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

苹果日报|中共再打胡耀邦牌有新意吗?

转发此新闻: 本月20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冥寿100岁,中共将举行高规格纪念活动,预计习近平会出席。海外亲共舆论已大造声势,甚至煞有介事地宣称,习近平没有绕开历史问题,高规格纪念胡耀邦,极有可能成为「六四解封」的先兆。其实,从邓小平到温家宝再到习近平,把悼念胡耀邦当成一张争取民意的牌来打已了无新意。其一,胡耀邦虽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邓小平赶下台,但胡耀邦在1989年4月病逝后,邓小平仍给予他中共领导人的一级谥号。由赵紫阳宣读的悼词,封胡耀邦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人民军队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这个评价远高于今年病逝的全国人大前委员长万里、乔石。 树立形象的政治需要 因此,胡耀邦并不存在整体评价要平反的问题,只是反自由化问题的评价要平反。但以习近平主政后对意识形态的整肃、对敢言报章和新媒体的打压而言,哪里有为胡耀邦这段历史平反的迹象和可能?其二,胡耀邦病逝虽被视为触发89民运及六四血腥镇压的导火索,但对胡的评价其实不涉及六四,中共如要解封六四的话,其风向标是解封赵紫阳,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摆出解封胡耀邦的姿态。胡耀邦的谥号已达中共领导人的顶级,而赵紫阳如今仍背着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连骨灰的安放问题都未得到解决。其三,胡耀邦的姓名在百度和微博几度成为被屏蔽的敏感词,几度解封,无非是类似捉放曹的游戏。对悼念胡耀邦的禁与放,还不是中共视需要而操纵?邓小平首肯胡耀邦的追悼会沿用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规格,或许有赎罪心理吧?2005年,胡锦涛突然安排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活动,外界视为是要争取胡耀邦代表的团派资源。2010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在《人民日报》撰文追忆胡耀邦的言传身教,无非是要确立自己作为改革派旗手接班人的地位。习近平主政后,官方媒体多番宣传习近平之父习仲勋与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患难相助的友谊,包括胡耀邦为习仲勋平反、携手推动改革开放,不也是要强调红色血脉的传承?其四,胡耀邦这张牌好用,是因为他作为开明、廉洁的领导人形象深入民心,这种形象正是习近平急需树立的。早在2013年4月,即习近平主政后的第一个胡耀邦逝世周年纪念日,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出版新书《改革放言录》,畅谈对中国政治、法治、经济等的思考,既是向习近平的进言,也是胡、习两家友谊的延续,连带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前曾会晤胡德平也被挖掘出来,当作习近平将走改革路线的证据。而习近平主政后掀起反贪风暴,但被质疑是权斗的手段,此时再打胡耀邦牌是顺理成章。2013年,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冥诞120周年大会上讲话,重点是表述效仿毛氏治党治国的理念。2014年,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冥诞110周年时摆出以邓小平为师的姿态,号召学习邓小平的品格、勇气和胸襟。不难想像,今次纪念胡耀邦冥诞100周年,习近平将大做廉洁文章,既无关为胡平反反自由化不力的恶名,更无关平反六四。来源:苹果日报转发此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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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 | 闵良臣:领袖独裁,臣民恐惧

今年十一月二十日是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从年初到现在,有不少知名人士公开发表文章纪念他,赞颂他,这也正如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诗云:“活在人心便永生”。对于像胡耀邦在晚年努力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国家领导人而言,我们不应该过分地拔高他,说一些不实事求是的话,不然,不但与他的思想精神相背离,而且有辱这位值得后世敬仰的伟人。不仅如此,即使从胡耀邦晚年“只言片语”中也能感受到,像毛泽东的“群臣”一样,胡耀邦对“伟大领袖”同样也是佩服的,更不可能做到什么“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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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胡耀邦“脱敏”电影开拍 避谈“六四”主打青春励志

