这显得特别可贵。 　　 7 月 16 日，北京马甸桥东北角，平日整天安静的路边公园 — 玫瑰园一大早就热闹起来。 7 点开始，一些人开始在公园南边的空地上支起桌子，或在地上铺块布准备摆摊卖东西。赶早来的摊主主要卖的是蔬菜和手工制作的食物，他们大多来自京郊的小农场。 　　在公园里跳舞的大妈很快就发现这不是一般的早市—— “ 菜贵，都十来块钱一斤，比超市里贵好几倍。 ” 　　海报上写着市集的全名叫 “ 乐在集中 —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 。 8 点刚过，市集的顾客渐渐多起来，他们多是从城市各处汇集来的 20 到 30 多岁的年轻人，穿着户外休闲类服装，背着运动包，有的买了手工制的甜点就随口吃起来。 　　第二次参加市集的农场主 “ 悠然社 ” 经理焦念荣，从位于顺义牛栏山的小农场 20 亩蔬菜地里连夜摘了 700 斤 20 来种蔬菜，一早上拉到市集来卖。 “ 我多带了 8 张桌子来，因为有的农户没桌子。 ” 他不停地对身边的买家讲自家的菜不用化肥、农药，只用一些鸡粪， “ 等我家的鸡养起来，鸡粪也用自己的。 ” “ 这可能是北京人能吃上的最新鲜的菜，都是自己长熟的不是催熟的。 ” 　　到市集当志愿者的北坡 ( 网名 ) 解释，来这里买东西的人都有共识，要不他们也不会认可这个价格，这些蔬菜比超市里貌似尊贵的有机食品更可信也更亲切。 　　熟人社会与信任重建通过市集，各个层面的人慢慢汇聚起来，有机小农场主、手工食品制造者、代购商、角色复杂的消费者——他们中有人既是种地爱好者，租一小片地周末去耕种，同时又是某个小农场的长期消费者，还会志愿给市集帮忙。大家在市集里买了东西也不走，不停地聊天：农场主们切磋种植经验；老买 家向新顾客推荐哪家的东西好吃；顾客则分享各自买到的好东西。 　　一周前，市集的超级志愿者齐大福 ( 网名 ) 和市集组织者常天乐还在为落实市集场地四处奔波——原本同意提供免费场地的写字楼忽然反悔了。常天乐紧急在 “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 和自己名为 “ 天天天乐 BJ” 的微博 ) 上发出号召，让市集的粉丝兼志愿者们帮着给 7 月 16 号的市集提供场地线索。 “ 还是 5000 多粉丝的市集微博比我的个人微博有力。 ” 发出消息的当天，齐大福给了常天乐回应，她的朋友、在马甸桥玫瑰园里经营一家户外用品店和西餐厅的李大鹏愿意提供场地。 　　接下来的一周，常天乐和市集的粉丝兼志愿者们为落实各种细节忙碌起来： “LLdesign” 为市集设计出海报； “ 那小鱼 ” 想出 “ 乐在集中 ” 的创意； “ 北坡家的白菜 ” 连夜制出市集摊位场地图。 “ 单单的空间 ” 问还有哪些工作可做？回答是： “ 需要人手周五在北新桥或者马甸画海报，周六早 8 点半需要大量人手指挥交通、布置现场、协助农户卸货、搭台。需要大量桌椅和能挡雨的伞。周六一早需要一辆金杯车运桌子。 ” 组织者发出的求助信息还有： “ 有中关村开车的朋友吗？能帮我们周五白天去联想国际拉一些路桩，周五或者周六早上 8 点前送到市集现场吗？ ” 　　通过微博，市集筹备的过程和其中的各种乐子被不断公布出来。参加过两次市集、自称 “ 三代酿酒 ” 的米酒先生 ( 网名 ) 的弟弟是瑜伽教练，在深圳的健身房工作，这次也来赶集。他如此推销自家米酒： “ 此次携庞大家属后援团，载歌载舞前来赶集：纯汁糯米酒每斤 30 块；干河鱼每斤 100 块 ( 人肉慢运至北京 ) ！ ” 　　常天乐不断通过微博发布市集上将要出售的好东西： “ 圣林生态农庄 ” 的鸡蛋每托 30 元 (15 枚 ) ，鸡每斤 40 元，咸鸭蛋每斤 25 元，咸鹅蛋每斤 30 元；南瓜、冬瓜、苦瓜、黄瓜、西红柿、茄子、生菜、油麦菜、马齿苋每斤 8 元； “ 神包私厨 ” 的柚子蜂蜜麦芬、纯黄油饼干、巧克力黄油饼干、铜锣烧成功诞生； ‘ 太平老农 ’ 的私家秘制辣酱，纯素，甜红椒口味、孜然口味。 ” 　　商讨市集细节总顺带聚餐，齐大福和常天乐都乐着承认， “ 我们都爱吃，他们都管我们叫 ‘ 吃货 ’ 。 ” 　　学国际新闻出身、 33 岁的常天乐现在是一家 NGO 组织 “ 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 ” 的研究员，去年 9 月起，她与日本艺术家植村绘美和美国农业社会学者梅若琳在北京发起了有机农夫市集活动，到今年 7 月底，市集已举办了 7 次大型活动和一个迷你市集。 　　