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一部荒唐的法律和一场闹剧 　　 ——兼评 360 诉腾讯垄断案 张维迎      2013 年 12 月 06 日 22:19   来源： 经济观察报   http://tech.hexun.com/2013-12-06/160374942.html 　　 11 月 26 日，有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第一案”之称的奇虎 360 诉腾讯垄断案二审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在此前的一审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定奇虎 360 败诉。这是《反垄断法》出台 6 年来，最高院审理的首例互联网反垄断案，对国内互联网反垄断的判决具有标志性意义。 　　 张维迎 认为，反垄断法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学关于“竞争”和“垄断”的错误定义上的，它反的是真正的竞争。反垄断法把强力保护的垄断地位与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都归于“垄断”，把竞争和垄断搞混了，导致了错误的结论。真正的垄断只存在于政府强力干预的情况，也就是法定垄断和行政垄断。基于这样的垄断概念，任何享受政治特权企业的都是垄断企业，比如说， 电信 企业是垄断的，金融企业是垄断的，电视台是垄断的，出版社是垄断的，大学是垄断的。但腾讯等民营的互联网企业不是垄断的，因为谁都可以进入这个市场。 　　胡泳则对比了腾讯和微软，认为被视为中国互联网业垄断者的腾讯，其遭际与世纪之交的微软十分相似。他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反垄断法是否适用于今天的技术竞争？”他认为这是政府必须回答的问题。胡泳同时指出，腾讯和 360 的做法都是在绑架用户，在互联网时代，这种把用户像羊群一样圈住的“放牧者心态”是错误的。企业不应该总盯着竞争对手，担心他们对自己圈起羊群的栏杆发起攻击，而应该随时了解用户的需求，着眼于改善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编者 　　 2013 年 11 月 26 日上午，奇虎 360 诉腾讯垄断案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庭。作为自 2008 年 8 月 1 日《反垄断法》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首例互联网反垄断案，这场官司备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新浪 科技 当日所做的 1.6 万人参与的网上调查显示， 69% 的投票人支持 360 一方。奇虎 360CEO 周鸿祎 前一日在一场演讲中表示，这一案件已经引起 大众 对垄断的关注，对他来说，“是输是赢都值了”，“如果腾讯赢了，那中国互联网就输了。” 　　首先我要声明，对于两家公司 2013 年之前针对对方的“不兼容”政策，我并不赞同。但这是他们的竞争手段是否正确的问题，与是否违法无关。市场竞争中商家会在 法律 许可的范围内选择各种各样的策略，每家都试图胜过对方，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历史经验表明，一些看似聪明的做法事后证明是非常愚蠢的。产品的“不兼容”政策就是一个例子。兼容本来可以带来双赢，但有些企业家认识不到这一点，最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人类的无知经常让我们犯“聪明反被聪明误”是错误，这是每一个商家都应该记住的一点。 　　经济学的垄断概念是错误的 　　 美国 是最早实施反垄断法的国家，从 1890 年《谢尔曼法》开始， 1914 年出台《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到 1936 年《 罗宾逊 – 帕特曼法》，形成了完整的反垄断法体系，也养活了大量反垄断法专家。其他国家相继步其后尘，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反垄断法。中国的《反垄断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07 年 8 月 30 日通过， 2008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 　　反垄断法之所以值得商榷，是因为它建立在传统经济学关于“竞争”和“垄断”的错误定义上。传统经济学根据一个行业中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定义竞争和垄断：厂商数量越多，每个厂商的规模越小，竞争就越激烈；反之，厂商数量越少，其规模越大，这个行业的垄断力量就越强。根据传统经济学的定义，“完全竞争”就是无数个厂商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并以完全相同的价格销售。只要不满足这个条件，就存在着所谓的“垄断”（包括独占、寡头和垄断竞争），就带来效率损失。传统经济学用“市场集中度”来衡量垄断程度，一家企业所占据的市场份额超过一定程度，就被认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其行为就常常受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指控。 　　传统经济学把竞争和垄断完全搞混了。它把没有竞争当作“完全竞争”，把真正的竞争当做“垄断”。所谓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是没有竞争，因为“完全竞争”意味着任何企业都不具有任何 竞争优势 ：生产的产品不能与别人不同，产品质量不能比别人好，成本不能比别人低，价格不能比别人高，拥有的信息不能比别人多。这怎么能叫竞争呢？如果一个经济真的处于这样的“完全竞争”状态，这个社会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进步，因为任 何新 产品的出现都是不可能的。 　　市场上企业之间如何竞争？最重要的是差异化，即生产出与竞争对手不同的产品，以质量和信誉保持客户的忠诚度，或以比对手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正是这样的竞争推动了技术进步，新产品的不断出现，以及价格的不断下降。但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定义，这些竞争行为都是“垄断者”做的事情。 　　那么，有没有真正的垄断呢？有！这就是政府通过法律和政策对竞争实施限制。政府动用强力（法律和政策）来为一个或多个企业保留全部市场或一部分市场时，垄断就产生了。如用法律或行政手段限制行业准入，发放许可配额，给予专营权，在不同企业之间进行税收、信贷、补贴等方面的歧视，都会带来垄断。这是真正应该反的垄断。这样的垄断与行业中企业的数量多少无关。传统经济学用行业中的企业数量和规模定义垄断，是把市场竞争中形成的竞争优势与政府施加的垄断混为一谈，由此使得人们把本来只适用于中国移动、 中国石油 ( 601857 , 股吧 ) 这些企业的垄断概念应用于腾讯、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竞争性公司，甚至认为中国电信不是垄断，腾讯才是垄断，真是荒唐之至。 　　反垄断法反的是真正的竞争 　　由于传统经济学有关垄断的定义是错误的，基于这样的定义基础上的《反垄断法》就必然是有问题的。反垄断法所反的所谓垄断行为，许多恰恰是真正的竞争行为，所针对的常常是最具竞争力的公司。 　　