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

当我们在谈论新闻理想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从1950年代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式党报的新闻操作手法占据了绝对主导，党媒一手遮天，在那个时候以及在现在的古巴、伊朗、朝鲜等“老朋友”国家，必须承认新闻工作者坚持新闻伦理和传播规律，倡导揭露社会阴暗面，为缺少话语权的底层民众代言的理想追求有其现实意义。 　　但九十年代中后期，市场化媒体兴起，直到今天，新媒体广泛介入公民日常生活，我们甚至发现“全民记者”时代网民的人肉搜索能力比职业记者更强，传媒格局也不再密不透风、铁板一块。能报的可报，不能报的你也报不了，除非你告诉我说为了报一条新闻我宁愿进监狱。事实上，硬到敢于无视宣传部禁令的传媒极少，即便这样做了，也不一定是因为理想主义驱使他们非要“搞他一搞”的职业外考虑，而是该条新闻足够重要，关涉公共安全和制度隐患，从纯粹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来考虑，这条新闻也足够值得做(比如王雷老师03年就孙志刚非正常死亡的报道)。另外，牺牲自己的职业前途，付出所在媒体被连锅端掉这种代价的冒险做法是否真正值得，还有待思考。 　　胳膊拧不过大腿，但胳膊的天赋职责并非是要拧断大腿，胳膊有自己该做的动作和活动空间。另外，拧断大腿的目标，即便是再有理想主义的胳膊也做不到。 　　到这个时代还一味强调新闻理想，并以新闻理想主义作为职业动力来源，崇高化、悲情化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从业者而言，就只能说是要么幼稚、要么自欺欺人了。对于传媒来说，不能不使人怀疑它可能是一种营销广告手段，或者是某些媒体一方面不愿向采编人员提供体面待遇，另一方面却想吸引有志青年的“望梅止渴”式招聘手段。 　　“如果你曾经是个政治控，到现在还是，那么不得不说这是你的悲剧;如果你曾经追求新闻理想，到现在还只靠新闻理想驱动，那么不得不说这是你的短板。”不论对于中国当下社会，还是对于我现在所处的年龄，都已经过了一味强调新闻理想主义的阶段。 　　相较于行侠仗义和启蒙民众这种从业动机，对职业记者而言，工作实干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才更为重要，因为相较于理想和激情，实干和专业才更能助我们心态平衡，状态稳定，努力持久和操作规范。武火烧成的沸水一旦釜底被抽薪，就开始冷却，而文火慢慢加温的水却能持续地给人暖意，并且节约燃料，存续持久。 　　不唱高调，坚守底线，放低身段，工作务实，不神化职业和自身。 　　如同“无欲则刚”“无为而无不为”的古老智慧，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做好，按照普世的职业规范操作新闻，把自己的报道做扎实、做平衡、做专业，而不要去刻意地追求或在乎作品的社会影响力。毕竟只要按照专业规范来操作选题，那么终端产品的质量和影响力就将摆在那里，不多不少，不增不减。 　　记者对敏感选题的较劲心态、采访受阻时想方设法地坚持和突破，这并非只是新闻理想，它们更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新闻理想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一部分，但远非全部。专业主义更有意义，新闻理想反而可能会误导新闻从业者、读者和公众。 　　这就是我这半年来，所观察、体会和了解到的一件事情。如同医生的职责在于想方设法救人，记者的职责就在于采访受阻时想方设法突破，以及把言论空间慢慢挤大。这没有什么好称道的，它只是应有的职业态度和底线伦理，在任何国家都如此，新闻职业要求不会因政治社会的生态恶劣而降低，也不因言论空间变多而升高，从应然层面上讲，在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对记者的职业要求都没什么区别，既然你选择了做这一行，就得承担这一行相对于其他行业从业人员稍高一点的要求，而不应该把自己意淫成武士。 　　南都和胡舒立的财新采编团队极少谈论新闻理想，却时刻强调新闻专业主义。大家只关心报道和传媒产品本身做得够不够好，其他的一律不闻不问不在意不在乎。毕竟只要报道做好做专业了，影响力客观上自然会达到。 　　TVB电视剧《法证先锋》之所以在内地剧迷中有大量拥泵，原因就在于从剧中西九龙重案组警员、法证部化验师和法医身上所体现出的专业精神：做事干净利落，雷厉风行，勤快务实，科学、专业，而且还遵循香港法治，恪守警力的施用边界。有些好听的词汇其实并不需要刻意追求并整天挂在嘴边，倒不如把内心的理想和情怀克制地隐含在工作态度、制稿的每个环节以及作品本身的质量里。 　　(作者为南方都市报实习记者)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