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杨帆纠正： 我所主持的重庆模式讨论会有两次，2011年底请萧功秦，是在北京开的，不是在重庆。 ——- “重庆模式”看来是要提前拉上帷幕了，至少“唱红”和“打黑”这两幕大剧的导演与主要演员，再也无法继续扮演他们原来的那个角色，在他们还来不及谢幕即被匆匆带离重庆这个舞台时，自始就在围观重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各方观众，也来不及发出欢呼或惋惜声，几乎都在一片惊愕和茫然中，目睹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具观赏性的政治变局和结局。其中的高潮，当然莫过于那些似乎只存在于编剧想象中的诸多要素都堆积到了一起，权力，金钱，忠臣，变节，阴谋，谋杀，女人，情人，出走，抓捕，真相，谣言，各种足以吊起观众胃口的戏剧要素可谓应有尽有。在这个时候，舆情很难说能够平静下来，议论汹涌扑来，也未见得马上就能够冲垮原有的政治伦理堤岸，人们更多的是把这幕现实大剧视同一出视觉和听觉的娱乐节目，尽情消费相关的政治情节和故事，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理论探讨，还远未从泛滥的口水中浮出水面。 我以“回望重庆”为题，系列反思重庆若干重大事件，是试图回到学者本性，超越左右的预设前提，以客观理性的立场，深入探讨“重庆模式”的相关问题。事实上，自有“重庆模式”以来，学者从未缺场，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学者关注，促使他们蜂拥奔向重庆，争先恐后地为重庆说话，也算是构成打造重庆光环的一道人文风景。在已经出版的以重庆为主题的各类读物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创新和发现已经不少，正在进行着的课题相信更多，如果不是那几个关键人物的出局彻底打乱了原有部署，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学者出现在重庆的各种场面中。这种学者云集为一个地方说话的现象，大概只有在国共之争时的延安才有，那个时期，多少理论才俊和文学青年，克服重重困难，不去西安去延安，成为流行一时的政治时尚。两军对垒，分清敌友，选择政治正确，是战争年代的不二法则，而今重现这类现象，值得研究。 主动去重庆的学者，身份各异，立场鲜明，以“左”归类，大致恰当。在中国当下已陷于严重社会分裂的情况下，左右之争从意识形态层面下降到现实层面，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前十年，几个“左王”掌控执政党意识形态大权，改革派受其牵制甚大，每向前一步，均受到左倾教条和陈规的束缚；但党内左派缺乏社会基础，缺乏民意支持，在学界更没有正当性，勇于自称左派者立马就成众矢之的。“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公开跳出来和政府全面合作的学者大概只有何新一人。现在时过境迁了，执政党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重启改革进程，以市场化为导向，不仅取得经济迅速增长的成绩，也重铸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此格局下，党内左右路线之争淡化，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都退出历史舞台，邓所倡导的“不争论”和不问“姓资姓社”的主张，将理论和经济切割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在经济领域，既非左派主导，也不是新自由主义唱独角戏，而是不问理论是非的实用主义居支配地位。在理论领域，左的思想资源学理化，经过新左诠释，成为世界左翼谱系中的一脉，以学术合法性赢得其在中国的正当性。 左的思想不是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学术形态重新在中国粉墨登场，是中国思想进程中的一个进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新左派在中国学界渐成风气，起初羞羞答答，后来蔚为大观，彻底改变了中国理论生态，使之形成左右泾渭分明的思想阵营。新左派思想领袖汪晖，最初可能忌于左派原有不好的名声，并不愿意戴上“新左派”这顶帽子，而是主张以“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随着新左派话语逐步进入公共领域，一批有着相同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的学者，自愿汇聚在新左派的旗帜下，借用西方左翼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提出了一整套以社会公正为优先目标的理论方案。他们倾向于以经济民主的方式来确立中国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抨击资本和权贵的结合，批判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要求重新认识毛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进而对文革的一系列做法也多有同情的理解。纵观新左派的理论主张，它们是在学术的面具下，体现着比它的理论对手——新自由主义——更激进的政治立场：以民主或文革式的大民主来诉诸民意和民粹，以政治改革先行的原则来确保经济改革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普遍参与为前提来改造党国的决策体制和领导体制。很显然，这些理论主张由于涉及现有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涉及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执政党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一样，都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到执政党中枢，都是书生议政，清谈而已。 以学者为主体的新左派在中国学界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清洗了以官僚为主体的老左派原有污浊的名声，同时激发出社会民粹毛左势力的政治热情。党内老左派建构意识形态正统，长期依靠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式教条主义，思想僵化，语言刻板，面目可憎，面对新的时代，拿不出新词，缺少话语方式调整，说了谁也不信。草根阶层的毛左势力，只有政治激情和朴素的感情，除了打口水仗，搞网络街头政治，在理论上毫无建树。惟独新左派，从西方左翼阵营中找来各种说法，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到后殖民学说，从波兰尼的大转变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评，从法国年鉴学派到英国的新左派评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美国西马，以及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各位大师，均被中国的新左派作为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综合打包，一股脑的输入到中国，形成强大的理论场域，反对的学者一时无从置喙。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新左派已成为中国一支重要的话语力量，发出的声音已不可忽视。在此思想背景下，“重庆模式”以“唱红”方式开发红色资源，为新左派的思想实践提供了一个制度空间。 重庆的执政者，显然是一个高度重视话语力量的人，他对理论有着巨大需求，目的是为所谓重庆新政找到最好的说法。起初，有关重庆的一系列做法，是重庆自己的人在做理论总结，主要理论代言人是重庆市委党校的苏伟教授。他写的题为“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对重庆新政和重庆模式进行了系统阐述，高度评价重庆的民生经济、“唱红”和“打黑”，其中引用了薄熙来对重庆的要求：“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为了论证这些“非同寻常之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而赋予其在未来中国的普遍意义，找理论找说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由重庆人为重庆说话，难避王婆卖瓜之嫌，引入外地思想资源，找外地学者特别是著名学者为重庆营造声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于是，重庆大门大开，广纳众才，群贤毕至，学者纷至沓来，其中或有三顾茅庐重金礼聘者，或有信仰相同主动投靠者，或有寻求理论创新学术突破者，方式不一，动机各异，但立场大体一致，均来自于左的阵营。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认为有必要晒一晒他们的相关言论，看看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以正视听。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当过教授，以一篇重新论述“鞍钢宪法”的文章声名鹊起，对中国改革前的制度安排及其合理性有充分的认可，认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点将不再是对保守派的简单否定，而是着重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象力空间，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他所谓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毛时代的制度遗产的重新挖掘和整合，而他的理论依据则是美国“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那一套说法。这个整天掉洋书袋的学者，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历史意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为中国开出一系列药方，尤其是为重庆模式作出一系列论证。他对重庆模式合法性的论证，主要来自于乔治、米德和葛兰西所给予的三个理论视角，除此之外，他还会引用一大堆洋人名字，用他们在某个地方说的一些话来为重庆背书。这是一件让我极度困惑的事情，难道重庆模式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洋人的说辞？通过洋人的逻辑和方法，崔之元证明：“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 崔之元的清华同仁李希光教授，是传媒领域的专家，曾在华盛顿邮报做过五年访问记者，回国后因强烈批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而名声大噪，他与人合写的题目为《重庆梦与中国模式》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四期。该文据说得到重庆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中有些说法可谓前所未有。它的一个核心说法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在李教授看来，重庆的意义在于它具有某种普世价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为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为了让人们对此有更广泛的认同，李希光还写了一个名为“重庆故事”的通俗版，认为“重庆故事”清晰地表达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理念和奋斗目标，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心，建立了一个道德高地，在这位教授看来，“重庆故事不仅是每一个重庆人的梦想，也是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梦想。重庆故事是一个能够打破话语障碍、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因此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勇于参与观念的竞争和故事的竞争，要讲好重庆故事”。 王绍光教授也是一个著名教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1993年和胡鞍钢合作共同撰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影响深远，是一个公开主张国家主义的学者。在为重庆撰写的文章中，王绍光的修辞能力比李希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3.0版”这个概念，一时显得高屋建瓴，出语不凡。在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是1.0版，谓之“匮乏阶段”；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版，谓之“温饱阶段”；现在的重庆模式，则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进入“小康阶段”。为了证明这个说法的合理性，王绍光尽显其学术能力，引经据典，图文并茂，注释近百，看似无可辩驳。今年3月15日，在重庆书记已经被免职的情况下，由王绍光教授主持，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在重庆大学举行报告会，演讲“当代中国的‘体制’问题”。潘维一如既往，批判普世价值，宣扬“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认为它代表着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以“三农问题”研究而知名的温铁军教授，对重庆模式也极其关注，他的总结也有别开生面的地方，把重庆的几项经验概括的简易明白，朗朗上口，“什么集中力量干大事”，“两大资本的扩张是重要突破”，“三项运动推动四个转型”，“落实五大目标”，等等。最后对重庆经验的总结是：“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义的巢臼，因为它从亲资本体系转向了亲民生体系。第二，它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度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增长理念转变，重庆发展从排斥性增长转变成了包容性增长。第五，重庆的探索从一般的所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升级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重庆现有的五大目标正是向生态文明转型”。按这些说法，重庆实践意义重大，关系中国未来。 《中国震撼》一书作者张维为教授，据说差不多已跑遍全世界，对世界各种体制多有研究和比较，在《重庆归来话重庆》一文中，惊喜于在重庆已经找到了中国模式一个最典型的样板，断言“重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总结重庆的巨大变化，在他的眼里，重庆的市政建设、高楼大厦、村级政府设施、交巡警平台等公共建设，已不输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居民的居住条件已好于香港和日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得起国际比较。从“软件”上看，他从几个街上出租车司机的话里，就认定重庆老百姓人心顺，心满意足，对重庆这些年的变化很自豪，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评价很高。 在众多参与总结重庆经验的学者中，那个半调子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则以诗人的激情尽情歌颂薄熙来的“千日新政”，他借用电影《日照重庆》为名，写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从十二个方面概括重庆经验，认为薄到重庆执政，是“中央英明和意义深远的决定”，称颂薄“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智慧，和共产党人无私无畏敢于屹立于时代浪尖的大开大合英勇机敏的执政自觉，上演了一出出波澜壮阔、深得党心民心的精彩活剧。”这些阿谀之词，无异于谱写了新一曲的“东方红”。就是这么一个“学者”，和社会学家邓伟志、某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等，于2010年11月在上海共同发起“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不仅邀请崔之元等重庆官员宣讲重庆各项经验，而且也广为邀请各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文革时代的大红人戚本禹、朱永嘉和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张宏良在这个高层研讨会上发表了主题为《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的讲话，在这位毛左领袖看来，“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社会主义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社会主义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张宏良的这个言论看来并非一厢情愿，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到新老左派已经携手联合，重庆模式是他们联合的基础。 