在美国历史上，反垄断法一直被用来打击富有创造力和成功的公司，如 1911 年的标准石油公司， 1945 年的美国铝业公司， 20 世纪 70 年代的 IBM 公司， 20 世纪 90 年代的微软公司。这些公司都被指控垄断市场。事实是，从 1870 年到 1897 年，标准石油驱使煤油价格从 30 美分降到 6 美分；从 1880 年到 1890 年，它使石油价格下降 61% ；它还从石油中开发了 300 多种不同的副产品。美国铝业使铝锭的价格从 1887 年的每磅 5 美元降到 1937 年的每磅 22 美分。 IBM 和微软都是当时最具创造力的公司，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想一想，没有 IBM 和微软，我们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基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实践中，反垄断法所针对的主要是如下情况：企业并购、价格合谋、高利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包括歧视性定价、掠夺性定价、捆绑销售等）。 　　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并购通常要受到反垄断法的审查，理由是担心合并会提高市场集中度，导致价格上升，产量减少，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历史证明，这样的担心是毫无依据的。合并后通常出现的是价格的下降而不是上升，产量的增加而不是减少。企业并购通常是出于效率的考虑，而不是垄断市场，因为没有企业可以真正垄断市场，除非得到政府的强力支持。政府反垄断机构对企业并购的审查完全是劳民伤财。 　　市场上，企业之间的价格合谋即便理论上是可能的，但现实中是不可行的。比如说， 1999 年中国 9 家彩电企业曾达成价格协议，但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曾经遵守过这一协议。在中国市场上，成功的价格协议都是政府部门推动的，不是市场竞争形成的。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一个行业中企业数量越少，合谋的可能性越大。但事实是，几家寡头企业之间的竞争远比众多小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看看几家互联网之间的竞争程度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高利润常常被当作垄断的象征。传统经济学认为，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可以赚取垄断利润，过安详的日子，没有创新的动力。如果垄断地位是政府用强力维持的，这一点确定无疑。中国一些国有企业垄断行业就说明这一点。但如果所谓的“垄断”是竞争中形成的，这一推论是完全错误的。比如说，微软曾被认为在软件行业处于垄断地位，但从来没有能免除竞争对手的威胁，从来不敢停止创新。事实上，正如比尔· 盖茨 所言，微软任何时候离破产只有 18 个月，如果没有新的创新的话。问问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所谓具有“垄断地位”的公司，哪一家敢高枕无忧？在没有政府施加的准入限制的情况下，高利润是创新和竞争力的表现，不是垄断的表现。反垄断法专家用传统经济学的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定义垄断利润完全是错误的，因为边际成本价格理论假定产品本身是存在的，而事实上，新产品都是企业创造出来的。如果软件产品必须按照所谓的“边际成本”定价，怎么可能有软件这种产品呢？真正的边际成本是有没有软件产品的边际成本，而不是拷贝一个软件的边际成本。政府物价管理部门针对高利润企业所做的价格限制，本质上是借反垄断之名行干预市场之实。这样的“反垄断”必然扼杀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市场支配地位”是一个武断概念 　　 360 诉腾讯垄断案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有关“相关市场”的界定，只有界定了相关市场才能判断腾讯是否占据市场支配地位，从而才能判断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指控是否成立。有关相关市场的争执充分说明了传统经济学垄断概念的武断性和反垄断法的荒唐。 　　以传统经济学的垄断概念，一个企业是否处于垄断地位完全依赖于如何定义市场。你可以得出所有企业都是垄断者的结论，也可以认为没有任何企业是垄断者。比若说，如果以品牌定义市场，统一方便面和康师傅方便面都是垄断者；但如果以产品的功能定义市场，在“食品”市场上，没有一个企业是垄断者。所以在反垄断案例中，确定一个企业是否是垄断，完全是法官的主观判断。 　　在 360 诉腾讯案中，原告认为，本案中相关产品市场为：集成了文字、音频及 视频 等综合功能的即时通讯软件及服务市场。被告认为，本案的相关市场是互联网平台，包括传统通讯产品及服务、电子邮箱、 SNS 服务等。按照原告的定义，腾讯当然是垄断者，就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之嫌；但按照被告的定义，腾讯就不是垄断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根本无从说起。一审法院采用的是被告的定义，所以腾讯赢了官司。但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争论的焦点仍然是相关市场如何定义。 　　司法实践中，反垄断法专家和法官使用需求替代、供给替代、假定垄断者测试 ( “ SSNIP 测试” ) 三种方式界定相关市场，但每一方式都是武断的。比如说，需求替代的问题，测定替代弹性是不可能的，即使可以测定，多大的弹性构成相关市场仍然是武断的。我可以说走路与即时通讯产品之间也有替代性，因为如果即时通讯和其他通讯方式的价格足够高，我完全可能选择与你面对面交流。供给弹性测度更是任意的，因为在没有政府准入限制的情况下，所有产品之间都有竞争性，这是要素市场的本质所在。互联网泡沫期间，不是有许多传统行业招不到 MBA 毕业生吗？ 　　假定垄断者测试更是武断的，价格提高一点如何影响需求完全是法官的主观想象。一审法官使用了这种方法，但原告认为，免费即时通讯产品的“价格”体现为观看广告等隐含价格，并认为隐含价格很难准确估算，以价格为基础的 SSNIP 测试方法不适用于免费产品，因而定量的假定垄断者测试不是用来确定本案相关产品市场的有效方法，使用 SSNIP 作为测定方法也应当以质量相对下降作为本案的前提。但依原告的意见，我们也不知道质量下降多少为合适。任何产品只要质量下降足够大，都会吓跑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任何垄断者。更何况，降低质量并不是企业竞争的好方法。 　　即使解决了相关市场的定义问题，这场官司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指控也是不成立的。反垄断法在所谓“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名义下所指的“歧视性定价”和“捆绑销售”不过是市场上企业竞争的策略，不是垄断权力的滥用。歧视性定价对消费者是有好处的，可以说是“劫贫济富”的一种方式，如同大学向高收入者收费给低收入者发放奖学金一样。“捆绑销售”（以及排他性条款）是市场中普遍的竞争方式。汽车有轮胎，衣服上有扣子，房子精装修，等等，都是“捆绑销售”。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不兼容”就是垄断行为呢？