常天乐发现，最初是寻找安全的蔬菜和食品的需求把大家吸引过来，当市集这个平台搭建起来后，生产者和买家建立起信任并通过口碑传播，扩大影响。 　　市集召集人、生产者兼销售、消费者兼志愿者和参加市集的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的一份乐趣。常天乐觉得： “ 在外部工业化体系里逐渐丧失的信任机制在这个小环境里重新建立，这显得特别可贵。 ” 　　现实生活里的齐大福在一家体检中心做行政工作，她在微博上乱逛，看到有机农夫市集并成了它的粉丝。关注了半年，她慢慢进入到这个组织中。现在， 她周末去北坡在顺义分租的 2.5 分地 ( 合 166 平方米 ) 干活： “ 北坡说他从地主 ( 小农场主人 ) 那里租地来种，算是提前交了租子的佃户，我们这些人就是长工。 ” 最让齐大福感到亲切的是市集上人们之间超乎一般人际往来的亲密关系和自发的互帮互助。 “ 上次市集，我们在前面招呼人，北坡来问我，后门那个帮我弄箱 子的人是谁？我说是一网友的老公——他就在后面默默收拾那些箱子。 ” 　　 “ 第一次来市集卖东西的焦念荣看到有人喜欢他家的东西就高兴，然后也不称，人家要两斤我看怎么也得装了 3 斤。 ” 这种卖东西的方式让齐大福印象颇为深刻， “ 他说看着差不多就得，吃吧，来市场就是来玩啊。 ” 　　有网友发微博评价说北坡、齐大福、米酒先生这些人 “ 话说你们都是骨灰级成瘾期了 ” ，她自己则已进入 “ 帮不上忙就抓心挠肝的深度发烧期 ” 。有机农夫市集的微博冷静地回复她： “ 市集是一种病。 ” 　　 7 月 16 日那天因为洪晃到场，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微博粉丝瞬间从 5000 多增加到 7000 多人。 20 多个摊位的市集吸引的客流也达到破纪录的 1500 人次。 　　正如费尔南德·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在《 15 － 18 世纪的资本主义》中描述的那样，农夫市集的动人之处在于复原了一个市场的原初形态： “ 初级市集之所以保持，它的简朴无法超越。货品来自附近村庄而保持了自然新鲜 ” ； “ 谁不懂买卖的诀窍，到市集上一学就会。与其柜子里有钱，不如市集上有朋友。 ”     脆弱的链条     2011 年以来，德国大肠杆菌事件、台湾塑化剂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加上三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意识到以 “ 高产出、低成本 ” 为目标的现代食品体系存在着问题——尽管它以大规模的生产、方便的物流、低廉的价格解决了现代人的大部分食品需求。 　　在现代食品供应体系中，过长的供应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企业管理者和政府监管部门都蕴含着道德风险，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问题都会沿着供应链逐步扩散，形成更大范围的风险。如《食品恐慌》作者保罗·罗伯茨所说： “ 我们得以瞥见食品体系背后的阴暗构造——将数百万吨的食品运送到数百万 消费者手里的巨大生产、分销以及零售网络——却发现这些构造已经垮掉或者走了样。 ” 　　食品安全问题的升级激发了消费者寻找和自建更安全食链的行动，其本质是尝试建立一种食品体系以减小对全球或全国食品供应链的依赖，近距离获得本 地产出的食品。从 2009 年开始，在北京、上海和一些二级城市，一些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消费者为解决食物安全问题开始寻找土地建设小型农场，他们使用有机方式耕种，供应了家庭后，多余的产品则寻求渠道销售。这些小农场的主要销售方式是预付款的会员制，分租土地给消费者自己耕种则是另一种重要的收入模式。 　　市集的迅速发展是消费者需求的集中体现。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农夫市集的举办密度、供应商力量和需求方规模虽然都有上升趋势，但总体仍处于刚刚萌芽的状态。不论在北京还是上海，农夫市集还都更像一个宣传阵地，作为连接有机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流通渠道还显薄弱。 　　