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

    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 2010-9-13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2009年，为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张博树曾约请朱厚泽写点东西。朱厚泽已患病在身，无法动笔，只好采取谈话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思考。本文即是张博树根据他的谈话整理而成。本刊作了删节。 　　今年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 　　关于中国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避免冲突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转型寻求有效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平稳转型计，尽量从执政党内部谋求改革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诚意的坚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体制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转型，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遗产，包括那些被扼杀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发挥这个资源的作用，推动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变化，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算是抛砖引玉：1.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2.耀邦的富民思想。3.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4.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5.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关于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有两个很重要的文献需要注意。一个是1983年1月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个是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3年1月7日到20日，建国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日，胡耀邦出席会议，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一书中，关于这个会，还提到一句“胡耀邦在这个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而在2002年该书出增订本中，就连这一句话也抹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胡乔木等人反对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 　　那么耀邦的二十八条到底讲了些什么？针对当时改革刚刚起步，很多人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够，耀邦在这个讲话中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醒的紧迫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以便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耀邦接着说道：说清楚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大规模的改革，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这就保证了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耀邦在讲话中强调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提出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关于经济改革，耀邦的观点是要把当时农村改革的有效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来，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强调改革势必触动上层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耀邦还谈到其它各个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改革任务，他说：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耀邦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一个是关于政法改革。耀邦讲：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的传统做法，是以对阶级敌人和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进行侦查审讯和惩办为主的，这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必须根据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实行必要的转变。