如果市场准入是自由的，任何企业都有权使自己的产品与竞争对手的不兼容，尽管如我一开始所说的，我并不认为不兼容是一种好的竞争策略。 　　反垄断法中讲的“掠夺性定价”是指价格低于边际成本的情况。如此看来，腾讯公司最大的垄断行为是“掠夺性定价”了，因为它的即时通讯产品是免费的，肯定低于边际成本。但大概没有人愿意就此起诉腾讯公司，因为互联网时代，谁想当这样的原告本身就是自己所指控垄断行为的被告了。 　　这场官司使得我们有理由对《反垄断法》本身提出质疑。反垄断法中的“垄断”概念混淆了不同的事物 , 　如把强力保护的垄断地位（如中国移动、中国石油、 工商银行） 与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如腾讯公司、百度、阿里巴巴）都归于“垄断”，把对竞争的限制与竞争归于一类，把竞争和垄断搞混了，导致了错误的结论。真正的垄断只存在于政府强力干预的情况，也就是法定垄断和行政垄断。基于这样的垄断概念，一个企业是否是垄断是没有歧义的。任何享受政治特权企业的都是垄断企业，比如说，电信企业是垄断的，金融企业是垄断的，电视台是垄断的，出版社是垄断的，大学是垄断的。但民营的互联网企业不是垄断的，因为谁都可以进入这个市场。          反垄断类似重庆“打黑” 　　反垄断法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欢迎，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维护市场竞争的法律基石，除了传统经济学的误导之外，也与人们的心理有关。这种心理包括平均主义观念，也包括对企业势力的担心。 　　平均主义心理意味着人们总是对比自己富有和有影响力的人有不满情绪和妒忌之心，希望有办法绑住他的手脚。企业家本身是靠竞争优势生存的，但企业家同样有平均主义情结。用周鸿祎的话说，就是“只有反垄断，才能 ” 打土豪分田地 ” 。”所以不难理解，反垄断法在实践中常常变成低效率的企业对高效率企业或后来者对先来者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挡箭牌。有反垄断法这块遮羞布，竞争不过就起诉，也是一种“竞争”策略。在美国，大量私人发起的反垄断诉讼就属于这一类。 　　美国最初实施反垄断法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公众对大企业的担心，担心他们利用经济力量控制政治。中国未来也许会有类似的问题，但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法治和民主，而不是反垄断法。就经济方面而言，担心一个企业变得越来越大是没有必要的。历史证明，只要市场竞争是自由的，没有一个大企业可以持续主导市场，正如没有一棵树可以长到天上一样。想想美国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企业，今天还有几个处于市场支配地位呢？十年前主导手机市场的诺基亚今天又如何呢？五年前我们还曾担心国美和 苏宁 垄断 家电 零售业市场，现在又这么样呢？那些曾经辉煌的大企业衰落了，不是反垄断法的功劳，而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担心 BAT 呢？十年后，也许他们都不存在了，如果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处于垄断地位从而不思进取的话。 　　反垄断法的道德正当性还来自“垄断”一词本身的恶名。在亚当·斯密时代，所谓的垄断就是国 王和 政府赋予某些人的特权，如 英国 东 印度 公司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所以，人们对垄断的反感是自然的，反垄断就是反特权。经济学家后来为了证明“完全竞争市场”的完美无缺，就把“垄断”帽子戴在了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大企业头上，反垄断的正当性自然就是不证自明的了。除了垄断者自身，谁会喜欢垄断呢？这一点很类似薄熙来的重庆“打黑”。对普通人来说，既然“黑社会”是坏的，打黑就是对的，怎么能不拥护？孰不知，打黑实际上是“黑打”。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维持市场竞争的关键是保护私有产权和防止政府用强力施加的法定垄断和行政垄断。真正要反的垄断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和一些私有企业享有的政治特权，而不是像腾讯这样的企业的竞争行为。我们不应该在反垄断的名义下行反竞争之实，也不应该借反垄断之名侵害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我知道，如果腾讯输了这场官司，许多人会欢欣鼓舞，说这是反垄断法的胜利。但我必须告诫大家，那不是互联网的胜利，更不是市场的胜利。几年之后，也许坐被告席上的将是奇虎 360 的管理层，如果他们做得优秀的话。那时，他们不得不引用今天腾讯使用的相同理由为自己辩护。那将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互联网不需要反垄断   胡泳       360 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一案，人称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第一案。被视为中国互联网业垄断者的腾讯，其遭际与世纪之交的微软十分相似。 1998 年美国司法部和 20 个州开始起诉微软，称微软因在其以英特尔芯片为基础的个人计算机上捆绑销售视窗操作系统和 IE 浏览器而滥用了垄断的力量。这种捆绑被看做 IE 浏览器最终击败先驱者网景公司而在浏览器大战中大获全胜的终极原因。当每一个视窗用户自动拥有一份 IE 浏览器拷贝的时候，与微软竞争的浏览器的用户却不得不使用调制解调器费力下载，或是到商店里去购买。     微软的反驳是，视窗系统与 IE 浏览器的融合是创新与竞争的产物，两种产品是一体的，消费者现在可以免费获得 IE 带来的所有好处。反对微软的人则称，浏览器仍然是一种独特和独立的产品，不应同操作系统相捆绑。他们也表示， IE 并非真正不花钱，因为其开发和营销费用实际上打进了视窗的价格中，本来视窗不能定那么高的价的。     听起来熟悉吧？腾讯将 QQ 即时通讯软件与 QQ 软件管理、 QQ 电脑管家等进行捆绑的行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搭售行为？ 12 月 4 日， 360 发布的公开信，正是这样认定的：“中国互联网产业巨头垄断捆绑的状况，比起当年的美国微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更熟悉的：和微软一样，与其说腾讯面临的真正威胁是审理反垄断案的法官，不如说动摇腾讯未来的因素在别处。据 360 一方说，由于寡头的存在， 2005 年之后的中国互联网行业，新的大型创业公司几乎寸草不生。 3Q 大战，起始正是因为腾讯进入了 360 企图独霸的安全领域。然而，虽然腾讯仍然在凭借即时通讯的强势地位日进斗金，但它怀有微软一样的危机意识（盖茨说过，微软任何时候离破产只有 18 个月），不忘时刻警醒自己：当巨人倒下时，体温还是热的。现实中竞争者也的确在四处虎视眈眈：新浪微博把腾讯打了个措手不及，依靠微信才扳回一局；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全面到来，微信和淘宝将竞争谁会成为未来最大的本地生活类 O2O 服务平台。 不难理解腾讯对反垄断诉讼的神经质反应 —— 起义者一边在市场上造反，一边散播言论说腾讯的垄断断了它们的生路，政府务必加以干预。