市集的合法性、合理性都在受到挑战。比如，是否该叫 “ 有机 ” 、摊主的资质 ( 有些农户没经营资质 ) 、组织者的资质 ( 现在是个人 ) 、准入门槛等等这些标准都还没制定。还有场地不固定、缺乏资金来源等现实问题。 “ 以后是否要转型为商业机构还是做社会企业？ ” 　　常天乐和志愿者们在市集结束后经常聚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常天乐说，在台湾，农夫市集网络密集，能实现 “ 月月有大集周周有小集 ” ，可以承担市民近距离获取农户健康新鲜蔬菜食品的需求。从台北、新竹、台中到台南十几个市分布着 30 来个农夫市集，每个城市少则一家多则数家，每周或每月有固定的地点举办市集，其中高雄的微风市集有 3 个 “ 据点 ” ，每周六日同时 举办。 　　在 Facebook 上，一个叫作 “ 直接跟农夫买 ” 的小组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台湾各地小农市集的活动讯息，并协助推广各家的农产品和自制食品。 　　曾在原国内贸易部任职的小农场经营者铁鸟 ( 网名 ) 透过市集欢乐的表面感到了压力，市集集中了隐蔽和分散的需求，这就向上游的生产方——有机小农场 提出了更大挑战。 “ 面对浮现出来的买方，供应方 — 生产者和流通渠道做好准备了吗？ ” 铁鸟认为，不少的小农场存在自身生产技术能力、成本控制、管理能力的差异，并没有完全准备好。 　　正在建立小农产品网络交易服务平台的金家澍是农夫市集的志愿者，在考察了十几家郊区的小农场后，他发现各家农场主就像武侠小说里一样门派林立，各自有一套自己的种养理论，讨论起来各不相让。 　　 6 月底的一天， 2010 年 9 月即开始经营农场的悠然社主人焦念荣带着来实地考察的农夫市集的三个人参观他的农场。他大谈第一个生产季中因经验不足造成的各种失误：在种瓜大棚打翻了育苗箱，瓜苗都是混着种的，必须等瓜长出果来才知道是什么品种；黄瓜长了虫后不能喷农药干脆改种别的。将要回美国耶鲁读农业社会学博士的美国女孩梅若琳宽厚地说： “ 他刚刚开始，还不怎么会种，需要学习。 ” 　　悠然社的生产状况在金家澍考察的十几家小农场里很有代表性，从农场规模和生产状况看还算是中等。他评价说，前一天去的那家农场简直就是草场。金家澍在考察的过程中含蓄地提出了一些建议，他显然很不愿意打击小农场主们参加有机种植生产的热情， “ 我还是想帮助他们。 ” 　　农夫市集的志愿者对参加市集的小农场进行考察，如农场的规模、是否按照承诺的有机方式种植等。 “ 消费者相信我个人的判断，所以就相信我们的农户。这种信任是建立在亲朋口碑的基础上。 ” 金家澍说一家小农场的最大供应量平均在 150 到 200 个客户，基本是一个熟人圈的最大半径，这种本地小农与消费者直接连接的供销模式建立起了一种类似熟人社会的关系。铁鸟也认为，在他的会员客户与自己之间建立的联系链条里总有一个点是坚实的——彼此是亲人或朋友，这种信任机制并不比建立在标准认证之上更脆弱。 　　但随着新的生产者的加入、经销环节和消费者的增加，这种依托亲友口碑的信任模式必然面临考验，熟人社会在现代大工业社会背景下能够扩充复制的范围也极其有限。 　　铁鸟的翡翠湾农场从 2009 年开始立项， 200 亩地目前耕种了 60 亩，种有麦子、玉米和蔬菜。 “ 今年各项投入共 41 万元，还加上 50 万元建了蔬菜大棚，盈亏平衡估计要到明年年底。 ” 　　 2010 年一项数据显示，北京长期消费有机食品的人数在 30 万。铁鸟粗略估算，北京周边 20 几家小农场目前最多只能供应 4000 多个稳定会员。 另外一家农场德润屋的小夏最近有个大单就没敢接，原因是供应量已基本饱和，他们已经开始寻找新的土地，会员基本饱和的小毛驴农场表示也在寻求新的土地。 　　与齐大福和铁鸟不同，苏西妈 ( 网名 ) 既不是周末农民也不是农场主，她在回龙观的一层底商租了套房子，代理包括京郊十几家小农场在内的有机蔬菜产品和精挑细选的食品。按铁鸟的说法，这就是有机蔬菜产品的渠道，目前 50% 左右的蔬菜通过苏西妈的店 “ 绿之盟 ” 发送给终端客户。铁鸟这样理解渠道和生产者 的关系， “ 一定是渠道先盈利，我才会盈利。 ” 苏西妈现在有 200 个左右固定会员，如果增加到 300 个客户就可以达到盈亏平衡，她估计会在明年。这与铁鸟对 赢利时间点的判断一致。但类似的固定渠道商还很少，市集志愿者举办了几次代购， “ 每斤收消费者 1 块钱， 500 斤 500 块，刚够来回跑农场的油费，还不算去 地里摘的人工。 ” 大家做下去的积极性受到了打击。 　　城市周边的小农场大多仍在盈亏平衡点上坚持，作为经销商的苏西妈、做小农网络交易服务平台的金家澍等人，都在这条自建食物链的每个环节上承受着 压力。实际上在欧美、日本和台湾等地区，这种由消费者自建更短、更安全的食品链，回归环境，友好、有机、本地化购买的行动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自成一个完 整的产业链条和运作体系。 　　 “ 亲劳动 ” 还是 “ 亲资本 ” ？ 　　 100 年前，美国土壤学家富兰克林· H. 金花费数月考察了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农耕，他发现东亚民族有高效收集有机肥料用于土地的传统。这套农耕体系经过长达 4000 年仍使土壤保持肥沃、产出充足的食物、养活众多的人口。而当时美洲大陆在殖民者不到 100 年的开发下，大草原的肥沃土壤大量流失，影响了美国农耕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金回国写下《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把 “ 精工细作、种养兼业、循环利用 ” 的东方传统农耕方式介绍给美国人——这种耕种方式就是有机农业。但在现代工业体制下，实现有机种养相对大规模农业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因为不用农药、化肥和除草剂，就需要较多的劳动力。现代有机农业采用注重生态的系统方法，包括长期规划、详细跟踪记录等等，需要对设备和辅助设施的大笔投资。 　　 VC 投资机构融信资本的王晓斌虽然看好有机农业的前景，但他也承认，对有机小农场的消费需求不稳定和其经营难以规模化都令资本却步。这些首创性 举措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在西方，政府、社会企业和 NGO 会部分承担地区性食品链条建设中的资金支持。而资本更愿意接受可监测、标准化的食品工业化生产， 他们看好几个环节：一是在上游生产端不断获取土地等稀缺资源；或是对有机农业提供技术支持，如生物农药技术；另一个就是能够通过网络整合需求的流通环节。目前，融信资本在这几个环节中各有投资。 　　金家澍正在建设一个有社交功能的小农网络服务平台，他和合伙人借了弟弟的婚房办公，网站正在进行内测。他接触过的天使投资都以委婉的理由拒绝注 资。国内更多的资本、规模经营者选择走在有机的 “ 大路上 ” ，投资大型农场或有机工业化产业链的环节。不可否认，这是资本的理智选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认为中国目前面临三大 “ 过剩 ” ：金融资本过剩、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过剩。快速流动的资本一定要迅速占领所有领域里可能形成的产业，需求迅速增长的有机产业也正被资本看好。 　　资本喜欢大工业生产，有机小农场虽然需要钱，却不愿意变成大工业生产。包括小毛驴农场在内的不少小农场经营者都接到过投资者的投资意向，农场主 对较大规模投资意向持谨慎态度。他们普遍认为， “ 卷入资本逐利游戏中，做有机的初衷就实现不了了。 ” 学者周立提出，食品体系内存在亲资本与亲劳动两种模式，这从更深层面解释了资本与小农场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亲资本食物体系中，食物被作为追逐商业利润的工具，食物丧失了其公共品属性，为了利润最大化，食物生产逐渐规模化和全球化，使用化肥农药是必然。 　　亲劳动的食物体系强调生态、可持续和社区发展。在这一体系中，食物恢复到原来天然品的属性，食用并通过其获得健康是食物生产的主要目标。强调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本地化和社区性，摆脱了逐利的单一目标。一旦有机食品被与工业食品相同的食品体系所接纳，同样会有监管和安全问题。尽管各食品公司都会经常用 “ 有益 ” 产品来替换 “ 无益 ” 产品，但这些所谓的 “ 有益 ” 产品几乎是现有的生产、加工、发售、营销和金融体系的产物，仍然代表着一种锱铢必较的妥协，这一妥协始终发生在消费者的意愿和制造商的战略需要以及经济与技术实力之间。 　　