注意加强综合治理，以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为主，这就是说实施积极的治安而不是消极的保安。你看，耀邦一举例就点到了要害上，专政机器的转变其实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时能这样提出问题的领导人并不多。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各个方面，虽然1983年的这个讲话还只是通过机构改革和专政机器的改革来论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这个文件明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虽然围绕这个决议发生了严重的斗争，但毕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亮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啊！把“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当做主要教训，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如果我们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两个文献连起来看，就形成了一个总体布局，可以理解为是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宣言书。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思想，意义就非常清楚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是一条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抓好嘛！只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权力失控，权贵资本横行，结果就造成了如今这样的困局。我觉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无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是从今天的实际需要出发，都非常有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耀邦的富民思想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后来19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 　　说到这个“到处讲”，我倒想回忆一下1984年初耀邦到贵州指导工作的一段往事。1983年批“精神污染”，此事顶过去后，耀邦到四川，后到贵州，元月份在贵阳讲话。讲完话后，我和池必卿一起把耀邦从铜仁送到湖南湘西凤凰县，毛致用把他接走。我们回到贵阳后就召开全省干部电话会，由于耀邦交代此次视察贵州不作新闻报道，我们只能以省委布置工作的名义把耀邦讲话精神传达到县委。1984年1月15日《贵州日报》第一版用通栏标题，用全版篇幅刊登了这次电话会议的消息和精神。 　　这天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电话会议精神的：党内评论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省委认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项工作对与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必须以重点户、专业户带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重点户、专业户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我们必须敢于肯定、保护和支持。扶持方法不当的要改进，但方向不能动摇。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老害“红眼病”。在流通领域里，决不允许再搞独家经营，而应当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独家包办的官商作风，今年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电话会议号召“各级领导都要勇于开创新局面”，开创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们党的最优良的好作风，必须坚持；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敢于破除；一切干部，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于服务于我们全党的奋斗目标；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经验、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必须积极推广；一切违反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须坚决地抵制、制止以至斗争。 　　有人看到这份报纸后吃惊地说：贵州省委这是怎么了？口气这么大？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都是耀邦讲的。 　　耀邦在贵州讲话里面还说，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 　　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就在我刚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告诉我要“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后来又当面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耀邦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些。