奔赴重庆的著名学者远不止上述几位，值得一提的还有来自美国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黄宗智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黄宗智在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研究领域卓有成绩，据说和王国斌、彭慕兰共同形成了中国史研究的“加州学派”，退休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也算是衣锦还乡。这回对重庆模式也表现出高度热情，多次撰文予以良好评价。他的切入点是顺着崔之元的话接着说，充分认同崔的洋书袋里的那些说法，认为“重庆所走的这条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道路。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同，因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照顾到多年来被忽视的社会公正问题”。张旭东教授师从美国新马批评大师杰姆逊（詹明信）教授，身份也是显赫，这次是以另一种“学术方式”介入到重庆的场面之中，到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他在题为“为什么选择重庆”的采访中，从所谓“总体性时代”开始谈起，话题广泛，涉及文化政治，中国主体性，中国集体性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中国新人和中国模式等不同方面，思想视野很大，预期很高，目标是在重庆建立起一个区别于北京和上海的“第三话语中心”。 左派的思想资源在重庆汇聚，得到制度整合，形成了极大声势，这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地方发展和思想界，均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学术的新左，首次在重庆的旗帜下汇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挡之势。在执政党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去重庆背书之后，重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进一步得到确认，以致引来更大规模“红色朝圣”潮。各类“官学”或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一大批要人，纷纷前往重庆，在2011年达到高潮。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由院长常务副院长亲自带队，各大所的所长和众多学者参加，浩浩荡荡奔赴重庆，召开“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接着是北京大学，也是由校长和书记一马当先，率大队人马来重庆，大张旗鼓地宣传“市校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人民大学也不甘落后，校长纪宝成临退休前率队去重庆考察，赞扬重庆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想事、真做事、敢想事、敢做事”。至于像北京邮电大学，档次和规格都低一些，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重庆相关人物的高度尊重，聘请其为该校的兼职教授。 在前往重庆的路途上，还可以看到一些边缘学者的身影，比如去年由杨帆教授组织的“以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研讨会，邀请了一些诸如黄纪苏、张木生和萧功秦这样的学者前去重庆，回来后整理了一个发言记录，在网上披露后产生一定影响。其中萧功秦的发言受到重庆苏伟教授的高度认可，被他认为是右派人士在重庆经验感召下发生理论转向的一个标本。萧功秦教授的确是在去了重庆考察之后，为重庆说了不少好话，当然也对重庆“唱红”迎合文革毛左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张木生也有这样的倾向，对重庆办理“李庄案”有所质疑。在左派对重庆的一片唱多声中，这几个学者在赞美重庆诸种做法的同时，还是表达了一些看空的观点。然而，这些质疑和批评的观点，在左派和官学的一片欢呼声中，瞬间就被淹没。 如此之多的学者，争先恐后地奔向中国西南一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喧哗之声不绝于耳，在尽显沉闷拘谨的中国政治氛围中，无疑是一道极其亮丽的政治人文景观。原因何在？我看有三。首先，这是奔着这个人去的。这个人如果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显赫的红色背景，不具问鼎高位的潜力，何至于有这么多身份各异的人前去捧场投帖？他去重庆执政，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发配”，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之地终老一生，随着他雷霆般的执政行为呼啸而来时，人们不得不重新估量他的政治前程。他似乎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传统格局，大有挟“诸侯”以令“天子”的架势，当六个常委先后前去为他站台之后，人们都在议论，剩下的三个会在何时动身。大概正是这种态势摆在那里，加之其个人的超凡魅力，让许多人从最初的观望中迅速决定下注，为重庆留下投名状。在此环境下，学者岂有例外？其次，意气相投，价值观一致，有共同信仰，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共识，可谓志同道合。重庆打出红色大旗，标榜意识形态正统，整合左派思想资源，呼应民粹，在中国渐已形成的社会利益冲突和阶层冲突中，掌握了一部分民意和群众。学者的作用在于，为这种价值观的正当性和施政的合法性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也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第三，利益驱动为政学不同资源整合创造了巨大动力，使得合作双方互有所取，互有所补。重庆地方财政难说取之不竭，但拔一毛以利学术，支持学者来渝讲学做课题搞调查，还是轻而易举的。坊间传说几个大牌学者获得丰厚资助，无法证实，应可想象。而像北大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和重庆战略合作，进行学术资源和地方资源交流与结合，是中国学术生产体制的内在逻辑，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学者奔赴重庆，为重庆说话，于理于法于情，都无可置疑。和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局委员有相同的政治见解，何错之有？坚持执政党一贯的意识形态，怎能不对？提供了学术服务获得地方财政支持，岂有不当？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提出如下三个看法。 1、学者和权力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太能说清楚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者士人，多以家国天下为抱负，提倡经世致用，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当然，这是一种理性人格，现实中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附炎趋势者大行其道，卖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学者操守和气节几乎丧失殆尽。新左派的一批学者，原来是极其主张“批判知识分子”立场的，对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多有批评，在理论研究中大致还保留着某种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是，这一回却集体奔向重庆，如果仅是因为发现了可以实现的理想之境，那倒还是有情可原，如果完全是冲着利益和机会而去，那就另当别论了。左派云集重庆，完全和重庆唱一个调，肆意拔高重庆经验，无视重庆治理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绝非一种正常现象，也绝对不符合学者的基本操守，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 2、左右之争已从理论思想层面进入到了现实层面，左派学者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为重庆模式说话，不置一个微词，是其正当权利。屁股决定脑袋，从来都是如此。问题是，学术文章和宣传品总是要有所区别吧，这个区别并不在于文章引用了多少个洋人的话，做了多少个图表，尾页有多少个注释，而是在于能否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王绍光和李希光的文章，充斥着大量的数据和图表，看似学术性很强，其实都没有摆脱奉命之作应景之作的嫌疑。把他们的文章和苏伟的文章作对比，即可发现，他们所提供的学术论证流程不过是对苏伟文章的一次改写，基本的调子是苏伟已经定好了的，他们的创新之处无非是增添了几个时髦说法，比如“重庆梦”和“社会主义3.0版”。我的看法是，左的思想一旦离开学术领域，进入现实领域，它即恢复其意识形态本质，毫无科学求实精神，以价值判断开路，主题先行，最后必定堕入权力陷阱而不能自拔。现在那些已经全身投入“重庆叙事”的学者，就面临着一种尴尬境地：以前说出去的那些大话，是继续说呢还是收回来？他们的独立人格和操守在这个时候如何表现，人们正拭目以待。 3、重庆模式自实行以来，即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其中“打黑”所暴露出来的诸多违法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触目惊心，对此不管出自何种立场，均应有所反应和判断。但是，我注意到，除了崔之元公开出来为重庆“打黑”辩护之外，大多数左派学者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都缄默不语，这和他们在重庆民生经济上高谈阔论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是明知道重庆方面做得不当为尊者违？还是故意以沉默表达对重庆的无言支持？按照他们的知识背景，我认为他们并不难发现重庆“打黑”的诸多破绽，之所以采取回避态度，完全是出于党同伐异立场，毫无公正可言，背离社会正义。重庆模式难以持续下去，从开始起就已显端倪，其领导者和主要执行者的所作所为，一直就被广泛质疑，公道人心，显然易见，为何那些充满睿智的学者就看不到呢？ 多少年来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只有在潮水退下去之后，人们才能发现谁在裸泳。现在，重庆掀起的这股大潮已经退的差不多了，趴在海滩上那些还光着屁股的学者，是不是该抓紧穿上你们的裤子了。 相关日志 2012/04/03 — 乌有之乡:王立军事件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2012/04/01 — 杨帆: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03/24 — 王思想:孔庆东是否收到重庆100万？ 2012/03/24 — 重庆与新左派之间有大额资金往来?“推广重庆模式”课题上化了100万? 2012/03/16 — 传左派号召“重庆白万市民散步活动，声援薄西熙来书记” 2012/02/12 — Emyn:关于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这个话题再多说两句 2011/06/29 — 红军:路线争斗终于上升到经济基础的争论上来了 2012/04/25 — 薄熙来案最新内幕:海伍德一小片肉证实谷杀人 2012/04/23 — 金融时报:重庆官员因涉嫌海伍德案被调查 2012/04/23 — 华尔街日报:中国调查薄熙来在任时重庆政府的支出

胡鞍钢：“国进民退”现象的证伪 进入专题 ： 国进民退    ● 胡鞍钢 （ 进入专栏 ）       ［摘要］对中国经济结构“国进民退”的描述是一个伪命题。通过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企业数量、就业人数、企业产值、企业利润和税收及公共财政资源的贡献的分析发现，并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两条腿走路”的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之道。     ［关键词］“国进民退”；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          一、“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          所谓“伪命题”是指不真实的命题。所谓不真实，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不符合客观事实；其二是不符合一般事理逻辑和科学道理。“国进民退”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它的不真实性源自不符合客观事实，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趋势和基本事实。     “国进民退”的隐含前提是零和博弈，在这样的思维范式下，将国有经济和非由国有经济(或称民营经济1)简单地定位为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对手，并假定资源总量或利润总量是一定的，一方受益便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两者之间只有竞争，完全没有合作。但事实上，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关系并非是相互对立、此消彼长，而是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市场规模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合作领域，只要抓住机遇，大胆创新，就会取得企业经营的成功。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实绩上看，“国进民退”的描述不仅不准确，而且逻辑命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正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两条腿”齐步并进才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健康增长，取得了比单纯依赖国有企业或非国有企业“一条腿”模式的经济体更好的发展绩效，特别是在近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快速调整，带动中国率先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2          二、“国进民退”的证伪          “国进民退”在近年来成为描述中国宏观经济特征的一个流行语，但是否真的存在“国进民退”，如何界定“国进民退”，在理论界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普遍的共识，很多论断仅仅来自于感觉和传说，缺乏客观统计数据的支撑，也缺乏专业化的科学分析，我们不能把非专业的传说当作中国经济改革的“伤疤”，进而“以讹传讹”。通过验证几个简单的统计数据就可以说明“国进民退”是否成立，对这一概念证实或证伪。     从企业数量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规模以上国有工业单位在全部工业单位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1/4(为24?0%)下降至1997年的1/5(18?7%)。从1998年以后按新口径计算，在1998-2010年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从6?47万家减少至2?03万家，只相当于1957年(4?96万家)的40%左右，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比重从39?22%下降到4?47%(见图1)。与此同时，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户数从1998年的1?07万家增加到2010年的27?23万家，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比重从6?46%上升到60?34%，私营企业的扩张速度十分惊人。从企业数量上看，不仅不是“国(上)升民(下)降”，反而是“国(下)降民(上)升”。     图1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比重变化(1998-2009)(略)     从就业人数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职工数占工业就业人数比重在1978年为76?2%，而后绝对数上升，由3319万人上升至1991年的最高峰4472万人，而后开始下降到1997年为4040万人，3但占工业企业就业人数比重开始下降，到1997年时已下降至65?0%。按新口径计算，1998年以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从3748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1886万人，总量减少了一半，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比重也从57?2%下降到2010年的19?2%。4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从1998年的161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3312万人，扩大了20倍，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比重也从2?5%增长到2010年的34?7%，展现了私营企业极强的就业创造能力，其就业创造增长率显著高于其产值增长率和利润增长率。