今年是一直被中国当局视为敏感人物的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百年诞辰,首部以其为主角的电影近日开拍,但情节不涉及其担任国家领导人时期以及后来被迫下台的晚年岁月。今年11月20日是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百年诞辰,大陆或高调纪念,首部以其为题材的电影《青春激荡的年代》,5日在胡的家乡湖南浏阳正式开机,预定10月中旬上映。据了解,该片以文艺、青春励志、爱情为题材,主要讲述胡耀邦上世纪五十年代调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后的领导才能,以及如何带领、引导,激励全国千千万万的青年投身国家建设等。据大陆媒体《新京报》报道,该片制片人张葆青称,该片是为“纪念胡耀邦同志百年诞辰”而拍摄的,已经策划了一年多,也得到了湖南省委宣传部的指导和支持,还特别在浏阳拍摄地搭建了胡耀邦北京旧居的场景。胡耀邦被视为中共开明派,1987年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26年前胡去世,被认为是引爆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因此大陆官方一直避免评价胡耀邦,长期被当局视为政治“敏感人物”。去年8月官媒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曾出现了胡耀邦思想开放、敢想敢干、雷厉风行的改革者形象,这一现象引起舆论的极大关注与解读。去年12月,电影《黄克功案件》首映,其中出现了22岁的胡耀邦,是青年胡耀邦的形象首次出现在大陆银幕上。而此次电影的拍摄,被外界解读为,北京当局有意进一步让胡耀邦的名字走出大陆官方的禁忌。对此,中国前国务院秘书俞梅荪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称:“在感觉上面确实是自解禁,至少不打压了,我写的胡耀邦纪实的长篇文章,几个网站都发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不能发的。如论怎么说,胡耀邦也是一个楷模,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承上启下,共产党历史上没有像胡耀邦这样的被老百姓拥护的人,从长远来说,共产党94周年了,要往前走,必然要像胡耀邦那样做,大趋势上,我们必然要走向胡耀邦的路上。很明显的一个细节,我今年4月5日他的忌日去他家,警察很多,访民在北长街上打出横幅,但没抓他们,这在过去不可思议,过去要抓,送回原籍,劳改劳教,弄不好判刑,可以看出,细节上在不断放宽。”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此前表示,中央对纪念活动已有郑重安排。他近日在接受香港《明报》访问时表示,感谢电影制片方的好意,但他认为,胡耀邦最光辉的年代,是“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无奈碍于题材敏感,不能拍摄。由于胡耀邦的下台和去世与当年“六四”事件有着剪不断的联系,中国当局郑重安排隆重纪念不免让不少人联想:“六四”会不会被平反? 对此,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如果纪念胡耀邦只是一场政治大戏,“六四”依旧没有获得深刻的反思,郑重安排纪念胡耀邦并不能说明中国当局释放出什么开明的信号。蔡耀昌:“我们觉得他对学潮学生的同情和思想开明也应该在他的纪念电影里提出来,不能避免因为他的离世而引发了八九民运,对他的纪念要全面地开展,不能阻碍民众讨论六四问题,我们觉得当局还是要将六四问题隐瞒下去。”“六四”期间曾担任香港《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今年初曾对媒体表示,纪念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跟平反六四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平反六四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关键问题;平反六四之后,中共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但高调纪念胡耀邦对当今的中国仍然有非常贴近现实的意义, 因为胡耀邦生前的廉洁作风有助于改善中国共产党如今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胡汉强/申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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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网|王德邦:落实宪法权利 营造宽松环境 争当改革促进派