我考虑了，我如果采取他讲的办法，准备一个全面的宣传工作会议文件，那实际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我都要写，都得把观点摆出来。最后的结果势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应该说的话给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说了。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 　　“三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主张宽松、宽厚、宽容，先把意识形态上兵将对立的局面解开、松开一下，有点互相可以对话的氛围，然后就可以谈话了。眼睛瞪着，我是执政党、专政党，就是盯着你资产阶级的，有什么新动向，这怎么谈问题？这就没法谈嘛。所以我认为那种搞法根本就谈不上长治久安。高压锅下面能够长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开，在这里面就有一点活动的余地了。但是我谈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发正式文件，因为文件是带有必须执行的性质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码也是指导性的。我这些谈话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参考性的。当然，在那时的体制里面，中宣部长发一个讲话，只要是正式讲话，按照规矩，就要形成一个文件式的东西。所以我不开正式的工作会，我只开宣传部长座谈会，你也谈，我也谈，大家谈，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这个会上讲一点，那个会上讲一点，范围都是很小。 　　这是一种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或许还能有一点作用。同时也不仅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传部的工作与思想有关，思想问题怎么能够下命令呢？警察指挥交通用红绿灯，思想问题是不能用红绿灯的，应该在对话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传部长请来，不一定非得有什么工作报告，我们两次全国性的宣传部长座谈会，没有主题报告。大家很关心各方面的问题，那好啊，请钱其琛把国际形势、外交问题讲一讲，科技问题请吴明喻来讲讲，如此等等。可不可发些文件给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书处长找来，口述了一个会议的材料目录，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会议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也有邓力群的讲话，那个叫会议文件；第二部分叫参阅材料，朱厚泽同音乐家的谈话，朱厚泽同作家的谈话，等等。完全分开。本来就是个交换意见的过程，大家都等着十二届六中全会，我也等六中全会，听不听随你嘛。 　　耀邦一向注重保护知识分子，很想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1986年，正是党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和矛盾更趋尖锐、更趋激烈的两年。耀邦真的很难。 　　耀邦当年就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没有站得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可否这样说，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实际上，耀邦的开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他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左’‘右’夹攻”。我们现在看耀邦的讲话，要体会到他那时面临的困境。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深深了解到党内生活不正常给思想论争蒙上了一层你死我活的色彩，动辄把不同的意见争论打成路线斗争，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甚至以前的党史写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耀邦同志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提出过“四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档案）”，到中央党校来学习，不管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任何问题都可以说，对理论问题完全可以放开思想探讨，赞成不赞成，怀疑什么都可以，所有这些通通不记入档案。中国从苏联学的档案制度害死人啊！ 　　耀邦不但身体力行，还从理论上作了探索。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问题》一文，收入《十二大以来》一书。我手头正好有这本书，不妨给大家念几段。在这个讲话中，耀邦同志说：从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态的角度来说，可不可以把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这样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关于第一种矛盾，耀邦讲：革命工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总的说来，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中的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建设社会主义更加艰难。