5从就业规模上看，不仅不是“国增(加)民减(少)”，反而是“国减(少)民增(加)”。     从企业产值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77?63%下降到1997年的31?62%；6按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比重口径计算，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98年的49?6%下降到2010年的26?6%；而同期的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占比从1998年的3?1%上升到2010年的30?5%，占比扩大了10倍(见图2)。自2009年起，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总额已经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从企业产值比重看，不仅不是“国进民退”，反而是“国退民进”。     图2不同类型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规模(略)     从企业利润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与企业产值的趋势类似，国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例在1978年后呈显著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85?0%，下降到1997年的26?0%，利用1998年后使用的新统计口径计算，除在1998-2000年间由小幅上升外，在2010年已下降到27?8%。但与此同时，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比则从1998年的4?6%上升2010年的28?5%(见图3)。从企业利润占比和产值占比的比较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效益水平大体相当，没有明显差别。其中201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利润率与私营企业之比为1∶0?89。从利润水平上看，“国进民退”的命题仍然不能成立。     图3不同类型企业利润总额占规模(略)     从税收及公共财政资源的贡献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或称“国降民升”或“国少民多”)。按照“国进民退”的逻辑，国有企业享受了优惠待遇，而民营企业则面临相对苛刻的政策环境，表现在税收上，则是国有企业的低税负和民营企业的高税负。但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税收贡献水平上看，这样的判断并不能成立。尽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无论是在工业总产值，还是在利润总额上在近年都不及私营企业，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税收总额和应交增值税要明显高于私营企业。在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总额中有71?7%由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贡献，私营企业的贡献仅为14?6%；全部应交增值税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贡献为37?2%，私营企业的贡献为27?0%。2007年出台的新企业所得税制度和增值税改革试点，已大幅降低了私营企业的总体税负，可以看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贡献率由2007年的61?8%上升到2008年的68?9%，并进一步上升，而私营企业则从2007年的17?9%下降到2008年的14?6%(见表1)。从2012年1月开始实行的增值税扩围试点也将更加有利于改善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进一步降低税收负担，提高综合利润水平。     表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收贡献情况(单位：%)(略)     此外，中央财政从2007年开始编制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收益进行再分配，充分体现了国有资本由全体国民所有，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全民受益的原则。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数达到844?39亿元，由中央财政统筹使用，其中调出资金40亿元，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支持社保等民生事业发展。7地方政府也仿照中央模式，编制本地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经营收益被纳入到地方公共财政资源中，由地方财政通盘统筹、综合使用。国有企业对公共财政的贡献水平越来越高，充分体现了国有经济全民所有、全民所用的基本特征。从对公共财政的贡献上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仍是公共财政资源的贡献主体，与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占产值或利润的比例相比，没有出现所谓的“国降民升”或“国少民多”的现象。     从国民经济角度看，农业主要是以农民个体和私人为主，服务业缺少详细分析的分类数据，只有在工业领域有相关的数据。为此，我们只能分析工业领域，即使如此也缺少规模以下企业的详细数据，这些企业基本上是私人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换言之，当考虑到这部分企业的话，国有工业企业的比重还会更低。     上述计算数据都是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作为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告知社会公众，澄清事实真相，说明基本趋势。在这方面美国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拉迪已经做了专门的研究，8与作者的结果和结论是一致的。我本人也与拉迪当面交流过看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进民退论”者太不专业。因此“国进民退论”的发明者和宣扬者会让世界的同行笑话。因为不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事实也是检验真伪命题的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研究是“森林式”的方法，得出的是总的评价，在某些产业或某些行业或某些年份可能有其他的结论，但只是代表某些“树木”，尽管它是事实，却是局部的事实，更不能以此来推论或代表整个“森林”。          三、国有和非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          过去60多年中国在如何处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经历了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过程。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公私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通过第一次对官僚资本国有化，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进入了共同发展的“黄金时期”，1952年3月毛泽东还首肯了“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不能让资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9但是好景不长，毛泽东发动了国家工业化，排斥了私人工业化，又发动了第二次国有化，对私人资本公私合营，后来基本上消灭了私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私人经济的政策经历了从“红灯”到“黄灯”在到“绿灯”，民营企业进入了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黄金发展”时期，逐步形成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并存、相互联系、相互外溢、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新格局，我称之为“两条腿走路”。这就比一条腿走路(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要走得稳，走得协调，也走得快。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后，私营企业实现了快速的增长，非国有经济进入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事实也是如此：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实有企业1191?16万户(含分支机构，下同)，实有注册资本(金)66?16万亿元。其中私营企业903?49万户，占总数比重的75?8%，注册资本(金)22?85万亿元，占总量比重34?5%。10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更像是精锐的野战军，属于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企业，它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与世界500强企业和世界2000强企业开展激烈的竞争，不仅要在其中占一席之地，而且要迅速崛起，成为行业中的领军企业；而民营企业就像是地方部队，更多的是创造就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就业密集型企业，能够有效地帮助各地方发展，同时也能够在一些领域发挥民营企业灵活性强、创新力强的优势，已经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由于他们各自的外溢性形成了相互带动、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会迅速进入世界500强。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今年或明年中国有可能制造业会超过美国，打破美国自1890年以来称霸世界工业的历史，11也进一步说明中国为什么可以在轻工业方面占世界总量比重的1/3以上。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成功，就意味着全面的经营成功。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前列”的目标。122010年，按照汇率法现价计算，中国消费总额为2?7万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世界第三大消费市场。根据我们的预测，2015年，中国的消费总额将达到7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2020年消费总额将达到145万亿美元；到2025年中国有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消费总额为美国的1?15倍。13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最大的煤炭消费市场、最大的个人计算机消费市场、最大的移动通讯设备消费市场、最大的成套设备消费市场。中国正在由“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将由“中国出口”转向“中国购买”。这对于各类企业而言，是最大的福音、也是最大的机遇。          四、“两条腿”走路是中国成功之道          国有企业经过60年的发展，经历了总数大幅度下降的发展历程。尽管国有企业户数占全部企业户数的比例仍然较低，但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已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的成长发展之路，不是简单地与民营竞争，更重要的是和国际企业，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进行竞争。中国企业的成长发展之路也不是单纯地讨论谁进谁退的问题，而是关于中国企业与国际企业之间的竞争。     2011年中国大陆有61家世界500强企业，而后发展速度会更快，其中不仅是国有企业，而且也有私营企业，不仅有中央企业，也有地方企业。形象地讲，中国企业面对的形势是是“美(国)退中(国)进”，美国在世界500强企业，已经从1975年的241家下降至2011年133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国也进、民也进，而非一方进、一方退。     国有经济从“大而全”向“强而精”发展，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战略产业做强、做精，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集中资源发展战略产业的优势，通过在不同行业的产业链中与非国有经济形成良性的互动，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例看，只有烟草制品业(99%)、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94%)、燃气生产和供应业(92%)、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71%)、水的生产和供应业(69%)和煤炭开采和洗选业(56%)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比超过50%，14这些行业要么是自然资源类产业等上游产业，要么是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行业，在这些行业里，需要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保持较高的产品质量、相对稳定的产品价格和健康的市场秩序。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行业都有明晰、严格的准入政策，不但国有企业可以进入，私营企业也可以进入，但前提是遵守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在其他绝大多数行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并不占主导地位。     国有和非国有企业齐头并进，竞争力同步提高，中国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民营企业开始崭露头角。1995年中国才有4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中大陆只有2家，均为国有企业；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500强企业数迅猛增加，2011年已经达到了69家，超过了日本，居世界第二。其中，大陆为61家，不仅有一大批中央企业，而且有一批地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15香港和台湾分别为4家和8家，他们都在中国大陆投资经营，取得了非常成功的业绩。今后，国家将采取重大措施支持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和世界2000强(见表2)。16我们保守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数仅大陆就会达到120家以上，其中民营企业将达到20-30家，如果再加上香港和台湾，中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数将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到2030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数将超过美国的高峰值，与中国经济总量、贸易总量、投资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大体相当，届时民营企业有望达到40-50家。17     表2各大国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1975-2011)(略)          五、结论：中国赶超美国的东方巨人的“两条腿”          中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既要发展国有企业，也要发展私营企业，使两条腿都很强壮，使两类企业都能健康成长，并不存在谁进谁退的问题，而是齐头并进，共进多少的问题。对于“国进民退”这一伪命题的讨论毫无意义，只会是“庸人自扰”。     事实上，从过去几十年的世界500强企业数看，一个真命题是“中(国)进美(国)退”，显示了中国的“国(有)民(营)共进”。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将实现集体崛起，合作崛起，也包括竞争崛起，在世界500强，乃至2000强的榜单上都会赶上美国，超过美国。     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来源于中国企业的制造，无论他们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如同东方巨人的“两条腿”，就是比那些一条腿走路的西方发达国家走得快，走得稳，走得协调，2012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最大贸易体，即使是按汇率法计算不晚于2020年之前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参考文献］     1在本文中，非国有经济暂不考虑外资经济部分.     