在美国，根据 USDA2008 年做的调查， 44.1% 的有机食品在本地 10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销售，在田纳西州，这一比例高达 74% 。此外，参与超市流通渠道的有机农场数量仅占参与上述非主流渠道的有机农场数量的 8.9% 。在英国和丹麦之外的欧洲国家中，有机食品通过直销和专卖店销售的比例平均为 50% ，一些国家甚至达到 80% 。超市销售的有机食品数量一般远低于直销和专卖店。 　　有机行业内部一直有 “ 超市无有机 ” 的说法，铁鸟这样解释： “ 你在超市买的 20 多元一斤的有机蔬菜，如果它真按有机的要求去做成本，又要承担进入大型流通环节的费用，成本就不只这些了。 ” 　　自建食物链的 “ 副产品 ” 　　铁鸟的翡翠湾农场位于顺义东南端三区交界处， “ 北边一座山，过了山路就直接杀到密云水库去了，顺着东边的山路一杀就杀到平谷的万亩桃花。 ” 他的父亲是水利专家， “ 顺义的水井基本都是我父亲勘测的，包括我地里这口都是。 ” 　　铁鸟讲起他刚开始做农场时， “ 每天早晨坐着长途公共汽车往外配送，一人扛 40 斤，扛到东直门就快 1 点了，我住青年路，送完了我再回家就夜里 12 点了。第二天早晨起来， 6 点来钟又坐着汽车回到农场接着扛。如果开车去送就不够本了，我们忍。 ” 　　后来一个会员看不下去了，问铁鸟： “ 这有辆车，进口发动机十万公里给你开着送菜用，你要吗？ ” 他指了下进农场那条土路口停的白色富康。 　　铁鸟真名叫孙德伟，金家澍管他叫农场里的异类。他经常在论坛博客里评点别家在生产经营中的优劣，也不断地反省： “ 最近萝卜遭到退货，等苏西妈来讨论下一步种植计划，顾客爱吃什么还得听女性的意见。 ” 　　铁鸟穿着一件有洞的 T 恤，一只鞋的鞋带不知道哪里去了，人太瘦了裤子显得有点儿咣当。 “ 我原来叫鸥鸟 ( 网名 ) ，后来入这行，人家说我脾气硬，我想干这行这么苦，那就得铁，所以就叫铁鸟了。 ” 　　铁鸟认为在自建食物链的体系中有两个环节会出 “ 英雄 ” ，一是生产端，另一个是做平台。 “ 平台是类似阿里巴巴那样的服务有机小农户的网络服务提供 商。 ” 铁鸟对来蹲点、摸需求的金家澍说： “ 平台的设计要结合到有机的需求，哪些菜是预购的，哪些菜是短周期的，这些要紧密结合，它才能发挥出战斗力。 ” 　　德润屋的小夏刚刚加入农场几个月，他说自己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在社会中层稍下就可以了。他看到当地的农民没有住房问题，在农场吃新鲜的蔬菜， 得过这种有意义的生活挺好。他发现农场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同事精神的焦虑程度、生活的压力，比在城里工作的外来年轻人要小，幸福感要更强一些。悠然社焦念荣原来做电脑公司： “ 我从中关村出来，那地方人山人海，呆一天都觉得脑袋疼。现在这个小院鸡鸣狗叫多好。再有，以前我做 IT 时大家不会团结在我周围。我问你买打印机吗，买打印机耗材吗，买笔记本吗，我整天给人推销他们都烦我。现在做农业，我所有的朋友都主动来找我，都觉得种点地吃新鲜的好。 ” 　　小农场背后潜藏着回归农耕社会相对简单淳朴的人际关系的愿望。 　　正如学者胡泳所说： “ 要说什么是快乐的最好指标，那显然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紧密的关系。快乐，究其本质，不是个人性的，而是与他人相关。 ” 在获取 “ 够活 ” 的资金的同时，走在 “ 小路上 ” 的有机小农生产者、消费者和链条上的人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都非常喜欢：能够接触土地，有机 ( 至少是相对有良心的 ) 耕作方式，生产者能够直接接触自己的终端用户，生产过程极度透明，给亲人和朋友提供健康的食品，整个过程都是快乐的。 　　铁鸟说： “ 总有些价值不能只用商业标准衡量。 ” 　　一位日本土壤学家说： “ 中国的有机农业从一开始就效法欧美认证体系和市场体系，而美国和日本都经历过由消费者发起的自下而上的自救运动，这个过程坚持了几十年才走到今天的规模，今天的中国似乎才开始补上这一课。 ” 　　实习记者沈从乐、叶雨晨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