因为没有成功的现成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党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确定正确的方针，制定正确的政策，同时善于处理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处理党内这种范围的矛盾。结果就造成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这种失误的严重教训，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工作上认识上必然要经常出现的不同意见的矛盾。（一）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作出决定。（二）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三）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四）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 　　我个人认为，耀邦关于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这个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上的意义，应该成为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的理论引导。耀邦的讲话针对的就是当时以及党的历史上的此类做法：用“左”的办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纷争、处理工作上的争论，一下子就上纲上线，我是马克思主义，你是反马克思主义；我是“无产阶级路线”，你是“资产阶级路线”；老百姓说联产承包搞好了，集体经济就搞好了，有人就说这是自发的资本主义。总之，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都是你死我活。 　　耀邦说的另一类党内矛盾，则是指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风。在耀邦看来，这才是应该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耀邦对党员干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看得很重，他说：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关心，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淡漠，而对个人的利益则斤斤计较。还有些党员个人主义极端严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严重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这是完全丧失共产党员根本立场的恶劣表现。对于这一方面的矛盾，当然也要作具体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我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这也就是小平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其实，早在贵州谈话时，耀邦就指出过，我们在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左”，在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农业政策等等方面，还要继续克服“左”的影响；而在纠正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右”。我们这个党“左”起来往往很厉害，但对真正“右”的问题反倒处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这些“右”的问题（体制内部自身的贪腐问题）才真正具有对抗性，对共产党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见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严重得多。 　　沿着耀邦当年的思路下来，就需要党内发展出真正保障畅所欲言的议事制度和言论制度，发展出真正能够遏制腐败的监督制度。到现在，腐败问题已经变得极端严重，但仍然缺乏有效的监督惩治制度和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对思想理论探讨的禁锢还是过去那一套，动辄上纲上线。近来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对主张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的批判不就是这个路子吗？这怎么可能在党内形成不同思想意见的正常讨论、争论呢？ 　　实际上，耀邦说的第二种矛盾即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跟这个第一种矛盾得不到真正解决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 　　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时间过去了20年，耀邦离开我们也整整2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好的变化，也有不好的变化。人们都希望中国继续向前走。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责任站在时代的高度，继承当年耀邦的精神，把中国全面改革的事业推向前进。 　　今天是个什么时代？民主的时代。民主就是要讲法治，讲人性，讲人权。记得1985年我刚到北京时，胡绩伟与乔木的争论，就是“党性”还是“人民性”的争论，还在进行中。