2根据美国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拉迪博士的计算，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为11?8%，其中私营企业增速最快，达到18?7%，股份制企业为14?1%，集体所有制企业为10?3%，国有企业为6?8%，外资企业为6?1%；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为15?6%，私营企业增速仍然最快，达到20%，股份制企业为16?5%，外资企业为14?7%，国有企业为14?0%，集体所有制企业为9?6%。引自Nicholas Lardy. Need for a Transition to Consumption-Driven Growth. Presentation at ADB-PRC Forum：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Middle Income Transition.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9 次 更新时间： 2012-03-31 16:43:58 胡鞍钢 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进入专题 ： 民族政策    ● 胡鞍钢 （ 进入专栏 ）   胡联合       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国家统一、人民团结、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这就需要顺应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潮流，善于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并充分吸取其失败教训，与时俱进地推动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和 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国家统一、人民团结、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逐步增长，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动员和整合作用不断增强，民族意识在一些群体中得以快速发展，因民族因素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日趋凸显，在一些地区反分裂反恐怖面临的斗争形势更趋严峻复杂，使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成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必须妥善应对的一个特殊紧迫、特殊重要的战略问题。     2010年 1月和 5月先后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了促进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方针和要求， ③这是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开始向第二代转型的标志，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家园、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     我们如何促进国内各民族更加主动交往、更加深入交流、更加自觉交融，成为交融一体的中华民族 ?我们一定要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全局高度着眼，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充分认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的特殊重要性，与时俱进地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确保中华民族一体化得到不断巩固和繁荣发展。          一、充分认识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建构和强化国族认同的特殊重要性          从政治学原理看，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是靠认同，一是靠强制，两者缺一不可。强制主要依赖于警察、法庭、监狱、军队等国家强制机器，在现代社会法律越来越成为国家进行强制的基本工具。认同是一种自觉的身份认同和心理认同，是人们将社会角色和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行为规范的自觉濡化行为。认同比强制更为重要，就连强制机器的运用也需要最低限度的认同，虽然认同 (当然也包括强制 )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但是，认同又高于物质基础，只有解决了认同问题 (特别是从制度上保障 )，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④     认同有多种类型，其中国族认同 (National Identity，又称民族国家认同、国家认同 )是现代国家公民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认同。从历史渊源上看，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对国家的最自然的朴素情感，具有国族认同的某些原初成分。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其中生长、接受教育，并仍在其保护之下生活的政府或国家，便是我们的好行为或坏行为对其幸福或不幸有极大影响的最大的团体。因此，它生来即受我们高度的关注。通常来说，在这个团体内，不仅我们自己，而且还有我们最善意感情的所有对象，我们的孩子、父母、亲戚、朋友、恩人，所有那些我们自然要对其表达深切热爱和崇高敬意的人，他们的繁荣和安全多多少少依赖于这个团体的繁荣和安全。所以，我们生来就热爱这个团体 ”。 ⑤“正是由于我们与这个团体有这样的关系，因此，它的繁荣和光荣似乎也给我们带来某些荣誉。当我们把它与其他同类团体做比较时，我们就会为它所具有的优势而自豪，而若它在什么方面不如其他同类团体时，我们则会为此而感到几分屈辱。 ”⑥但是，必须看到，一个人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并不等于其已有国家 (国族 )认同。严格意义上讲，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在人类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以来，才有现代意义的国家 (国族 )认同，这就是民族国家认同。因为，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人们与其说是忠于国家，不如说是忠于王朝或政权统治者。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家还谈不上是民族国家，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只能算是朴素的情感，特别是实际上很多臣民往往是忠于他的家庭、宗族和地方政权，而对国家中央政权的忠诚则往往是很弱的。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实际上民族国家的建构不是 “从文化到政治 ”的过程，而是 “从政治到文化 ”的过程。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民族 ’得到了一个最广泛的意义，特别是在官方的用法中，亦即无论个人的出生地或起源，它是所持国家护照的公民身份。但在另一方面，这也象征着一种新的文化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一个人所拥有的旧文化遗产，因此，不同民族的相互融合乃得以发生。这种情形在英、法与欧洲其他国家已普遍可见，在美国尤其如此 ”。 ⑦但是，在东欧与其他地区， “‘民族 ’却还是那个老词，指的是某个特定的族群，是各自拥有的文化特质，但民族的政治地位却还是未变 ”;“这些族群的界定，是根据地域、语言与宗教。在波兰，没有一个犹太人会因为拥有 ‘国籍 ’而成为波兰人 ;在俄罗斯，没有一个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鞑靼人或日耳曼人能够成为 ‘俄罗斯人 ’”⑧;在奥斯曼帝国， “各个族群享有地方分治的权力，在纯属内部的民事事务上拥有极大的司法权 ……这种各自为政的 ‘国中之国 ’终于衍生出各自的民族主义，将一个老朽不堪的帝国弄得分崩离析，进而各自分家组成新的国家。 ”⑨因此，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能否适应 “民族国家 ”的 “国族 (民族 )”与 “国家 ”同一化的客观发展趋势，建立起国民的不分原来的民族出生的共同的国族 (民族、民族国家 )认同，是近现代国家面临的最基本任务。 “在打造每个的族群认同上， ‘国家 ’的政治性最强烈也最排他 ”;“如果 ‘族群归属感 ’是人格的避风港，那么在一个族群具有国家的形式时，那也正是这种归属感最强烈的时候。人世间，最能够持久的政治组织非国家莫属 ”。 ⑩     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建构起人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强化其爱国主义情感和凝聚力，是现代国家治理社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基本的内在的本质要求。 “如果国家可以成为个人身份的延伸或源泉 ,那么国家权力就可以被自愿地接受。于是 ,国家成为民族的体现，那些将自己的身份首先视为国民的人会将自己的福祉与国家的福祉视为不可分割的。 ”11现代国家不仅仅是施加于其中所统治的个人之上的特别巨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如税收、不反抗与私人和社会行为方面的要求等。 “国家还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所带来的影响，在所有其他人之上要求集体意识，也就是要求民族身份。 ”12“通过符号和制度，国家已经成为社会再造的中心。 ”13“现代民族国家有意识地运用语言政策、正规教育、集体仪式以及大众传媒来整合公民，并确保他们对国家的忠诚 ”。 14无疑，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需要建构起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没有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任何国家的制度外壳都是不稳固的，国家也就难以对其人民进行有效的治理。     实际上，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任何国家的长治久安，根本在于从制度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 (国族 )，强化国族认同，淡化族群 (民族 )认同，通过制度安排使族群 (民族 )问题非政治化，不给任何人声称是某一 “地方民族利益 ”代表和领导者的机会，重中之重在通过制度安排来保障官员始终做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积极领导力量，防止其在政治大气候变化时成为分裂国家的领导力量。从国际经验教训来看，一个国家开展反恐怖斗争的关键应是防止草根阶层成为亡命徒式的恐怖分子，而一个国家开展反分裂斗争的关键应是通过制度安排使所谓 “地方民族精英 ”无法宣称是本地区本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和领导者，无论政治大气候如何变化都无法成为分裂国家的 “领头羊 ”，无法煽动草根阶层成为搞分裂搞恐怖的 “马前卒 ”。     中国人素有爱国主义的传统，中华民族更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中华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汉族也是一个很具包容性的民族，融合了大量原来不属于汉族的其他民族 ;中华民族之各少数民族也不同程度地吸收融合了其他民族包括汉族的文化成份 ;中华民族各成员民族的人员、物资、信息和文化交流特别是相互通婚，有力于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为保障和促进国家的统一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框架。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比较短，特别是由于我国历史上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统治，又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仍然不同程度地客观存在，一些人的臣民意识仍未完全肃清，公民意识、国家意识还比较弱 ;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一些人狭隘的民族 (族群 )意识强烈，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却比较弱，民族分裂主义仍然潜滋暗长，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原因和基础性原因。特别是在新疆， “大量事实表明，民族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主要危险，新疆地区存在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 ” 15因此，与时俱进地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建构和强化各族人民的国族 (国家 )认同感，就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亟需解决的一个特殊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我们一定要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出发，充分认识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建构和强化国族认同的特殊重要性。          二、善于借鉴和吸取国际上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世界各国处理民族 (种族 )问题的方法，各国不尽相同，各有其特点，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大熔炉模式和大拼盘模式 (或称马赛克模式 )。通过近代几百年的实践证明，大熔炉模式是解决民族 (种族 )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虽然其间由于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强调公民不分民族 (种族 )身份的权利和义务平等而难免会产生一些民族磨擦和民族冲突，但是却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演变为民族分裂问题，最突出的典型是美国、巴西、印度等大国 ;大拼盘模式则是处理民族问题比较失败的方法，因其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民族团体和地域多元主义体制而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无法促进民族交融一体而建构统一的国族，容易使民族矛盾冲突与地区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化为民族分裂甚至民族战争，最突出的典型是 (前 )苏联、 (前 )南斯拉夫、 (前 )捷克斯洛伐克等国。     从民族大熔炉模式的典型国家来看，如在美国，虽然估计有来自世界各国、国内各地的大小族群 (种族 )1500多个，但是政府不对族群 (种族 )实体进行法律、政治等实体方面的认可和标识，不给予族群 (种族 )集团以法律上的承认，只在社会生活中可把国内具有不同国家或地域来源、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等特点的群体称为 “族群 ”(ethnic groups)，特别是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而是千方百计通过国籍法、移民法、英语教育、立法、司法、行政、传媒等公共政策和法律，着力构建一个不分来源、不分族群、不分宗教的统一的美利坚民族 (American nation)和美国人 (American)身份，美国任何族群的成员 (印第安人有所例外 )都只能是一个公民，不得以种族身份为理由在政治任命、选举、教育、工作机会等方面给任何人以优待或歧视，绝不允许 “种族 (民族 )自治 ”;美国公民的身份证明中也没有 “民族 ”(种族、族群 )的内容 ;不管人们原来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加入美国国籍，就成为且只能成为美国人和美利坚民族的一员。从美国族群政策的演变历史来看，早期的大熔炉政策 (第一代大熔炉模式 )是一种强力的盎格鲁 —撒克逊化的政策，主要是把其他族群的人同化为盎格鲁新教群体的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 20世纪初以来，随着来自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墨西哥、俄罗斯、东欧、中国、日本等世界各地大量新移民的不断涌入，美国的族群政策变成了典型的大熔炉模式 (第二代大熔炉模式 )，即促进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域、具有不同族群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融合成为一个具有美国核心文化特质的美国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美国的族群政策演化成了第三代大熔炉模式，即在强调继续巩固和发展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的统一性的同时，又承认和容忍族群的 “文化多元性 ”，允许不同族群保持具有族群特色的文化传统。