腾讯被迫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方面在法庭上战胜对手；另一方面，确保腾讯在中国互联网上的统治地位不坠。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诉腾讯垄断中蕴藏的一个深刻矛盾：如果腾讯支配了市场，它又怎么会在市场的强大压力下不断创新？如果垄断者是一个扼杀竞争的 “ 大猩猩 ” ，新经济又怎会变得如此富于竞争力，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促进了用户体验？在互联网行业，很多情况下，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垄断还是创新，确实令人难以界定。 无论是微软案，还是腾讯案，都使一个真正的问题浮出水面：反垄断法是否适用于今天的技术竞争？这是所有关心新经济的人都应该认真考虑的。腾讯案是这样一股力量：它迫使我们认识到，新经济正在提出一些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问题，而政府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尽管信息技术以眩目的速度发展，适应工业时代的政府和法律却以一种蜗牛般的步调工作。不管 360 诉腾讯案的最终结果如何，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用不了多久，今天法庭上的法律争论，一定已经褪得看不清颜色了。   产业的死亡与新型竞争   新经济不断侵蚀旧经济，但工业时代的思维却徘徊不忍去。这种思维没有看到的是，传统的产业正在死亡。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为水泥业或民航业的瓦解默哀，而是说，产业作为描述商业活动的一个概念已不再有效，参赛者在界定明确的、永恒不变的产业里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想法散发出腐臭味。我们熟悉的界桩到处都在松动，有些地方已成片倒塌。 替代产业的最佳说法也许是“商业生态系统”。一个商业生态系统横跨好几个产业。以微软为例，它置身于四个大产业：个人计算机、消费电子业、信息服务业和通信业。 生态系统的概念来自于生物学。与生物生态系统类似，商业生态系统的特征是，具有大量的松散联结的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都依靠其他的参与者，以取得各自的生存能力和效果。生态系统中的各参与者彼此命运攸关：如果生态系统健康，那么所有参与者都能够繁衍生息；如果它不健康，所有参与者都会深受其害。 商业生态系统日益增强的重要性带来了另一个重大变化：我们熟知的竞争也在死亡。最先观察到这一现象的是詹姆斯·穆尔，他将生物生态系统观应用于商业领域。穆尔在 1996 年出版《竞争的衰亡》，指出并不是没有竞争了，相反，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但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竞争。传统上，我们从产品和市场这两点出发看待竞争，你的产品或服务优于你的对手，你就胜利了，这将仍然是重要的，但如此视角忽略了企业的生存环境：企业需要在这个环境中与其他企业共同发展，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这包括建立对未来的共识，组织同盟，谈判交易，以及处理复杂的关系。 怎样理解这个新的商业世界 ? 让我们回到生物学的隐喻上。在隔绝状态下发展起来的真正的生态系统，如夏威夷岛上的动植物，极易受到环境灾难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大面积消亡。这与传统产业极其相似：它在关税、法规及利益集团的保护伞下活得似乎还不错，一旦保护伞倒下就会面临灭顶之灾。与此相反，那些被一波波定居者侵袭的生态系统能发展出一种灵活的特性以抵抗灾难。跨产业的商业生态系统，常常表现出同样的特性。 如果企业能够看到整个画面，懂得有时共同发展比互相争斗更好，参赛各方也许都会变得更强壮。已故的人类学家格利高里·贝特森把生物共同进化描述为一个互相依赖的物种在无止境的循环中演进的过程：“物种 A 的变化为物种 B 的变化的自然选择准备了舞台。”反过来也是一样。以鹿和狼为例，狼捕食体力较弱的鹿，使鹿群变得更强壮；鹿强壮后，狼唯有超越自己原有的能力才能继续获得食物。慢慢地，随着共同进化的发展，整个系统都大为改观。 新型竞争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传统产业界限的消失意味着，企业会突然发现，它在与素不相干的对手竞争。最有创新性和进取心的公司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施展拳脚，以新的商业生态系统改变了商界风景线。这些系统可能包括多种多样的网络和组织，其触角伸及多个产业，与其他类似的生态系统展开搏斗。 不停变换的阵线、迅速的技术发展和微妙的互依互存，使试图靠现有的产业屏障，抵挡外界对自己的生态系统的侵袭，成为徒劳无功的行为。你必须打破屏障，顽强地为生态系统争取生存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微软和腾讯这样的巨无霸要用自己手头所有的力量打击后起的竞争者。这也是在微软和腾讯的狂轰滥炸之下，后来者仍有机会生存的原因。与其说微软和腾讯和对手们在互相战斗，不如说它们是在为自己不被淘汰而战。胜利不取决于哪家公司拥有最好的技术，而是看哪队人马在高技术的转动踏车上踏得更久。 在工业时代，胜利一度是看谁造出了更多的轮船、铺下了更多的铁轨衡量的。在信息时代，胜利仅仅意味着能够东山再起，明天再战。无论如何，胜利与反垄断无关。   用户不是羊群   微软的核心贡献是为产业确立了标准。这意味着不必为多种操作系统开发应用程序，计算机网络更容易建立，人们在一家公司中学到的技能不会因工作流动而变得无用。对大多数技术来说，标准都具有决定意义。没有标准，大众化的市场将是不可能的事情。 标准有时是根据公司间的自愿协定而达成的，有时是在市场上决出的。一旦一家公司把持了标准，制止的方法往往是发明一种新的技术。在新技术目前，旧有的主导标准看上去并非坚不可摧。后起的对手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要利用新技术建立新标准，将旧日老大挤出场外。 美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曾从打字机的键盘入手，研究标准的重要性。英文打字机和计算机键盘使用了一种键盘字母排列方式，这种键盘的左上角字母的顺序是 QWERTY 。许多分析人员认为，按这一标准排列并不意味着效率最高。没有一条法律说键盘必须这样排列，但 QWERTY 方式却行之有效。由于习惯的缘故，大多数用户会执着于这种标准，除非出现了某种特别好的排列法（激光唱盘几乎把乙烯基唱盘完全取代，就属于这种情形）。 阿瑟将此称为“学习效应”。由于高科技产品通常难以使用，培训成为必不可少的一步。用户使用 QWERTY 越多，熟练程度就越高，也就越难改用其他键盘。一家航空公司掌握了越多的有关驾驶、使用和维修波音飞机的知识，就会越发倾向于订购这种飞机。这使得在市场上建立优势标准的产品能够获得更大的优势。阿瑟的观点是，已有许多市场出现了类似情况。这个因素与消费需求而不是与生产成本有关。有些人可能会把这些市场称为“自然的垄断”，即在这些市场上，要靠一家生产商来提供最高的效益和最大的方便。 所以，在互联网市场上，从用户的角度来说，他们需要垄断。至少，在浏览器大战中， IE 是免费的。的确，微软采取了一些强硬的手段迫使 PC 制造商采用 IE 。但谁能证明它的质量低于网景呢？腾讯也没有依靠自己的垄断而强行提价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QQ 和微信都是免费的。