胡乔木当然要继续压，胡老也从不妥协。这对于我们后来走到意识形态战线上来的人是很开窍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场争论，有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那里。 　　最近在文化战线上有一个大的讨论，就是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20世纪人类经历过四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兴衰和演变，一个是以列宁十月革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一个是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一个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潮，一个是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思潮和制度演化。这四个东西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赛和演化以后的结果，用一个简单的坐标来表现的话，它大致是这么个样子：共产主义思潮，从世纪初期的汹涌澎湃取得胜利，发展到几大洲都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到最后走向崩溃，大体是个抛物线；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改良，成一个相反的S曲线，或者接近一个反的抛物线，在那个非常深重的大萧条灾难里面，资本主义自己把自己挽救过来了，慢慢地走过来，保持住，在世纪末还有这么个局面；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波动中比较接近一个上升的渐近线，西欧国家基本上是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跟其他的党联合执政；法西斯主义思潮我说有点像电脉冲，陡然地升起又陡然地陨落，因为它那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跟人类文明是完全抵触的，所以它必然陷入全世界的包围之中。 　　除了上述四大思潮外，20世纪还有一个很大的浪潮就是民族独立运动。20世纪上半期民族独立运动的代表，一边是中国的孙中山，包括一些武装革命的代表，另外一边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20世纪的下半期，非洲很多国家崇尚暴力革命，南非是个不同的选择，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在非洲，二战后，相当多国家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政权推翻了，连同白人农场主一起赶走了，后来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而南非非暴力运动用改良的方式，通过长时间的、相互之间的也叫挤，也叫压，也叫磨，也叫和的各种博弈策略，最终达到民主化和民族和解的结果。南非走出来的路，恰恰保持了更多的现代文明，我们现在看来，它的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比较来讲更加稳定。 　　回过头来观察20世纪人类的足迹，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五个一般”：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共产党过去闹革命，本来也是想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阶级革命”和党国体制没有达到“五个一般”。我们要反思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各国民主化的转型经验。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过去，一方面面对未来。反思过去，是为了纠正曾经犯过的错误；面对未来，则是要大步前进，回归人类文明正道。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曾国一谢韬 , 师生情 曾国一：我与谢韬的师生情 作者惠寄，张耀杰转发时进行了技术处理，欢迎再转发， 一 我的老师、老乡、长者谢韬老。不幸于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三分在北京病逝。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倾诉对于谢老的哀思！ 二○○六年底，当我在网上第一次拜读谢老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之际，深有振聋发聩之感。激动兴奋的心情实在难以平息，于是相互转告推荐。那时候，像我这样已年逾七十五岁之人。很少有“玩”电脑还“上网”的……很快有“蜀光”校友从网上“下载”成打印文件。去四外向老同学、老干部……等人散发。我们称之为“发传单”……其反响之强烈，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耄耋之年，大多在家“颐养天年”，在“麻将”桌上在“等死队里”浑浑沉沉昏昏噩噩的“吃”那几文可怜的退休金！面对现实的污浊、沉沦。只能够无可奈何望洋兴叹！对于已逝的悲惨岁月依然无可奈何枉自唏嘘！！ 谢老的“雄文”真有如拨云见日！“民主社会主义”和“暴力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如此简单明瞭的“唤醒”！歷史的面目在我们这些耄耋之年的老人眼前显现出另一番景象！真是豁然开朗！这是对於我们这些耄耋之年的老人的惊醒的、突破的、跨越的崭新啟蒙！也是对於像我这样一代的老、中、青（部分）知识份子的崭新啟蒙！当年章伯钧看见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述后说：“储安平成为歷史人物了”！我看了谢韜关於“民主社会主义”、“暴力社会主义”的论述后，我说：“谢韜成为歷史人物了！” 