但必须看到， “尽管近年来 (文化 )多元主义准则变得很是强势，事实仍然是族群差异正趋于消弥。这样，尽管族群坚称保留族群文化的必要性，但社会趋势仍然是这些文化差异正被消蚀。 ” 16总之，不管是哪一代的大熔炉模式，美国通过二百多年持续不断的民族大熔炉政策，有力地建构了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的身份和身份认同，今天美国的民族大熔炉 “比以往更接近于现实 ”。 17这种强调国族身份的建构和统一、强调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 (而不是族群的集体权利平等 )、避免把公民的财富、权力、声望、职业、就业、教育等个人差距与族群身份、族群集体联系起来，既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又有利于激发公民的个人平等竞争，促进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同时也有力地防止了公民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演化为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当然，由于存在实际上的个体差异和族群差异，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个体矛盾和冲突，有时也可能演化为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但是由于在法律上不允许族群身份和族群集体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特别是不允许任何族群有自己的历史地域范围和特权，因此，即使发生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也不会演化成民族分裂问题。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美国早期的族群政策存在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特别是残杀印第安人和对黑人进行种族隔离和制度性排斥。今天的美国，虽然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族群实际问题，但总体来说，其族群政策上是比较成功的，有力地保持美国的国家统一、发展活力和社会秩序。又如，在巴西这个被誉为族群融合相处 “天堂 ”的拉美地域和人口大国，也推行着类似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政策。在巴西，尽管人口的原初血统有印第安人、欧洲人、非洲人， “尽管欧洲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的种族血统的特征都是明显的，但是今天巴西人的身体特征已经完全混合了，以致难于准确判断大部分巴西人的种族出身。 ”18这是因为巴西虽然有着数量较多的种族和较大的地区差异，但是巴西政府着力建构 “巴西人 ”和 “巴西民族 ”的共同身份，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平等和个人上升流动，着力推进种族融合， “在以种族融合为己任方面，在现代社会它是罕有先例的 ”， “巴西是一个最明确主张同化的社会 ” 19;巴西的种族区分也不是很固定的，公民的种族分类往往是以身体特征 (肤色、发质、面部特征等 )甚至社会因素 (如经济状况 )而不是以血统为基础的 (如巴西流行 “富有的黑人是白人，而贫穷的白人是黑人 ”的说法，这实际上也鼓励着人们通过阶层流动来改变种族身份 )，政府历来鼓励不同种族的融合，鼓励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融合，族际通婚比较普遍。 “无疑，不同人种的混合 ——融合 ——在巴西几乎比在现代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要深入。 ” “巴西身体和文化同化的程度，显然超过了大多数其他多族群社会。 ”20当然，应该清醒地看到，巴西族群的融合并不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同时，巴西这个多族群融合相处的 “天堂 ”也客观存在一些族群歧视、黑人地位较低等族群问题。 21再如，印度自 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大力推行类似美国、巴西的民族大熔炉政策，中央政府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是着力把上百个传统的部落和土邦建构为一个统一的 “印度民族 ”(Indian nation)和印度人。为建构 “印度民族 ”和 “印度人 ”，印度政府不搞民族识别，强调全国只有一个 “民族 ”(即 “印度民族 ”)，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人人平等，并千方百计通过语言政策 (规定印地语为联邦官方语言和国家语言 )、历史教科书、音乐、电影等工具和政策来建立和强化国民对 “印度民族 ”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因此，虽然仍然客观存在一些部落和宗教矛盾，但印度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已经比较牢固地建构起了 “印度民族 ”的身份和身份认同，有力地维护了印度国的统一和安全稳定。     从民族大拼盘模式的典型国家来看，如在前苏联，国家因民族而分区域、分界别治理，以民族划界成立联邦主体和不同层次的自治实体，突出和强化民族性，特别是长期以来，斯大林等苏联中央领导同志未能理解列宁同志关于联盟只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过渡形式的思想，未能实现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到巩固政权的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而把以民族为单位建立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 (区 )和边疆州 (区 )组成的联盟形式固定化，人为强化民族标识，特别是强调民族是 “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的共同体 ”，给每一个公民都贴上一个低于国族的 “民族 ”标签，把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使各民族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看作是 “本民族领土 ”，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的资源看作是 “本民族资源 ”，认为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应由 “本民族 ”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为主导，应由 “本民族 ”干部来领导和管理，并在宪法中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自由退出苏联。这就形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制度安排，各地的民族领导者往往被认为是本民族利益的最高代表，在联盟的框架内成为代表和争取本民族利益的代言人。虽然如此，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前，由于在全苏联范围内加强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大力普及俄语、努力建构 “苏联人 ”的国族认同、强化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保障军队的统一领导， “民族精英 ”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被抑制、压制和掩盖了，国家还是保持了表面的平静安定和统一。戈尔巴乔夫当政后，大力推行 “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改革，尤其是 1990年通过公开合法方式取消了宪法赋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各地的民族意识和分裂主义思想日趋高涨。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从制度上使民族 (族群 )意识与地方意识相互叠加强化，各地 (如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州 )一直有着强烈的本民族 (族群 )意识，把本民族 (族群 )意识置于国族意识之上，因此，大气候一变、时机一到，各地的 “民族精英 ”(一些在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 )的民族 (族群 )就摇身一变成为民族分离主义的领头羊。也由于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国家认同问题，经济发达地区反而成为分裂国家的急先锋，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最富裕的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反而在 1989年率先宣布独立 ;到 1991年底，苏联更是彻底解体，至此由 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前苏联也一分为 15个国家。又如，在前南斯拉夫，虽然在集权程度上与苏联有较大差别，但在民族政策也属于典型的民族大拼盘模式，是一种团体多元主义体制，通过制度设计使各个民族共存于一个联合体制中，而各个民族则也有自己特定的地理区域，这就形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矛盾的制度安排，使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等都与民族身份、民族分界紧密挂钩，使民族矛盾与地区矛盾一体化，从而使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以民族为分界线、垒加强化线 ;一旦中央政权 (联邦政权 )权威不再， “这种联合就分崩离析，而每一个族群 (民族 )都将谋求政治独立。 ” 22具体从经济根源来看，前南拉斯拉夫 1991年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地区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最富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人均 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01.8%,最穷的科索沃自治省人均 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27%;两者人均 GDP相对差距由 1965年的 5倍扩大到 1988年的 7.5倍 ;而与此同时，中央汲取财政能力不断下降，中央财力过小，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972年的 20.7%下降到 1989年的 5.6%，而地方财力过大，且在各共和国之间分布极不平衡。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央财力下降使得中央无力实行财政转移支付 ,实现地区和民族均衡发展 ,导致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 ;地区和民族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又导致了中央财力的下降，富裕地区不愿多交税，不愿意援助经济落后地区，不愿意背 “经济包袱 ”，而贫困地区又认为中央不公平，认为自己遭受着发达地区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廉价剥削，导致地区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最终国家陷入分裂。 23同时更应从国家政治体制因素看，这就是由于南斯拉夫以民族划分治理区域，片面强调各民族的团体上的形式上的平等，实行 “轮流坐庄 ”，规定各 “共和国是主权国家 ”，自治省是 “享有主权的联邦宪法实体 ”，联邦政府规定各民族都可在政治、商业和学校教育中使用自己的语言，并规定了三种官方语言，导致整个联邦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权力过于分散，联邦政府缺乏必要的集中和权威，国家的安危系于铁托一人的个人威望上。铁托死后，民族矛盾日益浮上台面，到 1989年，南斯拉夫政局突变，决定实行多党制，民族分离主义政治势力的活动甚嚣尘上，结果在 1991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两国的主张民族分离主义的反对党上台执政，公开反对社会主义， 1991年 6月 25日两国退出联邦宣布独立， 11月 20日马其顿宣布独立 ;1992年 3月 3日波黑也宣布独立，加剧塞族、穆族、克族矛盾，引发了多年的内战。 2003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2006年，黑山共和国公决独立 ;2006年塞尔维亚、黑山分成 2个独立国家， 2008年科索沃等几近独立。这样，最初意义上的前南斯拉夫也就从 1个国家分裂为 7个国家。 24再如， (前 )捷克斯洛伐克也实行民族大拼盘政策，它虽然重视从经济上缩小民族地区差距，但由于未能从政治体制上解决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因此也仍然无法阻止国家的分裂。 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 (民族 )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捷克 (民族 )的近 50年，但随着国家对斯洛伐克地区投入大量的资金，帮助其发展经济，到 1990年时两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基本平等程度，但是到 1993年国家仍然被分裂。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解决国族认同问题，特别是缺乏保障国族认同的制度安排，导致在民族隔阂基础上的民族分离主义思想不断加剧：捷克人瞧不起斯洛伐克人，认为联邦国库的钱都让斯洛伐克人花了，影响了捷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斯洛伐克人虽然对国家拉平两地区的经济水平的政策感到满意，但总觉得捷克人欺负他们，不尊重他们的民族感情。在这种背景下，民族问题的政治性不断凸显，特别是两民族的政治精英民族分离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两民族的政治精英发生分裂，都对原有国家政治架构的民族权力制度安排不满，认为本民族的权力和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反映，都在追求本民族政治上的独立和建立国家的权力，遂在 1993年 1月 1日和平宣告联邦共和国解体，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独立。          三、与时俱进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当代世界，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正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在加速发展，不但民族国家内部正在经历空前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体化过程，而且世界国已日益成为互联互通的一体化的 “地球村 ”，特别是欧洲联盟已经成为一个包含 27个成员国的经济和政治实体，充分反映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朝着交往交流交融加深加快发展的客观潮流。当然，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在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实现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民族国家仍然长期是国际社会的活动主体和单元，民族国家的利益仍然长期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的不二法则。因此，促进民族国家内部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体，以更好地全球化过程中维护和发展民族国家的利益，乃是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极其紧迫的现实任务。由于我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比较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还相当大，所以，促进国家内部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特别是应清醒地看到由于西方国家在民族政策上搞双重标准，一方面，始终不渝地强力甚至强制推进本国的民族融合， “西方国家曾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来取得这种语言和体制的融合：国籍法和归化法、教育法、语言法、有关公务员雇用、兵役制度和国家传播媒体的政策，等等 ”25，有的甚至对少数民族赶尽杀绝 ;而在另一方面，却利用民族问题分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民族交流融合，以所谓 “人权 ”、 “民族自决权 ”等为籍口插手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或明或暗地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始终面临不利的外部国际环境压力。 “近年来，国际敌对势力从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出发，更加注重利用民族分裂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妄图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打开缺口。 ”26鉴此，我们一定要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忧患意识和创新意识，与时俱进地实现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实现从识别国内 56个民族、保持 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建构起凝聚力越来越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你我、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的繁荣共同体。     一是要从政治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民族问题无疑含有政治性，在一些国家也已通过制度强化成为一个复杂而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处理民族问题必须要有智慧和策略，应善于采取 “非政治化 ”的方法，从保障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 (而不是强化国内各族群、民族的集体身份和集体权利 )的角度，按照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治原则来处理，坚持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来处理，不宜把涉及不同族群 (民族 )的个人的问题、矛盾和冲突当作族群 (民族 )问题来处理。要善于和坚持把国内族群 (民族 )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来依法处理，防止把族群 (民族 )问题做政治化的特殊处理，以利于强化每一个公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和法治意识，消除地方民族主义滋长的一切土壤和可乘之隙，强化中华民族意识，淡化分属在汉族和各少数族 (族群 )身份的族群 (民族 )意识，所有公民不论族群 (民族 )成份一律平等，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所有公民均享有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迁徙、生活、工作的权利 (包括加强官员的异地交流任职，加强学生的异地就业等 )，淡化附加在各族群 (民族 )成份上的政治权利，不允许任何族群 (民族 )声称是某一特定区域的族群 (民族 )利益、资源权利和治理权利的代表，不允许以各族群 (民族 )成份来要求在国家享有或在特定区域内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各省级行政区、各地级行政区、各县级行政区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以族群 (民族 )因素而在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加强对一切处于经济社会滞后的地区和公民的发展援助，促进全国人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形势需要，及时开展行政区划管理体制的改革研究，积极推进全国范围内的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改革，适当增加省级行政区 (含直辖市 )数量，科学划分明省级行政区管辖面积和人口，使各省级行政区的行政管辖地域面积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适度均衡，更好地统筹辖区面积、人口、族群 (民族 )之间的关系，减少行政管理层级，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地区级行政区划，以利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便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繁荣发展。要高度重视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国家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使公民强化中华民族身份和意识，不允许因少数族或汉族身份而有特权或被歧视，切实保障任何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把对以族群 (民族 )成份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调整为对处于贫困弱势处境的公民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以不断淡化各族群 (民族 )意识，强化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要按国际通常用法谨慎地使用 “民族 ”(nation、 nationality)一词，只在讲中华民族等国家民族时才使用 “民族 ”一词，对汉族和各少数族仍可基本保留原称呼，称为某某 “族 ”，或改称为某某 “族群 ”(ethnic),但不再使用某某 “民族 ”的称呼 (实际上，国内很多同志没有注意到，我国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的 “民族 ”的英语译法，早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就已由原来的 nationality一词悄然改为 ethnic)，以利于淡化国内各族群 (民族 )的所谓 “民族意识 ”特别是 “民族主义情绪 ”。要与时俱进以 “去标签化 ”作为处理族群 (民族 )问题的基本策略，不在身份证明、升学、就业等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人为强化公民的族群 (民族 )属性，只强化公民的国家属性或中华民族属性，把 “三个离不开 ”的民族团结要求更好地升华为 “三个分不清 ”，使公民自觉消除身份和心理上的分界线，增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同一性 ;同时把目前处于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以公民救济和帮助的形式促进其发展。总之，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 (包括法制建设和法制创新 )保障国内各公民的权利平等，不使任何公民因族群 (民族 )属性而享有特权或被歧视，切实从政治上保障和促进每一个公民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断增强个人的公民身份和中华民族身份归属。     二是要从经济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经济因素在民族问题上具有基础性作用，促进国内各民族 (族群 )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国内各民族经济联系的纽带，对于促进民族交融一体、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     我们研究发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是国家统一、全国一盘棋、民族交融、多元一体的最大受益者。首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率都高于除中国之外的世界所有高增长国家。这里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数据库将 8个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 168个可统计的国家进行比较。在 1978—2008年 30年期间，内蒙古的 GDP年平均增长率为 11.69%，新疆为 10.35%，广西为 9.86%，西藏为 9.79%，云南为 9.72%，宁夏为 9.61%，贵州为 9.36%，青海为 8.44%。这八个少数民族地区同期增长率都比自然地理条件更为优越、区位优势更为有利、经济基础更为雄厚的国家，例如居世界经济增长率第二的博茨瓦纳 (为 7.59%)、第三位的新加坡 (为 6.92%)、第四位的马来西亚 (为 6.26%)，第五位的韩国 (为 6.25%)，第六位的泰国 (5.71%)，第七位的印度 (为 5.65%)和第八位的伯利兹 (为 5.57%)(见表 1)。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 “中华民族大家庭优势 ”，包括统一的国内市场，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明显的经济外溢性和外部性全国设施网络，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     其次，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类发展指标变化率不仅在中国是最快的，在世界也是最快的。这里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库将 8个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 157个可统计的国家进行比较。 1982-2008年期间，全国 HDI指数从 0.558提高到 0.793，提高了 0.235，是同期世界 HDI指数提高幅度最大的国家 ;而同期少数民族地区的 HDI提高幅度都高于全国平均幅度，也是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幅度提高最大的地区 ;1982年时，云南、贵州和西藏的 HDI都低于印度，内蒙古低于蒙古，但到了 2008年，内蒙古已率先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并明显高于邻国蒙古 ;到 2008年，西藏的 HDI和人口预期寿命都高于比它自然条件更好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 “社会主义大家庭优势 ”，包括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全国之力特别是国家财政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改善民生、投资人力资本、促进社会平等，实现了社会进步的大跨越。     第三，进入 21世纪，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相对差距进入缩小阶段。根据我们按各地区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1978-1990年期间，全国地区差异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达到最低点 0.59;1991-2003年期间，这一差异系数呈现上升趋势，达到 0.70，确实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相对差距扩大 ;2004-2010年期间，这一差异系数呈现逆转，并持续下降，达到了 0.58，也真实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相对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这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直接享有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优势 ”，包括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着力统筹各地区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鼓励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援助，充分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充分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保护少数民族特色、优秀文化和传统，保护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我们一定要顺应经济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的发展趋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特别是要促进民族地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下大气力破除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加快建立和完善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保障商品和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大力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加快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抓紧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改变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的问题，提高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更好地促进东中部地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促进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 ;要完善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准入、公平经营的市场环境，保障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国内企业与境外企业有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反对各种歧视行为，促进一切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创造物质文化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加快建立健全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管，更好地促进和保障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选择作用的发挥，防止 “劣币驱逐良币 ”的逆淘汰现象的发生，保障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保障创新者的利益 ;要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在进一步利用好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的同时，要促进民族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相互开放，通过发展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组织、引导东中部地区到民族地区进行投资和经济合作，组织、引导民族地区到东中部地区进行经济合作，帮助民族地区开拓国内市场，利用东中部地区的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 ;要着力培育和壮大以创新为职能的大批企业家队伍，既注意培育民族地区本地的企业和企业家，又注意引进外地的企业和企业家，更注意促进民族地区本地企业、企业家与外地企业、企业家的交流合作，促进各地各类企业家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发现原材料的新来源、特别是创造企业新的组织方式，创造有利于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各种创新活动的良好社会环境，增强民族地区经济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持久动力 ;要特别注重加快科技创新和知识应用，把加快科技创新和知识应用能力作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大幅增加民族地区的科技研发经费和比例，增强民族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推广应用能力，同时大力推动东中部地区对民族地区的科技支援，加强相互交流合作，促进民族地区和东中部地区在相互交流合作中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我国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从外延式数量扩张型增长到内涵式质量效益型增长的转变，从要素积累到集约管理再到知识创新的转变。