凯文·凯利认为：“通常来说，用户对于互联网垄断现象还是比较高兴的，对此不高兴的就是那些垄断公司的竞争对手，而并不是用户在抱怨。而且，我觉得这种网络的垄断是基于免费的基础之上慢慢形成的，用户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他们得到的服务总是在不断改进，唯一抱怨的人就是竞争对手，而不是用户。” 用户有没有抱怨的情形呢？有，在 3Q 大战强迫二选一的时候。腾讯与 360 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创造了许多荒唐的先例：比如，一个公开拿用户来威胁竞争对手，展开一场荒谬的赌局：押注敢和 QQ 说“拜拜”的人比敢于抛弃 360 的人多，挟用户以令天下；另一个则鼓动用户揭竿起义，而大众，则在此过程中成了博弈的棋子。又如，数亿网民被迫投票选择一个客户端，用户的电脑使用什么软件由他人强行指定，在用户的电脑桌面上展开“日俄战争”， 明目张胆地侵犯电脑用户的权利。再如，作为中国顶尖的软件公司，却互相恶意修改、屏蔽、卸载，这也堪称软件发展史上的“第一”。两家公司既不遵守游戏规则，又置用户利益于不顾，这是整个中国互联网的悲哀。 在“诊断腾讯”的时候我说过：“ 3Q 大战我对腾讯是持严厉批评的态度的，当然我对 360 也是批评的态度，双方都是在绑架用户。互联网时代，谁都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永远把用户握在手里。因为很多公司往往都有一个心态，可以称之为‘放牧者心态’，它们特别希望圈一块地，然后把用户像羊群一样圈在这块地里。以腾讯为例，腾讯做的事情很多都不是着眼于改善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而是盯着竞争对手，如果这个竞争对手对自己围起羊群的栏杆发起攻击，自己就要想办法修复和加固栏杆，不断保持用户在自己的放牧圈之内。这是错误的道路，正确的道路是想想你的用户需要什么，你能给他提供什么东西，而不是时时刻刻盯着竞争对手。互联网时代中，这个栏杆是非常非常低的。” 腾讯不能放开围栏，而是以放牧者的心态固步自封，这是腾讯多年来曾屡遭诟病的症结所在。在 Web 2.0 时代生存的企业，必须认识到一个基本现实：新的技术赋予个人前所未有的权力去影响互联网。他们利用这一新媒体做什么，怎么做，和谁一起做，都是可以由他们自行决定的事情。利用网络社区建设的应用工具，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改造互联网，而弃商业利益于不顾。 大多数公司尚未认清这一基本事实，仍然在盲目地追求那些“放牧型”的商业模式。它们相信自己可以随意地把网民赶来赶去，因而也就逃脱不了眼看着一个个模式覆灭的命运。认识不清这一基本大势的公司，哪怕你有着过去无与伦比的辉煌，只要你不顾及用户独立自主的内心，等待你的可能是一场巨大的失败。彼时，再强的垄断也救不了你。   公众号名称：胡泳 微信号：beingdigital 功能介绍：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http://media.sohu.com/s2013/bdap/index.shtml?qq-pf-to=pcqq.group 媒体变局下的媒体人角色   第 1 期“北大安平沙龙”议程 时间： 2013 年 11 月 8 日   地点：北京泛利大厦 19 层 主办机构：北大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财经》杂志、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   媒体支持：搜狐传媒   议题一：自律还是制度？——从陈永洲事件看时下的新闻职业操守 论坛主持：何雪峰 主讲人：胡泳 评议人：王瑛、王四新、靳丽萍   胡泳： 今天是第一个安平沙龙，在这个时机举办非常有意思。我和大家一样基本上是生活在北京的，在北京生活，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查空气污染指数，我就发现今天是有霾的，想起前两天就陈永洲事件，展江老师说笼罩在中国新闻界头上的雾霾在第十四个记者节来临的时候特别浓郁。   早起第二件事打开微信，我的一个朋友是上海著名的律师，他今天早晨，很早的时候发了一条微信，他说 11 月 8 日是第十四个记者节，这是愁云笼罩的记者节，就不问好了。我看到陈鸣微信群当中一个中山大学新闻系大三的学生写了一段话，说去年这个时候逐一发短信给记者老师，今天就算了，根本说不清是怎样一个群体过这个节，好像不能用群体这个词来形容他们。   这段话最好地说明陈永洲事件之后，外界面临的环境如此险恶的时候，新闻界不能形成共同体。我们都看到《新快报》斗大的“请放人”“再请放人”的字眼，当这样的诉求激起巨大舆论风暴的时候，英国金融时报徐达内 10 月 24 号媒体杂札记专栏文章的名字叫《命运共同体》，仅仅过了不到两周的时间，他的新文章叫《决裂的时机》。由此可见新闻从业者心里的波荡。当初在大家都声援陈永洲的时候，有一个《新快报》记者写了一句话，叫今天所有媒体人都是兄弟姐妹。这句话今天听上去像是一个笑话。徐达内说的决裂是财新的总编辑胡舒立写了一篇文章《新闻寻租不可恕》引发争议，新闻界欲发呈现道不同不相与谋之势。   胡舒立写道，记者监督权的权钱交易以足以使人痛心疾首，新闻界令亲者痛，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受损，新闻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能挽回这一信誉损失。   胡舒立虽然也对司法的程序等等提出批评，但更多讨伐新闻寻租，意思是说中国新闻寻租并非偶尔发作，而是存在于相当一部分媒体人当中的顽疾，这样的行业行为业已损失中国媒体的公信力，我们需要行业自律，我们最终也需要健康的法律和竞争环境，政府应当给予媒体更多的空间，对于记者合法权益给予充分保护，使新闻人能够自尊自持，我觉得这句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弹。但是反过来讲，胡舒立自己认为她是在言说常识，没有想到她认为自己言说常识的同时引来新闻界的一场争议。 宋志标批评胡舒立说，自律只有在自立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否则叫奉旨自律，魏海田说，这个时候选择新闻寻租作为讨伐对象有问题，是媒体被强暴后可怜无耻的自虐行为，甚至说这是为虎作伥的行为。 我们看到这样的争议凸现了中国新闻界面对的重大问题，先自由还是先自律，倡道德还是凭制度。新闻界发现所有问题无可回避，必须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回顾 2013 年，发现这一年的一头一尾，新闻界有两件大事发生在广州，凸显了一个事实：作为核心的自由，新闻自由在中国遭遇金钱与权力双重的羞辱。   年初的这个事我指是的南周事件，是中国媒体在空间越缩越紧的环境下，零星的抗争、郁结的悲情一次汇总式的爆发，我个人认为南周事件不管结果是什么样的，最大的好处让审查成为全社会可见的东西。它不简单是一个新年献词被主管负责人改得面目全非的事情，更令人震惊的是，南周编辑部自己披露说 2012 年一年内强行撤稿 1034 篇。有网友评论说我们是网络时代，报纸都要消亡了，报禁还没有解除。这是南方的媒体对“自律”这个词高度反感的底层原因所在，新闻人丧失了自尊和自持。   什么叫让审查变为可见呢？你在网上看到大量的敏感词，因为发贴被警察半夜敲你的门，所有的传统媒体宣传部门审稿撤稿强制通稿，你怎么还说审查是不可见的？中国的审查真的是不可见，它的不可见在于审查是不可言说的，这种不可言说首先表现在官方不承认。我曾经说过中国有三大戈培尔式谎言，第一叫做中国的网民实际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第二是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环境是充分开放的，第三个谎言叫做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制度。