日前,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由这段话至少可以看到:其一、中国改革后劲不足,前行乏力,急需有人踊跃而出,担当续力;其二、改革阻力重重,无法突破,僵持、停滞的危机日益显现,急待新的改革举措能出来攻克困局;其三、改革派需要集结成队,齐心协力,以克时艰。在这样的时势下,「争当改革促进派」成为了当下再启改革的动员令,也将成为接下去权力梯队选人布局的一个要件。然而,面对中国今天改革的艰困时局,如何才能真正激发人们争当改革促进派的热情,营造出社会争当改革促进派的潮流呢?中国改革阻力重重,无法突破,停滞危机日益显现,急待新改革举措能出来攻克困局。「要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首先就得认清什么时候中国出现过争当改革促进派的时代。纵观中国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真正涌现过争当改革促进派景象的就是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个改革风劲,人才辈出,群星璀灿,至今让人神往的岁月。那个时代众多改革佳话留传至今,不胜枚举,而其中「改革四君子」的故事就浓缩着那个改革时代的图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30岁左右的翁永曦、王歧山、黄江南、朱嘉明等,经常联名发表一些经济改革类研究报告与论文,并且常常引起高层关注,因而被称为「改革四君子」。他们不仅经常上书议政,而且还经常与主管财经工作的赵紫阳等中央领导共商国事。在座谈讨论中,有人还对赵紫阳顺口说着「您不懂」,而赵紫阳居然没有生气,而是劝着「你别急,慢慢说。」时至今日,黄江南每每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不无感叹地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出格的思想』都敢讲。」那幅为改革无所顾忌,慷慨激昂,指点江山的气势,以及当政者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图景,成为了那个改革时代的壮丽篇章,在中国浩瀚史册上当属稀缺景观。不仅如此,当年「改革四君子」还几次召集从几十人到上百人乃至上千人的研讨会。据当事人多年后回忆,他们第一次在农民日报社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参加者。三五十个人挤了满满一屋子,交流氛围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第二次聚会也是一个星期天。他们没有跟学校打招呼,找个借口借用了一个临建板房教室。这一次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虽然有不少生面孔,但凭借着年轻人特有的精神头儿,他们「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会议又很成功;第三次讨论会的时候,研究生院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了。有人自告奋勇借来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最后礼堂都挤满了,连走廊上都是人,这次人数达到千人左右,至此讨论会名声远扬。「改革四君子」不仅召集开会,而且还由讨论会聚集到一起的年轻人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后来,国家收编这些「游击队」,国家体改委从发展组和其他一些半官方及民间研究组织中选了一些人组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此情况类似的还有「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国际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这些机构合称为「三所一会」。这此机构中的主要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地方,不乏平民和农家子弟。由「改革四君子」的活动到「三所一会」成立,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争当改革促进派」的热烈程度。之所以能形成那个堪称改革「绝响」的时代,如当事人朱嘉明在《中国改革的道路》中说,同意「在1980年代,这批年轻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脱颖而出,根本原因是得益于赵紫阳,以及像鲍彤这样在赵身边的『近臣』」的判断,还说:「赵和青年人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很可能是绝响。其次,还需要注意到历史大背景:1980年代改革全面开始,人才短缺,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有着强烈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意识。他们身体力行地破除血统论的影响,不再以家庭出身作为提拔标准。而我们这些学经济的青年人,确实得到了更多机会和更大舞台。」由上面四君子的故事,可以看到形成上世纪80年代踊跃「争当改革促进派」图景的原因很多,但如下几方面不可或缺:其一、有胡耀邦、赵紫阳等一批开明改革派的领导。他们积极鼓励、支持、呼唤改革新锐的成长。他们身体力行地扶持青年大胆思考研究问题,勤于听取并采纳青年的建议与意见;其二、从中央到地方营造了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为人们自由思想,自由交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时社会没有将四君子的一些大胆言论当作「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封杀,也没有将他们的研讨会当作「非法集会」而阻止,更没有将他们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当作非法组织而抓捕。不仅如此,政府还主动吸纳了他们的自发组织进入体制内;其三、文革后中国社会涌现出大批忧国忧民之士,他们从不同角度研究思考着国家前途与命运,贡献着自己的辛劳与智慧,形成了社会敢闯敢拼敢思考敢言说敢担当的氛围。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合力推动下,中国一个争当改革促进派的时代终于到来。今天,中国在历经1989年以来的畸形权贵经济发展之后,出现了官僚贪腐盛行,社会两极分化,官民矛盾激化,各种危机交集并发,全局性崩溃已然到来的严峻局势。面对这种状况,中国再启全面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而承担改革使命的队伍却迟迟难以成形,致使改革后继乏力,攻艰疲惫,要想真正在中国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工作,时代急需大批改革促进派的涌现。从上世纪80年代形成改革促进派群星璀灿图景来看,要真正呼唤出大批改革新锐,形成声势浩大、攻艰克难的改革促进力量,首先就得效法胡耀邦、赵紫阳的开明改革举措,就得公正评价赵紫阳的改革历史功绩(因为胡耀邦已经基本平反了),接续胡赵全面改革之路,唤起人民改革信心,凝聚社会改革共识;其次要在社会营造出宽松自由的环境,允许人们自由思想,自由交流,自由集会探讨问题,即切实落实公民的宪法权利,消除人们思想顾虑,驱离人们精神恐惧,激活社会创造拼搏动力。只有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切实解除了人们的精神枷锁,中国社会才能活跃起来,各种改革意识与改革之士才能涌现,改革促进派才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起来。 来源:东网 / 王德邦 时事评论员转发此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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