当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强和东中部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特别要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大东中部地区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援和合作力度，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的加快发展，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共同繁荣发展。     三是要从文化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就是一个不断兼容并包各地区、各族群文化的过程。这种开放包容性也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和力量所在。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越发重要，交化交往交流交融对于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进而对于促进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日益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作用。我们一定要顺应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需要，既充分尊重和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又不人为强化、固化公民的文化差异属性，要更加重视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对一切族群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一体化、共通共融的宣传，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族群 (民族 )主义和大族群 (民族 )主义，不断强化各族干部群众的中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各族公民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不断增强抵御民族分裂主义的免疫力。要特别注意正确认识和妥善对待现代化进行中的民族意识复兴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方面要承认客观存在的族群 (民族 )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决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对其进行改造，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 (即使它是最 “公正的 ”、 “纯洁的 ”的民族主义 )，坚定不移地贯彻 “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 ”， “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 ”27;始终不渝地坚决反对大民族主义，始终不渝地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特别重视语言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大基础作用，深刻认识没有共通的语言，就连人们之间沟通都很困难，而要建立共同的国家身份认同就更加困难，从而更进一步地自觉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贯彻落实，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汉语和普通话 )，不断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要辩证客观科学地认识宗教的消极和积极作用，按照《宪法》的要求，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善于发挥宗教的 “积极作用 ”28，限制其消极作用，把人们对宗教的认同纳入对国家的认同之下，并始终居于国家认同感之下并支持国家认同感，促进各宗教的交流沟通，有效整合各宗教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道德规范作用，用宗教中的温和向善思想引导信教群众，防止宗教极端主义俘虏信众，特别是着力防止宗教极端主义成为恐怖主义尤其是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的思想武器，最大限度地抑制宗教中的消极因素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作用，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民族各宗教的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凝聚全国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共同致力于创造现世的美好生活。要高度重视仪式特别是集体仪式在形塑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中的作用，包括要重建优秀的传统仪式，利用国庆、春节等各种有意义的节日及其仪式来强化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要高度重视通过各种为群众喜闻乐队见的形式引导人们自觉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好国民，以工作为天职，忠于职守、各尽其责，自觉为增进全国人民的利益和福祉而努力奋斗，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各族公民的力量。要高度重视发挥新闻传媒在培养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掌握话语权，引导公民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中国的认同感。要特别重视各少数族群 (民族 )文化元素的保护、发掘、整理和整合工作，充分认识各少数族群 (民族 )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泉，从而更好地增强各少数民族公民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更加自觉积极地把各少数族群 (民族 )元素更好地整合进中华文化，更好地为中华各族儿女所知悉所传承，更好地凝聚中华各族公民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四是要从社会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 “社会 ——不管其形式如何 ——是什么呢 ?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 ”29离开人们的交往，就无所谓社会。我们一定要适应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的客观实际，适应国内外民族交流交流交融的客观实际，包括适应一些外国人才 (如美国的各族群人、加拿大的各族群人等 )自愿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客观实际，从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深刻认识促进国内外各民族人员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大趋势，不再强化中国是由 56个民族 (族群 )组成的观念和做法 (比如，假如有一个美国的墨西哥族裔人和一个美国的西班牙族裔人因在中国工作自愿加入了中国籍，那么按原来的公民民族归属划分，这时的中国公民民族类别则应变成 58个民族 ;如果考虑到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强大，已经有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外国人有意自愿加入中国籍，那么，如果批准这些公民自愿加入中国籍，中国公民的民族类别还会增加。这就说明这种固定有多少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的刻板化民族组成称谓是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 )，而是强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可以接纳国内外一切民族人员的大开放、大包容的开放理念 (如不得把汉族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中华民族文化，也不得因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而排斥汉族文化，不能简单地对外国民族文化采取排斥否定的态度等 )，采取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择优并蓄的开放态度，从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积极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发展。实际上，民族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公民的文化属性，我们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促进各民族公民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不要人为地把这种差异和属性固定化和强化。要高度重视促进国内各民族人口的大流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共和国，国内各地都是中国所有公民的领土，国内各族公民都可以自由流动，自由确定在任何一个地方学习、生活和工作，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现代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在各种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优化配置的时代，促进国内各族公民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平等的流动，促进各族公民交往交流交融既是一种自然和法律权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促进各族公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一定要顺应这种客观形势的需要，改革和健全体制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特别是要加快改革和完善户籍管理制度，以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为出发点，为各族公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更好地适应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平等保障各族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更好地促进全国各族人口的自由有序流动，更好地解决各族人民的就业问题，创造更加有利于各族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要高度重视推进各族公民混居杂居。可以借鉴新加坡等国的经验，在大中城市规划和住房建设出售中，研究相应的办法，尽可能地使不同族 (族群、民族 )的居民混居在一起，防止居住区明显分区、泾渭分明。要高度重视保护和引导族际自由通婚。不同族群 (民族 )人口的相互通婚，既是不同族群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交融一体了，人们都是亲戚、难分难解了，民族的团结、民族的交融一体和社会的交融一体就有了坚实的根基。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现在在一些民族地方有一种不利于不同民族族际通婚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措施，一些族 (族群、民族 )与其他族的通婚率很低，有的族际通婚率甚至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离国际上衡量族际关系良好的标准要求两族之间通婚率达到 10%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这就要求从制度上引导族际通婚，保障公民的婚姻自由权，改革和完善高考加分、公务员招考、就业升职等方面的政策，坚持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一律平等原则，不得歧视或优待不同族群通婚者及其子女 (如有的地方规定，父母双方都是少数民族的子女高考加分大大高于父母双方只有一方是少数民族的，这明显不利于民族通婚，明显是对父母双方只有一方是少数民族的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的一种不公平歧视 ;同时，也有的地方，对已经融入城市实际上与汉族家庭并无教育差异的少数民族家庭 (如父母双方或一方是侗族、满族等 )的子女给予高考加分政策，又明显是对于同一城市父母双方都是汉族家庭的子女的一种不公平歧视 )。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平等对待各族 (族群、民族 )，同时着力提高各族人口素质，切实帮助一切处于困难处境的各族公民提高素质，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要大力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逐步在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等公共事务活动中普遍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对不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公民提供语言帮助和培训，不断提高各族公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活动的能力和水平。要特别重视教育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增加对各族公民的教育投资，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律推行双语教育、民汉合校、混班教学，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强对各族公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各族公民的科技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增加各族公民在受教育过程中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增强各族公民交往交流交融的能力，增强各族公民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能力，共同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贡献智慧和力量。     总之，我们需要顺应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潮流，善于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也充分吸取失败教训，与时俱进地推动民族政策实现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不断淡化 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促进中华民族协调发展、繁荣一体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① 谨对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魏星博士在有关统计资料方面提供的协助表示谢忱。     ② 胡鞍钢，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     胡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博士、特约研究员。     ③ 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新疆工作文献选编 (1949— 2010年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年，第 717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人民日报》 2010年 1月 23日。     ④ 胡联合、胡鞍钢：《繁荣稳定论：国家何以富强和谐》，第 257— 345页，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年。     ⑤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余涌等译，第 2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⑥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余涌等译，第 2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⑦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 22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⑧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 22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⑨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 2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⑩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第 2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1马克· I·利希巴赫、阿兰· 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 299— 30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2马克· I·利希巴赫、阿兰· 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 3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3马克· I·利希巴赫、阿兰· 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 303页，第 3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4马克· I·利希巴赫、阿兰· S·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第 30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5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新疆工作文献选编 (1949— 2010年 )》，第 70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年。     16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36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17参见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122— 36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18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401— 40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19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430、 43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20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423、 42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21参见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400— 43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22参见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51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23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第 270-27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年。     24参见马丁· 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第 509-52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第 365-37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年。     25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第 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26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新疆工作文献选编 (1949— 2010年 )》，第 70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年。     27参见《列宁全集》 24卷，第 130、 136— 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年。     28《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 2006年 10月 19日。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 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原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进入 胡鞍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族政策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769.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胡鞍钢 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胡鞍钢 胡联合：与时俱进推动民族交融一体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 相同主题阅读 胡鞍钢 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胡联合 胡鞍钢：”民族大熔炉”和”民族大拼盘”： 左凤荣：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值得借鉴吗 李水山：重温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的民族政策 易富贤：从湘西民族人口构成看中国民族政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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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国元：中国的改革还能“摸石头过河”吗？ 文章原标题：“摸石头过河”新解 作者：肖国元 来源：证券时报 来源日期：2012-3-14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6 6:49:34 阅读量：73次 　　经历了30多年的跋涉，眼下中国的改革走到了一个需要再次做出理性抉择的十字路口。30多年前，我们从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掀开了经济改革的大幕。尔后，以此为基础，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流通到生产，改革逐渐深入，不断扩大。这样一个“由浅入深、以点带面、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策略，后来被总结为“摸着石头过河”。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离不开正确有效的策略。而“摸着石头过河”是整个策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一个学理词汇，至今也没有严格定义，不过是过去做法的一种形象表达。但是，一旦上升到理念层次，它就具有了严肃神圣的政治含义。作为一种路径选择，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的根本原因。在许多人眼里，过去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全仰赖“摸着石头过河”。由此，我们在策略上形成了强烈的路径依赖。也正因为这样，任何偏离“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选择与行动都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即使步入深水区，我们在无石可摸的困境中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可以说，正是这种策略将我们引至现在的位置，让我们在分享成功喜悦的同时，也将改革置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是，如今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我们面临着摸不着石头的窘境。 　　其实，作为一种策略，“摸着石头过河”，其核心就是在自己的智识范围内，利用现有的条件，本着实际有效的原则，稳妥踏实地进行改革。也就是，在没有先例可援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现有的知识水平与逻辑判断，有针对性地选择改革对象与内容，确定改革方式方 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策略具有三个特征：一、利用现有的知识与经验；二、从小难度入手，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三、改革涉及的对象非常具体，关系简单清楚，结果可控。 　　就改革初期而言，这样的策略有着充分的理据。首先，改革初期，革故鼎新之事触手可及，能摸到的地方很多。其次，在百废待举的情况下，我们总是会选择有把握的事作为突破口；再次，为了降低风险，鼓舞信心，坚持“先易后难”的原则不失为明智之举。正因为这样，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国的改革风起云涌，活力四射。我们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国民经济获得飞速发展。如果要对前期的改革进行总结，“摸着石头过河”策略居功至伟。由此，它写进了中国改革的策略宝典，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改革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在浅层次的改革完结以后，我们面临着如何将改革推进的历史重任。令人忧虑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仍然坚持“摸不着石头不过河”的态度，那么，我们将面临不知所从的窘境。因为“摸着石头过河”策略缺陷明显：其一，受制于“石头”的限制，改革显得谨慎有余，开拓不足；其二，对于摸不着的东西，往往采取保守以至拖延搁置的态度。而近年来，改革进展显得迟缓，与这种策略就有一定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要突破计划体制的束缚，引进市场机制，用权利关系与利益机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改革初期，我们看到了利益关系与积极性的微妙作用，看到了承包制、责任制与企业发展繁荣的内在联系，看到了市场价格神奇的调节力量，看到了竞争的无限活力，看到了人员资金物资流动所具有的魅力。这些都是浅显的智识可以把握的，是我们伸手可及的“石头”。但是，我们看不到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怎样的政治体制配套，看不到市场经济与国企垄断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看不到民企发展需要怎样的周遭环境，看不到农民工进城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以配合，更看不到经济改革与教育文化改革、社会管理改革等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我们摸不着“石头”，心里没底。于是，我们犹豫不决，我们裹足不前。 　　事实上，回到改革初期，简单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也不像今天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块令人踏实的“石头”，工厂的承包制、利润留成等改革举措当时也是风险很大，更不用说价格体制改革，绝不是什么手到便拿的轻松活儿。其实，对改革的认知，会随着经验的积累而逐步提升，驾驭改革的能力会随着经验的提升而得以加强。这是人类智识演进的客观规律。 　　因此，跳出固有思维定势，在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一基本理念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人类文明的成果，借鉴别人的改革经验，我们的改革是大有可为的。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创举：一方面，它根源于中国，使得改革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它又根源于人类文明与世界潮流。从国情出发，我们采取务实的态度，坚持脚踏实地的原则；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出发，我们充分利用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理性地参照别人的经验，吸取别人的教训。只有这样，用世界文明的指南针替代过去的“石头”，我们才有可能驶向文明进步的大海洋，到达改革的彼岸。 缪一轮： 包袱祭 （选举网，2011年2月9日） 张志明：“摸着石头过河”过时了吗 （学习时报，2012年2月7日） 　　当下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深水区”，适应于改革开放初期“浅水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已经过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想借此强调目前改革的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是想着力克服各地改革“碎片化”的乱象。但以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来否定“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显然是对后者有望文生义的误解。“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它并不要求中国的改革发展都要摸着石头才能往前走，更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矛盾，用现代科学的语境理解，它其实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即试错法。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给中国社会治理所带来的最大的进步，就是社会改革方法的革新，用邓小平最生动的语言表述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错了改正过来就是了”。这些朴素的话语其实是在中国改革治理方面悄悄地实现了一场方法的革命，是用科学代替了空想，用理性代替了狂热，用务实代替了浪漫。 　　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国共产党30余年来对很多强加于社会主义而并非社会主义的因素的排除而逐步接近社会主义的，这种不断逼近社会主义真义的过程更是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试错的改革探索相呼应的。 　　应该说，邓小平结合中国改革治理所带来的方法的变革是明智的选择，中国3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和成功也证明了这种选择的正确。即便今后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所谓的“深水区”，但指导中国改革治理的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并没有过时，相反，它应该成为今后中国改革治理的基本思维范式。 相关链接： * 胡鞍钢： 顶层设计与 “ 摸着石头过河 ” 2012-3-21 * 相蓝欣： 中国政改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2011-3-2 * 高人： “ 科学发展观 ” 与 “ 摸着石头过河 ” 2011-1-3 * 房宁：政治体制改革也要 “ 摸着石头过河 ” 2010-12-31 * 陈志武：未来不需 “ 摸着石头过河 ” 2010-12-22 * 张冠梓： 美国学者解析中国改革 “ 摸着石头过河 ” 2010-1-27 * 魏英杰： 不能老让电视剧摸着石头过河 2009-1-7 * 哈佛教授： 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 , 总能找到石头 2008-8-19 * 朱红军： 厦门官方首次公开回应 PX 项目：摸着石头过河 2007-12-21 * 徐湘林： “ 摸着石头过河 ” 与中国渐进政治改革的政策选择 2007-8-21 * 田野： 诺奖得主：中国 “ 摸着石头过河 ” 已经过了一半 2007-3-12 * 一介：摸着石头过河 2007-1-5 * 魏加宁： 中国改革：告别 “ 摸着石头过河 ” 2005-8-11 * 孔善广： 改革：是否还需要继续 “ 摸着石头过河 ” ？ 2004-12-14 * 徐湘林： “ 摸着石头过河 ” 与政治改革的政策选择 2003-8-20 * 老笨牛： 改革不能老摸着石头过河 2003-6-2 * 李强： 政改和 “ 摸着石头过河 ” 2003-4-15