这都是堂而皇之在正式场合被政府说出来的。其次，审查的不可见还表现在，私下里往往会把所有的谎言编成段子来进行嘲讽，公开的场合下我们不敢或者不能言说这个谎言之谎。   我可以举一个别的地方的例子。张维迎在国企改革争论的时候说，我没有做没有穿衣的皇帝旁边的弄臣，我也没有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我顶多敢说皇上的衣服的透明度有点高。 有关皇帝有没有穿衣服这回事，梁文道有个更加精彩的判断，道尽中国社会的现实：“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传统的版本皇帝不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但是我们现在是知道他没有穿衣服，而且他照样还走出来，他知道我们知道他没有穿衣服，但是他就出来，他就在那满街晃，我们也看着他满街晃，我们还照样装着他穿着衣服。”换言之，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这就是 中国有关审查的可见与不可见的的现实。   南周事件将中国媒体长期遭遇的管制撕开了一角，将暗箱操作、可怕的愚弄、肆意的侮辱大白于天下，表达了媒体的不满和抗拒，这是很大的意义。更大的意义在于，普通公民到现场诉求争取说话的权利，以公开和理性的方式推动言论管制的退后。南方这个事件不是报纸或者一个行业的问题，更不是所谓党办媒体的范畴，而是所有公民被剥夺了言论自由的事情。 年底，我们看到新快报事件，陈永洲承认收钱写稿，它发生在一个环境当中，发生在网络打谣的运动当中，你听到的都是亮剑、抢占、强化、确保、阵地、制高点，所有的说法都意味深长。我们还要注意网络的打谣和媒体的打假，构成了污名化的一部分。这样一个漫长的污名化过程，让社会的守望者、批评者、监督者和被批评和监督的对象变成 50 步和 100 步的关系，让社会通行的逻辑变成比烂的逻辑。 两起事件虽然起因和结局是不同的，也有一些很大的共性。比如说除了审查的主线始终一以贯之，可以辨析的共性有两点：一是媒体人主体的缺失，我们很容易把让新闻人自尊自持的说法联想到“善待善用善管媒体”，这种善的姿态实际上并不是把媒体当作主体；但在另外一方面，说现有环境下新闻界的自律等于是自取捆绑，我觉得同样是把媒体人当做缺乏主体性的一群的另外一种表现。 二是，在这两起事件当中都存在利用民众对媒体应有的道义担当期待来确保舆论优势，随后又把民众撂到一边的情形。民众依然是媒体社会转型期最大的依靠，媒体人有道德担当，不等于有你有傲慢的权利， 更何况道德担当已被打了折扣，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民众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领先于媒体人 。 媒体人应该秉持的立场是外争自由，内省自身， 没有孰先孰后，必须双管齐下。 我们读一下储安平对国民党所下的结论，在国民党政府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道德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奉公自好的人容易生存下去。除了少数坚贞的人物保持他们的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趋于取巧投机不负责任，不讲公道为劣作恶，大家已经失去了工作的目标，失去了一切理想，社会风气越来越坏。   所以我讲到新闻界一定要反省自身，讲道德讲人格，保持坚贞，恢复生活的目标，恢复崇高的理想，这是每个媒体人现在都应该着手做的。与此同时，新闻界应该借陈永洲事件引发全社会讨论的契机，呼吁政府放松对媒体的控制，在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国策的情况下，呼吁出台新闻法，禁止行政部门对媒体实施控制和干预，在法律上赋予媒体监督权利，同时我们也呼吁中国建立独立的专业机构保护新闻自由不受政府干扰，维护记者基本权益。以上纯粹是我的个人观点，谢谢大家。      主持人： 非常感谢胡老师对怎么看待陈永洲事件以及陈永洲事件事后讨论的评论，胡老师讲了八个字，“外争自由、内省自身”，下面我们把评议的时间交给评议嘉宾，王瑛老师请做评议。   王瑛： 接到这样的一个邀请，随后才知道就是有搜狐今天的转播，我就想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讲陈永洲这件事情现在形成的这种风波，要经历三个审查了。要经历三个主体的自我审查，首先我说话的人要自我审查，今天的主办单位要自我审查，搜狐作为媒体还要经历一次自我审查，这样三次自我审查以后的东西是不是还有意思？这是我大概今天来包括坐在这儿想的第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审查无处不在，使得每一个到这来并且承诺要自己说话的人一定要先自己自我审查一番。前几天我在腾讯的一个会上，题目是先来了，题目到了以后我看了看，这样的题目，因为我当时想象起码不会比今天的人更少，我说面对这么多人，这么多媒体，这些问题怎么回答。等我进了房间，我释然了，发现不到十个人，我后来跟腾讯朋友讲，这好办，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的自我审查我放弃了，可是我同时告诉请我去的主办单位，我说我不要求把我说的话给送出去。因为他们是说你来了又一个字不给你报，是会很不好意思的，我说你不要不好意思，你一个字不报我也没有意见，但是你全报出去我没有意见。就这种无处不在的审查制度，在陈永洲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我还想接着胡泳老师刚才给我们的一个场景说个想法。 刚才讲皇帝不穿衣服也在满遛达，我们看到陈永洲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应该说是今年以来，我们越来越看到的是，你要想说他没穿衣服，本身已经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很多的动作实际上是在制造恐惧。陈永洲这件事情说起来很不好说的原因，我大概曾经想过，这件事情能说什么呢？因为它实际上好几个界面，主要的界面能有三个。一个是在陈永洲身上看到的跟这个行业有关的事情，无论是他最初还是到他在中央电视台说那番话之后；其实还有一个界面导致了这件事情很难评论，就这是两个企业之间的一场恶斗，而在恶斗当中我们的公权力、媒体在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说出来恐怕很难，我们是基于是事实在说话，可是能不能基于事实说话，能把话说到什么程度，这就到第三个界面——我们的国家、政府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一方面是说我们的公权力的状态，其实更重要的也是更深的东西，是污点治理，污点治理不仅仅是说我们的公权力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而是它到底要干什么？所以像污点治理下这样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包括我们大概在今年以来，一波又一波恐惧的制造，我觉得才是我们最最要警惕的事情。     昨天还有一个记者问我，原来从来不说话的人，人也不好找，话也不好找，为什么现在变得要这样讲话？我说没什么，因为就是这些年我看到了两个关键词，碰到这两个关键词一定要讲话，第一个就是叫倒行逆施，第二个叫制造恐惧，这是要说话的。也就是说你讲他不穿衣服你得要付出代价，你得要进监狱，但即使这样恐怕也得要说话，我的发言完毕。   