我们活过来的这七、八十年最少有六十多年活在红色波涛之中。六、七十年的思想禁錮、精神阉割、灵魂屠戮之残酷。整个民族陷於蒙昧、愚钝、痴迷而无能自拔。致使大多数人依然“痴呆”、“麻木”、迷迷糊糊的“睡”著！ 要使得一如我等耄耋而“老不死”的草民。能从呐喊声中摇撼了一座座神圣的殿堂，啟动了一块块结痂的大脑皮层！从七、八十年的“痴呆”、“麻木”之中清新过来，实非易事！ 谢韜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在理论上并非“完备”。许多内容有待进一步探讨。甚至其中还有一些“裆文化”的理论渊源，思维方式，语言系统。但这些应该说是“过度”中无法逾越的“瑕疵”，不能够掩盖这篇文章的巨大影响力，也不能够掩盖这篇文章的巨大震撼力。在当时依然笼罩在残酷的思想禁錮、精神阉割、灵魂屠戮的铁幕沉沉之际，给予沉沉铁幕捅了一个惊人的窟窿！ 文章刊发以后立即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谢韜对於猫DONGDONG“暴力社会主义”的“论定”。是从来未有过的震惊！震撼！当然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泓泓然！轩轩然！溢美者、怒目者、追随者、反击者交相“征战”。因为远远不止於“论战”。中央党校之类的大批判会上剑拔弩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以至逼得谢韜準备著“第二次坐牢”去！迄今网上可见的对垒文章达到了数百万字之多！有人评说：其“疯狂”程度远超过了当年的“真理讨论”！此番“疯狂”使得新啟蒙运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无论从广度、深度、高度均前所未有！据说“左派”準备对於“反革命”谢韜围剿，严阵以待之际，胡￥￥说了三条：“不批判、不扩散、不议论”。其实此“三不”只能够“束缚”“左派”的“棍棒”和“手脚”。“新啟蒙运动”却在“三不”的状况下“随风潜入户，润物细无声”，其广度、深度、高度、继续发展、延伸、扩散……势不可挡！！其声势之猛烈，使得六、七十年形成的法西斯禁錮一下子束手无策！一切宣传媒体统治下的种种铁幕、重重栅栏一下子支离破碎！望风披靡！无法抵挡！从而形成了六、七十年来对于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震盪和震撼！其影响之深远真始料未及也！！ 於是像我等等一些老、中、少知识份子头脑里一座座庄严肃穆的庙堂，纷纷訇然坍塌！大脑里一块块红色的结痂开始復苏！新鲜细胞渐渐萌发！新啟蒙运动使得一批批的大脑从麻木、痴呆、迷信、愚钝状态中復苏、“求变”、“唤醒”！这种状态不可逆转的前行、前行、复前行…… 谢韬以他特有的勇敢无畏、高深的理论素养、精彩的慎密论述在新千年伊始为中华民族的新啟蒙运动奏响了前所未有的进行曲！为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举起了前行的火炬！谢韬在85岁的高龄为中华民族捧出了他那颗拳拳赤子之心！历史会记下这样一个上下而求索的执着老人！…… 二 二○○八年春，我把我在国内出版的两本书（《末代贵族追思录》和《我的黄埔魂》）寄给了谢老。后来听卢玉老（八十五岁，谢老夫人）说。谢老是用放大镜，逐字逐句把几十万字的两本书和七十页的复印件，非常认真地看了两个月看完了的。还叫卢老也看。不久前。收到谢老赠给我的一首诗《读曾国一《末代贵族追思录》》 苦难磨人不屈身 心存高贵逞精神 留得心中一点火 化它冰雪傲争春！ 谢老这首赠诗使我非常激动。我给谢老说：你把诗魂、书魂、人魂、民族魂都凝在诗里了。你是赠我也是自颂！你不也同样是“苦难磨人不屈身”吗？而今“米寿”之年不也还在“化它冰雪傲争春”吗？我回赠了谢老一首七言律诗。连同谢老给我的一封信一起发出去。两个钟头就在美国上网了…… 二○○九年十月二日上午，谢老夫妇应邀返回自贡市，参加了自贡市一中的校庆典礼，下午又被四川理工学院请去参加“座谈会”……下午四点左右接到李汝高转来王大可的“紧急通知”：“立刻到汇东宾馆十二楼八号，谢老可以见我们……”当然非常兴奋，也佩服王大可的本事非常。花了七块五打的，风驰电掣，迫不及待的登上了十二楼……一个什么电视台记者正在纠缠，占着我们这群“粉丝”和谢老“面对面”的宝贵时间！……实在不耐烦了，毛焦火辣的不耐烦了半 个多小时……我只得“破”门而入。我直走到谢老跟前说声：“我是曾国一”。谢老站起身来，笑着热情的紧紧握着我的手。笑着说道：“你的文章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有激情。怎么你看起来却比我还老呢！”当然怪我这把胡须。中国人是不蓄胡须的。未免“自惭形秽”。然而谢老这几句语言似乎把他和我们这群“粉丝”的“距离”一下子完全化解了。 我说：“你还是比我大十岁！”…… 屋里只有两张椅子，谢老坐了一张，我坐了另一张，也因为这把胡须，“粉丝”们让我就坐，而其他的人都只能够站着……先后来了十多个“粉丝”，一一握手见面。然后是献诗。真乃“秀才人情纸半张！”……温怀清和黄宗壤牵开了长幅。黄宗壤抑扬顿挫的把几首诗朗读了一遍…… 我说：“大可，快把你的数码照相机拿出来……”于是我第一个靠紧谢老照了一张“双人照”……“粉丝”们一一都和谢老拍了“双人照”……已经六点多钟了。“粉丝”们很知趣。知道谢老太累了。于是纷纷道别而去……走到电梯口，有人说，那电视台的又去纠缠谢老了，真的太不知趣了。温怀清说：谢老太累了，不行，我去叫他们走…… “粉丝”们大多是第一次和谢老见面。对于谢韬的随和、亲切、平易近人、风趣、满腹经纶、侃侃而谈……印象深刻。而且合了“双人照”。都带着好心情离开了汇东宾馆……然而最大的遗憾是交谈的时间太短暂了，再见面、再面对面的交谈恐怕今生今世太难得了…… 我以为谢老夫妇走了…… 二○○八年十月四日上午十点多，突然接到李汝高来电话：“紧急通知，立即赶到汇东宾馆，谢老要宴请我们！”我打电话给王大可，大可说：“卢玉老通知的，临行前谢老要夫人通知――决定要宴请曾国一、王大可、李汝高、王明全、黄宗壤。” 匆匆忙忙的赶到了宾馆。又是一个什么电视台记者正在采访……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凭着这把胡须，我进去坐在谢老旁边的那张椅子上。当然是叫那位知趣的意思……采访收场了，还要请谢老题字。谢老真有求必应。一连写了好多张……我说；“谢老，你太累了！……”还有最后一张，谢老给我说：“你想两句……把你那首诗选两句给他？”我说：“不，不给。”谢老看见李汝高在旁边说： “把你那首最后两句，好……”于是谢老写了“安得九州民主日，康宁百姓自由城――录李汝高诗句” 那位记者给谢老说：“谢老。以你的名义，我打电话请XXX书记过来？”