王四新： 谢谢主办方，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刚才听了胡泳老师的演讲，首先第一非常同意他对当下中国新闻界现状尤其是中国记者目前还有记者所隶属的新闻机构所处的状况的判断，我是表示认同的，另外一个对于胡泳老师在后面提出的我们目前的要外争自由，内省自身这个方向，我觉得也比较赞同。但是感觉到胡泳老师在介绍这些现象的时候，可能是时间原因，中间我觉得还应该加一大段，因为现在《新快报》这个事件，它实际上比较集中反映了目前我们国家在新闻制度建设方面的重大缺陷以及我们在制度问题上所处的这种先天不足的这种地位，得出这个结论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研究新闻自由、历史和制度建设的一点感受。 我们知道现代记者还有媒介它能够成为一种职业，而且好多的制度围绕它而设，那么这里边我认为在西方国家它经历了这么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对于新出现的职业，我是让它干什么的。那么这个我认为在西方的一些法律文献里面它是有明确的概述的，你比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它是明确规定个人有言论自由以外，媒体有出版或者说我们说的新闻自由，有了这个宪法性地位的承认和定位以后，我们要媒体干什么？要记者干什么？第一个就是要它来监督政府的官员，第二个是要它来充分发挥公共讨论的这种职能，为大家就范围广泛的公共问题进行讨论，提供一个平台。下面的制度建设，那就要围绕怎么样能够使它的这种功能更好的发挥，所以说我们才会有促进和保障记者合法权利和利益一系列新闻规定，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西方国家围绕这个方面进行了一些制度方面的建设和设定。这个过程在我们国家我认为是没有经历这么样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的媒体在建国以后，我们的媒体在定位上，还有我们记者的功能，究竟拿来它做什么，我认为目前在认识上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个问题上统一大家的认识。 第二个，我研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有人说中国有言论自由，有人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有人说中国有新闻自由，有人说没有新闻自由，这个各说都有道理，主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衡量。从制度建设这个方面来衡量，我们国家现在的新闻自由还有其它方面自由确实有制度上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我们《宪法》规定有这些权利，但是这些权利没有办法通过一个法律机制让它落下来，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让我们检验政府的立法或者政府的具体做法到底符合不符合保障人们言论自由的问题。陈永洲这个案件大家集中讨论也比较多的是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个我们还没有解决，所以说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还需要一个机制使我们目前记者拥有的权利、媒体拥有的权利变得可诉，目前由于不可诉，掌握在有些人的脑子里面，它肯定就会随着气侯随着大环境大形势的变化出现反复，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说大家都没有规则可循，包括我们央视，包括记者协会，在这一次活动里面我们感觉到，它也是感觉到很慌乱，一看公安部出了这个马上就慌乱地表态，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缺失导致这些机构在行为方面发生错乱，所以说这些可能是大家对问题感觉到总体上比较乱的原因，我们的制度可能还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和改造，谢谢！ 主持人： 感谢四新教授，从立法的角度给我们做这样一个点评，下一位点评是财经杂志的主编靳丽萍。      靳丽萍： 谢谢大家，我们评议人各领域一位，我的角色是媒体人。陈永洲事件在很多圈里，今天记者节讨论也很多，刚才胡泳老师提出那些问题其实在之前的讨论中都多多少少看到了，有一些也部分参与。其实我没有那么觉得现代媒体界到了观念那么决裂的程度，我理解要自律也要制度，这个是一个基本共识，不过引起轩然大波的这几篇文章包括舒立的文章，每一个写作者他所强调的角度不一样，因为各种原因，也可能因为现在环境原因，自身所要强调那一点的原因，他突出了一点，把大家更关心的系统性、全局性、制度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凸显出来，但是其他人，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恰恰其他在争议过程中就补充了那些点，很多人对舒立文章不满的时候，在她的文章里面没有体现出来的问题通过这个争议就全部体现出来，这一点反而新闻界的思考经过几次争议之后，我觉得其实都相对现在是比较完整的。在争议过程中恰恰有基本共识在，新闻界的人自己要做事，同时新闻界的人通过呼吁也好各种办法也好要拓展自己的空间，就像胡泳老师所说的，内外的事情都要去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共识。 从从业人员角度来说，提自律这个根本没什么可争议的，所从事的职业，不管是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也好，新闻媒体基本不变的规律是，你生存的基础就是公信力，如果你没有公信力，你的文章、版面是可以用金钱交换，你就失去了生存基础，不论你是用什么形式体现。我不针对陈永洲事件这个个案去说什么，我是记者我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对真相还不完全掌握，我只是说我们作为从业人员知道在我们这个行业里确实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而且可能还挺普遍的，如果这个现象大家都知道存在，我们当然应该去警醒，我们自己要警醒，同业同行要警醒，这个自律不论自己作为一家媒体还是说行业有一个公约也好，什么形式也好这个意识一定要存在，因为这东西跟生存基础相关。公信力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新闻立场，关于新闻法的问题讨论很多年，我们宪法写了言论自由，为什么还要新闻法，而且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没有审查这个程序启动，我们还是需要新闻立法。通过立法去说清楚把我们这个制度建设这部分说清楚，采访权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将来行使以法为依据，陈永洲这个事件上程序正义和法律的诉求还是不足够，比如说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去程序去进行，我觉得新闻界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因为时间所限，我就先说这两点。

http://www.bjnews.com.cn/world/2013/11/17/293033.html 他们读报吗？ 2013-11-17 03:30:19   新京报 这是一个最好的读报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读报时代。报纸是个人与这个世界联系的最重要方式之一，进入新世纪，新技术的发展让阅读内容和方式大大扩展，报纸已经不是唯一获得信息的来源。新技术在给报纸带来冲击的同时，也让人们的阅读变得碎片化，阅读方式的改变让很多人不愿意读书读报。如今，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读报，我们如何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保持阅读精神？   　　英国 传统让人们热爱读报 　　英国是现代报纸发源地之一，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报纸都产生在这个国家，一百多年来积攒的阅读习惯让英国人在数字时代也不忘读报。 　　尽管英国报业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就面临着艰难的形势，但长久以来形成的读报氛围却仍不减当年。数据显示， 15 岁以上英国人中， 59% 男性和 50% 以上女性每天都要看报。英国有 6000 多万人，日报日发行量近 2000 万份，是报纸人均拥有量最高的国家之一。 　　英国几乎每家都订报纸，很多家庭还不止订一份。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门外取报纸，上下班途中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时也必看报。 　　除了订阅，英国报纸的零售量也很大。街头报摊并不多，报纸大都是通过超市、书店以及 24 小时的小杂货铺售卖。 　　曾在伦敦留学的陈女士对伦敦人爱读报印象深刻。“学校里读报的氛围也很浓，经常可以在餐厅里看到大家读报纸，也经常看到拿着报纸去上课、参加讨论的同学。” 　　更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在地铁里，几乎人人一张报纸，专心读报。伦敦地铁是人们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英国报业充分挖掘人们上班途中这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目前有两份免费在地铁里发放的报纸《地铁报》和《伦敦标准晚报》。 　　长久以来，英国报纸形成了固定的读者群，以至于有人说，如果做社会调查时不方便问收入和立场，直接问他喜欢读什么报纸就可以了。 英国电视剧中曾经这样调侃英国报纸：《每日镜报》的读者自以为他们在管理这个国家；《卫报》的读者认为他们应该管理这个国家；《泰晤士报》的读者是的确在管理这个国家；《每日邮报》的读者是国家管理者的老婆；《金融时报》的读者“拥有”这个国家；《每日电讯报》的读者是曾经管理过国家的人；而《太阳报》的读者根本不在乎谁管理国家，只要“三版女郎的胸部够丰满就行！”虽然是戏谑之词，也可看出各家报纸独特的读者群体。   　　美国 年轻人爱读电子报 　　报业所面临的困境并非美国人不愿意读报。调查显示， 51% 的人称他们非常喜欢读报，但是读报方式发生了改变，从纸质报纸转移到了数字平台上。 　　“我的父辈有读报习惯，但我通常浏览在线新闻。只有看到手边有报纸，比如酒店提供的报纸，我才会读一读。”在通用公司工作的美国年轻人凯文·沃格林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尽管他在学生时代也是校园报纸的主办者，但毕业后的他却很少阅读纸质报纸了。 　　“我身边的朋友，更多的是从网络或者社交媒体，而非纸质报纸上去获取信息。”凯文代表了数字时代一部分美国读者的阅读模式。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美国报纸的日子愈发艰难。皮尤研究中心 2012 年对全美读报习惯做了调查，调查显示，过去十年内，美国阅读纸质报纸的人群比例已经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 2012 年，经常读报的人群比例是 38% ，在 2004 年，这一比例是 54% 。 　　美国报业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发行量下降，广告额下降，员工数下降，是很多报纸面临的困境。报纸不断易主，著名大报《华盛顿邮报》也被做网站的收购了。 　　加州大报《旧金山纪事报》几乎不能维持经营，赫斯特公司发表声明说，《旧金山纪事报》的财务状况迫使该报大幅削减运营成本。如果赫斯特公司决定关闭该报，旧金山将成为美国最大的没有主要英文日报的城市。 　　对此，《环球邮报》评论称，“如果新闻业在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走向衰落，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一个多世纪以来，报纸一直被作为一种公民良知，通过制约腐败、培育责任或仅仅是让公众知情，在促进民主理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报业所面临的困境并非美国人不愿意读报。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美国人仍然和往常一样，“享受”读报。 51% 的人称他们非常喜欢读报，但是读报方式发生了改变，从纸质报纸转移到了数字平台上。以《纽约时报》为例， 55% 读者主要从电脑或者移动终端上读报。而在《今天美国》和《华尔街日报》这两份报纸身上，这一比例分别是 48% 和 44% 。   　　前景 老牌报纸向数字化转型 　　据美国新闻业年度报告显示，从 2007 年起，报业第一次有了乐观的理由。数字付费计划正被美国 1380 家日报中的 450 家接受。 　　对于报纸地位的变化，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给出这样形象的比喻，他说，“铁匠悲叹自己没有办法在铁路时代卖马蹄，但是并不会使他们的马蹄更受欢迎。那些学习变成机械师的铁匠才会保住自己的饭碗。” 　　事实上，面对报业转型的浪潮，很多媒体已开始新的尝试。在英国，既有免费的地铁报，也有收费的《泰晤士报》网络版。而《卫报》已走在关掉印刷机的路上，在“数字化优先”的战略下，《卫报》高管说，数字版的可持续性商业模式将成为《卫报》的使命。另一老牌报纸《金融时报》也宣布明年将更多人力物力投入到数字媒体上。 　　对于美国报纸来说，《纽约时报》是付费模式的成功代表，此外，新媒体的冲击也催生了《赫芬顿邮报》这样完全的“互联网报纸”。 　　转型的成功让传统报业不再一味悲观，据美国新闻业年度报告显示，从 2007 年起，报业第一次有了乐观的理由。“公司开始尝试新收入来源和重大变革。数字付费计划正在被美国 1380 家日报中的 450 家接受……报业度过了最严重的衰退期，形势大大好转。汽车广告回来了，房地产和招聘广告也逐步复苏。” 　　胡泳认为，报纸是为其他媒体设定议程的媒体，因此有存在下去的理由，“报纸不仅是信息提供者，如果极端些，甚至可以说，如果漏掉重要报纸的一篇文章，就相当于失去以另一个角度看待世界、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 　　本版采写 / 新京报记者 高美  

互联网观察家胡泳：微动力改善社会基质   特约记者 韩洪刚 发自北京   目前，从时间周期、活跃程度和时局氛围这三个方面来看，微博的确是到了一个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拐点，微博这四年，像一个巨大的搅拌机，翻腾着中国的舆论、现实和行动。在某种意义上，微博舆论场是转型中国的缩影和延伸，它的未来关乎着中国的未来，如何评价微博出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中国社会究竟被微博改变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