谢韬严肃、认真、果断的说了一连串的：“不不不不不……”本意是专门宴请我们这些“粉丝”小人物，若来一个什么书记之流，岂不太煞风景！！我为谢韬那一连串的“不”举了两个大拇指！ 酒席上，因为这把胡须，我坐了谢老左边，王大可坐了右边，王大可也是蜀光校友，把她的《往事随忆》寄给了谢老。谢老也赠诗，回信，而且评价甚佳…… 借花献佛，提前为谢老“米寿”祝酒……我的祝酒词是：“我代表兄弟姐妹――活着的和死了的。祝谢老百年长寿，欢度‘期颐’，迎接‘茶寿（一百○八岁）’”。我的堂兄――曾揆一在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时候在自贡市被枪毙了。曾揆一和谢老“同窗五载”。一九六一年时候我在乐山地团委宣传部工作，参加了镇反运动。是那场“大屠杀”机器中的一颗小小“螺丝钉”。 席间，谈话非常自由，无所顾忌。我说；“谢老，很想知道你被关在‘御监’（指秦城监狱）里面的情况……” 谢老说：“你是有名的裁缝，我在监狱里是剃头匠……” 王大可插话说：“扬州屠城时候，裁缝、剃头匠是在不杀之列……” 谢老说：“秦城监狱分东、南、西、北四个区。我们那个区关押得有两百多战犯，给他们剃头是我的‘改造任务’……有名的国民党将军、战犯如王陵基、黄维、范汉杰、康泽、廖耀湘、王文举……都是有名的国民党将军才关在这个区里……” 我问：“你们吃些啥子？伙食怎么样？” 谢老说：“……荤少素多，能吃饱……我们那个监狱区里，只有九个人开单份――单份是午、晚有三菜一汤。饶漱石（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以‘高、饶反党集团’案被关押于此，国家副主席高岗因此案而自杀身亡）关单间，吃单份，是囚犯中的‘小灶’，胡风也关单间，是不是吃的单份也同样规格不知道……其他所有的那些国民党高级将领都和我们同样吃大灶……” 我问：“困难年代呢？” 谢韬说：“我食量小，后来胃切除了四分之三……” 谢韬说：“监狱里都要劳动，我们两百多囚犯都要劳动……参加劳动之余，还派给我一个特别差事，废物利用，要我给战犯们讲授马列主义课……” 我说：“记得你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我们的宣传把国民党将军们说得很愚蠢、腐朽、黑暗，其实国民党的统治者很多也是很有头脑有见地的，也有不错的军事思想。我们的许多仗能打赢不是赢在军事思想上，而是情报工作做得好，他们的机密作战计划都被我们掌握了……” 谢韬说：“跟那些‘战犯’们的长久接触后，渐渐的使得我产生了这样的认识……” 谢韬说：“溥仪特赦之后，专门来给我们作过报告。我坐第一排。距离溥仪只有两米远。看得很清楚。溥仪穿了一套灰色的中山服，他的脸有点歪。身材瘦瘦的高高的。末代皇帝给我们讲他的罪恶，还讲他的改造……叫我们大家都要好好改造，争取改造好。重新做人……” 我说：“人是很难以‘改造’的……那些人改造好了吗？” 谢韬说：“……王灵基在监狱里疯了，到死都没有医好，黄维也疯了……” 我说：“他们听你的马列主义相信吗？” 谢韬说：“上头评价说我的马列主义课讲得好……” 谢韬说：“蒋介石我也见过。猫DONGDONG当然见过很多次……在延安时候就经常见……” “三个末代皇帝，你都见过了！” “猫DONGDONG是始皇也是末代，蒋介石以后还有蒋经国，蒋经国开始两党竞争了……” 我说：“你的文章在《炎黄春秋》发表以后，一片杀气腾腾，听说你准备第二次坐牢？” 谢韬说：“怕倒是不怕，要怕就不会写了……那种情况下，准备坐牢是有思想准备的，换洗衣服都准备了……” 我说：“如果真的对你这个八十六岁的人动手，倒是成全了你！也彻底‘表现’了……” 我说：“储安平在报上发表了‘党天下’，章伯钧说――储安平成为历史人物了！我看了你的暴力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述。我也说――谢韬成为历史人物了！你唤起了亿万人去追索历史，思考历史。追索真理，思考真理！而且是那么简单、鲜明的讲述了真理！道破了赤裸裸的真理！！你是第一个那么痛快的一锤子打破了几十年‘垄断真理’的框架！几十年‘垄断真理’的机器措手不及，越来越显得难以‘垄断’下去了！！特别是对于网络的封锁越来越无能为力了！！我送你的诗――‘一篇宏论恸乾坤！’那时候全国真有惊天恸地的状态！” 王大可说：“李汝高是这里第一个发传单的！” 李汝高说：“我把文章从网上输下来，付印了几十份，拿去散发给老头子们，我还怕拒绝……抢着要……有的人又付印了去转发……” 谢韬说：“专门批判我的文章，他们印了厚厚的两大本……我办了刊物――《往事微痕》，现在第九期了（刊登了谢韬赠曾国一诗、曾国一回赠谢韬诗……）自费出版，免费赠送，影响很大，很多人又再付印去散发，就是要把猫DONGDONG的罪恶揭露出来，把罪恶的历史纪录下来……” “还有《往事》、《记忆》……都是国内的‘民刊’，国外的就更多了……” “你的文章――这个党是难以挽救了，还有对于陈独秀和毛泽东的比较，论述更深刻更广泛了，影响也更大了……” “有粉丝说你是当代民主思潮泛起的一面旗帜！……” 谢韬说：“那不敢当，真的不敢当的。民主思潮是历史潮流，是没法阻挡的……” 我们问起了杜导正、李锐。谢韬说李锐是我们家的常客，谈起了胡绩伟、李慎之……谈起了这些老“壮士”们的坎坷和“志士暮年，心犹未已！”的“壮志凌云”！ 我说：“谢老，你送我的那首诗。实在是概括、凝练、空灵！这些老‘壮士’包括你，哪一个不是‘苦难磨人不屈身！’呢！这是最宝贵的民族魂！正因为有亿万个中国人都‘苦难磨人不屈身！’中华民族才存在着希望！你们才是一团团的火！我们只是一颗颗小草――离离原上草！也是一束束的薪，有了火种一定会燃烧的！因为你们的燃烧！因为你们的‘化它冰雪傲争春！’，燃起了亿万人的希望也一起去‘化它冰雪傲争春！’”…… 这顿饭吃了两、三个小时！我们怕谢老太劳累了！“米寿”之年，还意兴犹酣！最后依依而别…… 庚寅年以来，卢玉老已经逝世，谢韬老也已逝世。我们这些耄耋之年的“未亡人”。只能以“一杯香茶一柱熏香”，遥寄以缅怀！遥寄以祭奠！…… 庚寅年初秋于酸笆斋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张耀杰：“被故意”的杀人犯何胜凯 / 2010-08-29 22:24 / 评论数( 4 ) 福建三网民案当事人之一范燕琼出狱 / 2010-08-29 22:10 / 评论数( 3 ) 有人说，方舟子之流是思想领域的黑恶势力 / 2010-08-27 22:14 / 评论数( 15 ) 孙中山的第一位革命情侣陈粹芬 / 2010-08-27 00:19 / 评论数( 2 ) 是种过鸦片，中央领导人吃小灶（转） / 2010-08-24 22:37 / 评论数(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